森林防火进校园 六有:中国秘密战：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情报部门“中社部”和陕甘宁边区保卫部门

一、中社部
　　1939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

　　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大，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中社部存在之日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谈起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不能不谈谈这个康生。

　　作者去过康生家一次，那是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曹大姐"。爸爸按说当年也是康老部下，不知为何没有同行。可能是六十年代初期吧，记不准日子了，那时康生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显赫，那次家访也就没有被当作历史性时刻牢牢记住。

　　那是一次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妈妈碰上出门给康生买衣服的曹轶欧，聊天之间发现两家就在楼前楼后，走路不过五分钟，曹轶欧记得对方会画画，就说请来家里教教孙女。

　　康生家住景山后街的一处大院，院中几幢洋房，红色铁皮的尖顶坡度很陡，属于北欧样式。会客室房间很高，家具很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这家待客用葡萄干。两个男孩还没有逮够葡萄干，妈妈就告辞了，也不知谈了什么。那时候要知道今天写到康生，还不多用些心思？

　　出门之后，妈妈教导："不要光吃葡萄干，看看曹大姐，袖口还有补丁，曹大姐上班在颐和园那边，自己挤公共汽车！"这就让人闹不明白，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奇怪？从小接哥哥的衣服都有补丁。挤公共汽车不好吗？妈妈每天从地安门到酒仙桥上班要骑车呢。

　　那次家访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妈妈挨斗，才想起--妈妈还认识曹大姐呢！妈妈却说，相识是由于延安审干的时候，曹大姐蹲点把妈妈当做特务关进监狱！

　　刚刚抵达陕北一年的中共中央，正在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剧烈变化的形势，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正在整合中央领导机构，急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赵容改名康生。

　　为什么选择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当时有句流传语言："保卫工作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担任。"那么，领导全体保卫干部的干部，岂非最好最好的干部？而康生后来的表现，却证明这是个最坏最坏的干部。作者不得不思索这个任命的来历。

　　数数延安干部，曾经担任情报、保卫战线高级职务的有：周恩来、陈云、康生、邓发、罗瑞卿、李克农、潘汉年、周兴等人。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陈云另有重任，罗瑞卿主要在红军工作，邓发、周兴参加过肃反，潘汉年、李克农在特科的地位不如康生，算起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深层原因可能不止于此。一些曾在康生领导下工作的老保卫干部说，当时康生总是强调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于中共的影响。从组织关系上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上级领导关系。特别是在中共内部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更起着关键的仲裁作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还是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表态，才使张国焘接受中央领导。这次王明、康生回国，行前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8月专题研究中国局势，讨论通过王明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党派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从国共对抗转为国共合作，这将要求中共实行180度的政策转变，异常困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国内干部的力量，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选中并派回的这种干部，主要就是王明和康生。

　　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在中**内仅次于王明。康生在国内也有相当资历，曾在上海从事基层工作，曾经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还有中社部职务所需的情报工作经历，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而且，康生曾在共产国际参与情报工作，学得不少"特别工作建设"经验。

　　正在健全情报、保卫工作组织的中共，当然也会重视这方面的国际经验。那时的延安驻有苏军情报组。中共中央和中社部都住在枣园，苏军的情报组就在中社部后边，专门盖的砖房，还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毛泽东直接掌握，通过化名"农委"的电台收发，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络，则全部经由苏军情报组电台收发。毛泽东重视与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苏军情报组组长孙平要求学习中**史，毛泽东就亲自为他讲解。曾在苏联参加过格伯乌工作的师哲，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了解情况，立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做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又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经手与"远方"来往的全部电文，后来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具有国际经验的康生，又多了一重担任中社部部长的条件。创立中社部，康生很是出力。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简称"特建"），颇有一套。上海暴动中坐黄包车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点心盒子里面藏着两只手枪，到德国时暗带毛泽东、朱德给德共的信件通过海关，等等等等，训练班的青年人听得入神。康生富于情报实践，还有国际经验；康生文化素养颇高，左右手兼能书法；康生社会经验丰富，三教九流都通；康生能够在延安称老，也有些来由呢。

　　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了中社部部长这个实权，康生在延安神气得很。身着黑呢制服，胯下黑色大马，随从黑色狼狗，那派头，比苏联格伯乌头头也不逊色！

　　中社部创立之初干部很少，孔原曾任副部长，很快调到南方局工作。前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好学聪明，十七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诗作和杂文，十九岁孤身一人闯荡上海，考入黎锦熙主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后来学校停办，潘汉年衣食无着，多亏朋友相助才度过艰难时刻，又在中华书局谋得校对员的差使。

　　中华书局是上海革命活动的基地，潘汉年在这里参加了进步工会组织的"五卅"罢工。1926年应邀加入文学团体创造社，在出版部工作。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郁达夫都是享誉中华文坛的人物，出版部一伙文学青年也很进步。面对国民党的压制，潘汉年这个"小伙计"显示出众的办事能力，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看来我家不会沾这个曹大姐的光了。

　　中央文革接见的时候，红卫兵管江青叫"江阿姨"，江青大为光火，说阿姨是保姆。这就令人诧异，那曹轶欧可是叫"曹大姐"的，论辈分大姐还不如阿姨。可是，还是没有人叫江青"大姐"。党内党外，人们只是叫"邓大姐"、"帅大姐"、"康大姐"。直到九十年代，作者才从一位中央警卫局领导那里打听清楚：大姐不是随便叫的。在中央办公厅，人们只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同志叫大姐，1927年以后的都不行！

　　"康老"、"曹大姐"，这两个称呼，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据说，延安时期能够称"老"的，也就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四位六十以上的老人，可年龄偏小的康生居然也能称"老"！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看清这个"康老"的水平。一个中央领导，居然能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喊："我看你的样子就是特务！"赵健民就这样被抓起来了。看相？红卫兵抓叛徒还要调查历史呢！康生的品德也令人鄙夷。总是喊"永远同江青同志站在一起！"临死又向毛泽东揭发江青是叛徒，早干什么去了？到这个时候，连中学生都恨江青了！

　　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人们看到，江青整老干部，大多靠康生提供炮弹。这才知道，康生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整过许多人。

　　作者的父母都曾经历延安审干，二老常说：公安保卫工作在刀刃上走路，执行政策不能有一点儿偏差！那么，长期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怎么那么"左"呢？父亲只说了一句："康生这人是个谜。"

　　带着这个谜，作者追问了许多了解康生的人。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王明、赵容积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对各地的中**组织发布指示。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这叫喜从天降！

　　潘汉年活跃于进步文坛，办周刊，写杂文，当年的小伙计结交诸多名人，被戏称"小开"（小老板）。北伐军兴，潘汉年应总政副主任郭沫若之邀，主编小报。潘汉年随军行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赶上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潘汉年在上海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写作大量文学作品，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江苏省委建立的中共第一个文化党组，书记就是潘汉年。后来。这个党组又划归中央宣传部，潘汉年又任中央文委的第一任书记，领导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亲自安排鲁迅同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见面。1930年，潘汉年负

　　责将"自由大同盟"、"社联"、"左联"、"剧联"、"工联"等各界左翼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任党组书记。26岁的"小开"，在上海各界路路通！

　　第二年，上海闻人潘汉年突然销声匿迹。有些熟人在街上碰到，他也只是寒暄了事。原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将潘汉年调到特科负责情报工作。自从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潘汉年始终在情报、统战工作的第一线活动。在中央苏区，曾参与红军与福建政府的谈判。长征路上，奉命转往白区，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白区党组织。国共合作初期，潘汉年又往来延安与南京之间，成为两党中央的联络人。长于白区一线活动的潘汉年深得中央信任，连毛泽东都昵称"小开"。

　　1939年4月，刚任中社部一室主任不久的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手术，计划经由重庆转往香港治疗。行前康生布置：如果能在香港待住，就留在当地搞情报。10月，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在敌后组织情报工作。以后，潘汉年长期在香港、上海、淮南一带秘密活动，在敌后与日本、汪精卫、国民党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多重要战略情报。接管上海时，潘汉年被陈毅要去担任副市长。

　　作为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曾多次往来于敌我之间，解放后被错定为"内奸"逮捕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受迫害的干部亲属纷纷要求平反，可是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均已去世，没有留下后代。但是，特科的老同事始终在怀念潘汉年。年迈的陈云向中央提出为潘汉年复查平反的要求。1982年，潘汉年于去世五年后得到平反。

　　潘汉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一线活动，又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光敏锐，文化素养很高，长于同各界人士交友，善于分析整理情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一个潇潇洒洒的中共情报英才形象，传遍中华。

　　中社部后来又任命一位副部长，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

　　抗战初期李克农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组建西安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建立许多情报关系。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康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风审干，就由李克农主持中社部和中情部常务工作。1946年底，搞"抢救运动"声名狼藉的康生，不得不离开延安到晋绥搞土改，中社部和中情部就由李克农负责。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李克农又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建国后，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情报工作与多方面工作结合起来。李克农一直主管情报工作，提出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情报工作的体系。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规定中共情报工作不能使用金钱、美色、暗杀手段，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成熟。而国际情报界，包括美国、俄罗斯等情报大国，直到2002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才开始检讨恐怖手段。

　　李克农一生处于中共情报工作的关键位置，人们公认：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担任中社部副部长的还有孔原、陈刚、刘少文、谭政文等人。

　　中社部的高层领导，个个都是人物。

至于康生之谜，还要慢慢分解。
党中央的情报、保卫机关是中社部；军队的情报机关是军委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锄奸部，部长吴慨之，副部长欧阳毅；政府系统，那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各行各业都有行话，圈子里面总是把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这么多情报保卫机构，单数边保的名气最大。这么说吧，边保处长周兴在边区的名气比毛泽东还大！这不过是句笑谈，那进出陕甘宁边区的"护照"，上面都盖着周兴的大印，普通百姓认不得什么中央领导，就以为这周兴是延安最大的官儿了。

　　百姓笑谈不说，周恩来副主席也要褒贬周兴。这天，周兴在延安城里巡视，迎面碰上周恩来，周恩来笑道："周半城来了！"

　　周兴纳闷片刻，明白了。延安城遭受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半城房屋损毁，中央机关都迁往城外的山沟，城里的机关只剩保安处一家。保安处位于南城，房子延伸到后面绵竹沟的窑洞，可不占据半城！明朝时分，南京有个沈万三，富比王侯，出钱帮助皇帝修筑城墙，人称"沈半城"。延安的周半城，虽然没有沈半城那样富，可也是兵强马壮。

　　统领全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中社部，是个精干的指挥机构。管理陕甘宁边区情报、保卫工作的边保，却是实施部门，实力派。

　　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体制借用美国体制，虽不是三权分立，却也号称"两权半"：政府、参议院独立，法院半独立。司法系统也有些特别，保安处兼有公安部门与检察部门的职能。边区的政权机构相当精简，各级一般只有三个部门，一处（分区和县为"科"）为民政、二处为财务，三处为教育，整个政府的人数都有严格编制。可是，保安系统却没有列入这个排序。边区称保安处，下面称保安科，明显特殊。参加政府会议的待遇也提高一级，别的部门限于科长的，保安处的科员都能参加。别的部门首长手下只有一两个科员，保安头头下面却有兵马，而且有明暗两个系统。明的，有武装的保安队，派往军队和某些单位的特派员；暗的，有各单位中兼职的"工作网员"。

　　保安处机关，一部（曾称局、部、科）管保卫，二部管侦察，三部管地方（后为审讯），还有干部处、办公室。早期，一部二部合为一部，担任一部领导的先后有谢滋群、布鲁。保卫与侦察分开后，师哲、赵苍璧等人担任一部领导，王凡、李启明等人担任二部领导。白栋才任三部领导，叶运高管审讯。实际上，保安处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三块，侦察、情报、审讯。在这三个部门主管时间较长的人是：侦察的赵苍璧，情报的李启明，审讯的叶运高。

　　保安处下辖各县保安科。县保安科实行双重领导，既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服从边保领导。保安科下属的保安队，又是县政府的惟一武装力量；保安科管理的看守所，又是县级的监狱。陕甘宁边区辖有5专区、22县、1市，到处都有保安力量。

　　延安市公安局由保安处直辖。也许因为延安是个城市，别的地方都称保安分处，惟有延安称为"公安局"。延安市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工作出色，被送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副局长王卓超接任局长，一气干了十年。日本投降后接任局长的郝苏是三八式干部，副局长康世昌是更为年轻的本地干部。解放战争后期收复延安，康世昌任局长、梁济任副局长。

　　延安市局在全市设有4个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桥儿沟，所长邵炎出身官僚家庭，22岁就带着少校肩章主管一个电话局，却要来延安吃苦，建国后任公安部局长。第二派出所所长杨开明。第三派出所所长朱化龙是知识分子干部，建国后任职石油部。第四派出所李所长是个长征干部。局机关：一科侦察，科长苟良法，在南京地下党时掩护职务是国民党警察，建国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二科治安、户口、消防，科长杨开明。三科司法，公检法的事情都管。四科总务。市局的干部配备很强，局本部大多是老资格的江西、四川红军，只有梁济一个延安人。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长征后调到市局工作，先后当过警察队指导员、第二、第一派出所所长。骑巡队指导员曾绍东建国后评为少将。

　　最显眼的是一支警察队。以往，中共保卫系统的武装力量，都称为警卫队、保卫队、特务队等，编制体制与军队相同。这次延安成立的警察队，就是中共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警察队的服装，与军队的灰色制服不同，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領章用铝合金特制，上有"边警"二字。战争中，作战双方的服装不能混淆，久而久之，军队服装式样的象征意义就十分强烈。中共军队的服装从样式到颜色，向来与国民党严格区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多少战士舍不得那顶红五星八角帽！延安警察的服式则与国民党的"黑狗子"一样，改装时不少战士闹情绪，还做了几天思想工作。警察队创建之时只有35人，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副队长张智理。不久，又由三个班扩编为三个区队，140多人。就这一个连，就是维护边区首府延安的全部治安力量。而且，中央首长的警卫员往往也从警察队中选调。林彪的警卫向彪、董必武的警卫冯文斌原来都是延安警察。延安城里主要路口，设有6个警察哨岗，兼有维护秩序与疏导交通的重任。警察队还要定期不定期地配合公安局治安科查户口、查旅店，延安城内有客店、骡马店十几家，商店上百家，居民近千家。延安经常召开报告会、群众会、文艺演出等各种大型会议活动，警察队还要负责警戒保卫集会安全。

　　延安市，外面说是边区的首府，内部说就是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市公安局就是首都公安局，民警多至300多人。市局的警察队任务重要，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武器之外，又给配备了乘马。那时的八路军马匹数量很少，能够有马骑的干部，可比现在乘坐专用轿车的官员少得多。延安市局的骑兵巡逻队有100多匹战马，由一名前国民党骑兵师教官担任教练。延安开大会，骑巡队每每出动表演，一声令下，战马一齐卧倒，用身体作为主人的射击掩体。骑术精湛的警察还可以站在马背上奔驰，惹得群众一片喝彩。每逢迎接外国或中央政府来

　　宾等重大场合，都要由这支骑巡队出马警戒。那威风，绝对不下于现在驾驶进口摩托的"国宾护卫队"。

　　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留守兵团。边区最高军事指挥部门是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是西北局书记高岗。还有延安卫戍司令部，司令员由驻扎边区的部队首长担任，先后有王震等人，副司令一职，一直由边保首长周兴担任。周兴此职绝非挂个空名，边保麾下，有个装备齐整的保安团呢！

　　保安团的前身是红军保卫局下属的保卫队，初期只有100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到达延安后扩编，从部队抽调精兵强将，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百分之八十是党员。3个保卫营，一个营警卫党中央，一个营保卫军委总部，一个营保卫地方政府。团部设有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后来又取消营的编制，直辖7个步兵连队，还有机枪连、警卫排，共1500多人，武器有轻重机枪，长枪，还有大量驳壳枪，但是没有炮，属于内卫部队的编成。可以说，延安的保安团，就是今日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

　　保安团第一任团长李文昌是江西宁都起义的红军，第二任团长李志舟是陕北独立师干部，第三任团长是刘镇，政委由保安处政治部主任邹衍兼任，建国后邹衍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第一任参谋长王志，第二任参谋长夏飞，建国后任总参二部武官。保安团由边保和联防司令部双重领导，编制训练归联防司令部管理，执行任务则由边保指挥。保安团的任务很多，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警卫，首长警卫员的训练派遣，会议与首长出巡警卫，社会治安巡逻，看守犯人，边防检查站与路口警卫，防空哨与机场防卫，延安警备司令部站岗，都由保安团派出兵力。

　　中社部的主要力量放在战略情报方面，边保的主要力量放在边区保卫方面。边保秘书李启明到中央领"特费"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相比起来，中社部的经费就宽裕得多，可见中社部情报网络之广。可是，中社部是党的机构，不对外，而保安处就有两块牌子，对内是西北局社会部，对外是边区政府的保安处。中共在延安的保卫工作，都是由保安处出头露面。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始终面对强大的对手。日本帝国向来重视间谍工作，在中国活动的就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作为友党的国民党，实际也把中共作为对手。国民党的中统局，从前身的一个科起就专职反共。军统局更是迅速膨胀，兼有抗日与反共双重任务。

　　中共这边，中央指挥部门--中社部，主要实施部门--保安处，也形成了完整的情报、保卫系统。

　　谁能斗过谁？

　　有识人士道：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