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欢迎词与欢迎辞:郑寅达：德国兴衰中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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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郑寅达：德国兴衰中的文化因素
作者：郑寅达 日期：2012年1月10日星期二
开栏的话
今日为流，昨日为源。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一幕幕王朝与共和的兴衰成败，一个个伟人与枭雄的功过是非，重大历史事件深处的内幕轶事，伟大发明与创新背后的艰辛努力，无不折射出深刻道理和重要规律。研究和认识它们，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自身，把握形势，把握未来。
从本期起，本报和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合作推出“世界史启示录”栏目。本着“读史使人明智”的理念，通过讲述人类的昨天，帮助读者解读今天全球出现的种种现象，并学会分析和判断未来的事态发展。首先推出的是文化篇，通过挖掘各国发展中的文化底蕴，从纷繁的历史风云中找寻人类前进的文化动力。
德国着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其经典着作《文明的进程》中指出：“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语是文化。”当我们徜徉在德国的历史长河中，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国家血液中涌动的文化力量，“诗人和思想家国度”的美称并不过誉。
德国是幸运的。920年德意志王国一问世，就占据了欧洲霸主的位置。它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殊荣，内在的基础是其独特的政治架构，国王由五大公国中最强势的公爵担任，保证了王国的活力，拥有了受人青睐的实力。然而外在因素更为重要，德国国王经罗马基督教会加冕，就成了“神圣罗马皇帝”，成了欧洲的世俗之主。由此，初登欧洲舞台的德国，成为保卫和推广基督教文化的主要世俗力量。然而，德国由此又是不幸的。受到罗马教会青睐的它，不仅在经济上成了教皇的“奶牛”，其本身的发展命运，也直接受到宗教与教会的牵连。当年基督教会的腐败和贪婪，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在向世界推出着名人物马丁·路德的同时，本国内部的各种力量也被分割成天主教势力和新教势力两大阵营。17世纪以德国为战场的“三十年战争”，便是以这两股势力为交战双方展开的。历时30年的战争严重摧残了德国的综合实力：人口大减，损失了约1/3，从原先的2100万下降到1350万；300多座城市、2000多个村庄被摧毁，大片土地因人口凋零而抛荒；政治上分裂局面加深，版图上出现了1789个相对独立的政权。当时有人曾形象地打比方，一年有多少天，德意志就有多少个邦国。德国由此丧失了霸主地位，逐渐被法、英等国超越。
逆境中的德国仍在发展，但重点有所变化。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将马丁·路德，是德国思想界作出世界性贡献的第一个例证。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奉献了莱布尼茨、沃尔弗、莱辛和康德，以及进入狂飙突进阶段的赫尔德、歌德和席勒。以后，影响更大的人物接连出现：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在音乐领域，随着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位音乐巨匠的登台，西方音乐迎来了 “德意志时代”。在科技领域，开普勒在天文学领域、沃尔弗在胚胎学领域、施莱登和施旺在细胞学领域、赫姆霍茨在物理学领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教育领域，普鲁士学者洪堡提出了高等教育中“科学研究领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并推动创办了柏林大学作为实验基地，取得良好成效。
世界上有些文明古国，一旦陨落，便逐渐难觅踪迹。而德国的文化成果，在不时地向世人展示其潜在的实力，以致在它最困难的时候，大家还是认为它处于“落后的政治经济、先进的思想”状态。文化成果维系着德国的国际地位。同时，这些文化成果作为综合实力的酵母和组成部分，又在酝酿着新的腾飞。
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在政治统一、经济起飞的同时，德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对德国上升为经济大国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4年里，全世界有42名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其中14名为德国学者。在物理学领域，伦琴、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化学领域，整个19世纪似乎成了德国人的世纪，在化肥、染料的研究和制作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在医学领域，柯赫等德国科学家也取得了开拓性成就。在工业革命早期，“made in Germany”的字符是英国人要求德国商品打上的符号，意在提醒人们注意这可能是低档产品。然而在德国腾飞后，该字符却成了制作精巧、质量优良的代名词。在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德国仅用大约30年的时间，经历了英国用100余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迅速跨入通向世界强国之路。
在第二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其文化繁荣的含义就更加广阔，人文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文学上，出现了霍普特曼和托马斯·曼两大文豪，后者的长篇小说 《魔山》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一书，是上世纪20年代国际畅销书之一，曾被译成数十种语言。社会学领域则出现了巨匠马克斯·韦伯。心理学领域，一方面兴起“形态心理学”，另一方面，心理分析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柏林取代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成为这个新学派的中心。此外，多元化的戏剧、电影、轻歌剧、音乐、绘画，争奇斗艳，此起彼伏。此时的柏林，第一次能以欧洲文化都城的地位与巴黎和伦敦并肩媲美。
然而，在德国再次崛起的进程中，思想文化界一直涌动着另一股潮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沙文主义叫嚣也不断升温，强调德意志人和德意志体制的优秀性，要求由德意志人来制定世界规则。纳粹分子上台后，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甚至做出了“焚书”的惊人举动，以反对“非德意志”文化为由迫害知识分子，非但中止了魏玛时期良好的文化发展势头，还使德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荒漠”。 纳粹政权的恶行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联邦德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发展起来的。在大部分德国城镇，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火车站和公共事业设施被毁。粮食供应紧张，燃料缺乏，饥饿和寒冷成了居民的主要威胁。以矜持著称的德国人，甚至会在田野里与野狗争夺一块发霉的马铃薯。通往农村的火车车厢外，常常扒满了前去觅食的逃票乘客。由于货币作用降低，买东西必须使用购货证，香烟成了抢手货，往往成为物物交换中的计量单位和不等值物品交换中的“找头”。不少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德国充满敌意，视其为不可救药者。然而，联邦德国犹如涅槃的凤凰，不仅很快走出困境，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进入了经济腾飞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德国再次实现统一，同时在联合起来的欧洲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德国的重新崛起，得益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但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联邦德国的忏悔文化不仅逐渐消除了周边国家的敌意，也在潜移默化中教育了本国民众。由于纳粹政权长期实施文化专制主义，一直大肆宣传德方在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不少民众深信不疑，更加难以接受当时世界舆论对全体德国人“集体过错”的说法。这时，部分德国知识分子承担起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的重任。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德国就出版了数本反思性著作。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一书，条理清楚地向读者揭示了党卫队的真相；雅斯贝斯的《罪责问题》一书，提出每个德国人都有道德罪行和抽象罪行，都应该进行深刻反思；著名历史学家迈内克出版了《德国的灾难》一书，指出纳粹政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德国长期以来未能将精神与权力、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联邦德国成立后，阿登纳以政府总理的身份，于1951年9月公开发表声明，向纳粹政权的受害者道歉，并呼吁“德国人民有责任作道德和物质上的补偿”。然而，随着联邦德国走向经济繁荣，全国上下出现了集体“健忘症”，大多数德国人似乎忘记了纳粹时代的暴行。于是从上世纪60年代起，政府、宣传机构和教育机构开始重视 “战争记忆”，鼓励人们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广泛揭露纳粹暴政，吸取历史教训。1970年，时任总理的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下跪，更是把忏悔文化推到了顶点。
其二，联邦德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有效提高了本国的综合实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其他国家对 “德国崛起”的不良反应。战后德国的特殊地位，使其必须要寻找一条特殊的强国之路。突破口之一就是文化。在百废待兴的年代，恢复经济、填饱肚子无疑是当务之急，但德国人还是把重建文化放在重要位置。战后初期，各地的小剧场、歌舞厅、报告厅等就开始涌现，仅柏林一地就有2000多个，大多没有暖气，饥肠辘辘的参与者在寒冷中听报告、看演出，乐在其中。1951年，德国首次在柏林举办国际电影节，向各国伸出友好之手，同时展示本国新影片。出版方面，为应对经济困难，开始推出简装书，甚至是不用装订的折叠书。同时法兰克福取代莱比锡成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心，1946年在那里建造了国家图书馆，1949年起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图书交易会。各地图书馆大增，短期内数量就翻了一番。精品小说《浮士德博士》(托马斯·曼著)、著名杂志《明镜》周刊，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1950－1960年十年间，联邦德国新建的学校，比1945年以前85年内建造的总数还要多。
其三，联邦政府积极参与 “欧洲联合”，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榜样在先，德国人在战后两极对立的格局下追求欧洲联合，本来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然而，法国人的仇视，以及作为联合第一步的“欧洲煤钢联营”，其直接目标是在战争物资的生产上捆住德国的手脚，这道坎却不是每个德国人都能轻松迈过的。然而联邦政府经受住了考验。阿登纳强调：“在当今的欧洲，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我决心使德法关系成为我的政策的核心。”从1968年起，欧共体开始实施共同的农业政策，组建农业共同市场。共同体农业生产者在出口农产品时，可以得到出口补贴，金额相当于共同体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由于德国的出口品主要在工业领域，因而基本上享受不到补贴，成为共同体资金的净贡献方，但为了欧洲的共同利益，它勇往直前。
其四，联邦德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坚持自己的道路特色，获得了平稳发展的制度保障。在神圣罗马帝国前期，德国处于欧洲的领先地位，德国的道路就是欧洲的楷模。然而进入近代以后，法国的启蒙运动领先了，德国从此陷入思想文化上的困境：究竟是紧跟西方，还是坚持自己的独特道路？纳粹制度的溃败，似乎证明了德意志独特道路的失败，战后初期西占区的民主化改造，也在力图消除德国的特色。然而，联邦政府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制度和经济上坚持市场原则的同时，推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由于坚持国家的适度干预，尤其是在其他国家大搞赤字财政时，德国坚持货币的稳定运行，从而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普遍受困“滞胀危机”时，德国得以遭受最小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