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子女详细近况【图】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不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口述/叶尚志 陈长璞 整理/季天琴  安庆江边，陈家的老屋早被拆毁，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明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提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          陈长璞沉浸在回忆里，面带遗憾地说，当年老屋是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 老屋旁残留的一角是当年陈延年、陈乔年的读书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门就面对着一个公共厕所。有关部门曾经在墙上镶了块“文物保护单位”的招牌，可是里面还有几家住户，住户们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这是一个被忽略、被遗忘的角落，如同安庆城的气质。很少有人记得，这个三级城市一个世纪前是安徽的省府，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受到“托匪”的牵连，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叶尚志少时离陈家故居南水关只隔几条巷子，他初中时虽偶然听说陈独秀蹲在南京“模范监狱”的消息，但没听说过他的两位公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任何情况。在延安、在华北根据地的时候，他也未曾听闻过这两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点信息是在解放之后，曾与陈延年在广州一起工作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诉我，说陈延年是‘小列宁’”，叶说。  叶尚志从工作岗位离休后，多次回到故乡安庆，见到了陈松年。那时陈松年已经是79岁，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长女长璞在身边照顾。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陈长璞温情地说，他们都是和善、温润的人。陈松年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1950年，这个原来的教书先生没有接受安庆二中的聘书，而是去窑厂做工人，谨慎的他担心，他的身份会给他带来风波——“陈独秀的儿子”带给他的不是本应的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陈长璞的母亲窦珩光安徽高师毕业，来自书香门第的她坚持儿女应受教育，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学费，她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  “邻居们不知道我们和陈独秀的关系，如果不是政审，学校里也没人知道我是‘黑五类’子女。”陈长璞说。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不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延年、乔年  陈延年1898年出生，他在安庆度过了私塾、尚志小学、全皖中学的求学生活。他自小穷经究理，不苟言笑，对旧书掌故、新书知识都有兴趣。  他与小其四岁的胞弟乔年感情深厚。因其父陈独秀早期任皖省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奉袁世凯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还声明要斩草除根。陈独秀逃亡日本，延年兄弟得到消息后后逃至怀宁乡下躲过，免遭毒手。  陈松年晚年回忆，他的祖父陈昔凡刚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倪嗣冲派来的一批打手突然来到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还抢走了陈家珍藏的一批字画，并扬言要抓走陈独秀的三个儿子。  此时延年、乔年听说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墙逃走。而松年那年才3岁，翻墙时不慎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邻家的一妇女见松年掉进澡盆后，急忙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顺势装出要给松年洗澡的样子，就这样松年才没被抓走。为此，官兵却将陈独秀的长兄陈孟吉的儿子陈永年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去了，还让他坐了四年牢。 1915年延年17岁，乔年13岁，由其父接到上海求学，让他们见见世面，意在培养见识，开阔眼界。两年后，双双考取震旦大学。 陈独秀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现在对两位亲子的严酷要求上。他让小兄弟俩睡在亚东图书馆发行部门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兄弟俩勤工俭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平日衣衫褴褛，面色憔悴。  延年、乔年的继母兼姨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独秀不以为然。高君曼改请友人潘赞化从中说情，陈独秀剖析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发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事实上，兄弟二人的倔强个性也酷似其父。连经济条件宽裕、十分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流泪要给以补助照顾，均被拒绝，两兄弟声言决不依靠任何接济。  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并无直接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陈独秀不顾凡俗，与姨妹高君曼意气相投，终于同居结婚。陈延年站在生母高晓岚一边，对其父缺乏联系和感情。  在当时中外各种复杂思潮影响下，陈延年因为能阅读法文原著，曾一度信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在赴法勤工俭学之后，陈延年兄弟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同被选为委员；后来回国在上海、广州，他是与赵世炎、周恩来齐名的革命家。  1923年，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派遣延年、乔年兄弟同赵世炎等人从法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因国共合作的需要，陈延年等奉命回国往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  回国后，兄弟俩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郑超麟回忆，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总书记。原以为相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激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谈起了工作。
昆仲双烈  陈乔年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  这两兄弟，除了相貌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爱说话，爱讲故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几个人会聚一起时，总能听到他的低音。乔年则一声不响。开会时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后来渐渐练习也能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虽然不及他的哥哥。  这些都是郑超麟记忆中陈延年、陈乔年的模样，“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  1927年，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陈延年在狱中沉着冷静，说是这家主人雇的烧饭师傅，审讯他的特务看他黑黑的脸，穿着破衣，也信以为真。一天，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江孟邹先生突然收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寄来的一封字迹潦草的信，他拆开一看大惊失色。信上写道：“鄙人于6月26日被捕，现拘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烧饭司务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衣衫裤都破烂了，天气又热，请先生替我买一套衫裤来。谢谢！”  汪孟邹托胡适疏通，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便请吴稚晖帮忙，不料好心办成了坏事。吴稚晖本来与陈独秀、胡适都熟，又因信仰无政府主义，帮助过延年、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但陈独秀文笔不留情，骂过吴稚晖为老狗，又因延年、乔年兄弟在法国已公开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父子与吴政治上裂痕很深。  吴稚晖得悉陈延年被捕，惊喜若狂，立即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诬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陈延年的身份暴露。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龙华刑场站着被被刽子手乱刀砍死。  次日，国民党的报纸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铲除共党巨憝》，大肆吹嘘“清党”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并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亲笔“贺函”。  陈松年晚年回忆，当时得到噩耗，全家如五雷轰顶，老者痛不欲生，只能由其妹陈玉莹、其弟陈松年前去处理后事，当时不仅不让收尸，而且连看都不让看。  第二年6月，二哥陈乔年被捕，年仅26岁，又在龙华遇害。又是陈玉莹、陈松年去处理后事，仍然不能看到遗体，其惨烈之情，难于言表。以至陈玉莹受到严重刺激，得了血崩症，一病不起，年仅28岁。  延年未婚，但乔年却与一位革命伴侣相恋之后结婚。在上海生有一女，在襁褓中其父乔年被捕遇害，其母只得隐姓埋名送到救助革命子女的互济会抚养，至今七十年，虽有些线索，但不知确讯。  没有人知道陈独秀得知儿子死讯时的情形。“托派”骨干濮清泉后来回忆，在“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监狱的大墙里后，陈独秀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松年一家  叶尚志还记得安庆东南角上陈松年的破旧蜗室，墙上挂着其父陈独秀四十多岁的相片，陈独秀留了一撮短须，目光炯炯。旁边挂着生母高晓岚女士的相片，一副大家闺秀气质。高晓岚1930年在安庆病逝，她抚养了亲生子女五人，除小女幼殇外，余皆成人。  大哥、二哥、姐姐惨死，家破人亡，处境艰辛险恶。在漫长的岁月里，陈松年一家只得韬光养晦，使他养成谦恭本分、与人无争的性格，与两位兄长性格迥然不同。  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28岁的陈松年弄了几条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结果日本人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  虽然日子十分艰难，但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给陈独秀平添了不少的欢乐。在陈独秀人生最后岁月里，陈松年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  解放后，由于其父身份和其他复杂因素，延年、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也不为人知，松年一家处境没有什么变化，甚至生活也无法维持。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舰迎接主席下地。谈话间，毛泽东遂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傅说：“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  当得知陈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最高领袖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有功底、见多识广的陈松年才被安排为市文史馆员，后为省文史馆员。1979年，正值拨乱反正之际，陈松年斗胆致信给安庆有关部门，要求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了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钱由官方出。重垒一座如百姓无异的坟头、再加立碑，共200元人民币。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在恢复政策后，陈松年子女陈长琦、陈长璞等作为“受教育子女”才得以返城。子陈长琦现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陈长璞泼辣、开朗，曾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对家史非常钟情。  1981年，如先祖一样直率的陈长璞为陈独秀“历史遗留问题”上书中共中央，一位中央领导就坟墓一节做出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安庆市财政再拨款2万元，第二次修墓。这一次，墓身砌上水泥，但坟顶却未封，依旧黄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盖棺而论未定。碑也推倒重立，碑上只极简略地镌着安徽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五个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眼瞅着为陈独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遥了，不知为何却又杳无音信。陈长璞却坚信冰雪终将消融。1998年，在李铁映、曾庆红的批示下，安庆的“陈独秀工程”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在历代后人的推动下，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公理在一年年复苏。
同父异母的兄妹们  陈鹤年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他与三个哥哥延年、乔年、松年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与姐姐陈子美为高君曼所生。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就离开了父亲，来到了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  陈鹤年1913年出生，曾在北平等地求学，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在北大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但由于其父陈独秀等复杂原因，陈鹤年不为各方所容，后远走香港。陈鹤年在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  反右开始后，陈鹤年的大女儿陈祯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最后却成了右派分子。据说就是因为她的祖父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父陈鹤年又在香港，有里通境外之嫌。 为了保护好几个孩子，无奈之下，许桂馨与在香港的丈夫陈鹤年宣布解除了婚约，以表示她与丈夫划清了界限。  即便如此，子女们还是未能走出阴影。二女儿陈祯荣在汇报思想时，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三女儿年幼无知，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又成了反革命。小儿子祯祺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鹤年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落实了政策。除了陈祯荣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余生，时年77岁。家人本着他一贯的低调，不予公告。  而陈独秀的次女子美，早年半工半读，进入职业学校，先学收发电报技术，后又学妇产科，经历不详。  上个世纪，陈子美落难成了牛鬼蛇神，走投无路之下，她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与儿子泅海偷渡香港。1970年，她身系五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到达香港。  在陈子美失踪后，世人都以为她已自尽，有的陈独秀传记中还注明“陈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  谁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环球时报》上，竟刊发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对陈子美老人的专访。  原来，在成功抵达香港后，因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未等见其弟(陈鹤年)，陈子美便又经千辛万苦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岂料1991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后，却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拿走，从此只好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因积欠房租一万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若不在规定的期限内缴足欠款，88岁的她就只能流落街头。老人只筹得两千美元，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当地报纸披露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已应其本人要求提请法院延期审理此案，并资助了五千美元，但仍欠七千美元。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闻此讯后，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九千美元汇给了陈子美老人。 一个月后，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访问美国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派出两位领事携鲜花前往老人的住处探望，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陈子美遂于次日在住处召见记者，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  2002年，陈长璞去美国探亲时曾见过陈子美，她评价这位姑姑说，“她是个相当独立、相当坚强的女性，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2月25日，陈子美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此间无任何亲人来看望她。4月14日下午4时，陈子美客死纽约。她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冷清离世，少有人过问，后事拖了一月之余。  

陈独秀与他的子女

陈独秀（资料图） 

陈独秀共有6个子女，即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后改名陈哲民）、长女陈玉莹、次女陈子美（其中，延年、乔年、松年、玉莹为陈独秀和结发妻子高晓岚所生，鹤年、子美为陈独秀与高曼君所生）。这6个子女，大都走上了献身革命、自立自强的道路，其中，陈延年和陈乔年，同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之所以能够献身革命、自立自强，是与陈独秀的教子有方分不开的。

长子陈延年

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陈独秀对自己的子女非常疼爱。但是，陈独秀常年为革命奔走，公而忘私，无暇顾及家庭子女，不仅未能在家庭生活上给子女带来幸福，反而还曾因他从事革命活动而连累了家人，危及子女的生命安全。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徽都督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被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通缉。由于柏文蔚、陈独秀迅速逃往上海，倪嗣冲没有抓到他们，便对陈独秀在安庆的家人进行迫害。他们将魔爪伸向陈独秀的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延年和乔年，并扬言要斩草除根。幸好陈家事先得到了消息，让延年和乔年去乡间躲避，倪嗣冲才未能得逞。延年和乔年在乡间躲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安庆。随着年龄的增长，兄弟俩越来越感到，在安庆这个小地方，已经学不到更多的知识了，他们渴望外出求学。他们的这一愿望和志向得到了祖母和母亲的默许。

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之事。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安庆老家的来信，得知延年、乔年兄弟俩想出来读书的消息。陈独秀感到儿子已经长大，应当让他们出来闯一闯。因此，他对延年、乔年兄弟俩的想法表示赞成，并回信让他们立即到上海来。

于是，兄弟俩辞别母亲和祖母，乘舟东下，于1915年冬天抵达上海。那时延年17岁，而乔年才13岁。兄弟俩初到上海时，一度与父亲住在一起。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住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则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当时，陈独秀虽然已闻名全国，但收入却不多，每月给兄弟俩的钱为数很少，只能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开支全由兄弟俩自己谋取。平时，延年兄弟俩只能“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由于生活艰苦，“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对延年兄弟俩的生活状况，旁人都以为太苦，常表怜悯之意，但他们自己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有意识地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作为父亲，陈独秀也支持孩子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自创前程，让他们更好地成长起来，将来成为有用之材。这让既是姨母又是继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她曾数次苦劝陈独秀让孩子们回家食住，还通过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代为恳求陈独秀，但陈独秀总不以为然，说那样姑息养奸，不可！他以为高君曼“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没有辜负陈独秀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学习，自立自强，后来一起考进了震旦大学。1920年2月初，他们又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于延年、乔年出国留学的愿望，陈独秀完全赞成，并劝过兄弟俩去苏俄留学。可是延年、乔年当时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对苏俄有些反感，坚持要去法国。他们在法国期间，逐渐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一度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怀疑，最终同无政府主义决裂，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此后，延年和乔年先后参加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1922年冬，兄弟俩又一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乔年兄弟俩及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4月中旬，他们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期间，兄弟俩更加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终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4年夏天，由于国内革命工作需要，陈延年奉调回国。两个月后，他返回阔别了4年多的上海，并与当时在上海的父亲陈独秀团聚。陈延年回国后，中共中央立即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并没有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中央机关，留在自己身边。而同过去一样，他希望延年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因此，陈延年很快被派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广东去工作。

到广东之初，陈延年负责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4年底、1925年初，他接替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直到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东。在此期间，他和周恩来、彭湃、毛泽东等人一起，领导了广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统战工作，并将起初只有几百名党员的广东党组织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名党员、领导数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他在广东最突出的功绩是成功地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毛泽东当时就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还有人称他是“共产党中的两广王”。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陈延年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决不盲从。他曾多次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的鲜明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精神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称赞。

1927年3月，陈延年率中共五大广东代表团离开广州，北上武汉，准备出席党的五大。可是刚到武汉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决定派他和李立三、聂荣臻等人火速赶往上海，传达中央关于开展反蒋斗争的指示。他们刚到南京，便获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上海后，陈延年接替罗亦农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虽因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中共五大，但仍被大会选为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延年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时，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四一二政变后，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陈延年毫不畏惧，勇敢地承担起重整党组织的重任。他与担任区委组织部长的赵世炎一起，开始为恢复被摧残的党和工会组织日夜奔忙。陈延年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6月下旬，他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了。反共头目吴稚晖听说陈延年被捕，欣喜若狂地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立即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了一封所谓的“贺函”。杨虎立即下令严加审讯。面对凶残的敌人，陈延年毫不畏惧。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任何需要的东西，只好将他杀害来泄愤。1927年7月4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将陈延年秘密处死。陈延年在牺牲的时候非常壮烈，当敌人要他下跪时，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号，虽然几个执刑的士兵用力将他按住，但当刽子手松手挥刀时，他突然一跃而起，遂被按在地上用乱刀砍死。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面对死亡，他仍如此坚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气概，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当陈独秀得知自己的长子被害的消息之后，一连好几天不说一句话，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默默承受着丧子之痛。 

次子陈乔年

陈乔年于1925年春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他一到北京，就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与担任区委书记的李大钊一起工作。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参与中共北方区委的重大决策，并同李大钊、赵世炎等人一起，为发动各界群众与北洋军阀政府斗争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离京南下，并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在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上，陈乔年和他的父亲陈独秀、胞兄陈延年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父子三人同时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党的五大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陈乔年留在武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代理部长李维汉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作为中央委员，陈乔年出席了党的八七会议，并表示完全拥护会议对自己父亲的错误所作的批评，拥护党确定的新的方针政策。八七会议后，陈乔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告密，陈乔年在开会时被捕。从被捕的第一天起，陈乔年就清楚地知道，由于他担任了党的重要职务，又是陈独秀的儿子，必死无疑。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同敌人作斗争。当他的身份暴露后，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费心和花钱，同时继续在狱中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龙华的枫林桥畔，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6岁。

陈独秀得知自己的又一个儿子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后，极其悲痛。这个性格刚强的硬汉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陈延年、陈乔年牺牲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道。她一直为他们两个的安危担忧。为了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长女陈玉莹来到上海。不料，陈玉莹到上海得知哥哥延年和弟弟乔年都已牺牲的消息后，由于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就在乔年牺牲的同一年，玉莹也病死在上海宝龙医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三个亲生骨肉接二连三地惨死，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万分悲伤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三子陈松年窑厂工作30年，1980年退休

陈独秀一生中，曾于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日四次被捕，先后坐过北洋军阀政府、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政府的监狱。陈独秀不畏惧坐牢，在狱中，始终保持着昂扬正气，铮铮铁骨，不向敌人屈膝投降。陈独秀言语不多，不善辞令，但他的一身正气和硬骨头精神却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子女。

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后，国民党最高法院于1933年6月底以所谓“进行叛国的文字宣传”之罪名，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随即，陈独秀被关进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名老虎桥监狱）。之后，他的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都曾去监狱探望。

陈松年第一次去南京探监时，由于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亲，悲喜交加，激动得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唯有伤心落泪。这时，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严厉训斥他。陈独秀对这个多年不见的儿子所讲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在一般人看来，陈独秀这样做似乎不近人情，其实，这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自献身革命以来，他虽犯过不少错误，走过不少弯路，但有一点却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从不向恶势力低头，从不因处境艰难而悲观失望。自身如此，他当然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表现得过于懦弱，看到儿子伤心落泪，便免不了加以训斥。以前，陈松年虽然多次听祖母、母亲及其他人说过父亲的倔强脾气、坚强性格，却从未直接感受过。这一次，他总算亲自领教了父亲的厉害，而且印象至深，永世难忘。后来，陈松年同父亲接触多了，耳濡目染，学到不少东西。他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经历过大风大浪，但在自己的一生中，也遇到了不少艰难曲折，每次他都能像父亲一样，刚正不阿，泰然处之。陈松年常对自己的子女说，人要知足常乐，遇事要想得开。还说，人生在世，一定要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陈松年曾做过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在抗战时期，又随父亲到达武汉、重庆、四川江津，饱经战乱之苦。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江津后，他妥善地料理了父亲的后事。1947年又将父亲的灵柩由四川移至安庆市郊安葬。1949年春天安庆解放后，陈松年起初在街道义务帮助做行政工作。后来，街道办了工厂，他就选择到又脏又累的窑厂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从未调动过，直到1980年退休。 

四子陈鹤年 在香港创办进步杂志

陈独秀的四子陈鹤年第一次到南京监狱去看父亲时，天真地提出要想办法帮助陈独秀越狱逃跑。陈独秀不但不赞成，反而将他骂了一顿，说他“胡闹”。

不过，骂归骂，陈独秀对儿子的这片孝心还是感到满意的。陈鹤年也没有因为挨骂而对父亲不满，以后仍经常去看父亲，并尽力帮助父亲。陈独秀在狱中写的《自撰辩诉状》，就是由陈鹤年拿到《民声报》去秘密印刷后，在社会上散发的。

陈鹤年在父亲的影响下，后来也走上了自立自强的道路。他于1934年考进了扬州中学高中班，未毕业又转到北平，进入北平致诚中学，在这里完成了高中学业。之后，他考进了北平法商学院。一二九运动之后，陈鹤年加入了“民先队”和中国共产党，经常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抗日宣传，是北平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卢沟桥事变后，陈鹤年留在北平，继续进行秘密斗争。1938年秋天，他的身份暴露，不得不立即转移。于是他经天津、上海去香港，想再从香港设法去延安。但是，离开北平后，陈鹤年就同党组织断了联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接上，关系一断，要去延安就很困难了。在港期间，陈鹤年先后在香港《立报》、《时代评论》、《星岛日报》等报刊社工作过。后来，他自己创办了一个杂志，最初叫《少年文艺》，主要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个杂志受到反共的港英当局的查禁，陈鹤年遂将刊名改为《新少年》，继续出版，名称虽变，宗旨未改。他办杂志，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对社会做出贡献，为了教育和培养青少年。为将杂志坚持办下去，他不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还把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贴了进去。

女儿陈子美　定居加拿大

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生于1912年。由于陈独秀投身革命，东奔西走，终日生活在动荡不定之中，陈子美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这种经历对她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子美的性格也像陈独秀一样倔强独立，敢作敢为。她在抗战爆发前学习过收发电报的技术，在杭州电信局工作过。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子美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失了业，在泰州、上海、南京之间靠“跑单帮”维持生活，还学习过妇产科的接生技术。上海解放后，她当上了里弄的“接生员”。第二次结婚后，又随丈夫由上海定居广州。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子美受到残酷迫害，吃尽了苦头。她不甘屈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同两个儿子一起由广州逃到香港，后来又去了加拿大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