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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恐惧的生活(1)

最近，我偶尔思考起有关“和平世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和平世界”与理想的社会一样，也许仅仅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我发现，对于我们这些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的人来说，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距离我们追求的理想社会还有着巨大的差距。

因此，我的思绪从“和平世界”转而想到了“没有恐惧的生活”。说到恐惧，也许我们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生命、财产、名誉、行动的自由以及生活的安全是否受到了威胁。然而，事实上问题要复杂得多。我们也许更应该重视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并不违反法律和一般道德规范，却在无形中给人们造成了精神上的恐惧与痛苦的事情。

没有恐惧的生活

在人的一生当中，无论是一言一行，还是一举手一投足，都有意或是无意地、每时每刻都会感受到的某种无形的压力，我们把这种精神状态姑且称之为强迫症状。那么，这种精神状态必然会引起一些精神障碍，其结果就是，即使相应的威胁和压力被消除之后，人的精神依然会呈现出一种异常的状态。

回想自己所走过的历程，结合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我可以肯定地说，上述异常的精神状态的影响绝非个例，而是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无法幸免的“通病”。

时至今日，我已经没有勇气公开宣称我们日本人没有被赋予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并非是别人赋予的，或者说，被赋予自由的地方实际上是不存在真正的自由的。

在我看来，我们日本人甚至并不明白自由为何物！因为很少有人懂得自由的最大敌人正是诱惑与成见。我们追求的充其量只是摆脱了某种强制的自由。诚然，这种自由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样的自由就好比一只手摆脱了束缚，而另一只手又被束缚住了一样，是一种得而复失的自由。

我有些跑题了。我们日本人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日本人的这样一种特质：不敬畏该敬畏的，反而惧怕本不该惧怕的。

当然，所谓的本不该惧怕的东西，实际上只是理论上的。因为事实上，那些东西会以一个不确定的形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如果对其置之不理的话，它就会不定在什么时候让我们吃到苦头。如果我们人人都能有坚强的意志，坦然面对这些威胁与痛苦的话，自然一切都不会成为问题。然而，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幼稚。

因此，我们有必要明确那些莫名的威胁来自何方，并努力去消除它们所带给我们的恐惧与痛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今后的生活充满希望，才能让我们的民众生活在一个更为宽松的气氛当中。

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日本人表现出的恐惧的表情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人内心恐惧，但为了掩饰这种恐惧，表现得非常平静；有的人虽然恐惧但却虚张声势，凡此种种。但即便如此，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由于内心里的某种恐惧感，并因此而形成的屈服于这种恐惧感的抑郁的情感。

究其根源，这种令日本人感到恐惧的真凶就是所谓的无视“人性”的社会思潮。毫无疑问，这种社会思潮是封建陋习中最为典型的表现。然而，在对这种封建陋习进行批判的过程当中，既包含了某种忌惮，也不乏对民众进行恐吓的言辞。由此，日本人那种特有的精神构造展现得一览无余。看来中国典籍中的那种“大丈夫”的气概，在传入日本后，由于其独特的风土人情很快就褪色了不少，真是可悲可叹啊！

把一切都归咎于封建制度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我更为迫切地想要知道，为什么虽然各国的封建制度形态各异，而唯独日本的封建制度造就了如此具有独特性格的日本国民？！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即便在德川幕府的恶政下，当时的日本人也远胜于当今时代；虽说明治维新是一场并不彻底的革命，却也使日本有了近代国家的风貌，举起了进步的旗帜。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血液受到了毒害，并非都应当归咎于专制的封建政治，更重要的根源，应当是名不副实的欺瞒政治及其影响力。

教育诏书（1890年10月30日发布，目的在于明确天皇制国家的思想以及教育理念。 译者注）

在明治时代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随后它便渐渐地被当做一个招牌，频繁地用于鼓吹军国主义。

形式上，它标榜皇室和国民之间是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但实际上，皇室和国民却是主仆关系，甚至差距更大。

议会被标榜成国民的代表。而议会中的各党各派却只顾各自的私利，除了纠结于政权，从不把国民的利益放在心中。

没有恐惧的生活（2）

类似这样的现象，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秩序只不过是维系人们利害关系的表面形式。权力带着各种伪装，已经干涉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社会生活是由那些“暴发户”来支配。所谓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的美丽辞藻，都被那些崇尚权势又谋得权力的人所拥有，并成为他们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的幌子。

日语中的“ 無理 ”（“您怎么说都有理”），所传达的那种对于对方的言语、行动表示无条件接受的思想，也许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这和“泣 子 地頭 勝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表达的思想一脉相承。

然而，令我颇为不解的是，我们却并不因为自己的这种思想而羞臊难当。

那些嘴里叨咕着“邪恶当道,正理无存”的人们，虽然面带轻蔑的微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其实他们整日里神经紧绷，总得提防着突如其来的“无理要求”。而他们的那些靠不住的“道理”只会被他们压入“箱底”，因为“道理”并不能成为他们挑战“邪恶”的武器。最大限度地阻止“邪恶当道”的不是“道理”，而是完全异质的、类似于哀告、祈求的东西。

我们日本人除了会感觉到来自“上司、长辈”以及“权力”的压力之外，几乎所有人（当然，其中也有例外）都会感受到的压力是来自于所谓的“社会”。需要说明的是，此“社会”非彼“社会”也。我们常说的“社会上人言可畏”“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抑或是“社会舆论”等所指的社会都是我们所处的一个无以言状的、莫名的周围环境的一种价值取向。它不是某一个个体的人所能够驾驭的，是一种类似于不可抗拒的东西。由于我们认为它虽然与法律或者道德无关，但它的力量有时却是致命的，因此，使得我们的意识里总是对这种“社会”有一种惧怕的心理。

说到底，这里所说的“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注重道德、习惯，特别是公众心理支配下的意志表示的思维方式。它除了保护自身之外，并没有任何的理想色彩，是建立在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的形式之上，排除一切异己分子的、极其本能的，具有鲜明地域性、时代特征的一种社会形态。

我们的人生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我们的意识当中认为每一个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社会”当中，因此才会产生类似于尘世之类的说法。

虽然西方人也认为人生多忧患。但如果把日本人心目当中的“社会”与西方人的观念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西方人所感受到的“人生”远没有日本人的“社会”那么冷酷无情。

可以说，在西方社会里，个人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的发达程度使得类似于日本人的“社会”多少要显得更温情、更加可爱一些。因此，西方人主观上并不认为“社会”是那么的令人压抑、使人毛骨悚然。

我说不清楚日本人的社会意识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却始终认为，只要日本人不改变他们对于所谓“社会”这个观念当中的感情因素，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社会意识产生。

在日本，“惧怕社会上的人说三道四”，已经是公开的事实。类似的例证也俯拾皆是。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已把这种思想应用于对国民的道德教育当中。

以前使用的小学四年级的教养课的老教科书上有一篇题为《责任》的课文。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九州的一个农村里的故事。有个人为这个村子完成了一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水利工程。就在工程即将竣工、将要当着全体村民的面启动水利工程的那天早上，他出门之前在怀里藏了一把刀，并暗下决心：如果在当天启动工程时出现什么差错的话，他就在当场剖腹自杀。万幸的是，当天一切顺利，这个人最后并没有自杀。但是，为什么工程进展不顺利他就一定要剖腹自杀呢？很明显，这并不是单纯的责任感的问题。原因在于，他认为如果工程出现问题，自己就会“颜面尽失”。而所谓的“面子”与“名誉”还有些不同，“面子”更注重对方的评价、对方的心理预期，是对对方如何看待、评价自己的一种折射。如果水利工程无法顺利启动，他就无法把握公众如何评价自己，这成为他想要自杀的根本原因。

他也许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但同时，在他看来，周围的人们，也就是我们前文中所说的“社会”，并不真正理解他的工作的实际含义，而只是对工程的成功与否感兴趣。如果工程不能顺利启动，他一切的努力都将变得一文不值，而只会成为被社会唾骂的对象。正是因为他太了解“社会”的这一本质，所以，作为一个责任感和自尊心都很强的人，他甚至把自己的“面子”看得要胜过工程的成败。

这种情况绝对不只是发生在这个特定的人身上。因为那个时代就是如此教育人们的，因此，无论对与错，当时的“社会”就是一个必须杀死那个不走运的他的“社会”。这并不意味着是在追究失败者的责任，而是认为失败是一种耻辱并加以嘲笑，并把嘲笑失败者当做是无上的愉悦的一种习俗。

没有恐惧的生活（3）

那是一个有关水库设计师的真实的故事。这位设计师在某一个地方设计建造了一座水库。在水库竣工的当天，当着众多的相关人士的面，水库的部分设计被指出存在着巨大缺陷，他当然大丢面子了。但是，就从那天起，这位设计师便重新修改了设计，并一直眼看着水库按照新的设计完全竣工，在履行完自己的职责之后不久，他悄悄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故事讲到这里，有关“责任感”这一道德的价值观念问题便显得尤为突出。

东西方的道德观的差异，实际上也就是东西方社会的差异。

我们日本人那种不安的神情的根源，就是我们认为社会总是“充满着恶意”。

近日的报纸上，连续刊登了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发布的两条“禁止威吓”的命令。我对此颇感兴趣。也许当事者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言行具有“威吓”的意味，因为类似的言行在日本已经习以为常，根本就没有人认为那会成为问题。正是这一点让我颇为思量。因为无论是威吓的一方，还是受到威吓的一方，根本意识不到这些言行里所包含的威吓的成分。他们都是如同平日里习惯的那样表达自己的意志或想法。而正是我们平日里习惯的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带有威吓对方的色彩，这使得原本很正当的要求在对方看来就变成了威吓。这也说明，我们日本人的生活和“强迫观念”密不可分。

这与前面我们讲到的“社会”不同，“强迫观念”是我们日本人在性情以及智力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因此可以说带有一些宿命的色彩。比如，一方面这可能与日本人气度狭小、性情急躁、顽固偏执有关；另一方面，我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表达能力欠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表达能力欠缺最终会导致缺乏说服力。而无法说服别人又想要达到目的，出路就只剩一条，那就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威吓对方。包括哭诉、哀求在内，也是利用对方感情方面的弱点对对方实施的一种威吓。

我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毫无意识地对别人进行威胁，同时也一直忍受着别人的威胁。

首先，使用哭天喊地的办法威胁妈妈；在众人面前故意不讲礼貌，为的是讨要一些点心；向爸爸索要零花钱最有效的借口就是借了朋友的钱。

做父母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要么是采取拿扎针、关进壁橱、警察、人贩子或者是用学校的老师的方式吓孩子，要么是恐吓孩子说“不许吃饭”“不许进家门”！

不仅如此，我们听听孩子们之间的谈话也会发现，日本的孩子之间说不了三言两语就会威胁对方。我至今仍然记忆深刻的是，当我听到小伙伴对我说“再也不和你玩了”的时候那种凄凉的感觉。看到一群少男少女们一脸坏笑地鼓噪着“告状去，告状去”，你会作何感想？看着女学生撇着嘴单调地重复着“好啊，行啊”的样子，那透漏出的复仇的信息，你又有什么感受呢？再到“好啊，你记住了！”就已经是更为明确的复仇宣言了。总之，孩子们之间的这种对话就如同大人们所说的“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有我的办法”“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虽然语气有软硬之分，但都是很职业的威吓用语，并且，讲话时也是越说得令人毛骨悚然越显得专业。

可以说，就威吓的说法而言，没有比日本更为丰富的了。即使是以骂街闻名于世的天才的法国人，除了以恐吓为职业的恶徒流氓之外，一般人也很少使用威吓的说法。因为当场决出胜负会令冲突双方的法国人觉得更舒服。

总之，日本人的威吓往往都会包含一些类似于死亡、杀死的意味，因此，这本身就会令人不寒而栗。

日本人的威吓令人压抑。即使是类似于“故意使别人在众人面前出丑”，或是“使别人处于不利境地”之类的威吓，日本人往往并不需要使用语言，而仅仅是一个微笑就能达到目的。特别不可忽视的是，在日本，拥有某权力、居于某地位本身就是一种威吓。

由于正常的个人诉求以及想法，很多时候都会触及对方的弱点，所以，日本人几乎时时处处都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以防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后果。

日语中常用“怒目而视”或者“有威严”之类的词汇，也说明威吓在日本无处不在。

古往今来，有一大群服服帖帖的手下，是件令人惬意的、值得夸耀的事情。威望也好，威力也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在夸耀影响力的说法。而威仪、威严，在当今的日本，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的气质，不如说更多的是强调使对方屈服的一种傲然的态度。

“根本瞧不起对方”的蛮不讲理的态度，有时会受到鼓励和赞美。原因是，这种态度正是那些深刻体会了被威胁的郁闷与痛苦的人们的反抗意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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