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智能摄像机价格: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制造业的出路

中国制造业的出路

主笔◎李伟

1984年，世界银行派遣以林重庚为团长、艾德里安·伍德为副团长的经济考察团，来中国进行考察。这是世界银行继1980年对中国进行第一次考察后的第二次考察。第一次考察后，世界银行写出了一份长达100万字的考察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详细论述了中国建国30年来的经济重建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二次考察后，又写出了50万字的《中国:长期发展的经济问题和方案》，分析了我国今后20年面临的主要问题，结合国际经验，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可供选择的办法。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问题第一次被置于全球化视野下做剖析，直至多年后，这两份报告仍被中国官员给予很高的评价。20多年后重新翻阅，很多预言仍旧值得深思。

在讨论中国未来的第二份报告中，世界银行专家的态度既乐观又谨慎。他们发现，改革开放之初，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大概是中国的10倍，而且今后大概每年还将递增至少2%，也许3%。中国要在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必须每年递增至少5.5%，也许6.5%。“这种高速增长，在其他国家尚属罕见。1960?1982年，除了几个盛产石油的小国以外，只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人均收入每年递增率达5%——韩国每年递增6.6%，希腊每年递增5.2%。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毋庸置疑地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地位赶上了发达国家。”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无法预测，作为人口第一的贫穷大国，中国能否成为“罕见”国家的一分子？实现的路径是什么？如果真正实现了这个目标，又会给世界带来何种影响？

80年代初，几名外国记者在对中国微观考察后，发现现实状况令人沮丧。

重庆炼钢厂当时还在使用140多年前的机器。一名日本记者发现，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那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那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机器上的标牌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没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1978年7月，《华盛顿邮报》记者杰伊·马修斯获准参观中国桂林的一家工厂。在这篇题为《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报道中，马修斯写道:“同中国的大多数工厂情况一样，桂林丝袜厂的工人看起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闲聊着。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3名女工同正在旁边桌上的另外3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好奇地向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1名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最后马修斯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但是，2007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近30年来我国国民收入的数据，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人均340美元，提高到了2006的人均1740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584%。这个数据正好达到了世界银行追赶发达国家的要求。

很多经济学家将这个“奇迹”归功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以及由此推动的城市化。仅在十余年时间里，中国已经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成为“世界工厂”。尤其是2003年以后，中国重新启动的第二轮重化工业，在装备制造、造船、资源、钢铁、新能源等领域形成了与寡头抗衡的力量，获取了高额利润。这使得现在的美国和欧洲谈论应该如何面对来自中国的冲击，就如同1990年初他们谈论日本一样。

中国的企业家们也曾兴奋地认为，他们等到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即世界重工业向中国大转移，他们可以利用这种转型进入更高端领域，为全世界造纸、造钢铁、造船、造汽车甚至造飞机。如果中国拒绝这个重新分工的机会，无异于自废武功。

但恰恰在这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作为拉动中国这架大车最重要的引擎——“中国制造”却陷入了一种复杂的境地。

一方面，在中国商品冲击下，各国制造业受到致命挑战。在很多领域，中国企业都在不断挑战成本极限，无论服装、鞋帽还是新能源、汽车和医疗器械，只要技术壁垒被打破，总能找到便宜至少30%的中国商品。中国企业的崛起把全球竞争的残酷性推到了极致，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竞争的格局。它带来的问题是，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能否实现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向技术与品牌优势的转化？而跨国公司们，能否适应这个更快、更便宜、更残酷的竞争规则？

另一方面，巨大的需求与不断膨胀的制造能力，不断推高石油、铁矿石、土地等资源价格，加速了全球通胀。马修斯们于是关注的不再是中国的速度，而是担心中国的全面工业化究竟会“吃掉”多少资源。高速工业化也同时给环境带上了沉重的镣铐，水污染、空气污染以及沙漠化在吞噬着几十年来环境保护的成果。对于仅仅进入到工业化进程中段的中国，至少还有15年工业化的路程，重化工业仍旧是主要的动力之源。那么，高耗能发展模式能否顺应低碳经济的潮流，并迅速跨越到新型工业，成为人们需要解决的难题。

实际上，中国要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全面提高13亿人的生活水平，并在短短几年内走完别人在几百年内走过的工业化道路。由此占世界23%的中国人口，势必要使目前总量才7亿人、占世界人口11.6%的发达国家恐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斯蒂芬·格利茨说:“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开放的浅滩，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他们意识到: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断高速发展，不仅使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紧张，更使商业竞争加剧，全球财富与利润亦将面临重新分配。

初期工业化:从“一汽”到宝钢

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仅为12.6%。在上述的一组对比数据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国家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创造奇迹的命题。

摆在开国元勋们面前的处境是，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一个新的政权能否生存下来的核心问题。

当“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5年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平均年增长19.2%，其中生产资料类(主要是重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2.2倍，轻工业增长83%。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这段革命时期的重要成果。

1952年7月，国家汽车工业筹备组在长春成立，一汽被列为国家“一五”期间规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53年7月15日，万名建设者汇聚在长春西南郊，在侵华日军留下的细菌工厂的废墟上，开始向工业化进军。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开下总装配线。1958年5月12日试制成功东风轿车，8月1日，手工打造的红旗车问世。在现代制造业的发展链条上，汽车工业处于顶端，体现一国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的高下。以举国之力建设的一汽就承担了为中国新工业体系打先锋的重任。

中国工业先驱们，用“大跃进”的方式推进着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红旗”的诞生只用了1个月零3天，他们将当时仅有的一辆1955年美国克莱斯勒生产的“帝国”牌高级轿车的零件拆散，放在车间长台上标明各项试制任务要求，靠这种最原始的做法，装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

时隔20年，改革开放寻找的突破口还是汽车。1978年5月，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一汽就派出了包括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在内共20人的实习团，前往日本4大汽车公司考察、学习了半年。而1978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上海，当时，一位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在考察了手工作坊般落后的厂房后，曾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当时不仅重工业长期停滞不前，轻工业发展也严重滞后。1953～1979年，重工业增长相比较轻工业增长的领先系数达1.47，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竟高达6.0。出于政治目标和国家生存战略的需要，军工产业被放在最首要的地位，钢铁、石油等重工业与之配套。这直接造成了轻工业和国民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

这时，带动中国工业的龙头从长春转移到了上海。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978年12月24日，日后成为中国钢铁业支柱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的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650万吨生铁、670吨钢的大型钢铁厂。媒体对宝钢的定位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钢铁基地”，它代表了当年度中国政府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的最大举措。

开工不久，宝钢就陷入到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中，包括工程究竟要花多少投资，工厂建成后能出多少产品，建设这么一个厂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工厂的选址是否恰当，工程质量又如何等。

1980年，全国银行个人储蓄共180亿元，其中8亿农民存款30亿元，2亿城市居民存款150亿元。上海市当时总共的固定资产只有400亿元，而国家建宝钢要用300亿元，而且大部分要用外汇。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宝钢的建设终于没有“喊停”，到1982年8月，第一批两座巨型熔炉正式宣告投产，这个时间比原定计划延迟了大约10个月，年产钢铁300万吨，占当时全国钢铁产能的1/10。这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布局——2000年，三期工程完成后，宝钢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一座现代化钢铁基地，解决了很多“中国制造”面临的“简单的难题”。它造出了电冰箱的侧板与正板，造出了汽车钢板，造出了能打5000米深的石油钻杆。在1998年还造出了镀锡板(俗称“马口铁”，也就是用来做罐头和易拉罐的薄钢板)，使中国饮料企业终于不需要用进口的易拉罐了。

“制造”于是才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攻城略地。

分水岭:二次重工业化

中国工业化脉冲式的发展，在2003年终于积累起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

这一年多种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开始流向钢铁、水泥、造船为代表的重化行业，很多在西方已经淡出视野的领域，中国资本却开始了一场新的狂欢。这一年，以汽车为代表的内需市场实现了井喷，全国大中城市房价迅速上涨。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此后一年，宝钢代表中国23家大型钢厂坐到了价格谈判桌前。

2002年GDP增速达到了8%，这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成绩。而2003年春天尽管发生了“非典”，经济增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到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9.1%，这一年GDP迈上了11万亿元的台阶，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财政收入超过2万亿元。

对GDP最大的贡献就来自重化工业的强劲发展。2003年，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对高速增长作用最大的6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重工业增长18.6%，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

重化工业的投资热潮来势汹汹。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加45.9%，2003年投资增幅高达96%。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9%，汽车投资增幅也超过了70%。2004年，只有两家钢铁企业的钢材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到2005年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一种 “新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1000万元，100万吨的产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收回投资。”这种疯狂的投入产出效率，听起来近乎传奇。

中国制造于是开始真正傲视全球。科尔尼数据显示，“中国制造”在集装箱、家电、电子玩具等领域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

根据“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公式，将工业化过程分为4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即为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阶段。在此阶段，两种净产值比率在0.5∶1～1.5∶1，消费品占33%～60%，而资本品占40%～60%。2000～2003年，中国的霍夫曼系数分别为0.66、0.65、0.64和0.55，说明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但轰轰烈烈的重化工业运动随即马上遇到了能源瓶颈，电荒首先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堵墙。据国家电监会的数字，2003年全国电力需求增长14%，为25年来用电增幅最快的一年。钢铁、化肥、水泥等重点耗煤行业持续发展，致使煤炭消耗快速增长，带动全国用电负荷和用电数量攀升。

能源就像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原本就已供应紧张的各种原材料更是趁势上涨，水泥、钢铁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随后，以铁矿石、有色金属、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进入涨价通道。以铁矿石为例，2002年价格下调，2003年后一路上涨，到2008年增长了近3倍。

中国新一轮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也引起了国内经济学家的警惕，并且导致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认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并不适合中国的比较优势，重工业每投资1亿元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3倍的就业岗位。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的增加。

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吴敬琏，他认为目前大量的投资都受到了地方政府为追求GDP的支持，中国可以绕过重化工业阶段，以信息化带动，进入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

经济学家赵晓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则认为，重化工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与美国、日本的工业化之路相比，中国才刚刚开始。2003年，美国制造业高达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在没有考虑购买力平价的情况下，中国只有区区3825亿美元。按过去的追赶速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和日本还有至少几十年的长路要走。

“中央军”的战斗力

在重化工业的带动下，大型国有企业光芒万丈。

2002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786亿元，这在几年前是一个不敢想的成绩单，要知道，1998年时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4年增长18倍，速度实在骇人。2003年，利润数据进而冲到了4769亿元。在之后的几年里，国企利润仍以超过30%的惊人速度递增。有人曾做过一个统计，2003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的70%。

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于是不断提出。2004年，宝钢宣布在2010年前斥资500亿～600亿元，将产量从2000万吨扩大到3000万吨，增加50%的产能。这一消息震惊了全球钢铁界。随即，中国第四大钢铁企业武钢集团表示，武钢的几个大项目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的批准，总投资超过200亿元，其他几个大型钢铁厂也纷纷启动新项目。

2003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它集合了原中央企业工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部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职能，接受管理总量17.84万亿元的国有资产、15.9万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其中国资委直接管理中央直属企业为196家，是为“中央军”。国资委的任务包括:任命和撤销或提名国有企业负责人，制定国有企业重组计划，国有资产的分割、合并或撤销，帮助国有企业发债融资，决定国有股权转让，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中国新一轮重工业化，为大型央企的扩张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一场国有企业的重组拉开大幕。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宣称，国资委的目标是到2010年，将“中央军”调整和重组到80～100家，其中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国资委希望这些企业成为搅动世界产业格局的“鲶鱼”。

在国资委的支持下，大型国企集团开始收购国际资源型企业。今年7月11日，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已经获得了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MidwestCorporationLtd 50.97%的股权，得到了公司的控股权，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成功的海外收购。宝钢也在计划收购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公司FMG，而中国铝业则在今年初收购了澳大利亚第二大矿产商力拓9%的股份，收购价为140.5亿美元，此次交易规模开创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的新纪元。

国资委成立3年来，中央直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超过20%；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8%；上缴税金增长96.5%，年均递增25.2%。

全球化下的双重压力

然而中国这一轮的快速工业化给自己、也给世界出了一道难题。

因《世界是平的》而名声远播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这些日子，美国、欧盟、日本和亚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在睡前都要为中国经济祈祷，世界逐渐被中国借助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需求以及外资投资而确保的巨大资本力量套牢了，一旦中国泡沫破灭，世界上所有的泡沫就会一起破灭。”

一方面是中国重化工业的高歌猛进，推动“中国制造”将全球竞争推向极致；另一方面，资源与环境的困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为世界性的危机，中国制造的代价越来越昂贵。

中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生产机会，并将它转化为非凡的生产力——即使韩国传统食品泡菜的生产基地也挪到了中国。2001年中国出口韩国泡菜393吨，2004年居然达到了7.26万吨。

各国制造工业由此受到致命挑战，贸易摩擦随之而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是WTO成员国中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全球7件反倾销和贸易救济案中就有1件针对中国，中国每年因此而损失的贸易额达500亿美元。

这种紧张的商业关系依旧在不断加强，在2007年引发了“利达玩具事件”，导致超过2000万件中国玩具被召回。尽管这一事件最终被证实为美方改变标准，经销商转嫁风险，而企业家利达玩具的总经理张树鸿却以自杀的方式抗议这种商业体系。

对中国商品谩骂或者侮辱性的指责似乎已经不需要理由，这是当今商业界最诡异的事件之一:谁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可是每个人都对它表达着不满。《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雷蒙德·马利德描述了西方世界这样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西方消费者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另一方面，西方人大声抱怨廉价的中国商品正在让当地人失去工作，让中国得到不容置疑的好处。”

中国企业把国内极尽残酷之能的价格战推向了国际竞争，并且强迫跨国公司接受这一规则。跨国公司们虽然依旧保持着很多领域的技术领先，但是超额利润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同时，中国崛起对于资源的索求和环境的压力也引发了全球关注。美国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总共消耗了300多亿吨石油和近50亿吨钢，日本则用了30多亿吨石油和近11亿吨钢，英、美、日在其工业化期间，人均累计钢消费量分别为22吨、20吨和17吨。而按中国目前的资源耗费，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全球石油总消费量的8%、原煤的40%、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化肥的30%、每年铁矿石增量的95%。

与高需求并存的是资源利用率的低下:中国火电耗煤量千瓦/时为379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67克；大中型企业吨钢可比能耗为705千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5千克；电解铝交流电耗为每吨15080千瓦时，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80千瓦时；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相近发达国家的2到3倍。

中国由此必须选择低能耗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给自己的发展制造的难题，我们由此需要选择“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我们可以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制造业之路，这就是，既有国际上的高标准，又有中国的低成本、快速度，这3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说，“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一旦进入这样的大型产业，我们会制定出世界竞争标准。”-

曹妃甸在河北唐山唐海县。两年前，曹妃甸地区还是一片海水，从唐山附近的沿海渔村出发，要整整一天才能到达曹妃甸灯塔所在地。那个修建于90年代的灯塔，是300公里浅滩上唯一的建筑物，而灯塔下的小岛，是唯一露出海面的土地。

优质深水港

从船头到船尾，步行20分钟。来自澳大利亚巨大的铁矿运输轮CAPE EREGLI装载着10万吨铁矿石来到曹妃甸深水港，空气中漂浮着铁矿石特有的红色粉尘，10多个来自河北农村的农民一天要清扫两次，才能将附近的码头清洁干净。

10万吨的轮船，在这里不算老大。曹妃甸深水港的优势在于，不用挖航道和清淤泥，就能停舶30余万吨的巨型远洋运输船。这样一艘运输轮，“光装卸货物，就得10天左右的时间”。码头的清洁工人带点骄傲地介绍——装卸工具完全自动化，巨大的红色抓斗不知疲倦地装载着，这是码头最常见的景观。只有外人，如我们才会惊讶，这些抓斗比普通的载重卡车还要大。

那些巨轮像扎根在海水中一样，旁边是近百头漂浮着的颜色各异的海蜇，看上去非常奇异，这其实也是深水港的特征——浅水中没有这么多巨大的水母类海洋生物。

这样的优良深水港，意味着曹妃甸码头和背靠的“吹沙造地”填出来的几百平方公里的重工业区将成为中国工业面对全球化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性毫不亚于韩国釜山、日本神户等先期大港，而且因为规划更晚，会更优良。

为什么深水港口在产业升级中显得这么重要？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雷蒙德·马圭尔(Raymond Maguire)看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这位专栏作家说:“它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它是世界最大的金属消费国;很快，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能源消费国。”

而中国的目的，却不仅是一个能够满足大规模资源吞吐的深水港口。中国正在寻找新的节能降低能源消耗的道路，曹妃甸一字排开的30万吨以上的矿石码头、原油码头、LNG码头，和每一个产业所孜孜以求的循环经济利用，似乎都在为这种新型产业发展方向做注解。正如雷蒙德·马圭尔所说，“在未来的全球宏观经济、贸易体系中，中国正在重新寻找定位”。而这种定位，意味着中国在寻找一种足以支持高效节能的未来道路，以挣脱全球化经济发展中各种各样的禁锢。曹妃甸的规划建设者说:“因为我们的规划年代晚，可以吸取很多世界上已经构成成果的先进技术，而且，我们的政府可以统合各方面资源，要求企业做出承诺，将它们的工业系统纳入整体的产业循环链条，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很难想象的。”

深水港旁的钢铁基地

一切都那么大，可是因为没有我们熟悉的参照物，巨大而空阔的沙滩上，一切又显得那么小。即使是巨大的5500立方米的高炉也不例外——只有走到跟前，你才能发现，仰起头来也看不见高炉顶端。

首钢的京唐钢铁公司的新工厂还在施工中，要到今年10月，首批项目才会投产——因此，在这里更多看见的是新首钢的建设者，而不是钢铁工人。来自鞍钢的几名工人正在焊接钢板，这是作为将来的热气管道使用的，“一块钢板必须竖起来焊接，因为要保证有2.6米高的直径。可长度就只有1米多了，这样的1米多的钢管要焊接1000个，才能作为热轧车间的一段管道使用”。从过年起就在这里工作的鞍钢工人到现在还没有完工，因为工程量极其庞大，光一个热轧车间，随便走走就有几公里宽。

现代工业的庞大在即将从这里崛起的新首钢展露无疑。但是，这种庞大的指向也非常明确——其实，“大型化是高效率、高效益，甚至环境保护的保证”，首钢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兰新辉说。设计之初，韩国的浦项就确定为新首钢的竞争对象，浦项这个世界钢铁企业中排名第一的企业，在韩国釜山港占据了广阔的土地，尊重环境的大型化带来的是“高效与环保”。

新首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筹划，“那时候是偷偷摸摸的，因为首钢的搬迁时间和地点都还没有决定下来，新地址的选定非常敏感”。兰新辉很明确地知道，新首钢必须靠近港口，最大程度地减少运输成本，才能在未来的钢铁市场上具备竞争力。首钢新厂搬离北京，环保要求仅仅是一项原因，这与一般的想象并不相同。

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薛渤珣是原唐山市发改委主任，他早就注意到中国钢铁企业的原材料问题:“上世纪80年代鼓励过‘群采’。”就是所谓的小矿山挖掘，发动各种力量开发小型矿山，确实增加了一定矿石产量，可就以离首钢最近的河北迁安铁矿为例，上世纪90年代，1吨矿的各种成本算上已经有280元，比起远洋运输来的澳大利亚或巴西的铁矿石还要贵20元，“人家那还是包括远洋运输费用的”。

而且，中国铁矿石的品位还不能保证。“远洋运输能保证廉价、高品位的铁矿石的供给。”首钢要发展，就必须保证自己能获得远洋的充足原材料，如果在曹妃甸这样的深水港口有自己的码头，比起从天津港转运矿石，矿石的价格还能每吨下降50元。所以，“到新的巨型港口边建设新厂的吸引力一直很大”。

兰新辉说自己那几年虽然是“偷偷摸摸”的工作，但是港口边的新钢铁基地模式已经策划成型——而这实际不仅仅是首钢的需求，“也是国家的需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越来越多依靠外向型的码头获取原材料，中国铁矿石已经有60%依靠进口——光是靠天津、大连、青岛等北方港口，首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天津港加大运力的新闻，有段时间甚至天天上新闻联播，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工业对港口运输能力的依赖程度。”

这座港口边的钢铁基地现在已经显露出未来的模样，最值得骄傲的是钢铁基地拥有一段非常长的海岸线，这意味着它拥有无数的码头:在沿海的一端，是首钢专用的若干铁矿石码头，不用汽车，若干运输带就能直接将产品运往加工车间;而在另一头的海岸线，是若干成品码头，铁矿石经若干道工序后，就变成各种钢材直接运往世界各地。“中国从来没有布局这么严谨得合乎理想的钢铁厂。”兰新辉说。原因很简单:“白纸上总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各个车间紧密相连，是新首钢另一明显特征。“如果从高空俯视，你会发现，它基本上类似于未来世界一条扭曲非常合理的管道，从这头进矿石，那头吐出成品。”

以往的钢铁企业要花费巨大经费在物流支出上，比如像首钢这样的年产千万吨的大型钢厂，外部物流量要达到5000万吨，而内部物流量更高，要达到8000万吨以上。“大多数钢铁企业，花费在物流上的资金是巨大支出，可是新首钢有天然优势，在布局上特别紧凑、短捷，基本上用皮带机联结各个环节，各个相连紧密的皮带机就能运输各种原料和成品了——而且皮带机都不长，又节约了驱动能力。”仅节能上的天然优势，老钢铁企业就无法做到。

紧密还体现在能量的减少损耗上——从铁水到炼钢炉，以往需要多道转运，现在是“一包到底”，采用了非常简单的钢包方式，“热量损耗到了最小”。这些高效、节能的生产方式能够和韩国、日本的钢铁企业比较，远优于像印度米塔尔这样的巨无霸。

紧密的车间布局内，还有一个海水淡化厂，这也是兰新辉所得意的，因为炼钢厂需要大量极其优良的淡水资源，而在河北这样的缺水省份，“肯定我们要自力更生”。世界上海水淡化的技术很多样，“其中一种是采取热法蒸馏，首钢在生产过程中有大量热量白白消耗，这些热量集中起来，正好进行海水净化。按照预计，这种净化后的海水价格远远低于淡水，而且净化的副产品盐还能直接供给同在曹妃甸的化工厂做原料”。

“炼钢后的钢渣也一样，正好作为水泥厂的原材料。”整个新首钢在内部的循环利用上达到了极致——100%的废料、废水循环，“基本上没有废品了”。在兰新辉眼中，新首钢在硬件上已经能和排名世界第一的浦项相比较，剩下的是投产后的管理，也就是软件上的努力。“生下个聪明孩子，关键是看你怎么养活。”所以，目前新首钢招收的工人，“至少也是高中毕业，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培训中能迅速掌握生产的自动化程序”。

曹妃甸设计:地方梦想和国家梦想的合拍

Clarksons负责研究的董事总经理马丁·斯托普福德(Martin Stopford)形容说，这些年“几乎肯定是50年来最好的航运业周期高峰”。最近两年半时间内，太平洋各地的集装箱货物已增加了50%。Clarksons位于伦敦，是世界级的船舶经纪商及航运服务集团。

中海油正在这里建设30万吨的石油码头，岸上有8个巨大的储运罐。目前是将运到岸的原油运往华北各地的炼化厂，不久后，这里将建设一个大型炼化厂，同首钢一样，建在海边能最大减少运输成本。紧挨中海油码头的，是中石化的液化天然气码头，“中石化在1990年就开始寻找能够提供远洋运输的大码头了”。

这些巨大的企业下面的沙滩，全部是“吹沙填海”的产物。它曾经遭到过质疑，质疑者说:“这些沙滩能稳固吗？”特别是有人提出潮汐的影响。而目前填海造地的方式也确实很神奇——巨大的管口涌出黑色的海水和泥沙混合物，站在那些高五六米的巨大黑色水柱前，感觉到人类的巨大能力。泥沙留下，海水流走，风干后的土地成为这些巨大企业的基础。

“一直有人说，曹妃甸是‘吹’出来的，就是指‘吹沙填海’。”薛渤珣说，吹沙填海还在不断进行，从工业区进口的零公里处，到最远处的矿石码头，目前已经足足有19公里长。首钢30多平方公里的地面已经“吹出了大半，还在继续吹”——规划中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占用任何耕地，也成为曹妃甸的奇特之处。

“曹妃甸的地形构造非常独特，前面是深槽，能保证30万吨以上的巨轮停泊，而后面就是浅滩，正好可以修建厂房。”事实上，北方的深水大港不止曹妃甸一处，大连、天津同样不错，可是大连受制于港口后面就是山地，无法营建大型企业，而天津的港口距岸边还有很长距离，而且，还要每年清淤。

为了证实曹妃甸的地质构造的合理性，当年还是唐山发改委主任的薛渤珣找了10多位地质构造、海洋潮流、水流动力方面的专家来论证，全部是院士，就是要科学考证曹妃甸能不能作为码头和工业区而存在。10多年来，花了600多万元，曹妃甸作为深海码头的合理性被充分论证，“有位院士和那些说曹妃甸会被潮水冲垮的人拍了桌子，让对方拿出数据来”。这种论证，在今后争取建设深海码头的时候，起了很大作用。

“那时候有好几个地方都说自己是孙中山先生说过的北方大港，人人都在争取国家立项。”而唐山已经明确了自己作为钢铁、化工城市的定位，迫切地寻找自己的码头。按照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规划，曹妃甸是一个60平方公里、有数个码头的唐山新港口，可是，拿到国家规划部门审批的时候，结果令人大吃一惊——交通部的规划部门提出意见，说是规划得太谨慎，至少应该多增加若干公里的海岸线，增加若干码头。他们提出了300平方公里的规划方案，很少有地方规划拿到国家审批的时候得到这种待遇。

事实上，当时国家规划部门已经在寻找适当的北方大港，以适应中国未来发展的需要。曹妃甸的地形优势，使其在众多北方沿海地带中跃然而出。除了上述那些优势，其背后30公里区域范围，是众多的交通干线，“连通了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拥有了这样的深海港口，北方的资源能被正式整合在一起”。而以往的北方港口，一般只能作为连接南北方的港口，辐射能力最多到东南亚和东北亚，拥有30万吨轮船运输能力的曹妃甸港口和码头，辐射范围则是全世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规划部门已经必须面对一个贸易量日益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系，而能源进口也在规划范围之内。薛渤珣还记得，当时正在寻找深水码头的中石化领导看见方案后非常兴奋，“他一直渴望能建立大型炼化一体化的企业，而曹妃甸的天然条件，满足了这一需要”。

这样的规划方案传到唐山，唐山当然喜出望外，而首钢决定搬迁曹妃甸，则给了正在进行中的规划一个定心丸。兰新辉还记得，自己当年到曹妃甸受到的“隆重欢迎”，而薛渤珣他们的规划方案也因此更加庞大——不仅要整合唐山的钢铁、化工企业，也要把未来的曹妃甸做成一个“循环经济”的代表产物。

一个不断升级的区域规划

从首钢出来的东西，有废钢渣，因此在规划方案中设计了水泥厂，这些废弃物是水泥厂最好的原料;有废气，因此在附近设计有热电厂，可以将这些废气尽量利用。光是首钢自己的发电厂已经能够利用废煤气和循环热量生产出充足电量了，“不过还不够稳定，要进入国家电网后才能均衡使用”。而首钢出来的各种钢铁制品则更重要:曹妃甸规划设计中，钢铁产业链条非常之长，有利用钢板的大型造船厂，也有利用钢铁生产构件的冶金厂，全部就近获得原材料——产业链越长，意味着效率越高，和首钢的合理布局是同样道理。

“其实我们那时候都不懂循环经济。”薛渤珣说。可是，唐山作为化工业和钢铁业基地，已经有很多年历史，“最基本的原理能看懂了”。而随着中国经济形式的变化，他们的产业规划也在不断变化中。

“中国已经认识到自己以往的一些优势领域，例如资源密集型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问题。”雷蒙德·马圭尔说。体现在曹妃甸这里，最明显的变化是，抛弃了以往的劳动密集行业，以钢铁业、重化工业为发展目标的链条越来越长。

在这过程中，“很多规划是慢慢添加的，当初觉得异想天开的思路，现在也能落在实处”。

化工厂的产业链条也被越做越长。除了钢铁厂的附生物焦油化工厂外，石油化工是曹妃甸的设计中产物，因此而延伸出来炼油厂、乙烯厂和之后的塑料厂等等。可是，更大的化工行业优势还不在这里。除了首钢的海水淡化厂外，曹妃甸工业区还将引进一个更大型的挪威的海水淡化企业，“他们同样看中这里大量廉价的热能无处消耗，这些热能正好作为海水淡化的基础，而淡化出来的水和盐都是紧缺货”。

曹妃甸附近的南堡盐厂是亚洲最大的盐化工企业之一，原材料极度缺乏，这些盐产品正好作为化工原料而得以应用，结果，钢铁行业因此和化工行业有了交叉，双方更紧密结合在一起。

也因此，到现在，曹妃甸的进入条件变得越来越苛刻了:“一些和产业链条无关的企业想进来，其实目前我们也缺乏企业加盟，可是，这些企业不符合我们产业链的要求，就被拒之门外了。”唐山的陶瓷行业有传统优势，可是无法和这里的企业循环利用，所以被拒绝，同样被拒绝的还有一家大型的外资粮油生产企业。

从这家国际粮油企业被拒绝上，特别能看出曹妃甸的产业升级。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国都争相把粮油加工厂设立在中国的各大型港口，可以利用远洋运输的大豆生产油类和饲料类，“但是这是一种初级加工企业，它和现在规划中的以重化工业、钢铁制造业和装备物流为主导内容的曹妃甸不相吻合”。

这些大型企业的出现，势必带动这里出现大量人口。按照薛渤珣的构想，在工业区附近，将建设一座生态型的新城市，“不可能在周围的农村占用土地来建设大量住宅，而曹妃甸附近、唐山沿海滩涂地区正好是建设新城的好地方”。新城请来了意大利、英国等多个国家的设计师来做规划，“他们拿到规划项目都特别兴奋，原因是，规划中的新城是一张白纸，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

不仅仅是想象力，还因为有许多重要的生态条件做基础:靠近海边的新城将建设大量风力发动机，而工厂产生的大量洁净水、热量都能为新城提供动力资源，而城市产生的垃圾将送往工业区焚烧，其热量再次循环使用。

薛渤珣早就打起了一些企业的主意，“天然气码头每天需要利用大量海水来调节温度，这些海水使用后只有4摄氏度，正好给城市系统当降温空调使用;而首钢散发出来的大量热量，冬天的时候可以当暖气”。目前他正在找人设计让热卷慢慢降温的设施，“一家一冬天的供暖都有保证”。他在日本循环经济研究所学习的时候，看着对方拿出一个曹妃甸的循环经济图纸，“我吃了一惊，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我是从那里来的，结果他们告诉我，他们就是拿这个图纸和我沟通的”。

对方好奇的是，怎么将这些热力系统和废气、废水系统的循环达到最高程度，在日本的利用率都只有中国的一半。解释后，“他们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不仅仅我们的规划年代晚，有很多世界上的先进东西可以吸取，而且，我们的政府更有力量，可以要求企业做出承诺，将他们的工业系统纳入我们的循环产业链条，这在日本是很难想象的”。

首钢虽然没有投产，可是大量宿舍楼已经在建设中，“除了一部分在国际生态城那里，还有一部分在紧邻的唐海县城”。大量的建设项目，使一个农场改建成的唐海县，呈现出很不一样的面貌——大量新建的、类似于大城市外貌美观的住宅小区挤满了来做生意的全国各地的人，很多外地人在这里买了房子，这里的房价变成了每平方米4000元，县城里也因此拥有了一家豪华的四星级宾馆，每晚有乐队在里面不知疲倦地演奏着西洋作品，理由是他们要面对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

一个崭新的现代大工业群落，正在这里悄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