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生成getset方法:一个被剥夺了“理解”力的民族

——孔儒“教育”剥夺了中国人的“理解”力

——孔丘是人类之中最坏的“教育家”

——孔儒“教育”的出发点是什么？礼乐

——孔儒“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当官

——孔儒“教育”的方法是什么？死记，带着畏惧的死记

——孔儒“教育”反自然、反社会、反逻辑

——孔儒“教育”的价值观是人类之中最反动的价值观

——理解力是人类认识论的中坚

——中国人集体丧失了认识论的中坚

——孔儒“教育”彻底败坏了中国人，制造了世界上最愚昧的民族

黎 鸣

孔丘是教育家吗？按照我今天的《人学》的观点，他不是，如果他是的话，那么他绝对是一个最坏的“教育家”。为什么？

孔丘是中国最早的一位从事私人教育的“教师”，从中国历史记载的意义上看，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从他的教育的后果来说，尤其从他的教育“思想”一直被中国人流传了两千多年之后的后果来说，我只能认为，孔丘，他的确是人类之中最坏的“教育家”。因为什么？因为他所教给学生的东西，不是“文化”，而是“文僵”，不是“文明”，而是“文暗”。孔丘及其儒家的教育在中国盛行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盛行”的结果，即是中国人的文明的历史整整停滞了发展达两千多年。换言之，孔丘，以及孔儒的“教育”，没有给中国带来半点文明的“进步”，而是更加相反，阻碍了中国文明历史的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孔丘，以及孔儒的“文化”教育，是“文僵”教育；孔丘，以及孔儒的“文明”教育，是“文暗”教育。这个结论无论如何都是千真万确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孔丘，完全是由中国的统治者们推出来的“圣人”，他们之所以要推崇孔丘，是因为他和他的“教育”，完全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服务的，而绝对不是为了中国人的文化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服务的。至今还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只能说他们是精神上的瞎子，也是中国历史的瞎子。

孔丘作为教师是最坏的教师，孔丘推行的“教育”是最坏的教育，这个结论无论如何都绝对是正确的，而且事实上已经被中国的历史所严重地证实了。我今天的文章，决不是仅仅要提到这些结论，而是要追寻造成这种严重的历史后果的原因。说得严重一点，实际上今天中国的教育，还依然被孔儒传统的“教育”垄断了，而这也正是今天的“教育”效果仍旧非常糟糕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

钱学森先生问，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什么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大师级的创新人才？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会从近现代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理由来作出回答，特别是以学习西方文明的（远远）不足来加以说明。这样的回答虽然不能算错，但是回避了中国问题的特殊历史的病根。这个“病根”即是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家教育的悠久传统的历史。何必讳言？造成中国近代以来，始终都难以培养出自己的创造性人才的最关键的东西，仍然是垄断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和教育的传统。

作为教育来说，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是教育的出发点（你从哪里来？），第二是教育的目的（你到哪里去？），最后是教育的方法（你将怎么去？）这三个问题，这其实也是从三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转化而来的教育问题。通观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教育，无论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实际上全都没有主动地询问过上述的问题。然而客观的情形是，即使中国人没有主动地去询问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本身却始终都是客观地存在着的。

既然问题本身是客观地存在着的，那么我们就不妨按照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方法论来具体地看看，孔丘及其儒家，以及事实上也即历代的中国人是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孔儒认为教育应该从哪里来呢？或者换言之，教育的核心问题、本质问题应该是什么呢？孔丘认为，教育的本质，即是应该使受教育者“明礼”，也即是说，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应该使受教育者知道，他们所需要学习的东西，全都必须围绕着“礼乐”而存在。这其实很容易获得证明。孔丘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呢，首先是“六艺”，即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其次是“六经”，即所谓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而无论实践型的“六艺”，还是书本型的“六经”，其中的“礼乐”，均处于其中的核心地位。说白了，即是孔丘认为，关于中国人的“教育”，全都必须以“礼乐”为“本”，全都必须围绕着“礼乐”而逐步地展开。更说白了，教育从哪里来？孔丘的回答即：从“礼乐”来。

那么孔儒认为教育应该到哪里去呢？或者说教育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的问答同样很明白，事实上中国教育的漫长的历史也已经充分地证明，是什么呢？是“学而优则仕”，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过去的两千多年，实际上是以最后的“科举”来终结所有中国人教育的“目的”，说得更通俗一点，即“当官”。中国人今天的教育，包括年年的“高考”，基本上也仍旧是“科举”的继续。它关乎所有中国青年人的“前途”，而这种前途，也同样是完全围绕着中国今天的政治需要而全面地展开的东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孔儒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怎么去达到呢？严格的说，孔儒没有方法论。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最基本的逻辑，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最基本的“形而上学”，说白了，他们根本就不进行任何的先验的和超验的思考，用孔丘的话来说，即：子“不语怪力乱神”。而事实是，没有“怪力乱神”，即是没有“形而上学”，而没有“形而上学”，便不可能会有任何真正的哲学，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关于“逻辑问题”的思考。虽然孔儒没有“方法论”，但却不能说没有方法。他们的方法还是有的，是什么方法呢？是死记硬背，拼命地灌输，不断地重复，举一反三地联想式的重复，而且是加以“威慑”的重复，一直重复到人们永远都死记住为止。孔儒教育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们的政治统治的方法。关于这个命题的证明其实是很容易进行的，但在这里我将暂时从略。

孔丘关于方法的名言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准确的解释是：首先即从血统（亲亲）的情感出发，其次是严格地按照周礼（尊尊）的规定性，最后，是在仪式进行的乐感之中获得“学”或“教”的（长长的）完成。孔丘的这种方法，在他的后学所著述的《大学》、《中庸》之中也均具有类似的描述。很多人认为，《大学》、《中庸》是所有儒家文献之中特别具有“方法论”性质的著作，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不然，它们依然只是经验具象的描述，而根本就不具备任何逻辑、方法论的超越经验的抽象或设象的考虑。

所谓的《大学》，其实就是对所谓“八正道”的解释，即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词汇的解释。而解释的全部依据和出发点，依然是“礼乐”。具体言之，所谓“格物”，是指必须服从“礼乐”的具体实践的经验，而根本就不是后来人们所一厢情愿地解释的什么“穷究物理”，事实上“格物”也根本与“物理”无关。所谓的“致知”，是指对于“礼乐”的牢记于心的记忆的“知”。所谓“诚意”，是指人们必须对“礼乐”的规定性不能有任何主观上的“怀疑”，而是必须抱着完全虔诚而坚信的态度。所谓“正心”，则是指如果发现了自己具有对于“礼乐”规定性的怀疑，则必须立即自己加以纠正，从而使自己完全遵行礼乐的规定性。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孔儒教育的全部终极的目标，以便孔儒的受教育者们，最后能够完全按照“礼乐”的规定性，自动地做到并维护家庭中的“孝慈”、朝廷中的“忠义”，以及“天下”中的“纲常”。

而所谓的《中庸》，则是要求所有的受教育者们，在任何的时候，都要严格地以“礼乐”的规定性为“准则”，做到所谓的“中庸”，即不偏谓之“中”，不倚谓之“庸”，即是要求对于“礼乐”的遵行要始终做到“不偏不倚”。

说到底，孔儒的教育出发点是“礼乐”，孔儒的教育的目的是“当官”，孔儒的教育的方法是“记忆”，是死死的“记忆”，既没有“理解”，更没有“创新”的“发现、发明和创造”。这就是两千多年来的所谓伟大的“万世师表”的孔丘及其儒家的全部的“教育”。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孔丘的教育的出发点的“礼乐”究竟是什么呢？是完全具象、经验、日用的，仅仅服从少数统治者的“既得利益”的，“天命论”的、“血统论”的、“宗法论”的、“人治论”的、“极权论”的、“专制论”的完全人为主观的规定，这种规定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更不要说还能有任何人类生命价值的终极性。再来看孔丘的教育的目的的“当官”，所谓的“学而优则仕”，或说得非常好听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切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同样是完全具象、经验、日用的，仅仅服从少数统治者的“既得利益”的“天命论”的，“血统论”的、“宗法论”的、“人治论”的、“极权论”的、“专制论”的完全人为主观的规定（它明显与人与人之间自主的契约无关，更与大多数人的选举的意愿无关），这种规定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当然更不要说能有任何人类生命价值的终极性。最后来看孔丘的教育的方法，以及儒家后学的所谓《大学》、《中庸》，它们的本质又会是什么呢？依然是完全具象、经验、日用的，仅仅服从少数统治者的“既得利益”的，“天命论”的、“血统论”的、“宗法论”的、“人治论”的、“极权论”的、“专制论”的完全人为主观的规定，除了完完全全的“死记”，没有半点需要“理解”，更不需要任何的“创新”。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上面的所述，正就是全部孔丘及其儒家的教育，这种“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人”的“教育”，而只有完全对于“非人”的、“畜牲”的、“家畜”、“家禽”的“教育”。

暂不谈孔儒教育的出发点和目的的毒害，仅仅就孔儒的教育方法而论，就已经彻底地败坏了中国人了。我们明显地看到，孔儒的所谓“教育”，惟一只有“记忆”，而且完全是静态的、机械的、固化的，甚至是威慑的、诉诸恐惧的记忆，而完全没有了“理解”，更是完全没有了“创新”，没有了发现、发明和创造。最糟糕的是，自从两千多年前确立了孔儒的教育之后，中国人竟然两千多年丧失了“理解”的能力。什么叫做理解？理解，即是通过确认了真理之后的对于事物的分析、归纳的分解。然而，中国人只有“礼乐”，根本就没有“真理”，而仅仅相对于“礼乐”的分解，将不可能是真正的理解，而只能是记忆的拆解和类比。

可悲的中国人啦，两千多年来事实上被剥夺了“理解”的能力，而理解，恰恰是组织人类认识能力的最最关键的步骤，是人类全部认识论的中坚。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西方伟大的哲人，他们的几乎全部的力量，都是在于寻找和规范人类的理解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靠性，这从他们的哲学著作的名称也足见一斑。例如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近代西方哲学家笛卡尔的《谈谈方法》，休谟的《人类理解新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等等。然而在中国，孔丘及其儒家的教育，却完全摧毁了中国人的最起码的“理解”的能力。说穿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人自己的“理解”万事万物的任何有效的方法、规范，更不要说逻辑。孔儒的反自然、反社会、反逻辑的“教育”真是彻底地败坏了中国人了。可悲的中国文人们啦，当我看到你们还在那里痴心地陶醉于孔儒的经典、孔儒的教育、孔儒的意识形态之时，我真是为你们的愚蠢感到了对这个民族的几乎完全的绝望了。孔儒的教育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人的“理解”的能力，这应该是一个铁板上钉钉的历史结论了！我亲爱的同胞们啊，我要进行怎样的努力，才能够让你们真正相信我的结论呢？

作为孔儒全部教育宗旨的“礼乐”的症结是什么？是中国人的可悲的价值观啦。什么价值观？“亲亲尊尊长长”的害人的价值观啦。这种害人的价值观，更加上上述最害人的教育的“方法”，那种彻底摧毁中国人的“理解力”的“方法”，中国人事实上长期以来，早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上最愚蠢的民族了。（201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