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游玩动物园教案:抗战胜利后以德报怨的中国人

据统计，截至日本投降前夕，居住在东北的日侨有166.2万余人，而当时散布在东北各地的日侨“开拓团”有860多个，实际移民数10.6万户，共31.8万人，侵夺中国土地152.1万公顷，使约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被赶进日本组建的1.2万余个“集团部落”中。

近代日侨迁入中国始于清末，在不长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日本人进入中国，显然并非属于正常的移民迁入。实际上，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重要补充。1908年，第一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向时任日本首相的桂太郎提出备忘录称，“进入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十年为期，至少为50万人，若有可能则应达到100万人以上……如随年积月累，得以移入大量人口，满洲则事实上成为帝国领土。不仅在以后归还之场合我之利益确定不动，而且或许出现最终不必归还之情况。”这是“满洲移民论”的早期论调。1915年，日本在大连金州建立第一个移民村——“爱川村”，安排来自日本山口县的19户农民进驻，揭开了日本向中国东北派遣“开拓团”、有计划地实施移民侵略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向东北移民的步伐。1932年，拓务省召开“满洲移民问题恳谈会”，并制定了《满蒙移殖民计划》。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七大国策”之一，并提出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

在殖民主义政策的庇护下，当时东北各城市风景优美的地区，多半被划为日侨住宅区，在农村其移民的“满洲开拓团”也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因此，日侨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也成了“侵略者”的一部分。

葫芦岛日侨大遣返

日侨作为日本侵华国策的重要补充，在日军铁蹄踏过之处，挟“帝国皇军”之余威，大批向中国挺进。他们大量掠夺土地和矿产资源，垄断市场，极大地遏制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然而，这些曾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路先锋，在日本战败后却毫不留情地被抛弃了，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实施的“弃民”政策的牺牲品。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便决定，让滞留中国的日本人定居当地。为此，关东军司令官制定了“为了帝国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的复兴计划。日本企图让这些本国滞留民，充当有朝一日向中国卷土重来的地下先遣军，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弃民”政策。在这种政策下，遗留中国东北的日侨陷于十分艰难的境地。1945年9月2日，长春日侨会在发给东京的电报中称：“眼看冬季将临，约80万（日本）难民拥挤在南满一带，无食物、无住所、无钱，陷入绝境。”据日本编纂的《满洲国史》记载，仅在战败后溃逃过程中自杀、饿死、病殁的日本人就达174022人，其中“开拓团”的团民死亡78500人。另一方面，日本一宣布投降，中、美、苏等盟国即将遣返日侨日俘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确定中国战区日侨日俘按照先关内、后关外的顺序加以遣返。而关于东北日侨日俘的遣返，则决定除丹东7.5万日侨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经朝鲜遣返，大连27万日侨由苏军直接遣返外，其余地区则全部集中到葫芦岛进行遣返。

1946年5月7日，原是个普通的星期二，但随着满载2489名日侨的两艘轮船驶离葫芦岛港，“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正式拉开了帷幕。之后，为了提高效率，美军通讯部队还迅速架设了葫芦岛—锦西—沈阳直通专用电话。从1946年5月7日到12月25日，在232天的时间里，1017549名日侨全部遣返。其中，9月4日是单日遣返最多的一天，连发4船，遣返人数达15908人。据时任中尉检查员的王黎回忆，当时普通日侨可携带1000元东北流通券或等价的东西。因为每日遣返的人数众多，检查员甚至盖章盖得手都发软了。1946年之后，东北地区还剩下留用的日侨33498人，随着这批人于1947年和1948年经葫芦岛港回国，“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彰显人道主义风范

遣返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离不开盟国方面本着人道主义风范的通力合作。而为了保证遣返顺利进行，中共还特地制定了《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强调“为便利日侨和减少途中困难，以保全家老小一同遣送为准则”。第一条更强调，“保证日人自所在地出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不受到强奸、掠夺、侵犯、抢劫、勒索、恐吓或其他任何不法举动，其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那是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月，但中国政府仍拨出了大批粮食、燃料、药品，为遣返人员提供方便。据《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经费移交对照册》记载，仅1946年5月至8月，遣返经费开支就达1.47亿元（东北流通券），其中仅日本侨民伙食费就支出了1.2亿元（东北流通券）。各地向葫芦岛输送日侨所需火车车皮，共达13441辆。

在大遣返中，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不计前仇，用博爱和宽恕的胸怀去悉心照料当年的敌国侨民，并把他们送上了回国的路途，这才是整个大遣返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间濑收芳，这位年逾古稀的中国古代史教授，不会忘记当年只有15岁的他和120多名少年“开拓团”团员，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被石头村（现黑龙江宁安市石头村）村民救助的事。时至今日，间濑还时常提及石头村的一位老奶奶，用温水不断擦洗他早已冻僵的双腿的事。71岁的平野美津枝也不会忘记，一个好心的中国人送了一包救了她全家生命的熟土豆。她回忆说：“母亲在世时常说，那包土豆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现任日本行政改革调查委员会会长的杂贺一人更不会忘记，当他已饿得眼前发黑时，是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国老人，将一根香甜的大麻花塞到他的怀里才救了他的性命。

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驱使中国的老百姓以德报怨的呢？陶甄是当时参加遣返工作的一名检查人员，他说：“日本在中国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就是把所有的日本人都沉到太平洋，也不能解心头之恨。咱们还是宽大为怀吧！”市民陈云生一家曾遭到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的迫害，起初他还总有打日本人一顿的想法。但是看到很多的日本妇女儿童衣衫褴褛，他的心就软下来了。陈云生回忆说，那时大家生活都很艰难，可看到有些日侨饿倒时，总会有人过去给半个大饼子什么的，吃下去人就缓过来了。王黎的父亲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1944年被日本人杀害了，大遣返中他恰逢担任检查工作。当时他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极端仇恨；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尽管日本侵略中国，但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最终在遣返日侨的过程中，王黎恪守公务人员的职责和纪律，理智地对待日侨，对他们不打不骂，以礼相待。他终日奔忙在锦西和葫芦岛港之间，目送一批批数以万计的日侨登上轮船返回家园。多年后，王黎回忆说：“日本人害得我们国破家亡，我能没有痛苦？肯定痛苦……报复是不理智的态度，打日本人耳光就能解气？我是受过教育的人，我要忍受痛苦，我要向前看。毕竟，我代表的是国家。”

中国在遣返日侨一事上所体现的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宽大胸怀，连日本编纂的《满洲国史》也正面肯定地指出：“并没有发生由于战争结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于危难，庇护以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帮助的事情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