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个人的就医体验与感受: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11:00:42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一、先秦历史散文
我国的史官建制很早，按周代的制度，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位。《汉书·艺文志》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记载了商周君王对臣民发布的各种政令，文辞简练。《春秋》是鲁国的遍年史，记事严谨，语言精炼。
应该说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著作，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其代表。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是概括的记述历史，而《左传》则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彩，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
《左传》擅长战争描写，它不仅把纷繁复杂的战争有条理的叙述出来，并且从大处着眼，通过人物对话，写出战争的性质，决定胜败的因素等内容。《曹刿论战》和《秦晋摇（没找到这个字）之战》等篇，都写得非常出色。
《国语》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国别史，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大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然而它有的叙事比《左传》更鲜明生动，如写“厉王弭谤”和“勾践复国”的文字，就是这样。
《战国策》记述的基本上是战国时期谋臣纵横捭阖的谋略和辞说，它的文风是剧谈雄辩，书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写唐且出使秦国，唐且与秦王谈起“布衣之怒”，秦王轻淡的说，布衣之怒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慷慨陈词：“此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说完，拔剑而起，这一番慷慨豪壮的言辞，打掉了秦王不可一世的凌人盛气。
《战国策》中的纵横家辩士，还擅长运用寓言进行说理、论证，象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等成语故事，都出自《战国策》。
《左传》和《战国策》对后世的散文家有着深刻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曾经大量采用这两书的材料，并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汉代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章，其雄辩风格得之于这两书也很多。历代史书的编撰，以至唐宋散文家的记叙问，在语言和表现方法上，也都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
二、诸子文章的风采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诸子的文章，各具风采。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著作。《论语》风格是语言简练，含义深远，雍容和顺。其中许多形象化的语言，往往包含着深远的社会和道德含义。例如，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这既是对松柏的礼赞，又是对一种坚强人格的称颂，形象与哲理交融在一起。
《墨子》一书，语言质朴，但有很强的逻辑性，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理，又经常从具体问题的争论中作出概括性的总结。例如，《非攻》篇中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人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以下又从盗窃别人鸡狗说到，侵略他人国家，指出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亏人自利”的不义之举。这样的由小及大，层层推进，既是演说，又是比喻，论证明白而严谨。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端锋芒显露。例如，忘了是哪篇了，记述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对齐宣王所问“齐恒晋文之事”避而不言，却引齐王谈论王道。在对话中，孟子经常连连发问，步步紧逼。他的雄辩锋芒，有时竟使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文章还善用比喻。他在谈及不能和不为的区别时说：“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所用的比喻常常是多样的，有时整段用，有时全篇用。就象“鱼，我所欲也”，就是层层深入，运用曲折的比喻揭出所论主旨。
在先秦思想中，庄子的思想具有一种虚无主义色彩。在先秦散文中，《庄子》是最具风格的。大量的采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思想论点，这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庄子》想象神奇，在古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庄子》寓言丰富，并且很多出自作者自创。这些寓言也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有着奇幻斑斓的色彩。象写河伯看到“秋水将至，百川灌河”的景象，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当他来到北海，看到大海的浩瀚天际，这才感到天外有天，自己的沾沾自喜是可笑的。接着通过与河伯的对话，又道出宇宙之大，大海在其中也是渺小的等的道理，既是寓言，又有壮阔的景物描写，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写诸侯间的战争时说：有两个国家，一个建在蜗牛的左角，一个建在蜗牛的右角，“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可返”象这样的奇幻的想象，在《庄子》中还很多。
《韩非子》的文章注重论述，论事证理切中要害而又精辟深刻。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的分析力最强。有一篇写亡国的理由，竟写了47条之多。他的文章中也大量引用寓言故事和历史知识，我们今天还在运用的成语，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都出自《韩非子》。
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 者】 过常宝 著
【出 版 社】 人民社
【出版时间】 2009-7
【版 次】 1
【页 数】 452
【I S B N】 9787010080024
【所属分类】 图书 >> 文学 >> 中国古代随笔
内容简介
本书对先秦散文文献作文体探源、文体功能及文体演变研究。本书认为，先秦时期正是文化、政治、官制、社会习俗等急剧变化发展的时期，不同交化层面的信仰、传播、组织方式，不同社会阶层的职事、行为方式等，都对文献本身产生着影响。在此背景下，不但甲骨卜辞、《尚书》、易卦爻辞、史传文献、诸子散文、纵横家说辞各有自己的交化渊源文化功用，而且，每一类文献内部的不同种类文本，如《尚书》中典、谟、誓、诰、训、命等不同文体，史传散文中的经和传、记事体和记言体，《易》中的卦、爻辞和大传、系辞等，都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其文体形态受文化功能制约。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一、在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过渡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层次文化的社会功能、表达方式、实现途径等作细致的研究，揭示它和文献之间的关系；二、对文献创造者的职事、言说范围和言说方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三、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文体的文化功能，并对其文化地位及其对后世文学观念的影响等做出基本的判断；四、描述各种主要散文文体的形式特征、文学意义和相互间的继承影响关系。
作者简介
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香港教育学院、韩国高丽犬学、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楚辞与原始宗教：》（东方出版社，997年）、《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原史文化及其文献研究》（北京大学社，2007年）等多部著作。
目录
绪言
第一章 商周巫卜文献
第一节 甲骨卜辞
第二节 图画文献
第三节 易占卦爻辞
第四节 象征和阐释
第二章 西周礼教文献
第一节 铭文与盟诅辞
第二节 神道设教与周初八诰
第三节 仪式追溯和典谟制度
第四节 《尚书》文章 余论
第三章 春秋史传文献
第一节 史官及其文献制度
第二节 《春秋》书法
第三节 《左传》叙事逻辑
第四节 虚饰与实录
第四章 春秋“语”类文献
第一节 春秋君子文化
第二节 《国语》与君子立言
第三节 《老子》与箴诫之“语”
第四节 《论语》“语录体”的意义
第五章 战国诸子文献（上）
第一节 诸子的形成
第二节 《礼记》与儒学传承方式
第三节 《墨子》论辩及理论
第六章 战国诸子文献（中）
第一节 《孟子》与师道传统
第二节 《庄子》与“优语”
第三节 “优语”的意味
第七章 战国诸子文献（下）
第一节 荀子与“七十子”之学
第二节 《荀子》文章 体制
第三节 《荀子》文体观念
第四节 《韩非子》诸体
第五节 参验法和辩难术
第六节 《说林》和《储说》
第八章 战国策士文献
第一节 策士及其文献
第二节 策士的话语方式
第三节 策士寓言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
第一章 商周巫卜文献
中国文献载录的历史自商朝开始。《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朝行巫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笼罩在浓烈的宗教气氛之中。宗教活动主要有占卜和祭祀两种形态。占卜的目的是获悉天命以指导人类行为，随着占卜技术的发展，各类专业占卜人员也随之而生，这就为文献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甲骨卜辞是对天命神意的释读和见证，流行于晚商到西周时期，它的刻录和保存者是从巫师中分化出的史职。《易》是一种据象数来推断天命的占卜文献，自商朝末年出现，流行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它应该是西周巫师收集编纂的。甲骨占卜和易占各有自己的思维特点，其文献形式亦不相同。甲骨文中也有祭祀文献，如一些排列了商朝祖先庙号的卜辞可能用于指导祭祀。除了祖先祭祀外，商周都对自然山川之神和各类物怪进行祭祀，其最初的文献形式是图画，以“铸鼎象物”为代表，它们被用作指导人们对各地各类神怪进行不同形式的祭祀，是巫师的工作手册。《山海经》则是根据某种或某些图画改写的文字文献。除了文字文献和图画文献外，歌谣等口传韵文也是祭祀文献，因为不属散文，本书不予讨论。巫卜文献是中国文献的源头，它们对中国文献和文体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甲骨卜辞
殷商时代，人们相信神灵无处不在，所有的收获、平安、尊荣都是神灵的恩赐，所有的挫折、灾难又都出于神灵的责罚，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需以神意为指南和规范。商人获得神意的一个最主要办法就是甲骨占卜，而将占卜的有关信息刻录在甲骨上，不但意味着史职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文献的诞生。最早的甲骨卜辞出现在商代盘庚时期，盛行于晚商时期，并一直流行到西周时期。甲骨卜辞是一种宗教文献，是天人关系的见证，它的表述姿态和语法形式，都有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并对西周史官文献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甲骨卜辞是一种记言性质的文献，但同时已具备有最基本的叙事因素，是中国古代散文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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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人以玄鸟（即燕子）为图腾。《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在甲骨文中，被称为高祖的王亥就被刻画成一个带有鸟首的形状，也就是说，商人相信人是由图腾幻化而来，在死后也会还原为图腾。从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开始，商朝的祖先都以十干命名。十于是商朝记日的方式，那么商人为什么以十干为祖先的庙号呢？《史记·殷本纪》司马贞《索隐》云：“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认为十干是商王的生日。日人贝塚茂树赞同此说，但他认为十干记名还与祭祀方式相对应，“殷人在祭祀人祖时，即根据其人祖生日的十干相应地决定牺牲的毛色等”。另一种说法认为十干是卒日。董作宾说：“商人甲乙之号，盖专为祭而设。……如果甲乙等是生人的名，自然以生日为标准比较合理，若生前不用甲乙，死以后才用甲乙作神主名，又在甲乙日祭祀，则把甲乙说为以死日为标准，更觉恰切。”此外，王国维认为庙号表示致祭的次序，他说：“疑商人以日为名号，乃成汤以后之事。其先世诸公生卒之日，至汤有天下后定祀典名号时，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陈梦家也持此说。此外，李学勤认为庙号是死后卜选出的，张光直认为庙号反映了两组执政群众所组织的庙主分类制度，马承源认为日干是商人生前于冠礼或婚礼中所授的字等等，说法各异，但大多数学者都认可商人的日干名与祭祀制度有关，可见商人的祖先观念与祭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甲骨文或其他文献中，我们常能看到某祖先“宾于帝”，或干脆称为之为“帝”，如“父乙帝”（乙956）、“帝甲”（粹259）等。这就说明商人将死去的祖先看成神灵。而活着的商王都是具有神性的巫师。比如灭夏的汤，《帝王世纪》载其“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可见汤有巫师的身份。又《尚书·盘庚》载盘庚迁殷时训诫臣民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又说：“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不难看出，盘庚自以为有祭神和通神之特权。甲骨卜辞通常有“王占日”的载录，说明占卜所显示的神意是由商王来解读的。所以陈梦家说：“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王既为“群巫之长”，官吏也就是各级各类巫师。李玄伯说：“巫在古时是极有威权的人物，他是神与人的中问。在官吏就是教士的时候，他的地位不见得比邦君低。所以商的宰相‘卿士’就是巫咸巫贤。”
商代的宗教观念更直接表现在祭祀活动中。商朝祭祀神灵之广，祭祀方式之多，祭祀频率之高，为后代所难以想象。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除了各种山川河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上下四方之神外，光是要祭祀的远祖神和先王先妣就达四五十位之多，而且，对这些祖神的祭祀方式有单祭、合祭、特祭、周祭等多种形式。周祭是指用翌、祭、乡等五种祀典对先祖逐个进行周而复始的轮番祭祀。由于死者不断增加，到商末帝乙、帝辛朝，一个周祭需要360日。除了这些大型的祭祀外，其他的日常祭祀更多。甲骨文中关于祀日的记载，就有“宾日”、 “既日”、“又出日”、“又入日”、“御各（落）日”等，其中“宾”、“既”、“又”、“御”皆是祭名。由此可见商人祭祀之繁杂。岛邦男根据甲骨文列出将近二百种祭祀名目，而陈福年说甲骨文中出现的祭祀动词多至108个，这实在是很惊人的。
除了祭祀外，对商人社会行为影响最大的就是占卜了。现在所知的商代主要占卜方式是龟卜（包括骨卜）。对龟甲的处理包括选材、整治、钻凿、烧灼、刻辞等程序，参与者有龟人、董氏、卜师、太卜、占人等，其中太卜以事命龟，而占人视兆读出吉凶。至于占卜的内容，胡厚宣据甲骨卜辞将占卜事项分为20类：来源、气象、农产、祭祀、神明、征伐、田猎、刍鱼、行止、卜占、营建、梦幻、疾病、死亡、吉凶、灾害、诸妇、多子、家族、臣庶、命唤、成语、纪数、杂项等。《甲骨文合集》则分为22小类：（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贵族，（3）官吏，（4）军队、刑罚、监狱，（5）战争，（6）商业、交通，（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 （16）生育， （17）鬼神崇拜， （18）祭祀，（19）吉凶梦幻，（20）卜法，（21）文字，（22）其他。除卜问具体的事件外，甲骨文中还有一类卜夕卜旬刻辞，所贞问的是“今夕无祸”、“旬无祸”或“王旬无祸”，也就是今晚或后十日的吉凶。这是一种程式化的日常占卜，并非针对某事而起。可以说，商人是无事不占，无时不占。今天我们能见到的甲骨卜辞已有十五六万片之多，可见商人龟卜风气之盛。
甲骨卜辞的出现，不但意味着中国文字形态的成熟，也意味着史官的诞生。许慎释“史”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后人多信从史家记事之说，但对“持中”则多有别解。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说：“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书簿，犹今之案卷也。”王国维亦认为史家所持之“中”乃是书简。这一说法基本为学术界所接受。在甲骨的边角处常能见到有人签名。胡厚宣说：“史官签名，多于记事文字之末，知此官者，乃记事之史。”董作宾认为那是“贞人”的名字，即最早的史官。他说：“在肩脚骨臼的刻辞中，又发现了这问卜的贞人，也就是当时的记事史官。”《殷虚书契前编》所录一片甲骨云“丑卜史贞王燕之日吉”（6.43.6），其中“史”被断为贞人之名。可见史和贞人是有关系的。贞人的作用是将占卜意图提交给神灵，是问卜者，他在占卜中应该很有地位。吴仁生认为贞人除了能用文字记录外，还有如下的修养：首先，必须“博通历史、谙熟旧典”，“要掌握几十世，几十位先公先王的世次庙号，并要谙熟于心中”，要知晓根据长幼、及位次序、死亡次序、致祭次序、世次等因素编排的周祭祀谱以及各种不同的祀典，要熟悉世代有功旧臣的事迹和祭祀方式。其次，必须“精于天文、兼通历法”。贞人在卜夕卜旬中承担着天文气象的观测和记录的任务，而且贞人能够预卜日食、月食，甲骨文中已有大月小月之分，有“置闰”之法，而“周祭”也需要在历法上一个精确的推算。由此看来，史官是文字的掌握者，也是宗教祭祀方面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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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一、先秦历史散文
我国的史官建制很早，按周代的制度，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位。《汉书·艺文志》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记载了商周君王对臣民发布的各种政令，文辞简练。《春秋》是鲁国的遍年史，记事严谨，语言精炼。
应该说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著作，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其代表。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是概括的记述历史，而《左传》则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彩，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
《左传》擅长战争描写，它不仅把纷繁复杂的战争有条理的叙述出来，并且从大处着眼，通过人物对话，写出战争的性质，决定胜败的因素等内容。《曹刿论战》和《秦晋摇（没找到这个字）之战》等篇，都写得非常出色。
《国语》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国别史，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大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然而它有的叙事比《左传》更鲜明生动，如写“厉王弭谤”和“勾践复国”的文字，就是这样。
《战国策》记述的基本上是战国时期谋臣纵横捭阖的谋略和辞说，它的文风是剧谈雄辩，书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写唐且出使秦国，唐且与秦王谈起“布衣之怒”，秦王轻淡的说，布衣之怒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慷慨陈词：“此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说完，拔剑而起，这一番慷慨豪壮的言辞，打掉了秦王不可一世的凌人盛气。
《战国策》中的纵横家辩士，还擅长运用寓言进行说理、论证，象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等成语故事，都出自《战国策》。
《左传》和《战国策》对后世的散文家有着深刻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曾经大量采用这两书的材料，并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汉代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章，其雄辩风格得之于这两书也很多。历代史书的编撰，以至唐宋散文家的记叙问，在语言和表现方法上，也都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
二、诸子文章的风采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诸子的文章，各具风采。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著作。《论语》风格是语言简练，含义深远，雍容和顺。其中许多形象化的语言，往往包含着深远的社会和道德含义。例如，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这既是对松柏的礼赞，又是对一种坚强人格的称颂，形象与哲理交融在一起。
《墨子》一书，语言质朴，但有很强的逻辑性，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理，又经常从具体问题的争论中作出概括性的总结。例如，《非攻》篇中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人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以下又从盗窃别人鸡狗说到，侵略他人国家，指出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亏人自利”的不义之举。这样的由小及大，层层推进，既是演说，又是比喻，论证明白而严谨。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端锋芒显露。例如，忘了是哪篇了，记述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对齐宣王所问“齐恒晋文之事”避而不言，却引齐王谈论王道。在对话中，孟子经常连连发问，步步紧逼。他的雄辩锋芒，有时竟使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文章还善用比喻。他在谈及不能和不为的区别时说：“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所用的比喻常常是多样的，有时整段用，有时全篇用。就象“鱼，我所欲也”，就是层层深入，运用曲折的比喻揭出所论主旨。
在先秦思想中，庄子的思想具有一种虚无主义色彩。在先秦散文中，《庄子》是最具风格的。大量的采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思想论点，这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庄子》想象神奇，在古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庄子》寓言丰富，并且很多出自作者自创。这些寓言也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有着奇幻斑斓的色彩。象写河伯看到“秋水将至，百川灌河”的景象，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当他来到北海，看到大海的浩瀚天际，这才感到天外有天，自己的沾沾自喜是可笑的。接着通过与河伯的对话，又道出宇宙之大，大海在其中也是渺小的等的道理，既是寓言，又有壮阔的景物描写，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写诸侯间的战争时说：有两个国家，一个建在蜗牛的左角，一个建在蜗牛的右角，“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可返”象这样的奇幻的想象，在《庄子》中还很多。
《韩非子》的文章注重论述，论事证理切中要害而又精辟深刻。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的分析力最强。有一篇写亡国的理由，竟写了47条之多。他的文章中也大量引用寓言故事和历史知识，我们今天还在运用的成语，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都出自《韩非子》。
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 者】 过常宝 著
【出 版 社】 人民社
【出版时间】 2009-7
【版 次】 1
【页 数】 452
【I S B N】 9787010080024
【所属分类】 图书 >> 文学 >> 中国古代随笔
内容简介
本书对先秦散文文献作文体探源、文体功能及文体演变研究。本书认为，先秦时期正是文化、政治、官制、社会习俗等急剧变化发展的时期，不同交化层面的信仰、传播、组织方式，不同社会阶层的职事、行为方式等，都对文献本身产生着影响。在此背景下，不但甲骨卜辞、《尚书》、易卦爻辞、史传文献、诸子散文、纵横家说辞各有自己的交化渊源文化功用，而且，每一类文献内部的不同种类文本，如《尚书》中典、谟、誓、诰、训、命等不同文体，史传散文中的经和传、记事体和记言体，《易》中的卦、爻辞和大传、系辞等，都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其文体形态受文化功能制约。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一、在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过渡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层次文化的社会功能、表达方式、实现途径等作细致的研究，揭示它和文献之间的关系；二、对文献创造者的职事、言说范围和言说方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三、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文体的文化功能，并对其文化地位及其对后世文学观念的影响等做出基本的判断；四、描述各种主要散文文体的形式特征、文学意义和相互间的继承影响关系。
作者简介
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香港教育学院、韩国高丽犬学、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楚辞与原始宗教：》（东方出版社，997年）、《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原史文化及其文献研究》（北京大学社，2007年）等多部著作。
目录
绪言
第一章 商周巫卜文献
第一节 甲骨卜辞
第二节 图画文献
第三节 易占卦爻辞
第四节 象征和阐释
第二章 西周礼教文献
第一节 铭文与盟诅辞
第二节 神道设教与周初八诰
第三节 仪式追溯和典谟制度
第四节 《尚书》文章 余论
第三章 春秋史传文献
第一节 史官及其文献制度
第二节 《春秋》书法
第三节 《左传》叙事逻辑
第四节 虚饰与实录
第四章 春秋“语”类文献
第一节 春秋君子文化
第二节 《国语》与君子立言
第三节 《老子》与箴诫之“语”
第四节 《论语》“语录体”的意义
第五章 战国诸子文献（上）
第一节 诸子的形成
第二节 《礼记》与儒学传承方式
第三节 《墨子》论辩及理论
第六章 战国诸子文献（中）
第一节 《孟子》与师道传统
第二节 《庄子》与“优语”
第三节 “优语”的意味
第七章 战国诸子文献（下）
第一节 荀子与“七十子”之学
第二节 《荀子》文章 体制
第三节 《荀子》文体观念
第四节 《韩非子》诸体
第五节 参验法和辩难术
第六节 《说林》和《储说》
第八章 战国策士文献
第一节 策士及其文献
第二节 策士的话语方式
第三节 策士寓言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
第一章 商周巫卜文献
中国文献载录的历史自商朝开始。《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朝行巫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笼罩在浓烈的宗教气氛之中。宗教活动主要有占卜和祭祀两种形态。占卜的目的是获悉天命以指导人类行为，随着占卜技术的发展，各类专业占卜人员也随之而生，这就为文献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甲骨卜辞是对天命神意的释读和见证，流行于晚商到西周时期，它的刻录和保存者是从巫师中分化出的史职。《易》是一种据象数来推断天命的占卜文献，自商朝末年出现，流行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它应该是西周巫师收集编纂的。甲骨占卜和易占各有自己的思维特点，其文献形式亦不相同。甲骨文中也有祭祀文献，如一些排列了商朝祖先庙号的卜辞可能用于指导祭祀。除了祖先祭祀外，商周都对自然山川之神和各类物怪进行祭祀，其最初的文献形式是图画，以“铸鼎象物”为代表，它们被用作指导人们对各地各类神怪进行不同形式的祭祀，是巫师的工作手册。《山海经》则是根据某种或某些图画改写的文字文献。除了文字文献和图画文献外，歌谣等口传韵文也是祭祀文献，因为不属散文，本书不予讨论。巫卜文献是中国文献的源头，它们对中国文献和文体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甲骨卜辞
殷商时代，人们相信神灵无处不在，所有的收获、平安、尊荣都是神灵的恩赐，所有的挫折、灾难又都出于神灵的责罚，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需以神意为指南和规范。商人获得神意的一个最主要办法就是甲骨占卜，而将占卜的有关信息刻录在甲骨上，不但意味着史职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文献的诞生。最早的甲骨卜辞出现在商代盘庚时期，盛行于晚商时期，并一直流行到西周时期。甲骨卜辞是一种宗教文献，是天人关系的见证，它的表述姿态和语法形式，都有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并对西周史官文献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甲骨卜辞是一种记言性质的文献，但同时已具备有最基本的叙事因素，是中国古代散文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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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人以玄鸟（即燕子）为图腾。《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在甲骨文中，被称为高祖的王亥就被刻画成一个带有鸟首的形状，也就是说，商人相信人是由图腾幻化而来，在死后也会还原为图腾。从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开始，商朝的祖先都以十干命名。十于是商朝记日的方式，那么商人为什么以十干为祖先的庙号呢？《史记·殷本纪》司马贞《索隐》云：“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认为十干是商王的生日。日人贝塚茂树赞同此说，但他认为十干记名还与祭祀方式相对应，“殷人在祭祀人祖时，即根据其人祖生日的十干相应地决定牺牲的毛色等”。另一种说法认为十干是卒日。董作宾说：“商人甲乙之号，盖专为祭而设。……如果甲乙等是生人的名，自然以生日为标准比较合理，若生前不用甲乙，死以后才用甲乙作神主名，又在甲乙日祭祀，则把甲乙说为以死日为标准，更觉恰切。”此外，王国维认为庙号表示致祭的次序，他说：“疑商人以日为名号，乃成汤以后之事。其先世诸公生卒之日，至汤有天下后定祀典名号时，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陈梦家也持此说。此外，李学勤认为庙号是死后卜选出的，张光直认为庙号反映了两组执政群众所组织的庙主分类制度，马承源认为日干是商人生前于冠礼或婚礼中所授的字等等，说法各异，但大多数学者都认可商人的日干名与祭祀制度有关，可见商人的祖先观念与祭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甲骨文或其他文献中，我们常能看到某祖先“宾于帝”，或干脆称为之为“帝”，如“父乙帝”（乙956）、“帝甲”（粹259）等。这就说明商人将死去的祖先看成神灵。而活着的商王都是具有神性的巫师。比如灭夏的汤，《帝王世纪》载其“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可见汤有巫师的身份。又《尚书·盘庚》载盘庚迁殷时训诫臣民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又说：“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不难看出，盘庚自以为有祭神和通神之特权。甲骨卜辞通常有“王占日”的载录，说明占卜所显示的神意是由商王来解读的。所以陈梦家说：“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王既为“群巫之长”，官吏也就是各级各类巫师。李玄伯说：“巫在古时是极有威权的人物，他是神与人的中问。在官吏就是教士的时候，他的地位不见得比邦君低。所以商的宰相‘卿士’就是巫咸巫贤。”
商代的宗教观念更直接表现在祭祀活动中。商朝祭祀神灵之广，祭祀方式之多，祭祀频率之高，为后代所难以想象。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除了各种山川河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上下四方之神外，光是要祭祀的远祖神和先王先妣就达四五十位之多，而且，对这些祖神的祭祀方式有单祭、合祭、特祭、周祭等多种形式。周祭是指用翌、祭、乡等五种祀典对先祖逐个进行周而复始的轮番祭祀。由于死者不断增加，到商末帝乙、帝辛朝，一个周祭需要360日。除了这些大型的祭祀外，其他的日常祭祀更多。甲骨文中关于祀日的记载，就有“宾日”、 “既日”、“又出日”、“又入日”、“御各（落）日”等，其中“宾”、“既”、“又”、“御”皆是祭名。由此可见商人祭祀之繁杂。岛邦男根据甲骨文列出将近二百种祭祀名目，而陈福年说甲骨文中出现的祭祀动词多至108个，这实在是很惊人的。
除了祭祀外，对商人社会行为影响最大的就是占卜了。现在所知的商代主要占卜方式是龟卜（包括骨卜）。对龟甲的处理包括选材、整治、钻凿、烧灼、刻辞等程序，参与者有龟人、董氏、卜师、太卜、占人等，其中太卜以事命龟，而占人视兆读出吉凶。至于占卜的内容，胡厚宣据甲骨卜辞将占卜事项分为20类：来源、气象、农产、祭祀、神明、征伐、田猎、刍鱼、行止、卜占、营建、梦幻、疾病、死亡、吉凶、灾害、诸妇、多子、家族、臣庶、命唤、成语、纪数、杂项等。《甲骨文合集》则分为22小类：（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贵族，（3）官吏，（4）军队、刑罚、监狱，（5）战争，（6）商业、交通，（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 （16）生育， （17）鬼神崇拜， （18）祭祀，（19）吉凶梦幻，（20）卜法，（21）文字，（22）其他。除卜问具体的事件外，甲骨文中还有一类卜夕卜旬刻辞，所贞问的是“今夕无祸”、“旬无祸”或“王旬无祸”，也就是今晚或后十日的吉凶。这是一种程式化的日常占卜，并非针对某事而起。可以说，商人是无事不占，无时不占。今天我们能见到的甲骨卜辞已有十五六万片之多，可见商人龟卜风气之盛。
甲骨卜辞的出现，不但意味着中国文字形态的成熟，也意味着史官的诞生。许慎释“史”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后人多信从史家记事之说，但对“持中”则多有别解。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说：“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书簿，犹今之案卷也。”王国维亦认为史家所持之“中”乃是书简。这一说法基本为学术界所接受。在甲骨的边角处常能见到有人签名。胡厚宣说：“史官签名，多于记事文字之末，知此官者，乃记事之史。”董作宾认为那是“贞人”的名字，即最早的史官。他说：“在肩脚骨臼的刻辞中，又发现了这问卜的贞人，也就是当时的记事史官。”《殷虚书契前编》所录一片甲骨云“丑卜史贞王燕之日吉”（6.43.6），其中“史”被断为贞人之名。可见史和贞人是有关系的。贞人的作用是将占卜意图提交给神灵，是问卜者，他在占卜中应该很有地位。吴仁生认为贞人除了能用文字记录外，还有如下的修养：首先，必须“博通历史、谙熟旧典”，“要掌握几十世，几十位先公先王的世次庙号，并要谙熟于心中”，要知晓根据长幼、及位次序、死亡次序、致祭次序、世次等因素编排的周祭祀谱以及各种不同的祀典，要熟悉世代有功旧臣的事迹和祭祀方式。其次，必须“精于天文、兼通历法”。贞人在卜夕卜旬中承担着天文气象的观测和记录的任务，而且贞人能够预卜日食、月食，甲骨文中已有大月小月之分，有“置闰”之法，而“周祭”也需要在历法上一个精确的推算。由此看来，史官是文字的掌握者，也是宗教祭祀方面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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