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

2012年01月10日 11:5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法]潘鸣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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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直至1962年，大部分知青不再去公社了，而是去国营农场，这些农场在1950年代，尤其在大跃进期间，不停地在增加。下到国营农场去倒没有引起太多地抵制，因为在那儿可以享有固定工资，工作时间正规，还有一系列的集体生活组织（食堂、宿舍、工余活动），这些都能吸引青年人。

本文摘自《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作者: [法]潘鸣啸  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现在轮到城市出身的年青毕业生了。有关下乡，官方的统计资料都只从1962年算起。事实上，我们知道城市青年从1960年底起就离开城市，就是说从城市精简人口运动开始之时。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8届9中全会上，决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掀起“支援农业运动”[《人民日报》1961年1月21日第一版。]。遇罗克，后来为“出身不好”的子女伸张正义而牺牲的烈士[遇罗克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写的一篇名为“出身论”的理论文章，他在文中揭露凡被共产党政府鄙视的人士的子女遭到社会歧视的现象。该文刊登在文化革命初期的一份红卫兵报纸上，顿时引起极大反响，但作者因此在1968年被捕判死刑，并在1970年公开处决，他当时只有28岁。见《光明日报》1980年7月21日第一版及1980年7月22日第三版。亦见遇罗文，《我家》，以及徐晓等，《遇罗克》。]，也是在1961年初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去的。虽然他的统考成绩优异，但因父母的政治问题，1960年却被拒绝进入大学，其后他决定下乡以明志。尽管这样，第二年又再参加一次大学入学考试，还尝试申请参军，两者都以失败告终。1964年初，他因病返回北京，靠做临时工生活，同时仍然继续在乡下时都没停止过的自学与写作。遇罗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因为他的情况在1960-1966年间下乡的相当一部分知青中极为典型：出身不好或者出身一般的年轻人总是被人歧视的，想继续学习或找到工作，希望很渺茫。实际上，在1960年代“出身不好”的阴影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为数愈加庞大的人群。首当其冲的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和坏分子。]的子女，跟着是老“资本家”的或者与外国有联系的各类人等的子女，最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遇罗克代表着少数理想主义青年，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有意识地用行动证明，虽然出身不好，但有积极的革命精神。他们自愿去下乡，是将此看作必须经受的一场考验，而不是最终的命运安排。然而，大多数这类“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是因为完全没有希望在城里找到工作，又不能再依靠父母生活，才下乡的[有关遣送出身不好的青年下乡以及遇罗克，见定宜庄，前引，页286-289。]。

遇罗克的例子说明，现实中起码有一部分没有反映在官方的统计里。虽然那几年间，在中国不同地区像北京、广州、上海、四川、陕西，等地都有下乡的[S.Rosen，前引，页23；《文汇报》1968年5月25日，刊于SCMP，4207，页15；《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四版；《山西日报》1963年3月26日。]，可是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1960-1961年间的官方数字，这可以说明这两年中的知青下乡不是国家统一组织的，而是各地各有各的安排。对中央政府来说，只要地方的举措有助于减少在城市生活的人口，那就都是好的。有些年轻人单独去到跟他们有特殊关系的农村地区，有些去国营农场，还有些给安排进半工半读学校，这些我们后面会谈到[见本书，页87-88；定宜庄，前引，页193-216。]。在这种情况下，1960-1961年间毕业生下乡的数字永远是个谜。当然，跟往后几年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时政府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来自刚毕业的学生，更有前几年毕业的但仍处于无业状态的学生，还有1960或1961年时因财政困难索性关闭了的学校。所有这些年轻人没有单位[“单位”就是工作单位。在那个年代，单位不仅管理业务工作，还管理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从生管到死”。住房，补助金，粮票布票，娱乐，批准结婚、生育、搬家：无一不由单位决定。]，也不在学，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无所事事，也没有任何行政单位管他们，被称作“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些变成了小流氓。街道委员会[有些城市居民没有单位，主要是家庭妇女与无业青年，他们的单位就是街道委员会，由市政府领导，提供一些服务，特别是监视该区的居民。]试图看管他们，可能的话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没什么办法。1962年底全国有两千万当局要遣送去乡下的社会青年。

出现了一个令准备下乡的年青人万分焦虑的新问题：户口问题。1950年代初中期已经有了各种管理户口的措施，到了1958年当局重新捡起定下的措施，企图使其制度化，并且加大力度。在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根本不考虑宪法条款明确规定公民在尊严和权利上人人平等，而且有迁徙的自由，反而硬性设立了一道樊篱隔开了享有特权的城市人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乡下人。后来这份“条例”因大跃进延迟了严格执行的时间。从1960年起，户口制度开始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支柱之一。P.85失去城市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从此以后知青将永远被贬到农村低下阶层中去。这令他们非常反感。1961-1962年间不少干部想让知青快点儿走，就给他们留下城市户口，或者答应他们过几年可以重新取回，这是一个永不兑现的允诺。

直至1962年，大部分知青不再去公社了，而是去国营农场，这些农场在1950年代，尤其在大跃进期间，不停地在增加。下到国营农场去倒没有引起太多地抵制，因为在那儿可以享有固定工资，工作时间正规，还有一系列的集体生活组织（食堂、宿舍、工余活动），这些都能吸引青年人。从1963年起，就有一些去新疆军垦农场的。这一下乡新途径说明国营农场的容纳量已经饱和了，同时也考虑到战略意义，这一点我们已谈过了[见本书，页62-63。]。对年轻人施行社会政治控制，军垦农场最理想了，而那些青年在那里不仅可以享受国营农场的好处，还可以得到作为“守卫祖国边疆的战士”的精神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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