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电照明官网:第三章 对北越的空中作战

第三章 对北越的空中作战

　　为了加强对北越的空袭，1965 年 2 月 13 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了代号为“滚雷作战”的空袭计划。

　　在“滚雷作战”中，美国空军和海军奉命进一步轰炸从非军事区以北到河内郊区的目标。美国人实施“滚雷作战”的目的在于：将轰炸线逐步向北越的城市附近移动，特别是向他们的首都附近移动，威胁他们的首都，迫使北越接受所谓的和平。

　　“滚雷作战”的开始阶段，规定只能轰炸北纬 20°线以南的那些经参谋长联席会议选定、国防部长和总统批准的目标。因此，每天下发一份精心选定的目标表，通知美军驻越南的地区指挥官应何时突击那些目标，以及怎样实施突击。美国轰炸机不得突击港口和工厂，而只能突击往南方运送物资的后勤运输系统，如桥梁、物资集结地、兵营、弹药库、铁路线和交通要道。

　　尽管人们对“滚雷”战役抱有很高的希望，但在其实施时，由于来自高层的干涉，使其效果大大地降低了。对作战任务附加的严格限制，使海军和空军中老资格的指挥官感到了极大的不安：没有上级行政部门的批准不能突击，又缺乏前一次突击目标效果的照片。相反，海军第 63 轻型照相侦察机中队的 RF-8式侦察机和更加复杂昂贵的 RA-5“民团团员”式侦察机不是伴随着突击兵力到达目标区，便是紧跟在轰炸机的后面以评估突击效果（侦察机部队对上述限制是很不情愿的，许多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与他们宝贵的飞机及照片一起被击落或被俘。因为当主要兵力通过目标上空时，北越的地面防空部队自然受到告警，其人员已作好了准备并等待着孤独的 RF-8 式侦察机的到来，他们知道：RF-8 式侦察机肯定就在后面）。

RA-5C

　　对“滚雷”作战的另一个限制是紧接着第一波突击所进行的第二波突击不会被批准，这就排除了两波突击的配合（这样的配合无论是对拳击还是对空中突击来说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剩余的弹药不能用于突击临时选定的目标，而必须在返回航空母舰之前把它们投到海里。对空战来说，有如下规定：交战之前敌人的飞机必须被明确地识别，这对于以每小时近 1,600 公里速度接近敌机的飞行员来说，可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此外，最重要的是：一但因为天气或者兵力的原因攻击计划被取消，更改计划之前必须重新审批。

　　由于这些规定限制了他们的行动，人们试图超出这些规定，那怕是少量的。把特殊的目标分配给海军和空军，然后再细分到指定的包干区内，这样做减少了一些混乱。

　　美国空军和海军将北越分成 6 个目标区，亦称之为路线包干区。过去空军和海军在突击地区相互轮换，这样让飞行员们轮流暴露在危障程度不同的地区内。现在空军负责靠近泰国和南越基地的西部和河内目标区，海军负责靠近航空母舰的海防和沿海各目标区。

　　按照这一新的规定，整个突击地区一分为二，一个军种负责一个目标区。这样可使得飞行人员更加熟悉各目标的地形和部署在那里的防空兵器。目标区的重新划分使战损率大大下降。飞行人员熟悉了作战地区的情况以后，就能制定更理想的突击路线，以便将暴露在对方防空火力下的时间减至最低限度。

　　为了便于指挥航空母舰编队作战，美国海军还在越南沿海的北边和南边分别选择了两个地点，建立了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作战指挥机构，并被命名为“扬基”和“迪克西”站。

　　最初，“扬基”站的建立是为了作为对抗北越的中心，它是美国第 77特混编队的指挥机构。“杨基”站设在北部湾的 3 艘航空母舰上。这 3 艘航空母舰的作战行动相互密切配合，但不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编队共同行动，而是在各自护航舰只的警戒下单独执行任务，轮流值班。每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飞行值班 12 小时，然后依次交给下一艘航空母舰。这样各舰都有休整补充时间。只要气侯不是十分恶劣，能够做到每时每刻都有海军航空兵在北越上空活动。

　　“迪克西”站实际上是在这之后应美国援越部队司令官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而建立的。威廉·威斯特摩兰对于海军航空母舰支援步兵的行动是非常重视的，他要求保留一艘航空母舰在南越。他认为非常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在南越缺乏适当的支援地面作战的空军基地。

　　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对海军航空兵来说是荣幸的。但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也增加了在两个站活动的航空母舰兵力的负担，使得它们的海上活动时间往往要超过它们的正常巡逻周期。到 1965 年 6 月，海军发现在南中国海需要部署 5 艘以上的攻击型航空母舰才能完成所担负的任务。“迪克西”站也发展成对新到达的舰载机联队的“加温”区。在相对“和平”、空中防御力量最薄弱的南部战区中，年轻的空中机组可以得到一些锻炼。在进入受高射炮、地空导弹、米格飞机和被俘威胁的“真正”的北部战区之前，他们必须习惯于轰炸、扫射在地面上活动的人和面对冷酷无情的日常战斗行动的压力。

　　在“滚雷”战役期间，海军的第一次突击发生在 1965 年 3 月 18 日，从“珊湖海”和“汉科克”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轰炸了在富文和永森的供应仓库．尽管所有的飞机都返回了，但每架飞机都受了轻伤。成功的攻击带来了不断增长的伤亡：有些飞机被击落，有些飞行员被俘。突击的区域从北越的海岸线延伸到离河内市 70 公里处。这些突击取得了一些战略性的胜利，其主要的结果是北越在白天停止了交通运输和对其部队的供应，而改成在夜间沿着著名的从北越延伸到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进行伪装的小规模的活动。人力同卡车一起成为运输供应品的最普通的手段。因为限制美军轰炸村庄，北越人民军白天将他们的车辆停在能被看见的露天场地，却不会受到攻击。

“贸易时”作战

　　除了 2 月和 5 月“燃烧的标枪”及“滚雷”战役的空中突击外，还开始了另外一些重要行动：在 2 月份制定了一个沿海监视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美国海军和南越的海空兵力在各处江河巡逻以对付北越的水上供应。与巡逻快艇一起行动的几个巡逻机中队（海军第 4、第 17 和第 40 巡逻机中队）所使用的飞机是 P-2“海王星”式巡逻机，后来使用了 P-3“奥里安”式巡逻机，P-5“马林”式巡逻机及美国海军在这场战争中使用的最新式飞艇。所谓“贸易时”的作战行动所涉及的范围是从最南边的柬埔寨到南北越之间的北纬 17°线。这是一个秘密的行动，在新闻界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知道此事。速度比较慢、但能远距离巡逻的飞机是没有资格出现在国内报纸头版的，但对部署在南越长达数月之久的巡逻机中队的人们来说，执行“贸易时”任务是极其重要的。最初，P-2 巡逻机承担着较多的任务。SP-2H“海王星”式巡逻轰炸机是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长寿命双发动机（为了增大动力某些飞机上装有喷气发动机）”飞机，这种飞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投入使用的。大部分驻屯在美国西海岸的巡逻机中队被分批部署到越南。实际上，“贸易时”行动由下属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扬基”站、“贸易时”和“海上监视巡逻”。“扬基”站的使命包含在北部湾区域警戒，并在夜间执行飞行任务，通常飞行高度不超过 240米，常用的飞行高度是 120-150 米。“扬基”站的飞机要寻找的是快速运动的目标，例如鱼雷艇和飞机，这些鱼雷艇和飞机是行驶在北部湾内舰船最关心的目标，特别是在夜间；同时他们还担负营救落水机组的任务。他们关闭灯光飞行，以使减少被发现的机会。但是数以百计的小船总是亮着航行灯并发出烧饭的火光在航道上航行，一个飞行员描述说：“就像城市的夜景一样”。

SP-2H

　　在 1967 年。后来的 P-3A“奥里安”式巡逻机代替了 P-2 巡逻机。P-3A 装备了雷达高度表，当使用该设备时，它就像自动驾驶仪一样，使一架大型飞机保持在要求的飞行高度上，控制它就像操纵汽车方向盘一样，而不必关心方向舵的协调；只要转动一下操纵轮，就可以改变飞机的航向。后来，一架飞机的雷达高度表发生了故障而未被飞行员及时发现，导致了机毁人亡的事故。鉴于这次教训，为了及时对飞行员进行告警，在飞机仪表板上加装了红色的故障指示灯。

P-3A

　　“贸易时”的使命是整个行动的主要部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检查由中国提供的大型钢壳拖网渔船，这些船可以载运大量的货物，但其雷达波的反射能力也较强。较小的木制舢板船在雷达屏幕上不能形成清晰的图像，而这些小船也可以运载较多的合法和非法的货物。只有出快艇和别的巡逻艇进行登船检查才能弄清所运货物的性质。

　　“海上监视巡逻”行动的使命是一般性的海上监视，主要是监视行踪可疑的船只，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船只。但是，用 P-3 式巡逻机飞行员的话来说，这种“海上监视巡逻”是“完全无效和令人厌烦的”。

　　但是，在 1967 年 1 月 27 日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当时，从驻泰国乌塔堡基地的第 16 巡逻机中队起飞了一架 P-3“奥里安”式巡逻机，该机的无线电呼号为“SPANGL-8”。当这架飞机飞抵岘港附近后向基地作了报告，并建立了用“3 台发动机飞行监视巡逻模式”。所谓 3 台发动机飞行监视巡逻模式就是在巡逻飞行过程中关闭一台发动机，以使节省燃料，根据当时飞机的重量和巡逻时间的长短有时甚至关闭两台发动机。

　　1 时 45 分，这架 P-3 式巡逻机被引导到朱莱的南部地区，据悉那里有几艘小船已抵达海岸并正在卸载。按照中队的指示，该机爬升到 1,000 多米，同时通知扫雷艇并引导其前去查明。此时岸边确实有 4 艘小型船只。当 P-3 巡逻机被地面炮火命中时，情况就不查自明了。幸运的是炮弹命中在机翼外侧关闭的那台发动机上。燃油开始从油箱里流出，此时如果这台发动机在工作的话，其排出的热废气会点燃燃油而引起大火，并可能导致机毁人亡。由于 P-3A 型飞机的若干个油箱相互之间是完全隔离的，燃油不能从一个油箱流到另一个，很快飞机失去了平衡。上尉飞行员理查德·诺特奋力操纵飞机，并把他们的情况及向岘港方向航行的要求通报给扫雷艇。为了引导正在赶来的武装直升机接近北越的小船，P-3 巡逻机在目标附近的海滩上空作了几次掠过飞行，然后向设在岘港的进场管制站申报了紧急情况。经批准并直飞进场后，这架 P-3 巡逻机安全地降落了。

　　执行“贸易时”使命的飞机也帮助水面舰船营救遇难船只，特别是航行于近岸航道上的小型木船。在 1966年 9月 19日，第 2 巡逻机中队的一架 P-2 飞机查明了一艘小船正在显示“发动机故障”和“船只遇到意外事故请求救援”的求救信号。P-2 的飞行员使用无线电通知了设在西贡东南头顿的海岸监视中心。在头顿的机构派出了一艘扫雷艇，营救了受损小船上的 32 名南越船员。

　　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时”巡逻任务是长时间的，通常一次巡逻长达 10-13 个小时。飞行员在一次海外服役期间，要飞行数百个小时。但是机组并没有被忘记：1966 年的圣诞之夜，某些幸运的 P-3 机组在他们漫长的夜间飞行中吃上家制的小饼以庆祝节日，并且在飞机的后舱还有一棵小小的圣延树。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行动是 3 月 8 日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的登陆。这是海军陆战队第 9 远征旅自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战时两栖登陆，登陆人数大约有 3,500 人，用以加强该市的反共力量。这也是海军陆战队其它行动（如 6 月在朱莱登陆）的前奏。

　　随着“滚雷”战役力量的集结和空中突击频度的增加，北越迟早会采取较强的防御措施。4 月 5 日，从“珊瑚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架 RF-8A 型侦察机带回了毫无疑问是第一个地对空导弹阵地的照片。位于河内东南 24 公里的这个导弹阵地竟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使第 77 特混舰队的司令官以越南近岸海军舰艇群全体人员的名义飞到西贡，把导弹阵地的照片展示给第 7航空联队的司令官。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来对抗这种新的并严重威胁美空中兵力的危险，共同计划促进建立海空军兵力突击导弹阵地的指挥系统。但是，发动这种突击的请求被拒绝了。几个月以后，第二个导弹阵地出现了。到 6 月份，可以确认的地对空导弹阵地已达若干个。

　　直到数架美国飞机被击落（第一架被击落的海军飞机是在 8 月份，该机是从“中途岛”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第 23 巡逻机中队的 A-4 攻击机），正式的反地空导弹阵地行动才被批准。该行动被命名为“铁手”行动，并于 8 月 12 日开始实施。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做了较大的努力，但反地空导弹阵地的“铁手”行动初期却没有取得效果。首次战果是在 10 月 17 日早上取得的，从“独立”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4 架 A-4E 式攻击机和一架 A-6 导航飞机发现了河内市北部靠近盖（米格-21 的基地）机场的一个导弹阵地，并将其击毁。（空军攻击地对空导弹阵地的飞机代号为“野鼬鼠” F-105，最初这种飞机是装备有电子干扰设备的双座飞机）。

空军的 F-105G“野鼬鼠”，尾码是“WW”，携带百舌鸟反辐射导弹

　　北越着手建立的防御措施不仅包括地对空导弹，还包括以最快速度建立的早期预警雷达，以及几个月以前大量输入的飞机，特别是 米格-17 飞机。该机是 米格-15 的后继机；在朝鲜战争中，米格-15 曾给美国空军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虽然 米格-17 的速度比美国海、空军的 F-4 超音速飞机慢得多，但却可以和 F-4 对抗。具有较大机动性和较强火力的 米格-17 已给美军的飞行员造成了真正的威胁。而 米格-21 给美军飞行员造成的威胁就不言自明了，该型飞机完全不同于前者并飞得更快。美军指挥官们知道，这种飞机在不远的将来会在北越的上空出现。

　　由于 SA-2“导线”地空导弹数量的不断增加，攻击飞机被迫低空并在导弹的射高之下飞行，以避开导弹的抗击，这样只有高炮才能抗击。但按照某些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的说法，现在他们遇到的比 20 年前在德国上空遇到的高炮抗击更猛烈并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随着地对空导弹和带炮瞄雷达高炮的出现，产生了独特的有时是昂贵的被称为战争中的小战争的电子对抗。在越南战争中 SA-2 地对空导弹几乎自始至终在使用。在其它地区性冲突中 SA-2 也得以使用，例如中东战争。有幸在空中看到过 SA-2 飞行并安全返回的飞行员描述该导弹就像会飞的电线杆。SA-2 导弹长 10.6 米，有两级助推火箭，带 158 公斤的高爆弹头，射高近 1.8 万米。该导弹迫使美国人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防御系统。随着战争的发展，对“萨姆”导弹和高炮的压制是美军要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

　　为了对付沿着美军飞机各飞行航线上集中部署的导弹，每个单位都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攻击方法和攻击武器。早期的一个计划是飞机以低空和高速飞向目标，直至到达一预先选择好的识别点（该识别点通常是一个凸出的陆地标志或河流的转弯处），此时飞行员将改变航向飞向另一个预定点，然后操纵飞机爬升，发现目标后，向目标俯冲，投射武器，最后退出该区。

　　采用上述跃升机动加俯冲（俗称“山羊跳”）的方法有几个缺点，其中最严重的是低空接近目标使飞机进入了轻武器的射击范围，并且对飞行员来说，以较快的速度飞行，迅速识别目标和对目标进行精确的瞄准都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电子战

　　除了反雷达导弹的发展之外，美国海军对东南亚对抗的主要贡献是部署了 5 种电子战飞机：道格拉斯公司的 EA-1F“空中袭击者”，道格拉斯公司的 EKA-3B“空中战士”，道格拉斯公司的 EF-10B“空中骑士”，格鲁门公司的 EA-6B“徘徊者”。

EA-1F

　　EKA-3B 是 60 年代后期研制的，为了海军的 TACOS（空中加油、干扰或攻击）任务，并将空中加油和远距干扰任务结合起来。大约 40 架 A-3B 改型成这种标准，在后部的武器舱内安装空对空加油设备，在前部安装对抗设备，还有一种改型的尾锥。人们知道 TACOS 飞机由以下中队即 VAH-2 和 VAH-10 重型攻击机中队、VAQ-130、VAQ-131、VAH-132、VAQ-133、VAQ-134 和 VAQ-135 电子战中队使用。

EKA-3B

　　在东南亚，EKA-3B 被部署在北部湾的各种航空母舰上，给海军攻击编队空中加油，并给它们提供远距干扰支援。这种形式只被看成是加强现有干扰能力的临时性解决方法。在 1968 年至 1972 年间对越南北方作战的限制，使它在被 EA-6B 取代前几乎没参加作战。

　　海军陆战队的 EF-10B“空中骑士”是一种干扰和信号情报侦察双重任务平台，从 1965 年 4 月起用于岘港基地的 VMCJ-1 混合中队。开始使用的 EF-10B“是战区中唯一有贡献的电子战平台”。“空中骑士”带 2 部内部安装的干扰发射机：一部装机头雷达天线罩左上部的 AN/ALT-2 和 1 部机尾设备舱里的 AN/ALT-6B 中的 ALT-2。“空中骑士”也可以在机翼下挂载干扰吊舱。既可以用于自卫式干扰也可以用于进攻性干扰。翼下挂点还可用于挂载 AN/ALE-2 雷达干扰箔条投放吊舱。可是，在越南的远距离作战意味着这些装备没有一个能经常使用，挂架被副油箱占用了。1967 年，通过为机尾发射机附加了一个可控制的天线，使 EF-10B 的远距干扰能力有所提高。

EF-10B

　　从 1966 年 10 月起，“空中骑士”逐渐被能力更强的 EA-6A“入侵者”取代。除了干扰和信号情报双重任务平台外，EA-6A 还装有一套有源的扩充设备。内部系统包括多工作状态 X 波段 AN/ALQ-41 和 S 波段 AN/ALQ-55 通信干扰机和 AN/ALE-15 雷达干扰箔条投放器。最后一种包括两个 10 厘米高，35.5 厘米直径的装有楔形干扰箔条包的圆筒，干扰箔条是利用压缩的氮气载荷从投放器发射出去的。ALE-15 安装在机尾的设备舱里，逐渐改进，最后由 AN/ALE-29A 取代并装有电发火箔条弹。ALQ-55 被携带，但直到 1969 年当它用于两次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作战任务时才使用。

EA-6A，机翼下中间挂架挂载 ALQ-76

　　EA-6A 有 7 个外挂点可以带副油箱和有源、无源干扰吊舱。干扰箔条吊舱在每个机翼外侧各挂一部，有源干扰吊舱以各种组合挂在 4 个翼下内侧挂架和机身下部挂点上。这些干扰吊舱中最重要的无疑是 AN/ALQ-76，大概是为阻塞式杂波干扰而设计的，并装用了 4 部发射机。EA-6A 最多可带 5 部吊舱，一般只挂 4 部，因为机腹下的装置缩短了航程和降低了在起飞和着陆时的离地面的高度。在 1971 年春天 ALQ-76 广泛用于战斗。

　　EA-6A 保留了一部分 A-6A 的进攻能力，能够携带 MK-81、82、83 和普通炸弹、MK9Mod1 凝固汽油弹、Aero 6A1/7 和 LAU-10A 火箭吊舱、一枚 MK28 外挂的核武器的改型、CBU1/1A 集束炸弹和 AGM-45“百舌鸟”反辐射导弹。尽管 VMCJ-1 的机组人员想使用“百舌鸟”，但实际上 EA-6A 从未在战斗中携带这些武器。

　　在“前线支持者”战役中集中使用了 EA-6A，这些飞机是由菲律宾库比基地起飞和由该中队用作维护基地和辅助中间机场的越南砚港基地起飞的 VMCJ-1。随着“前线支持者Ⅰ”的推进，EA-6A 的利用率上升到每天每架飞机作 3 到 4 次支援飞行。在“前线支持者Ⅱ”期间可常见到一次起飞 7 架 VMCJ-1“入侵者”支持一次 B-52 的进攻。这种形式在这次行动中的确特别重要，是唯一能干扰越南北方刚采用的新型 Ι波段导弹制导雷达的飞机。

　　“前线支持者Ⅱ”中海军还采用了它最后的干扰飞机 EA-6B“徘徊者”。“徘徊者”于 1964 年作为秘密风险计划开始设计，有功率特别大的 AN/ALQ-99 战术干扰系统（TJS）。它的组成有系统综合接收机（SIR），用于抽样分析威胁环境；中心信息处理机（CPU）；操纵员位置；和 5 部外挂吊舱。每个吊舱重约 447 千克，有两部大功率的“灵巧”杂波干扰发射机，1 部主控振荡器/信息处理机与 CPU 交连的微型计算机，1 台冲压空气涡轮发电机。吊舱有两种改型分别对准高、低波段，外貌有些不同。一架飞机可以带 5 部不同组合的型号。

　　CPU 掌管着威胁信息的处理、飞机导航、显示器，控制 TJS 和所带的其它干扰设备。首批数架 EA-6B 改型装有 AN/AYA-6 固态数字式信息处理机，它有一个容量为 1,000 个 70 比特字的只读存储器和一个 16K 存储器以便近实时地处理信息和显示数据。之后，飞机上又装了 AN/AYA-14，可提供 3 倍的信息处理速度和 4 倍的存储容量。

　　ALQ-99 可人工、半自动和自动控制。在人工方式中、操纵员提取、判断他们所要的信息，并触发一个适当的干扰响应。半自动方式减少了操纵员的负担，为他们提供预先分析的数据以供他们决定。自动方式中，CPU 完成了全部工作，判断威胁和触发响应。

EA-6B 的 ALQ-99

　　SIR 安装在“徘徊者”的特制的垂尾顶端整流罩和垂尾两侧上的泡形天线罩内。它包括有天线和接收机，它以一系列的系统特定的波段覆盖威胁频谱，将所接收的信号输入 CPU 供分析，既用于有源支援干扰又可作为信号情报手段。在信号情报任务开始的时候，TJS 的操纵员使 CPU 在一个特定的扇形区内的要检测的频率范围按程序工作，选出的频率显示在显示器荧光屏的左边，搜索扇面显示在上缘。预先识别的辐射源在该扇形区内的座标被存入存储器。一旦任务开始，接收信号就以字母数字的形式显示，荧光屏上信号标志的垂直位置取决于频率，水平位置取决于方位。记录所有的新数据并在任务结束后转录下来以便仔细分析。在海军陆战队这项工作是由战术电子侦察信息处理和评价系统来做的（TERPES）。

　　除了战术干扰系统之外，EA-6B“徘徊者”飞机在不同时期还装用 AN/ALQ-41、AN/ALQ-100 和 AN/ALQ-126 欺骗干扰机，AN/APR-27 地对空导弹发射告警接收机和 ALQ-92 通信干扰机。

　　最初的 4 架 EA-6B 飞机，1972 年夏季作为电子战中队 VAQ-132 的一个分队载于在北部湾的“美国”号航空母舰。另外的飞机于同年秋季载于“企业”号航空母舰，隶属于 VAQ-131。这两个分队在支援 1972 年 12 月“前线支持者Ⅱ”作战的值勤期间总共出动了 720 架次。在这次作战期间，表明 EA-6B“徘徊者”飞机在对付与 SA-2 导弹一起使用的“扇歌”目标探测雷达方面特别有效。

　　在评估越南战争中电子战的重要方面，很显然，由于 1965 年 SA-2 导弹参战，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在没有电子支援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在越南北方上空继续作战了。后来，在 1973 年的“赎罪日”战争期间，当以色列空军对阿拉伯地对空导弹仓促采取有效的电子对抗措施之前遭到惨重损失时，这条教训再一次被汲取。美国空军战术飞机自 1966 年起广泛采用干扰吊舱，成功地干扰了导弹并使美国人得以充分地利用他们的空中力量。但是他们为了这一胜利以非常多的支援飞机架次的形式付出了代价。这必须以攻击敌人的主要任务为转移。每当起飞一架 B-52，大约投入 3 架支援飞机时，就不必为“前线支持者Ⅱ”作战作更多的说明了。

　　假若 SA-2 地对空导弹用来打击高空亚音速轰炸机，在越南和中东战场已证明是有效的，也严重威胁着象 F-15 和 F-14 那样的超音速战术飞机，无论何时，这些飞机在 SA-2 射程范围内总是冒着风险。另一方面，SA-2 对付 B-52 不太成功，正是这种飞机被用于反击。这是由于 50年代美国在保卫战略轰炸机方面取得了大量电子对抗成果的缘故。用来对抗 SA-2 地对空导弹的没改进的 B-52G 成套设备的失效和需要相互保护的编队队形，必定为战略空军司令部考虑有关其主要轰炸机易损性问题提供了依据。

　　反“萨姆”地对空导弹的其它手段是使用干扰物，就是在突击之前投下无数的铝箔条。这种陈旧但十分有效的电子干扰方法可以追溯到 1940 年的不列颠之战。但携带并投放铝箔条的数架飞机必须在较低的高度以密集队形飞行，以便使其投下的铝箔条形成适当的干扰云。因此，这些飞机本身也需要武装护航。

　　空对地导弹也被用于对付“萨姆”地空导弹。AGM-45A“百舌鸟”能探测到北越雷达搜索目标的信号，并飞向阵地，准确地顺着雷达波束命中目标。虽然首次使用获得了成功，但人民军采用轮流开关雷达的方法对付“百舌鸟”导弹。这样就减少了“百舌乌”导弹利用雷达波进行自导飞行的时间。

　　美国改进了现存的飞机以满足探测和防御“萨姆”地空导弹的要求。大多数战术飞机，像空军的 F-4 和 F-105 在其机翼挂架上都能挂载先进的干扰吊舱。一旦目标的位置被确定，上述飞机可准确地将所推带的导弹或炸弹投向目标。海军也使用与空军类似的方法。海军和空军也都使用了不与敌方直接交火的较大型飞机。然而，作为电子战平台，它使直接与敌方交火的战术飞机的损失大大减小。海军有两种此类飞机，它们是 50 年代早期的较老式的 EA-3B“空中战士”和 EA-10B“空中骑士”飞机。

　　“空中战士”是海军的首批喷气式轰炸机，最初是作为核武器投掷机而发展的，是可以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最大的飞机。然而，由于海军的空中战略突击任务已由空军承担，因此 A-3 或 A-3D 在其早期的服役中变成了万能的飞机。例如，运输机，加油机，最终成了一种电子和重型照相侦察平台（空军使用的是 A-3 改进型，称为 EA-66C“毁灭者”，担负此项任务）。

　　“空中骑士”实际上是比 A-3 更老的双发喷气式飞机。最初是作为夜间战斗机设计的（并一直声称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喷气式飞机夜战的首次战果是由该机取得的）。而体积较大的老式的 EF-10B是由海军陆战队使用的，他们充满深情地叫它 DRUT。这个名字如果反过来从后面向前拼是“大粪”的意思，从中不难看出其幽默之所在。

　　EF-10B 于 1965 年 4 月 10 日作为海军陆战队混编照相侦在第一中队的分遣队抵达岘港。海军陆战队的混编中队担负着多种任务，其中包括侦察和收集电子情报。最初，该部为在北越上空活动的空军和海军飞机提供了唯一的电子支援。当空军的飞机首次实施反“萨姆”地空导弹的“铁手”行动时，海军陆战队的 EF-10B 飞机提供了电子支援。在此次突击中没有一架飞机被对方的雷达控制的武器所击落。

　　EA-6A 装备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然而在 1967 年 4 月，有一架 A-4被“萨姆”地空导弹击落之后，先于 EA-6A“入侵者”到达的 EF-10 继续担负沿非军事区进行反“萨姆”地空导弹的巡逻任务。

　　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飞行员与北越的米格飞机飞行员之间的空战迟早要发生。实际上在 1965 年 4 月 3 日，55 架美军飞机空袭河内市以南地区的时候，米格飞机就第一次出现了。北越的战斗机向参加突击的美军飞机进行了攻击，这种情况后来一直没有停止过。第二天，尽管人们对米格飞机的出现稍加注意了，但还是有两架空军的 F-105 被击落了。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之内，遭遇战再次发生，美国人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 6 月 17 日，海军部长保罗·H·尼采正在“中途岛”号航空母舰上视察（这是他对战区视察的一部分）。他通过广播系统宣布海军第 21 战斗机中队的两架 F-4“鬼怪”式飞机首次击落了米格飞机。第 21 战斗机中队的副中队长路易斯·C·佩奇中校和他的雷达操纵官杰克·E·D·巴特森上尉以及年轻的约翰·C·史密斯上尉和他的雷达操纵官 R·B·多里默斯上尉两个机组与  4架 米格-17 在河内市南部发生空战。当双方以每小时近 1,600 公里的速度接近时，两架 F-4 用“麻雀”导弹击落了两架米格飞机。

VF-21 的 F-4B

　　6 月 23 日，第 3 架 米格-17 被海军第 25 攻击机中队的 A-1“空中袭击者”螺旋桨驱动的飞机击落。为此该机的飞行员克林顿·B·约翰逊上尉受到了嘉奖。速度较慢的米格飞机能够利用它的机动性对付飞得较快但不够灵活的 F-4，速度更慢的 A-1 利用同样优越的转弯能力对付米格飞机。在这次作战中美国人争取了主动。

VA-25 的 A-1H

支援任务

　　自从 3 月 8 日海军陆战队在岘港进行了两栖登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越南南方人民游击队的攻击对所有美国人和南越的军事设施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威胁，越南南方人民游击队似乎特别注意使用火箭和迫击炮攻击被认为是有防御能力的飞机。地面上的海军陆战队也需要他们的舰载机部队的帮助。

　　相应地在 1965 年 5 月 7 日，1,400 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海军的修建营在岘港以南 80 公里的朱莱涉水上岸，目的是要为进行陆上支援行动修建一个机场。此次登陆是由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海军陆战队马里恩·卡尔准将指挥的。到 6 月 1 日，朱莱野战机场宣布可以使用。从该机场起飞的海军陆战队第 225 和 311 攻击机中队的 A-4 飞机首次实施了对越南人民武装的突击任务。在 5 月 12 日，为了表示和平解决战争的意愿，临时停止了轰炸。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的突击兵力一起利用朱莱机场，执行更多的任务。

　　在朱莱的海军陆战队使用小型的 A-4E 飞机，这种飞机是从一个改进的装置上起降的，这种装置对一种以陆上机场为基地的舰载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上述战术支援简易机场的跑道上装有弹射器制动装置，就像一艘航空母舰一样。虽然到 1967 年此弹射器还没有安装，但是使用了一种喷气辅助起飞装置，完成了重型飞机的起飞。朱莱战术支援简易机场，能使 A-4 飞机以最大的载弹量滑跑 1,100 米完成起飞。

　　朱莱也是一个主要的直升机作战基地。在 1965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的夜间，中型海军陆战队直升机 361 和 261 中队的 22 架 UH-34D 直升机分 10 个批次起飞，形成两个纵队扑向岘港东北 16 公里处的几个村庄，这些村庄被怀疑是 50 名越南南方人民游击队队员夜间休息的地方。当主要的直升机兵力接近登陆区时，他们先用炮火压制对方。在着陆前，来自海军陆战队第 2 突击中队的 4 架休伊公司的 OH-1 直升机在登陆区上空迅速地盘旋了几圈，检查是否还有危险存在。接着从一架空军运输机上发出闪光火焰，UH-34 立刻空降了自已的部队。这次活动逮捕了几名越南南方人民游击队队员并缴获了一些武器，其中包括手榴弹和火箭发射装置。

　　对于越南南方人民游击队来说，摧毁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场是首要任务。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包围该机场的计划。到 8 月中旬，越南南方人民游击队的第一团大约 3,000 人包围了朱莱。在 8 月 18 日，海军陆战队实施了一个代号为“亮星”的行动，以缓解形势。在 6 天的激烈战斗中，越南南方人民游击队受到了美国部队的第一次严重打击。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的一次最大的行动，参与“亮星”行动的有 3 个海军陆战队营，5 个来自陆上和舰上基地的直升机中队及来自海军陆战队第 11 和 12 混合联队的 5 个固定翼喷气飞机中队（分别使用“鬼怪”和“天鹰”式飞机）。F-4 和 A-4 在万象半岛广空夜以继日地交替飞行，以完成空中掩护和攻击其面积不大于 6 平方米的若干目标。而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和地面部队则包围了越南南方人民游击队的部队，使其难以逃离。

　　朱莱机场离作战地域只有 19 公里，“天鹰”攻击机带着炸弹起飞，像 20 年前的海军陆战队前辈们驾驶沃特公司的 F-4U“海盗”飞机一样，在收起飞机的起落架之前就投下了炸弹。

　　“亮星”行动使越南南方游击队损失 600 多人和不少武器。海军陆战队也损失了 50 人。朱莱守住了。直到 1973 年美军撤退之前，其机场为海军陆战队及海军其它兵力的行动提供了空中支援。（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