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

　　　　中华民族利用语言的视觉形式创造了书法艺术，使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这是中国历史中最为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当代中国，书法学习方兴未艾，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同中华民族今天的文化心理结构仍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毋庸讳言，书法始终是我们接受艺术教育、深入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本文拟从文化精神的角度对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作一简略论述。
　　（一）
　　书法艺术所显示的磅礴的表现力是无可比拟的，但其表现内容只有在具有相应的心理结构的个体中才能被感知。一个对唐代历史缺乏了解的人，即使感觉到了唐代狂草中奔放不羁的激情，也很难把它与唐代的某种时代精神联系起来；一个对中国哲学缺乏了解的人也绝不可能把书法作品中黑与白的对比看作阴阳之道的象征，进而把它看作世界构成法则的反映。这种对主体自身固有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的依赖，反映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些重要的特点。
　　中国书法仅以黑白、点线为表现手段，成为“东方艺术美学的核心”，“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熊秉明），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成功的诀窍何在？成功的诀窍即在于书法的美学构成。当西方的美学家们领悟到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区别之时，他们无疑忽略了中国书法这个游移于时空范畴的具备两栖特征的特殊艺术门类！宋代姜夔《续书谱》有言：
　　予尝历观古之名书者，无不点划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
　　他无疑读出了静态的点线结构中蕴含的动态的“势”，这“势”正是书法艺术实现从空间属性向时间属性转换的关捩，它使线条的旋律、节奏、神韵等，一切视觉艺术不直接表现的种种内涵，在书法家的笔下都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反映。在中国书法史中，姜夔的阐述无疑建构起了书法美学构成的新起点。
　　书法艺术的生存形态是空间的，但它的表现形态中却更多地渗入了时间推移的特性并留下了明确的痕迹。书法艺术特殊的空间——时间性质（抽象空间的连续分割），暗示了书法艺术形式构成无比重要的意义：它是作品所有的精神内涵的载体。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是我们得以进入书法艺术深层文化内蕴的“桥梁”。人们常用“积淀”这个词来概括历史文化内涵进入书法艺术形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无数个体选择中的共同成分——集体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民族的选择的结果，渗透和承纳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审美意识、时代精神等。因此可以说，书法无疑是东方艺术乃至东方文化的象征。且来参证历代书论的阐述：
　　同流天地，翼卫教经。（项穆《书法雅言》）
　　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
　　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孙过庭《书谱》）
　　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孙过庭《书谱》）
　　可喜可愕，—寓于书。（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项穆《书法雅言》）
　　吾观楚公钟，知其俗悍；观齐侯，知其民便；观晚周文字，而谲诈之风炽矣；秦刻险而祚短，汉篆宽平而运长。（曾熙《跋毛公鼎》）
　　将点线、黑白作为宇宙意识的寄托，把点线运用作为人们自然规律感受和心理节律的表现形式，将视觉形式的构成方式视为时代气息、社会风尚的载体，几乎积淀了我们民族文化所有的精神内涵。
　　（二）
　　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与汉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连体关系。汉字的初创只是为了实用的需要，但它的取材与方法，却孕育了审美意识的萌芽：
　　古者庖栖氏之王夭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
　　颉首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兽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为古文。（唐张怀《书断》）
　　在今天看来，这些描述显然附加了浪漫想象的成分，汉字也绝不是某一个人的创造，但是，只要我们对汉字的最初状况稍加考察，仍不难发现其中的合理内核：汉字的确是人们仰观俯察、博采众美的结果，体观了先民对世间万物的审美观照；汉字之美来自自然，同自然之妙有，得自然之真谛。所以说，汉字与书法是一对孪生兄弟。
　　甲骨文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其中已蕴含了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笔法、结体、章法无不备至。笔法有粗细、轻重、徐疾的变化，结构随体异形，任其自然，章法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这一切充满了殷商时代的气息，具有天地造化之美，中国文化的精神已初露微曦。
　　西周金文书法笔画厚重，结体谨严方整，章法错落自然，书风浑厚雄健，充满质朴凝重的气息，显示周王朝雄强蓬勃的时代风貌。
　　小篆是秦统一六国后确定的标准文字，经李斯等人整理简化，其笔画停匀，圆健遒劲，结体平稳，上密下疏，沉着舒展，既体现了秦王朝一统天下的精整、威严的总体风貌，又反映了前儒所宣扬的克制、理性的仁和中庸之道的审美心态。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发展史的一大关捩，它完全改变了篆书线条的整齐划一。隶书的波磔运笔中所含的“S”形运动意味明显加强，使人们心里久久积蕴的情感运动节律得以痛快淋漓地展示出来，渗透了书家的意兴，有了更为丰富鲜明的生命意态的内涵之美。于是，作为造型材料的点线，逐渐演变为抽象的抒情符号，成为蕴含民族审美理想和审美习惯的有生命意义的形式。从汉代文化的时空背景看，汉代书法受到时代精神的辐射，反映了汉民族对于雄强豪放气势的崇尚，是人的力量对象化的体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时空中，我们看到了铺采文、气度恢宏的汉赋，霍去病墓前那气势古拙、浑穆质朴的兽雕群……
　　三国时，隶书向楷书演化；两晋、十六国时，草、楷都有发展。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璀璨的明星。后人以“晋人尚韵”作为对晋代艺术审美风貌的概括，这与当时的玄学思潮紧密相关。“有晋中兴，玄风独振。”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对魏晋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论建构。魏晋时兴起的“重神理而遗形骸”“重自然”而轻雕饰的美学观念，以及新兴的山水诗与山水画，深深浸润着玄学意蕴。魏晋士人徜徉山水，诗琴自乐，放浪形骸之外，追求一种“不与时务经怀”的“萧条高寄”的生活，这种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铸造了中国古代士人玄、远、清、虚的生命情趣。纵览“二王”书法，其流婉腴润的运笔，萧散迂阔的结构，朗旷清逸的意态，超然自得的气度，调畅逸豫的神韵，无不与“玄学”精魂一脉相承。
　　南北朝时期，南朝社会相对稳定，书坛为“二王”书风笼罩，以继承“二王”为能事，成就不高。北朝书法主要反映在碑刻上，故总的风貌与南方迥然不同。“杏花春雨江南”的书法代表尺牍表现出的是秀美——阴柔之美；“铁马秋风冀北”的书法代表碑刻表现出的是壮美——阳刚之美。这差异与书法用途及南北方自然、社会环境不同有关。“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清刘熙载《艺概》）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北碑”，其精神气质无不与北方游牧民族尚武悍之气暗通。
        “唐人尚法”。有唐一代，楷书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尤其是颜真卿的楷书端庄雄伟、浑厚朴茂，凛凛然有大丈夫气，遂成为中国书法史上阳刚之美的典型代表。颜字豪迈恢宏、法度严谨风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盛唐政治理性与活力的写照。唐代自贞观、开元之治而达到鼎盛，威名远扬，到处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活力，唐文化呈现出一种兼容并包、气度恢宏的景象，进入了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此时，各个艺术领域都一改初唐含蓄妍媚的时尚，把它们各自所涵蕴的审美追求集中在美学精神这个聚焦点上，唐诗的风采，唐塑的丰满，唐画的丰丽、唐书的丰腴，唐乐的丰韵，唐舞的丰艳，都与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表现了唐人那种健康丰满的文化心态与豪放丰华的艺术情趣。
　　“宋人尚意”。苏轼是开启“尚意”书风的杰出人物。其《黄州寒食诗》为其“意造”的典型代表作：时轻时重的笔触，欹侧不拘的结体，疏密错杂的布白，都与诗句内容相吻合，传达出作者因政治倾轧而被贬黄州的愤慨、屈辱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黄庭坚不斤斤于点画是否合乎法度，而注重点画表现出的感情，在他看来，只要点画有情，病处也美，这与苏轼的“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若合一契。
　　“明清尚态”。明代时，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市民意识的觉醒，导致了明代文化艺术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流的创作审美倾向，因此在形式美感上似乎更趋于自由通俗，接近现实，表达人情，真正开拓了文化艺术美学的社会容量，从而也更显示了艺术反映生活的积极效应。清代的文化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明代的传统。李泽厚《美的历程》论道：“如果说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表现了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怀意绪，那末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却是世俗人情。这是又一个广阔的对象世界，但已不是汉代艺术中的自然征服，不是那古代蛮勇力量的凯旋，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图画。”
　　纵观书法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到化意为象的生命意识的表达，从朴素的“周天”意识到民族宇宙观的深化，从为实用需要而创造到审美功能的自觉强化……我们看到，书写之美，在无意识的呈现到有意识的追求过程中，显示出书法艺术构成的多因性、系统性，折射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熠熠之光。
　　（三）
　　如上所述，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一门重要的艺术，就在于它与传统的哲学思想、社会心理、政治理念、审美意识、思维方式、伦理观念等中国文化的血缘联系。
　　中国哲学博大精深，凝聚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对于生命意义、价值观念以及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的叩问，都是通过哲学加以反映、凝结和提升。中国文化的宇宙是一个气化流行衍生万物、生生不息的宇宙。“气”是宇宙的根本，也是具体事物之为具体事物的根本，因而也是书法艺术的根本。对非质实而虚灵之气的摹拟，以浓淡枯实、周流运转的书法来表现，是我们民族特立于世的文化现象。南齐谢赫以“气韵生动”为绘画第一要义，其实这也正是我们整个民族艺术的根本精神。“气”是宇宙的根本及运动，“韵”就是宇宙运动的节律，也是艺术作品与宇宙生气相一致的蕴藉风态。“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意思是：书法的本体就是阴阳统一的“气”，书法必须在创作的每一步骤、环节、层次、方面等充分体现“气”化的万物之道、万物之理，而后才同自然生命一样有艺术生命力。
　　而以儒道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观，讲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步，把在思想上、行为上及艺术创造上寻求这种同步作为对美学规律的感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则地之性。”（《左传·昭公二十年》）“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乐和”，既是政治思想，也是艺术美学观点，而归根到底是“天地之经”。古人说：“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有“声”有“应”互相配合、照应，便是“和”“细”“大”的限度内的变化统一，就是“平”。天地万物的关系如此，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如此，艺术美的创造也如此。这种从天地、自然万象的存在运动感悟而来之理，由原始宇宙意识逐步发展形成为儒道的宇宙观、世界观，进而发展成为社会观、艺术观。在阶级对立的社会，这种思想被利用为统绐阶级的思想武器，因而有三纲、五常的制定，“仁政”的赞许，“替天行道”的“王道”之治的政治理想，这些主要是儒家思想和经义，反映在艺术上则追求“中和之美”，无乖无戾，无过无不及，讲究“充实之为美”“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甚至在书法结构的造型中，也反映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意识，如文字组合讲“朝揖”“管领”“避让”，用笔讲“心正则笔正”等等。而道家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大象无形”“大巧若拙”“返璞归真”“为无为”“法自然”……更为书家所身体力行，奉为创造艺术美学境界的圭臬。书法理论家直接将此观念化为书法理论认识，刘熙载说：“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至善。”这正体现了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
　　如果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儒道互补思想在文学理论上的总结，那么孙过庭的《书谱》则是儒道互补思想在书法创作理论上的具体发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这是儒家的艺术观念；“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则属于道家的美学思想。两种思想互为补充，互为渗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创作心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如：唐楷法度森严，体现了封建鼎盛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反映了儒家寓教于艺的积极用世的美(转第125页）(接第109页）学思想。唐楷作为后人学习实用书法的范本不失其妙，但作为审美对象，作为政治上失意精神上寻求自由恣肆的补偿，则为宋代文人所不耻：“安排费工，岂能传世？”（米芾《海岳名言》）话虽由米芾一人说出，思想则是许多人共有的。此时道家的“无为”而得“天地之大美”的思想被强调起来：“无刻意做作乃佳”“返璞归真”“尽得自然”，更成为时代的审美追求。元明清时，人称：“法不宗晋，便入恶道。”（项穆《书法雅言》）晋人之妙安在？不过契合和体现了“真朴”“虚静”等道家思想而已，王羲之的书法，正是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典范，故而被推到“书圣”的地位。这种哲学意识和文化氛围长期笼罩着民族艺术的美学追求，并由此形成民族艺术的独特风貌和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格调。书法艺术结构的多样性组合定位、用笔浓淡枯润的虚灵性，使之在形成“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抽象美时具有了审美的多样性，正如道之执一以驭万，书法也因其“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再来审视一下魏晋时的“言意之辩”。它围绕《易传》“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而展开。《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对“言、意”矛盾的思辨，促使人们为语言寻找一种表达意蕴的图像形式。庄子有言：“得鱼而忘签”“得意而忘言”，王弼则主张“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表明中国思维穿透语言，把握语言形式层面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这反映人们企图以视觉转换方式达到对世界的感悟与理解，预示了语言的视觉形式得以发展成为重要艺术样式的必然性。《易传》把八卦配之以男女、阴阳、天地、日月、风雷、水火、山泽，由此演绎出一整套宇宙万物产生与变化的观念，伦理修养、政治、生产等也尽行囊括其中。而书法点线结构的丰富变化，是易象所无法比拟的，其线条、结构的运动变化与人的情感节律极易达到共鸣，与意蕴表达极易达成同构。至此，书线的点线结构已成为了各种内涵的载体。生命世界所具有的各种精神、内涵，已层次井然地转移到对作品的感悟之中。易象和书法都表达了民族精神生活中语言所未能穷尽的那一部分内容，它们都是民族语言观念的产物，已成为我们民族思维方式的独特现象。
　　综上所论，中国书法承纳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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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振濂主编，《书法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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