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印尼香烟品牌图片:林彪公开对峙毛泽东：“文”的较量后企图“武”的进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8:21:10
林彪公开对峙毛泽东：“文”的较量后企图“武”的进攻
本文摘自《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曹宏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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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5月底，中共中央又向各地下发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毛泽东通过与斯诺的谈话，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他对林彪一些做法的反感和不满。毛泽东批评说：“崇拜搞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毛泽东用英语说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后，说了一个词：“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次谈话是在1970年12月。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在党内进行传达，表明毛泽东等待林彪自己觉悟的耐心正在动摇。
发明“四个伟大”的人，当时人们都知道是林彪。毛泽东讲这一提法“讨嫌”，不又等于给了林彪一个难堪？
此时的林彪，似乎也选择了公开对峙，根本不想做毛泽东希望的检查。6月中旬，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康生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林彪再次不辞而别，在会谈中间溜出来，萎缩在大厅的角落里。会见大厅里，毛泽东泰然处之，谈笑风生，并不介意林彪的离去。直到会谈结束，毛泽东和客人都走了，林彪还枯坐在那里，丝毫不想掩盖他同毛泽东的对峙。
显然，1970年4月修改宪法到庐山会议是林彪一伙与毛泽东进行“文”的较量。此后直至1971年9月，则是林彪对毛泽东进行“武”的进攻，而在两者之间的这段，则是毛泽东与林彪的对峙时期。
林彪在对峙中根本不想做检查，而是寄希望于武装政变。
林彪父子铤而走险，用“武”的方式夺权的新任务，起于1970年秋庐山会议结束之后，不过其前提可以追溯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常委办公室当秘书的时候。
林立果1967年3月到空军时还不是党员，却由吴法宪安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4个月后，吴法宪自己作介绍?把林立果发展入党。1969年，25岁的林立果就被吴法宪封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对于仅当兵3年便一跃而成为一名副师职军官的林立果，空军广大指战员敢怒不敢言，但却背地里用一首流传甚广的打油诗发泄心中的愤怒：“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1971年林立果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打油诗又被加了一句：“五年见阎王”。
30多年后，凤凰台女记者陈鲁豫采访吴法宪时，年近90的吴法宪正在医院重病室进行监护，于是记者采访了其妻陈绥圻。当问起当年提拔林立果之事时，曾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的陈绥圻回忆说：叶群曾暗示吴法宪，希望给林立果解决职务问题。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考虑到林彪是副统帅，其子安排个副师级职务，也还是可以的。
那确是一个不正常的年月，不过吴法宪的自我辩解并不能自圆其说。当时，他还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都交给林立果，宣布他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
这可不是一个副师职干部能拥有的权力！
林立果青云直上后，凭借他的地位与权势，很快便在空军里纠集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刘沛丰等一伙死党，组成一支为林彪效劳的别动队，美其名为“调研小组”。后来，他们观看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时，林立果欣喜若狂地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所谓“联合舰队”即由此得名。
1971年3月21日，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里，烟雾腾腾。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在这里同“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和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密谋制订反革命政变的具体计划。
林立果分析形势时说：“现在首长（指林彪）接班有3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实行武装起义。”林立果要他们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并向他们说，“根据目前形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他还对于新野说，“这件事我和首长已谈过，就由你先写。”
经过一阵密谋，他们又讨论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问题。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两天后，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便制订出来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纪要》。
从1971年3月到9月初，林立果、周宇弛、江腾蛟等人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阴谋活动。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和叶群则缩在北京和北戴河两地，静观形势变化，根本不做任何检查。
九届二中全会后近1年来的情况，让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到庐山的事没有那么简单。他有种不祥的感觉，担心这些掌握军权的人会搞些什么不测事件来，认为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毛泽东决定巡视大江南北，帮助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上斗争的认识。他说：“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也学他的办法，到南方去游说各路诸侯。”
8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北京，16日到达武汉，开始了他南巡的第一站。27日下午离开武汉，28日到长沙，31日到南昌，9月3日到杭州，10日到达上海。
一路上，毛泽东分别同各地主要负责人即各路“诸侯”谈了话。他在谈话中强调了3条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杭州，毛泽东甚至连火车都没下，就住在车上。他把浙江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找到车上谈话，询问他们对庐山会议的认识。
对于毛泽东此次南巡，林彪也很清楚，与庐山会议有关，也与自己?关，因此他千方百计刺探毛泽东的行踪和毛泽东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
黄永胜等“四大金刚”也是如此。虽然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上，周恩来给他们定了性，但他们仍心中没底，担心在九届三中全会上会把他们的问题端出来。因此，他们对毛泽东的行踪和言行十分留意。
最初，林彪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一无所知，因为毛泽东已关照过各路“诸候”，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
直到毛泽东南巡20天后，即9月5日林立果才接到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的密报，得到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那天，刘兴元和丁盛对军以上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同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广州部队参谋长顾同舟置会议宣布的纪律于不顾，当晚便将谈话要点用电话告诉了北京的于新野和周宇驰。于新野连夜整理出电话记录稿，交周宇驰于6日飞往北戴河，将记录稿交给林彪、叶群、林立果。之后，顾同舟又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整理成一份长达50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以去北京治病为名，9日坐飞机到北京交给周宇驰和林立果。
林立果得知顾同舟密报的消息后，称赞顾同舟：“起了关键的作用，立了一大功。”
9月6日凌晨6时，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也违背毛泽东的叮嘱，在武汉东湖宾馆把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详细告诉了陪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
李作鹏听完后，急得团团转。他当时就觉得有3个印象：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没有完，还有穷追猛打抓后台之势；上纲比过去高了；矛头指向了林彪。李作鹏当天就赶回北京，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的阴谋已暴露无遗了，决计铤而走险，乘毛泽东在旅途中采取谋害和政变行动。
事后分析，如果当初林彪一伙早点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他们的政变准备可能就会更充分，后果也就难以预料。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第一点出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意味着双方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第二点明了毛泽东已将林彪作为这场斗争的对立面的代表，而不是陈伯达；第三点明毛泽东已经准备改组军队，削弱以致剥夺林彪一伙在军队中的权力。
毛泽东尖锐而明确的批评，引起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的极度恐慌和不安。“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们想到了谋害毛泽东。
9月6日晚上，北戴河林彪62号（原96号）楼内人心惶惶。周宇驰飞到北戴河，给林彪等人带来了毛泽东在南方谈话内容的记录稿。林立果后来对人说，林彪听后，当时就抱着周宇驰哭了，哽咽着说：
“我们一家老小就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
接下来是更加惊心动魄的6天。
9月7日，林立果向他的“联合舰队”下达了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联合舰队”该是启航的时候了。
9月8日下午，北戴河海滨公路上，一辆高级轿车中速行驶着。车上坐着叶群、林立果和林立果的“女朋友”张宁。
叶群问：“你准备得怎么样啦？”
林立果面色严肃，目光阴沉地考虑着什么。听到叶群的话，他点了点头?“嗯，已准备就绪啦。”
那个后来被称为“妃子”的张宁，当时完全不了解政治内情，根本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天，林彪用红铅笔在一张16开的纸上写下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九月八日
接连几天内，北戴河62号楼内紧锣密鼓，遥控指挥政变实施行动。
这边林彪盘马弯弓，箭在弦上；那一边毛泽东不动声色，沉稳异常。
从9月3日到10日，毛泽东一直住在杭州。这里是“三国四方”之一的陈励耘掌管的地盘，陈还负责毛泽东住所的警卫工作。毛泽东住在杭州，无异于进了虎穴。
南巡以来，毛泽东对林彪的阴谋活动也并不是都蒙在鼓里。从一路与地方党政军方面的负责人谈话以来，毛泽东也已经洞察到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蛛丝马迹。
毛泽东8月31日到达南昌后，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和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在火车上谈了两个小时。程世清还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在汇报中说到近来林彪办公室一些人和事的不大正常的关系，反映了7月上旬周宇驰来南昌行动鬼祟，将江南修造厂的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不知干什么用。程世清也是林彪在“四野”时的老部下。他向毛泽东谈到，林彪女儿林立衡来南昌时，曾警告?的家属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
毛泽东凭他丰富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经验，觉得事情蹊跷，开始有所警惕。到杭州后，毛泽东当机立断，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根据汪东兴的建议，专列被转移到了绍兴，即转到杭州到宁波的支线，这样可以少走回头路。
9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杭州。他对汪东兴说：“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离开杭州站的时候，毛泽东没有通知其他人到车站送行，陈励耘却来了。他不敢同毛泽东握手，也不敢接近毛泽东，心里有鬼，神情很不自然。
据陈励耘后来交代，他心里确实有“鬼”。9?8日晚，于新野来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泽东。陈励耘还没有吃了豹子胆，虽然接受了任务，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他整天愁眉苦脸，一看到房间里挂着的毛泽东像就发愁。
9月10日下午3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由杭州发出，18时10分到达上海。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即将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都撤到外围，全部换上中央警卫团。离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油库，要是着火了，专列跑都跑不掉。汪东兴特地调了2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与许世友、王洪文在火车上谈了两个小时，中间空4军政委王维?也来了，在休息室里等着毛泽东召见，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找他谈话。王维国见到许世友、王洪文出来时，表情异样。王洪文把他拉上车，与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握手。
在谁都不通知的情况下，9月11日下午1时12分，专列离开了上海。专列风驰电掣日夜兼程，一路不停，直驶北京。
9月12日下午1时，列车快到丰台，毛泽东突然下令在丰台停车，并把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中，除了谈到沿途已经谈到的内容外，毛泽东要李德生去执行一项任务：调第28军一个师来南口。
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已对林彪可能搞武装政变的最坏情况作出反应了。第28军驻在山西，离北京比较远，而京郊还有其他部队。不过，第28军原来是三野的部队，干部多不是林彪的老部属，毛泽东专门点名调这支部队大有深意。
谈话结束后，李德生立即赶到北京军区部署调动部队。
下午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周恩来接到汪东兴打电话报告时，都很诧异，以为出了什么事。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汪东兴回答：“计划改了。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这时，林立果还在策划和实施谋害毛泽东和中?其他领导人的阴谋。他按常规推算，毛泽东往年南巡的规律是国庆节前才回京，这次他却大错特错了。
9月11日晚上，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报告毛泽东专列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吓得面如土色，连声说：“糟糕！糟糕！”并又痛哭流涕地说：“全完了，首长把生命都交给了我，我没有完成首长委托的重任，拿什么去向首长交代呢？”
毛泽东12日下午突然回到北京的消息，像一声炸雷，把林立果等人从武装政变的迷梦中震惊过来。6天来精心策划的看似万无一失的政变计划，顷刻化为了泡影。惊恐之余，林立果赶忙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只简单?了几句：“情况紧急，两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北京我走后由周宇驰指挥。”
走前，林立果匆匆对周宇驰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下转移的行动计划。”
至此，“571工程”中的上策——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的计划打上了休止符。
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北戴河莲花石62号别墅里林彪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叶群如丧考妣的哭声惊动了窗外的服务员；林立果则在北京嚎啕大哭，一筹莫展。
林彪认为，毛泽东回到北京，就要收拾他们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个鱼死网破。
62号楼的主人们行动起来了。不久，周恩来封锁林彪专机的消息传到林彪住处后，引起一片恐慌。他们认为，阴谋已为中央察觉，况且周恩来还说要来看望林彪，再不跑就来不及了。12日深夜11点多钟，林彪决定立即飞苏联伊尔库茨克。
11点40分，在别墅里值勤的警卫战士用电话向警卫大队队部报告：
现在，他（指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
现在，他在防空洞上了红旗车。
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警卫部队的干部，一齐从大队部跑了出来。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辆高级防弹红旗轿车，打开前灯，高速驶来。里面除林彪外，还坐着叶群、林立果等。汽车驶近大队部门口，警卫战士们示意要车停下。叶群在车上大嚷：“警卫部队对林副主席不忠，冲！”车子急速地闯了过去。警卫部队的负责人随即分别坐上轿车、吉普车尾随追去。
林彪一伙乘坐的轿车，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穿过海边大桥，很快就超越了在几分钟前奉命去机场阻拦飞机起飞的两卡车警卫部队，往山海关机场逃窜。
9月13日零时22分，林彪等人乘坐的红旗轿车停在三叉戟飞机旁。他们没等车子停稳，便迫不及待地跳了下来。林立果和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头。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丢在地上。他们不等客梯打开，便顺着驾驶室放下的吊梯一个个住上爬。林彪的秃脑袋几乎碰着叶群的高跟鞋。 他们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上飞机，也没等关上机舱门，就要飞机急速启动，强行起飞。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
这就是有名的“九一三”事件。
当空军报告林彪乘坐的飞机向北即外蒙古、苏联方向飞去时，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据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稍作沉思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当天夜里，周恩来跟吴德也说过：“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九一三”后不久，周恩来在广州给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讲到他没有下令打掉林彪座机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能命令部队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时，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让与机上通话，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周恩来又命令空军司令部调度室：“请你们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要到机场去接。”飞机上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1时55分，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逐渐在中国的雷达屏幕上消失。
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请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周恩来陪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后，又用保密电话亲自给各大军区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委婉地说：
“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
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不敢相信是林彪叛逃了，还在电话中问是谁飞到蒙古去了。周恩来说：“你们还不懂吗？”林彪的飞机飞出国境后，于13日凌晨2时许，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折戟沉沙，林彪、林立果和叶群等机上9人全部摔死。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到从外交部转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称有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收到报告后，周恩来让汪东兴马上报告毛泽东。
对林彪事件的发生，久经政治风浪的毛泽东表现得非常镇静，不过毕竟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党章中史无前例规定的接班人竟史无前例地阴谋政变，乘坐飞机外逃。毛泽东想不到他一直认为很了解的林彪，竟会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那几年在各种场合都时不时以自嘲的口吻提到林彪。
10月16日和26日，毛泽东曾两次对熊向晖等人幽默地说：“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他还不无感慨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
毛泽东还缓缓背诵了唐人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他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九一三”后，毛泽东还戏改了唐人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明妃诗”的诗句。这首诗的前4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明妃”改为“林彪”，变成“生长林彪尚有村”。
1972年，毛泽东用红笔在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并序》中的第3首上，画满了着重线。白居易这首诗写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毛泽东引用这首诗是想说明：认识一个人的真实面目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尽管如此，这一切仍不能宽慰毛泽东。林彪的叛逃，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不仅是由于林彪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还在于已历时5年的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他的主观愿望之间的冲突已经越来越尖锐。他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却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作新的探索，迎接新的挑战了。
林彪摔死了，毛泽东也病倒了。1971年秋季，毛泽东因感冒引起的肺心病日趋严重，至翌年1月发展到休克的程度。
经过抢救，毛泽东脱离了危险，此后却已经行走困难，在室内行动都需要人搀扶。
1971年预定的国庆天安门庆典取消，此后也长期不再恢复，因为最主要的内容无法进行，那便是毛泽东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气宇轩昂地走上天安门城楼。
可以说，“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永远告别了天安门城楼。 （责任编辑：张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