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继续教育计划:周恩来同博古的一次重要谈话

那是1935年2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攻打土城失利。折回云南扎西休整,中央领导人住的村子,当地人称“ 鸡呜三省 ”村。2月5日午饭后,周恩来到博古的住处,和博古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一共谈了六点,涉及五个人。

一、关于遵义会议

周恩来说:会前我曾和你商量过,湘江问题主要是老弱伤病和妇女、机关部分干部走不动了,疲马不畏鞭捶,命令己经不起作用。当初老毛和洛甫坚持把他们单独编成野战纵队,还雇了五千挑夫挑担子一起转移是考虑欠周。可是现在来追究过江迟缓的责任,而不谈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及长途行军在组织工作上疏漏,肯定有人不服。所以,我一再向你建议,先代表中央深刻检讨这次反“围剿”失败及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及责任,最后谈湘江教训,这样会使会仪开得顺利些。可是你的讲话对这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只谈现象,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对李德的批评也是一带而过,早早地把湘江问题作为会议的重点摆出来,矛头指向“党内小宗派”,这给了洛甫“开炮的机会”,使会议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促使我不得不站岀来,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检讨这次反“围剿”失败的军事指挥责任,承认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批评你确有盲从李德,包庇李德的错误。至于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能挡得住吗?所以你应该想开些,以大局为重虚心才能团结人,特别是对行伍出身的同志更要尊重。

二、关于我(周恩来)自已

本想在这次会议上给自己一个处分,撤掉军委主席的职务,以平息下面对中央的意见,还政治局一个公道名声。可是大家不同意,索性不设军委主席这一职,代之以一个集体领导--中央军事领导小组,仍要我担任组长,这岂不掩目盗名吗?我坚决不同意。最后大家一致通过不设组长,要我担任中央军事领导小组的行动最后下决心者。转了一个圈,实际上还是回到原地,让我负责军事的最高领导工作。
为什么军队干部如此信任我呢?这同我十年的经历分不开的。1924年从法国回来就进了黄埔穿上军装,以军队结下不解之缘。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孙中山逝世后,铁甲车队与警卫团合併,成立了独立团,这是我党领导的第一支军队,在北伐中立下赫赫战功,受世人瞩目。国共合作破裂后,上海起义失败告诉了我们,中国革命要成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行。南昌起义失败,有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国工农红军要取得胜利,非有一个比领导南昌起义的这些军事指挥官(包括我自己)更有才能的军事领导人来领导。广卅起义失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的道路。“八七”会议后,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开辟了三大苏区。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尽可能多地给苏区注入大量党的优秀干部,所以军队对我有很深的感情。这次会议上大家不愿意看到我离开军队。当然,我自知之明,我不适合当统帅。历史注定要扶持一个真正的统帅上台,在不久的将来我肯定会让贤的。

三、关于你(愽古)

现在你在军队中威信很低,继续做总书记己经不可能了。经过反“围剿”失败和“最高三人团”的寿终正寝,军队己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来继续指挥他们了。一个不能参与军事指挥决策的书记,犹如一个骑着战马奔驰却由别人拿着缰绳的人,这是多么窝心的事。何况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也不具备吸引群众顶礼膜拜的魅力,你心地善良,不会耍政治手腕。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一年多里,在政治路线上总是压抑自己的见解,唯国际指示是从。“福建事变”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亊例,这様做的结果,往往招致一些人的非议,使自己处在一个夹缝中。所以说这个“书记”不当也罢。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人,都不适合做领袖或主帅。在中国做党的总书记要比聨共的总书记难,共产国际和军队、老百姓,这两头的哪一个摇头,你都不好受,都得下台。陈独秀、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不都是先例吗!我看趁现在这个机会你自己主动辞职,比以后让人赶下来好。这几年你搞组织工作、宣传鼓动工作都很有能力,眼下王稼祥同志病情趋重,我这个红军总政委急需帮手,你出来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意下如何。

四、关于毛泽东

我建议你认真研究”十六字诀 ”,这是老毛秋收起义后在湘江赣边界罗霄山中段“佔山为王”时,从一个山大王的“打圈圈”战朮中学到的。经过他在多次游击战、运动战中的应用,总结出来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宝。
老毛是继澎湃之后又一个擅长搞农民运动的人。他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深入暸解农民的愿望,紧紧抓住土地改革这个核心问题,发动农民起来反对剥削,建立自己的政权,同时他又善于利用中国几千年封建习俗,道德文化,树立起自己的威望,扩充军队,扩大根据地。
1927年老毛上罗霄山中段时,才几百人的队伍,佔据了两个小山村,一年光景就发展到几千,佔据了湘赣边界三四个县城,后来又发展到赣南闽西,形成了湘赣闽苏区。提出的口号很切合农民的心愿,对巩固根据地,扩充红军,筹集粮草很见效。他喜欢研究历史,善赋诗词,文笔骄横恣肆,豪放不羇,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但老毛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领袖欲太强,好猜疑,主观,听不进意见。这几年就是因为他主观武断屡犯错误,先后八次受处分,中央和湖南省委都曾撤过他的职,两次党代表会上落选。不过,对其中有些错误也各有看法,处分也不一定都正确。至于“肃反扩大化”,责任在中央。老毛是借风使船,排除异己,趁势统一江西境内各路红军,统一领导,目的是好的。手段狠了些,但这样的大手笔没有足够的政治胆量、敢于承担后果的人,也是做不出来的。人无完人嘛,战争需要他应用“十六字诀”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
我真正理解老毛是到中央苏区后,在宁都会议前,打乐安、宜黄、南丰,这三仗都是老毛主帅,我和老朱、老王辅佐,应“十六字诀”的用兵方法,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结果仗仗打得得心应手,每仗全胜,心里舒坦极了,对老毛很是佩服。可是宁都会上由于老毛目空一一切、傲横武断的作风把自己赶了下台,离开了军队,使中央红军失去了一个帅才。以后几个月里老毛一直抱病休养,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总感到对不起他,对不起中央红军。大转移前夕他写了一封信要求留在赣南打游击,我一听急了,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于是匆忙去雩都劝说老毛随队转移。那一夜我俩谈了很多,从宁都会议谈到广昌失守,从李德谈到中央的军事路线错误,以及红军下一步往何处去,一直谈到黎明。经过这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坚定了信心,应刻帮助老毛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老毛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进湘鄂边的错误路线,使我加重了要尽快“去李换毛”的决心。在黎平我排除了李德,因为我深信以老毛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希望你能支持我,抛弃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

五、关于洛甫(涉及张国焘)

洛甫是自己跳出来的。会后我同老朱、老王商议,一致意见让老毛来做(书记)。但后来我和老毛交换意见,他说现在博古在军队里威信低,没有号召力,换一人来做会好些,但是博古在政治路线上是紧跟共産国际的,现在还不能提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所以就很难向国际执委会提出罢免他的理由。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要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十分重要,一定要维护五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只能做个别调整。因此即使博古不做书记,也还是政治常委、军委委员,今后还要在一起共事的,所以对博古只能是说服,不能硬来。现在洛甫想做总书记,那就让他做一个时期。博古想通后,政治局可以发表一个声明,博古不再担任总书记了。洛甫是五中全会选出来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又是莫斯科回来的,王明那边也容易通过,虽然他在中央苏区也做过一些错事,但人总是要帮的嘛。于是大家同意了老毛的意见,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其实,现在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军队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别看洛甫现在高兴,但他不会领兵,不掌军权,用不了多久难题就来了。我们迟早要和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是视军权至上的人,对既没有资历,又没有实力、也不懂军事的洛甫是不会买他的帐的。多年来张国焘一直是党内老大,政治局常委、军委部长,现在能和张国焘相比的只有老毛。他们都是“一大”代表,在“三大"两人交过手,以后都担任过中央领导职务,后来又都领导过一个大苏区,领兵数万,现在又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领兵的主帅。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设军委主席一职,老毛也只是军亊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张国焘便会提出进入这个集体领导班子,而这个班子我是没有能力驾驭的。因此必须赶在两军会师之前,恢复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请老毛来担任。由于军权是由两块组成的,一块是军亊行动的决定权,在军委主席手里;一块是军亊行动的实施权,在总司令部手里,现在朱德是总司令、我是总政委,而拥兵八万的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在这两块里都没有职务,这肯定是要祸起萧樯的,会师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现在还很预料。到时候洛甫如何处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能否拿出一个成熟的主见,对他来说的确是个重大考验。

六、关于调换警卫营

这事出仓促,挂一漏万,没来得及和你商量就办了,这是我的疏忽,请你原谅。起因是元旦过后盛传中央要抓造成湘江失利的祸首,我正在纳闷,是不是警卫营里传出了谣言。就在这时,老朱来找我说:八军团撒销后,新兵补充到九军团了,但九军团缺少有战斗力经验的连排干部,我知道中央警卫营是项英从原保卫局撤消时,从中挑选一些有战斗经验的,而且有的还在基层带过兵的同志组成的,不如调到九军团去,分配到新岗位上去发挥作用,再把原中央政府警卫团从九军调换过来,现在这个团缺员较多,整编成一个加强营,负责中央和军委的警卫任务,整编后多余出来的干部也留给九军团。我联想到那个谣言,马上同意了老朱的意见,决定第二天立即实施。后来事情一多也就忘了告诉你了,事后可能引起你和其他人的猜疑,这实在是个误会,与这次会议的确无关。

周恩来的一席话,感人肺腑,解开了博古的思想疙瘩,应了毛泽东说的:“解铃还需繋铃人”(当初成立“临时”政治局,博古就是周恩来扶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