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进入到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经济会否像国际经验所表明的那样，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出现停滞徘徊？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而言是否为一个伪命题？本报就此话题约请两位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是为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与本报联合开设的“争锋”栏目第八期。

　　理性思考“中等收入陷阱”

　　张学良

　　自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来，对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又多了起来。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有学者担心中国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去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南风窗》的一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在数据齐全的87个发展中国家中，1980年有7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到2009年仍有61个，即86%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比“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更早被人们所熟知的是“低收入陷阱”，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研究和分析全球发展问题时，曾经更多关注的是低收入国家如何启动经济增长，如何跳出“低收入发展陷阱”或“贫困陷阱”，在姚洋教授提供的数据中，1980年有16个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到2009年也仍有11个、即69%仍没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那么，经济学有没有对“收入陷阱”这样类似的概念给出严谨的定义呢？2009年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Acemoglu）在名为《现代经济增长导论》（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将“发展陷阱（development trap）”定义为一种存在经济效率损失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因为市场失效而得以持续。从中倒是可以看出，所谓“发展陷阱”与是否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表象，它并不意味一个国家只要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就可能陷入停滞。收入水平不是一国经济发展或者停滞的原因，而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收入陷阱”这一统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经济发展的瓶颈。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有自己的瓶颈，这一瓶颈可能凸显在任何发展水平，具体时点是由一国的外在发展条件和内在增长因素决定的，而与收入水平无关，并且发展瓶颈本身也是动态变化的。正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中国收入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而产生落入“陷阱”的担忧，也没有必要纠结于中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问题，而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这一关注本身也与中等收入无关，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即便以后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这种关注也不应该消失。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陷入了一种停滞，按照“陷阱”逻辑，是不是应该说这些国家落入了“高收入陷阱”？既然“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都有，分得更细，还可以有“中低收入陷阱”、“中高收入陷阱”，如此等等，那么所谓的“陷阱”与收入水平就没有必然关联，任何国家都可能在自己的发展瓶颈所对应的发展阶段出现停滞和调整，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能否突破瓶颈，如果解决不好，甚至可能倒退。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内容清楚、边界明确的概念，往往简单地指以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发生倒退的状态，但是，众所周知，以人均GDP这个单一指标作为标准来评价经济发展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就为我们所诟病，现在用这个单一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或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更不科学。2011年我国首次全面参与世界银行组织的新一轮国际比较项目（ICP）活动，使得我国GDP可以通过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换算，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按购买力指数，2010年世界银行计算出的中国经济总量为10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出来的数据是11.2万亿美元，如果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就能飞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了。但是进入高收入国家是否就一定成为发达国家，现在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否在进入高收入国家后就自然而然解决了呢？还不能这么简单来判断。另外，也有学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还可用中等收入国家存在某些不良现象与特征来注解，有媒体给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几大特征，如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思考，这些特征在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又何尝不是或多或少客观存在着，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加突出？

　　再回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取得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增长与成绩，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这30多年时间里也积累了人家上百年的矛盾与问题，因此，现在遇到的问题与矛盾绝对不是某一天或某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976美元这个“中高收入”分界点就突然出现的，今天我们还说中国的改革处于“十字路口”，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何尝不是无数次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重要抉择？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还有可取之处，那就是它指出了中国仍然需要加快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是其所要阐述和解决的问题无非还是中国经济未来如何保持健康、稳定与持续增长，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在发展中真正实现“国富民强”，而这实际上一直都是学者们在思考与想要回答的问题。如此换一个语句与命题并没有多少新意，对于我们的知识累积也并无太多增益。

　　倒是当前我们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要特别注意防范以下几类倾向：一是要防止将具体问题都当作“陷阱”，如有学者认为我们可能面临着“福利陷阱”、“金融陷阱”、“民主陷阱”、“人口陷阱”、“老年化陷阱”、“城市化陷阱”等等，将“陷阱”宽泛化，好像任何问题都是“陷阱”；二是要防止某些地区将率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发展目标，早先就有学者提出“京沪等地将迅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殊不知制约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等诸多问题要在全国宏观层面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地方政府如何能做到率先突破？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名行单纯追求GDP增长之实。

　　其实，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不盲目追求GDP、在中等收入阶段踏踏实实地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改革的顶层设计来推进中国各领域的改革，处理好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关切，即便是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是陷入了某种“陷阱”。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钱运春

　　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生产方式从初级向高级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也是不断跨越陷阱的过程。至今人类社会共经历了农业、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等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对应三种不同陷阱：贫困陷阱（人口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城市化陷阱）和福利陷阱（全球化陷阱）。

　　贫困陷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即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不断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与贫困陷阱相呼应的是“人口陷阱”，即由于贫困形成的大量人口繁殖，使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都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最终又退回到原来的最低水平。

　　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是中等收入陷阱。即经济发展到达中等收入水平阶段，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出现经济停滞。主要表现为技术进步缓慢、社会底层贫困化、金融不稳定、社会结构二元化等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又表现为城市化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畸形发展，形成大量贫民窟和庞大的贫困群体以及环境恶化。

　　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是福利陷阱，原因在于用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社会保护机制来应对后工业化时代新型的社会风险，必然形成高额财政赤字、高失业率和两级分化、养懒机制和经济增长率下降，但植根于工业化的法团主义和普选制使“高福利棘轮效应”难以停止，最终陷入了福利陷阱。福利陷阱的存在还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特别是全球化导致的资本外流、税基流失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破坏了传统的福利基础和社会一致机制，成为福利国家的解构力量。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做法都是重建适应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社会保护机制。以战后日韩等国为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除了加快创新能力建设、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推行更有效的产业政策、加快货币自由化等外，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加强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保护机制建设。日韩通过加大福利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居民的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发展机遇大致均等，形成稳定的发展预期，延续了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时间和空间，经济得以顺利转型。反之，拉美失败的教训表象是其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不前，但根源在于社会保护机制的重建，特别是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方面远远不如日韩多。因此，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也大大超过前者。

　　再推远一些，西欧和美国也经历过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在所谓的“镀金时代”之后的社会动荡以及1929-1933年的大萧条，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机制是“罗斯福新政”。其重要切入点就是重建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保护机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实行系统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国家，美国也最终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对西欧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经济原因，它们也是通过重建社会保护机制——建设福利国家，随后迎来近30年的黄金发展期。

　　总体看发达国家的成败经验，可以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社会陷阱”，是社会保护机制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给社会造成的冲击缺乏有效保护机制，进而反过来形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机制的巨大冲击。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即快速发展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社会保护机制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基本上在进入人均GDP为3000美元后会凸显出来。

　　中国目前正处于这种中等收入陷阱中，判断依据是，从量的规定性看，世界银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区间为人均GDP3000到6000美元，中国正好处于这个区间；从质的规定性看，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下列风险：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进程问题突出、资本账户开放带来挑战、产业升级缺乏支持以及社会服务滞后等，中国也基本都遇到了。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也是适应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社会保护机制尚未建立。当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给中国带来巨额财富之时，中国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风险。试图沿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社会保护机制来应对工业化的社会风险，只能使风险愈来愈复杂。传统计划经济消亡了，但以单位制和以熟人社会为依托的社会保护机制却仍然在运作，如工伤和维权。农业生产方式社会保护机制解体了，但新的工业化却没有提供一个更有效的替代机制，如养老和公共卫生；经济运行方式转型了，但控制两级分化的收入分配机制却缺乏系统性改革，如税收制度等；粗放发展模式解体了，但是集约式发展的支撑机制尚未成熟，如高素质劳动力和强大的国内购买力市场等。上述问题在发展主义思路下被逐步放大，演变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沿用传统的增长机制来解决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风险，是本末倒置。那种认为蛋糕做大自然会有更多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观念是错误的，实质上在维持传统做大蛋糕机制的同时，也制造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风险，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

　　因此，中国现在不是需要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而是应尽早采取措施跃出这个陷阱，避免问题累积和严重化。工业化产生了农业化时代没有的社会风险，传统农业社会保护机制的弱化产生了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在国家层面重建全体公民的互济机制，才能通过集体力量抵御工业化社会风险。由此，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不是学习外国如何通过增加投资、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而是破除发展主义理念，利用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源，加大财政社会投入的力度，重建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保护机制。

　　中国无须担心社会保护机制完善后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研究发现，每次通过社会保障的调整和完善跨越发展陷阱，都会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国际经验有“罗斯托起飞”跨越贫困陷阱，二战后西欧经济快速发展被称为“凯恩斯起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美欧福利改革成功，重建社会保护体系，也许会迎来第三次起飞，姑且称为“吉登斯起飞”。中国已经完成“罗斯托起飞”，“凯恩斯起飞”是否可期，就看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加大社会投入并改革社会保护制度，调整自身发展定位，以实现和谐发展。

　　可以认为，政府重建社会保护机制的意愿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