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格装饰 百度百科:崔永元：只想做一个好人

他每天都活在这样的忧患当中，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包括对这个社会。就像跟赵本山宋丹丹合作的春晚小品，他在里面调侃自己得了抑郁症就是心眼太小。

但这个“小心眼”的男人，脑子里想的事情却很大。他今年打算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收拾死气沉沉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票房是100亿人民币，美国超过了 100亿美元。这么大的差距，我觉得自己得帮帮电影。”这是他自2007年做《电影传奇》以来，一直藏在心头的心愿——拍20部像样的电影。

光靠自己肯定干不了这个事儿，他想到扶持新人，于是有了新锐导演计划。“新锐导演不是新导演，不是20岁就叫新锐，你70岁还爱着电影，也可以参加这个项目。”崔永元把想法跟身边的朋友一说，但基本上每个人都向他泼冷水，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

崔永元遇到了自己当年做系列纪录片《我的抗战》一样的问题。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干的另一件大事。2001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参观，发现那里有一个影像库，里面全是各种历史资料，几乎所有跟中国有关的资料都能找到，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民俗民居、服饰打扮、生活习惯等。回国后，他马上找到中央电视台台长，认为应该有人来干这个事儿，“我们每年那么多广告费，只要拿出几千万元就可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东西。”但台长只是拍了拍崔永元的肩膀，“小伙子，先忙别的去吧。”

崔永元觉得这事不能等，“再等下去，很多人的记忆就消失了。”他干脆自己筹钱组了一支团队，《我的抗战》一直做到现在。

既然新锐导演计划的问题是缺钱，按照惯例，崔永元又开始给各路投资方打电话。事实上，别人也习惯了他这个套路。几天下来，崔永元心里美滋滋的，因为他筹到了5000万元的口头许诺，甚至有人答应给他两个亿。

但很快他就见识到了电影圈的那些脏东西，各种目的出现了，有投资人要求用他们指定的剧本和演员，有投资人要求让自己的孩子来当导演。“这不把我当劳务输出组织了吗？我不能同意！”崔永元认为新锐导演计划就是公益项目，不能想着赚钱，所以投资人一下子全没影了。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崔永元在纸上写了30个朋友的名字，然后开始轮流打电话。“当时我在心里跟自己开玩笑，谁要不答应就跟谁绝交。”他打算让每个朋友赞助 50万，结果有朋友嘲讽他，“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连这点钱都没有。”周立波更是张嘴就损：“穷光蛋，你怎么老是跟别人要钱？”不过说归说，这些朋友都很爽快地掏了钱，周立波还自作主张替另一位朋友也付了50万。其中有个商人朋友对崔永元说：“看你多费劲，我一个人出500万，后面的钱我再帮着想办法”。

三天后，崔永元筹到了700万，他把所有款项开支做成财务报表，朋友们都说不用，但他很坚持：“我要主动寻找监督机制。”

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 怎么到我们这里就反过来了？

崔永元的办公室在北京安家楼，搭档之一胡小鹿已经有段日子没见着崔永元了，“他总是风风火火的，抓不住他。”所以只要逮到机会，胡小鹿就和同事们拉着崔永元开会，从下午聊到半夜，“他太辛苦，身体也没以前好，但我们都知道，他还扛着。”

包括这次采访也是，从去年约到今年。等到见面，虽然他跟电视里那个大家熟悉的小崔一样，一脸坏笑，但一说到手头在做的事情，他马上显得面色凝重。

因为央视实行制播分离，崔永元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叫清澈泉，意为清澈的泉水。他做的事情接近于个人理想化的尝试——花10年时间，带领团队抢救式地采访了 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超过10万小时，但呈现出来在纪录片里的只有几十个小时，成本高得几乎无法估算。

片子刚拍出来的时候，崔永元认为纪录片怎么也得比电视剧贵，等他出去吆喝卖片，结果电视台的人说：“纪录片都是500块钱一集，你小崔做的，就翻两番，1500元吧。”他一听就蒙了，怎么纪录片在中国这么不受待见，“在日本，像NHK这样的国家电视台，每天黄金时段里播的都是口述历史纪录片。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怎么到我们这里就反过来了？”崔永元决定，宁可把自己贱卖了，也不能贱卖自己的片子。

因为国内大部分电视台都不愿收购，32集的纪录片《我的抗战》只能在网上点播，崔永元的团队曾经4个月发不出工资，有员工说：“如果咱们不做这个，如果咱们去做电视剧或电影，哪会发不出工资啊，只会一年比一年赚得多。”

随着网上的口碑越传越广，《我的抗战》终于慢慢得到全国各地电视台的重视，还出了图书，于是现在又有了《我的抗战2》。

专家们忙着在评职称 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

时评家曹景行在《我的抗战2》发布会上见到两位90多岁的抗战老兵，“他们的到场给了我们一个紧迫感，就是抗战老兵现在越来越少了。崔永元所做的努力，就是尽可能地挽救这段历史，这就是价值。”

与前作《我的抗战》相比，出现在《我的抗战2》中的口述者身份更广泛，增加了很多平民受害者，也增加了侵华日本士兵的口述，视角更开阔，历史更完整。

但有人参加完发布会后，在网上评论，小崔现在变得一点都不好玩，他都不讲笑话逗大家笑了。崔永元说：“什么时候我们连听一个人讲自己生命的耐心都没有了？”在他看来，这些不仅仅是历史，更是讲述人性的故事。

还有人认为，这些事不该由崔永元来干，更应该让那些搞研究的专家来干。听到这种话，那个嘴角带着坏笑的小崔就回来了，“他们有更要紧的事，忙着评职称，等他们评完职称估计会想起来干。这个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忘了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很了不起。我觉得一针见血。五千年过去了，这个民族基本还是混的状态——浅薄，没文化，不重视历史。”崔永元说自己不怕得罪人，他真心觉得这是一个浅薄的民族。

包括那时候做《实话实说》，崔永元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做了六年半，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我发现自己正在跟好人告别。当你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学着写报告，你得回答你的上级同事以及对手的质问。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圆滑，离我父母当初要求我做一个好人的目标越来越远。”

所以崔永元这两年变得不爱说话，“因为我发现遇到许多问题，我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明白。我希望不再浮躁不再浅薄，希望研究一个事能研究得透一些。我从来没有当明星的愿望，也不觉得当明星有多好。我希望自己淡出荧屏，能被大家遗忘。但是假如有一天我摔倒在街上，你们还能认出这个人是崔永元，我希望你们能扶我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