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文章格式转换:心灵鸡汤·（想成功就能成功）

　　快乐在于你的选择

　　刘虹

　　快乐与痛苦原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同的只是在于你的选择。就好像夏天和冬天一样，如果你喜欢夏天，认为夏天会给你带来快乐，那么冬天来临时，其实它并不会给你带来不幸和痛苦，但因为你喜欢夏天而拒绝冬天，所以就会有不幸和痛苦的感觉。唯有当你不执著于其中之一时，你才能够享受两者，让快乐永存。

　　一位名叫塞尔玛的妇女陪伴丈夫驻扎在一个沙漠里的陆军基地。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她一个人留在陆军的小铁皮房子里。天气热得受不了──即使在仙人掌的阴影下也有50多度。她没有人可以谈天──身边只有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而他们不会说英语。她非常难过，于是就写信给父母，说要丢开一切回家去。不久，她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信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两个人从牢房的铁窗望出去，一个看到泥土，一个却看到了星星。”

　　读了父亲的来信，塞尔玛觉得非常惭愧，她决定在沙漠中寻找“星星”。塞尔玛开始和当地人交朋友，她对他们的纺织、陶器很有兴趣，他们就把自己最喜欢的纺织品和陶器送给她。塞尔玛研究那些引人入迷的仙人掌和各种沙漠植物，观看沙漠日落，还研究海螺壳，这些海螺壳是几万年前当沙漠还是海洋时留下来的……

　　原来难以忍受的环境变成了令人兴奋、令人流连忘返的奇景。塞尔玛为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并就此写了一本书，以《快乐的城堡》为书名出版了。是什么使塞尔玛的内心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呢?沙漠没有改变，印第安人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她的心态，一念之差，使她把原先认为恶劣的情况变为了一生中最快乐、最有意义的经历，塞尔玛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星星”。

　　快乐与痛苦原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同的只是在于你的选择。就好像夏天和冬天一样，如果你喜欢夏天，认为夏天会给你带来快乐，那么冬天来临时，其实它并不会给你带来不幸和痛苦，但因为你喜欢夏天而拒绝冬天，所以就会有不幸和痛苦的感觉。唯有当你不执著于其中之一时，你才能够享受两者，让快乐永存。

　　世间许多事情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全在于当事人的看法。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时，学会如何保持乐观豁达的心境而避免自寻烦恼就显得十分重要。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人们不受事物影响，却受到对事物看法的影响。”——实乃至理名言。生活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只要你学会选择，别让世俗的尘埃蒙蔽了双眼，别让太多的功利给心灵套上沉重的枷锁，你就会发现快乐如同星星般散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随手可得。

　　塞尔玛看到父亲来信中的那句话而明白了烦恼的根源：一切烦恼皆源于你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它。如果你选择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烦恼，那么快乐就会时刻与你同在;如果你选择以悲观的心态面对烦恼，那么你就会时刻被烦恼所纠缠。也就是说，快乐与否，全在于你自己的选择。

　　态度──人生的选择之一

　　鲍伯?哈利斯

　　我看着她，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丢了车而烦恼，也可以因丢了车而快乐。总而言之，我们的车被偷了。我真的相信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现在我选择让自己快乐。”

　　我的妻，泰瑞，和我在12月买了一辆新车。即使我们可以买到机票从加州飞到休斯敦和她的家人过圣诞节，我们还是决定启用新车开到德州去。我们打包上车，和祖母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

　　我们过得很愉快，在祖母家留到最后一分钟才肯走。回程时我们必须赶路回家，所以我们不眠不休地赶路──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睡觉。经过一场几个小时的大雨后，我们在深夜抵达家门。我们累极了，只想洗个热水澡，睡在柔软的床上。我感觉不管我们再怎么累，当晚也该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但泰瑞只想赶快洗澡睡觉，所以我们决定早上再说。

　　早上七点，我们起床梳洗后决定把东西卸下车。当我们打开前门时，我们的车道上却看不到车子!泰瑞和我面面相觑，看看车道，又彼此对看，又回头看车道，又彼此对看。然后泰瑞问我一个妙极了的问题：“喂，你把车停在哪里?”

　　我笑着回答：“就在车道上。”我们很确定车停的地方，但我们却还往外走，希望看到车子奇迹似的自己停到车道外，在街边停下，但没有。

　　怅然若失的我们打电话叫警察来做了笔录，好激活我们的高科技追踪系统。又为了安全，我们打电话给追踪系统公司。他们保证他们有98%的几率在两个小时内找回失车。两小时内，我一直打电话问：“我的车在哪里?”

　　“我们还没找到，哈利斯先生，但在四小时内还是有94%的机会。”

　　又过了两个小时，我又打电话问：“我的车呢?”

　　他们再次回复：“我们还没找到，不过八小时内还是有90%的寻获率。”

　　那时我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微渺的几率对我毫无意义，所以请在你们找到它时打电话给我。”

　　那天稍晚，电视广告上一个汽车制造商问：“你难道不喜欢在你的车道停着这样一辆车子吗?”

　　我回答：“是的!昨天我就做了这件事。”

　　一整天毫无消息的折磨使泰瑞渐渐变得更加烦恼，尤其当她不断想起车子里放了多少东西时──我们的结婚相簿、绝版的上一代家庭照片、衣服、所有的照相器材、我的皮夹和支票本，只有几张签上了名字。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活得下去，但它们在那时似乎很重要。

　　充满焦虑与挫折的泰瑞问我：“我们的新车和东西都丢掉了，你怎么还能开玩笑?”

　　我看着她，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丢了车而烦恼，也可以因丢了车而快乐。总而言之，我们的车被偷了。我真的相信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现在我选择让自己快乐。”

　　五天后，我们的车回来了，车上的东西都已经失踪了，车子的损坏也超过3000美元。我把它送去维修，并因为听到他们会在一周内把它修好而感到高兴。

　　这一周结束时，我甩掉了租来的车，把我们的车开回家，感到十分兴奋，且松了口气。不幸的是，这样的感觉很短暂。回家的路上，我在我们公路出口的交叉道上撞上另一部车。我没有损坏别人的车，但却损坏了我们的车——另一笔3000美元的损失，还有一笔保险理赔等着我。我把车子开进我们的车道，但当我企图出去观察损失情况时，左边的前轮漏了气。

　　当我站在车道上看着车，开始自己打自己，责怪自己撞了别人的车时，泰瑞到家了。她走向我，看了车，又看着我。她看我自己打自己，就用双臂抱着我，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有一部撞坏的车而烦恼，也可以因有一部撞坏了的车而快乐。总之，我们有一部撞坏了的车，所以我们选择快乐吧。”

　　我从心里笑出声来宣布臣服，一起享受了美妙的晚上。

　　悬崖上的一课

　　第二年，我建立了一种新生活。我获得了一个单身中年人所应具有的处世态度和感情表达方式。

　　费城的七月是炎热的。时隔57年后，我仍然能够感到当年那股灼人的热浪。57年前七月的一天，我和五个小伙伴玩腻了弹子游戏后，合计着玩些新的花样。

　　“嗨。”内德说，“我们好久没有爬山了。”

　　“对，爬山去!”一个伙伴喊道。

　　我犹豫不决。那年我只有八岁，我渴望像伙伴们那样去表现自己的勇敢和朝气。但是，我八年中的大半时间都是在疾病中度过的，而且妈妈不准我玩危险游戏的警告时时禁锢着我的行动。

　　“走啊，”我的好朋友杰里催促我，“别当胆小鬼。”

　　“好吧。”我答应着跟上了他们。

　　我们来到目的地。远处，巍峨的峰峦隐约可见，跟前是墙一般耸立的危岩绝壁。我们要攀登的这座悬崖高不过60英尺!但是对我说来，就像万丈高山一样难以逾越。

　　伙伴们一个挨一个地向着一条岩壁上突出来的小山道爬去，那条小山道足有通向崖顶的全部路程的三分之二。我战战兢兢、大汗淋漓地跟着伙伴们向上攀登，剧烈跳动的心脏敲击着我瘦得可怜的胸脯。伙伴们已经爬过了那条小山道，开始向崖顶攀登，到了崖顶，就可以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下山回家了。

　　“喂，等等我。”我声音嘶哑地喊着，“我爬不……”

　　“嘿，离得好远啊!看你就像滑稽画里的小人儿。”一个伙伴说，其他人笑了起来。

　　伙伴们沿着那条曲里拐弯的小道爬上了崖顶。他们向下看着我，“如果你不想走了，就在那儿待着吧。”一个伙伴嘲笑我说。“全靠你自己了。”杰里既关切亦无可奈何地看了看我，然后跟着他们下山了。

　　我从悬崖边向下望去，顿感头晕目眩，我担心下不去山了。我想我会从山上栽下去摔死的。通向顶峰的路越来越险峻，越来越令人提心吊胆。我听到一个人在啜泣，我惊奇是谁在哭，原来却是我自己。

　　时间在一分分地过去，夜幕渐渐降临。此刻，四处一片静寂。我饥肠辘辘，恐惧和疲劳使我精疲力竭、寸步难移。

　　夜幕降临了。第一颗星星闪现在暗蓝色的天幕上。山下的大地变得模模糊糊一片。忽然，我发现一道电筒的光束在跳动。我听到杰里和爸爸的声音了!爸爸用电筒向上照着。“孩子，下来吧。”他鼓励我说，“晚饭已经做好了。”

　　“下不去，”我抽泣着，“我会掉下去的，会摔死的。”

　　“听我说，孩子，”爸爸说，“不要想得太多。你只管小心地迈出一小步，你能做到。看准电筒光，能看到下边那块岩石吗?”

　　我慢慢地向下挪动着脚步，“看到了。”我说。

　　“好，”他说，“现在把你的左脚踩到那块岩石上，先别担心下一步，相信我。”我战战兢兢地伸出左脚，触到了那块岩石。我有了点信心。“不错，”爸爸说，“现在迈开你的右脚，在右下方几英寸，那儿有块站脚的地方。”我再一次按爸爸说的做了。我的自信心更强了，我想我能平安下山了。

　　一步一步，我终于从悬崖上下来了。我一下子踩在山脚下坚实的岩石上，爸爸用他有力的手扶住了我。我抽泣了一会儿，而后，我突然感到获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课!

　　1945年1月，我驾机滑行在跑道上。我向前猛推了一下风门杆，此刻，我所想的只是起飞，升到二万五千米的高空，航向正东。前方就是北海。我告诫自己：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保持这个航向二十分钟，飞越过荷兰的素汶岛，这我能做到。

　　飞过素汶岛后，领航员告诉我改变航向125度然后保持这个航向十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下一个侦察目标。这样做并不难。

　　如此这般，我操纵着飞机飞越过荷兰和德国，根本用不着去为整个航程胡思乱想，只想着要飞的每一段航程就足够了。最后，我们终于安全地飞出了敌人的空域。

　　1957年1月，经过大半夜的辗转反侧，想到我签了合同的那部洋洋大作的种种困难，我记起了悬崖上的那一课。如果我只看下一步，就不至于疑虑重重了。

　　我要把着眼点放在头一章，并且为此去研究大量的有关希腊人恋爱的资料。这并不太难。接着，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归纳我的笔记，将第一章分成若干节，动手写头一节的内容。

　　两年后的一个令人心花怒放的下午，六百多页书稿的最后一页从我的打字机上脱稿了。我孩子似的欢乐地翻起了筋斗。几个月后，我拿到了头版书。几星期后，我读到了第一篇重要的书评，这个书评对我的书大加赞扬。

　　1963年9月，我打开了我那间斗室的门。我提着提包走了出去，关上了门。百里之遥，我迈出了第一步。这并不难。接着要做的事是找房子，再有的事就是想好我怎样对儿子解释我的搬出和向儿子保证我就住在附近，我仍然是他的父亲。事实证明这些并不难做到。我搬进了我的小屋，打开行李，接了几个电话，做好了午饭，我感到就像待在家里一样。

　　第二年，我建立了一种新生活。我获得了一个单身中年人所应具有的处世态度和感情表达方式。

　　想成功就能成功

　　没有人确切知道为什么在心里排演会有用，可是应用这办法的人都深信它有用。“如果你经常应用这种技巧，”诺曼?云生?皮尔说，“它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砥砺意志，大大提高取得成功的机会。”

　　在意大利米兰市的运动医学会议上，美国心理学家兼业余举重运动员查尔斯?加菲德听到了一种能令运动员水准提高的新方法。他要试验这种方法，几位教练要他依普通方法举重。他仰卧凳上，竭尽全力一举，居然把135公斤举起了，比他过去最佳纪录多了九公斤。

　　“我本来以为这已是我的极限了，”他回忆说，“但并不是。”随后，教练对他讲解，要他运用想象力，在心中举起更大的重量。“他们要我想象我把杠铃举起，听到金属撞击的声音，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感觉到双臂承受压力，然后成功举起。”

　　第二天，教练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65公斤。加菲德在心中把举重的全部过程排练了一次，然后使尽全力，居然一下子就将杠铃举了起来，令他深感惊讶。

　　加菲德的这一套叫做心中造像锻炼法。心理学教授塔尼斯?希克说：“研究显示，在心中锻炼，能有实际锻炼的效果。”哲理德?艾普斯坦医生常教导病人用心中造像疗法治疗生理上与情绪上的病，他说：“在许多情况下，脑子并不能分辨一件事是实际发生的，还是想象的。”他又说，你在心中造出你成功经过的意象，你实际上就是在制造记忆，也就是在“塑造新的行为模式”。

　　许多行业中的成功人士都运用心中造像的方法。外科医生伊拉?沙立普在施行困难手术的前夕，会先在心中放映整个手术过程的“电影”。他说：“我在心中想象手术的每一步骤，从切下第一刀直到最后缝线。如果在想象时碰到问题，我就多方研究，找出解决办法。”他强调，如果将要施行的手术是他以前从未施行过的，先在心中想象全部过程格外有用。“因为那会使我信心增强，不会紧张──这在手术室中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几十年，许多职业运动员都曾利用心中造像法锻炼自己，并且认为非常有效。高尔夫名将杰克?尼克劳斯说：“我打每一杆之前，都必定先在脑子里一丝不苟地演习一次。首先我会‘看到’球的适当落点，然后我会‘看到’它落在那里──‘看到’它抛物线地飞行，然后着地。接着我就挥动球杆，将先前的意象化为事实。”

　　查尔斯?加菲德在他所著的《巅峰表现者》一书中，举出了许多商界领袖在心中演习的例子。“如果你问他们是否常在想象未来的情况，他们会说：‘我一直都这样做，只是从不知道那叫做心中造像法。’”

　　详细地在心中想象做到某件事的过程，和一厢情愿的幻想是不同的。白日梦通常会有许多环节缺漏，直接跳到目标。在心中造像的过程中，我们会想象每一环节，一步一步地进行，直至得到想要的结果。

　　然而心理学家兼《头脑力量》一书的合著者相尼?齐拍哲说：“想象虽极为有用，却‘不能用来代替行动，只能用来辅助行动’。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个钢琴表演家，但除非你也实际练习，否则你的目标不会实现。总之，实际去做才是最最重要的。”

　　怎样才能使这种有利工具发生功用?第一步是让自己放松。“坐在椅上，闭上眼睛，听自己呼吸，”教人克服精神压力的专家爱伦?拉宾诺维兹建议说，“呼尽肺中的气，再慢慢地深吸一口气，重复这动作六次。每次呼气时，尝试感觉自己在放松。”

　　创造力研究员大卫?索恩伯补充说：“想令心情进入适宜心中造像的状态，可以回想你过去的快乐时期，然后才想象你想要做到的事，例如一次动听的演讲，在高尔夫球场打出精彩的一杆。尽量想象得真实详尽，从开始想象到完成。”

　　加菲德说：“在心里排演的方法在运用于许多日常事务时最有效，例如推销、演说、开会。”《有建议性的想象》一书的作者，灵感论演说家诺曼?云生?皮尔说，想象也可以用来增进人际关系。“如果你是个容易发怒的人，”他说，“当有某件事触怒你时，你便在心中想象你自己在冷静地把怒火扑灭。即使你不能令自己息怒，至少也可以令怒火延迟爆发。这是医治发怒最好的办法。”

　　不要期望立即见效。想从心中造像法得益，须先真正努力练习。《创造性想象》一书的作者沙克提?加文说道：“最重要的是经常有创造性地想象。大多数人认为，每天练习一下最为有效。”

　　还有，如果你心中的影像不清楚，别烦躁。“每个人的思想方法是不同的，”索恩伯解释说，“你可利用文字、味道、音符──任何对你有用的办法——来帮助你。想象能力增进后，你就可以运用其他感官了。如果你进步到能在心中看见、听见、触到、闻到、尝到你的目标，你的实际表现就会好很多。”

　　没有人确切知道为什么在心里排演会有用，可是应用这办法的人都深信它有用。“如果你经常应用这种技巧，”诺曼?云生?皮尔说，“它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砥砺意志，大大提高取得成功的机会。”

　　成功的阶梯

　　贫困不是消极的理由，每一个不思进取的人总能找出千百个理由为自己开脱。而事实上，很多成功的人士都是从贫困中走出来的。贫困是他们辉煌一生的最好磨炼!因为有了贫困的经历，他才可以笑对人生中的一切坎坷。因为有了忧患的意识，他们才更加坚定走出贫困的信心。成功之后，他们仍然不会忘记贫困时的经历，因而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最后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

　　贫困是他们辉煌一生的最好磨炼!因为有了贫困的经历，他才可以笑对人生中的一切坎坷。

　　美国前副总统亨利?威尔逊，自幼家境贫寒。当他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贫困就悄悄地威胁着他一家人的生存。他幼年时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他向母亲要一片面包，而母亲手中什么也没有，当时她的神情是多么痛苦啊。

　　十岁时他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家，到附近的小镇当了一名学徒工，而且一干就是11年!这11年里，每年他可以接受一个月的学校教育，这是他一辈子成功的开始，至于这11年艰辛工作的报酬，只不过是一头牛和六只绵羊而已。这些东西最后换成了84美元现金。

　　在他生命的前21年里，他从来没有在娱乐上花过一分钱，他精心算计着自己的每一分积蓄：对他来说，脱离贫困是当务之急。

　　他刚满21周岁，就跟着一支伐木队来到人迹罕至的大森林里，将一棵棵大树砍下来，顺着河水运到远方的城镇。每天，当树梢出现第一抹曙光，他便大声招呼伙伴们起来，然后一直辛勤地工作到天黑。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他挣了整整六美元，相当于他做学徒工时一年半的收入，在他看来这是多么丰厚的一笔薪水啊!

　　即使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中，威尔逊先生仍然牢牢把握着人生的方向。他决心不浪费每一分钟时间，也不让任何一个发展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溜走。当别人把业余时间放在酒瓶中喝掉，或者卷在雪茄里燃烧的时候，他则把这些时间用在学习上。在他21岁之前，也就是在他做着学徒工的时候，他仔细阅读了1000本好书——这些书是如此来之不易，他自己没有钱去买书，所以，他不得不通过各种方法借阅。比如说，他会很乐意为别人清理草坪，报酬就是借阅若干本他感兴趣的书。

　　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阅读作为基础，所以在他12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内蒂克的一个辩论俱乐部，并且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再接着，在马萨诸塞州议会上，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反对奴隶制度的演说，演说相当精彩，也相当成功，从此以后，他确定了在马萨诸塞州政界的显赫地位，并为他以后进入国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贫困不是消极的理由，每一个不思进取的人总能找出千百个理由为自己开脱。而事实上，很多成功的人士都是从贫困中走出来的。贫困是他们辉煌一生的最好磨炼!因为有了贫困的经历，他才可以笑对人生中的一切坎坷。因为有了忧患的意识，他们才更加坚定走出贫困的信心。成功之后，他们仍然不会忘记贫困时的经历，因而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最后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

　　我不承认失败

　　托马斯?沃尔夫

　　这是写作一本书给我带来的另一个收获，它使我的生命获得那种扩张和发展。我现在已了解到经历过的这一切，我想它们已经提高了我的身份。

　　一段光辉灿烂的记忆、一种坚强毅力的明证，证明人具有巨大的忍耐和忍受痛苦的能力，不抱怨，而是竭力设法生存下去。

　　1933年春天，我感到非常疲劳，可是就在那年春天，《斯克里布纳杂志》从我新出版的作品中又选定了三个长篇作为长篇故事在那年的春天和夏天发表。按照发表时的先后次序，它们的名字是：《骄傲的兄弟死神》，这篇东西我想包含了在那个时期以前我所写的最佳作品，《火车和市镇》和《没有门儿》。

　　这三篇作品的发表也帮助增强了我的信心，为我挣来一点我当时十分需要的现款，也许还帮助让我的名字没有被公众完全忘掉。

　　可是，我想那一年是我经历的最可怕的一年。在那年结束之前，我由于过分劳累而感到精力不支，几乎完全丧失了信心，几乎已准备承认失败，承认我的作家生涯已经完结，我已无能完成我已开始的工作了。这是一段黑暗时期。

　　有时我在写作时，自己便感到毫无希望，不相信我能完成它，心中除了黑色的失望之外，空无一物，可是我仍然写着、写着，我没有办法放弃写作。而且我还觉得，那绝望情绪本身正是一种驱使我前进的动力，使我甚至在没有信心能把它写完的时候，还一个劲儿写下去。我还感觉到我在布鲁克林的生活，虽然我在那里实际只呆了两年半的时间，却仿佛已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其间经过了黑暗的海洋的深渊，经过了用一般的小时、昼夜、星期和月份的尺度无法衡量的、无比长远的经历。

　　人们有时问我在那几年中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问我当时我的生活既然完全沉浸在那个写作和创造的世界中，我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去观察，或者注意，或者感觉到，或者去搜集新的经验，或者去了解我周围的人所生活的世界呢。是啊，这可能显得有些矛盾和异乎寻常，但真实的情况是，尽管那几年由于我正为自己的创作这个巨大问题奋斗不已因而终日十分劳苦，但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再没有任何一段时间像在那几年中一样，对一般人的生活那样有着强烈的体会，那样热情、生动、充实地参与，那样丰富，那样带着真诚的同情和理解去实际分享。

　　我想其中的道理倒并不显得那么矛盾，它比我们最初想到的要简单得多。首先，那时候我的整个感知系统和创作才智，我的感觉和思索能力，观察的能力——甚至我的听觉，还有更重要的，我的记忆能力——都已达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敏锐和警觉的程度。每当我不辞劳苦地拼命工作一天之后，我的头脑却长时间难以平静，诗歌、音乐、饮酒、读书或其他任何令人开心的事都无法安抚它，使它安静下来。我无法入睡，也没有办法减缓或控制住由这种热情产生的翻滚激动的情绪，由于为这种情况所苦，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我在街上乱串，探索这有着几百万只脚的市镇形成的巨大的丛林和万头攒动的蛛网，慢慢来熟悉我过去从不熟悉的千百种方面的情况。

　　在那三年中，我对这个城市以及对美国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一般人的生活也更为接近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思想、性格以及他们在他们的千百万种生活中所抱的没有把握、平庸、错误和多少显出几分英勇的目标和抱负，我都比过去知道得更清楚多了。这是本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也是我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中的一段黑暗时期，因而我想，我头脑中的那个时期的形象，我对那段时间的记忆竟是那么阴森和痛苦，这确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那几年中，在我周围的任何地方，我只看到无法估量的衰败和苦难的迹象。我的亲友，我自己家的人全都败落下去，在那个所谓的“大萧条”时期，他们丢掉了一生所积累的一切物质财富。而那个普遍性的灾难几乎落到了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不仅如此，当我深夜无休止地在那个城市的巨大的蛛网和莽林中进行搜寻和探索的时候，我亲眼看到、生活过、感觉到，并经历到了那个可怕的人类惨祸的巨大淫威。

　　我看到一个人，他的生活已完全变成了一堆脏破不堪的破布，几乎已被满身的虱子吞吃掉，悲惨的人群在滴水成冰的寒冷中彼此挤在一起取暖，蹲在一个公共厕所的又脏又臭也没有门挡的蹲坑上，而那厕所恰好正处在作为巨大财富象征的宫殿式的建筑的阴影之下。我看到了令人恶心的暴力和残酷的行为，看到了恶毒的特权所形成的威胁，看到了一个残酷腐败的政府当局残酷无情地把一些生活在大地上的穷苦、弱小、可怜、无能自卫的人踩在自己的脚下。

　　这种数量众多、震撼人心、表现出人对自己的同类如此缺乏人性的阴暗景象，这些苦难、暴力、压迫、饥饿、寒冷、肮脏和贫困一直存在而无人注意、无人理睬，冷漠地、残酷无情地完全无人理会，而这个世界上的富有和具有特权的人却仍然在他们的巨大财富中一天天烂下去的情景对我所产生的可怕的无穷尽的冲击，在我的生活上留下了一个伤疤，在我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一个我永远也不会忘掉的信念。

　　这是一个黑暗的、痛苦的和残暴的时期，我相信这个范围广阔充满不公正、丑恶和痛苦的历史时期，由于那个时期我自己精神上的苦恼和颓伤而更显得阴森可怕，惨痛无比，但是同时也可以肯定，在其他任何时候，也没有像在那三年中那样，我能生活得那样强烈，那样丰富，对人的一般生活具有如此热情和充满同情的理解。那个盲目的、万花筒似的黑夜，那受尽人生折磨的一百年，我却一直在和我自己的神灵进行斗争，一直在为了一本书工作着。

　　而从这一切之中，却无比离奇而神妙地出现了它们的最后结果，整个那段充满失败、苦恼和黑色的痛苦时期的灵魂和精华：一段光辉灿烂的记忆、一种人的坚强毅力的明证，证明人具有巨大的忍耐和忍受痛苦的能力，不抱怨，而是竭力设法生存下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想到我应该永远带着在当时我决不相信有此可能的某种欢乐、某种骄傲和信念以及真挚的感情，记住这一段黑暗时期，这种情况，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中，我总算从失败中站起来，使我的生活有了它的第一次成就，通过我自己的生活斗争、生活中的苦难和劳累，终于分享到我周围人的生活中的那种种特点。

　　这是写作一本书给我带来的另一个收获，它使我的生命获得那种扩张和发展。我现在已了解到经历过的这一切，我想它们已经提高了我的身份。

　　我们种植希望那天

　　我一直以为午夜奇迹只是爷爷的一个恶作剧，现在我明白那是他给我的许多礼物之一。他拒绝让残废妨碍他，他种下了时间或距离都不能够拔掉的一种东西：全面接受生命给你的幸福，蔑视途中一切障碍。

　　我们种植希望那天，我把五颗种子埋在泥土里，然后坐下来等西瓜出现。

　　我们刚迁居法国，妻南丝和我在一个宁谧的八月下午把东西从箱子里取出来，忙碌地把租来的公寓布置好，成为我们这个背井离乡的家庭的居所。我们的三岁孩子克莉尔坐在我们脚下，翻着图书。亲友都在万里之外，她对摒挡箱子的生活显已厌倦。

　　“请读这个给我听，”她一面说，一面把一本薄薄的蓝色书籍朝我推过来，褪色封面的书脊上印着“讲法语乐趣多”。这本书是我小时候说法语长大的爷爷的，我父母不知从哪儿把它找了出来，让我们带来。

　　克莉尔指着一页，在一首古老法国儿歌“你知道怎样种卷心菜吗”的乐谱底下有些线条画。有人用蓝墨水笔把卷心菜三个字划掉，写上“西瓜”!

　　“爸爸!是你干的吗?”克莉尔问，头抬起来，一脸惊骇神色。我们最近才说服她不要在书上写字，然而她却找到了父母说一套做一套的证据。我告诉她那是我爷爷写的。

　　“爸爸!”这可真的把她搞糊涂了，“你爷爷为什么那样做?”我坐下来把故事讲给她听，心思沿着一条破旧路回到内布拉斯加州。

　　“就快到了，是不是?”我妹妹维姬在我家那辆一九五四年福特旅行车的后座上问。这是我们开车西行到我们爷爷奶奶家去的旅程中最后、也是最颠簸的一天。每年夏天，一连几个星期，维姬和我都玩个尽兴──扳弄旧水泵看看有什么虫子从水里爬出来;在后院设计放烟火;把帆布搭在两条晾衣绳上，藏身下面躲避正午的太阳。

　　我们才把车开进他们的车道，奶奶就从后门奔出来迎接，爷爷一瘸一拐地走过草坪，然后用强壮的双臂搂抱我们。

　　爷爷年轻时是个有为青年，当过农夫、教师、牧场主人，二十六岁成为参议员。他青云直上，但四十四岁时严重中风，从此终生行动不便。中风后，他在我还在享受童年时学会了乐天知命，并没有因为险些丧命而觉得生命多么可怕，反而因此深信生命是多么宝贵。他充满生趣，维姬和我争着跟他玩。

　　每天早上，我们挤进爷爷的车，驶到邮局去。一路上他不断唱着胡闹的儿歌逗乐我们：“哈罗，布朗妈妈，你进城去干吗?”最好玩的是到“八十”去，那是爷爷勉力才能保留下来的唯一一点儿农地，其余的不是卖掉了就是被人收回，以支付他养病那几年的账款。维姬和我爬上谷仓里的干草棚，爷爷在下面的旧牛栏发出呼呼声，令我们捧腹大笑。

　　“我将来也要做农夫，”有天下午爷爷坐在桌前玩单人纸牌游戏，我神气地宣布。

　　他把纸牌一张放在一张之上，问道：“你会种些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许多人喜欢的消遣──把西瓜子用力吐出，越远越好。“种西瓜好吗?”我问。

　　“啊，那是我从来没有种过的作物!”他褐色的眼睛顿时发亮，他把纸牌放在一旁，“我们得赶快下种。”

　　那是八月中旬，白昼已越来越短。不久我们便收拾行装，驶回维基尼亚上学去。

　　“那咱们现在就去，”我从坐位上跃下，说道，“咱们要怎么做?”

　　“首先，”爷爷说，“我们需要种子。”我记得曾经在玛丽姑姑的冰箱里看到过一片西瓜，连忙跑出门外，穿过院子到她家去。转瞬间我便回来了，手里拿着五颗黑瓜子。

　　爷爷提议在房子后面阳光充足的一处地方下种，要种在一处我可以很容易看得到西瓜苗向上长的地方。

　　我们走出屋外，走到一棵大橡树的荫下。“种在这儿，爷爷，”我说，“西瓜长的时候，我可以背靠着树看漫画书。那再好也没有了。”

　　“到车房去拿锄头，”这是爷爷唯一的反应。他然后向我示范怎样把泥土翻好，把种子排成半圆形种下。“不要太挤，”他轻声说，“让它们有宽敞的地方生长。”

　　“现在该做什么?爷爷。”

　　“现在是最困难的部分了，”他说，“你必须等待。”整个下午我都在等，差不多每个钟头我都去查看我的西瓜，每次都再给瓜子浇水。实在难以相信，到了晚饭时间，它们仍没发芽，可是那块地已是泥泞一片。吃晚饭时，我问爷爷它要多久才长出来。

　　“也许下个月，”他哈哈大笑道，“也许会早一些。”

　　第二天早上，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漫画书，突然，我想起了那些种子。我迅速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去。

　　“那是什么?”我细看橡树下，心里很奇怪。然后我才认出是个“西瓜”!一个圆圆的大西瓜躺在清凉的泥土里。我很得意。“哇!我是个农夫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西瓜，而且是我种的。

　　我刚恍然那不是我种的，爷爷就从屋里走出来。“你挑得一个好地方，康拉德，”他轻笑着说。

　　“哦，爷爷!”我说。然后我们马上串谋拿这西瓜去捉弄别人。早餐后，我们把西瓜放进爷爷汽车的行李厢，到镇里去给他的老友看看，他孙子一夜之间种出来的奇迹——他的朋友都让我相信他们深信不疑。

　　那个月稍后，维姬和我爬上旅行车后座，闷闷不乐地回东部去。爷爷从车窗外递给我一本书。“上学用的，”他一本正经地说。几小时后，我把书翻到他写下“西瓜”两字的那一页，爷爷的另一个玩笑逗得我哈哈大笑。

　　克莉尔拿着许久以前那天爷爷给我的书，静听我说这故事，然后问道：“爸爸，我也能种种子吗?”

　　南丝望着我，我们一起打量了那些等待我们把东西取出、堆积如山的纸箱。我正要说“咱们明天就去种”，却顿然省悟我从没听过爷爷说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出发到市场去。在一家小商店里，金属架上放满种子包，克莉尔拣了一包保证会开鲜艳红花的种子，我又买了一袋盆栽土。

　　走回家的途中，我想到我所种的那些种子。我这才明白到，爷爷本可以用一连串令我失望的事实来回应我童年的勃勃兴致：西瓜在内布拉斯加很难长得好;不管怎样，那时才下种已经太晚;在浓荫下种植西瓜会白费心机。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却只是要确保我会发出那声“哇”，初次体验到那份惊喜。

　　克莉尔飞奔上三段楼梯，回到我们的公寓。几分钟后，她就已经在厨房洗涤槽前，站在椅子上给一个小白瓷花盆装上泥土。

　　我把种子撒在她伸开的掌心里时，初次感受到爷爷花的一番苦心。他在那个八月下午偷偷回到镇上去，买下市场上最大的西瓜。那天夜晚我熟睡后，他动作不便地把西瓜取下，忍痛弯腰，把它恰好地放在我的种子上面。

　　“种好了，爸爸，”克莉尔打断了我的回想。我打开洗涤槽上方的窗子，她把花盆放在窗台上，把它挪来挪去，直至找到最好的地点。“好，快生长!”她命令说。

　　两三天后，一阵“它们在长了”的大叫声把我们吵醒了，克莉尔领我们到厨房去看一盆小绿芽。“妈妈，”她得意地说，“我是个农夫了!”

　　我一直以为午夜奇迹只是爷爷的一个恶作剧，现在我明白那是他给我的许多礼物之一。他拒绝让残废妨碍他，他种下了时间或距离都不能够拔掉的一种东西：全面接受生命给你的幸福，蔑视途中一切障碍。

　　克莉尔满意得眉开眼笑，我看到我爷爷的喜悦在她生命中种下了新的根，这就是最大的奇迹。

　　我在终点等你

　　有些孩子从不敢想象胜利的滋味。葛瑞特和我让他们知道，就像贴在我卧室墙上海报所说的：“竞赛并非只属于身手敏捷而强壮的人，也属于坚持不懈的人。”

　　11月一个清冷的早晨，晨光熹微，我走上纽约维拉赞诺一纳罗斯桥的上层车道。桥上交通已封锁，我望着宽广的桥面，心想：“天啊，我是否太不自量力了?”

　　一年一度的纽约市马拉松赛就要开始，我是第一次参加。全程42.16公里，要跑遍纽约市所有五个区，终点在中央公园。我与阿奇里斯残障人士竞赛会里几名队员一同参赛。我们这组人或拄手杖，或用义肢，甚至坐轮椅参加比赛，需要较长时间跑完全程，所以比别人早出发。

　　我患有多发性硬化病;那是种神经退化病，医学上查不出原因，也不知如何治疗;更无法预测会有什么症状或什么时候出现症状。我日后也许会失去视力或说话、走路的能力。

　　15年来，我遵守医生规定，放弃了从事剧烈体力活动的念头。我最花体力的运动就是从我住的公寓来回地下火车站。很幸运，我的情况没有恶化，虽然要靠手杖维持平衡，却仍能走路。

　　我要再做从前的我，这是我强烈的人生愿望。

　　我必须立一个目标，一个不惜代价去达成的目标。我决定参加纽约市马拉松赛。

　　1988年初，朋友听说我想参加赛跑，都笑我。同事管我叫葛瑞特，指的是得到过八次纽约市马拉松女子冠军的挪威好手葛瑞特?怀兹。同事问我，赛跑途中如何使观众不会误认我是葛瑞特，我回答：“很简单，只要挂个牌子，上面写：我不是葛瑞特。就行了。”

　　因此，现在我戴了一条缀有“我不是葛瑞特”字样的白围巾参赛。

　　起跑号响了，我们出发。有的人转动轮椅前进，有的人跳跃向前，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几小时后，我们跑了几公里，路旁的观众多了起来。跑了约15公里，男子组领先的跑手赶上了我们。我们离开路面让他们先过去，以免被撞倒受伤。

　　他们跑远后，女子组领先的跑手又到了，跑在最前头的是葛瑞特?怀兹，动作高雅矫健。我站在边上为她加油。第一批好手过去之后10分钟，惊天动地般跑来了两万人，连路边的人行道也为之震撼。我从没料到这么一大股人潮从面前冲过会令人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此中不知有多少心愿和毅力，而我是其中一分子。

　　午夜一时五十七分，我终于抵达终点，花了十九小时五十七分钟。我举起右手，振臂高呼，像个沙场胜利者。

　　我的第一次马拉松是葛瑞特?怀兹的第九次，也是她最后一次得到冠军的比赛。葛瑞特所创造的九胜纪录也许永远无人能打破。我心想，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她了。

　　五年后，阿奇里斯残障人士竞赛会创办人狄克?特劳姆邀请到葛瑞特来参加年度晚宴，并且安排我坐在她旁边。我们俩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不是特劳姆介绍，我们俩也许会一直静静坐着。真正吓我一跳的是葛瑞特居然知道我是谁。她对有人愿意连续跑二十个钟头十分吃惊，因为她知道跑两小时又二十五分钟已经累得要死。

　　我们很谈得来，一下子就聊开了。我还戴了那条“我不是葛瑞特”的围巾去，因为本来要在晚宴中说这件事。不过我告诉了葛瑞特另一件事。

　　我参加马拉松赛的第一年，纽约有家报纸拍下我抵达终点的照片，刊在葛瑞特大照片的下方。第二天早上，我拄着拐杖上了一辆计程车，司机看了看我，就以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说：“嗨，我知道你是谁，今天的报上有你。你是那个赛跑的，赢了马拉松的那个，叫哥蕾德什么。”

　　我说：“我不是葛瑞特……我是她姊姊。一般人常弄错，以为我是她。”

　　“是嘛，”他说，“我就看你像极了她。”

　　葛瑞特觉得这件事有趣极了。那天是我第六次马拉松赛的前几天。她问我，谁在终点记录你的成绩。我告诉她没有人：“我会自己报上成绩，然后领取完成比赛的纪念奖牌。”

　　葛瑞特说：“我认为终点应该有人在。”接着她说出令我大感意外的话：如果我同意让她来做这项工作，她“深感荣幸”。

　　我向她直说，我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抵达终点。她说：“多久都没关系。你跨越终线时，我一定在那儿等你。”

　　不久前我体内长了一个纤维瘤，顶着我的膀胱和脊椎，令我行动时有点不适，这次马拉松我估计要28小时才能跑完。

　　清晨六时，葛瑞特到了终点线。我朋友告诉她，至少还有一小时我才会抵达，还说我不会有奖牌了，因为有人偷走了一盒奖牌。

　　“一定要给她奖牌。”葛瑞特说完就奔出中央公园，跑回旅馆叫醒丈夫——他曾参加前一天的比赛。她说：“把你的奖牌给我。有人比你更需要。”葛瑞特拿了奖牌，立刻跑回终点处。

　　这时我还在几小时路程之外，可是葛瑞特一直耐心等待我到达。我终于转了最后一个弯，进入中央公园，继续跑最后的350米。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有两个人拉着横带站在终点处。接着我看见了等在横带后面的葛瑞特。她认为我在这场赛跑中应该获得与优胜者一样的待遇。

　　我冲过终点，葛瑞特把奖牌挂在我的颈项。我们互相拥抱，两人都激动地啜泣起来。此后她每年都在那等我。

　　这几年来，我们常一同前往纽约市各地学校，向孩子说明我们怎样在各自领域内得到胜利。一个谈的是如何努力不懈，如何取得成功或虽败而不气馁，另一个就是我，谈的是如何达到个人的重要目标，获得同样的满足感。

　　有些孩子从不敢想象胜利的滋味。葛瑞特和我让他们知道，就像贴在我卧室墙上的海报所说的：“竞赛并非只属于身手敏捷而强壮的人，也属于坚持不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