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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纵日记中的卢作孚解决粮食问题
唐纵日记中的卢作孚解决粮食问题
何蜀
抗日战争时期，卢作孚曾任国民政府粮食管理总局局长。在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大后方形势严峻，物价飞涨，抢米风潮此伏彼起。他怎样面对这样的局面并拿出解决的办法？在当年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唐纵的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中，对此有几则记载，可作研究卢氏这一时期工作的参考。
当时大后方形势的严峻，从唐纵日记中可见一斑。
1940年7月24日：“据报成都米价，涨至一百四十余元一石，现仍涨风未已（重庆涨至一百八十余元）。城厢内外，陆续发生抢米风潮。查川省去岁丰收，据估计足敷全省人口五年之食。乃入夏以来，各地米价，骎骎上涨，抢米之案，层见叠出。有人多疑为共党鼓动，企图暴动，而不知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故意囤积，致激民变。委座曾令省政府组织物价平准处，稳定价格。孰知评价之人，即系操纵之人，如何能制止风潮，消弭隐患？”
1940年8月14日：“近来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咸谓非惩办囤积居奇者，不足以平抑市价。闻重庆囤户甚多，委座下令缉捕。缉捕后为孔祥熙所保释，闻者无不叹气！”“抗战三年，有钱者未尝减少，且因国难而膨胀其资财。中间层以薪水为生活之士大夫阶层，因物价之上涨而日渐感受生活之痛苦，其思想感情，逐渐左倾，加以我政治之无能，腐化依旧，建树毫无，此在客观环境上，均于共党有利。若再过一年两年，纵敌军不深入夔门，社会亦将有巨大之变动……”
1940年9月2日：“闻近日米价，已卖到三十五元一斗（四十斤）。如此高价，民将何以为生？”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唐纵对并非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也不愿袖手旁观，而以国事为重，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1940年9月5日：“我上委座之签呈，奉批：抄交刘总司令（注：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吴市长（注：重庆市长吴国桢）、卢总局长（注：粮食管理总局局长卢作孚）研究。我所签呈六项办法如下：一、令饬两调查统计局（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限期调查各地囤户；二、令当地军宪对于各地囤户仓库，一律查封，不许迁移或出售；三、饬粮食管理总局，用公价收买囤米，再统筹分配各地，仍以公价出售，其运输手续等费概由政府负担；四、严令各省政府于十月底调查各县今年产米数量，及各地需要米粮确数，详实具报；五、所有农户地主余米，一律由当地政府公定价格收买，缴解粮食管理局，统筹分配，其公定价格由中央公布；六、令社会部及调统局从速计划计口售粮实施办法，期于明年一月起实行。”
五天后，满腔热情的唐纵就感到了灰心丧气。
1940年9月10日：“晚上，雨农（注：即戴笠，军统局副局长）约晚饭，有宋希廉、郑介民、於平远等在座。……后谈及粮价问题，查禁囤户，事恐不能行得通。何北衡（注：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他们本身便是地主，便不主张查封。何北衡曾作如是表示，如果查封，会出乱子，且无效果，四川地主的米都存在佃户家中，调查既不可能，反而引起农民的恐慌，不如利用这般地方上的土豪，容易生效。雨农已为何北衡说服了，查封的事情，大致不会实行。我们的政策，依然放在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基础上，米荒的基本原因，是无法解决的。”
就在这种背景下，他提到了卢作孚的意见。
1940年10月6日：“前次我签呈统制粮食办法六项，奉谕发交卢总局长研究。兹据卢作孚呈复，列举困难情形六点呈核。我根据其六点困难情形附签。根据卢总局长所议，粮食统制，大可不必，如卢总局长能负责为另有有效之办法，自当别论。否则，民以食为本，与其坐以待毙不可想象之危机，无宁统制以为预期所发生之困难而逐次以求解决也。签成，亲自送往陈主任（注：陈布雷，侍从室第二处处长，分管第四、五、六组）核阅。陈主任亦同意。其时适芷町（注：陈方，字芷町，侍从室第二处四组组长）亦在座，谓作孚之办法，并非自由买卖，其用意原不可厚非。/下午特往第四组（注：侍从室第四组，主管政治、经济和党务）调阅卢作孚报告。卢氏之办法，九月十九日呈上，委座并未批准。二十一日陈主任再呈请，始奉批照办。现在即采行此种办法。此种办法，系将重心置于乡镇保甲长身上。地方政治如此之坏，将来成效如何，尚不可知。惟米价之继续上涨，则可断言也。”
卢作孚对执行唐纵的六项办法指出的六点困难情形是哪六点？卢作孚的报告又提出了什么新的办法？未得其详。不过从唐纵日记中可知，卢作孚的报告也遇到了一点波折：9月19日呈上去后，“委座并未批准”。21日“陈主任再呈请，始奉批照办。”陈布雷为什么会在蒋介石未批准后“再呈请”？蒋介石为什么会从不批准到重新研究后批准“照办”？这都不由得会使人对卢作孚的这个报告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唐纵把这个报告的精神简略概括为“系将重心置于乡镇保甲长身上”。但他担心行不通。
到底行不行得通？历史上对此事记载如何？
一个多月后，唐纵又提到了这个问题。
1940年11月16日：“现在米价飞涨，大斗（四十斤）曾卖到四十余元。食米问题，已由委座决定，饬由全国粮食管理局每日供给重庆市一千市石，作价每石六十元，分摊价发党政军公务员役及其眷属，决于十二月一日实施。”
这一“委座决定”，是蒋介石自己作出的，还是在卢作孚报告的基础上作出的？与卢作孚前面那个报告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但这一决定肯定是要由卢作孚去具体执行的。
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如何稳定大后方，对于卢作孚来说，应该是极为重要的工作。解决粮食问题，显然是他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可惜，这方面可供研究的资料发现太少。唐纵的这些日记，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点新的线索。
（作者：何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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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新华83号民生大厦 联系电话：023-63842014 传真：023-63832359 邮编：4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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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
抗日战争时期，卢作孚曾任国民政府粮食管理总局局长。在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大后方形势严峻，物价飞涨，抢米风潮此伏彼起。他怎样面对这样的局面并拿出解决的办法？在当年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唐纵的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中，对此有几则记载，可作研究卢氏这一时期工作的参考。
当时大后方形势的严峻，从唐纵日记中可见一斑。
1940年7月24日：“据报成都米价，涨至一百四十余元一石，现仍涨风未已（重庆涨至一百八十余元）。城厢内外，陆续发生抢米风潮。查川省去岁丰收，据估计足敷全省人口五年之食。乃入夏以来，各地米价，骎骎上涨，抢米之案，层见叠出。有人多疑为共党鼓动，企图暴动，而不知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故意囤积，致激民变。委座曾令省政府组织物价平准处，稳定价格。孰知评价之人，即系操纵之人，如何能制止风潮，消弭隐患？”
1940年8月14日：“近来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咸谓非惩办囤积居奇者，不足以平抑市价。闻重庆囤户甚多，委座下令缉捕。缉捕后为孔祥熙所保释，闻者无不叹气！”“抗战三年，有钱者未尝减少，且因国难而膨胀其资财。中间层以薪水为生活之士大夫阶层，因物价之上涨而日渐感受生活之痛苦，其思想感情，逐渐左倾，加以我政治之无能，腐化依旧，建树毫无，此在客观环境上，均于共党有利。若再过一年两年，纵敌军不深入夔门，社会亦将有巨大之变动……”
1940年9月2日：“闻近日米价，已卖到三十五元一斗（四十斤）。如此高价，民将何以为生？”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唐纵对并非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也不愿袖手旁观，而以国事为重，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1940年9月5日：“我上委座之签呈，奉批：抄交刘总司令（注：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吴市长（注：重庆市长吴国桢）、卢总局长（注：粮食管理总局局长卢作孚）研究。我所签呈六项办法如下：一、令饬两调查统计局（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限期调查各地囤户；二、令当地军宪对于各地囤户仓库，一律查封，不许迁移或出售；三、饬粮食管理总局，用公价收买囤米，再统筹分配各地，仍以公价出售，其运输手续等费概由政府负担；四、严令各省政府于十月底调查各县今年产米数量，及各地需要米粮确数，详实具报；五、所有农户地主余米，一律由当地政府公定价格收买，缴解粮食管理局，统筹分配，其公定价格由中央公布；六、令社会部及调统局从速计划计口售粮实施办法，期于明年一月起实行。”
五天后，满腔热情的唐纵就感到了灰心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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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5日：“我上委座之签呈，奉批：抄交刘总司令（注：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吴市长（注：重庆市长吴国桢）、卢总局长（注：粮食管理总局局长卢作孚）研究。我所签呈六项办法如下：一、令饬两调查统计局（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限期调查各地囤户；二、令当地军宪对于各地囤户仓库，一律查封，不许迁移或出售；三、饬粮食管理总局，用公价收买囤米，再统筹分配各地，仍以公价出售，其运输手续等费概由政府负担；四、严令各省政府于十月底调查各县今年产米数量，及各地需要米粮确数，详实具报；五、所有农户地主余米，一律由当地政府公定价格收买，缴解粮食管理局，统筹分配，其公定价格由中央公布；六、令社会部及调统局从速计划计口售粮实施办法，期于明年一月起实行。”
五天后，满腔热情的唐纵就感到了灰心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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