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国民党“持久战”思想其实有独立来源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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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11-6-26 08:51:3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pcb{margin-right:0}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有一种说法,国民党的“持久战”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直接影响的结果。其实,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相关说法并不正确。考诸史实,国民党有意识地吸取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主要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但可惜好景不长,未能长期延续。

　　一 程思远回忆错误
　　国民党人“持久战”思想中有两句关键性的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有人称之为“十二字方针”。关于这两句话,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这就是说,这“十二字方针”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启发下提出的,因此,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和毛泽东密切相关。由于白崇禧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著名的军事家,程思远又长期追随桂系,熟悉桂系内情,所以历史家们对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均深信不疑,竞相引用,成了中国共产党“持久战”思想影响了国民党的铁证。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都加以引用,评论说:“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83-1948,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事实果真如此吗?否。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演讲,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该文提出了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方针,深刻地分析了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诸种作战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01-477页)。通观全文,完全没有谈到空间、时间、小胜、大胜之间的关系。同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中,也不曾谈到相关问题。
　　白崇禧何从归纳得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更重要的是,根据白崇禧本人的回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是他提出来的,但其时是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迁移武汉办公之后不久。
　　1963年12月21日,白崇禧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教授访问,谈“太原会战之检讨”时曾说:
　　自太原失守,二战区有少数(士兵)渡黄河到河南者,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正式提议,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过黄河或其他战区,否则以军法从事。当时我并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幸蒙采纳,并令各部于山西境内以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保障山西根据地。(《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231页)
　　1964年4月21日,白崇禧再次接受陈三井教授访问,谈游击战时又说: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幸蒙委员长接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同上书,第352页。)
　　第二战区,指晋察绥战区。太原失守是在1937年11月8日,少数士兵自山西渡过黄河到河南必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白崇禧回忆明言国民党最高当局召开会议,检讨第二战区作战的时间是在1938年,其具体时间虽不可确考,但是,蒋介石采纳白崇禧建议并给山西当局下令的时间却是可考的。
　　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册,《演讲》,第122-123页。)
　　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1332页。)
　　同年3月6日,蒋介石制定山西应战要则,并且致电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化整为零”、“分合进退”等作战原则,要他们遵照实施。电文说:“总之,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无论大小部队,皆须立于主动地位,无论胜利大小,收获多寡,只要处处袭击,时时扰乱,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同上书,总1233页)
　　检核上引各条材料,特别是将白崇禧1963年12月21日的口述和1938年3月6日蒋介石给阎锡山等人的电令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完全相合,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意见,必在1938年3月6日之前。当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要求到会人员“贡献各人的学问和经验,彼此交换研究,切实检讨,来决定今后整理部队的统一计划和具体方案,实行改进全国的军队。”(《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75页)会议共开三天。2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声称“各位根据治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对大会有很多贡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85页)白崇禧的意见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蒋介石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问题,次于3月5日摘录备忘,又于第二天致电阎锡山等,命其贯彻执行。
　　以上种种,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并没有读过《论持久战》。蒋介石阅读范围较广,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而且常在日记中加以记录,并发表读后感。有时,甚至自叹读之过晚。但是,检阅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却完全没有他阅读《论持久战》的记载。这是有原因的。
　　1938年7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曾致电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要求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因为不赞同该文的观点,以文章太长为理由拒不刊登。其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再次致电,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绝。当时在武汉的中国共产党刊物《群众》也因而未能刊登。这样,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时读到《论持久战》,日记中也就没有相应的阅读记载。
　　1938年9月,蒋介石研究抗战阶段,拟分消耗战、防守战、反攻战三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胡佛研究所藏。《困勉记》系于9月18日)。本来,抗战阶段划分的标准应是战局发展的时间先后,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标准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蒋介石的划分则是以战争的攻守特点为标准。它并不是以“阶段”区分,而是以“特点”区分,而且,分得并不科学,例如“消耗战”与“防守战”之间,就不可能严格地加以区分。这一情况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个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
　　二 陈诚与“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针
　　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白崇禧是“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的创造者呢?还不能。陈诚回忆说:
　　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等基本决策,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3页。)
　　“西北风云日紧”,指在日本关东军及其卵翼下的伪蒙军对察哈尔和绥远的侵扰。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其下一步侵略目标,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倡华北特殊化,策划经由华北自治而成立“华北国”；一是察哈尔、绥远等省——1936年,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德王制造内蒙古独立,利用李守信建立伪军。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军,日人村谷彦治郎等任顾问。伪蒙军本已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商都等8县和正蓝、镶白等8旗,这时,又积极企图侵扰绥远,完成其建立“蒙古国”的迷梦。为了解决华北和绥远面临的危机,蒋介石一面和日方谈判,要求取消华北特殊化,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一面则准备发动绥远作战,首先打击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 　　1936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其中提到:“倭如制造华北傀儡时之处置”、“内蒙与华北及倭寇之利害关系”等问题。同日日记又云:“调陈任务”,“与辞修谈时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胡佛档案馆藏)。这一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意欲发挥陈诚在对日备战和对伪蒙军作战中的作用。
　　陈诚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将领。还在1935年7月,他就上书蒋介石,认为日本“贪欲无餍”,要求蒋介石速下决心,准备抗战,“应于玉碎之决心与准备中求瓦全,不应于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结果”(《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41页)。1936年9月30日,陈诚再次上书蒋介石,认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于一战”,“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他建议,中国急务,除健全最高统帅部外,“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应变,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他要求立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函称:“为今之计,应认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实委任,严行督促,以期树立复兴民族坚固不拔之基础。”(《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55-356页。)
　　同年10月,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协办晋绥国防。陈诚与阎锡山商定,由中央与山西共组30万兵力,防备日伪来犯,相机收复为伪军占领的百灵庙、商都、张北等地。29日,陈诚随蒋介石飞洛阳。同日,蒋介石日记云:
　　以后政治重点:甲、先整理长江各省,确实掌握,而置北方于缓图,并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为现实与由近及远,应先整理湘省,然为根本解决计,则先整川省。此时似可着手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陈诚关于对日备战的意见起了作用。他接受陈诚“兼程厘整”全国各省、“建设两湖”、“认定西南中心”等建议。只不过,陈诚建议以湖南、湖北作为国防根据地,而蒋介石从1933年起,就决定以四川为根据地,因此,他不得不考虑“川湘孰先”的问题(参阅拙作《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页)。
　　10月31日,蒋介石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演讲,声称“我们要复兴国家民族,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只有准备打日本。”次日,陈诚到校,演讲《对敌作战之时间、地点与方法》。他提出要研究三个问题:在什么时间打日本?在什么地方打日本?用什么方法打日本?关于时间,陈诚表示:“在敌人方面,是以‘速战速决’为利；而我方则以持久忍耐,才能够有利。”“我们多一天准备,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我方一味延缓,也是很对的。”关于地方,陈诚表示:“日本要亡我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我们就得有准备,任何地方都要有准备。”由于这次演讲面向该校全体官佐、学员,所以不可能透露他正在设计中的抗战方案,但从蒋、陈二人的连续演说看,他们确在思考相关问题。
　　据记载,陈诚即在此际向蒋介石提出《关于国防准备及设施之建议》,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大概陈的设计很得蒋的欣赏,因此蒋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本月反省录》中又写道:“对倭政策,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必宣备之,则倭寇外强中干之技毕露矣。”蒋介石的日记没有与陈诚如何“策划抗日大计”的记载,但这一天的日记所表达的显然是“策定”之后的心情。
　　同年12月4日,陈诚再次向蒋介石上书,提出对日作战重点在鲁、豫、苏、皖毗邻边区、晋绥边境及江浙首都一带,函称:“湘、鄂、赣三省地绾南北,尤为全般作战之中枢,而国防上之根据地,实以湖南为最适当。”(《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61页。)
　　上述意见,和蒋方震将抗日大本营设于湖南芷江、洪江一带的意见接近,可以看作当时陈诚对“以空间换时间”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设计。
　　1937年11月29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说:“对倭作战,贵在持久,而持久之原则,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一时之胜负与一地之得失,似不必过于忧虑。现在首都卫戍既然有专人负责,请公迅赴湘赣,统筹部署,以制敌机先,实无滞留危城之必要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1194页。)陈诚打这一通电报给蒋介石的时候,日军已经攻陷武进、宜兴等地,正兵分四路,向南京推进,因此陈诚向蒋介石进言,要他改变战略,离开南京,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长期抗战。
　　西安事变期间,陈诚随蒋介石被拘,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所拟国防计划、整军计划、公私函电、日记、建议等文件均损失无余。(《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165页)他在洛阳和蒋介石“策定”的“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文件也可能即失落于此时。尽管如此,上述1937年11月29日的电报说明,陈诚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作战方针较之白崇禧要早。
　　“积小胜为大胜”方针的提出，白崇禧确有贡献。早在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期间，国民政府讨论今后作战方针时，白崇禧就主张“应改采游击战”(《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版第1册，第143页)。至1938年6月，蒋介石即指令李宗仁，在苏北及两淮地区开展“游击”(《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第667、673页)。 　　三 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
　　由于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而中国又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蒋介石很早就认为，中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战”。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就在28日的日记中写道:“决心迁移政府，与之决战。”当时，日本军舰可以直接开到南京下关，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以避其锋。
　　2月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从速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声称决心“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总440-441页)。
　　27日，蒋介石决定军事计划大旨，其内容为“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同上书，总441页)。
　　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这一决定显示，蒋介石不认为洛阳是可以久守之地。
　　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城各口发生战斗。4月12日，蒋介石发表演讲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同上书，总552页)
　　蒋介石预估，中国单独作战的时间需“三年、五年”，则他心目中的全部抗战时间必将更长。
　　蒋介石决定迁都洛阳时，分黄河以北、以南、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及两广为四个防御区，说明这个时期蒋介石心目中的对日作战地区在黄河、长江的下游和沿海地区，其根据地则在中原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
　　1933年，蒋介石的目光开始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17日，《困勉记》卷26。这是蒋介石以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思想的开始。)
　　在他1934年的日记中，陆续出现“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记载，说明蒋介石更多地在考虑以西南，特别是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
　　至1935年2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就将计划中的对日作战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
　　同年10月，参谋本部制定《国防大纲》，蒋介石派熊斌到华北征求各地将领意见，熊到山西，对徐永昌说:
　　蒋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战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为南北对峙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虽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徐永昌日记》，1935年10月15日，中研院近史所版第3册，第318页)。
　　从徐的这一页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因为找到了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的决心因而增强。
　　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谈话时更明确表示，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最后在西部某省，可能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FredericL eith-R oss，Money T alk，London，p221)。据此可知，这时的蒋介石虽然还没有说出“以空间换时间”这类语言，但其思想已经形成了。 　　此后，国民党人一直以“持久战”为指导制订对日作战计划。1936年底，蒋介石命参谋本部制订《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其甲案云:“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败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该计划起草于1937年1月，3月修订完成，经参谋总长程潜审订后送呈蒋介石。3月18日，蒋介石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抵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演讲》，第608页)同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重申了这一思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第233页。)
　　3月20日，蒋介石以大本营大元帅名义颁发《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版，第3页。)
　　12月19日，在武昌制定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在持久抗战的总原则下，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该计划提出我军战法，除硬性之外，参以柔性”。所谓“硬性”战法，指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正面阻止敌军进攻；所谓“柔性”战法，指训练民众，联合军队进行游击，牵制、扰乱、破坏敌军后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页)。
　　进入1938年，经蒋介石批准的《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以及《武汉会战作战计划》等都规定:“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质，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57页。)
　　四 中共对国民党的作战建议与两党“持久战”思想的交流
　　中共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持久战”思想的是毛泽东。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
　　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
　　8月2日，蒋介石通过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张冲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国防问题。毛泽东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前往。4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商定:将向国民党提出:“总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决不能是单纯的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等意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9日，朱德、周恩来抵达南京，向国民党提交多项议案，其中之一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明确指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在长期艰苦英勇牺牲的战争中求得胜利，也必定能胜利。”
　　该案具体提出7项战略原则，其中第三条规定:“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第5条规定:“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关键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其第7条规定，“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线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财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该案认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上述各原则，较之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显然更为丰富和深入。 　　朱、周、叶到达南京后，国防会议时间已过。8月11日，三人共同参加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周恩来发言称: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383页)。
　　朱德发言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朱德并称: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第168页)。不过，国民党人当时并未能领会中共的这些思想，在淞沪抗战中仍然以阵地战为主，在消耗日军的同时，也严重消耗了自己。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错误，在于将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认为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主要的作战形式应该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助。演讲在说明“兵民是胜利之本”后，特别指出，保卫武汉等地已经成为“紧急任务”，“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但是，他也同时提醒，如果不能争取到一切必要的条件，武汉有“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
　　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8月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说明“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侧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毛泽东等致王明、周恩来等电，1938年8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490-491页。)
　　在此前后，蒋介石也在日记中不断表示，要保存兵力，不必过于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如:
　　7月26日:“对防守武汉不作无谓之牺牲，应保持相当兵力，一为待机应用，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9月26日:“保守武汉问题，惟力是视，不可为环境所牵制也。”
　　9月29日:“武汉之得失乃为次要问题，而保持战斗力更为重要也。”
　　这几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持久抗战，固然要消耗敌人，但最重要的是保存再战的兵力。
　　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广州失陷，蒋介石认为武汉已无固守价值，决定撤退。22日的日记云:“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
　　25日，蒋介石下令撤离。次日，路透社电称，撤退时中国军队“秩序整然”。蒋介石看到这一消息，感到欣慰。我们无法得知，中共长江局是否向蒋转达过毛泽东等人8月6日的电报，但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说明，在主动撤离武汉这一点上，蒋、毛二人完全一致。
　　武汉撤守后，蒋介石于当年11月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规划第二期作战方案。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会议。27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情报重于判断与想象，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原则(《南岳军事会议委座手谕六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密件)。这些原则，显然受到共产党人有关思想的影响。会议决定接受朱德建议，开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中共派出以叶剑英为首的教授团执教。该班于1939年2月15日开学，蒋介石自兼主任，以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概论》，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思想得到直接交流的机会。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由于两党矛盾发展，国民党秘密制订《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此后，这样的交流就成为绝响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