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风管安装工人:更好的生活方式

更好的生活方式

行为研究者说，人们如果首先学习什么能让他们幸福，之后社会也会随之改变。

怎么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假设我们有一个享乐度，正如早在130年前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埃奇沃思所梦想的，一个度量幸福的尺度，一个根据我们实时满意程度显示的尺度。埃奇沃思的后人终于可以看到，到底是什么引发我们所有的决定和购买。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会高兴吗？我们会从自己身上学到什么？

今天的幸福研究者在尝试着实现埃奇沃思的梦。他们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配备了手持微型电脑，这个电脑每天都会呼叫好几次，要求登记以下两项内容：现在是否感觉幸福，正在做什么。或者他们请求人们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记录在一个特殊的日记本里。

比如说在一项研究的德州部分中909个女性。在她们的状态中起非常积极作用的是性，然后是工作之后一起出去玩，晚餐，休闲，午餐，运动和祈祷。反正就是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最令人不舒服的是工作的转换，很多人不喜欢工作本身，但是跟同事的社交还可以。她们因为孩子获得幸福，也因为孩子的看护受到同样多的压力，同理还有家务和购物。

所有事物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现时的满意度似乎是活动更相关，东西则次之。早上的时候不管是上了一辆停在灰尘中的梅赛德斯还是便宜的菲亚特，根本就没那么重要。人们总是能习惯汽车型号，但是不是总能习惯那些或积极或消极的经历。或者就像来自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Guru Daniel Kahneman说的：“人们的注意力长时间地放在一件愉快事情上时，就会感觉到幸福。我当然可以给自己买一辆很昂贵很拉风的汽车，但是我不能长时间地集中精力在这件事上。”

在有些人觉得有了这些关于幸福的认识就可以完全地改变社会的同时，有些经济专家则斥其为心理垃圾。

大概在250年前第一位经济学家吧“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当作是经济界的高目标。他们的沉迷幸福甚至让英国的历史学家Thomas Carlyle怒发冲冠，之后他将他们的研究打上“萎靡的经济”的标签。但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不能测量出这种体验，所以他们自己停止了谈论幸福，并阐明钱就是一切的衡量尺度。自此，收入多就比收入少了好，并且，买什么变得比什么东西最有用重要。好处就是：现在不用一直瞅着人们看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满意了。收入和消费成了标准。

这是个绝妙的概念，不过仅是至今为止，因为有爆炸式增长的人数叛离了经济和心理学研究。他们的命题是，是否应该说经济学家是清除生活中最好的东西的艺术家，之后人们的内心就充满了无穷地失落。他们也经常做些决定从而错过了自己的幸福。研究过高地估计我们中的大多数对幸福无望，对赢得乐透奖或者一栋新房子或者去地中海的旅行的无望。新的最终也会磨损变旧，很多轻微的消费快感还有社交体验也会消失。Daniel Kahneman.解释道。

但是人们会询问满意这个东西真可靠吗？是的，行为和大脑研究者多次肯定。关于幸福的研究的大问题第一次出现在了下一个阶段。就是总是被提出的，那种社会会带给我们幸福。

早在几十年前地球上的人类就被典型地询问，他们到底有多满意。结果呢也没有多少解释可以说到底是选择资本主义还是选择更多的意识形态可能性：如果个人不能做到最好，那么国家就要代替个人完成，像英国人Richard Layard这样的左派就是这样倡导的，并且已经看到了新的税收和制度的建立。

根本没有单一的幸福，自由人士们反驳道，比如像瑞士人Bruno Frey。就是这样争来争去，左派人士从数据中得出，不公平是幸福杀手。而自由人士判定，经济自由和保持个性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别的自由。

两派都在全球的数据统计中找到各自的证据，这是确实是有原因的。幸福机制是跟文化挂钩的，美国人能够比欧洲人忍受更多的不公平，但是如果有人想要限制他们的决定自由的话，他们会比一个德国人或者法国人反应更激烈。一个瑞典人待在一个腐败的社会中会感到不舒服，而一个长期遭受苦难的希腊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不舒服的程度要小。而众所周知的通货膨胀对德国人的影响要大于法国人。因此综合下来这个结果就很单薄了。富人在一定程度上比穷人幸福，一个国家没有挥霍浪费，而且规则都被很好的遵守，也会让满意程度提高。要有一定的自由程度，居民们要感觉他们是在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政治是这个国家的灵魂。还有在经济增产且人们很少失业的地方的人的满意程度也会高于停滞不前的社会。

老实说，并不能为此就发动一场革命。

在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群岛在全球幸福比较中排名很高。收入甚微但是长期不受全球化的影响保有一种互相帮助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瓦努阿图就像其他的小岛是个平均的社会。幸福指数的高，并不是高度工业国家的典范。剥夺消费和旅行的自由，而只能在当地社会生活，如果是这样，欧洲人早就会非常生气。因为行为学家们从人们那里学到，人们对于他们之前拥有的和其它人拥有的都很看重。永远都不占有和被拿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为很难找到宽泛的幸福模式，所以研究者就在小处着眼。他们问道，今后他们为什么不能揭示家乡如何改变里面住户的满意程度。或者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地段。或者新的社区公寓。研究幸福的人也不能确定回答这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否一种社会能更好防止棘手工作和失业。好像哪都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做什么决定还是有很做可能性的。现在是否有新的桥梁建成，河水是否应该更干净或者飞机的噪音是否能解决。很多时候现代的幸福尺度可以用价格和消费来说话。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整个国家的居民都因为民族感而更幸福。之后他们像别的地方一样尝试着让他们的居民更加舒适以及确保公开的决策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将如何改变，这可能是幸福研究学家们在座右铭之后最关心的问题了：如果先解释什么事幸福，他们现在就会有其它的决定。然后，左派和自由派出奇得一致了一回，他们会觉得经历比拥有更有价值吗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世界气候的希望，因为这种经济里饥民的人数可能还会增长，如果没有年复一年的从地下抽取原油，商品中就会有很高的能源开支。

如果居民们都感到满意的话，研究人员说，那么他们就会更加节省更加持久得节省，而不是去赊账去疯狂消费。比如说，他们会准备好，节省能源积极得融入社会，或者进入运动社团或者进入高级社交活动。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幸福的增长会带来雪崩式的改变。

也可以是这样，那些第一批将幸福课程列入教学计划中的英国的学校，比一些梦想更好社会的乌托邦有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