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泉裁缝剪刀多少钱?:我的知青生活回憶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一）

1969年3月7日上午10点钟左右，载满知青的几辆解放牌卡车，从白马镇内江五初中的操场出发。在众多家长和欢送人群的簇拥中，汽车慢慢驶出学校。经内江上老成渝路，一路风尘扑扑，尽管道路颠簸，大家还是欢歌笑语。在龙泉山的一个弯道处，我们的车转弯太急，右边的车轮离地，车身斜的厉害，差一点就翻了，大家都尖叫起来。还好菩萨保佑，下午6点左右，终于平安到达洛带区。欢迎人群中有些是比我们先下乡的知青，区革委领导安排我们在供销社饭馆吃夜饭。不知啥原因，有人在打架，紧接着就见有人扔菜盘，唏哩哗啦满地都是碎片，区革委的人出面平息了这场斗殴事件。然后安排我们住供销社旅馆，准备第二天下到公社，再由各生产大队分到小队。经过一天的疲惫颠簸，刚躺下就听到旅馆外闹烘烘的。我们在二楼的窗口望下去，啊呀！不得了，旅馆被很多的人包围了。很快这些人就冲进来，手里都有棍棒。我们不知所措，有人不得已把楼上的栏杆拆下来做防御武器。眼看一场血战就要发生，此时区革委的人出面阻止了这场即将发生的武斗。夜已深，太疲倦了，但久久不能入眠，真的后悔下乡到这里来。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二）

我们这次下乡插队，基本上是自由组合，3月8日我和另外三名男生被分配到万兴公社的力裕大队五小队。第一年的口粮由国家供应，以后就是由生产队按个人的工分多少来分配。我们刚去是和妇女一道出工，工分值就比较低。后来，我们和劳动力（男社员）一道出工，工分值就高一些，比主要劳动力低一些。平均每天十个工分就算高的了，在我们小队可以值0.3元（人民币）左右，算中等水平。我们小队距离洛带区大约8里山路，走公路就要远一些。距离万兴场（公社所在地）大约10余里路程，全是由碎石泥土铺的公路。我们小队是一个院子，背靠一坐陡峭的山坡，院子前面是一个晒坝，一个水塘和几块山中难得见到的水田。一条小河沟沿田边在院子前面流过，直奔院子右前方的水库。院子右面是一个小山坡，住了几户人家。还有几户零星散户住在院子的背后半山坡上。院子左面是水田和院前的水田连成一片。院子正前面和水田隔一条小河沟的是一座陡峭的山，通向公社的碎石土公路就在这座山的半腰上，完全挡住了前方的视线。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山村，全村男女老幼60余人。真正的全劳力连我们在内也不到20人。

对于我们的到来，全村男女老幼都很欢迎，生产队给我们做了很细致的安排。有一个单身汉参军走了，生产队就把我们4人安排在了他的家。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一架床，两人睡一架床。有两个坛子，一个是泡菜，一个是辣椒酱。一张方桌和四条凳子。锄头等生产工具也都备好。在我们铺床时，有人从自已的行李中拿出了饭馆的菜盘，有人拿出了旅馆的枕巾之类的东西。此时，我对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好像是明白了一点点，具体的原因至今不清楚。

我们到的第一天晚上，就有好些人来看我们，大家围着煤油灯说说笑笑，问这问那。有个男生拿出一把二胡拉起来，都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大家随着琴声合唱起来，虽说五音并不标准，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从今以后常有这样的欢乐之夜。我暗自下定决心，听毛主席的话，在农村干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三）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工干活。全都分到跟妇女们一起，做轻松的农活，记得是在地里扯草或是在仓库选种之类的活路。妇女们嘻嘻哈哈说笑，我们却一句也听不懂。就像是在听外国话一样，不知所云。忍不住问他们，才知道她们讲的客家话（土广东话）。我们生产队的人都姓钟（只有3户是外姓），据说是广东人的移民后裔。一是好奇，再者是为了交流，我们常常就跟她们学习客家话。渐渐也能听懂一些，似懂非懂。和妇女们一起干活大约有半个月光景，之后就和劳动力（男社员）一起出工，因为生产对太需要劳动力了。劳动力的活路大多是肩挑背磨，开山劈石之类。

有一天我和大家一道去挖干田，锄头很宽又重，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宽的锄头。挖起来很吃力，几下就腰酸背痛。说是干田，其实泥土中还含有较多的水份，因此黏度特别大。每挖一锄都要粘很多泥在锄头上，只好用脚去帮忙蹬掉泥土。时间一长，体力不支，动作变形。一锄挖下去，不小心就把左脚大母趾的趾甲挖来翻起，鲜血直冒，痛的难以言表。我马上去水塘洗去泥土，忍痛走到万兴场的公社卫生院看医生。简单处理了一下，止住血，又走回生产队。最难受的是晚上，脚伤疼的钻心透骨，疼得发跳。我把脚蹬在墙上高处，不知该把脚放在何处？因为是两人睡一床，又怕被人蹬到我受伤的脚。就这样我开始尝到了知青生活的痛苦。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四）

在农村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比如：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技能，当地风俗和语言，生活技能的学习以及生存能力的磨练。毕竟我们都很年轻，我是下乡后两个多月才满的18岁。由于很多东西都不懂，闹了不少的笑话。也与当地老乡发生了许多的误会。我们村的院子是老房子，小青瓦的屋顶，全用土坯砖砌墙，布局很紧凑。没有洗澡洗衣的地方，于是我们在全村唯一的一口古井旁边洗衣。立即遭到了村里人的呵斥，我们缺乏对水资源的保护意识，从此我们知道这些道理，也很自觉的保护水井的卫生；在村里无论男女，头上都包头巾，穿青色的衣裤和围腰。他们全都讲客家话，和我们交流就讲当地的方言。挑担子的扁担弯弯的象水牛角，他们挑起担子，弯扁担一弹一弹的，显得很轻松的样子。我们挑担时弯扁担立马翻过来，把脸打的很痛。经过不断的练习，我们全都能用弯扁担挑子。每学会一样劳动技能，就觉得到自已更象劳动力了，心中常常充满自豪感；使我们感到稀奇的还有种小春粮食，在地里打窝子不用锄头，使用一种特别的工具，就像考古用的圆头空心杵，装上一个“T”字型的把子。双手握着把子一插一抽，腰胯一左一右转动并向后退。这些技能我们都在劳动中逐步学会；一般的猪圈都把粪坑建在后边，没有想到这里就有建在前边的。靠院坝右侧的边上有个集体的猪圈 ，前面铺着玉米秸秆把粪坑掩盖着。我走过去 看猪吃食，刚靠近猪圈 ，轰的一下，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人就掉下去，我本能的把双手撑开，恰好撑在木棒上。这时双腿已全部淹在了粪水中，万幸没有掉进粪坑。我立马收腹撑起来，跑到水库去洗干净，双腿满是红疙瘩。一切都很新鲜好奇，真的闹了不少的笑话。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五）

龙泉山脉位于东经103°40′－104°40′、北纬29°40′—30°30′之间，呈南(偏西)向北(偏东)走向。北起安县，经绵阳、德阳、广汉、金堂、简阳、仁寿，南达乐山市止。山脉长200km，宽10km，整个山脉狭窄而长。在四川盆地内部，山脉形成一条高高的、狭长的隆起，其西面是成都平原（站在我们生产对的背后山上，白天可以看见西岭雪山，夜晚可以看见成都市区上空的灯火。）东面是川中丘陵。山脉一般海拔为1 000m，据说最高峰就在万兴乡，1970年四川电视台就在万兴公社背后的山峰上，建了一个电视转播塔，当时我们为此去修路劳动。工程完工后进行试播，当年的国庆节，公社组织全体社员到公社的大礼堂看电视试转播 。电视机放在礼堂主席台的中央，我们排好对，鱼贯而入，不能停留边走边看，左门进右门出。因为人多，只能走马看花。试播的是黑白电视节目，我看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方对招手的画面。人们觉得太神奇，又激动。比看露天电影真实多了。
    　  龙泉山脉中段俗称龙泉山，地处龙泉驿区境内。由于地处成都东面，又称“东山”，宋代称“灵泉山”，明代始称“龙泉山”。垂直走向的山体宽约12公里，山脊从东北的万兴乡公平村至西南的柏合镇双碑村，长约20公里，山体面积为254平方公里。最高海拔1051米，最低海拔425米，平均海拔520米，相对高差626米。
       龙泉山自古林木繁茂，野花漫山，区境地带性森林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龙泉山土壤、气候等因素构成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该区域的植物宜种性广，能够维护物种的多样性，龙泉山古木参天，植被茂密、树种繁多、林木葱茏。当年，我们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备战备荒。就在生产队附近山坡上的一个岩洞口清理杂草，便于防空时使用。洞口上方有一条小路，村民告诉我，解放初期解放军来剿匪。他们就躲在洞内，解放军在上面跑过去，没有发现他们。意思说，这个洞很隐蔽，防空没问题。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六）

山里人很吃苦耐劳，劳动强度大，一年四季都吃粗粮，以玉米红薯为主。要吃大米的话，就挑粗粮到山下坝子去换大米。山上的优势是不愁没有柴火，村民都有自留山。“农业学大寨”每年的春节放几天假，平时都要出工，战天斗地。出工时间上午8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很机械，太阳再大都不改时间。农忙时天发亮就出工，要到天黑才收工。只有做饭吃饭时就算是休息。很少有时间种自留地，或是到自留山去砍柴。春节放假期间，就是村民上山砍柴割草的最佳时间。几天下来，山包就象理了发一样，光秃秃的。

下乡的第一年日子好过，每个月有国家补助的口粮，主要是考虑到知青第一年没有工分，在生产对不可能分到粮食。由于知青刚到农村，初出远门离开父母和亲人，可以说个个都想家。经常回家不现实，知青互相串门交流就是常事。逐步就越来越变味，串门成了串联。今天可以约十人八人到你的家来玩一天，明天又到他家。我们队的四个知青是住在一起的，集体开火。接待了几次串门的知青，一个月的口粮就所剩无几了。没有吃的，只好加入串门队伍的行列，到别家去吃去玩。这样势必影响出工，挣不到工分，来年的口粮就成问题。队上有规矩，要分粮可以，必须补现钱。我考虑到不能给家中增加负担，既然已出来自立，就不应该再要家里的钱来买口粮。实际上家中也拿不出钱来，我心知肚明，于是我坚持天天出工。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七）

生产队长每天早上安排农活，对于我们知青主要安排肩上的活路。到万兴场挑粪，去洛带送公粮（当时广东会馆---南华宫就是粮仓），到地里上肥，到山上改土抬石头，到大石大队修水库挑淤泥等等。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太少，因此就把我们也当主力安排。记得第一次是挑集体的蒜薹去洛带赶场，上山的路又陡又长，打空手也要软脚，何况我们肩上担有近百斤重的担子。上了山还要走一段小路，再走石板路，然后一直走下坡，坡的名字叫“五里坡”，走完坡后就到了洛带镇的场口。一路上何等的艰辛，平路难，上坡难，下坡更不易。其实，每迈出一步都要有坚强的意志力。走走停停，跌跌幢幢，肩上磨出血泡，脚板也打起水泡，终于完成了任务。在返回生产队的途中，空担子放在肩上都疼。脚板也受罪，一步一疼。多锻炼几次后，一百斤重的担子也没啥了，七八十斤的担子就是养生担。之后，我挑担去过龙泉镇，去过石板滩，还去过西河场等乡场。不过那是去卖自已的柴或是红薯，卖点油盐钱。有一次，到石板滩赶集，实在太累了，慢慢走回生产队。走到“五里坡”时天色已晚，我一个人慢慢往山上走。山上树林多，草也茂盛，满坡都是坟堆堆。第一次赶场时听当地人讲，解放初期解放军在这里和土匪打过仗，想到这些顿时有毛骨悚然的感觉。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上坡。毕竟人年轻，不信鬼神。我想如果对面走来一个黑影，假设不是鬼，就一定是人。这时，对面的人一定会吓的不得了，那我又怕啥子嘛。果真这招很灵验，我几乎是在心中唱着凯歌，不顾疲倦劳累，安全走回生产队。胆子越来越大，意志力更加坚强，从今以后常走夜路。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八）

   不久我们的劳力都锻炼出来了，喜欢帮生产队挑东西赶场，即进了工分又上了街。知青到洛带区街上喜欢在公园集结，经常到洛带中学的操场打篮球。然后就去供销社餐馆暴吃一顿。我一餐要吃一斤白米饭，实际上是八两米饭加二个红苕粑，再吃一盘蒜薹炒老腊肉 （小盘0.3圆一份，大盘0.4圆一份。）下午，慢慢走回自已的生产队。有一次赶洛带，在公园集结了好大一群知青，主要是长安公社和万兴公社的知青，据说是要去金龙寺附近的一个地点打架，在场的人都去。走到五里坡时，我找了一个借口回到自已队上，没有参与那次行动，后来情况怎样我也不知道。总之每一遇到预谋斗殴事件时，只要我在场，就一定会以种种借口离开。自然有人对我意见很大，常常有人警告我，要我合群。否则就不客气，我就一个劲的点头，表示下一次会参加集体行动。有一次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的当头照着，一群知青在万兴场附近，一个院落一个院落的查询，谁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村民都会老实的告诉知青，有的会自愿说出来。在一个院坝当中，一个“五类分子”按知青的要求跪在地上，只穿一条裤衩。一个身体强壮的知青，手拿一根干树棒，使出全身力气，拦腰打下去，那人惨叫着求饶。第一次看见这种场景，我的心在颤抖。我无法阻止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于是我再一次开小差溜了……

     有的要出工，有的要串联到处游走。自由组合的我们四人也只有“分家”了，没有屋子怎么办呢？后来就我一人搬出了那间---我们曾经同干共苦的“家”。我搬出去同一个单身农民住在一起。从那时开始，我几乎天天在生产对挣工分儿。那位单身汉大我十多岁，我俩还是很投缘，大家的粮食凑在一起，一口锅开伙。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九）

虽说不怕走夜路，但有一次还是被下了一大跳。那是在六九年夏的某一天，我去斑竹大队八小队玩，实际是帮表妹做一点体力活。夜晚，一轮皎洁的圆月挂在天空。我吃了夜饭回家，她们生产队出门就是陡峭的山路，弯弯拐拐，要走好久才能上公路。一路上山草高过人，林木茂盛。走上一坎又是一坎，突然发出一阵“咕呜哇！！！”的尖叫声，紧接着一阵“扑扑扑……”的扑腾声，在我的头上方飞过一个黑影，由于无心理准备，着实吓得我汗毛全竖起来，立马止步。稍冷静一下后，我判断是一只野鸡。于是急速赶路，刚走到公社所在地----万兴场，就听到有戒严的喊声。走上了公路的我一路飞跑，跑到力裕大队的地盘，就听到喊各小队的民兵到大队部集合。我也是民兵，索性不回小队，直接到了大队部。民兵连长把我们集合起来，简短的演讲了一下，意思是要“防空防特”。派一些民兵设关卡盘问走夜路的人，是否是特务。再派一些民兵到山顶上的防空观察哨所（用树木搭的草棚棚），是否有敌人的飞机来空袭。我暗自庆幸回来得早，不如回来得巧。再晚一些的话，我在人家的地盘上，就是被盘查的对象。守侯了一夜，没有发现有敌机，倒是被山上的小小“轰炸机---山蚊子”光顾了一夜，满身是红疙瘩又痒又疼。天亮后队伍解散各自回生产队，吃了早饭又下地出工劳动。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十）

天天出工说起来轻松，要做到就不容易。每天都累的筋疲力尽，收工做饭时，头一歪靠在土墙上立马就会睡着。强打起精神加柴，所谓做饭，实际是做玉米红苕糊糊。最惨的是有一段时间只吃红苕汤没有玉米，原因是工分儿没有挣足，要补现钱才能分玉米。竟然吃了一个多月的红苕，还要去大石大队修水库挑淤泥，脚发软，浑身乏力，严重缺乏蛋白质。后来可能是大队的干预，还是补发了玉米。

我们插队后，知青家长谁不担心自已的子女？常写信来问情况。我每次给家中父母回信都是报喜不报忧。家中给我带来好消息：由于我下乡，按政策“三抽一”，我们三姊妹就可以安排一人参加工作。妹妹是高小生，比弟弟大，因此妹妹就参加了工作免于下乡。

记得父亲在来信中教导我“烟切不可吃，酒可适量少饮……任何时候都不要去做犯法的事。”就这一句话改变了我一生，到现在我任然是烟酒不沾。即使免费我也不会去消费烟酒。当时知青时兴“跳丰收舞”，比如偷农民的家畜、水果、蔬菜就叫“跳丰收舞”。我真的是个白痴，只要想一下都要心跳，所以从来不去“跳丰收舞”。

几十年来，我睡眠质量最好就数知青生活时代。劳累了一天，晚上睡眠时，雷都打不醒。有时例外，比如老鼠在屋内猖狂时。想把老鼠撵走，总是徒劳，撵几次后不知啥时就入了梦乡。有一天晚睡时，我的床头上方总在掉泥土（是土坯墙，墙上到处是裂缝）。不论我怎么用脚蹬床，泥土不断掉下来。我想今晚的老鼠太猖狂，不起床撵走誓不休。于是我起床点燃煤油灯，再把蚊帐撩开，“哇！！！”好长一条蛇，就在我床头的土墙上，吓得我退了几步，倒抽一口冷气。我找来一个鉄耙，几下就把把子打断了。没法只好坐在一旁看，可能是把它打痛了，蛇爬了到了靠床侧的土墙上，突然掉在了床上。等了好一会，我太疲倦了，想睡觉。我鼓足勇气把被盖拉开，看蛇是否在床上。怎么也找不着，奇怪！蒸发了？

实在是稳不起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床睡觉。但实在睡不踏实，后来听到蛇鼓气发出的“丝丝…..”声，我顺着声源的方向看去，只见蛇螺旋形的盘踞在木樑上。天亮后，蛇任然在樑上，是一条菜花蛇（无毒）。我也就随缘了，不再碰它。从此后，一只老鼠也不见，原来它是来帮我撵老鼠的。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十一）

在农村吃挂面就算好伙食。有一天，我用麦子去“双土地”面坊换挂面，路过六对的院子，刚走到院坝中间，就听见狗叫声。稍一迟疑，只见三条恶狗将我团团围住。都是凶神恶煞的样子，其中一只四眼狗特别的吓人，（四眼狗：双眼睛上方有圆点，就象是多了一双眼睛）它的嘴唇向上翻开，呲牙咧嘴。它们狂叫着向我逼近，我想打退它们，手里没有木棒，圈子越围越小。无奈就蹲下去捡石头，光坝子什么也没有。正当我着急时，发现下蹲的时候，狗就后退。于是，狗前进时我就蹲下去，假装捡石头。一来一往打拉锯战，我就大声喊叫“哪家的狗！！！…”，终于从院子堂屋走出一人，正是六对的队长。他一声吆吼，三只恶狗就跑过去了。我说你为啥子养这么多狗，“打猎要多几条狗才好”他一边回答一边抽叶子烟。幸好安全脱险，从此后我不再走那个院坝，情愿绕道多走几步路。

又是去换挂面，在“双土地”面坊门口的公路上，一辆解放牌货车（到山上来拉石头）

在我面前一个急刹车，尘土飞扬，扑面而来。从车上跳下三人，清一色穿的“海河衫”（正是夏天）。定睛一看，是同一批下乡的知青（斑竹大队和公平大队的知青）。他们来这里找人，准备去力裕水库钓鱼。我说他们不在生产队，他们说知道钓竿在哪里（不是第一次钓鱼了），要我陪着一起去钓鱼。我说不行，水库中插了牌子“严禁钓鱼”。“算啥子？扯起来甩了就是了”其中一人回答我。我解释道，大队养的鱼，水库就在我们小队门口不远处，都认识我，的确不能同去。当时只有我一人在队上，其他三位知青可能是串门去了，实在是推却不掉。无奈，我说这样行不？我去要点面粉给你们做鱼饵，你们去钓鱼，我在家准备烧锅等你们，用钓回的鱼做绍子面。他们见我说得有道理，同意了我的建议。后来他们三人就直奔水库而去，我就在家等候，心中七上八下，坐立不安，总感到要出事。我住在一个农民单身汉的家中，屋子在半山腰，山脚下处就是水库。可能有大半个钟头的样子，忽然喊声大作，山谷中的回声好像有千军万马在厮杀。我立即意识到真的出事了，急得我在屋子里团团转，六神无主。走到屋子外的晒坝往山下看，几条山沟都是农民，手中拿着扁担、木棒，锄头…都朝水库跑去。怎么办？下山去救人，那就是鸡蛋碰石头。逃跑？本来就有知青说我怕死，要是跑了又怎么向他们解释？唉！没招了，只有“三十六策走为上策”于是我关好门，准备跑到公平大队去，一则是逃，二则通知其他知青。刚走过“双土地”面坊，转过公路的大弯，再跑远一点，就可以逃开山下人的视线。关键时刻山下传来了呵斥声，要我立即返回，到山下生产队的大院子去。我知道再跑也跑不出公社的地界，抓回去的日子更难过。于是我就硬着头皮走下去。刚到院坝的水塘边，只见一大堆人围在那里。有一个农民手拿扁担，劈头就向我打来，我一闪身，大声喊道，我是本队的知青。可能是我常常出工，本队的农民对我都还不错。我们小队的社员都过来劝开，说这个火桑仔（学生娃）表现好，那人才没有再出手。挤开人群走到水塘的堤坎上，只见那三位知青低着头跪在地上全身发抖，满身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惨不忍睹。从伤情判断是用斑竹扫帚和扁担打的。我看全都是大队的民兵，心中有数，大概是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我在那里接受了再教育。带队的人我不认识，他告诫我们，好好劳动，不准串联，不准再来，要我不准伙到闹。否则，见一次打一次。最后，把他们三位知青“驱逐出境”，这时天快黑了。

     我回到了半山腰的小屋，这时天色已晚。正好和我同屋的单身农民，这几天都不在家。我心有余悸，想到他们白天不打我，可能是怕我认识他们，毕竟是本队的知青。晚上半夜来打我还是有可能的。越想越怕，于是关好门，趁着夜幕悄悄地离开了小屋直奔公平大队而去。在公平大队与受伤的知青汇合，天不亮就往东下山，到陈家湾火车站，第二天就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十二）

因钓鱼事件我们回到了故乡内江白马镇，正是红火大太阳的夏天。几个受伤的知青都想不告诉家长。有个知青是我的邻居，想穿长袖衣服掩盖伤情。无奈汗水一出，刺激受伤的皮肤，疼得受不了。只好换短袖衣服穿，终于还是被家长发现了。问明情况后，家长疼子之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更加担心自已孩子在农村处境。

后来发现回家的知青很多，听说简阳县其它区的内江知青也和当地到农民发生了冲突，内江城里知青大聚会。当时重庆有部分知青插队在内江县，也是越闹越繁。白马镇逢场天就常常有重庆知青在街上闹事。那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知青下乡，得不偿失。首先知青家长不是真正从内心想把孩子送到乡下去。其次知青本人也是迫不得已下的乡。全国的学校都停课，工作没门，只有一条下乡的路可走。不得不“自愿”上山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于农民而言，土地面积是不会增加的，粮食产量是有限的。由于知青下乡后，就要由所在的生产队分给口粮，负担就明显加重，“各地农村的同志”真的会欢迎知青下乡，去分他们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吗？再加上知青都是年青人，有很多是未成年的孩子（未满18周岁）。在远离父母和家乡的情况下，劳动艰苦，又缺吃缺钱。自然就有人去跳“丰收舞”，损害农民的利益。当矛盾集中爆发时，武斗流血事件就会时有发生，整个社会就动荡不安。我们在家和其他知青一样，时常聚在一起，到内江凑热闹，总之就是一个混天过日。我们对自已的将来无法想象，下乡时就被告知是一辈子在农村。这样动荡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失去安定的情形下，我当时是不敢回生产的，所以和大家一样，滞留在城镇，无形中又给家中带来了压力。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十三）

回家耍了一个多月，觉得无聊得很，看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来想一下，是自已在吓自已。我积极参加农业劳动，又不偷不抢，和社员的关系也算融洽，他们凭啥子要打我呢？于是我又回到了生产队，在队上自然又要谈到“钓鱼事件”的话题。后来我知道了缘由，我们大队的七小队，有一大片苹果树林恰好在公路边，苹果长势喜人硕果累累。眼看就要收获卖钱了。据村民讲有一群人开着汽车来，把苹果洗劫一空。又加上常常有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发生。大家心中憋着一肚子气，正在这节骨眼上，又遇到知青去钓鱼。要知道水库的鱼是不准任何人钓的，鱼是大队的公有财产。因此只要有人出面领头，大家就蜂涌般的发泄心中的愤恨。据说当时钓鱼的知青吓得来，钻进农民家的鸡笼。队长对我讲，你没有钓鱼，又从不偷集体和村民的东西，积极参加劳动，大家都是看到起的，你放心绝对安全。这下我就吃了一颗定心丸，安心在生产队劳动。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村里几乎没有和我们同龄的年轻人。不是大几岁，就是小几岁。在劳动时向社员问起这一现象。他们告诉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主要是1960年），饿死了不少人，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死的多。最为凄惨的是，由于没有吃的东西，浮肿病人多得很，当时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也就不到十岁。虽说是在城镇一样的饿得来走路都偏偏倒倒的，吃野菜米糠之类的代食品，比起饿死的人来讲还算命大。一想到60年代那些事，我们下乡已经是很幸福了，至少第一年国家还要供给一定量的大米，加上红苕、玉米能填饱肚子嘛。生产队的肥猪买给国家后可以返还一些猪肉，我们也能沾点光。

我的知青生活回憶（十四）

    我们知青下乡政府是拨了安家费的。我不能总是住在农民家中，因此再三要求生产队尽快为知青修住房。后来终于修了两间土坯草房，我也参加了修房的劳动。房子修在生产队大院子背后的半山腰上，非常简陋。没有安条石基础，没有挖排水沟。修了两间房子，只能住两个知青，队长安排我和杨雯去住。屋内有一个土灶、一口铁锅，一个带嘴的陶罐、一个石缸、一架单人木床、一个木柜（用来装粮食）、一张木桌、一条木凳、一挑粪桶、一把锄头、一根扁担、一挑箩筐，加上自已的木衣箱（下乡时用肥皂包装箱的木条钉做的），这就是我扎根农村的全部家当，当时我已经很满足了，毕竟是自已的“家”。

    遇到阴雨连绵时，屋内的地面相当潮湿，一步一个脚印。有一天早上，我准备洗锅做饭。发觉左手无力，握不住刷把，整个手臂发麻。我想这大概就是大家常说的风湿病，也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引起的。我们几乎是每天都要挑担，还要学会左肩挑担，山中的人除了挖地其它大部分是肩上的活路。稚嫩的颈椎在长期重担的压迫中变了形，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些道理是我后来才明白的，到现在我的左手偶尔还有当年的感觉，只不过轻微些了。

    住在山下大院子的时候，我曾经买过几只小鸡来喂。有一天，收工回来听到隔壁的大爷（老队长的哥哥）用客家话朝着我骂人，骂了很久。我听不太懂，就问其他人，他们告诉我，大爷说你偷了他家的小鸡。唉！小鸡长象都差不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从此我再不喂小鸡，全部给他了。住进新屋后，我忍不住就去买了一只即将要生蛋的母鸡来喂。这只鸡比较小不到三斤重，没有多久就开始生蛋了。蛋也不大，但是天天都生蛋。我一般是早上喂它一些玉米，然后让它去山坡上自由活动，黄昏时它就回来。记得我回白马镇家里过年，在家耍了十多天。这只鸡就每天自已管理自已，饿了就在山坡上去找虫子吃，晚上自已钻到我门口的柴草堆里过夜。我回生产队后，去抱柴做饭时发现一堆鸡蛋在柴草堆里，把我乐欢了。它虽说是个子不大，生的蛋也小。但就是与其它的鸡不一样，从不奈抱天天都生蛋。直到我1971年2月离开农村时，真是舍不得吃它的肉，不到三圆钱把它卖给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