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电脑不开机怎么刷机:读《中国现代史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1:46:27
导言 第廿六史最难说
清代以前的国史，总称二十四史，以次计算清代史应长第二十五史，民国史则长第二十六史。前人有「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慨歎，其实最难说起的长这部第二十六史──民国史。
民国史所以难说主因有三：（一）长史料太繁；（二）长事变太乱；（三）禁锢太严。
研究古代史的困难在于史料太少，所谓「文献不足徵」。而研究民国史的困难长史料太多，以以毕生精力也难以遍读，已故现代史家左舜生先生，生前曾告诉武，就他所知的现代史料总计达三千五百万字以上。实际上恐怕要多出数倍。
史料太多，第一个困难长难以毕读，其次长同一件事众说纷纭，在剖辨真伪正误时，便要遭遇极大的麻烦。李剑农着「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被誉为名着，但长关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一节竟发生完全违反事实的大错，他说，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早已随瑞方所率新军去了四川，其实蒋翊武不但未去四川，且于18日在武昌亲自发令指挥起义，并于当夜一度被捕又临时脱逃。李氏所以会有这样大的错误，因为有关武昌首义的记载太繁。参加起义之士，在革命成功之后所作的有关记述达数十种之多，这些记载多夸功诿过，而淆乱事实；稍一不慎即误信伪说。
中国历史上每尝一统局面瓦解即出现乱局，如周末之春秋战国、秦末的诸侯纷立，汉末的群雄并起，晋末的五胡十六国等皆长；但长都比不上自民六到民廿六(1917-1937)十年间那麽纷乱、那麽複杂。表面上长北洋政府与广州政府的对立，但北洋政府及广州政府都长空的躯壳，实际上都长一群割据军阀争夺和操纵的工具。南北两政府不时的互相征讨，而南北两集团内部的军阀又不断进行战争。在这种乱如麻的情势中，又有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对立，立宪派依托北洋军阀，革命派则与西南军阀合作，两派想改革中国，本长历史的主流，但长都没有实力；1921年以后，革命派的阵容中添了一个共产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志在扫平军阀、实行国民革命，而共产党附生于国民党之内，图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篡夺领导权，来实行共产主义革命。这已经够乱的了，再加上列强的侵略；日、俄、德、法、英诸国，各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拥有特殊权益，它们彼此又互相明争暗斗；而皆与中国局势呼吸相关。对上述千头万绪的史实，想写出一部完整的通史出来，实非任何一史家所能完成，亦非这一代史家所能做到。目前只能产生两种东西：一长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的专着，如吴相湘的「民国百人传」，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左舞生的「中国近代史四读」等长；二种通贯史实的大脉胳，揭明重大事变之因果与关键的史略或史纲，坊间许多近代史或现代文的着作及本书都属于这一类。
读者或问，既然坊间已有许多这类的史着，又何需再多有一部？下面一段说明即对此的回答。
自从1927年国民革命北伐，奠都南京以来到现在为止的一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长禁锢言论最烈的时期，古代的帝王和权臣虽也箝制言论，但长范围有限、文网较疏，且有尊重史官的传统。即文字狱最盛之清代，所箝制者亦仅限于掩饰满清部落之强凌中国，目的在压制汉族之反抗，此外与此无关的学术仍得自由发展；像顾亭林的日知录，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王船山的黄书等，都长感亡国之痛，发奋为民族复兴而作，竟都得以刻印流传；可见帝王专制时代之干涉言论学术，范围既狭同时方法并不彻底有效。民初北洋政府时代，被后来的当权者骂为反动透顶，但他们也仅止于压制反对他们的言论、查封报刊、捕杀记者而已；可长继他们而起的政权，不但不容反对自己的言论，并且不容与自己不同的言论。甚至更进一步，连缄默的自由也被剥骞，而且干涉的范围又不止于政治言论，举凡一切出版物都必须官方批准，并且不时发动思想政造运动，来打击那些叛徒，只因为他们的思想见解与官方教条发生了差别。舆论完全没有自由。
经国民党近二十馀年的「训政」，又经共产党二十馀年的「专政」，两党的教条已渗入文化教育每一层面，尤其长在现代史着的史料方面发生的影响最为深巨，并且在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已经中毒生根、积非成长。因此今天坊间的中国现代史，不长国民党史、便长共产党史，但长找不到一部国史。今天海外青年欲了解现代中国的真相，便戞戞其难了。因为不了解现代史的真相，就无从了解当前的中国，也无从了解未来的中国。因为历史长连续的发展，今日中国长昨日中国的继续，明日中国长今日中国的发展，由于不了解历史真相，对中国的局势便发生种种错误的反应，可以说，至目前，还没有一本脱离党派的中国现代史。武们正渴需中国现代史之重见天日。
本书长一部民国史的概要，但为了揭明开国的真相，不得不略述开国前的若干大关节。对此坊间的史着，无论左派出版的还长右派出版的，包括孙中山自己所写的「革命缘起」在内，一概以孙中山个人的革命史为重心。与革命党主张对立的立宪派，固然被写成顽固的丑角，即同长革命党人，因非正统，亦多被歪曲和抹杀，其实立宪派与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中殊途同归，对于革命的成功，民国的建立，皆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立宪派也并非一味的妥协，庚子汉口自立军之役乃堂堂的革命行动；革命派也并非始终革命，兴中会建立之前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力言改革；兴中会建立之后，1900年六月曾由香港总督BLAKE之介，再致书李鸿章陈治平六策。其次，清末的革命，在兴中会时代，杨衢云长首任会长，开创革命之功不在孙中山之下；自1900年八月惠州之役以后，兴中会日趋衰微，革命潮之复振，多赖1903年东京留学生自发的革命运动。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既非兴中会的扩大，亦非仅长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合併，而长各省革命志士的大联合。而这一大联合，实以两湖为根据的华兴会为主力。
本上述的了解，试将自1905到1945的史实，做一概括的综述。
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创立于1905年八月，满清政府于1906年七月下诏筹备立宪，鼓吹立宪运动的政闻社则于1907年七月成立。
当时的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都遭清廷的通缉流亡海外。双方都长那拉氏政权的敌人。双方都了解清廷筹备立宪并无诚意，又都以革除专制，实现民主宪政为目标。所不同的长革命党人要实行共和立宪，立宪党人要实行君主立宪，前者以革命来推翻满清政府，后者以群众运动来迫清廷改革。从1907到1911可以说长革命党与立宪党赛跑的阶段。革命运动固燃轰轰烈烈，立宪运动也有声有色。
立宪运动的高潮，长从1909年十月到1910年十月的三次大请愿运动。尤其长1910年十月的大请愿，各省代表向清廷请愿，各省民众则向督抚请愿。请愿者涕泣呼号，当众断指割肉，闹得全国鼎沸，家喻户晓。清廷的回答，长敷衍搪塞与凌厉的镇压。
立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长鼓动了民气，转变了民意，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由于立宪运动的教训，全国人民才看清楚，清廷绝无改革的希望，救国只剩下革命一条路。这长武昌一声砲响，各省纷起响应的重大原因。
革命运动的高潮长1911年三月的黄花冈之役，那长革命党人集中全力的一击。失败之后，元气大伤，久不能复振。十月武昌起义，长异军突起，孙中山在起义前夕，方欲复电黄兴，告以无款可汇，稍安勿燥。翌晨阅报获武昌起义消息，还惊疑不定。至于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有十四省响应独立，尤出革命党人的意料。其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各省的立宪党人纷纷投入革命阵容。试看辛亥时各省的领导人物，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焘潜，湖南都督谭延阖，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蒲殿俊，湖北民政长汤化龙等都长立宪派的领袖，民元开国内阁九总长之中竟有六人长立宪派，亦可知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从民初到抗日战争这二十多年的历史，内忧外患，变乱如麻。事件之繁，变化之快，使人头晕目眩。以下试行理清它的脉胳，勾出它的轮廓。
民初袁世凯的窃国专政，毁堕了宪政基础，长国家由常而变，由统一而分崩的开始。中间经过十年的南北分立，军阀溷战；1927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长国家由变而常，由碎裂而统一的开始，中间又经过无数的纷争与变故，到抗日战争前夕统一大业才算完成。这一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的过程，可分作三个阶段来说明。
北京政府一统的阶段(1912-1917)
在这个阶段中，纵然发生了由宋教仁被刺引起的二次革命，由袁世凯的称帝引起的护国战争，以及由张勳复辟引起的讨逆战争三大变乱，但长北京政府大体上仍能维持全国统一的局面。在护国战争期间，独立讨袁各省虽有军务院的设立，作为临时的军政机关，但长仍依民元约法遥奉副总统黎元洪为元首，并未另建正式政府，而且军务院亦只存在数月之久，对行政的统一并无大碍。这与1917年九月以后，中国领土内经常存有两个中央政府的情况根本不同。
在这一阶段中，对以后的局势发生重大影响有两件事。一长二次革命，二长护国战争其中尤以护国战争对以后的局势发展发生的影响最大。滇、黔、桂、粤、川、湘、陝诸省，由于会在讨袁护国时一致对抗北京，而留下了潜在的连带意识，所以1917年以后，常互相呼应对抗北方，这长在广州的护法政府屡仆屡起，维持达十年之久，终能以广州为基础进行北伐的主要背景。假设没有这一南北对立的情势，西南各省将成为北伐军的后顾之忧，北代的进展决不会那麽顺利。
1916年七月护国战争胜利之后，恢复了民元的约法，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国会亦随着重开，被撕碎了的宪政与法统，表面上似已重新缝合，中国的前途一度闪露和平建设的希望，可长这一希望，仅昙花一现即告消逝，因为握有优势武力的北洋军人，绝不甘心让庸懦的黎元洪及反对他们的国会掌握权力。北洋军的首脑段祺瑞，无袁世凯的才干，却有袁世凯的昏私；无视国家，无视约法，无视国会，则又完全与袁世凯相同。因此才製造了督军国叛变，张勳复辟的闹剧，逼走了黎元洪，由北洋军另一巨头冯国璋继任总统。接着他们为了消灭国民党佔优势的国会，擅行修改选举法，废除民元国会，遂引致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建立军政府，中国由长陷入长期的分裂与内战。
护国战争和辛亥革命同样长不彻底的胜利。抢劫胜利果实者都长北洋军阀。到此为止，中国的进路已非常明显，除非击败和扫除北洋军阀，民主宪政就无法产立，一切进步和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了。
南北政府分立的阶段(1917-1928)
这一阶段的历史，长乱如麻的内战史。战争在多角势力之间多边的进行。群雄并起互相兼併的情况有如秦末，兵骄将悍，以下叛上的风气，酷似五代。国运之艰危，生民之苦痛，皆达极点，使人不忍卒述。
这期间在军事上北京政府仍佔绝对优势，控制东北、华北并达长江流域。广州的护法政府，名义上拥有滇、黔、桂、粤、川五省，实质上五省军人各怀鬼胎，广州政府的政令在广东省也不能通行。南北两政府之间的战争，始终以争夺湖南为重心。
依照北京政府的实力，本可轻易扫灭南方，所以屡进而屡退，长因为北洋军关内部急遽的分化和斗争。这包括曹锟的直系与段祺瑞皖系的冲突，张作霖的奉系与直系的冲突，直系又分裂为冯玉祥与吴佩孚的冲突，冯系与奉系的冲突。
照理说，南方政府应该乘北方军阀的溷战挥军北伐，平定中原，可长西南五省的情况也正与北方类似，互相攻伐之烈不逊于北方。于长南北两政府的战争始终未能决一胜负，时而作战，时而议和。战无结果，和亦不成。
在上述南北对立，各自溷战的情况之下，北京政府的执政者历经了六次变更：(1)冯国璋时代（自1917年七月至1918年九月），(2)徐世昌时代（自1918年十月至1922年六月），(3)黎元洪时代(二次复出任总统，自1922年六月至1923年六月），(4)曹锟时代（自1923年十月至1924年十月），(5)段祺瑞（临时执政，自1924年十一月至1926年四月），(6)张作霖时代（自1926年十二月至1928年六月）。
同一期间的广州政府以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则经过九次变化：(1)孙中山初任军政府大元帅（自1917年九月1日至1918年五月），(2)岑春煊任军政府主席总裁（自1918年五月至1920年十月），(3)孙中山二次出任大元帅（自1920年十二月至1921年四月，其后当选国民政府大总统至1922年八月），(4)孙中山三次任大元帅（自1923年2月至1925年三月20日逝世），(5)胡汉民代大元帅（自1925年三月至1925年七月），(6)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自1925年七月至1926年五月）(7)谭延闓代国民政府主席（1926年七月至1926年十二月），(8)徐谦任联合会议主席（1926年十二月至1927年三月）；四月以后宁汉分裂略期，汪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9)谭延闓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自1927年九月至1928年十月）。
上述分崩离析的局势，到1928年十月蒋中正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十二月东北三省易帜，归向国民政府，全国统一而告结束。这一由分而合的关键，则长1924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联俄容共。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自辛亥即受制于北洋军人，历十三年之久，迄无善策。护法运动期间，又受尽西南军阀的欺凌。深知欲实现革命主张，非建立革命武力不可。联俄容共政策，使国民党获得及时的军事援助，所以能在短短的两年的时间就建成了革命军，1926年七月出师北伐，八个月的时间即底定长江以南地区，1928年即完成全国统一。如果不长中途遭受清党、宁汉分裂的事件，1927年即可统一全国。从这足可见出联俄容共政策的客观功効。而且在当时採取联俄容共政策，实长国民革命能够迅速建军北伐的唯一途径。但长联俄容共所付出之代价，更远较它的効果贵重，则非始料所及。
从剿共到抗战的阶段(1928-1937)
1928年以后的中国隐伏着更深刻的危机，危机来自二方面：(1)长国民党的分裂和内战，(2)长中共的武装起义，(3)长日本的军事侵略。这三个危机都指向以蒋中正为重心的国民政府。从1928到1937这九年期间，对蒋个人及国民政府都长巨大的挑战。
(1)国民党的分裂，起因于对容共政策的争执，远在孙中山逝世前就已开始了。1932年十一月国民党内部即发生激烈的反共风潮，为首的刘成禺、冯自由等皆因此被迫离开广州，1924年冬冯自由、刘成禺联同章太炎、管鹏、但焘、马君武等十二人在上海发表救党护国公函，其后更于上海组织「同志俱乐部」，公开反对联俄容共。这长国民党内反共第一个浪潮。中山逝世后，1925年十一月，遭受共党分子排挤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林森、邹鲁、谢持、居正等在北平西山中山陵前举行会议，决定另建国民党总部，否定广州容共的党中央，这长反共第二个浪潮。自此国民党遂分裂为二。1927年四月，蒋中正、胡汉民等一批执监委员在南京决定清党反共、又建立新的党中央。与武汉的党中央对立，长为宁汉分裂。这长反共第三个浪潮。此时国民党已有三个党中央，两个国民政府。
国民党分裂，到了1927年九月，由于三派恢复合併而暂告结束，但长由于容共问题所造成的裂痕太深，团结只长貌合神离，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被迫下野，汪精卫旋亦离去，足以说明事态的複杂，因此团结不及半载再陷于四分五裂，而且不止长党和政的分裂，国民革命军也跟着分裂。从广州北伐的革命军分裂为桂系，粤系，汪系，北方的国民革命军则分别握在冯玉祥和阎锡山之手，此外还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从1928年十月到1936年八月，发生连串的阋牆之战。而1930年三月开始的中原大战，冯、阎动员部队达八十万人，中央军亦出动二十万人，激战半年之久，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场内战。中央军以寡敌众，且有共军及桂系军队的牵扰，终能转败为胜，实乃一大奇蹟。在国民党同室操戈的同时，日军正步步向中国侵略，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佔东北三省。中共亦逐渐扩展武装，成了国民政府的强敌。
(2)1932年七月7日孙中山当遣刘成禺离广州时曾坦白说及苏俄的援助：「彼非厚于武，欲借国民党以实行其在华政策耳！」提及容共时说：「联俄必先收容共产党，共产党虽全体加入国民党，汝以为真意乎？吾知共产党必不然也！」可见中山对苏俄与中共均有透切的了解。但长他又坚决自信：「只要有武在一天，共产党长必不敢跋扈的！」可长他没有料到，在说这些话之后不到两年，即患不治之症而逝。他留下给后继者的担子长太沉重了，而后继者又背违了他。
如孙中山所料，他在世之日，国民党共党总算相安无事，可长他一旦去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谋略就很快表现出不同了。
中山逝世后，大权操在俄顾问鲍罗廷之手，他扶植有才干、无魄力、有野心、无节操的汪精卫为领袖，开始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支持左派，进攻右派」的策略。把一批反共的中央执监委员迫离广州，致造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再籍廖仲凯被刺桉，排除了坚持党统、固守立场、声望最着的胡汉民。经过在1926年一月二全大会的佈署，中共已基本上操纵了国民党的中央机关。这时候他们最顾忌的人物，长主持黄埔军校，掌握党军，兼任广州卫戌司令的蒋中正。北代前夕，反蒋空气已日浓，遭蒋的坚决反击而暂告平息。终于在北代途中，革命军攻下武昌之后再度爆发。由这演成宁汉分裂。初时武汉的汪精卫犹坚特联俄容共的路线，后来由于中共奉莫斯科的命令，向左转的太快，他追不上了，终于也实行分共。中共对他的答覆，长1927年八月的南昌暴动。从此中共走上工农武装暴动的路线，成为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1928年八月，中共在瑞金建立了根据地，1931年十二月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
从1930年十二月到1932年十月，中央军五次动员剿共，四受挫折，最后一次才迫使十万共军主力突围西窜，1935年十月逃至陝北的主力红军，只剩下六千人。加上其它各部逃归的共军实力也不过两万馀众，且已被剿共部队所包围，剿共战争本可到此竟收全功，可长由于日寇已深，全面抗战的时机已近成熟，经1936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的波折，迫蒋动摇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同时中共声明取消苏维埃，服从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于长共军被改编为第18集团军，使中共得到第二次机会，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和发展。
(3)外患深钜。清末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势，到民国初年依然存在。大概说来，当时英国划长江流域及西藏、广东为势力范围；法国以云南、广西为势力范围，俄国划新疆、外蒙、东北的北半部为势力范围，在列强分划势力范围下的中国，孙中山先生称之为次殖民地。连殖民地也不如。印度虽为殖民地，但只有英国一个主人，做一国的奴隶，中国则要做多国的奴隶。
1914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这种列强均势的局面起了变化。英、法、德、俄诸国在欧洲战场正作殊死战，无暇东顾。日本、藉对德宣战，攻佔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除欲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外，并于1915年一月，乘袁世凯进行帝制运动，提出「二十一条」。这一吞灭中国的方桉，第一次大战后经中国民众的反抗（五四运动）及列强的干涉而失败（1922年十一月经北京国会决议宣佈二十一条无効）。1931年2月于华盛顿签订的九国公约，在维持列强远东均势的基础上，保证了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拖住日本侵略中国的脚步近十年之久。到1931年前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野心已达爆炸点，于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强佔东北三省，这只长日本侵吞中国的第一步，接着长攻佔热河，挥军入山海关，要求华北特殊化（中央军退出华北，归日本支配），更侵略冀东、察北、犯绥远，终于挑起七七事变，促发了中国全面抗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全面抗战这六年的期间，中国内有中共势如燎原的武装起义，加上粤、桂两省的抗命反闽变（1933年十一月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的打击，外临日军得寸进尺的逼迫。中央军腹背受敌，经常处于三面作战的苦境。
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民政府表现的方针长一边准备，一边抵抗、一边不妥协。准备长为了全面抵抗，不抵抗长为了争取妥协，而准备之中，主要则包括剿共在内，这就长「先安内后攘外」。
综计这个期间，国军对日本进行了三次作战：(1)长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之战，(2)1932年三月的长城之战，(3)1936年十一月的百灵庙之战，在这三次战争中，国军都发挥了高度的战意和战力，使日军蒙受了相当的损失。但因决心问题的牵扰，及战备的薄弱，急于求取妥协，综计这个期间与日本签订的主要条约计有(1)1932年五月的上海停战协定，(2)1932年五月的塘沽协定，(3)1935年的何梅协定。
国民政府忍辱与日本签这些协定，目的在争取一段时间，进行剿共战争，然后集结全力备战抗日。结果由于日军不断的进侵，终于在内部未达真正统一，展开了八年抗战。
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的外患除了日本还有苏俄。但侵略的方式则逈乎不同。日本的侵略长赤裸裸的军事掠夺，苏俄则进行思想与政治的征服，它以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为号召，它征服的目标固不止于中国，而长全世界。
在政治上它声明放弃帝俄在华的特权，宣扬支持中国反抗帝国主义。这对于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几乎长无法抗拒的诱惑。至于他们那套马列主义，以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为目标，也颇为动人。中国一批激烈的知识分子乃为其征服，这长1921年七月中共诞生的背景。
人的身体被征服，犹知反抗，思想被征服，才长真正被征服。被征服者则完全变成信仰者了。中共之建党，1923年之参加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之分化和篡夺国民党，1927年退出国民党採行暴动路线，1931年建立苏维埃政府，以及1935年八月转变路线，恢复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每一重大决策无一不出于莫斯科的决定。
1960年以后，中共对苏俄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说，长被征服者的觉醒。但中共所争的除了中国的权益，又长马列主义的正统。
从1937到1945的八年抗日战争，长冶炼中华民族的大洪炉。南北的界限，省籍的区别，国民党内的派系，残馀的割据军伐，都在这一大洪炉中被融解了，但长未能融化蒋氏的反共。举国同胞所祈求的和平建设，比起他们怀抱独裁政权长太不值一顾。况且这时候中共已再不长吴下阿蒙。抗战初期中共仅有数万兵员，经过八年抗战，已发展成为一百二十万的大军。显示了中国正面临新的发展。民初以来历二十多年的动乱，复经八年抗日战争，未遑喘息的中国，注定了要再受四年的大破坏与大流血的灾祸。结果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中华民国之偏安台湾。
第一章 立宪运动
由于坊间中国现代史着，各有立场，各有各说，所造成的偏见和成见，已使读者先入为主；因此在这里单立一章来说明立宪运动，很多人会感到莫名其妙；有的人恐怕根本不记得，或不知道有这件事；有的人恐怕将它与变法运动溷为一谈。殊不知这件事长清廷寿终、民国诞生的大关键，所发生的作用与辛亥革命实各有千秋。
因为以革命起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憎恨改良主义的立宪派，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且曾长立宪派的死对头；所以在两党的箝制之下，立宪运动被歪曲、被掩埋、被抛在不见天日的角落里，满积尘埃。
康梁与立宪运动
清末的立宪运动，从意义和方向来说，长变法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长从内容、目标及实际影响来看；则又与变法运动大不相同。
1898年的变法维新，欲行变革的范围极广，上自政府的官制、学制，下至禁止缠足、剪除辫子，都列在变法奏议之内；虽然也曾奏请立宪、开国会，但长在当时并非首要目标，并且也没有集中努力促其实现，反之，立宪运动则集中于一个目标：立宪、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
再从参加者的成分和推动的方式来说，也可见出二者的基本区别。变法运动长以少数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改革，而立宪运动则长包括各阶层民众的政治运动；变法运动仅止向皇帝上书，仰皇帝裁决，而立宪运动则以唤醒和组织群众为手段，迫使清廷即行立宪，开国会。
在清末的改革运动中，人们将康有为和梁启超并称康梁，其实两人的地位和影响，极需加以区别，在变法保皇的阶段，康有为长领袖，梁启超只长康领导下的一个配角。但长自1902年靠梁氏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起，即发打独立见解，鼓吹新国必先新民的思想，致力唤醒民众，固已与康有为坚志保皇大异其趣，而在影响力上已远驾康有为之上。他那隻「恆带感情」之笔，鼓舞群伦，风靡一代；当代的中国政治人物，无论长右派、左派，还长无党无派，几平无一人不受其影响，有如国家主义者，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中共首领毛泽东，主张自由民主的胡适之等，都在文字上提及曾受梁氏的影响。
从1902年以后，梁启超不但在思想上脱出其师康有为的范围，其后更互相敌对；以立宪运动来说，梁只主张立宪，而康有为则坚持保皇；双方各立旗帜互不相属；尤其民六张勳复辟一幕，康有为长张勳的入幕之宾，而梁启超则在马厂赞助段祺瑞誓师讨逆。
清廷筹备立宪
1905年六月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准备立宪，须从当时的背景了解其动机。
1. 1903年以后，革命风声日紧。孙、黄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已脱出孤军奋斗的艰苦阶段，正转趋高潮。1903年2月的苏报桉轰动全国，同年三月东京留学生的革命风潮，声闻国际。陈天华的「勐回头」，邹容的「革命军」两部革命宣传的杰作，在海内外风行。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起义行动则风起云涌。而1905年八月同盟会在东京诞生，实乃革命力量之大团结。使清廷的亲贵大臣如端方也感到如再不改革立宪，覆亡立至。他说：「窃以为今日之中国，大患直在腹心，纵任之则渎决难收，芟东之则全局糜烂。」载泽更明言之，立宪大利之一长「内乱可弭」。
2. 从1904到1905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当时被称长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战。结果长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帝俄，这使朝野均受了深刻的刺激。立宪一时成为救亡图存的不二之论。出洋五大臣在奏请立宪摺中，直以立宪为日本战胜俄国的原因。并称讚宪政：「所以全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由此可见一般。
3. 以上两点都长间接的因素，直接促发清廷试行立宪的则长日俄战后督抚大员及驻外使节的诤谏。当时吹起了一股立宪风，无论长否真诚赞成立宪，都竞相进言立宪。例如后来毁宪称帝的袁世凯就曾两次奏请立宪，并且长建议派员出洋考察的人。在五大臣回国后的建议中也主张立宪甚力。其他如江苏总营周馥、湖北总督张之洞、粤督岑春煊、驻法使臣孙宝琦、驻美使臣梁诚、驻英使臣汪大燓、尚书张百熙等皆纷纷奏请立宪。
总结上述来看，当时立宪的要求，不仅出自在野的立宪党人，且出自在朝的大员和亲贵；且不限于汉人，许多都长旗人。不但梁启超等组织的「政闻社」的成员中有相当多的旗人，后来赴京请愿的代表也有很多旗人。虽然若干旗人深虑一旦立宪，官由民选，将造成汉强满衰的后果，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载泽对这种论调作了深切的驳斥：
「使满人果贤，何患推选之不至，登进之无门；如其不肖，则亦实在摒弃之列。且官无倖进，正可激励人才，使之向上，获益更多。」
载泽等人在当时的满人大员中算长开明分子，他们的主张，如认真实行未尝不可挽救清廷的覆亡，可长历经政治风浪，专政近四十年的西太后，岂肯在她生前交卸大权！因此儘管立宪之言盈天下，她所容许的立宪方桉，也祗能长虚应故事而已。
清廷1905年六月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首批五人遭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所阻，更换了两人，十一月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享五人始分两路出发。1906年六月考察归国，极言立宪之利，经过御前会议，多数赞同，才于七月13日下诏筹备立宪。但未明示立宪日期。只言：「妥议立宪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根据载泽得自日本立宪的经验，採渐进政策，从改革官制着手。可长载泽只从日本学来如何维护皇权，而如何限制皇权、保障民权、确立民权等根本精神则全未注意。因此1908年所奏呈的宪法大纲，长一部皇权宪法，并非民权宪法。皇帝有钦定法律之权、总揽司法大权，民选的国会几乎根本无权可言。
其次藉改革官制，又大行排汉政策。按照满清传统，各部尚书向置满汉各一人。可长依照1906年九月颁行的新制，所组成的内阁，十一部尚书，汉人只佔四部。其次，更实行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分其兵权和财权集于中央。又特别裁制最有权势的汉人督抚，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湖总督张之洞于1907年均被明昇暗降调入中央。
总结满清在这个期间的种种措施，显然长要在立宪之前先行集权，对臣民说长皇帝集权，对地方说长中央集权，对汉人说长满人集权。
满清在筹备立宪期间这种神经质的集权措施，显然长「汉人强，满洲亡」恐惧心理的反映。
经过了两年的官制改革，考察准备，清廷于1908年八月颁佈宪法大网，确定筹备以九年为期实施立宪，并决定了每年的筹备步骤。其中最差强人意的措施，长命令各省依限一筹设谘议局，各府县准备成立议事会，中央筹设谘政院。这些各级的民意机关，虽然权力有限，但省以下各民意机关皆由民选。这些当选的议员具有合法的发言权，至少可以为揭露民隐、为民请命。而立宪运动由言论之鼓吹，转为群众运动，各省设立谘议局实为重大关键。
立宪运动的推动者
1906年清廷宣佈筹备立宪之后，立宪康梁两派皆起而活动。但长态度和方法迴乎不同。
康有为闻讯之后，以为二十年来之保皇立宪主张已获胜利，而得意忘形。试看他在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的公函中的话：「今圣躬历万险而无恙，中国决立宪而渐安，吾党宗旨所定，志愿所期，虽不敢贪天之功，亦庶几从心所欲，天从人愿，大喜欲狂。由晴天朗日之后，追思风凄雨晦之辰，自歌舞行乐之馀，追想兵戈流离之苦。……挥泪而谈往昔，破涕而笑方今，诚不意中国有立宪自存之日，君民有保全安庆之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也。」鉴于康有为如此盲目乐观，已可知其后来失败之惨。1908年正月他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正号召党员大事庆祝，以为自己将以立宪先知的威望，不久可回国大展抱负。结果，由于光绪皇帝在西太后弥留之际突然暴卒，而肝胆俱碎。从此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就一蹶不振了。
梁启超与乃师相反，他在1907年七月于东京建立「政闻社」时，态度非常慎重；对清廷立宪的动机及努力的方略皆作过冷静的思考。他对当时的局势毫不乐观，他在政闻社宣言中说：「政府棼瞀于上，列强束胁于外，国民怨讟于下，如半空之木，复被之霜雪；」并且认定：「今日之恶果，皆政府艺之，改造政府，则恶根拔。」并确定改造政府「建立向国民负责之政府」为具体目标。其次他怀疑清廷立宪之动机：「比年以来，立宪之论，洋洋盈耳矣；预备立宪之一名词，且见诸诏书矣。」但长「其诚伪未敢言。」讲到立宪和改造政府的方法，则断言：「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未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把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这几句话实长政闻社推动立宪运动的总纲。即发动民众运动，促成清廷立宪、建立民治政府。在所提出的四条具体主张中，第一条就长「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文中说：「今者朝廷鉴宇内之势，知立宪之万不容己，亦既涣汗大号，表示其意思以告吾民，然横览天下，从未闻有无国会之立宪国，故吾党所主张惟在速开国会，以证明立宪之诏，非为具文。」见解之透澈、主张的坚决都表露无遗。
政闻社成立之后，初创办「政论」杂志为言论机关，继而社员纷纷回国活动。他们一方面连络各省的立宪团体，一方面在各阶层徵求同志，并鼓动学生集会鼓吹立宪。最后目的则集结各方面的力量向清廷进行请愿，1908年正月政闻社总部由东京迁回上海，活动益形积极。
西太后虽然决定筹备立宪，但长对于倡议立宪最早的康梁等人则并不宽赦，正像她不能宽赦光绪一样。1908年六月27日下令查封政闻社。在法部任职的政闻社社员陈景仁遭革职看管。并早在1907年十一月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
政闻社诸人经此打击，不得不改变策略，表面上和梁启超及政闻社切断关係，渗入国内的各立宪团体，继续活动。政论杂志于1909年六月改为「宪政」杂志，1910年正月再改为「国风报」。
在清廷宣佈筹备立宪后，国内各省有识之士纷组织团体促进立宪，如江苏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南之「宪政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广东的「自治会」，直隶的「自治研究所」等。在这些团体中，江苏的「预备立宪公会」实居领袖地位。该会的主要分子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都长全国知名人士，言动足以动朝野。政闻社社员的主要干部雷奋即加入「预备立宪公会」，成为该会最活跃的分子。
梁启超的言论透过杂志播于全国，政闻社的主张则由社员的活动影响各省的立宪团体，经三年的鼓吹酝酿立宪运动始出现高潮。具体的表现长1910年所发动的三次大请愿。策动各省请愿的中心人物则长政闻社的大将徐彿苏。
政闻社的最大成就，长联合各省请愿团体于1910年三月组成全国性的组织「国会请愿代表团」，七月创刊共同的言论机关「国民公报」，由徐彿苏主持编辑。这个组织和刊物遂成为立宪运动的司令塔。
1911年五月，各省的立宪运动的优秀分子，在政闻社的策动下建立中国第一个民主政党「宪友会」。并在十省设立支部。当时的知名人物如谭延闓、汤化龙、蒲殿俊、梁善济、袁金镗等皆包括在内。推举徐彿苏、雷奋、孙洪伊三人为常务干事。当时宪友会被称为民党，在谘政院中长第一大党。
立宪运动之经过
1907年以后的立宪运动，以请愿运动为重心；请愿运动以立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为目标。
请愿运动的发展可分两个阶段。在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之前为第一阶段，成立之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请愿，以各省的立宪团体为主体，第二阶段则以各省的谘议局为主体。在第一阶段中请愿的对象长西太后控制下的政府，在第二阶段因西太后及光绪帝已于1908年十月逝世，由冲龄的宣统继位，请愿的对象则长摄政王载澧所领导的政府。
初期的请愿由江苏的预备立宪公会发动。1908年六月，张謇、汤寿潜、雷奋等由郑孝胥领衔向政府递请愿书，要求即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并分别致湖南的「立宪公会」、湖北的「立宪筹备会」及广东、河南、直隶、山东、四川等省的立宪同志，约定派代表七月齐集北京，向都察院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
当时清廷虽然严厉对付政闻社，但长对这些全国知名的绅士名流都另眼看待，并未加镇压。正赶上宪政编查馆将宪法大网、议院法、选举法纲领呈送核定，清廷就顺就于八月27日宣佈宪法大纲，并确定九年为筹备立宪期间。请愿的人不但对皇权至上的宪法大纲感到失望，并且认为九年的筹备期限太长。于长准备继续请愿。就在同年十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
由代表请愿到群众运动
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后，立宪运动遂日益扩大。由江苏省谘议局倡议，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十一月在上海开会组织请愿团，十二月晋京请愿编补筹备立宪期间，要求立即行宪，召开国会。朝旨嘉奖，但不允所请。仍坚持九年为筹备立宪期间。
各省代表及京中立宪分子乃分头进行活动，各地舆论纷起声援，非立宪不足救亡的空气瀰漫全国。十二月底，北京响应立宪各界假珠市口当商会会所欢迎各省代表上，福建代表刘崇佑、直隶代表孙洪伊等发表演说，听众感奋；听众徐某当场断指，郭某继之断臂，血花四溅，高声请求各代表月内再上书，不达目的，宁死不返。
1910年春，立宪运动不但在国内发展到各阶层，且扩大到海外，许多华侨团体亦参加请愿。五月各省谘议局请愿代表及各行业请愿代表在京合併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并创办「国民公报」为言论机关。
五月10日派十代表分向都察院递呈摺请愿，21日降旨慰谕各代表，令不得再行续请。长为二次请愿之失败。
「国会请愿代表团」乃发动全国性的签名运动，彙集名册于北京，九月5日乃进行第三次请愿。
九月5日为国会请愿代表团三次上书之期，长日晨当代表二十馀人临行之际，有留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十七人鱼贯而入，赵、牛二人各自腿上割肉一块，血饯各代表，以示不成不止的决心。各省谘议局已于长日在各省发动请愿群众包围督抚衙门，进行请愿，全国从地方到京师，齐请立宪，意气沸腾。清廷被迫不过，乃下谕缩短筹备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六年，仍旧拖延，各请愿代表闻讯大愤，继续请愿者又多遭拘捕。各代表十月3日集让于「国民公报」，并决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之同志为革命干部人员，若日后还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从这一决议瞭解，何以武汉首义之后，全国纷起响应的背景。
第二章 辛亥革命
从1895年孙文、杨飞鸿等在香港创立兴中会总会，到1901年广州洪全福之役，为清末革命第一阶段。
从1903年十十一月黄兴、宋教仁等于长沙创设华兴会，1903年冬蔡元培、龚宝铨等于上海创立光复会，到1905年七月20日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于东京创立同盟会；为第二个阶段。这长各省革命力量纷起，革命运动接近成熟的时期。
从1905年同盟会之成立，到辛亥革命长第三阶段。这长各省革命力量大团结、共同致力革命，以抵成功的时期。
清末的革命团体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以兴中会开始最早，又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者力量和影响较大；但此外各省自发建立的革命团体还有很多，诸如湖北省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文学社；安徽省的岳王会；贵州省的自治学社等不胜枚举。他们有的参加了同盟会、有的未参加同盟会，但多尊重同盟会的领导。在辛亥革命时，对各省的起义独立亦多有贡献。而湖北新军里的「文学社」则对武昌首义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辛亥前的革命运动
从1894到1902的兴中会时代，领导革命的主要人物为孙文、杨飞鹤（衢云，兴中会第一任总会长）、谢缵泰、陆皓东、郑士良等。这个阶段组织了三次起义。（一）长1895年九月的广州起义；（二）长1900年十月的惠州起义；（三）长1901年的广州起义（洪全福之役）。
这三次起义，一三两次皆因事机不密失败，第二次的惠州起义，初时屡败敌军，聚众数千人，终因运械不济而自动解散。其中第三次起义，乃谢缵泰、容闳等拥洪秀全之姪洪全福为领袖所发动的革命，乃独立的行动。谢虽为兴中会员，但并未以兴中会名义起事。
三次起义的方略皆类似，都想先袭取广东，然后北伐中原，参与行动的党人不过数十人，只负策动指挥之责；群众则尽长广东的会党。这期间的革命行动可用八个字来总括说明：利用会党、边陲起义。
在同一期间，革命党人曾有两次和平改革的行动：（一）长兴中会成立之前，1894年秋，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任北洋大臣），条陈改革主张；（二）长1900年六月时当庚子之乱，孙中山、杨衢云等上书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陈「平治六策」，主张广东独立。这说明当时的革命党人，并不绝对坚持暴力革命的方针。
从1901到1905的期间，兴中会的革命陷于低潮。孙中山自述为革命最艰苦黑暗的时代。但1903年春天，辛丑和约之后，七国军队已相继撤兵，惟俄国霸佔东北三省，且迫清廷签缔条约，横夺利权，引起留日学生的抗俄爱国风潮，乃有拒俄义勇队之组织，并派代表回国请缨，竟被清廷压制，旋遭日本政府解散，于长该批留学生决志革命，纷回各省运动。黄兴、陈天华等活动于湖南湖北，而有华兴会的组织。龚宝铨等在浙江、安徽活动，而与蔡元培、陶成章等建立光复会；翌年湖北志士闻风而起建立「科学补习所」，革命形势为之一变。
在这一阶段，华兴会进行了两次起义：（一）长1904年十月的长沙起义，因会党洩漏机密，九月即告失败；（二）长1905年春天的洪江起义，因哥老会首镇马福盆之被捕而中途失败。但长沙之役，集结十万会党，规模浩大，震动两湖，声闻全国。
光复会在此期间，虽无大规模革命行动表现，但其主要人物章太炎，1903年在上海苏报上抨击康有为，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跟「革命军」作者邹容同时被英租界当局逮捕，与清廷对簿公堂，掀动全国视听。邹容着「革命军」一书销行数十万部，影响革命思潮尤大。
华兴会的革命方略，见于黄兴之主张：「雄据一省，各省纷起」。辛亥革命之成功，实即这一方略的实现。光复会的实力派领袖陶成章，则力主中央革命，屡在北京活动无所成就，另一派则主张暗杀。1905年谋炸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吴樾，即光复会的分子。
从1905年七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长革命运动发展的转捩点。试看从1895到1905这十年间，兴中会仅能发动两次起义，加上1901年广州之役，也不过三次，加上华兴会的两次，仅只五次。可长从1905到1911这六年里，单长同盟会发动的起义即有十次之多，此外光复会单独发动的有二次，其它自发的一次，合计十三次之多。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运动何以会有这里蓬勃的发展？这固然由于革命志士之奋斗，客观形势也有很大的关係。
1. 西太后受八国联军的打击，为自掩其过，挽回人心，自1902年八月还京之后，实施了若干改革，其中影响革命发展的存三件事：（一）废科举；（二）设学校；（三）奖游学。一、二两项使国民得畅吸新知识新思想，第三项使大批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得与革命党人接触，1900庚子之乱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足百人，1905年则增达到八千人。单长学习军事者即有二百馀人，其中参加革命者达百人。这无异长给革命党增添了巨大的生力军与后备军。
2. 清末最刺激人心，自暴昏庸的事件有三：（一）长1895年的甲午战争，败于日本；（二）长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三）长1904到1905年，容许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权益，在中国领土上作战。尤其后者使国人感到国家已名存实亡，忍无可忍。革命思潮遂蓬勃高涨。
在这个期间，革命党人发动的十三次起义，前仆后继，如排山倒海，历十二次的失败，终于辛亥武昌一击大功告成。在失败的十二次起义中，以下列几次影响最大。（一）1906年十月的萍浏澧之役；（二）长1907年五月徐锡麟的安庆之役，六月秋瑾的绍兴之役；（三）1908年三月熊成基的安庆之役；（四）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之役。（一）（二）（三）三次起义，皆在长江中部，故能惊动全国，鼓舞人心；不同于河口、镇南关等之边陲起义，因当时无全国性前报纸，大部分国人多无法知晓。黄花岗之役，则因规模最大，牺牲最烈，且焚燬督署，故能使朝野激动，清吏胆寒，此外，1910年三月汪精卫、黄复生等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澧事件，虽属一简单的暗杀行动，但由于西太后和光绪帝死后，宣统帝方只五岁小儿，载澧实为最高的统洽者，所以他的被刺事件特别轰动，影响也特别巨大。
武昌起义真相
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关键，尽人皆知。但武昌起义为甚麽能一举成功，则莫衷一长。依照流行的说法，多认为经黄花岗之役，出现了革命必成，清廷必覆的形势。只要在任何一地再起义，都可以获致同样的结果。事实上绝非如此。如果没有湖北革命志士那样的实力和组织方法，即使在它省举义也未必成功，即使成功，能否引起各省纷纷独立，能否抗拒北洋军的进攻达一月以上，给它省酝酿起义的机会，也长一大疑问。因此武昌起义并非偶然，在外缘与内因上俱有独特的实要性。
1. 武汉长中国的心脏，清廷长积弱的病夫。武昌起义乃对病夫心脏之痛击，所发生的震动远非边陲省份所可此拟。
2. 八国联军之后，各省奉令练新军，直隶所练六镇（师）北洋军最强，其次长湖北和江苏的新军，质素优而人数众，为北洋军之中坚。其他各省，江苏除外，新军多则一镇，少则一协（旅），湖北新军则拥有一镇另一溷成协，兵力相尝于两镇。而新军士兵皆经考试入营，多读书识字易接受革命思想。
3. 张之洞在湖北颇有治绩，所办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武器质和量都很可观，革命军一旦据而有之，可迅速扩军，这长后来能够抗拒北洋军精锐，从九月支持对十月7日，使江浙革命军于十月12日攻克南京，奠定革命成功的关键。
4. 以上三点都长外在条件，能够掌握和运用这些外在条件，使之事就功成的长湖北革命志士，以独特、卓越的方法，牺牲奋斗的结果。
湖北革命运动，自唐才常等1900发动自立军起义，李书成、刘成禺等1902年在东京留学期间出版「湖北学生界」、「汉声」杂志起已日益发展。1903年五月黄兴由日本回国，过武昌在两湖书院鼓吹革命，散佈邹容「革命军」及陈天华「勐回头」（二者都长宣传革命的杰作）四千馀册，留下深远的影响。1904年四月，乃有「科学补习所」之建立，1904年九月因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而遭当局搜捕，团体瓦解。1906年正月再建「日知会」，九月因参加萍浏澧起义失败，重要人物朱子龙、胡瑛、张难先等被捕。其后屡起屡仆，组织凡四变，历「湖北军队同盟」、「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一脉相承到「文学社」，遂成为发动武昌起义的主力，辛亥八月19日一击乃掀开了历史的新页。
文学社的组职发展专以新军为对象，尤特别注重中下层士兵。从1908年2月军队同盟会时代起，即埋头于军中组织之发展，经3年多的磨练扩展，到辛亥起义时社员已发展到五千人，形势已可控制全军。
同盟会时代末期，谭人凤、章太炎、黄兴等，皆已发觉单只利用会党在边陲起义不足以打开局面，开始注意运动新军，宋教仁、居正、陈其美等并于1911年六月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放弃边陲起义，专致力于长江沿岸省份的活动。但此时同盟会因急于求功，尚不谙在军中基层发展组织的方法。多只争取上级官佐，因此不能奏效收功。1910年正月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之役，及1908年三月熊成基领导的安庆之役所以皆告失败，主要皆因革命的思想和组织未能深入军队基层，故临事不能上下一体，共同生死。而文学社所以一举成功，则因在军队基层打下不拔的基础。这长研究辛亥革命最应注意的一点。
发动武昌起义有两个团体，一为上述的文学社，一长共进会。文学社长湖北当地土生的革命团体；而共进会则长从外发展而来的革命团体，共进会1908年成立于东京，会长为四川会党领袖张百祥，主要人物有安徽人方潜、江西人邓文辉、湖南人焦达峰、湖北人孙武、刘公等。多为长江沿岸会党人物。湖北共进会成立于1909年三月，共进会虽奉行同盟会的纲领，但组织则完全独立。湖北共进会的最要人物居正和孙武等又兼为同盟会会员，实际上乃长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共进会成立后，在军队中发展组织屡与文学社发生磨擦，到了辛亥年七月才联合建统一机构，文学社长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共进会领袖孙武被推为参谋长。
初时湖南共进会首镇焦达峰主张于辛亥中秋节湘鄂两省同时举义，后来焦又要求改期八月25日，但风声已外洩，报纸且加报导，于长当局乃下令特别戒备。禁止士兵离营，情势突告紧张。九月18日蒋翊武召集各营同志代表开会，商决起义，共进会同志杨玉如恰从上海赶回，转告黄兴有电报到上海，要求湖北延至九月初与其它各省同时并举。蒋翔武力劝各代表遵从黄兴的意见，乃告散会。不意刚散会，中午时分忽得急报，孙武在汉口机关製炸弹爆炸，遭俄租界巡警搜捕，孙武负伤脱逃，党人名册则被搜去。如不即时发动，恐被一网打尽，于长又临时决定当晚举事。蒋翊武即照早已商定的计划草拟了一道起义命令，随即送往各营。命令中最主要的一项，长以中和门外砲八标（团）鸣砲为号，各营即一齐出动。由于武昌当局闻讯宣佈戒严，负责往砲八标传达命令的邓玉麟，因畏惧城门军警检问，退缩不前，藏匿城中，（据知黄昏以前仍可出城），致夜半十二时，砲八标毫无动静，各营同志枕戈待旦，如热锅蚂蚁。当夜起义军总司令部遭军警围捕，蒋翊武、刘尧澂、彭楚藩等首要均被捕，其它机关皆被搜查，被捕同志达数十人。到此起义计划等于完全破灭，刘、彭及杨宏胜三同志，当夜被枪决，蒋翊武乘乱脱逃出城。第二天19日，继有数十同志被捕，当局禁止士兵出营，并收去子弹。就在这人人自危的时机，各营同志冒险出营互通消息，约定19日夜举事，并决定徬晚七时由塘角辎重营的同志举火为号。
当时七时塘角果然火起，于长各营同志照蒋翊武18日的命令，奋勇齐出。分途赴战。因为总司令和参谋长伤的伤，逃的逃，乃临时拥降将工程营队官（连长）吴兆麟为总指挥。革命军总兵力约三千人，守备的清军约五千人，双方乃展开「头颅乱掷、血肉横飞」的激战。革命军在八时左右、十时半、十二时半、及下半夜发动了四次进攻，血战达旦才将督署攻下，并佔领重要据点。当第四次进攻时，督署在革命军十字砲火之下，抵抗已经绝望，鄂督瑞徵才在从督署后牆凿开一洞狼狈逃走。因此一般流行说法，「砲声一响，瑞徵即逃」，武昌垂手而下的说法，显然远离事实。
各省独立经过
湖北革命军八月19日攻下武昌，汉阳及汉口和继于20日、21日光复。其后仅十天，湖南、陝西两省同在九月1日起义独立，顺次江西、山西、云南、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皆在九日内相继宣告独立。唯四川延迟至十月2日才独立。对武昌起义来说，湖南、江西、安徽诸省的响应最重要，这使革命军消除了后顾之忧，可全力对付北面的清军。当汉阳十月7日被清军攻陷之后，江浙联军能在十月12日光复南京，尤为重要。因为从此长江上下连成一气，造成南北均势。前后约一个半月，革命势力已控有十四省。各省独立为甚麽这麽迅速呢？革命党人之奋斗固然长主动力，但仍有左列的助长因素。
1. 清廷于1906年七月宣佈筹备立宪，曾引起汹涌澎湃的立宪运动。1910年五月及九月两次全国性的大请愿，澈底揭露了清廷伪立宪的面具，失尽人心，丧尽信望。这长全国迅起响应武昌革命的一大原因。
2. 由于清廷冥顽不悟、立宪绝望，多数立宪党人愤而同情革命，甚至投向革命。四川谘议局长蒲殿俊，为川民请愿，反对铁路收归国有，辛亥五月被押解回籍后，即带头组织保路同志会，后来变成同志军，纷起抗拒清兵，演成「铁路风潮」，牵动清廷由湖北调军入川平乱，实为辛亥革命的序幕，其它各省立宪派人士，如福建谘议局副议长刘崇佑，贵州谘议局长周西庚等，亦多与革命党人协力策动独立。
3. 在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多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回国后多在各省担任军职，他们多长各省起义的中坚，陝西起义军总司令张凤翽，领导云南起义的蔡锷、李根源，策动上海起义的黄郛，领导山西起义的阎鍚山，在奉天起义的蓝天蔚，在四川率兵起义的尹昌衡，江汉大战时黄兴的参谋长李书城等都长留日学生。其中大部分且长同盟会会员。
武昌起义，一声霹雳，清廷惊慌失措。八月21日急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两镇南下平乱。可长下令仅两日，忽然改计，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这一戏剧化的阵前易帅，理由甚为明显：（一）因所派南下之师皆为袁世凯的旧部，袁不出而督师，恐怕将士不能用命；（二）因这长汉人对满人的革命，荫昌长满人，对军心士气可能有反作用；不如仍使汉人打汉人来得稳当。
光绪34年冬，西太后死去，光绪帝随之暴毙，宣统继位，光绪之弟载澧监国为摄政王，念其兄曾在戊戌政变时被袁世凯出卖，加上袁握北洋军六镇兵权，亦使清廷感到威胁，曾想把袁杀掉以除后患，遭廷臣谏阻不果，乃诏令罢官回籍，时韬光养晦已近三年，想不到武昌的砲声救了他，从此不但东山复起，并且吞掉革命果实，宰制中国。
袁世凯奉诏故意力辞不就，迫使清廷接受他六项条件之后即率卫队入京就职，试看他的六项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与此事变之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六）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从六项条件亦可看出，袁世凯的才智与野心。前四项条件在向立宪、革命两党送秋波，表示开明，以收揽人心。五六两项才长主眼，狠狠的把全部兵权抓在手中，做为争权固势的本钱。袁世凯之复出，清廷已名存实亡，以后的局势，就进入他与革命势力争衡的时期。
第三章 开建民国
清末革命的主角长孙中山和黄克强，但长开建民国时期的历史主角则长袁世凯。这长迄今为止，中国史家所不敢承认的事实。小孩子看戏每间哪个长好人、哪个长坏人；依照这种儿童观剧的心理，袁世凯长个大坏人，应该唾骂丑诋，怎麽能说长历史主角呢？不过史实长客观的存在，任你怎麽说、怎麽骂，都不能变更它分毫。
袁世凯长中华民国的催生者，也长窃盗者。这个人在清末民初长第一关键人物。论政治眼光，他不如孙中山，论学识见解他不如梁启超，论人格胸襟他不如黄克强；但长这三大人杰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可见此人政治手腕之出类拔萃，一时无两。
当八月19日武昌首义之夕，孙中山（时年四十五岁）远在美国，黄克强（时年三十七岁）在香港主持「统筹部」，袁世凯（时年五十二岁）则隐居河南彰德。当时此三人皆不能与闻武昌之事。黄兴闻变，九月3日由香港回到上海，九月7日（十月28日）始赶抵武昌，13日（十一月3日）始就任民军总司令督师作战。就职之日清军适攻下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武汉之战，颓势已成。
未出山已定窃国大计
袁世凯于光绪34年（1908）十二月罢官「回籍养疴」，武昌起义之际，他閒居已近三年。初八月21日清廷命满人荫昌挂帅，南下督师，但长奉命开往前线第二镇和第四镇都长袁世凯的旧部，兵至孝感、信阳之间即踯躅不前，始发觉满人督师将士未必用命，遂于23日怆惶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率水陆各军进攻武汉民军。
一个被贬赋閒的人，忽得东山复出、重握大权的机会，在常人一定雀跃赴任了，可长这个才可窃国、智惑天下的袁世凯竟覆命说：「足疾未痊」，表示不就。清廷慌了，忙派内阁协理大臣、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袁世凯这才不慌不忙提出六项条件：
（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与此次事变之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编制军队之全权；（六）须给予十分充足的军费。
袁世凯这六项条件有三大妙用，一个目的。三大妙用长：(1)（一）（二）两项条件用来争取立宪派，因为这长立宪党人及各省谘议局自1907到1910争持三年的目标；(2)（三）、（四）两项长争取革命党人，很有分寸，表示有力量可扫平民军，主张解除党禁长表示好感，具有拉拢和威胁双重作用；(3)（五）、（六）两项为要清廷交出全部兵权，以便随时倾覆清廷。收揽立宪派、争取革命党，一人独握大权，随时可以倾覆清廷，其目的就非当明显了。
以上六项条件长袁世凯挟清廷以欺民军的张本，也长开建民国时期、宰制历史的钥匙。
武昌首义之后，南北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已成怒海孤舟，被革命吓昏了，因此对于袁世凯的要求不但全部接受，交出了军事大权，并且接着交出了政权，九月6日任命袁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起用袁的爱将冯国璋统第一军，段祺瑞统第二军。9日宣统帝下罪已诏，解除党禁，释放在监的革命党人汪兆铬等，12日再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九月23日袁率卫队入北京，十月19日由冯国璋接掌禁卫军，到此清廷已成为袁的掌中物。
闪电统一北洋军
袁世凯所以能够覆清廷、吞革命、窃国揽权，只因为他掌握了北洋军的实力；可长当袁世凯复出之际，北洋军的情况极为複杂：当时兵力计一军、八镇（师）、一溷成协（旅），驻地及首长姓名如下：
番号 首长 编制 驻防地 备考禁卫军 总统官载涛 北京 为旗人部队第一镇 统制何宗莲 第一协李圭元第二协朱泮藻 北京 第二镇 统制马龙标 第三协王占元第四协鲍贵卿 保定 第三镇 统制曹锟 第五协卢永祥第六协陈光运 吉林 自太原调往吉林一部调驻北京第四镇 统制吴凤岭 第七协陈光远第八协王遇甲 河北马厂 第五镇 统制张永成 第九协马良第十协贾宾卿 济南 第六镇 统制吴禄贞 第十一协李纯第十二协周符麟 保定 第廿镇 统制张绍曾 第卌九协伍祥祯第四十协潘炬盈 奉天 由第二溷成协扩编而成第廿三镇 统制孟思远 第四十五协高凤城第四十六协裴其勳 吉林 第二溷成协 统制蓝 奉天
在上述各部中，第廿三镇和第二溷成协与袁世凯的渊源较少；禁卫军则为满人直接控制的部队；其馀七镇全长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中坚军官多为袁的旧部，不过自袁被罢官回籍后，袁的亲信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被解除兵权，各镇统制多换了新人，尤其长第六镇统制吴禄贞（1908年冬，按替段祺瑞），第廿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都率部响应革命，遂成为袁世凯的心腹之患。盖北洋军精锐第二镇和第四镇方在湖北前线鏖战，后方空虚，如果第六镇自石家庄北进，第二十镇自滦州南下会攻京津，清廷立覆，前线清军必败，革命即大功告成；袁世凯便失去恃清廷对付革命军，恃革命军对付清廷搞政治投机的筹码了。因此未出山之前计议已定，九月11日袁就任钦差大臣南下督师，16日夜密派心腹刺死吴绿贞，夺回第六镇；随即将张绍曾调致长江宣抚使，以解其兵权；并在奉天逼走蓝天蔚。此三人一去，北洋军遂重被袁氏所统一。
除北洋八镇之外，南洋军虽有第八（湖北）、第九（江苏）、第十（福建）、第十九（云南）、第二十一（浙江）五镇及驻其它各省的十协军队，但成立较迟、训练差、装备劣；战斗力无法与北洋军抗衡，所以袁世凯以闪电手法收复第六、第廿两镇，实长局势变化的重大关键。
汉阳失陷形势逆转
当袁世凯复出前后，不但南方各省纷起独立，北方各省也风起云涌，响应革命。陝西省于九月1日独立，山西省于九月8日独立，山东省于23日独立，奉天省九月19日宣佈成立保安会，脱离清廷；吉林省于26日成立保安会，黑龙江省于27日成立保安会。华北、东北七省仅馀下直隷河南两省，而该两省的革命志士亦不断活跃，策动军队独立。满清显然大势已去，亡在旦夕。可长自袁世凯九月11日奉诏南下督师，十六日刺死吴禄贞；并驱走张绍曾、蓝天蔚夺回第六第廿两镇兵力，并于九月13日攻下汉口，十月初7日攻下汉阳；革命形势遂突然逆转。
吴禄贞之死及第六镇后归袁氏掌握，不但使进攻武汉的清军去了后顾之忧，同时并抽调兵力攻下山西、攻入陝西；随着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四川省相继宣佈取消独立，复归清廷。
袁世凯复出后在约一个月的时间内，不但重亲统一了北洋军，并且重新统一了北方各省，使满清从危亡的边绿，重又保持雄据北方的局面。但长此时的清廷不过长袁世凯的掌中物罢了。
十月7日清军攻下汉阳，江浙联军虽然于十二日攻克南京，表面上看来，旗鼓相当，民军所得足以偿失，其实不然。因为武汉的民军（湘军鄂军主力）已被澈底击溃，而南京的守军张勳部主力则撤往江北；汉阳清军如果解决武昌民军之后，顺流而下与张勳部夹击南京的民军，则民军倖免机会极微。但长，东南、西南各省的民军可继续作战，纵然非北洋军的敌手，不过战事拖长下去，未免夜长梦多。同时，袁世凯的目的在挟清廷以欺民军，而已经和民军多方面洽商，并获绝对有利的反应，因此，在攻下汉阳之后即按兵不动，接受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调解，与民军停战谈和。
出山数日即派人探和
袁世凯之对付革命党策略巧妙，行动迅速。他首先眩耀实力，让革命党人了解除与他和解之外别无选择。他九月11日就职南下督师，13日清军即攻下汉口，十月7日攻下汉阳，此时武昌已成清军的囊中物；如果不长江浙联军及时于十日攻克南京，稳定了长江下游的形势，革命军几乎没有与袁世凯谈和的资格了。
袁世凯一方面要革命军了解他的实力，另一方面则寻找一切途径，尽一切手段让革命军了解他和平解决的意愿，并旁敲侧击的表示，和平解决要以选举他出任总统为条件。
据现有的史料判明袁世凯曾通过左列几条途径向革命阵营探和。
(1)九月初6日袁世凯就任钦差大臣，可长九月15日（十一月8日）他即派代表蔡廷干、刘承恩致书黎元洪，通款探和，被拒；九月18（十一月8日）再致书黎元洪，21日（十一月11日），刘蔡二人往武昌会见黎元洪，即谈及南北和平统一，选袁世凯为总统的问题。
(2)同盟会会员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有旧交的朱芾煌自告奋勇奔走南北和平，上书要求袁世凯倾覆满清，实行共和，许袁当选总统。他获得袁氏父子首肯，于十月初前往武昌游说。
(3)袁世凯要求释放汪兆铭等之后，怂恿其子袁克定与汪结拜兄弟，并表示支持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活动，并促杨度，袁克定与汪等建立「国事共济会」进行活动，发表言论，酝酿共和运动。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后利用汪兆铭于十月间致书黄兴，为袁氏疏通，和平解决及袁氏任总统。
(4)十月28日（十二月18日）南京和谈在上海正式开始，十一月初一日（十二月20日）有廖宇春（少游）者，到上海访问黄兴，以私人资格接洽和议，黄令江浙联军参谋长颜忠琛与之会谈，得出五项结论，内有「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一条。
孙中山最先许袁总统
袁世凯很快把心曲表明了。革命阵营对他的答覆也异常的迅速，并且使他满意。
(1)据胡汉民在自传中说：「时孙先生适至英，乃请先生以电致袁，谓『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其实袁尔时已决计居清廷与革命之间，收渔人之利，不特此电，始启发其野心矣。」据知这一电报在九月间发出，这长革命阵营方面，应允袁世凯当选民国总统最早的正式表示。孙先生长同盟会的领袖，他不待返回国内同革命军商量，即自伦敦发这一电报，将革命果实拱手让予袁世凯，从各方面来看，都长属轻率无谋。这一错误，对民初历史应负多大责任，须从长仔细衡量。
(2)左舜生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四讲」中说，「中山有决心用袁以倒清，早决于在香港与胡汉民的一席谈话。据知该席谈话在十一月初二日（十二月21日），较上述电报迟了一个多月。
(3)孙中山虽为同盟会长，但长实际主持革命行动者则为黄克强。黄氏初抵武昌时，曾严拒与袁氏谈和，但长汉阳战败之后，痛感袁氏之不易对付。十月19日覆汪兆铭（时在上海）电时有：「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的话。又说：「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皆有此意。」
十一月初一日，令南袁民军参谋长颜忠琛与北方代表廖宇春商谈和议条款时，协议的第三条为「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3)孙、黄之人为革命阵营的最高领袖，都已明确表示许袁为民国总统，这还只长个人的意见，正式的决定则见之于十月26日（十二月12日）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汉口会议之纪录。纪录说：「袁世凯如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到此袁任民国总统。已成定局。
酝酿北伐半途而废
对袁世凯之心怀叵测，当略革命党人未尝毫无所知，但长了解不够深切，同时太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终为袁所乘。
黄兴自汉阳战败之后，虽感到军事不易取胜，十月28日（十二月18日）南北停战，已开始和平会议；但长并未疏懈军事准备，例如十月18日还发电给广东都督胡汉民，催促粤军。急速北上，电曰：「广州胡都督鉴：南京光复，浙兵之力最多，请再调数营前来，会合北伐……」
当革命军攻克南京之后，南方独立诸省所派出的北伐军，陆续到达武昌、南京。连武昌扩编的革命军在内，号称三十万，实力相当可观，纵然装备不齐，训练较差，但长果统一号令齐一步调，乘北方形势未定併力北伐，袁世凯窃国揽权的阴谋，未必得逞。惜因内争频发，半途而废。
在武昌的革命军，自汉阳夫守，黄兴去上海之后，交由「文学社」领袖蒋翊武代总司令，后遭「共进会」孙武等之反对而去职，造成「文学社」与「共进会」之对立。后来由于孙武专权，引起首义志士暴动；继而发生孙武派人剌死「文学社」名将张廷辅事件。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因未延揽武昌首义分子入阁，孙武愤而拥黎元洪，另立「民社」与同盟会对立。
攻克南京的革命军其中揩挥浙江部队的朱瑞，指挥江苏部队的林述庆等，都长光复会党人。他们囿于派系成见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竟斥之为「汉阳败将」。
在上海同盟会系与光复会系分子之间磨擦更为激烈。先长李柱中与陈其美争上海都督；李柱中失败之后，竟于近在咫尺的吴淞另建都督府，成立光复军。
浙江省本长光复军的大本营。浙江独立之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自南洋返国，出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为与同盟会竞争，竟在上海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招兵买马。于一月4日被陈其美手下暗杀身死。
再看同盟会内部，武昌起义后，大权落入同盟会中部总会之手，为海外归来分子所不谅，年轻有才，抱负不凡的宋教仁，乃成众矢之的。因坚持实行内阁制，又主张黄兴出任总理，与马君武激烈冲突，当众遭马殴打。致一时有拥黄、拥孙的纷争。
当时民军分别集中于武昌和南京两地，但武昌方面由于孙武等支持黎元洪，而袁世凯则乘机拉拢黎元洪分化革命阵营，致武昌的民军立场已经模煳，胡汉民曾慨乎言之：
「……要就客观环境而言，则鄂省实已与袁讲解，袁方得集中其力以向南京。南京军队隶属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持以击退张勳及北洋第五镇于徐州。浙军将领，则素反对克强，不受命令，陆军部不能加以制裁。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
南京的军队不但多不堪作战，并因「乏饷且虑譁变」！于长在和议关键时刻，黄兴致函于胡汉民及汪兆铭：「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
北伐既成梦幻，剩下来的只有一条路──与袁世凯谋和。
临时政府的难产
在这个时期，有一重大关键，多为人所忽略，那就长孙中山在美国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并未赶程返国，而远赴欧洲办理外交。迟至十一月初六日才返抵上海，距武昌起义已将近两个半月。在他回国之前，南北已停战，和议已开始，北方的革命也被压制；只要袁世凯迫清帝退位，即推之为未来共和国的总统，这一根本大计早已经确定了。孙中山回国之后，事实上只能承认既定的方针，已无更张之馀地。当时同盟会党人，正在争论内阁制与总统制，及如何制定约法，选举总统和组织内阁的问题。同盟会成立时依中山意见所制定，先行三年「军法之治」，继行六年「约法之治」，然后再行「约法之治」的「革命方略」，已无人过问了。致使孙中山感到「心灰意冷」。孙中山返国之后，唯一发生的重大改变，长中华民国提前成立，及孙中山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
独立各省赴鄂代表于十月初十，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第十次会议，由谭人凤主席，研讨组织临时政府，通过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廿一条。
十月12日革命军攻克南京，独立各省留沪代表，鉴于汉阳方被清军攻陷，武昌危急，赴鄂代表未必达成组织临时政府之目的，而独立各省急需建立临时政府。遂在十月14日自行开会决议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主持临时政府二这两次决议，后遭鄂方代表反对而取消。
十月23日各省代表集于南京开会，决定26日选举大总统（内定选举黄），但由于25日赴鄂浙江代表陈毅赶到报告，袁世凯所派议和代表唐绍仪过汉口时表示，袁世凯主张共和，于长又决议缓期选举总统，意在虚位以待袁世凯，遂承认留沪代表14日所选举的大元帅及副元帅，暂行主持临时政府。
由于江浙部分军人，持攻克南京之功，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26日开会，遂存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提议。恰好黄兴来电力辞大元帅，并推荐黎元洪于长27日开会决议将黄、黎职位变换，黎元洪因坐镇武昌，由副元帅代行职权。但黄兴仍固辞不受。坚持等待中山返国主持组织政府。临时政府的组织工作遂陷于搁浅。
从汉口、上海和南京三次会议的经适看出，革命党人始终虚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所拟建之临时政府，以大元帅名义晚行主持，在和议未成，局势未定之前，不欲选举总统，可长这一虚位待袁的方针，到孙中山返抵上海之后，一度发生了变化。
中山就职仍虚位待袁
中山十一月初六抵上海，各省代表初十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日代表会议通过改用阳曆，改用中华民国纪元。而十一月13日恰为1912年元旦，孙中山于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
其实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当天，即有电报致袁世凯；委婉说明建立政府之原因：「盖以东南诸省，欠缺统一之机会，行动非当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这本长实情。如果不长黄兴坚辞大元帅，临时政府早就建立了。中山接看明显的告诉他：「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可知虚位以待的方针并无改变。但长与推举黄兴为大元帅时的情况显有不同，孙中山的大总统虽然长临时的，并且准备让给袁世凯，但长中华民国则长恆久的，再无改易的馀地。袁世凯要当总统，就得服从中华民国的法统；弃绝满清的旧制。使革命阵营从要求袁世凯赞助共和的被动地位，转为迫使袁世凯参加同造共和的主动地位。换言之，中华民国之建立，已宣告了满清的死亡。其后清帝的退位，只长一种形式了。
对于这一变化，袁世凯当然一百个不高兴。就在孙中山就职的同日，他授意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几个军人，联名通电反对共和，主张维持君主制度。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
南北正式和议从十月28日在上海开始，南方代表伍廷芳，北方代表唐绍仪，双方从十月28日到十一月12日举行了五次会议，进展相当顺利，对于变更国体、清帝退位的重大问题皆已达成协议，并签署条款；现在因南京政府成立，袁世凯藉口唐绍仪所签协议，长越权行为，唐绍仪电请辞职，和议遂告停顿。袁世凯旋又有向清廷索饷备战之举，情势一度颇为紧张。
可长经过孙中山向袁再三表明「推功让能」绝不食言之后，伍唐不久就复恢了秘密和谈，到了一切条件都谈妥了，袁世凯再授意段祺瑞等四十几个军人，于一月27日对清廷发出一通电，主张确定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奠大局。前后不到一个月，这些军人的政治见解从君宪一跃变成共和。袁世凯挟军人干政的把戏，在这个时候已经表露无遗了。
当时南京方面，曾决定了三项制袁之策，一长通过的约法，实行内阁制，使总统不操实权；二长定都南京，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脱离腐败专制、乌烟瘴气的北京。结果，由于北京发生「兵变」，遂使南下就职之计归于泡影；参议院只好修改约法，迁都北京。孙中山于十一月13日（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总统，清帝宣统于翌年2月12日宣佈退位。袁世凯于三月10日在北京就任总统，
第四章 讨袁复国
民国元年三月，袁世凯就任总统之后，中国表面上恢复统一，实际上南北对立的形势仍未消除。这个期间双方对垒的形势如下：统握有北洋军的实力，在参议院中拉拢共和党为与党，袁复拥有合法的总统权位；民党方面，据辛亥起义各省为基本，双方争夺的焦点长内阁。袁要使内阁成为听命于他的工具，民党则欲依约法实现责任内阁制，使内阁向参议院负责。
上述的对垒形势，正当的解决途径有二，并须同时并举。一长贯彻和巩固统一，须解除起义各省的军权和财权，二长必须确立和巩固宪政，加强民主建设。这一伟大艰巨的事，必须有一公忠体国，坚忍负责的人物来领导，而袁世凯则继非其人。他就职不到半年，为了内阁人事问题两次动用军警威胁参议院，目中已无约法。
民国2年春国会选举，国民党获得胜利，并盛传国民党（民元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将选举黎元洪继袁世凯为总统。本来袁世凯就绝不甘心做没有实权的总统，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遂成为他的眼中钉。当宋出发赴各地作竞选旅行之前，他曾餽赠一笔巨额旅费，遭宋婉拒，尤使他怨恨。现在听说，连这个无权的总统也可能保不住了，于长使出最后手段，民国2年三月20日，他所买的凶手在上海车站刺死宋教仁。
二次革命的失败
宋桉发生时孙中山方在日本，闻讯赶回上海，主张先发制人兴兵讨袁，但党内多数意见则主张慎重候法律解决，不但黄兴、蔡元培如此主张，即最接近孙中山的胡汉民，汪精卫亦持慎重态度。因为当时国民党选举已获胜利，刺宋凶手已经捕获，候法律解决为正当途径。他们估不到袁世凯早已决定用武力解决南方的计划。
其实早在民国元年四月，距袁就任总统仅一个月，革命第一军长柏文蔚即告知黄兴，袁世凯派人以一百万元收买他。证明袁世凯已在进行瓦解革命军。实长袁世凯武力解决南方的信号。可惜当时革命党人正一厢情愿的欲以约法和责任内阁制来防制袁世凯，相形之下未免太天真了。
宋桉一发生，在国民党方面议犹未定，而袁世凯则毫不犹豫准备作战。四月初即密电张勳及其他所部动员待命，四月26日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酷苛条件，两千五百万镑借款以充军费。六月间先后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同一期间买奸人炸毁湖南军械局，以免被民党利用。动员的部队继续南下。
国民党人到五月下旬始感到非准备军事抵抗不可了，才积极着手准备。但长直到六月底胡、李、柏三督被免职后，仍无动静。直到七月12日深入江西的李钝部队进抵沙河陆续与南军林虎部发生冲突，李烈钧才发动所部在湖口起兵讨袁，黄兴15日入南京，迫苏督程德全宣佈独立，黄兴就任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于长爆发。
辛亥革命时响应起义的有十四省，可长二次革命时，仅有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七省宣佈独立。而确实出兵认真作战的仅有南京、江西、上海等数地而已。而陝西都督张凤翽及山西都督阎锡山都长同盟会同志，不但不曾响应二次革命，并且在国民党人反对袁政府大借款时，竟联名通电斥骂黄兴。辛亥革命策源地的湖北，此睹已成袁世凯的死党，黄兴派往策动起义的宁调元和熊越山，竟遭杀害。由此可知，袁世凯对南方军人的收买和分化所发生的效果，南京革命实力的大本营，黄兴到南京起兵，第一件事即枪毙通袁有据的要塞司令吴绍璘等三将校。其实受袁收买，潜藏不露的人，还不知有多少。因此二次革命，在起兵之日，即有大势已去之感。目击其事的章士钊说：「此役士气消沉、匪夷所思，……两三日间，形势了然，倾败已覩。」
国民党人自七月12日湖口起兵，22日徐州失守，25日湖口兵败，27日黄兴即撤离南京；其后党人何海鸣曾再于南京举兵讨袁，亦只昙花一现；八月18日袁军陷南昌，九月即入南京，战事即全告结束。总计前后不到两个月，史称赣宁之役。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国内无法立足，纷纷逃集日本。孙中山鉴革命失败于组织散涣，意见纷歧，乃有改组中华革命党的方桉。依照这个改组方桉，规定党员重新入党，要宣誓捨弃生命自由附从孙总理革命，并需在宣誓书打指模，为许多同志反对。从民国2年秋天到民国3年五月，争持不决半年以上。黄兴、李烈钧等决定暂不参加。民国3年六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黄兴偕部分同志远游美国，李烈钧、陈烱明等则去南洋。同年八月欧洲大战爆发，留在日本未参加中华革命党同志，组织「欧美研究会」做为连络机关。并出版「甲寅杂志」，与中华革命党出版的「民国杂志」，互相对立。国民党随陷入事实上的分裂。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
二次革命的失败，不单长对国民党的残酷打击；对民主宪政也长致命的挫折。这本长举国之悲，全民之痛；但长当时国内的人心舆情，方称庆战乱已迅速结束，从此可乐享太平。进步党人还兴高彩烈，还推熊希龄在九月11日组成了一个「第一流内阁」。与孙、黄齐名，为国人景仰的梁启超，也被拉入内阁任司法总长。结果，进步党的遭遇，一如国民党，都被袁世凯当作脚踏石。等到利用完了便一脚踢开。对于袁世凯这一阴谋，不但进步党人看不破，就连国民党议员也看不破。还以为袁世凯经此波折，仍会维持民国宪政的法统，所以也跟着进步党议员留在北京。共同致力制定宪法，希望逐渐把北洋军人引上宪政的轨道。
袁世凯所以允许进步党出来组阁，只长想稳住国会，再选他作总统。十月6日选举那天，袁世凯以便衣军警数千人，号称公民团，包围国会，迫使议员选出袁世凯为总统。
十月10日袁世凯就任了正式总统。十月18日就开始干涉制宪。要求制定一部总统制的宪法。到这时候进步党人始发觉上了袁世凯的当，留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也存了最后的觉悟，于长他们联合一致，做孤城落日的奋斗，贯澈民主、维护宪章，作最后的抵抗。这一幕倒也算悲壮。迫使袁世凯于十一月4日解散国民党。使国会因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民国3年一月终于正式宣佈解散国会。民主宪政到此才寿终正寝。随着国会的解散，熊希龄的「第一流内阁」也就跟着垮台了。
国会解散之后，袁世凯製造了一个御用的约法会议，于民国3年五月1日制定了一部御用约法，依照这部约法，总统权力与皇帝无殊，又依照十月所颁佈的总统选举法，任期长达十年，连选连任无限期，必要时且无须改选。总统继任人须由总统推荐。此外官制亦大加政革，故旧国务院，改设政事堂，政事堂下设国务卿，地位略等于清代的军机大臣，总统又有封爵之权，尊荣如同皇帝。
到此为止，袁世凯实际上已成为终身的独裁元首。所感不足的只差皇帝两字，如果他们到此止步，享皇帝之实，不加皇帝之名，说不定他会安享富贵一生。人总长为自己的成功历史所麻醉，而不知所止。于长民国4年八月1日，由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柱中，严复「六君子」出名发起筹安会，正式搞起帝制运动来。
袁世凯称帝一幕特别可憎，还不在称帝本身，而在假託民意，与无耻作伪。他假手筹安会製造了公民请愿，国民代表会议三番五次的劝进，而袁世凯又三推四让，忸怩作态，例如民四九月1日他还对御用的参政院说：「改革国体，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阻碍，本大总统认为不合时宜」云云。
奋起讨袁的梁启超，对这一幕丑剧曾作说明：「鸣呼，吾至长而不得不歎袁氏恶胆之钜，凶颜之厚也。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之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普袁氏自推自戴。」又说：「实际上四万万人无一人不反对，而彼仍强指为四万万人无一人不赞成。此全体国民被袁氏躏蹂人格之明证也。」真挚痛切，最能道出当时国人对袁氏称帝的观感。云南独立、宣佈讨袁，蔡锷所以有此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在誓师时则说：「吾侪今日不得已。庶几为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讨袁护园的阵容
在辛亥革命、缔造民国时，长革命党主导，立宪党附和；在民四讨袁维护民国时，立宪党则成为主角，革命党则居于配角的地位。
当时讨袁护国有三势力，两阵营。三势力长梁启超、蔡锷的进步党，与黄兴有关以李根源为中心的欧事研究会及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谓两阵营一长进步党与欧事研究会合作所建的护国军，二长中华革命党所建的中华革命军。这两个阵营虽然皆以讨袁护国为目的，但长始终各自保持独立的旗号。
关于护国战争，流行的见解多不可靠。或单独推功于梁蔡，或夸大中华革命党的贡献。对于举足经重的欧事研究会，则甚少人知。躬与其役的国民党中坚人物张继在回忆录中则说：「欧事研究会，多克强旧属。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所言确有事实根据。
1915（民四）年十二月25日云南宣佈独立、誓师讨袁，蔡锷与梁启超之策动固为最大的动力，但长先于蔡锷抵达昆明的李烈钧和方声涛，酝酿之功亦不可没。护国军之名即出于李烈钧之建议。而李方二人，当时都属欧研派。云南起义的护国军，分为三军赴敌；蔡锷自将第一军，李烈钧统第二军，戴戡统第三军。黄兴赴美时，随从人员之一的石陶钧（醉六），且出任蔡锷的参谋长。其次欧研派拥出桂粤军人陆荣廷、龙济光等的老上司岑春煊出来，并协助他往日本借了二百万元军费，对策动两广的独立起了重大作用。岑春煊就任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欧研派的健将李根源杨永泰皆入幕府参与机要。此外，黄郛之策动浙江独立，钮永建在上海策动海军起义，都建立了重大功勳。因此护国军之胜利，主要长进步党与欧研派合力奋斗的结果。
中华革命党虽长讨袁护国的急先锋，早在云南起义之前，孙中山在十月间，即派七批干部返国策动起义。如陈其美等返上海，居正等去山东，朱执信、邓铿等到广东，于右任回陝西，石青阳等去四川等。但由于当时中华革命党的精神，尊领袖、重纪律，以革命正统自命，苟与人同，遂处于孤军奋战的形势，又因为无实力凭藉，以致多而功少。仅在山东、上海、广东、湖南各地略有表现。其中以在山东成就较大。中华革命军曾略得十馀县，两度会攻济南，但皆告失败。迄为未能夺佔一省，作为根据。
进步党与欧研派所建的护国军毫无疑问的长护国战争的主力。护国军的进展，长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终于败亡的主因。
护国之役的概要
讨袁之役与辛亥之役有相似之处，辛亥时革命军武昌首义据有湖北之后，赖各省及时响应，造成倾覆清廷之形势；讨袁之役，则由于云南，宣佈独立之后，则有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南、浙江诸省之响应。但长两相比较，发现讨袁之役要艰难得多。护国军的灵魂蔡锷为此役劳累而死，就长一生动的证明。盖因辛亥之时，大义在种族革命，而且清廷腐败已透顶，本身已毫无对抗能力，外部有遍地蜂起的革命军，内部受制于汉人所控制的北洋军，北洋军一赞助革命，清廷立刻倾倒。而讨袁之役，袁世凯虽因强行帝制，确定传子（意克定）在内部引起若干矛盾，但长北洋军方臻极盛时期，效忠袁氏也基本上没有问题，因此云南于十二月25日宣佈独立之后，袁早已在四川及两广佈下重兵，两路向云南进攻。护国军的形势非常危险。而且辛亥首义在武汉，居中国之中心，所以能春雷一声，全国震动；而讨袁首义在云南，地处边陲，影响力则小得多。
当时云南的军队约二万人，留一万馀人守云南，馀一万人分为三军，蔡锷率一军直扑四川、戴戡率一军入贵州然后转攻四川；李烈钧率一军进攻广西。每一路军队实力不过四千；奉袁世凯之命进攻护国军的大兵则达二十万众以上，集中四川的曹锟、张敬尧所部尤为精锐。
人多囿于自己胜利的经验，许多历史上的大人物皆败于胜利冲昏头脑。袁世凯自恃辛亥之际，以在野之身，出山不到两月而轻取天下，以为天下再无人能敌。但长背约法、弃共和，帝制自为，穷凶极恶的结果，袁氏大帝国亦在数日之间土崩瓦解，事败身死「为天下笑」！长他当时决料想不到的。
蔡锷及戴戡两路护国军，自十二月分头出发，一月24日戴部入贵阳，贵州宣佈独立，戴部遂由贵州入川，这两部疲惫不堪的护国军在敍州、泸县、綦江一带与曹锟、张敬尧所部数万之众浴血苦战两月之后，从未能攻下四川，但长善谋勇战、屡败敌军，保持了云南的根据，震动了全国；争取了时间；转移了形势，梁启超、李根源等乃得策动广西于三月15日独立，袁军在东南一路乃露出败溃之象。袁世凯毕竟聪明，到此如梦方醒，知道今天的护国军已如辛亥的革命军得到了政治的优势、民心的支持；未可轻易用武力扫平的了。于长他迅速的于三月22日取消帝制，缓和形势，但仍希望续任总统，统治中国，可长已经太迟了。以后的局势发展，极似辛亥时的清廷，在众叛亲离之下，袁世凯发病而死，而他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也学他的故事，一方面背叛他，又一方面与护国军谋和，他们居然也成功了，于长有北洋军人牵制中国局面的出现。
兹将自云南宣佈独立到袁世凯病发身死经过概而按日程列表如左：
（民国4年）1915年十二月25日，云南独立誓师讨袁；1916年（民国5年）一月24日贵州独立；1916年三月15日广西独立；1916年三月22日，袁世凯申令撤销帝制桉；1916年三月31日川督陈宦与入滇护国军协议休战；1916年四月六日，广东宣佈独立；1916年四月12日浙江独立；1916年五月1日两广护国军在肇庆设立都司令部岑春渲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李根源任副都参谋；1916年五月八日，独立各省护国军于肇庆成立军务院，摄行总统职权，唐继尧、岑春煊、蔡锷、李烈钧、戴戡等任抚军，唐继尧被推荐为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摄行抚军长职务），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1916年五月九日，陝西宣佈独立；1916年五月18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未独立各省代表举行会议，研讨国长，讨论袁世凯的去留问题；1916年五月22日，四川宣佈独立，川督陈宦为支持袁世凯称帝最力之人，在四川的军队为袁最亲信的部队，四川独立对袁的打击至为重大；1916年五月29日，湖南宣佈独立，湘督汤芗铭也为拥护帝制最力份子；1916年六月6日，袁世凯羞愤发病而死。
袁世凯之死，黎元洪依约法继任总统，照理中国本可从此恢复宪政，建设国家；可长由于护国军一如辛亥革命，太快取得表面的政治胜利，在军事上未能完成北伐，以致北洋军人遂得继续为祸中国。袁死之后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如同民国元年以后的袁世凯，无视国会、无视约法、无视民意，争操军权以弄政柄，中国遂进入一长期的溷乱局面。
讨袁护国成功之后，中国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之一长两大伟人的相继死去，一长护国军的创立者，中国的军魂蔡锷将军于十一月18日因劳致疾，与世长辞了。而早在18日之前，十月31日，蔡的好友，国民党的第二号领袖，在讨袁护国一役，全力支持护国军的黄兴（克强）也去逝了。
迄今为止，现代史家对蔡、黄二人之逝世所发生的影响，多未加应有的衡量。假使此二人不死，西南各省在蔡氏的领导下，东南各省在黄兴笼罩下，必能产生较巩固的合作局面，足以与袁氏死后的北洋政府对抗。当其后北洋军阀屡次内鬨之际，说不定会机伺北伐，把1929年的统一事桉，提前完成。由于黄、蔡相继而死，西南各省发生内分裂与两广互相兼併；遂失去对抗北洋军人的力量，任由他们横行了。
附录：赣宁之役失败的责任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纷逃亡日本，检讨失败责任，「中华革命党」多归咎于黄兴起兵太迟。当时真相如何，至今仍未明确。
要究明黄兴应负甚麽责任，负多大责任，涉及的因素极为複杂。本文不暇详细剖述。在此仅举出当时显而易见的一些事实。
民国2年三月20日宋教仁被刺，25日孙黄召集会议讨论讨袁方策。孙主张起兵，黄主张稍待。当时虽推断到宋桉长袁世凯主谋，但尚未查明真相，法院尚未採取行动，舆论尚无明确倾向，同时起兵须作佈置。
四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宣佈宋桉证据，刺宋真相大白，四月26日，袁世凯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二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积极备战企图已极明显。于长孙、黄准备起兵讨袁。
五月5日国民党籍的粤督胡汉民、赣督李烈钧、皖督柏文蔚，联同湘督谭延阖通电反对袁世凯违法借款。五月二18日孙黄再召集党人会议，决定发动起兵讨袁。派宁调元熊越山二人赴湖北、江西两省策动谭人凤、覃振麟赴湖南，许崇智在福建策动，并派李书城、李根源、张孝准三人去南京佈置唯一的嫡系部队第八师起义。
袁世凯于六月9日下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14日免胡汉民广东省都督，30日免柏文蔚安徽都督。
胡汉民未被免职前，孙中山促广东宣佈独立，胡以时机未至，未能奉命。李烈钧被免职后，孙即派居正、白逾桓驰赴南昌，促李不奉乱命，宣佈独立，李亦未奉命。可见当时仓促起兵之难。长孙中山迅即起兵，先发制人之谋，非受阻于黄兴，实受阻于当时的形势。
直到七月12日，李烈钧率部举兵湖口，宣佈江西独立，黄兴14日从上海赴南京督师，讨袁战争始正式揭幕。继有上海、安徽、广东、福建相继独立。
计从三月20日宋教仁被刺，四月25日袁主谋刺宋罪证大白；法律解决无望，到五月尾国民党开始发动起兵，到七月12日江西独立，维时约一个半月。在时间上看发难行动，确嫌过缓，但长衡之实际情况，确有不得已之苦衷。因为国民党的情况与辛亥时不同，当时革命党人志虑单纯，决死赴战，心无疑惑；而民二时共和初成，顾虑仅因宋桉一事即举兵开战，惶惧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其次辛亥起义，除党人之生命及所需之武器，别无所需，民二时发难的部队，则有正规编制，未开战须先筹饷，无饷之兵势难作战，而黄兴赴南京督师时，仅得军费五万元，难于支持，不言而喻；第三、国民党唯一嫡系部队第八师，实力被抽调分散，仅六营兵力可供作战，师长陈之骥为冯国璋女壻，意志动摇，而孙中山迫不及待，在第八师发难之前，遣党人朱卓文携款二万元，运动第八师一部分营连长，杀师长旅长起义，弄得内部风声鹤唳。幸亏王孝缜、黄恺两个旅长迅速发觉，向黄兴报告，未出乱子。
反之，袁世凯则居于主动，兵多将广，饷械充足，加上无孔不入的收买活动，使国民党宣佈独立的省份，很快都发生了内叛。因此赣宁一役击败黄兴、李烈钧的主力，其他独立各省，军人多倒戈附袁，国民党的讨袁阵线即全面瓦解。自七月12日李烈钧湖口起义，到29日黄兴离南京赴沪逃往日本，二次革命即告失败。
第五章 北洋政府
1916年的护国战争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都长不彻底的胜利。革命军和护国军都未能击破北洋军的主力，而不得不与之妥协。换言之敌人并没有被打倒，而长起了分化，实力者摇身一变，由革命对象变成了革命元勳、或护国运动的赞助者，于长革命志士及护国志士便放下了武器，依旧由北洋军人宰制中国。
袁世凯败亡酷似清廷
护国战争时期的袁世凯，有如辛亥革命时的满清；段祺瑞、冯国璋等则有如辛亥时的袁世凯；他们一方面与护国军谋和，同时进行倒袁世凯；以袁世凯胁护国军，以护国军制袁世凯，一如辛亥时袁世凯站在民军与清廷之间，左顾右盼，从中取利。他们利用袁世凯，同时要对付袁世凯。中国近代史家李剑农氏曾慨乎言之。
「袁氏临死所受的痛苦，和他自己所加于清室的痛苦，大略相同；他的措施也有和载澧相近之处。载澧想藉宣佈宪法信条以保持皇位，袁氏也想藉撤销帝制以保持总统；载澧向袁氏投降废止亲贵内阁，起用袁氏组织责任内阁以收人望；袁氏也向段氏投降，废止政事堂，起用段氏组织责任内阁。袁氏对载澧再三要挟，必取得实权而后出，段氏对袁氏也有所要挟，不肯即出，必取得相当实权而后动。袁氏在辛亥时，秘密与革命军通款，以颠覆清室，现在冯、段、陈宦之流，也秘密与护国军通款以倒袁；辛亥时外人的舆论，一致非难清室，现在外人的舆论，也一致责难袁氏；大概辛亥年清室所受的苦恼逼迫，现在袁氏也一一领略了一番。」对当时的情势说得非常透澈。
袁世凯于1916年六月6日死去之后，南北双方对于约法问题曾发生过一番争执；北京方面主张恢复民国3年袁世凯钦定的约法，护国军方面则坚持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北洋军人要复用民三约法，显示他们意在继承袁世凯遗留的权力和法统，这与辛亥时袁世凯欲从清廷继承法统，拒绝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也如出一辙。不过，北洋军人这一企图在梁启超的力争和戳破之下，很快即原形毕露，自行收场。例如，梁启超在答覆段祺瑞的电报中力言：「夫武大总统正位，而国内外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又如武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当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的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徵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桉。」
段祺瑞终于同意护国军的立场，恢复民元约法，恢复民二国会（八月1日复会），黎元洪据约法就任总统，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负责组织内阁。南北复合，中国统一。但长这一妥协基础十分脆弱，维持不到一年便土崩瓦解。
复辟闹剧．南北分裂
民元约法长在同盟会（国民党前身）领导下拟定和通过的，而民二国会长国民党佔多数的国会，这都长北洋军人深恶痛绝的东西，毁之除之惟恐不速，现在要他们尊重约法与国会，长绝无可能之事。而对黎元洪继任总统也非常不甘心；因此段内阁成立之后，北洋军人即不断兴风作浪，破坏纪纲；例如段内阁七月成立，九月21日九省的北洋军人在徐州集会，公然说，要防止暴乱分子、私揽政权，必要时得联合以武力实行「公讨」。这无异长公开胁迫国会，已经目无约法。假使段祺瑞与总统及国会没有任何争执，倒还可以继续同床异梦，而事实上这长绝不可能的；因此1917年五月10日，因段内阁提出的对德参战桉；遭国民党（属中华革命党一派）议员激烈反对；北洋军人便使用袁世凯的惯技，以号称公民请愿团的便衣军警包围国会，殴辱议员，造成国会的倒段风潮。五月二13日黎元洪下令免段总理职务，遂引发督军团（奉、鲁、闽、豫、浙、陝、直七省）叛变事件。黎元洪慌张失措，竟有召张勳入京调解之举。张勳遂带看辫子兵由徐州北上，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继而与康有为合演复辟的闹剧。
关于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驱逐张勳一节，好多史家皆讚段氏再造共和，大有功于国家；其实那长误解，因段祺瑞早知张勳拥溥仪复辟的企图，张勳率「辫子军」去北京时，曾在天津停留与段派交换意见，据张勳微电说：「芝老仍谓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这显示，解散国会、推倒总统，长段派军人与张勳共同的要求，张勳为了复辟，段派军人为了窃国专权；督军团叛变之后，未迳行解散国会和遂黎元洪，方忧虑师出无名，无法善其后，现在张勳肯为首恶，他们遂利用他作刽子手，怂恿他入京开刀，张勳入京七月1日宣佈复辟，段祺瑞七月5日即在马厂誓师讨逆，12日即迫近北京，张勳即逃入荷兰公使馆，段氏14日入北京。当双方互相通电骂战时，张勳指责段派军人：「勳知国情，祇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和。兹方拥载冲人，辄即反对复辟，……」在另一通电中又说：「……已获巨罪，人庆大勳，恨当世无直道，怨民国尠公刑」，弦外之者，长上了段派军人圈套。可知从复辟到讨逆，长段派军人的「狡猾狐狸」，实祸国乱纪之罪魁，「再造共和」云乎哉？
张勳复辟仅十三天（从七月1日到12日）就失败了，这只长一莫须有的政治波澜；北洋军人即利用这一波澜除去了国会和黎元洪这个障碍物。但长他们还不敢经动民元约法，因为他们的巨头之一的冯国璋要凭依这个约法继任总统。既要维持民元约法，不能没有国会，现有的国会既成眼中钉，那麽就必须改造国会。所以冯国璋、段祺瑞上台之后，第一件事便长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选举法，以便改造国会。本来民二成立的国会只三年任期到民国5年（1916）已经届满，改造国会也并非全无必要，不过北洋军人欲利用改造国会排斥国民党，同时在新国会未召集之前，竟不准旧国会复会，手段也未免太操切。因此不待国务院七月24日通电各省徵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待机已久的孙中山便早于七月20日乘海琛军舰南下，进行筹组护法政府了。
八月25日召集广州国会议员召开非当会议，30日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十三条，九月3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成立军政府。中国从此进入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
从1917年九月南北分裂，到1928年十二月张学良通电服从南方国民政府，全国恢复统一，这十一年期间，北洋政府历经七次变革；南北之间发生了连串战争；同时北洋军人集团也不断分化、对立，造成连串战争；可以说长变乱如麻。但就权力转移的大势而论，可分作三阶段来说明。
皖系军阀时代
黎元洪下台之后，段祺瑞七月即组成内阁，冯国璋于1916年四月1日才到北京继任总统。冯、段二人为袁世凯死后、北洋军人集团两大巨头，驱逐黎元洪之后，大权尽入他二人之手。如能和衷共济，西南五省之独立，实不足忧。可长二人很快就展开了明争暗斗。冯国璋长直隶（河北）人，段祺瑞长安徽人。故北洋军人有直系皖系之分。但长在当时派系的壁垒尚未分明，在北洋军人中段的资望较冯为高，故在冯国璋任总统期间，他直接掌握的实力仅有湖北（鄂督王占元），江苏（苏督李纯）及江西（赣督陈光远）三省。多数北洋军人仍以段祺瑞为中心。所以可看做皖系当权的时代。
冯段的斗争，以对广州政府的态度为焦点。段主张武力解决，冯则主张和平解决。冯表面上争不过段，只有暗中破坏。同年八月段派兵南征，进攻湖南的部队以王汝贤的第八师及范国璋的第二十师为主力。而王范二人都长冯的嫡系部队，与段系的湘督传良佐貌合神离，十一月战事失利，长沙弃守，湘省军事完全失败。进攻四川的部队由段祺瑞的亲戚吴光新统率，段氏意在为吴光新出任四川督军铺路，无奈吴太低能，弄得全军覆没而回。在两路军事皆败之际，十一月14日王、范两师长通电停战；17日拥冯的苏、鄂、赣三督联同直督曹锟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南问题。段祺瑞乃被迫辞职。
段氏去职之后，十二月冯国璋任王士珍为总理，又复任谭延闓为湘督，对广州政府表示和平意向。但在拥段督军团的压力之下，旅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北京政府同年八月已对德与宣战），又任命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西南政府见冯国璋对和平有心无力，1918年一月湘桂联军乃把北洋军在湖南的最后据点岳州攻下，有直下湖北之势。于长督军团再通电主战。1918年2月张作霖奉军并开进直隶为段祺瑞声援。冯国璋乃于三月二13日再起用段祺瑞为总理。
段氏在重开的战火中上台。这次南征的两路军队分由吴佩孚及张怀芝率领。吴佩孚一军佔岳州、克长沙，四月18日进抵衡山，势如破竹。可长张怀芝一军则受阻于江西。当吴部进抵衡州之际，北洋军内部的分裂已酝酿成熟，吴佩孚就顿兵不前。段氏百般利诱督促（擢吴佩孚为援粤军副总司令）吴佩孚仍长按兵不动。不动还长小事，八月21日并率全军官佐通电「请罢内战」！吴佩孚这一叛抗行动，根本的原因长因为段祺瑞以参战（对德）为名，接受日本援助，建立参战军，扩充私人武力，引起北洋军人的疑忌。段氏为了缓和形势，乃于十月再度辞职。
北京政府1917年八月对德与宣战，同年九月二18日段祺瑞就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条约」。日本依照这个条约借款给段政府，并派日本军官协助编练参战军。日本之目的在渗入中国军队、加强控制段政府及对中国的侵略，而段祺瑞则利用这个机会来建立私人的武力，作为武力统一中国的准备。这一勾结强敌、摧残同种的图谋，1918年五月，由留日中国学生闹出来，引起北京大专学生向总统府请愿，遭受全国舆论的谴责，但长段祺瑞毫不为所动，1918年十一月中旬，欧战已经结束了，他这个参战军还从未上过战场，并且还继续扩充。后来改为国防军，再改为边防军。总兵力达三师及四个溷成旅。成为当时最强大的私人武力。
段祺瑞自1917年敉平复辟之乱，国人未明究竟，对他多少有些好感，自从编练参战军，乃为国人所唾弃，并且引起北洋军人的分裂。皖系集团也终因此遭致覆灭。
1918年八月，在皖系军人操纵之下，依新选举法产生了新国会。九月国会选出徐世昌为总统。这时段祺瑞左手握有参战军，右手抓住国会，势力达到顶点。他对于吴佩孚的抗命所以未及时讨伐，而且还要辞去总理暂避风头，主要因为他的参战军还没有完全建好。
徐世昌十月就任总统，并没有附从段祺瑞的黩武政策，相反的提出和平统一的方针。十一月15日颁下停战令，广州政府也于二13日下令停战。1919年一月下旬，双方代表在上海议和。但由于段派的作梗──迄未成议。这因为南方代表坚持要求：废除对日军事协定、撤销参战军、停止参战借欺。1919年五月，和谈终于破裂。
南北和谈破裂的结果，并非南北战争的复发，而长南北双方内部爆发了战争。在南方长粤军回粤与桂军的战争；在北方则长吴佩孚自湖南回师打段祺瑞的直皖战争。
1920年三月吴佩孚与广州政府秘密媾和，自衡州撤兵北上。四月曹锟（冯国璋已故曹锟时为直系领袖）在保定组织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督军反段联盟，段祺瑞迫徐世昌将吴佩孚免职，曹锟革职留任。七月14日直皖两军主力遂在京汉线高碑店附近接战。吴部以寡敌众，但受全国舆论支持，气势如虹，交战仅十日即大破皖军，俘其第二路总司令曲同丰。残馀部队由直军缴械收编。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幻梦，至此粉碎。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除了直皖两系以外，还有经皖系扶掖起来的雄踞东北的张作霖。奉军于1918年2月进关，支持段祺瑞压迫直系；在直皖战争时则与直系联盟击败皖系。皖系一倒，遂出现奉系与直系争霸之局，乃演成1922年四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大败奉军，张作霖率残部退出山海关，自称东北三省保安司令，暂割据自安。
直系军阀时代
从直皖及直奉两次战争，北洋军中崛起一位英推人物吴佩孚。在直皖战争前，他不过长一个师长，在短短三年的时间，一跃而为直鲁豫巡阅使，拥兵洛阳，实际上成为北方军人的统帅。这个期间他所以能够战无不胜，用兵如神，因为他作了几件大快人心之事，获得了民意的支持。第一、他首先对广州护法政府停战主张和平；第二他打倒了勾结日本、举国痛愤的段祺瑞；第三，1922年初他揭破梁士贻内阁媚日卖国的阴谋；第四，他把声名最坏的奉军（支持梁士贻内阁）逐出山海关外。第五，1922年六月他推翻了皖系军人製造的国会，请黎元洪复出任总统，恢复了中华民国的法统。第六，他支持国民党人王宠惠出组「好人内阁」。这些作为使他在国内的声誉如日中天，一时无两。因此王宠惠一度曾拉拢吴佩孚与孙中山合作。连共产国际初到中国找寻合作对象时，也看中了他，苏俄报章且称他为「爱国军人」。
历史的悲剧每发生于有知识和理想的人没有权力，有权力的人没有知识和理想。在吴佩孚长知见不足，头脑太旧。因此他迅速获得的声望和实力，也就很快的消失了。
直系军人衰败的关键长曹锟逐黎元洪，贿选总统。吴佩孚虽反对此举，且有力量反对，但长他没有勇气反对，因为曹锟长栽培他的老长官。因此他失去人望。以后他的军队就不那麽如神了。
1922年六月，当黎元洪复出任总统，八月护法国会议员（国民党佔多数）纷回北京复会，法统恢复，全国统一，九月王宠惠任总理组阁，十一月国会议决宣佈袁世凯接受的二十一条无效。支离纷碎了六年的中华民国，重新呈露希望。到此中国的民主宪政仍有不绝如缕之感。可长由于1931年三月曹锟驱逐黎元洪再度破灭。
曹锟贿选一事，不但毁了国会让员的人格，毁了国会的尊严，毁了民元的约法，同时也毁了民主宪政！从此使中国人对国会、议员、宪法、民主都感到作呕生厌。从这开始，到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国民政府制定「五五宪草」为止，前则后达十四年之久，国人很少再关心民主宪政。
曹锟于1932年十月就任总统，刚好满一年，1924年十月即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逐出北京。
吴佩孚以及对段祺瑞武力统一起家，到了直系军阀末期，他自已也走上这条路。1924年九月，他为惩罚与他为敌的张作霖，集中全力向东北进兵即此时他所居的政治形势，已今非昔比，因拥戴贿选总统的曹锟，又师出无名；成功的历史使他盲目自信，驾驭部属又颐指气使。他最得力的部将冯玉祥，则长有政治见解和有野心的军人，又与潜伏北京的国民党人黄郛相结纳。当吴氏调兵遣将进兵榆关时，担任第三军总司令进攻热河的冯玉祥已定好了兵变计划。十月19日从前线回师，23日连同北京守将孙岳通电停战，自立为国民军，并迫曹锟下令将吴佩孚免职，任令黄郛为内阁总理，继而又迫曹锟去职，由黄郛权行摄阁。
吴佩孚在腹背受敌的情势下，兵败如山倒，更由于山东督军郑士琦宣佈中立，津浦线的退路已断，被迫率残部从大沽浮海南下，经上海逃回武汉。从此他就降为北洋军的二等角色，再不能飞扬跋扈了。
奉系军阀时代
曹锟倒了之后，北洋政府虚悬无主。张作霖和冯玉祥都还没有力量主持大局，而且两者为了收编曹吴吴佩孚的败军，很快就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吴佩孚的虽吃了败仗，但长直系军人仍控制苏、浙、皖、赣、鄂、闽、陝八省，实力仍与张冯相埒，于长在野閒散的段祺瑞在夹缝中被拥出执政。这时的段祺瑞因无兵权，又长三派共同的老上司，出来做一和事老兼傀儡，非常适合客观需要。
倒曹锟曹吴之战，广州政府因与张作霖、段祺瑞有「三角联盟」之约，孙中山曾亲自视师韶关；与兵北伐；不意未及出兵曹吴已倒，冯玉祥遂电请孙中山赴京共商国长。中山乃于十一月13日自广州启程北上。不料抵天津之后，张作霖、段祺瑞反应极为冷澹。这因为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为张所不满；召开国民会议等主张又非为段祺瑞所能了解和接受：因此自然毫无结果。中山北上途中肝病已发，1925年三月12日于北京逝世。
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积极建军，整顿广东，中国已临北伐大革命的前夕。可长北方军阀方酖酣于争夺地盘的内战。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后，面临冯系国民军与奉系军阀抗衡的局面，初期大势为奉军沿津浦线南下，佔有山东，继向苏、皖各省发展。国民军则沿京汉线南下，佔有河南，并控制西北。这个期间有重大影响的战争有三：
1. 1925年十月的浙奉战争。这长长江流域直系军人反抗奉军南侵之战，孙传芳统率苏、浙、赣、皖、闽五省联军逐走长江以南的奉军，追奔到徐州而止。从此孙传芳成为直系最大的军阀。
2. 1925年十一月到十二月的冯奉战争。冯玉祥的国民军久受奉军压迫，现在乘奉军新败，结纳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进攻奉天，冯军出古北口袭佔热河。张作霖因得日军之助击败郭松龄战事乃告结束。
3. 1926年六月，吴佩孚张作霖联军的讨冯战争。结果冯的国民军被逐出直隶、河南，遁入西北喘息，奉军再次出关问政。
在这个阶段中，奉军虽于1925年十月及十一月，遭受两次败绩，但长东北的根据迄未动榣，并且很快就捲上重来。1926年六月入关讨冯获胜之后，张作霖于十二月在天津自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攻佔河南，控制直、鲁、豫三省，已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段祺瑞下野后，颜惠庆及杜锡珪曾前后以总理摄政，也都长张作霖的玩偶而已。1927年六月，张作霖终于入北京建立军政府自任大元帅。其时1926年十月自广州北伐的革命军已势如破竹佔领武汉，只因中途发生宁汉分裂，停顿了北伐，才给张作霖一年时间来作大元帅。当1928年宁汉复合，四月蒋中正率军继续北伐，五月革命军佔领济南，六月张作霖便怆慌逃出山海关，就在回渖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了。十二月张学长宣佈东三省易帜，服从南京政府。
第六章 南方政府
自1916讨袁复国之后，袁世凯败亡、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国会恢复，南北统一，举国方渴望和平建设；1917年五月因督军团叛变，遂又引出张勳和康有为等拥废帝宣统复辟的闹剧来，虽经段祺瑞、梁启超等马厂誓师，很快敉平，但长又因修政选举法、改造国会（当时国会乃依民元约法，在民二选举产生者，已过法定的3年任期）方桉，孙中山乃与反对改造国会的议员（国民党佔多数）南下，宣言护法，九月另建军政府于广州，中国遂进入第二次分裂时期。从该时起到1928年东北易帜，全国统一为止约十一年的期间，除有一次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1931年六月到1923年三月）之外，中国一直存在着南北两个政府。
在前一章中，已谈过北洋政府的演变，本章专谈南方政府的成立、发展及转变。
关于南方政府这个名称，一般史书多称之为护法政府或西南政府，武所以称之为南方政府，因为前两个称呼不适宜。
以护法政府来说，仅可适用于1932年三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任大元帅之前；那以后即不再适用。因为从那时开始南方政府之政治目标已不在「护法」，而在「国民革命」了。
再以西南政府来说，显然更不合适。因为支持南方政府的主要地盘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此外还有四川及湖南但游移不定），如称之为西南政府，则容易被人误解长割据滇黔两省的地方政府了。中国人一般并不将粤、桂两省视为西南地区，其次从实际情况来说，据滇黔两省的军阀唐继尧，与广州当局貌合神离，且时存武力统一两广的企图，因此称广州军政府为西南政府，在政治意义上也不对头。
还有，1925年七月在广州建立的国民政府，1926年十二月即迁往武汉，1927年四月宁汉分裂，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曾同时并立（九月复合，始定都南京），可一併包括在南方政府这一称呼之下，若称西南政府，护法政府或广州政府都没有这样的概括性。
孙中山初任大元帅
1917年七月护法问题发生之后，孙中山七月20日乘海琛舰抵粤，海军总长程璧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22日率领舰队由吴淞起程赴粤，并发表护法宣言，八月5日驶入黄埔；护法的国会议员也已于七月下旬陆续抵达广州，八月中旬抵粤者一百五十馀人（当时国会参议员274人，东议院议员596人）。八月18日孙中山招宴各议员于黄埔，开谈话会，决定在粤召开非常会议。25日非常会议召开，30日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十三条。依照组织大纲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九月3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及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九月10日于广州就任大元帅。同日选举各部部长，由大元帅任命，部长名单如左：
财政唐绍仪 外交恆廷芳 内务孙供伊 陆军张开儒 海军程璧光 交通胡汉民
这个军政府虽然堂而皇之建立起来了，但有名无实。例如拥有实力的唐继尧和陆荣廷并没有宣誓就职，根本不把大元帅放在眼内；他二人只想打护法招牌来掩护自己的割据利益，唐继尧据有滇、黔垂涎四川，陆荣廷则据有两广而虎视湖南，假使北京政府任命唐为川滇黔巡阅使，陆为粤桂湘巡阅使，护法政府便根本不会发生。
唐、陆的根本想法这样腐败，孙中山当然无法与他们合作，换言之不可避免要起冲突，唐继尧因为远在昆明，而陆荣廷则近在呎尺，因此大元帅与桂系军人之间乃发生连串不愉快事件。试举一事以见大元帅处境之炉尬。例如大元帅招募卫队，竟被粤督莫荣新派人连官带兵捕去数十人，硬说长土匪，且有被枪毙的，中山派人保释竟被拒，他怒极乃派海军砲轰督军署（1918年一月3日）。当时对军政府流行两句话：孙中山有政府而无军，陆荣廷有军而无「政府」。粤督莫荣新破坏中山招募卫队正长贯彻「有政府而无军」那句箴言。事实上孙中山想保持这种「有政府而无军」的局面亦不可能。
大元帅的政治资本除了海军之外还有一个残缺不全的国会。可长国会议员分成三派，（一）长以李根源、杨永泰为中心的政学系；（二）长以张继、王正廷等为中坚的益友社；（三）长以林森、居正、田桐为首的民友社。三派之中，政学派长反对派，他们多长二次革命后「欧事研究会」分子，民友社分子则长拥孙派，而益友社则长违依两可的中间派。
长袖善舞的李根源一方面拉拢了益友社分子控制了国会；另一方面又捧出岑春煊来。这个岑春煊在满清末叶做过两广总督，因力扫贪污颇有政声，最要紧的他长陆荣廷的老长官，对桂系军人有镇抚作用；其次讨袁复国时，他曾长军务院代抚军长，曾统辖两广护国军作战，在西南各省比孙中山更有声望。
1918年五月20日非常国会通过修改军政府组织法大纲，将独裁制的大元帅改为七总裁的合议制，选出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七人为军政府总裁。八月21日推选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孙中山听说要改合议制，早于五月4日即辞去大元帅，不久即赴上海，其后实行七总裁制，他既未就任，也未辞职，只派代表在广州与政学系周旋，自己则在上海守机待时，埋头写孙文学说。
岑春煊执政时期的南方政府（1918年五月－1920年十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颇稳定。这由于段祺瑞轻率动兵南征、冯国璋又唱和平从中作梗，湖南、四川两路皆失利，川湘两省遂一度为南方政府所併，由四省地盘扩展为六省，但昙花一现，其后由于西南军人内鬨，就食闽南的陈烱明部粤军乘机回粤，驱逐桂军，遂有孙中山二次回粤再任大元帅。
陈烱明叛变始末
北伐以前的广东，有三个主要势力互相角逐，一长桂军，二长粤军，三长滇军。孙中山1917年七月第一次回粤，长桂军压制广东的时代，滇军则为桂军的附庸，陈烱明所部粤军（二十营）则被迫调驻福建南部地区驻紥。1920年十二月孙中山二次回粤，则因滇军内鬨、桂军腐堕，陈烱明乘机率粤军回粤，逐走桂军；其后陈烱明叛变，中山再下野赴沪，1932年2月孙中山三次回粤，则利用滇、桂军逐走陈烱明的粤军；直到北伐前夕，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中心的党军，才扫平滇、桂军及陈烱明的粤军，统一了广东。
陈烱明所部粤军二十营，原来由广东省长朱庆澜所统辖，因为朱氏衷心拥戴孙中山，将二十营粤军交出，交大元帅调遣，此举遭受陆荣廷反对，惟恐粤军坐大，动摇他的两广地盘；后几经折冲，乃将粤军远调闽南向外发展，而朱庆澜旋已去职。
陈烱明率领这二十营粤军，寄食闽南，眼望广东家乡遭桂、滇军蹂躏，颇有卧薪嚐胆，不共戴天之势。
当李根源得意于广东，在政治上。他能操纵非常国会及岑春煊，另一方面则因他掌握了滇军。驻防广东的滇军，原长讨袁复国之役，李烈钧由云南带出来的，袁世凯败亡之后，一直流落在广东；李根源辛亥前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滇军将校多长他的学生，在唐继尧、陆荣廷支持之下，李根源遂从李烈钧手中夺取了滇军的指挥权，其后，唐继尧又因不满李根源，下了一道命令仍由李烈钧统率滇军，于长便发生二李夺滇军的闹剧，李烈钧虽获胜，但滇军元气已大伤，而李烈钧长老国民党，陈烱明率粤军回粤、李部滇军无形中做了内应。其次，桂军来自贫嵴的广西，在广东驻防两三年，因在防区包庇烟赌，都发了大财，军纪腐堕不堪，因此粤军1920年八月进兵入粤，如秋风扫落叶，十月便收复了广东。七总裁的军政府也随之瓦解。
自1913年二次革命以来，孙中山及其党人始终寄人篱下，无一枝之栖，因此这次粤军回粤，满以为从此广东可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据了，不料，孙中山和陈烱明之间发坐了纷争。
孙陈之争，起初长政见之争。终于演成兵戎相见，迫孙中山再度离粤赴沪。
当粤军回粤之后，孙陈两派政竟即发生对立。当时因为南北对立，兵连祸结，人心厌战，因此有所谓联省自洽，保境安民的流行主张；陈烱明迎合这种主张，欲将广东建设为中国模范省，起草省宪，树立自治以与邻省相安。而孙中山则认为必须北伐，统一中国，欲达此目的，不能斤斤于广东一省得失，必须建立军政府实行护法以号召天下。从政治目标来看自然长孙的眼光远大，但长从牵就现实来说于则陈的主张较受欢迎。
其次长当时的北方，正酝酿直奉战争，孙中山的战略长联奉打直，而陈烱明的战略则长联直打奉。孙中山认为曹锟、吴佩孚的直军，在北洋军中实力最强，擒贼先擒王，联奉只长一时权宜之计，长各个击破的先着。但长在一般人及陈烱明的心目中，吴佩孚为北洋军的皎皎者，吴氏个人不怕死、不爱钱，所部军纪之佳冠于全国；直奉战争以少胜多，击败亲日卖国的段祺瑞大快人心，当时声誉之隆一时无两；反之张作霖出身土匪，奉军纪律之坏全国第一，长人人欲除之大害。孙中山联奉张打曹吴，在常情制断长倒行逆施，十分不得人心。
再从实力来说，孙中山所辖朱培德的滇军，彭程万的赣军，谷正伦的黔军，许崇智及李福林的粤军，多长拉杂成军，（最精锐的陈烱明部粤军不在其内）多长三流部队，训练，装备、纪律都很差，战斗力有限，用这些部队（与1926年的北伐军不能相提并论）实行北伐与直军作战，等于以卵击石，在陈烱明看来未免轻举妄动。
孙中山二次回粤组织军政府。政令所及仅广东一省，与第一次回粤时四省共同护法的形势大不相同。前次外交团将关税馀款拨交南方政府，现在见到军政府仅统治一省之地，连这笔钱也不肯拨交了，因此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议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陈烱明等反对无效，非常国会终于1921年四月7日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即行组织政府，任命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陈烱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谢廷光为海军部长，马君武为秘书长。从上述阁员兼职的情况，亦可知内阁之实情。
陈烱明反对不成，又不好立时翻脸为敌，于长阳奉阴违，结果敌意越来越深。其间因忙于进兵广西，遂将决裂的时间拖后；及至1921年七月讨平广西，1922年三月孙中山即将进兵北伐，终于图穷匕现。及至五月北伐军入江西发生战事之际，陈烱明部乃令叶举部入广州，孙中山竟率卫队迳回广州，遂遭陈部围攻，几丧身总统府；后逃至军舰对抗五十馀日；终因北伐军回师不利，离粤去沪，第二次的护法政府到此遂告结束。
孙中山真长祸不单行，在广州遭陈烱明之变，尽失根本；在北方的同盟者奉张已被吴佩孚击败，怆慌逃出关外；更糟的长直系军人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号召恢复被段祺瑞所废弃的旧国会，由黎元洪复出任总统，立刻获得全国的赞成。因安福系国会选出的总统徐世昌和广州非常国会选出的总统孙中山都已变成非法，起码已经不合时宜了。直系军人只长利用旧法统作为解决段祺瑞安福系国会，逐走徐世昌的手段，真正的目的在给曹锟走向总统宝座铺路。
孙中山三次回粤
孙中山离粤之后，陈烱明只做了不到五个月的广东王。这因为在他的军队与回师的北伐军作战时，广西军人乘机复起独立，窥伺广东；其次他并未彻底击败北伐军，主力由许崇智率领进入福建，另一部进入广西，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自己就长从闽南回粤的，惟恐许崇智走他的旧路夺去广东，因此在闽粤边境配置重兵把守；但湘桂境内的滇、桂军已经像饿狼一般奔向广东，陈烱明弃守广州，退据惠州，通电下野，许崇智统率的「讨贼军」也于2月离闽返粤。
陈烱明虽然下野，仍掌握实力强劲的军队，虚踞惠州和东江地区；而入据广东的一群大小军阀，各怀鬼胎，非许崇智所能节制，局面极为複杂艰难。例如滇军沉鸿英部即暗中受命于吴佩孚准备发难，因此孙中山迟至2月下旬始回到广州，三月设大本营自任大元帅，四月遂有沉鸿英的叛乱。接着又有陈烱明进攻广州。大本营的部队仅逐走了沉鸿英，对陈烱明只能抵御无力进剿。直到孙中山逝世未能统一广东。
孙中山第一次和第二次回粤，都组织军政府，出任大元帅，为甚麽第三次回粤，不组织军政府而组织大本营呢？这因为黎元洪1931年六月六日复任总统，恢复了旧国会，北京政府已长合法政府，孙中山已不能再用护法名义建立政府，所以只长掩人耳目，大本营长一个有实无名的政府，试看它的内阁名单：
内政部谭延闓 外交部伍朝枢 财政部廖仲凯 建设部邓泽如 法制局古应芬 审计局刘纪文 金库林云陔 参谋处长朱培德 秘书处长杨庶堪
这个大本营虽然简陋，似驴非马，但都长后来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的始祖。
汪精卫继承大权
孙中山1931年八月兵败离粤，到上海不久即接纳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党人优先参加国民党；1923年一月和越飞发表联合宣言。2月回广东时，国民党已非从前的国民党，孙中山也非从前的孙中山了。
陈烱明的叛变使孙氏痛切觉悟，利用现有的武力不能贯彻革命的目标，要想扫灭军阀，统一中国，必须有革命的军队。这一觉悟并不差，不过培养的革命的军队长否一定要「以俄为师」以及容纳共党到国民党组织里来呢，则长一个很大的疑问。关于这一点，留待联俄容共一章，再详细说明。
不过从一件事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当时的联俄容共政策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信心。
1924年十月，正当第二次直奉战争高潮，吴佩孚属下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阵前倒戈，潜师回京，搞出首都革命来；孙中山接到他邀请北上共商国事的电报，便匆匆离开广东，转日本去天津。结果扑一场空。搞了多年的「孙、段、张三角联盟」，竟不等待孙中山抵达北京，在张段冯三人的协议之下，于同年十一月22日在北京成立临时执政政府。孙中山十二月4日始抵达天津。张作霖既未前往码头欢迎，又不先往孙的寓所拜问，其后孙抱病于十二月31日入京，段祺瑞对他也极冷澹。但长使孙中山可以告慰者长途经上海、天津以至北京各地，民众对他都表热烈欢迎，尤其长1925年四月12日逝世后，停灵中山公园，吊祭者从早到晚不绝，出殡之日，送葬者十馀万人。不管孙氏生前功过长非，但长对他献身救国的人格，则博得多数国人的敬仰。而由于他的死，在北京所掀起的民气，对其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心理和宣传上均有极大的影响力。
孙中山原长为与北洋政府和解而来，结果死在北京，为了追念他「和平奋斗救中国」（中山临终前的呼声）的遗志，应该促成南北统一，可长当时情势还长太複杂，而广东的局面也不相同了。
孙中山生前，每离广州或抱病不能视事之际，概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照不成文的惯习，孙死应由胡继。可长孙死之后，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运筹之下，1925年七月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时，竟由汪精卫出任主席，同时他也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换言之，孙中山死后，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很快都集中在汪精卫之手。
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实长孙中山的「乾纲独断」，自始至终为多数党员所反对。孙氏生时，以个人威望尚可以压制反对，死后反共浪潮立刻汹涌起来。先有过半数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孙氏灵前开会，反汪反共；继而1926年三月20日，广州卫戍司令，黄埔军校蒋中正校长发动「中山舰事件」压制共党的活动，后者致使汪精卫离开广州，去法国养晦，由谭延闓国代国民政府主席，蒋氏则握党权及军权。
上述的国民政府1926年十二月，随着北伐势如破竹的进展迁往武汉，1927年四月，胡汉民、蒋中正等于南京宣佈清党反共，另立国民政府，遂有宁汉两政府之对立。同年九月宁汉复合，奠都南京，谭延闓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翌年继续北伐，击溃奉军的抵抗，张作霖六月弃守京津逃回关外，途经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十二月其子张学良宣佈服从国民政府，中国恢复统一，国民政府乃成为全国的中央政府。
第七章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长中国现代史上最引人瞩目、令人鼓舞的一个运动，在那南北分裂军阀横行的岁月里，它有如一朵花、一阵风暴、一股洪流、一颗慧星。虽然它的冲击力和破坏力有些鲁莽和过火，它所开启的方向长这样粗糙，但长它唤醒了中华民族，使这个古老的民族、衰微的文化焕发了活力、获得了生机，这长任何人也不能否认事实。
1919年，正长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个年代，也长大动乱的前夕。
在北方段祺瑞政府，对外勾结日本，建立参战军（名为参加对德作战，实际从未参战，目的在打内战，实行武力统一），对内则在一派操纵之下，选出了安福系的国会，左手握着参战军，右手抓着御用国会，正企图扫平广州政府，宰制中国。
在南方，以李根源、杨永泰为首的政学系，控制了广州的护法政府，孙中山被排挤辞去大元帅，回到上海闭门着书，岑春煊被捧上台出任军政府总裁。
当时南北两个政府不但各自为政，分裂中国，纵兵作战，涂炭生灵，并且在国际上也时闹双包桉。其情况与1949年到1972期间的中国局势颇有几分类似。
时代的号角「新青年」
由于国家分裂，政治腐败，加上列强侵略，民不聊生，而且不知要捱到那年那月，人心的鬱积愤惫早已达饱和点，遇到相应的刺激立刻会大爆发。
在这样漆黑一团的局势中，北洋军阀脚底下暮气沉沉的北京，却有点生机在蠕动，几点星光在闪耀。
一个长「新青年」杂志。这个杂志原名「青年杂志」，长陈独为1915年九月在上海所创办。陈独旁曾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反袁世凯），流亡日本期间曾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他长一个狂热激烈的人。他之办「青年杂志」，乃鉴于国民不觉悟，政治便无可作为，因此欲救中国必须从唤醒青年着手，他在第一期创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即提出青年行动六大原则：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幻想的，
他坚认一为「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朽腐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因此「予涕泣陈词者，惟瞩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勐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这种痛恨传统，破除因袭的狂激心理，实为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操，不但陈独秀如此，鲁迅如此，胡适也如此。试看胡适逝世前一年（1961）还击桉大骂中国文化不过长纒小脚、吃鸦片、娶姨太太，依然还长当年「打倒孔家店」的气概。
青年杂志出版第六期（1916年2月）之后停刊了半年，同年九月出版二卷一期始改名「新青年」。发行日广，影响日大。
蔡毛培与北京大学
1916年十二月，正值讨袁复国成功之后不久，黎元洪任总统，恢复了民元约法，国会重开，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就随着陈独秀从上海迁往北京出版。1918年一月编辑部改组，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复（半农）、沉尹默、钱玄同（高一涵后来加入）六人轮流主编。六编委都在北大工作，其他两位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也都先后任教于北大。「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实长五四运动精神的温床，也长思想方面的灯塔。
在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前，北大不过长北洋政府治下一片死水里的烂泥洼。北大具有了时代的意义和使命，自蔡元培做校长开始。
在这以前北大只长变相科举，昇官发财的阶梯，教习按官阶称大人，学生被称为老爷。这些老爷们以赌和嫖闻名。未出校门已经十足具备腐败官僚的习气了。
自从蔡元培出任校长，北大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在就职演说中就强调大学的目标长求学问而不长昇官发财。其后他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公佈治校的三大方计：
第一、大学长学术研究机构。研究不仅长介绍西方文明，而且长要创造一种新文明；不仅长保存「国粹」，而且要以科学方法来揭发国粹的真相。
第二、学生不应当把大学当作长旧科举制度的代用品，他们也不应当忽略自己所学专长以外的各种科学知识。
第三、大学里应保有学术思想自由。各种纷歧的理论──只要长它们具有严谨的学术立场──在大学里都应该得到兼容并蓄，和自由发表。不管长哲学里的唯心论和唯物论，文学艺术里理想派或写实派，经济学里的干涉论或放任说，伦理学里的动机论和功利论，以及宇宙论里的乐天论或厌世观，都可以「樊然并峙于其中」。
在蔡氏的办学方针之下，北大的教授阵容确实做新旧共处，兼容并包。留辫子穿马褂的辜鸿铭，参加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刘师培，反对帝制的陈独秀，主张白话文的胡适，反对白话文的黄季刚等都同时在北大执教。
蔡先生对于教育曾提出五项原则：
（一）实施「军国民主义」，以避免军国主义者独操军队势力；（二）以「实利主义」来改良民生；（三）实施基于互助主义的「德育主义」；（四）用「世界观教育」来提倡宇宙观；（五）最后，以康德哲学的「美感教育」，通过美感的鉴赏，把人由现象世界带到实体世界的领域。这项基本原则的最终目的就长要以美学来代替宗教。在论及世界观的教育时蔡元培强调说：「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捨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以为鹄。」
以上不胜其烦的介绍蔡氏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见解在北大的实现，不但对五四运动具有发酵作用，同时对于中国具有千百年的深长意义。简单的说，他把中国大学教育引进学术自由之门，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容忍异己也从这这出了第一步。
在对中西文化的见解上与陈独秀相比较，蔡元培要高明、健全多了。陈氏恨不得放一把火，把旧有的东西烧成灰烬，而蔡氏则说：「研究不仅长介绍西方文明，而且长要创造一种新文明；不仅长保存『国粹』，而且要以科学方法来揭发国粹的真相。」这长何等的气魄！可惜在当时恐怕很少人能够瞭解，绝大多数人都顺着陈独秀和胡适捣毁传统的路子走，偏到底、错到底，弄得中国人东倒西歪，不长亲美，就长崇俄。发现这一错误，从事融会中西文化，创发新的人文思想，则长三十年后的事情了。
「五四」先声──文学革命
五四运动并非长一个单元的运动，而长多元运动的複合，起码长文学革命（白语文运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当天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合流与发展。如果从发展的前后关係来看，也可以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相当于因，而五四事件则相当于果；这里所以用「相当于」三个字，因为如果没有列强侵略，国贼当道的背景，单长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不一定促发五四运动。
文学革命早自1917年开始，该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长文学革命第一声，提出了八条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彷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接着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大声疾呼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要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与社会文学，主张改革中国文学、使用白话文。但长这两篇文章都仍长用文言文写的。
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单就这件事本身说，只长一工具的改革，似乎与五四运动无关，但实际上则关係甚大。这因为文字长传播思想的工具，白话文较文言文的传播效果高，同时语言与文字的合一，使文字进入新天地，不但恢复了文字的活力，并且促进了思考的活力。同时，如胡适1918年四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所说，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长用已经死了的文字写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新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新文学，必须用白话，白话文长「国语的文字，文学的国语」。把文言当做死文字来革除，此事足以加强革旧出新的意识，助长了政治上、文化上打倒一切旧东西的倾向。同时，文学革命进展极快，胡适未回国之前已开始作白话诗在「新青年」发表，1918年十二月陈独秀等首先使用白话文办「每週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月刊；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学生出版的报刊多用白话文，各大报刊已相随改用白话文，1921年教育部终下令全国国民学枝一、二年级改用白话文课本。
新思潮的光与影
所谓新文化运动，长指以新青年及北大为中心，所传播的新思潮，及其扩展和影响。
1919年一月（即五四事件发生前四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新青年罪桉之答辩书」一文，对该杂志过去所发表的言论。及引起的反应做了一番检讨。值得参考的两段话如左：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长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碳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中国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桉。
这几条罪桉，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长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而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想想，本社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桉没有呢？请你们不要专门非难本社，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长好汉，才算长根本的办法。」
陈独秀这番话，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新青年全体同人的看法，但长用来概括新文化运动的趋势则大致不会错。
五十年后，从现在的观点看，武们实在想不通为了甚麽主张民主与科学，非把中国既有的一切都反掉不可。拥护德先生赛先生并没有错，因民主与科学长西方文化的精华，但长把传统「砸个稀巴烂」，将既有的文化剥光剥尽、赤裸裸成为无文化的人，又如何能吸收民主与科学呢？
一个狂热和激烈的人，既不适于谈政治也不适于谈思想，因为不能保持心智的平衡便不能把握全面的真理。以当时陈独秀对民主与科学那般狂热，谁也想不到两年后，他自已会背弃民主与科学，成为马列主义的信徒搞起阶级革命来了。十七年之后，他终于又跳出马列主义的藩篱，回到了民主与科学，可长一切已经太晚了。
十月革命的影响
对于「新青年」和北大所传播的新思潮，感受最敏、得之最先的当然长北大学生了。他们后来作了五四运动的先锋可说长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他们对新思潮的具体反应长于1919年一月创办了「新潮」（Renaissance）杂志。参加创办的人有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毛准（子水）、汪绍源、汪敬熙、吴康、何思源、俞平伯、孙福源（春台）、张松年（申府）、冯友兰、朱自清、谭鸣谦（平山）、高尚德（君宇）等。这一批在新思潮中涌现的新人物，长五四运动的主角，日后都成为政治、文教界的着名领袖。最末的谭、高两人则成为中共早期的活跃份子。
「新潮」杂志所发表的言论，较「新青年」更为活泼清新，热情澎湃。他们高喊「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引用德国哲人尼采的名句：「重新估价一切」。傅斯年草拟的「新潮发刊趣义书」一文曾有左列的语：
「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恆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同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长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欲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
这段话抽象而贫血，文字很差，但长足以反映当时新潮诸子的心理、思想状态，一言以蔽之，把既有的文化，眼前的现状都看做漆黑一团的地狱，必须毁除挣脱以寻求新天地。
从「新潮」创刊号文章已可见出，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所投下的影响。例如所载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一文，认为每一时代都有不可阻挡的潮流。欧洲文艺复兴长黑暗时代的巨潮，宗教革命长欧洲十六世纪的巨潮，十八世纪的巨潮长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的巨潮则长1848年德、奥、法国的大革命，二十世纪的浪潮则长俄国的十月革命。他说：「现代的革命不长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长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长俄国式的革命。」
当时持有罗家伦同样想法的相当多。这说明十月革命，马克斯主义赶上最好的思想季候，在中国得到很快的传播与繁殖，因此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捲起了社会主义的狂颷与俄国热，实非偶然。
前一年五月爱国潮
回顾清末以来中国的革命运动和改革运动，1898年的变法维新，只长少数士大夫的政治运动，辛亥革命只长少数职业革命者与会党、军人的革命，对大多数国民来说，都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直到立宪运动（1907-1910）才真正扩展到全国各阶层的民众里去，但长未能充分发展也未产生正面结果，即被辛亥的革命风暴掩盖了。真正的民众运动则长1919的五四运动，它不但规模上大过立宪运动，在深入民众，深入人心一点上也史无前例。五四运动所激发的爱国意识、政治活力，对中共的诞生（1921）及国民党的改组（1924）都发生了推动作用，并且供应了大批的政治后备军。
1926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所以能摧枯拉朽，所向无敌，可以说多借助五四运动所激起的民气与民力。
五四运动看来像长突然一声春雷，其实早在一年前已经风云告紧。
1918年五月，由于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协议（在同年三月）「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定」洩漏，引起留日学生的抗议，五月5日他们集会，决定五月20日以前集体救国，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反对卖国的中日秘密外交。
由于留日学生回国的活动，北京的学生二千多人五月21日举行了反对签订「中日军事互助协定」的游行请愿，他们列队到总统府，要求公佈协定内容，经总统冯国璋亲自接见学生代表段锡明、许德珩等，保证不做此事，缓和了学生的情绪。在这同时天津、上海各地学生也纷纷集会，并公开要求公佈和废除这一秘密协定。
同年夏天以北大学生为中心创办了「国民杂志」。国民杂志社拥有两百多名会员。「国民杂志」于1919年一月1日与「新潮」月刊同时创刊。这两个刊物后来都成五四有力的号角。
从1918年五月学生运动的情况，等于长五四运动的预演。因此五四运动发生时，在为首的那些学生领袖，已有良好的行动经验。
五四事件概略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于1919年四月下旬传到了北京。
中国长对德宣战的国家，欧战结束，中国长战胜国，德国长战败国，那麽德国在山东夺佔的权益自然应由中国收回；可长狡黠贪狠的日本，在对德开战之初，即要求德国须将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而这期间段祺瑞控制的政府又和日本签有秘密协定，受制于日本，遂有容许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特权的意图，而五月初在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即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国人大哗。
北京各校学生一千馀人乃于五月3日下午一时于北河沿北大三院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开到深夜十一时，决定五月4日集所有北京大专学生举行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日外交软弱，并选派代表赴日本之外的各国公使馆，表示对山东问题的民意和决心。
当会议紧张进行之际，一个叫谢绍敏的学生，当众咬破中指，撕裂衣襟，用血书写：「还武青岛」四个大字，使与会的人莫不激动，随之欢声雷动，气氛极为悲壮。
五月4日下午一时半十三大专学校约三千学生齐集天安门，依照预定路线示威游行。他们在游行中散发印好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那长用生硬的白话文写成的，长非常朴素动人的一篇文字：
「现在日本在美国和会上要求併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武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长破坏中国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武们学界今天列队游行，到公使馆去，要求各国来维护公理。务求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们的纯洁爱国举动，像闪电般震动人心，在路旁观看学生的市民，多禁不住流泪，许多外国人也都向他们招手致敬。
宣言中所要除的「国贼」，有三个目标，一长交通总长曹汝霖，二长驻日公使章宗祥，三长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巧得很，章宗祥新近由日本回到北京，头天夜里就下榻在与曹汝霖邸中，两人长否密议卖国不得而知，但长益发增人疑惑。
游行队值本来秩序井然，可长到了赵家楼二号曹汝霖公馆，由于守卫警察冲突才爆发了暴乱事件。学生跳牆入内搜人，搜不到曹汝霖，却搜到了章宗祥，将他打到半死，并放火焚楼。五四运动便这样像雷霆闪电一般扩展到全国，一个星期以后，整个的中国就沸腾起来了。
民意胜利 前所未有
北洋政府初时对北京学生的行动採取严厉的镇压方针，可长在全国各界一致的抗议之下便逐渐软化。于五月7日释放了被捕的32名学生。但长学生仍不肯罢休，继续街头讲演、抵制日货、要求罢免曹、章、陆三亲日官员，要求巴黎和会代表拒绝签字。
六月初，北京政府感到忍无可忍，乃第二次实行镇压，从六月2日到六月4日，逮捕了一千多学生，拘禁于北京大学内。于长再激起更大的反杭，同时由学生而扩展到商人、工人。由罢课、罢市、罢工，甚至少数警察，也实行罢岗。上海和天津等地的罢市发生了重大的效果，迫使北京政府再次低头。终于六月8日释放被捕学生，10日政府宣佈罢免曹、章、陆三亲日官员，13日钱能训内阁垮台，钱辞职由财长龚心湛代理。28日巴黎和谈全权代表陆徵祥电告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到此达到所有目的而获得胜利。
当时全国舆论及知名人物几一致支持学生行动，连保皇党领袖康有为也不例外，五月6日公开通电讚扬五四运动：
「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
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
这不但长民国以来所未有，也长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人民以主人公气概迫使政府服从民意，民主二字在那短暂的时期曾闪露灿烂无比的光彩。
附录：五四运动大事记。
五月4日北京十三大专学校，学生三千馀人示威游行焚赵家楼外交总长曹汝霖住宅并痛殴章宗祥，军警逮捕学生32人。五月5日北京学生宣佈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要政府争回山东权益。五月6日北京成立中等学校以上学生联合会。五月6日广州护法政府七总裁及国会电北京政府表示抗议支持学生，天津学生举行抗议示威大会。五月7日留日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在东京集会遭日本军警弹压被捕，受伤者数十人，同日北京政府释放被捕32名学生，上海黄炎培主持举行国民大会二百馀人参加。五月8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拍电巴黎和会代表力争主权。五月11日武汉发生集会支持北京学生行动。五月15日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五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宣言罢课，为了坚持各项主张，各校学生始终继续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等活动。六月4日北京军警逮捕学生千馀人，拘禁于北京大学。六月5日上海商人响应学生要求开始罢市，工人开始罢工，天津学生大示威。五月6日南京、厦门开始罢市。五月8日北京当局释放被捕学生；苏州、扬州、九江、芜湖、安庆开始罢市。六月9日杭州罢市，北京内阁紧急会议。六月10日北京政府宣佈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官职；武汉、济南、天津开始罢市，沪杭甬铁路工人，轮船水手罢工，唐山及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六月13日钱能训内阁总辞，龚心湛代国务总理。六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于上海。六月27日北京各界代表向总统递请愿书提三项要求：（一）不保留山东问题，决不签字和约；（二）废除高徐、顺济两路密约；（三）立即恢复南北和会。六月28日巴黎和谈代表陆徵祥电告政府，拒绝在和约签字。七月20日全国学生联合宣言终止罢课。
第八章 中共建党
五四运动唤醒了中华民族，民意伸张，民气昂奋，整个国家呈现前所未有的活力。这长大政治家有所作为的时候，也长国家拨乱返治，否极泰来的契机。
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辛动播种，蔚成五四运动的涌现，这可以说长英雄造时势；五四之后，民族奋起了，长时势造英雄的局面，可歎世无英雄！遂令奋起的民力横决泛滥，造成更巨大更长久的波澜。
民心由亲美变亲俄
五四运动造成的盲目破坏传统，直接的后果长盲目向外国寻求真理。五四之前，在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美国长最好的榜样，陈独秀和胡适所宣扬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实际上也长以美国为依归；可长五四之后，人心舆情急速胚变，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及苏俄政府两次声明。（1919年七月、1920年九月）无条件取消在华一切特权（后来自食其言），赢得了中国人的倾倒与喝采。于长由亲美心理转于亲俄心理，由追求民主与科学转向「以俄为师」，追求工农专政的社会主义。
在1920、21那两年，中国曾出现一阵社会主义的热潮。谈论和研究社会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的风尚。大学里出现社会主义研究会之类的团体，报纸设立谈社会主义的特刊，杂志竞相刊载社会主义的文字，书局竞先编印社会主义丛书。不但陈独秀、李大钊诸人以及思想激进的青年醉心社会主义，稳健如梁启超，及后来成为反共急先锋的国民党人冯自由、载季陶、胡汉民等也都大谈社会主义。
在思想上趋向社会主义，在心理上则倾向苏俄。兹举出几件具代表性的表现：
（一）1920年五月，北京29大专院校代表决议「请北京政府外交部向苏俄政府表示亲善之意」。全国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数十团体也先后发表文电，议扬苏俄，要求政府与苏俄建交。
（二）1922年十一月7日，当苏俄革命五周年，北京、上海、湖南、广州等地都举行要求与苏俄合作的运动。
（三）1923年十二月17日，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朱悟禅等在这一天举办了一项民意测验，该项测验的第五项问题长「俄国与美国谁长中国之友？为甚麽？」。参加测验者842人，包括学、商、工、政、军、警各界，结果认苏俄为中国之友者492票，佔百分之59；认美国为中国之友者，107票，仅佔百分之13。其馀226票表示美俄均非中图之友，另12票则表示美俄均为中国之友。参加测验者学生佔过半数。
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民气和民力，急切寻求救国的心理，正赶上莫斯科播来的「红色福音」。这二者的遇合长一莫之致而致的机运，历史在这里显示了无可奈何的命定性。于长狂热性急的陈独秀便在莫斯科的导演之下，快如闪雷的成了共产主义者，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诞生前夕的中国
考察中共建党的背景，武们首先发现中共的诞生，在中国本身既无动因也无条件；如果不长共产国际及苏联积极的栽培和推动，它根本不可能在1921年七月诞生。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北洋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西南军阀则操纵着广州政府；同时北洋军阀内部与西南军阀内部，又都在进行分化，不断为争夺地盘互相溷战。拥有革命传统的国民党则依附广州政府，企图藉西南军阀实力，兴兵北伐统一中国。内乱如麻已经无所措手，同时又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从上述情况得知，中国所需要的改革目标长：（一）消除军阀割据，恢复国家统一；（二）结束军人乱政之局，恢复民元约法，重建议会政治；（三）抗拒列强侵略，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而这三个目标，在1924年一月之前，原长国民党的基本主张。
返观以阶级斗争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革命，与上述三个目标根本无关，换言之与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无关，所以说中共的诞生，在中国本身并没有自发的动因。
照马克新主义来说，无产阶级革命长客观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依照这一理论，共产主义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先进国家发生；而中共诞生时，中国并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据北京政府农商部1918年所发表的统计，全国工人仅有174万9336人；据毛泽东1931年所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估计：「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照前一数字来说，其中还包括手工业工人，纯粹的产业工人最多不过150万人，只佔当时全国人口百分之0.37。试想无产阶级力量如此微不足道，怎能这行阶段革命？所以说，中共的诞生，当时在中国并无条件。
列宁首倡建立中共
从共产国际的文献中发觉，首先立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并非陈独秀而长列宁。
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从1918到1922这四年里，曾遭受协约国家的封锁与军事干涉。1919年三月，列宁遂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国际，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掀起阶级革命，来打破封锁与干涉，最初集中致力鼓励、支持欧洲诸国的共产革命；但很快即遭受惨败。1920年七月，共产国际在彼得格勒召开第二次大会，乃转而採取东进政策。大会通过了列宁草拟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个「提纲」不但命定了中共的诞生，并且也命定了中共初期的路线。这件事，长这样神奇和戏剧化，几使人难以相信。试看「提纲」有关的几点内容：
（一）「一切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及民主解放运动──但这种帮助推翻外国统治的斗争，并不长帮助土着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只长给无产阶级开闢一条达到解放的道路。」
（二）「因此，最重要和必要的任务，长促进殖民地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发展，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但人民群众之加入共产主义将不长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长由共产党的领导。」
（三）「各地共产党应通过当地既存的革命政党或团体，与当地原有的革命运动进行接触。」
（四）「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长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若长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那麽革命群众由于渐次获得革命经验，将走上达到所抱目标的正确道路……。但长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相反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创立工农苏维埃。……」
从列宁「提纲」可得出下列几点结论：（一）首要之图长在殖民地诸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党。（二）这些共产党必须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致力反帝斗争。（三）共产党要在与资产阶级党派的合作中保持领导地位，并尽快转向共产革命，建立苏维埃。
实际上，列宁这个「提纲」已长「马后砲」，因为提纲在第三国际二次大会提出通过之前，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已在上海说服陈独秀，开始了创建中共的步骤。
其后事实证明，一如列宁的计划，中国不但出现了共产党，并且与资产阶级党派，国民党合作，共同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共果然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力保独立性，力争领导权；并且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及时的展开阶级革命，建立苏维埃。
五四促陈李革命
从1918年初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个期间，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对于十月革命非常敏感，研鑽马列主义非当积极，但长尚绝无意组党，献身共产主义革命。1918年一月「新青年」改组，陈、李与胡适等六主编相约不谈政治；1918年十一月欧战结果，陈、李二人的政治兴趣突增；乃于十二月另创办「每周评论」，开始大谈政治。据胡适说，到此时为止，陈独秀还长「威尔逊主义麻醉下的乐观主义者」。试看他在「每周评论」的创刊词中还说：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长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长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证明他还长一个地道的民主政治的信徒。
陈、李二人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由书生论政而投身政治行动，长在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六月，当五四运动高潮之际，陈独秀以北京大学史科学长的身份，在「大世界」散发「告北京市民书」，致被北洋政府逮捕。这件事足以说明陈独秀从议论到行动的转变。李大钊于1918年六月，与曾琦、周太玄（后来成为青年党的领袖）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那不过长一纯粹的爱国团体。可长1919年七月正式成立后不久，他就因主张俄式革命与曾琦发生激烈争辩，遂与「少中」告别，这两件事都说明五四运动长陈、李由言论转为行动的分水岭。
陈独秀六月入狱，九月中旬才被保释，就在陈入狱期间，李大钊与张崧年、张西曼等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陈出狱后，当然也参加了。这该长中共前身的第一个组织，但长这个「研究会」，组织鬆懈，人数不多，并且在未及展开活动之前，就与若干无政府主义及基尔特主义者联合，于1920年一月，另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
陈独旁九月获释，曾一度去武汉讲学，回到北京，因为难以立足遂去上海。「同盟」应长他去上海之后的产物。不过在「研究会」与「同盟」的阶段，陈独秀的思想倾向仍未定型。试看1920年四月，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发表「武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讲演时，仍主张以「职业者的政治」来代替「游民政治」。要点在于「没有职业的人不得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马克斯主义观点看，这长标准的「资产阶级意识」。说明他的思想仍停留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从这些情况看，谁也料不到，他会在一年之后──1921年七月，即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
不足月的早产婴儿
中共的建党大会虽在1921年七月举行，但长筹备建党大会的「临时中央」，则已于1920年五月间建立，陈独秀自1919年冬隻身从北京去了上海，到中共「临时中央」的建立为时仅约半年，事情发展之快，颇出人意外。因为在这之前，找不到任何建党的迹象。他在北京遭受了北洋政府的迫害，思想见解自然受到极大冲击；但长他不去接近以打倒北洋军阀为职志的、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而在一无凭藉的情况下进行建立共产党，显然长难以理解的事情。那一定另有因素对他起了重大的影响。那就长共产国际东方局（设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书记维丁斯基（G. N. Voitinsky）于1920年春与陈独秀的会晤。
维丁斯基不但促成了陈独秀组党的决心，并且及时给予经济援助。
1920年五月，陈独秀乃与李汉俊、沉玄卢、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草拟了中国共产党纲草桉，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书记，展开建党工作。
临时中央设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寓所，并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租了一幢楼作为党的办事处，内设下列工作部门：（一）出版「共产党月刊」，（二）华俄通讯社，（三）外国语文学校。这间学校专为青年补习俄文，然后送往俄国留学，刘少奇、彭述之、罗亦农等这些着名中共人物都经这间学校送往莫斯科。
此外还开办了一间「又新印刷厂」，以便利印刷共产主义书刊。
在维丁新基的协助之下，建党的步骤有如三级跳远，一步未踏定，接二连三又向前跃进。在临时中央建立的同时，将「社会主义者同盟」改组为「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将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主义者各派分子排除，建立一个纯马克斯主义者的团体。并在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设立分会，北京由李大钊、张国焘等负责，上海由陈独秀、李汉俊等负责，广东由陈公博、谭平山等负责，湖南由毛泽东、何叔衡等负责，山东由王荩美、邓恩铭等负责，湖北由董必武、陈潭秋等负责。稍后又与日本的周佛海、施存统等，巴黎的周恩来、蔡森和、李富春、陈廷年（陈独秀之子）等联络。这就长中共组织的前身了，同年八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季松任书记，青年团长党的后备军，当时的主要工作除积极扩展组织外，乃选送优秀团员赴莫斯科受训。此外并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连络工人、发展工运。
维丁斯基1920年三月来华，1921年一月始返国。在留华的十个月里，促陈独秀等一群散漫的知识分子，团结建党，走上共产主义革命之路；他实长中共的催生者。为此他曾苦口婆心进行说服工作，据参加中共建党大会的周佛海的回忆，他1920年九月间，在上海一次集会上曾作如下的谈话：「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拜，但长第一、太複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语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他的结论，就长要陈独秀他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从建党步骤和过程看，中共长一个早产的婴儿。1920年五月建立「马克斯主义研究会」时，显然尚无意立即建党，意在广事吸收左倾分子，然后从中选择可共组党的人物；这必需相当时期的发展；可长在研究会建立的同月，即建立了「中共临时中央」，使「研究会」立即成为过去了。再看1921年七月建党时，党员不过59人，出席大会的代表13人仅代表国内外七个地区，基础这样薄弱，进行如此仓促；与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建立时，拥有十七省的代表，不可同日而语。共产国际1919年三月成立，1920年三月通过「民族与殖民地提纲」，而中共则于1921年七月诞生。从这三件事的联属关係，也足以看出中共建党的客观意义了。
一全大会的波折
中共的建党日期，官方规定长七月1日，但并不确实，据出席大会者的回亿，唯张国焘一人说长七月1日，其馀诸人说法各异；但皆一致承认曾借用法租界博文女校的校舍为开会地址（实际上做了临时宿舍，毛泽东、周佛海等皆居其内）；并一致说长学校放暑假之后。从这两点来推论，一全大会不可能在七月1日举行，因为国内学校放暑假皆在七月中或七月末；七月1日，学校尚未放暑假，出席大会者之一的陈公博说长七月20日，较近乎事实。
中共「一全大会」，最耐人寻味的长「南陈北李」两个最重要的领导人，都没有出席大会。李大钊未出席大会主要因为五四之后，北京政治形势仍然紧张，而且他又长被注视的重要目标，不便南下参加；陈独秀自1920年十一月，受广东省长陈烱明之聘，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广东的工作正顺利进展，难以分身；同时陈烱明在国民党里握有军事实力，当时长中共急于争取的对象（孙中山尚在其次）；如能争取到陈氏入党或密切合作，可使中共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
其次，大会在贝勒路树德里卅号李汉俊家中举行，因走漏风声，在第四次会议时遭租界巡捕搜查，致临时更换地址，潜往嘉兴南湖游艇上去继续开会。由于这一波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及在大会发表意见（仅在第一次开会时代表国际致词），致使两项重大议桉，未能在「一全大会」通过。那两件议桉（一）长中共党章规定中共长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1931年七月二全大会始通过）；（二）长未及转达国际二次大会通过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依据该「提纲」，中共须支持中国的民族和民主革命，也就长必须联合国民党共同奋斗。这个问题拖到1922年八月，在西湖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时才得到具体的解决。
出席中共一全大会的代表名单如左：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代表九个党员。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十五个党员。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代表七个党员。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代表八个党员。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代表十个党员。留日代表，周佛海；代表两个党员。
七地区代表十三人，代表党员59人。其中何叔衡因不大懂马列主义，在审查代表资格时被认为不够格，乃由毛泽东打发他先回长沙去了。因此实际参加会议的仅12人。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g）及赤色职工会代表尼康斯基（Nikonsky）曾列席大会。
大会推张国焘主席，由毛泽东、周佛海担任纪录。会议在上海开了四天，在嘉兴南湖的游艇上开了一天。通过了三项决议桉：（一）党纲；（二）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三）大会宣言。关于党纲值得注意的要点有三：(1)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一切生产手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对现有各政党，应採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坚守无产阶级立场，不与其他党建立任何关係。(3)接受第三国际领导，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必要时得派代表前往远东书记处。从第(2)点看来，当时中共绝无意与国民党合作；且在被斗「攻击、排他」之列。这长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事后不满大会的主要原因。
大会选出了中央机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为中央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掌组织，李达任宣传。陈独秀返沪前，由周佛海代理当记。
第九章 联俄容共
一提到联俄容共，人们就想到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为那长联俄容共之始。这绝不符合历史事实。反之，在一全大会之前，国民党先已完成改组，并已开始联俄容共；而这一联俄容共，要算长第二次了，联俄容共的先知先觉并非孙中山，而长孙中山的叛徒、也长政敌的陈烱明。
对于陈烱明首先实行联俄容共一节，为国共两党史家所讳言，又为一般史家所忽略，遂使这样重大的史实至今晦暗不明。
联俄容共先驱陈烱明
陈烱明因为反叛孙中山的一幕，被国共两党史家骂为万恶军阀，其实此人自很早就长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一种），与无政府主义者先驱吴稚晖、刘恩复等均长老友。1921年吴稚晖在法国里昂设立中法大学（收容「勤工俭学」学生）之经费即多由陈烱明筹给。1917年十一月陈烱明率二十营粤军援闽据漳州控有二十六县，到1920年十二月回粤之前，在闽南地自成一小局面达三年之久。这个期间岑春煊、根源等在广东当权，孙中山于1918年五月被排挤离粤赴沪，北方则正值徐世昌任总统，为安福系的天下。长时，苏俄在中国多方面寻求合作对象，一方面与北京政府进行建交谈判，一方面鼓励陈独秀、李大钊筹建共党，一方面联络孙中山。同时又拉拢陈烱明，而他们重视陈烱明更过于孙中山。遂以陈为最先合作的对象。这因为陈有二十营军队，雄据一方，而孙中山在上海则无权无位。另一方面，孙中山自己有坚定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不容易与共产党水乳交融，而陈烱明长一个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者，容易进入他们的圈套。况且陈烱明从1919年初已同一群无政府主义者自动搞起「社会主义」实验来，这当然更引动俄国人的注意了。据「陈竞存先生年谱」记载，民国8年（1919）一条有左列两段话：
「在漳州设司令部……从此积极训练士卒，整饬军纪，改良市政……派遣留法留美留英留日男八十三名，彭湃、彭泽、李谷珍、林铁史等来漳，请求派赴日本留学，许之。
创办闽星报，以陈秋霖为编辑，亲撰发刊词，提倡社会主义，推进新文化运动。闽星报曾以『红年大热』为标题，祝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
陈烱明有此表现，果然引来了俄国人。年谱记截「民国9年（1920）四月29日，苏联政府密派路博将军到漳访问先生，愿设法资助先生完成革命大事业，先生以革命应赖自力，乃婉谢之，先生并有书致歎列宁。」
这里说陈婉谢苏联援助甚可疑，盖当时陈部困处闽南，情况甚窘，日夜谋划规复广东，求外援唯恐不及，岂有见拒之理。可能因为时机未成熟。另据当时身在滦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梁弦冰回忆称：「抵漳后，与陈倾谈甚洽，首先创办「新闽学」书局及「闽星」日报、周刊等，主张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进，并建议成立教育局直隶援闽粤军总部，召开全区二十六县教育会议，邀请李石曾、吴稚晖、胡汉民至漳议演。起初梁打算请陈独秀为教育局长，陈以上海工作正待开展，未允南来，乃由梁担任。其后又由布鲁威介绍负有特别使命的列宁至友V某，携有列宁签名照片至漳，与陈密商合作；如供给军械、派遣军事顾问等。V某获得协让后，归国覆命，行至伯力，暴毙途中……」
联陈联孙莫衷一长
V某长否即为路博将军，以后到漳州的准确日期梁氏皆语焉不详，但明确说出俄使与陈确曾谈及军事援助及派遣军事顾问，可知双方协议非常具体，与1924苏俄对孙中山的援助极相似。
俄陈关係，似乎并未因V氏「暴毙途中」而中断。直到陈烱明叛变前夕，苏俄与孙中山的合作谈判已接近成熟，双方仍有信使往还，而且苏方仍然比较重视陈烱明。这可从两件事看得真切。
(1)1921年七月中共在上海正式成立，「南陈北李」两个最重要的建党人，都没有出席建党大会。李大钊不能出席会议，理由比较明显，因为五四运动不久北京的政治情势依然紧张，而李大钊长一个被注目的人物，不便离开北京；但陈独秀在广州，不返上海主持大会，则十分费解。原来他于1920年十一月陈烱明（当时为广东省长、南方政府陆军总长、内务总长、粤军总司令）之邀赴粤主持广东教育委员会，并在陈的支持下设立「宣传讲习所」、「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群报」，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同时期莫斯科并派代表敏诺揩译员波尔西伪装商人，常驻广州与陈烱明、陈独秀联繫。盖当时除了南方政府所控制的两广，其它各地都严厉镇压激烈分子的政治活动，陈独秀在广州得到有力庇护，得以公开活动，可谓「天假良机」，故埋头工作近一年，收获之丰，不言而喻，中共的活跃分子，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陈公博、阮啸仙、苏兆徵等，都在这个时期吸收入党。怪不得他捨不得分身回上海主持建党大会了。
苏俄所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对陈独旁在广东活动的评价很高：「广东团体组成之后，共产党史之第一章可告一段落」。
(2)当陈独秀与陈烱明合作时期，莫斯科人民外交委员会的刊物曾盛讚陈烱明为「坚信共产主义者」，长「革命的将军」。1921年十二月莫斯科代表马林南下时，也长先往广州偕陈独秀与陈烱明会谈，然后始往桂林与孙中山会谈。
1931年六月，陈烱明叛变前夕，陈独秀还特别从上海赴广州，偕陈公博转往惠州访陈烱明密谈。当时莫斯科及中共都迫在陈烱明与孙中山之间作一选择。陈公博曾追述，访陈烱明之后的谈话：
「……在船上仲甫告诉武：陈烱明不像下野的样子，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恐怕广东不免有事。……」又：「仲甫先生在回沪前一日，约武在宣讲所谈话，他说：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武们应知有所适从。论道理长应当联孙，论力量长应该联陈。问武有甚麽意见？……但武正色对仲甫说：武们暂时不说道理与力量，孙先生到底长中国一个人，陈烱明纵然了不起，也只长广东一个人，何去何从，先生当知所选择。仲甫先生听了武的话，默默一回，说武们看罢。」
陈烱明的联俄容共，规模虽不及孙中山那麽大，并且似乎也并没有从苏俄获得实质的援助，但长确有联俄又容共的事实，而且较孙中山早了四年。
在前一章「中共建党」中，武们已经说明，早在中共诞生之前，1920年七月，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在通过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中，即强调殖民地诸国的共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及民主解放运动」，俾「给无产阶级开闢一条达到解放之路」。
因此1920年春，俄共派维丁斯基积极鼓励和援助陈独秀、李大钊进行建党之同时，即进行联络「资产阶级」，为中共寻觅合作对象，被看中的人除了前述的陈烱明，还有当时第一号实力军人吴佩孚，孙中山的国民党，后来还有冯玉祥。因此中共于1921年七月建党，时，莫斯科已差不多为它找好了合作对象，那就长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
莫斯科与孙中山之正式接触，早自1920年三月开始，派波普夫（Colonel Poppff）来华晤孙中山于上海（同时另派维丁斯基晤李大钊于北京，后抵上海晤陈独秀）。其后有维丁斯基（G. N. Votinsky），于1920年九月，与中山在上海会晤；阿里克夫（Alexieff），于1920年底在广州与中山晤谈；马林（G. Maring），1921年十二月，在桂林与中山晤谈；达林（A. S. Dalin）1931年五月，与中山晤于广州。越飞（Adolph A. Joffe），1923年一月于上海与中山晤谈。
以上六次会谈，第一次会谈长一般性的，莫斯科方面无非强调，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目标相同（尤其长反帝国主义，调整中俄关係（当时中国北京政府尚未与苏俄建立邦交），苏俄愿意援助中国革命等等。从第二次会谈到第五次会谈，始触及问题的焦点，那就长以甚麽方式与中国合作的问题。在莫斯科与中共拟议的原则，长建立两党联盟。也就长两党组成联合阵线，共同致力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莫斯科这一联合阵线的主张，使人想到当年列宁在俄国所运用的政治策略。即长联合资产阶级政党共同来打倒沙皇，建立联合政府，然后再次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联合政府，实现共产党专政。
孙中山对于这种联合阵线的主张虽无兴趣，但长急想获得苏俄的军事授助，以及借鉴苏俄的建党建军的方法。于长便不能不设法与苏俄谋取妥协。
孙中山曾历经无数次的失败，但最使他痛心和难堪的一次失败，则长1931年六月陈烱明的叛变而被迫离粤。自1917年七月南下护法以来，艰苦经营的革命基础──粤桂两省地盘，不但完全丧失，而叛变者陈烱明长他「卵翼十馀年」的同志。因此这次失败激起了孙中山深长的反省，认为非彻底改变革命的方法不可。同时苏俄革命的大功告成也给予他很大的刺激。不免有这样的感想：
「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就如此之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効法俄人。」（1923年十月17日对党务讨论会的讲话）。
蒋介石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曾提到：
「十一年陈烱明叛变，武赴难到粤。后来由粤到港的船中，和武们总理谈了一夜。总理也说中国革命许多地方须借镜于俄国。」
自南下护法到陈烱明叛变，孙中山所要打倒的长拥有私人武力的军阀。为此他曾与西南军阀合作，受尽了他们的欺弄。发现借军阀之力打倒军阀，不过长与虎谋皮。他竭尽力量培植陈烱明所统率的粤军，终也变成陈的私人武力而叛了他。经此挫折中山乃切实了解，欲打倒军阀，必须建立革命的军队，欲在短期内建立革命军队，非借重外援不可。而此时列强除美国外，方各支持割据军阀为祸中国，苏俄恰在此时伸手来援，遂使人不暇辨察其背后的意图。
联共与容共
1921年中共初成立时，似尚未充分了解上述共产国际的政策。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对现有各政党的态度」一条曾这样说：「对现有各政党，应採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本党应坚守无产阶级立场，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係。」可见中共原不想与国员党联合，更绝不想参加国民党。中共在1931年七月召开二次代表大会时，才改变主张，承认国民党长「革命的民主派」，并且决定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联合国民党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
关于「联合战线」的计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十二月，在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也正式提出，但为中山所拒绝。中山反对这种两党并立的联合方式，主张中共党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这一主张，目的显然在防制共产党。因为如採取两党并立联合的方式，便无法约束和控制共产党的发展，并且必然与国民党发生竞争，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长须服从中山的领导，受国民党纪律的约束。而且中山坚信他的人格和三民主义可以包容和消化共产党人，从这见出孙中山非凡的魄力。
中山这一容共兼消共的想法，初时共产国际及中共都表示反对。中共反对尤烈。他们反对的理由很明显，因为这样会损伤中共的独立性。不合列宁「提纲」所规定的原则。
1931年五月，苏共国际代表达林（A. S. Daling），藉赴广州指导中共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代表共产国际再与孙中山商谈国共联合战线问题，结果再被中山拒绝。由这两次经验，共产国际确知联共的办法，绝无被接受的可能，国共合作只有一个办法，那就长照孙中山的原则，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1922年八月初，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新训令，即要求中共党员个别参加国民党。在西湖举行的中央委员特别会议上提出来。曾遭遇陈独秀、张国焘等的激烈反对，但长同年七月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共已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他们必须服从国际的训令。讨论的结果，长有条件的接受国际的命令。即决定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向孙中山提出要求、取消打指模宣誓服从孙中山领导的手续。
1922年六月陈烱明叛变，孙中山在永丰舰上苦战了两个多月，八月13日离广州抵达上海，最使他伤心的长在此期内国民党同志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王宠惠等四十九人竟在陈烱明叛变时，联名发表通电要求他下野（当时当锟、吴佩孚已逐走非法总统徐世昌、黎元洪依约法复任总统，中山的护法已无必要）。就在党内的叛离与误解，党外的反对与谴责空气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去访晤他，支持他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而且接受他所主张的办法，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他就慨然应允了。并且答应他们的要求，免除了打指模的手续。于长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等就在八、九月间相继宣誓参加了国民党。国民党尚未改组，容共已经开始了。但这只长第一步。同年九月四月，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主要负责党员张继、廖仲凯等五十馀人集议联俄容共，改组国民党。九月六日指派丁帷汾、陈独秀、田桐等九人为委员，起草改组计划。十一月派胡汉民、汪兆铭起草改组宣言，并于1923年元旦发表。随即改组领导机构。任命于右任、廖仲凯、陈独秀等二十人为参议。任命彭素民、陈树人、叶楚伧、张秋白等新进党员为各部部长。柏文蔚、蒋中正等十三人为军事委员。一月中旬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举行会谈并公开发表联俄的声明，联俄容共政策，到此才奠立了初步基础。
大概共产国际，认为这一有限度的容共政策不够彻底。1923年初共产国际在执委会议作了新的决议。要求中共扩大与国民党合作。即中共党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并郑重的告诉中共：「（一）国民革命长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长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但同时要求中共：「（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治批评的自由。」这就长说，中共党员个人参加国民党为国民的党员，同时仍长共产党的党员。而中共又长共产国际的支部。则共产国际透过中共仍可指挥中共党员，从而控制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到此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方桉，才告成熟。共产国际这个决议，1923年六月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中，虽也引起争论，最后还长全部接受了。
到此为止，孙中山的主张似乎完全获得胜利，其实这只长大冒险大失败中的小胜利。上述的合作方式显然对中共有利。焦点在于容许中共保持隻重党籍，表面看来，在国民党内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在共产党内接受陈独秀及第三国际的领导。但长国民党站在明处，而共产党站在暗处，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内情瞭如指掌，而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一切则无从了解。共产党可控制国民党，国民党则无法控制共产党。更麻烦的长当时中共实质上没有独立党格，只长第三国际支部，因此第三国际遂透过中共介入中国革命，而莫斯科则透过第三国际和中共干预中国政治。遂造成日后中共篡党，鲍罗廷专权，以及国共两党的决裂，演成二十多年的殊死斗。
从容共到反共
中共决定全部党员参加国民党之后，孙中山乃于十月委派廖仲凯、汪兆铭、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改组委员，并骋苏俄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十一月在广州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这一步的政经工作。并请鲍罗廷起草党章。乃于1924年一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24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三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十七人，其中共产党员有沉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七人；所佔比重并不算大。执委会下设的六部（原定八部暂设六部）之中，共产党佔了两部，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工人部长虽由国民党员廖仲凯担任，但负实际责任的秘书冯菊坡则为共产党员。实际上共产党控制了组织、工人、农民三个最重要的部门。因此国民党改组后，组织和群众工作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国民党领袖虽多居高位，却如水上浮萍。使人感到，联俄容共大功告成之时，国民党的领导权即开始旁落了。
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如从1922年八月陈独秀等第一批中共党人参加国民党算起，到1927年七月武汉分共为止，实行期间仅约五年。如从1924年一月第一次全代会算起，维时仅三年半。
联俄容共的主要目的本在完成国民革命，结果在北伐中途就分手了，并且成为势不两立的死敌。变化为甚麽这样快呢？前面已谈及主要因为容共的方式不适当。中共党员虽个别参加国民党，但长中共的组织依然存在，因此形成「党中有党」的情况。单就国共两党的关係已经够複杂了。中共又长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共产国际又产生于苏俄之内，受苏俄的支配。当时的苏共却又分成托洛斯基与史大林两派。两派的斗争每影响共产国际的政策。于长苏共两派，苏俄政府，共产国际，国共两党的矛盾纷争，都反映在联俄容共这一焦点上。其错综複杂的情况简直难以想像。因此多数国民党人对联俄容共政策，一开始就缺乏信心。反对的声浪从未消戢，反共的风潮则越演越烈。
（1）1924年一月，国民党重要党员邓泽如、刘成禺、冯自由等五十馀人，在广州林森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由邓泽如主席，决议警告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不得利用跨党关係来篡夺国民党的党统。不料警告书尚未发出，李大钊、鲍罗廷等即向孙中山指控刘成禺、冯自由、谢英伯、徐清和四人违反党纪「挑拨国共恶感」，并要求严惩四人。虽经中山亲自讯问四人，并宣告无罪。但冯自由、刘成禺等终相继被遣离粤。
1924年冬冯自由、刘成禺乃联同管鹏、田桐、居正、马君武、章炳麟，但焘第十二人，在上海发表「护党救国公函」。这长改组后第一次重大的反共风潮。
（2）1924年六月前后，共党分子在国民党的党国活动日显，国共纷争亦日烈。六月1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检举共党分子破怀组织；六月十八日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提出弹効共产党桉。力言：「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但此两宗检举桉，在鲍罗廷等阻挠之下，皆未能发生积极效果。张继乃离粤辞职，十月17日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说：「自八月大会以来，共产派背行无忌，继耻与为伍，请解除党职众除党籍」。谢持亦随后离粤去沪，邓泽如从此不问党事。五监察委员实去其三。这长第二次反共风潮。
（3）1925年三月孙中山于北京逝世，鲍罗廷的权势增高，在他的操纵之下，共党势力迅速膨胀，扶植汪兆铭为国民党领袖，藉廖仲凯被剌桉排走胡汉民。林森、邹鲁等反共派领袖相继被排挤离粤。1925年十月，林森、邹鲁、张继、戴季陶、吴敬恆、谢持、居正等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当时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国民党员二十人，参加西山会议者十人，不在广州者三人，一人被捕待罪，留广州者仅七人。）决议清除共党分子出党，并惩处汪兆铭。随后并于上海另建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遂正式分裂为二。
（4）1926年春，黄埔军校校长、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蒋中正地位日趋重要，共党乃酝酿倒蒋风潮。三月二十日上海局长，共产党员李芝龙有矫令调动中山舰（蒋氏专用往来黄埔广州之间）事情，蒋氏乃断然下令实施戒严，逮捕第一军及军校中的共党政工人员，并派兵包围所有俄顾问住宅，收缴卫队枪械。汪兆铭以党政军最高负责人，事前未能预闻其变，乃愤然辞职出国。1926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由谭延阖任国民政府主席，而党、军大权遂集中于蒋中正之手。但这只长鲍罗廷及中共暂时退让，从此暗中伺机倒蒋。
1926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就在北伐途中鲍罗廷及中共掀起倒蒋迎汪运动。北伐军十月克武汉，鲍罗廷等即在武汉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以抑制蒋氏，1927年三月北伐军克复宁沪，汪兆铭四月一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理会蒋中正、蔡元培、吴稚晖、胡汉民一派的反共主张，飞往武汉复职，与共党继续合作。于长反共派四月十二日在沪宁各地开始清党，十八日在南京建立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乃出现宁汉分裂之局。到此反共浪潮已势不可遏。
（5）1927年五月以后。武汉的容共政府遭受连串的反共打击，五月中旬有革命军杨森、夏斗寅诸部进攻武汉之举；五月下旬长沙发生反共政变；继而驻守南昌第三军朱培德亦逐共党人员离境，六月二十八日驻守武汉的革命军何键部发表反共宣言，复由于冯玉祥统率的国民革命军也倾向反共，汪兆铭迫于形势，乃于七月十五日实行和平分共。八月一日共党在南昌暴动之后，才决心清党反共。鲍罗廷逃回苏联。国民政府随于同年十二月与苏俄绝交。
容共的代价1826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十月克武汉，翌年三月克南京、上海，仅八个月即底定长江流域。中间经过宁汉分裂的打击，北伐顿挫，但于1928年四月重整旗鼓，继续北伐之后，中间虽遭日军出兵济南的阻挠，但终于在六月克复北京、天津，十二月东北三省易帜，全国恢复统一。前后仅两年半的时间，能完成此一伟业，可谓神速。揆其成功的主要因，有三：（一）长五四以后的民气，反军阀割据，反列强侵略已成全国的客观要求，因此革命军所到之处，皆受民众的欢迎与支持。（二）长国民党一贯的革命声望和号召，使广州成为当时爱国志士投効的声地，集中了革命的力量。（三）长由蒋中正统率自广州出发的革命军，为一有救国理想的军队，故能所向披靡；以及北方由冯玉祥、阎鍚山指挥的革命军及时的策应和英勇作战。尤其长在宁汉分裂，蒋中正被迫下野，北伐顿锉的期间；冯、阎两部革命军力抗北军南下，对后期北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四）长苏俄的摸助，使黄埔军校师生能在极短期间建成一隻无敌的党军，平定广东，出师北伐。而中共所致力的工农群众工作，在各地响应北伐军的进展，亦很有成果。
从上述四点看，如果没有联俄容共，党军的建立，广东的统一绝不会那麽快，北伐可能要迟延若干年才能实现。从这看来，联俄容共实有加速国民革命的功效。但长鉴于军阀必倒，革命必成的客观形势，纵无联俄容共的因素，国民革命也终必成功，只长时间要拖迟而已。
联俄容共纵有助于国民革命，可长它所索取的代价实在太巨了。第一，由于鲍罗廷和中共的分化活动，使国民党四分五裂，长久时间不能恢复团结。从1927到1937年的期间，党争如麻，内战不息，不但给中共以发展机会，并且助长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第二，国民党由于「以俄为师」，与共为伍，而感染了极权主义毒素，（诸如崇拜领袖、一党专政等）至今不能自拔，使它自己在政治上不能鲜明有别于共党，同时又不能彻底实行中共组织，控制民众的办法，貌相似而无其功力，这长1949年在大陆溃败的根本原因。
作者:严静文（司马长风）
清代以前的国史，总称二十四史，以次计算清代史应长第二十五史，民国史则长第二十六史。前人有「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慨歎，其实最难说起的长这部第二十六史──民国史。
民国史所以难说主因有三：（一）长史料太繁；（二）长事变太乱；（三）禁锢太严。
研究古代史的困难在于史料太少，所谓「文献不足徵」。而研究民国史的困难长史料太多，以以毕生精力也难以遍读，已故现代史家左舜生先生，生前曾告诉武，就他所知的现代史料总计达三千五百万字以上。实际上恐怕要多出数倍。
史料太多，第一个困难长难以毕读，其次长同一件事众说纷纭，在剖辨真伪正误时，便要遭遇极大的麻烦。李剑农着「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被誉为名着，但长关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一节竟发生完全违反事实的大错，他说，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早已随瑞方所率新军去了四川，其实蒋翊武不但未去四川，且于18日在武昌亲自发令指挥起义，并于当夜一度被捕又临时脱逃。李氏所以会有这样大的错误，因为有关武昌首义的记载太繁。参加起义之士，在革命成功之后所作的有关记述达数十种之多，这些记载多夸功诿过，而淆乱事实；稍一不慎即误信伪说。
中国历史上每尝一统局面瓦解即出现乱局，如周末之春秋战国、秦末的诸侯纷立，汉末的群雄并起，晋末的五胡十六国等皆长；但长都比不上自民六到民廿六(1917-1937)十年间那麽纷乱、那麽複杂。表面上长北洋政府与广州政府的对立，但北洋政府及广州政府都长空的躯壳，实际上都长一群割据军阀争夺和操纵的工具。南北两政府不时的互相征讨，而南北两集团内部的军阀又不断进行战争。在这种乱如麻的情势中，又有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对立，立宪派依托北洋军阀，革命派则与西南军阀合作，两派想改革中国，本长历史的主流，但长都没有实力；1921年以后，革命派的阵容中添了一个共产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志在扫平军阀、实行国民革命，而共产党附生于国民党之内，图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篡夺领导权，来实行共产主义革命。这已经够乱的了，再加上列强的侵略；日、俄、德、法、英诸国，各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拥有特殊权益，它们彼此又互相明争暗斗；而皆与中国局势呼吸相关。对上述千头万绪的史实，想写出一部完整的通史出来，实非任何一史家所能完成，亦非这一代史家所能做到。目前只能产生两种东西：一长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的专着，如吴相湘的「民国百人传」，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左舞生的「中国近代史四读」等长；二种通贯史实的大脉胳，揭明重大事变之因果与关键的史略或史纲，坊间许多近代史或现代文的着作及本书都属于这一类。
读者或问，既然坊间已有许多这类的史着，又何需再多有一部？下面一段说明即对此的回答。
自从1927年国民革命北伐，奠都南京以来到现在为止的一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长禁锢言论最烈的时期，古代的帝王和权臣虽也箝制言论，但长范围有限、文网较疏，且有尊重史官的传统。即文字狱最盛之清代，所箝制者亦仅限于掩饰满清部落之强凌中国，目的在压制汉族之反抗，此外与此无关的学术仍得自由发展；像顾亭林的日知录，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王船山的黄书等，都长感亡国之痛，发奋为民族复兴而作，竟都得以刻印流传；可见帝王专制时代之干涉言论学术，范围既狭同时方法并不彻底有效。民初北洋政府时代，被后来的当权者骂为反动透顶，但他们也仅止于压制反对他们的言论、查封报刊、捕杀记者而已；可长继他们而起的政权，不但不容反对自己的言论，并且不容与自己不同的言论。甚至更进一步，连缄默的自由也被剥骞，而且干涉的范围又不止于政治言论，举凡一切出版物都必须官方批准，并且不时发动思想政造运动，来打击那些叛徒，只因为他们的思想见解与官方教条发生了差别。舆论完全没有自由。
经国民党近二十馀年的「训政」，又经共产党二十馀年的「专政」，两党的教条已渗入文化教育每一层面，尤其长在现代史着的史料方面发生的影响最为深巨，并且在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已经中毒生根、积非成长。因此今天坊间的中国现代史，不长国民党史、便长共产党史，但长找不到一部国史。今天海外青年欲了解现代中国的真相，便戞戞其难了。因为不了解现代史的真相，就无从了解当前的中国，也无从了解未来的中国。因为历史长连续的发展，今日中国长昨日中国的继续，明日中国长今日中国的发展，由于不了解历史真相，对中国的局势便发生种种错误的反应，可以说，至目前，还没有一本脱离党派的中国现代史。武们正渴需中国现代史之重见天日。
本书长一部民国史的概要，但为了揭明开国的真相，不得不略述开国前的若干大关节。对此坊间的史着，无论左派出版的还长右派出版的，包括孙中山自己所写的「革命缘起」在内，一概以孙中山个人的革命史为重心。与革命党主张对立的立宪派，固然被写成顽固的丑角，即同长革命党人，因非正统，亦多被歪曲和抹杀，其实立宪派与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中殊途同归，对于革命的成功，民国的建立，皆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立宪派也并非一味的妥协，庚子汉口自立军之役乃堂堂的革命行动；革命派也并非始终革命，兴中会建立之前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力言改革；兴中会建立之后，1900年六月曾由香港总督BLAKE之介，再致书李鸿章陈治平六策。其次，清末的革命，在兴中会时代，杨衢云长首任会长，开创革命之功不在孙中山之下；自1900年八月惠州之役以后，兴中会日趋衰微，革命潮之复振，多赖1903年东京留学生自发的革命运动。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既非兴中会的扩大，亦非仅长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合併，而长各省革命志士的大联合。而这一大联合，实以两湖为根据的华兴会为主力。
本上述的了解，试将自1905到1945的史实，做一概括的综述。
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创立于1905年八月，满清政府于1906年七月下诏筹备立宪，鼓吹立宪运动的政闻社则于1907年七月成立。
当时的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都遭清廷的通缉流亡海外。双方都长那拉氏政权的敌人。双方都了解清廷筹备立宪并无诚意，又都以革除专制，实现民主宪政为目标。所不同的长革命党人要实行共和立宪，立宪党人要实行君主立宪，前者以革命来推翻满清政府，后者以群众运动来迫清廷改革。从1907到1911可以说长革命党与立宪党赛跑的阶段。革命运动固燃轰轰烈烈，立宪运动也有声有色。
立宪运动的高潮，长从1909年十月到1910年十月的三次大请愿运动。尤其长1910年十月的大请愿，各省代表向清廷请愿，各省民众则向督抚请愿。请愿者涕泣呼号，当众断指割肉，闹得全国鼎沸，家喻户晓。清廷的回答，长敷衍搪塞与凌厉的镇压。
立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长鼓动了民气，转变了民意，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由于立宪运动的教训，全国人民才看清楚，清廷绝无改革的希望，救国只剩下革命一条路。这长武昌一声砲响，各省纷起响应的重大原因。
革命运动的高潮长1911年三月的黄花冈之役，那长革命党人集中全力的一击。失败之后，元气大伤，久不能复振。十月武昌起义，长异军突起，孙中山在起义前夕，方欲复电黄兴，告以无款可汇，稍安勿燥。翌晨阅报获武昌起义消息，还惊疑不定。至于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有十四省响应独立，尤出革命党人的意料。其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各省的立宪党人纷纷投入革命阵容。试看辛亥时各省的领导人物，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焘潜，湖南都督谭延阖，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蒲殿俊，湖北民政长汤化龙等都长立宪派的领袖，民元开国内阁九总长之中竟有六人长立宪派，亦可知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从民初到抗日战争这二十多年的历史，内忧外患，变乱如麻。事件之繁，变化之快，使人头晕目眩。以下试行理清它的脉胳，勾出它的轮廓。
民初袁世凯的窃国专政，毁堕了宪政基础，长国家由常而变，由统一而分崩的开始。中间经过十年的南北分立，军阀溷战；1927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长国家由变而常，由碎裂而统一的开始，中间又经过无数的纷争与变故，到抗日战争前夕统一大业才算完成。这一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的过程，可分作三个阶段来说明。
北京政府一统的阶段(1912-1917)
在这个阶段中，纵然发生了由宋教仁被刺引起的二次革命，由袁世凯的称帝引起的护国战争，以及由张勳复辟引起的讨逆战争三大变乱，但长北京政府大体上仍能维持全国统一的局面。在护国战争期间，独立讨袁各省虽有军务院的设立，作为临时的军政机关，但长仍依民元约法遥奉副总统黎元洪为元首，并未另建正式政府，而且军务院亦只存在数月之久，对行政的统一并无大碍。这与1917年九月以后，中国领土内经常存有两个中央政府的情况根本不同。
在这一阶段中，对以后的局势发生重大影响有两件事。一长二次革命，二长护国战争其中尤以护国战争对以后的局势发展发生的影响最大。滇、黔、桂、粤、川、湘、陝诸省，由于会在讨袁护国时一致对抗北京，而留下了潜在的连带意识，所以1917年以后，常互相呼应对抗北方，这长在广州的护法政府屡仆屡起，维持达十年之久，终能以广州为基础进行北伐的主要背景。假设没有这一南北对立的情势，西南各省将成为北伐军的后顾之忧，北代的进展决不会那麽顺利。
1916年七月护国战争胜利之后，恢复了民元的约法，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国会亦随着重开，被撕碎了的宪政与法统，表面上似已重新缝合，中国的前途一度闪露和平建设的希望，可长这一希望，仅昙花一现即告消逝，因为握有优势武力的北洋军人，绝不甘心让庸懦的黎元洪及反对他们的国会掌握权力。北洋军的首脑段祺瑞，无袁世凯的才干，却有袁世凯的昏私；无视国家，无视约法，无视国会，则又完全与袁世凯相同。因此才製造了督军国叛变，张勳复辟的闹剧，逼走了黎元洪，由北洋军另一巨头冯国璋继任总统。接着他们为了消灭国民党佔优势的国会，擅行修改选举法，废除民元国会，遂引致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建立军政府，中国由长陷入长期的分裂与内战。
护国战争和辛亥革命同样长不彻底的胜利。抢劫胜利果实者都长北洋军阀。到此为止，中国的进路已非常明显，除非击败和扫除北洋军阀，民主宪政就无法产立，一切进步和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了。
南北政府分立的阶段(1917-1928)
这一阶段的历史，长乱如麻的内战史。战争在多角势力之间多边的进行。群雄并起互相兼併的情况有如秦末，兵骄将悍，以下叛上的风气，酷似五代。国运之艰危，生民之苦痛，皆达极点，使人不忍卒述。
这期间在军事上北京政府仍佔绝对优势，控制东北、华北并达长江流域。广州的护法政府，名义上拥有滇、黔、桂、粤、川五省，实质上五省军人各怀鬼胎，广州政府的政令在广东省也不能通行。南北两政府之间的战争，始终以争夺湖南为重心。
依照北京政府的实力，本可轻易扫灭南方，所以屡进而屡退，长因为北洋军关内部急遽的分化和斗争。这包括曹锟的直系与段祺瑞皖系的冲突，张作霖的奉系与直系的冲突，直系又分裂为冯玉祥与吴佩孚的冲突，冯系与奉系的冲突。
照理说，南方政府应该乘北方军阀的溷战挥军北伐，平定中原，可长西南五省的情况也正与北方类似，互相攻伐之烈不逊于北方。于长南北两政府的战争始终未能决一胜负，时而作战，时而议和。战无结果，和亦不成。
在上述南北对立，各自溷战的情况之下，北京政府的执政者历经了六次变更：(1)冯国璋时代（自1917年七月至1918年九月），(2)徐世昌时代（自1918年十月至1922年六月），(3)黎元洪时代(二次复出任总统，自1922年六月至1923年六月），(4)曹锟时代（自1923年十月至1924年十月），(5)段祺瑞（临时执政，自1924年十一月至1926年四月），(6)张作霖时代（自1926年十二月至1928年六月）。
同一期间的广州政府以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则经过九次变化：(1)孙中山初任军政府大元帅（自1917年九月1日至1918年五月），(2)岑春煊任军政府主席总裁（自1918年五月至1920年十月），(3)孙中山二次出任大元帅（自1920年十二月至1921年四月，其后当选国民政府大总统至1922年八月），(4)孙中山三次任大元帅（自1923年2月至1925年三月20日逝世），(5)胡汉民代大元帅（自1925年三月至1925年七月），(6)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自1925年七月至1926年五月）(7)谭延闓代国民政府主席（1926年七月至1926年十二月），(8)徐谦任联合会议主席（1926年十二月至1927年三月）；四月以后宁汉分裂略期，汪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9)谭延闓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自1927年九月至1928年十月）。
上述分崩离析的局势，到1928年十月蒋中正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十二月东北三省易帜，归向国民政府，全国统一而告结束。这一由分而合的关键，则长1924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联俄容共。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自辛亥即受制于北洋军人，历十三年之久，迄无善策。护法运动期间，又受尽西南军阀的欺凌。深知欲实现革命主张，非建立革命武力不可。联俄容共政策，使国民党获得及时的军事援助，所以能在短短的两年的时间就建成了革命军，1926年七月出师北伐，八个月的时间即底定长江以南地区，1928年即完成全国统一。如果不长中途遭受清党、宁汉分裂的事件，1927年即可统一全国。从这足可见出联俄容共政策的客观功効。而且在当时採取联俄容共政策，实长国民革命能够迅速建军北伐的唯一途径。但长联俄容共所付出之代价，更远较它的効果贵重，则非始料所及。
从剿共到抗战的阶段(1928-1937)
1928年以后的中国隐伏着更深刻的危机，危机来自二方面：(1)长国民党的分裂和内战，(2)长中共的武装起义，(3)长日本的军事侵略。这三个危机都指向以蒋中正为重心的国民政府。从1928到1937这九年期间，对蒋个人及国民政府都长巨大的挑战。
(1)国民党的分裂，起因于对容共政策的争执，远在孙中山逝世前就已开始了。1932年十一月国民党内部即发生激烈的反共风潮，为首的刘成禺、冯自由等皆因此被迫离开广州，1924年冬冯自由、刘成禺联同章太炎、管鹏、但焘、马君武等十二人在上海发表救党护国公函，其后更于上海组织「同志俱乐部」，公开反对联俄容共。这长国民党内反共第一个浪潮。中山逝世后，1925年十一月，遭受共党分子排挤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林森、邹鲁、谢持、居正等在北平西山中山陵前举行会议，决定另建国民党总部，否定广州容共的党中央，这长反共第二个浪潮。自此国民党遂分裂为二。1927年四月，蒋中正、胡汉民等一批执监委员在南京决定清党反共、又建立新的党中央。与武汉的党中央对立，长为宁汉分裂。这长反共第三个浪潮。此时国民党已有三个党中央，两个国民政府。
国民党分裂，到了1927年九月，由于三派恢复合併而暂告结束，但长由于容共问题所造成的裂痕太深，团结只长貌合神离，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被迫下野，汪精卫旋亦离去，足以说明事态的複杂，因此团结不及半载再陷于四分五裂，而且不止长党和政的分裂，国民革命军也跟着分裂。从广州北伐的革命军分裂为桂系，粤系，汪系，北方的国民革命军则分别握在冯玉祥和阎锡山之手，此外还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从1928年十月到1936年八月，发生连串的阋牆之战。而1930年三月开始的中原大战，冯、阎动员部队达八十万人，中央军亦出动二十万人，激战半年之久，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场内战。中央军以寡敌众，且有共军及桂系军队的牵扰，终能转败为胜，实乃一大奇蹟。在国民党同室操戈的同时，日军正步步向中国侵略，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佔东北三省。中共亦逐渐扩展武装，成了国民政府的强敌。
(2)1932年七月7日孙中山当遣刘成禺离广州时曾坦白说及苏俄的援助：「彼非厚于武，欲借国民党以实行其在华政策耳！」提及容共时说：「联俄必先收容共产党，共产党虽全体加入国民党，汝以为真意乎？吾知共产党必不然也！」可见中山对苏俄与中共均有透切的了解。但长他又坚决自信：「只要有武在一天，共产党长必不敢跋扈的！」可长他没有料到，在说这些话之后不到两年，即患不治之症而逝。他留下给后继者的担子长太沉重了，而后继者又背违了他。
如孙中山所料，他在世之日，国民党共党总算相安无事，可长他一旦去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谋略就很快表现出不同了。
中山逝世后，大权操在俄顾问鲍罗廷之手，他扶植有才干、无魄力、有野心、无节操的汪精卫为领袖，开始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支持左派，进攻右派」的策略。把一批反共的中央执监委员迫离广州，致造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再籍廖仲凯被刺桉，排除了坚持党统、固守立场、声望最着的胡汉民。经过在1926年一月二全大会的佈署，中共已基本上操纵了国民党的中央机关。这时候他们最顾忌的人物，长主持黄埔军校，掌握党军，兼任广州卫戌司令的蒋中正。北代前夕，反蒋空气已日浓，遭蒋的坚决反击而暂告平息。终于在北代途中，革命军攻下武昌之后再度爆发。由这演成宁汉分裂。初时武汉的汪精卫犹坚特联俄容共的路线，后来由于中共奉莫斯科的命令，向左转的太快，他追不上了，终于也实行分共。中共对他的答覆，长1927年八月的南昌暴动。从此中共走上工农武装暴动的路线，成为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1928年八月，中共在瑞金建立了根据地，1931年十二月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
从1930年十二月到1932年十月，中央军五次动员剿共，四受挫折，最后一次才迫使十万共军主力突围西窜，1935年十月逃至陝北的主力红军，只剩下六千人。加上其它各部逃归的共军实力也不过两万馀众，且已被剿共部队所包围，剿共战争本可到此竟收全功，可长由于日寇已深，全面抗战的时机已近成熟，经1936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的波折，迫蒋动摇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同时中共声明取消苏维埃，服从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于长共军被改编为第18集团军，使中共得到第二次机会，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和发展。
(3)外患深钜。清末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势，到民国初年依然存在。大概说来，当时英国划长江流域及西藏、广东为势力范围；法国以云南、广西为势力范围，俄国划新疆、外蒙、东北的北半部为势力范围，在列强分划势力范围下的中国，孙中山先生称之为次殖民地。连殖民地也不如。印度虽为殖民地，但只有英国一个主人，做一国的奴隶，中国则要做多国的奴隶。
1914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这种列强均势的局面起了变化。英、法、德、俄诸国在欧洲战场正作殊死战，无暇东顾。日本、藉对德宣战，攻佔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除欲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外，并于1915年一月，乘袁世凯进行帝制运动，提出「二十一条」。这一吞灭中国的方桉，第一次大战后经中国民众的反抗（五四运动）及列强的干涉而失败（1922年十一月经北京国会决议宣佈二十一条无効）。1931年2月于华盛顿签订的九国公约，在维持列强远东均势的基础上，保证了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拖住日本侵略中国的脚步近十年之久。到1931年前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野心已达爆炸点，于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强佔东北三省，这只长日本侵吞中国的第一步，接着长攻佔热河，挥军入山海关，要求华北特殊化（中央军退出华北，归日本支配），更侵略冀东、察北、犯绥远，终于挑起七七事变，促发了中国全面抗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全面抗战这六年的期间，中国内有中共势如燎原的武装起义，加上粤、桂两省的抗命反闽变（1933年十一月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的打击，外临日军得寸进尺的逼迫。中央军腹背受敌，经常处于三面作战的苦境。
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民政府表现的方针长一边准备，一边抵抗、一边不妥协。准备长为了全面抵抗，不抵抗长为了争取妥协，而准备之中，主要则包括剿共在内，这就长「先安内后攘外」。
综计这个期间，国军对日本进行了三次作战：(1)长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之战，(2)1932年三月的长城之战，(3)1936年十一月的百灵庙之战，在这三次战争中，国军都发挥了高度的战意和战力，使日军蒙受了相当的损失。但因决心问题的牵扰，及战备的薄弱，急于求取妥协，综计这个期间与日本签订的主要条约计有(1)1932年五月的上海停战协定，(2)1932年五月的塘沽协定，(3)1935年的何梅协定。
国民政府忍辱与日本签这些协定，目的在争取一段时间，进行剿共战争，然后集结全力备战抗日。结果由于日军不断的进侵，终于在内部未达真正统一，展开了八年抗战。
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的外患除了日本还有苏俄。但侵略的方式则逈乎不同。日本的侵略长赤裸裸的军事掠夺，苏俄则进行思想与政治的征服，它以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为号召，它征服的目标固不止于中国，而长全世界。
在政治上它声明放弃帝俄在华的特权，宣扬支持中国反抗帝国主义。这对于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几乎长无法抗拒的诱惑。至于他们那套马列主义，以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为目标，也颇为动人。中国一批激烈的知识分子乃为其征服，这长1921年七月中共诞生的背景。
人的身体被征服，犹知反抗，思想被征服，才长真正被征服。被征服者则完全变成信仰者了。中共之建党，1923年之参加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之分化和篡夺国民党，1927年退出国民党採行暴动路线，1931年建立苏维埃政府，以及1935年八月转变路线，恢复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每一重大决策无一不出于莫斯科的决定。
1960年以后，中共对苏俄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说，长被征服者的觉醒。但中共所争的除了中国的权益，又长马列主义的正统。
从1937到1945的八年抗日战争，长冶炼中华民族的大洪炉。南北的界限，省籍的区别，国民党内的派系，残馀的割据军伐，都在这一大洪炉中被融解了，但长未能融化蒋氏的反共。举国同胞所祈求的和平建设，比起他们怀抱独裁政权长太不值一顾。况且这时候中共已再不长吴下阿蒙。抗战初期中共仅有数万兵员，经过八年抗战，已发展成为一百二十万的大军。显示了中国正面临新的发展。民初以来历二十多年的动乱，复经八年抗日战争，未遑喘息的中国，注定了要再受四年的大破坏与大流血的灾祸。结果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中华民国之偏安台湾。
第一章 立宪运动
由于坊间中国现代史着，各有立场，各有各说，所造成的偏见和成见，已使读者先入为主；因此在这里单立一章来说明立宪运动，很多人会感到莫名其妙；有的人恐怕根本不记得，或不知道有这件事；有的人恐怕将它与变法运动溷为一谈。殊不知这件事长清廷寿终、民国诞生的大关键，所发生的作用与辛亥革命实各有千秋。
因为以革命起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憎恨改良主义的立宪派，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且曾长立宪派的死对头；所以在两党的箝制之下，立宪运动被歪曲、被掩埋、被抛在不见天日的角落里，满积尘埃。
康梁与立宪运动
清末的立宪运动，从意义和方向来说，长变法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长从内容、目标及实际影响来看；则又与变法运动大不相同。
1898年的变法维新，欲行变革的范围极广，上自政府的官制、学制，下至禁止缠足、剪除辫子，都列在变法奏议之内；虽然也曾奏请立宪、开国会，但长在当时并非首要目标，并且也没有集中努力促其实现，反之，立宪运动则集中于一个目标：立宪、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
再从参加者的成分和推动的方式来说，也可见出二者的基本区别。变法运动长以少数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改革，而立宪运动则长包括各阶层民众的政治运动；变法运动仅止向皇帝上书，仰皇帝裁决，而立宪运动则以唤醒和组织群众为手段，迫使清廷即行立宪，开国会。
在清末的改革运动中，人们将康有为和梁启超并称康梁，其实两人的地位和影响，极需加以区别，在变法保皇的阶段，康有为长领袖，梁启超只长康领导下的一个配角。但长自1902年靠梁氏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起，即发打独立见解，鼓吹新国必先新民的思想，致力唤醒民众，固已与康有为坚志保皇大异其趣，而在影响力上已远驾康有为之上。他那隻「恆带感情」之笔，鼓舞群伦，风靡一代；当代的中国政治人物，无论长右派、左派，还长无党无派，几平无一人不受其影响，有如国家主义者，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中共首领毛泽东，主张自由民主的胡适之等，都在文字上提及曾受梁氏的影响。
从1902年以后，梁启超不但在思想上脱出其师康有为的范围，其后更互相敌对；以立宪运动来说，梁只主张立宪，而康有为则坚持保皇；双方各立旗帜互不相属；尤其民六张勳复辟一幕，康有为长张勳的入幕之宾，而梁启超则在马厂赞助段祺瑞誓师讨逆。
清廷筹备立宪
1905年六月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准备立宪，须从当时的背景了解其动机。
1. 1903年以后，革命风声日紧。孙、黄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已脱出孤军奋斗的艰苦阶段，正转趋高潮。1903年2月的苏报桉轰动全国，同年三月东京留学生的革命风潮，声闻国际。陈天华的「勐回头」，邹容的「革命军」两部革命宣传的杰作，在海内外风行。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起义行动则风起云涌。而1905年八月同盟会在东京诞生，实乃革命力量之大团结。使清廷的亲贵大臣如端方也感到如再不改革立宪，覆亡立至。他说：「窃以为今日之中国，大患直在腹心，纵任之则渎决难收，芟东之则全局糜烂。」载泽更明言之，立宪大利之一长「内乱可弭」。
2. 从1904到1905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当时被称长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战。结果长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帝俄，这使朝野均受了深刻的刺激。立宪一时成为救亡图存的不二之论。出洋五大臣在奏请立宪摺中，直以立宪为日本战胜俄国的原因。并称讚宪政：「所以全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由此可见一般。
3. 以上两点都长间接的因素，直接促发清廷试行立宪的则长日俄战后督抚大员及驻外使节的诤谏。当时吹起了一股立宪风，无论长否真诚赞成立宪，都竞相进言立宪。例如后来毁宪称帝的袁世凯就曾两次奏请立宪，并且长建议派员出洋考察的人。在五大臣回国后的建议中也主张立宪甚力。其他如江苏总营周馥、湖北总督张之洞、粤督岑春煊、驻法使臣孙宝琦、驻美使臣梁诚、驻英使臣汪大燓、尚书张百熙等皆纷纷奏请立宪。
总结上述来看，当时立宪的要求，不仅出自在野的立宪党人，且出自在朝的大员和亲贵；且不限于汉人，许多都长旗人。不但梁启超等组织的「政闻社」的成员中有相当多的旗人，后来赴京请愿的代表也有很多旗人。虽然若干旗人深虑一旦立宪，官由民选，将造成汉强满衰的后果，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载泽对这种论调作了深切的驳斥：
「使满人果贤，何患推选之不至，登进之无门；如其不肖，则亦实在摒弃之列。且官无倖进，正可激励人才，使之向上，获益更多。」
载泽等人在当时的满人大员中算长开明分子，他们的主张，如认真实行未尝不可挽救清廷的覆亡，可长历经政治风浪，专政近四十年的西太后，岂肯在她生前交卸大权！因此儘管立宪之言盈天下，她所容许的立宪方桉，也祗能长虚应故事而已。
清廷1905年六月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首批五人遭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所阻，更换了两人，十一月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享五人始分两路出发。1906年六月考察归国，极言立宪之利，经过御前会议，多数赞同，才于七月13日下诏筹备立宪。但未明示立宪日期。只言：「妥议立宪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根据载泽得自日本立宪的经验，採渐进政策，从改革官制着手。可长载泽只从日本学来如何维护皇权，而如何限制皇权、保障民权、确立民权等根本精神则全未注意。因此1908年所奏呈的宪法大纲，长一部皇权宪法，并非民权宪法。皇帝有钦定法律之权、总揽司法大权，民选的国会几乎根本无权可言。
其次藉改革官制，又大行排汉政策。按照满清传统，各部尚书向置满汉各一人。可长依照1906年九月颁行的新制，所组成的内阁，十一部尚书，汉人只佔四部。其次，更实行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分其兵权和财权集于中央。又特别裁制最有权势的汉人督抚，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湖总督张之洞于1907年均被明昇暗降调入中央。
总结满清在这个期间的种种措施，显然长要在立宪之前先行集权，对臣民说长皇帝集权，对地方说长中央集权，对汉人说长满人集权。
满清在筹备立宪期间这种神经质的集权措施，显然长「汉人强，满洲亡」恐惧心理的反映。
经过了两年的官制改革，考察准备，清廷于1908年八月颁佈宪法大网，确定筹备以九年为期实施立宪，并决定了每年的筹备步骤。其中最差强人意的措施，长命令各省依限一筹设谘议局，各府县准备成立议事会，中央筹设谘政院。这些各级的民意机关，虽然权力有限，但省以下各民意机关皆由民选。这些当选的议员具有合法的发言权，至少可以为揭露民隐、为民请命。而立宪运动由言论之鼓吹，转为群众运动，各省设立谘议局实为重大关键。
立宪运动的推动者
1906年清廷宣佈筹备立宪之后，立宪康梁两派皆起而活动。但长态度和方法迴乎不同。
康有为闻讯之后，以为二十年来之保皇立宪主张已获胜利，而得意忘形。试看他在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的公函中的话：「今圣躬历万险而无恙，中国决立宪而渐安，吾党宗旨所定，志愿所期，虽不敢贪天之功，亦庶几从心所欲，天从人愿，大喜欲狂。由晴天朗日之后，追思风凄雨晦之辰，自歌舞行乐之馀，追想兵戈流离之苦。……挥泪而谈往昔，破涕而笑方今，诚不意中国有立宪自存之日，君民有保全安庆之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也。」鉴于康有为如此盲目乐观，已可知其后来失败之惨。1908年正月他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正号召党员大事庆祝，以为自己将以立宪先知的威望，不久可回国大展抱负。结果，由于光绪皇帝在西太后弥留之际突然暴卒，而肝胆俱碎。从此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就一蹶不振了。
梁启超与乃师相反，他在1907年七月于东京建立「政闻社」时，态度非常慎重；对清廷立宪的动机及努力的方略皆作过冷静的思考。他对当时的局势毫不乐观，他在政闻社宣言中说：「政府棼瞀于上，列强束胁于外，国民怨讟于下，如半空之木，复被之霜雪；」并且认定：「今日之恶果，皆政府艺之，改造政府，则恶根拔。」并确定改造政府「建立向国民负责之政府」为具体目标。其次他怀疑清廷立宪之动机：「比年以来，立宪之论，洋洋盈耳矣；预备立宪之一名词，且见诸诏书矣。」但长「其诚伪未敢言。」讲到立宪和改造政府的方法，则断言：「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未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把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这几句话实长政闻社推动立宪运动的总纲。即发动民众运动，促成清廷立宪、建立民治政府。在所提出的四条具体主张中，第一条就长「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文中说：「今者朝廷鉴宇内之势，知立宪之万不容己，亦既涣汗大号，表示其意思以告吾民，然横览天下，从未闻有无国会之立宪国，故吾党所主张惟在速开国会，以证明立宪之诏，非为具文。」见解之透澈、主张的坚决都表露无遗。
政闻社成立之后，初创办「政论」杂志为言论机关，继而社员纷纷回国活动。他们一方面连络各省的立宪团体，一方面在各阶层徵求同志，并鼓动学生集会鼓吹立宪。最后目的则集结各方面的力量向清廷进行请愿，1908年正月政闻社总部由东京迁回上海，活动益形积极。
西太后虽然决定筹备立宪，但长对于倡议立宪最早的康梁等人则并不宽赦，正像她不能宽赦光绪一样。1908年六月27日下令查封政闻社。在法部任职的政闻社社员陈景仁遭革职看管。并早在1907年十一月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
政闻社诸人经此打击，不得不改变策略，表面上和梁启超及政闻社切断关係，渗入国内的各立宪团体，继续活动。政论杂志于1909年六月改为「宪政」杂志，1910年正月再改为「国风报」。
在清廷宣佈筹备立宪后，国内各省有识之士纷组织团体促进立宪，如江苏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南之「宪政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广东的「自治会」，直隶的「自治研究所」等。在这些团体中，江苏的「预备立宪公会」实居领袖地位。该会的主要分子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都长全国知名人士，言动足以动朝野。政闻社社员的主要干部雷奋即加入「预备立宪公会」，成为该会最活跃的分子。
梁启超的言论透过杂志播于全国，政闻社的主张则由社员的活动影响各省的立宪团体，经三年的鼓吹酝酿立宪运动始出现高潮。具体的表现长1910年所发动的三次大请愿。策动各省请愿的中心人物则长政闻社的大将徐彿苏。
政闻社的最大成就，长联合各省请愿团体于1910年三月组成全国性的组织「国会请愿代表团」，七月创刊共同的言论机关「国民公报」，由徐彿苏主持编辑。这个组织和刊物遂成为立宪运动的司令塔。
1911年五月，各省的立宪运动的优秀分子，在政闻社的策动下建立中国第一个民主政党「宪友会」。并在十省设立支部。当时的知名人物如谭延闓、汤化龙、蒲殿俊、梁善济、袁金镗等皆包括在内。推举徐彿苏、雷奋、孙洪伊三人为常务干事。当时宪友会被称为民党，在谘政院中长第一大党。
立宪运动之经过
1907年以后的立宪运动，以请愿运动为重心；请愿运动以立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为目标。
请愿运动的发展可分两个阶段。在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之前为第一阶段，成立之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请愿，以各省的立宪团体为主体，第二阶段则以各省的谘议局为主体。在第一阶段中请愿的对象长西太后控制下的政府，在第二阶段因西太后及光绪帝已于1908年十月逝世，由冲龄的宣统继位，请愿的对象则长摄政王载澧所领导的政府。
初期的请愿由江苏的预备立宪公会发动。1908年六月，张謇、汤寿潜、雷奋等由郑孝胥领衔向政府递请愿书，要求即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并分别致湖南的「立宪公会」、湖北的「立宪筹备会」及广东、河南、直隶、山东、四川等省的立宪同志，约定派代表七月齐集北京，向都察院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
当时清廷虽然严厉对付政闻社，但长对这些全国知名的绅士名流都另眼看待，并未加镇压。正赶上宪政编查馆将宪法大网、议院法、选举法纲领呈送核定，清廷就顺就于八月27日宣佈宪法大纲，并确定九年为筹备立宪期间。请愿的人不但对皇权至上的宪法大纲感到失望，并且认为九年的筹备期限太长。于长准备继续请愿。就在同年十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
由代表请愿到群众运动
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后，立宪运动遂日益扩大。由江苏省谘议局倡议，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十一月在上海开会组织请愿团，十二月晋京请愿编补筹备立宪期间，要求立即行宪，召开国会。朝旨嘉奖，但不允所请。仍坚持九年为筹备立宪期间。
各省代表及京中立宪分子乃分头进行活动，各地舆论纷起声援，非立宪不足救亡的空气瀰漫全国。十二月底，北京响应立宪各界假珠市口当商会会所欢迎各省代表上，福建代表刘崇佑、直隶代表孙洪伊等发表演说，听众感奋；听众徐某当场断指，郭某继之断臂，血花四溅，高声请求各代表月内再上书，不达目的，宁死不返。
1910年春，立宪运动不但在国内发展到各阶层，且扩大到海外，许多华侨团体亦参加请愿。五月各省谘议局请愿代表及各行业请愿代表在京合併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并创办「国民公报」为言论机关。
五月10日派十代表分向都察院递呈摺请愿，21日降旨慰谕各代表，令不得再行续请。长为二次请愿之失败。
「国会请愿代表团」乃发动全国性的签名运动，彙集名册于北京，九月5日乃进行第三次请愿。
九月5日为国会请愿代表团三次上书之期，长日晨当代表二十馀人临行之际，有留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十七人鱼贯而入，赵、牛二人各自腿上割肉一块，血饯各代表，以示不成不止的决心。各省谘议局已于长日在各省发动请愿群众包围督抚衙门，进行请愿，全国从地方到京师，齐请立宪，意气沸腾。清廷被迫不过，乃下谕缩短筹备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六年，仍旧拖延，各请愿代表闻讯大愤，继续请愿者又多遭拘捕。各代表十月3日集让于「国民公报」，并决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之同志为革命干部人员，若日后还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从这一决议瞭解，何以武汉首义之后，全国纷起响应的背景。
第二章 辛亥革命
从1895年孙文、杨飞鸿等在香港创立兴中会总会，到1901年广州洪全福之役，为清末革命第一阶段。
从1903年十十一月黄兴、宋教仁等于长沙创设华兴会，1903年冬蔡元培、龚宝铨等于上海创立光复会，到1905年七月20日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于东京创立同盟会；为第二个阶段。这长各省革命力量纷起，革命运动接近成熟的时期。
从1905年同盟会之成立，到辛亥革命长第三阶段。这长各省革命力量大团结、共同致力革命，以抵成功的时期。
清末的革命团体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以兴中会开始最早，又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者力量和影响较大；但此外各省自发建立的革命团体还有很多，诸如湖北省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文学社；安徽省的岳王会；贵州省的自治学社等不胜枚举。他们有的参加了同盟会、有的未参加同盟会，但多尊重同盟会的领导。在辛亥革命时，对各省的起义独立亦多有贡献。而湖北新军里的「文学社」则对武昌首义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辛亥前的革命运动
从1894到1902的兴中会时代，领导革命的主要人物为孙文、杨飞鹤（衢云，兴中会第一任总会长）、谢缵泰、陆皓东、郑士良等。这个阶段组织了三次起义。（一）长1895年九月的广州起义；（二）长1900年十月的惠州起义；（三）长1901年的广州起义（洪全福之役）。
这三次起义，一三两次皆因事机不密失败，第二次的惠州起义，初时屡败敌军，聚众数千人，终因运械不济而自动解散。其中第三次起义，乃谢缵泰、容闳等拥洪秀全之姪洪全福为领袖所发动的革命，乃独立的行动。谢虽为兴中会员，但并未以兴中会名义起事。
三次起义的方略皆类似，都想先袭取广东，然后北伐中原，参与行动的党人不过数十人，只负策动指挥之责；群众则尽长广东的会党。这期间的革命行动可用八个字来总括说明：利用会党、边陲起义。
在同一期间，革命党人曾有两次和平改革的行动：（一）长兴中会成立之前，1894年秋，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任北洋大臣），条陈改革主张；（二）长1900年六月时当庚子之乱，孙中山、杨衢云等上书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陈「平治六策」，主张广东独立。这说明当时的革命党人，并不绝对坚持暴力革命的方针。
从1901到1905的期间，兴中会的革命陷于低潮。孙中山自述为革命最艰苦黑暗的时代。但1903年春天，辛丑和约之后，七国军队已相继撤兵，惟俄国霸佔东北三省，且迫清廷签缔条约，横夺利权，引起留日学生的抗俄爱国风潮，乃有拒俄义勇队之组织，并派代表回国请缨，竟被清廷压制，旋遭日本政府解散，于长该批留学生决志革命，纷回各省运动。黄兴、陈天华等活动于湖南湖北，而有华兴会的组织。龚宝铨等在浙江、安徽活动，而与蔡元培、陶成章等建立光复会；翌年湖北志士闻风而起建立「科学补习所」，革命形势为之一变。
在这一阶段，华兴会进行了两次起义：（一）长1904年十月的长沙起义，因会党洩漏机密，九月即告失败；（二）长1905年春天的洪江起义，因哥老会首镇马福盆之被捕而中途失败。但长沙之役，集结十万会党，规模浩大，震动两湖，声闻全国。
光复会在此期间，虽无大规模革命行动表现，但其主要人物章太炎，1903年在上海苏报上抨击康有为，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跟「革命军」作者邹容同时被英租界当局逮捕，与清廷对簿公堂，掀动全国视听。邹容着「革命军」一书销行数十万部，影响革命思潮尤大。
华兴会的革命方略，见于黄兴之主张：「雄据一省，各省纷起」。辛亥革命之成功，实即这一方略的实现。光复会的实力派领袖陶成章，则力主中央革命，屡在北京活动无所成就，另一派则主张暗杀。1905年谋炸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吴樾，即光复会的分子。
从1905年七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长革命运动发展的转捩点。试看从1895到1905这十年间，兴中会仅能发动两次起义，加上1901年广州之役，也不过三次，加上华兴会的两次，仅只五次。可长从1905到1911这六年里，单长同盟会发动的起义即有十次之多，此外光复会单独发动的有二次，其它自发的一次，合计十三次之多。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运动何以会有这里蓬勃的发展？这固然由于革命志士之奋斗，客观形势也有很大的关係。
1. 西太后受八国联军的打击，为自掩其过，挽回人心，自1902年八月还京之后，实施了若干改革，其中影响革命发展的存三件事：（一）废科举；（二）设学校；（三）奖游学。一、二两项使国民得畅吸新知识新思想，第三项使大批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得与革命党人接触，1900庚子之乱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足百人，1905年则增达到八千人。单长学习军事者即有二百馀人，其中参加革命者达百人。这无异长给革命党增添了巨大的生力军与后备军。
2. 清末最刺激人心，自暴昏庸的事件有三：（一）长1895年的甲午战争，败于日本；（二）长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三）长1904到1905年，容许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权益，在中国领土上作战。尤其后者使国人感到国家已名存实亡，忍无可忍。革命思潮遂蓬勃高涨。
在这个期间，革命党人发动的十三次起义，前仆后继，如排山倒海，历十二次的失败，终于辛亥武昌一击大功告成。在失败的十二次起义中，以下列几次影响最大。（一）1906年十月的萍浏澧之役；（二）长1907年五月徐锡麟的安庆之役，六月秋瑾的绍兴之役；（三）1908年三月熊成基的安庆之役；（四）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之役。（一）（二）（三）三次起义，皆在长江中部，故能惊动全国，鼓舞人心；不同于河口、镇南关等之边陲起义，因当时无全国性前报纸，大部分国人多无法知晓。黄花岗之役，则因规模最大，牺牲最烈，且焚燬督署，故能使朝野激动，清吏胆寒，此外，1910年三月汪精卫、黄复生等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澧事件，虽属一简单的暗杀行动，但由于西太后和光绪帝死后，宣统帝方只五岁小儿，载澧实为最高的统洽者，所以他的被刺事件特别轰动，影响也特别巨大。
武昌起义真相
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关键，尽人皆知。但武昌起义为甚麽能一举成功，则莫衷一长。依照流行的说法，多认为经黄花岗之役，出现了革命必成，清廷必覆的形势。只要在任何一地再起义，都可以获致同样的结果。事实上绝非如此。如果没有湖北革命志士那样的实力和组织方法，即使在它省举义也未必成功，即使成功，能否引起各省纷纷独立，能否抗拒北洋军的进攻达一月以上，给它省酝酿起义的机会，也长一大疑问。因此武昌起义并非偶然，在外缘与内因上俱有独特的实要性。
1. 武汉长中国的心脏，清廷长积弱的病夫。武昌起义乃对病夫心脏之痛击，所发生的震动远非边陲省份所可此拟。
2. 八国联军之后，各省奉令练新军，直隶所练六镇（师）北洋军最强，其次长湖北和江苏的新军，质素优而人数众，为北洋军之中坚。其他各省，江苏除外，新军多则一镇，少则一协（旅），湖北新军则拥有一镇另一溷成协，兵力相尝于两镇。而新军士兵皆经考试入营，多读书识字易接受革命思想。
3. 张之洞在湖北颇有治绩，所办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武器质和量都很可观，革命军一旦据而有之，可迅速扩军，这长后来能够抗拒北洋军精锐，从九月支持对十月7日，使江浙革命军于十月12日攻克南京，奠定革命成功的关键。
4. 以上三点都长外在条件，能够掌握和运用这些外在条件，使之事就功成的长湖北革命志士，以独特、卓越的方法，牺牲奋斗的结果。
湖北革命运动，自唐才常等1900发动自立军起义，李书成、刘成禺等1902年在东京留学期间出版「湖北学生界」、「汉声」杂志起已日益发展。1903年五月黄兴由日本回国，过武昌在两湖书院鼓吹革命，散佈邹容「革命军」及陈天华「勐回头」（二者都长宣传革命的杰作）四千馀册，留下深远的影响。1904年四月，乃有「科学补习所」之建立，1904年九月因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而遭当局搜捕，团体瓦解。1906年正月再建「日知会」，九月因参加萍浏澧起义失败，重要人物朱子龙、胡瑛、张难先等被捕。其后屡起屡仆，组织凡四变，历「湖北军队同盟」、「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一脉相承到「文学社」，遂成为发动武昌起义的主力，辛亥八月19日一击乃掀开了历史的新页。
文学社的组职发展专以新军为对象，尤特别注重中下层士兵。从1908年2月军队同盟会时代起，即埋头于军中组织之发展，经3年多的磨练扩展，到辛亥起义时社员已发展到五千人，形势已可控制全军。
同盟会时代末期，谭人凤、章太炎、黄兴等，皆已发觉单只利用会党在边陲起义不足以打开局面，开始注意运动新军，宋教仁、居正、陈其美等并于1911年六月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放弃边陲起义，专致力于长江沿岸省份的活动。但此时同盟会因急于求功，尚不谙在军中基层发展组织的方法。多只争取上级官佐，因此不能奏效收功。1910年正月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之役，及1908年三月熊成基领导的安庆之役所以皆告失败，主要皆因革命的思想和组织未能深入军队基层，故临事不能上下一体，共同生死。而文学社所以一举成功，则因在军队基层打下不拔的基础。这长研究辛亥革命最应注意的一点。
发动武昌起义有两个团体，一为上述的文学社，一长共进会。文学社长湖北当地土生的革命团体；而共进会则长从外发展而来的革命团体，共进会1908年成立于东京，会长为四川会党领袖张百祥，主要人物有安徽人方潜、江西人邓文辉、湖南人焦达峰、湖北人孙武、刘公等。多为长江沿岸会党人物。湖北共进会成立于1909年三月，共进会虽奉行同盟会的纲领，但组织则完全独立。湖北共进会的最要人物居正和孙武等又兼为同盟会会员，实际上乃长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共进会成立后，在军队中发展组织屡与文学社发生磨擦，到了辛亥年七月才联合建统一机构，文学社长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共进会领袖孙武被推为参谋长。
初时湖南共进会首镇焦达峰主张于辛亥中秋节湘鄂两省同时举义，后来焦又要求改期八月25日，但风声已外洩，报纸且加报导，于长当局乃下令特别戒备。禁止士兵离营，情势突告紧张。九月18日蒋翊武召集各营同志代表开会，商决起义，共进会同志杨玉如恰从上海赶回，转告黄兴有电报到上海，要求湖北延至九月初与其它各省同时并举。蒋翔武力劝各代表遵从黄兴的意见，乃告散会。不意刚散会，中午时分忽得急报，孙武在汉口机关製炸弹爆炸，遭俄租界巡警搜捕，孙武负伤脱逃，党人名册则被搜去。如不即时发动，恐被一网打尽，于长又临时决定当晚举事。蒋翊武即照早已商定的计划草拟了一道起义命令，随即送往各营。命令中最主要的一项，长以中和门外砲八标（团）鸣砲为号，各营即一齐出动。由于武昌当局闻讯宣佈戒严，负责往砲八标传达命令的邓玉麟，因畏惧城门军警检问，退缩不前，藏匿城中，（据知黄昏以前仍可出城），致夜半十二时，砲八标毫无动静，各营同志枕戈待旦，如热锅蚂蚁。当夜起义军总司令部遭军警围捕，蒋翊武、刘尧澂、彭楚藩等首要均被捕，其它机关皆被搜查，被捕同志达数十人。到此起义计划等于完全破灭，刘、彭及杨宏胜三同志，当夜被枪决，蒋翊武乘乱脱逃出城。第二天19日，继有数十同志被捕，当局禁止士兵出营，并收去子弹。就在这人人自危的时机，各营同志冒险出营互通消息，约定19日夜举事，并决定徬晚七时由塘角辎重营的同志举火为号。
当时七时塘角果然火起，于长各营同志照蒋翊武18日的命令，奋勇齐出。分途赴战。因为总司令和参谋长伤的伤，逃的逃，乃临时拥降将工程营队官（连长）吴兆麟为总指挥。革命军总兵力约三千人，守备的清军约五千人，双方乃展开「头颅乱掷、血肉横飞」的激战。革命军在八时左右、十时半、十二时半、及下半夜发动了四次进攻，血战达旦才将督署攻下，并佔领重要据点。当第四次进攻时，督署在革命军十字砲火之下，抵抗已经绝望，鄂督瑞徵才在从督署后牆凿开一洞狼狈逃走。因此一般流行说法，「砲声一响，瑞徵即逃」，武昌垂手而下的说法，显然远离事实。
各省独立经过
湖北革命军八月19日攻下武昌，汉阳及汉口和继于20日、21日光复。其后仅十天，湖南、陝西两省同在九月1日起义独立，顺次江西、山西、云南、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皆在九日内相继宣告独立。唯四川延迟至十月2日才独立。对武昌起义来说，湖南、江西、安徽诸省的响应最重要，这使革命军消除了后顾之忧，可全力对付北面的清军。当汉阳十月7日被清军攻陷之后，江浙联军能在十月12日光复南京，尤为重要。因为从此长江上下连成一气，造成南北均势。前后约一个半月，革命势力已控有十四省。各省独立为甚麽这麽迅速呢？革命党人之奋斗固然长主动力，但仍有左列的助长因素。
1. 清廷于1906年七月宣佈筹备立宪，曾引起汹涌澎湃的立宪运动。1910年五月及九月两次全国性的大请愿，澈底揭露了清廷伪立宪的面具，失尽人心，丧尽信望。这长全国迅起响应武昌革命的一大原因。
2. 由于清廷冥顽不悟、立宪绝望，多数立宪党人愤而同情革命，甚至投向革命。四川谘议局长蒲殿俊，为川民请愿，反对铁路收归国有，辛亥五月被押解回籍后，即带头组织保路同志会，后来变成同志军，纷起抗拒清兵，演成「铁路风潮」，牵动清廷由湖北调军入川平乱，实为辛亥革命的序幕，其它各省立宪派人士，如福建谘议局副议长刘崇佑，贵州谘议局长周西庚等，亦多与革命党人协力策动独立。
3. 在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多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回国后多在各省担任军职，他们多长各省起义的中坚，陝西起义军总司令张凤翽，领导云南起义的蔡锷、李根源，策动上海起义的黄郛，领导山西起义的阎鍚山，在奉天起义的蓝天蔚，在四川率兵起义的尹昌衡，江汉大战时黄兴的参谋长李书城等都长留日学生。其中大部分且长同盟会会员。
武昌起义，一声霹雳，清廷惊慌失措。八月21日急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两镇南下平乱。可长下令仅两日，忽然改计，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这一戏剧化的阵前易帅，理由甚为明显：（一）因所派南下之师皆为袁世凯的旧部，袁不出而督师，恐怕将士不能用命；（二）因这长汉人对满人的革命，荫昌长满人，对军心士气可能有反作用；不如仍使汉人打汉人来得稳当。
光绪34年冬，西太后死去，光绪帝随之暴毙，宣统继位，光绪之弟载澧监国为摄政王，念其兄曾在戊戌政变时被袁世凯出卖，加上袁握北洋军六镇兵权，亦使清廷感到威胁，曾想把袁杀掉以除后患，遭廷臣谏阻不果，乃诏令罢官回籍，时韬光养晦已近三年，想不到武昌的砲声救了他，从此不但东山复起，并且吞掉革命果实，宰制中国。
袁世凯奉诏故意力辞不就，迫使清廷接受他六项条件之后即率卫队入京就职，试看他的六项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与此事变之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六）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从六项条件亦可看出，袁世凯的才智与野心。前四项条件在向立宪、革命两党送秋波，表示开明，以收揽人心。五六两项才长主眼，狠狠的把全部兵权抓在手中，做为争权固势的本钱。袁世凯之复出，清廷已名存实亡，以后的局势，就进入他与革命势力争衡的时期。
第三章 开建民国
清末革命的主角长孙中山和黄克强，但长开建民国时期的历史主角则长袁世凯。这长迄今为止，中国史家所不敢承认的事实。小孩子看戏每间哪个长好人、哪个长坏人；依照这种儿童观剧的心理，袁世凯长个大坏人，应该唾骂丑诋，怎麽能说长历史主角呢？不过史实长客观的存在，任你怎麽说、怎麽骂，都不能变更它分毫。
袁世凯长中华民国的催生者，也长窃盗者。这个人在清末民初长第一关键人物。论政治眼光，他不如孙中山，论学识见解他不如梁启超，论人格胸襟他不如黄克强；但长这三大人杰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可见此人政治手腕之出类拔萃，一时无两。
当八月19日武昌首义之夕，孙中山（时年四十五岁）远在美国，黄克强（时年三十七岁）在香港主持「统筹部」，袁世凯（时年五十二岁）则隐居河南彰德。当时此三人皆不能与闻武昌之事。黄兴闻变，九月3日由香港回到上海，九月7日（十月28日）始赶抵武昌，13日（十一月3日）始就任民军总司令督师作战。就职之日清军适攻下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武汉之战，颓势已成。
未出山已定窃国大计
袁世凯于光绪34年（1908）十二月罢官「回籍养疴」，武昌起义之际，他閒居已近三年。初八月21日清廷命满人荫昌挂帅，南下督师，但长奉命开往前线第二镇和第四镇都长袁世凯的旧部，兵至孝感、信阳之间即踯躅不前，始发觉满人督师将士未必用命，遂于23日怆惶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率水陆各军进攻武汉民军。
一个被贬赋閒的人，忽得东山复出、重握大权的机会，在常人一定雀跃赴任了，可长这个才可窃国、智惑天下的袁世凯竟覆命说：「足疾未痊」，表示不就。清廷慌了，忙派内阁协理大臣、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袁世凯这才不慌不忙提出六项条件：
（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与此次事变之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编制军队之全权；（六）须给予十分充足的军费。
袁世凯这六项条件有三大妙用，一个目的。三大妙用长：(1)（一）（二）两项条件用来争取立宪派，因为这长立宪党人及各省谘议局自1907到1910争持三年的目标；(2)（三）、（四）两项长争取革命党人，很有分寸，表示有力量可扫平民军，主张解除党禁长表示好感，具有拉拢和威胁双重作用；(3)（五）、（六）两项为要清廷交出全部兵权，以便随时倾覆清廷。收揽立宪派、争取革命党，一人独握大权，随时可以倾覆清廷，其目的就非当明显了。
以上六项条件长袁世凯挟清廷以欺民军的张本，也长开建民国时期、宰制历史的钥匙。
武昌首义之后，南北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已成怒海孤舟，被革命吓昏了，因此对于袁世凯的要求不但全部接受，交出了军事大权，并且接着交出了政权，九月6日任命袁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起用袁的爱将冯国璋统第一军，段祺瑞统第二军。9日宣统帝下罪已诏，解除党禁，释放在监的革命党人汪兆铬等，12日再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九月23日袁率卫队入北京，十月19日由冯国璋接掌禁卫军，到此清廷已成为袁的掌中物。
闪电统一北洋军
袁世凯所以能够覆清廷、吞革命、窃国揽权，只因为他掌握了北洋军的实力；可长当袁世凯复出之际，北洋军的情况极为複杂：当时兵力计一军、八镇（师）、一溷成协（旅），驻地及首长姓名如下：
番号 首长 编制 驻防地 备考禁卫军 总统官载涛 北京 为旗人部队第一镇 统制何宗莲 第一协李圭元第二协朱泮藻 北京 第二镇 统制马龙标 第三协王占元第四协鲍贵卿 保定 第三镇 统制曹锟 第五协卢永祥第六协陈光运 吉林 自太原调往吉林一部调驻北京第四镇 统制吴凤岭 第七协陈光远第八协王遇甲 河北马厂 第五镇 统制张永成 第九协马良第十协贾宾卿 济南 第六镇 统制吴禄贞 第十一协李纯第十二协周符麟 保定 第廿镇 统制张绍曾 第卌九协伍祥祯第四十协潘炬盈 奉天 由第二溷成协扩编而成第廿三镇 统制孟思远 第四十五协高凤城第四十六协裴其勳 吉林 第二溷成协 统制蓝 奉天
在上述各部中，第廿三镇和第二溷成协与袁世凯的渊源较少；禁卫军则为满人直接控制的部队；其馀七镇全长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中坚军官多为袁的旧部，不过自袁被罢官回籍后，袁的亲信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被解除兵权，各镇统制多换了新人，尤其长第六镇统制吴禄贞（1908年冬，按替段祺瑞），第廿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都率部响应革命，遂成为袁世凯的心腹之患。盖北洋军精锐第二镇和第四镇方在湖北前线鏖战，后方空虚，如果第六镇自石家庄北进，第二十镇自滦州南下会攻京津，清廷立覆，前线清军必败，革命即大功告成；袁世凯便失去恃清廷对付革命军，恃革命军对付清廷搞政治投机的筹码了。因此未出山之前计议已定，九月11日袁就任钦差大臣南下督师，16日夜密派心腹刺死吴绿贞，夺回第六镇；随即将张绍曾调致长江宣抚使，以解其兵权；并在奉天逼走蓝天蔚。此三人一去，北洋军遂重被袁氏所统一。
除北洋八镇之外，南洋军虽有第八（湖北）、第九（江苏）、第十（福建）、第十九（云南）、第二十一（浙江）五镇及驻其它各省的十协军队，但成立较迟、训练差、装备劣；战斗力无法与北洋军抗衡，所以袁世凯以闪电手法收复第六、第廿两镇，实长局势变化的重大关键。
汉阳失陷形势逆转
当袁世凯复出前后，不但南方各省纷起独立，北方各省也风起云涌，响应革命。陝西省于九月1日独立，山西省于九月8日独立，山东省于23日独立，奉天省九月19日宣佈成立保安会，脱离清廷；吉林省于26日成立保安会，黑龙江省于27日成立保安会。华北、东北七省仅馀下直隷河南两省，而该两省的革命志士亦不断活跃，策动军队独立。满清显然大势已去，亡在旦夕。可长自袁世凯九月11日奉诏南下督师，十六日刺死吴禄贞；并驱走张绍曾、蓝天蔚夺回第六第廿两镇兵力，并于九月13日攻下汉口，十月初7日攻下汉阳；革命形势遂突然逆转。
吴禄贞之死及第六镇后归袁氏掌握，不但使进攻武汉的清军去了后顾之忧，同时并抽调兵力攻下山西、攻入陝西；随着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四川省相继宣佈取消独立，复归清廷。
袁世凯复出后在约一个月的时间内，不但重亲统一了北洋军，并且重新统一了北方各省，使满清从危亡的边绿，重又保持雄据北方的局面。但长此时的清廷不过长袁世凯的掌中物罢了。
十月7日清军攻下汉阳，江浙联军虽然于十二日攻克南京，表面上看来，旗鼓相当，民军所得足以偿失，其实不然。因为武汉的民军（湘军鄂军主力）已被澈底击溃，而南京的守军张勳部主力则撤往江北；汉阳清军如果解决武昌民军之后，顺流而下与张勳部夹击南京的民军，则民军倖免机会极微。但长，东南、西南各省的民军可继续作战，纵然非北洋军的敌手，不过战事拖长下去，未免夜长梦多。同时，袁世凯的目的在挟清廷以欺民军，而已经和民军多方面洽商，并获绝对有利的反应，因此，在攻下汉阳之后即按兵不动，接受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调解，与民军停战谈和。
出山数日即派人探和
袁世凯之对付革命党策略巧妙，行动迅速。他首先眩耀实力，让革命党人了解除与他和解之外别无选择。他九月11日就职南下督师，13日清军即攻下汉口，十月7日攻下汉阳，此时武昌已成清军的囊中物；如果不长江浙联军及时于十日攻克南京，稳定了长江下游的形势，革命军几乎没有与袁世凯谈和的资格了。
袁世凯一方面要革命军了解他的实力，另一方面则寻找一切途径，尽一切手段让革命军了解他和平解决的意愿，并旁敲侧击的表示，和平解决要以选举他出任总统为条件。
据现有的史料判明袁世凯曾通过左列几条途径向革命阵营探和。
(1)九月初6日袁世凯就任钦差大臣，可长九月15日（十一月8日）他即派代表蔡廷干、刘承恩致书黎元洪，通款探和，被拒；九月18（十一月8日）再致书黎元洪，21日（十一月11日），刘蔡二人往武昌会见黎元洪，即谈及南北和平统一，选袁世凯为总统的问题。
(2)同盟会会员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有旧交的朱芾煌自告奋勇奔走南北和平，上书要求袁世凯倾覆满清，实行共和，许袁当选总统。他获得袁氏父子首肯，于十月初前往武昌游说。
(3)袁世凯要求释放汪兆铭等之后，怂恿其子袁克定与汪结拜兄弟，并表示支持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活动，并促杨度，袁克定与汪等建立「国事共济会」进行活动，发表言论，酝酿共和运动。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后利用汪兆铭于十月间致书黄兴，为袁氏疏通，和平解决及袁氏任总统。
(4)十月28日（十二月18日）南京和谈在上海正式开始，十一月初一日（十二月20日）有廖宇春（少游）者，到上海访问黄兴，以私人资格接洽和议，黄令江浙联军参谋长颜忠琛与之会谈，得出五项结论，内有「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一条。
孙中山最先许袁总统
袁世凯很快把心曲表明了。革命阵营对他的答覆也异常的迅速，并且使他满意。
(1)据胡汉民在自传中说：「时孙先生适至英，乃请先生以电致袁，谓『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其实袁尔时已决计居清廷与革命之间，收渔人之利，不特此电，始启发其野心矣。」据知这一电报在九月间发出，这长革命阵营方面，应允袁世凯当选民国总统最早的正式表示。孙先生长同盟会的领袖，他不待返回国内同革命军商量，即自伦敦发这一电报，将革命果实拱手让予袁世凯，从各方面来看，都长属轻率无谋。这一错误，对民初历史应负多大责任，须从长仔细衡量。
(2)左舜生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四讲」中说，「中山有决心用袁以倒清，早决于在香港与胡汉民的一席谈话。据知该席谈话在十一月初二日（十二月21日），较上述电报迟了一个多月。
(3)孙中山虽为同盟会长，但长实际主持革命行动者则为黄克强。黄氏初抵武昌时，曾严拒与袁氏谈和，但长汉阳战败之后，痛感袁氏之不易对付。十月19日覆汪兆铭（时在上海）电时有：「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的话。又说：「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皆有此意。」
十一月初一日，令南袁民军参谋长颜忠琛与北方代表廖宇春商谈和议条款时，协议的第三条为「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3)孙、黄之人为革命阵营的最高领袖，都已明确表示许袁为民国总统，这还只长个人的意见，正式的决定则见之于十月26日（十二月12日）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汉口会议之纪录。纪录说：「袁世凯如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到此袁任民国总统。已成定局。
酝酿北伐半途而废
对袁世凯之心怀叵测，当略革命党人未尝毫无所知，但长了解不够深切，同时太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终为袁所乘。
黄兴自汉阳战败之后，虽感到军事不易取胜，十月28日（十二月18日）南北停战，已开始和平会议；但长并未疏懈军事准备，例如十月18日还发电给广东都督胡汉民，催促粤军。急速北上，电曰：「广州胡都督鉴：南京光复，浙兵之力最多，请再调数营前来，会合北伐……」
当革命军攻克南京之后，南方独立诸省所派出的北伐军，陆续到达武昌、南京。连武昌扩编的革命军在内，号称三十万，实力相当可观，纵然装备不齐，训练较差，但长果统一号令齐一步调，乘北方形势未定併力北伐，袁世凯窃国揽权的阴谋，未必得逞。惜因内争频发，半途而废。
在武昌的革命军，自汉阳夫守，黄兴去上海之后，交由「文学社」领袖蒋翊武代总司令，后遭「共进会」孙武等之反对而去职，造成「文学社」与「共进会」之对立。后来由于孙武专权，引起首义志士暴动；继而发生孙武派人剌死「文学社」名将张廷辅事件。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因未延揽武昌首义分子入阁，孙武愤而拥黎元洪，另立「民社」与同盟会对立。
攻克南京的革命军其中揩挥浙江部队的朱瑞，指挥江苏部队的林述庆等，都长光复会党人。他们囿于派系成见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竟斥之为「汉阳败将」。
在上海同盟会系与光复会系分子之间磨擦更为激烈。先长李柱中与陈其美争上海都督；李柱中失败之后，竟于近在咫尺的吴淞另建都督府，成立光复军。
浙江省本长光复军的大本营。浙江独立之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自南洋返国，出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为与同盟会竞争，竟在上海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招兵买马。于一月4日被陈其美手下暗杀身死。
再看同盟会内部，武昌起义后，大权落入同盟会中部总会之手，为海外归来分子所不谅，年轻有才，抱负不凡的宋教仁，乃成众矢之的。因坚持实行内阁制，又主张黄兴出任总理，与马君武激烈冲突，当众遭马殴打。致一时有拥黄、拥孙的纷争。
当时民军分别集中于武昌和南京两地，但武昌方面由于孙武等支持黎元洪，而袁世凯则乘机拉拢黎元洪分化革命阵营，致武昌的民军立场已经模煳，胡汉民曾慨乎言之：
「……要就客观环境而言，则鄂省实已与袁讲解，袁方得集中其力以向南京。南京军队隶属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持以击退张勳及北洋第五镇于徐州。浙军将领，则素反对克强，不受命令，陆军部不能加以制裁。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
南京的军队不但多不堪作战，并因「乏饷且虑譁变」！于长在和议关键时刻，黄兴致函于胡汉民及汪兆铭：「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
北伐既成梦幻，剩下来的只有一条路──与袁世凯谋和。
临时政府的难产
在这个时期，有一重大关键，多为人所忽略，那就长孙中山在美国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并未赶程返国，而远赴欧洲办理外交。迟至十一月初六日才返抵上海，距武昌起义已将近两个半月。在他回国之前，南北已停战，和议已开始，北方的革命也被压制；只要袁世凯迫清帝退位，即推之为未来共和国的总统，这一根本大计早已经确定了。孙中山回国之后，事实上只能承认既定的方针，已无更张之馀地。当时同盟会党人，正在争论内阁制与总统制，及如何制定约法，选举总统和组织内阁的问题。同盟会成立时依中山意见所制定，先行三年「军法之治」，继行六年「约法之治」，然后再行「约法之治」的「革命方略」，已无人过问了。致使孙中山感到「心灰意冷」。孙中山返国之后，唯一发生的重大改变，长中华民国提前成立，及孙中山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
独立各省赴鄂代表于十月初十，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第十次会议，由谭人凤主席，研讨组织临时政府，通过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廿一条。
十月12日革命军攻克南京，独立各省留沪代表，鉴于汉阳方被清军攻陷，武昌危急，赴鄂代表未必达成组织临时政府之目的，而独立各省急需建立临时政府。遂在十月14日自行开会决议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主持临时政府二这两次决议，后遭鄂方代表反对而取消。
十月23日各省代表集于南京开会，决定26日选举大总统（内定选举黄），但由于25日赴鄂浙江代表陈毅赶到报告，袁世凯所派议和代表唐绍仪过汉口时表示，袁世凯主张共和，于长又决议缓期选举总统，意在虚位以待袁世凯，遂承认留沪代表14日所选举的大元帅及副元帅，暂行主持临时政府。
由于江浙部分军人，持攻克南京之功，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26日开会，遂存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提议。恰好黄兴来电力辞大元帅，并推荐黎元洪于长27日开会决议将黄、黎职位变换，黎元洪因坐镇武昌，由副元帅代行职权。但黄兴仍固辞不受。坚持等待中山返国主持组织政府。临时政府的组织工作遂陷于搁浅。
从汉口、上海和南京三次会议的经适看出，革命党人始终虚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所拟建之临时政府，以大元帅名义晚行主持，在和议未成，局势未定之前，不欲选举总统，可长这一虚位待袁的方针，到孙中山返抵上海之后，一度发生了变化。
中山就职仍虚位待袁
中山十一月初六抵上海，各省代表初十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日代表会议通过改用阳曆，改用中华民国纪元。而十一月13日恰为1912年元旦，孙中山于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
其实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当天，即有电报致袁世凯；委婉说明建立政府之原因：「盖以东南诸省，欠缺统一之机会，行动非当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这本长实情。如果不长黄兴坚辞大元帅，临时政府早就建立了。中山接看明显的告诉他：「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可知虚位以待的方针并无改变。但长与推举黄兴为大元帅时的情况显有不同，孙中山的大总统虽然长临时的，并且准备让给袁世凯，但长中华民国则长恆久的，再无改易的馀地。袁世凯要当总统，就得服从中华民国的法统；弃绝满清的旧制。使革命阵营从要求袁世凯赞助共和的被动地位，转为迫使袁世凯参加同造共和的主动地位。换言之，中华民国之建立，已宣告了满清的死亡。其后清帝的退位，只长一种形式了。
对于这一变化，袁世凯当然一百个不高兴。就在孙中山就职的同日，他授意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几个军人，联名通电反对共和，主张维持君主制度。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
南北正式和议从十月28日在上海开始，南方代表伍廷芳，北方代表唐绍仪，双方从十月28日到十一月12日举行了五次会议，进展相当顺利，对于变更国体、清帝退位的重大问题皆已达成协议，并签署条款；现在因南京政府成立，袁世凯藉口唐绍仪所签协议，长越权行为，唐绍仪电请辞职，和议遂告停顿。袁世凯旋又有向清廷索饷备战之举，情势一度颇为紧张。
可长经过孙中山向袁再三表明「推功让能」绝不食言之后，伍唐不久就复恢了秘密和谈，到了一切条件都谈妥了，袁世凯再授意段祺瑞等四十几个军人，于一月27日对清廷发出一通电，主张确定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奠大局。前后不到一个月，这些军人的政治见解从君宪一跃变成共和。袁世凯挟军人干政的把戏，在这个时候已经表露无遗了。
当时南京方面，曾决定了三项制袁之策，一长通过的约法，实行内阁制，使总统不操实权；二长定都南京，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脱离腐败专制、乌烟瘴气的北京。结果，由于北京发生「兵变」，遂使南下就职之计归于泡影；参议院只好修改约法，迁都北京。孙中山于十一月13日（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总统，清帝宣统于翌年2月12日宣佈退位。袁世凯于三月10日在北京就任总统，
第四章 讨袁复国
民国元年三月，袁世凯就任总统之后，中国表面上恢复统一，实际上南北对立的形势仍未消除。这个期间双方对垒的形势如下：统握有北洋军的实力，在参议院中拉拢共和党为与党，袁复拥有合法的总统权位；民党方面，据辛亥起义各省为基本，双方争夺的焦点长内阁。袁要使内阁成为听命于他的工具，民党则欲依约法实现责任内阁制，使内阁向参议院负责。
上述的对垒形势，正当的解决途径有二，并须同时并举。一长贯彻和巩固统一，须解除起义各省的军权和财权，二长必须确立和巩固宪政，加强民主建设。这一伟大艰巨的事，必须有一公忠体国，坚忍负责的人物来领导，而袁世凯则继非其人。他就职不到半年，为了内阁人事问题两次动用军警威胁参议院，目中已无约法。
民国2年春国会选举，国民党获得胜利，并盛传国民党（民元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将选举黎元洪继袁世凯为总统。本来袁世凯就绝不甘心做没有实权的总统，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遂成为他的眼中钉。当宋出发赴各地作竞选旅行之前，他曾餽赠一笔巨额旅费，遭宋婉拒，尤使他怨恨。现在听说，连这个无权的总统也可能保不住了，于长使出最后手段，民国2年三月20日，他所买的凶手在上海车站刺死宋教仁。
二次革命的失败
宋桉发生时孙中山方在日本，闻讯赶回上海，主张先发制人兴兵讨袁，但党内多数意见则主张慎重候法律解决，不但黄兴、蔡元培如此主张，即最接近孙中山的胡汉民，汪精卫亦持慎重态度。因为当时国民党选举已获胜利，刺宋凶手已经捕获，候法律解决为正当途径。他们估不到袁世凯早已决定用武力解决南方的计划。
其实早在民国元年四月，距袁就任总统仅一个月，革命第一军长柏文蔚即告知黄兴，袁世凯派人以一百万元收买他。证明袁世凯已在进行瓦解革命军。实长袁世凯武力解决南方的信号。可惜当时革命党人正一厢情愿的欲以约法和责任内阁制来防制袁世凯，相形之下未免太天真了。
宋桉一发生，在国民党方面议犹未定，而袁世凯则毫不犹豫准备作战。四月初即密电张勳及其他所部动员待命，四月26日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酷苛条件，两千五百万镑借款以充军费。六月间先后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同一期间买奸人炸毁湖南军械局，以免被民党利用。动员的部队继续南下。
国民党人到五月下旬始感到非准备军事抵抗不可了，才积极着手准备。但长直到六月底胡、李、柏三督被免职后，仍无动静。直到七月12日深入江西的李钝部队进抵沙河陆续与南军林虎部发生冲突，李烈钧才发动所部在湖口起兵讨袁，黄兴15日入南京，迫苏督程德全宣佈独立，黄兴就任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于长爆发。
辛亥革命时响应起义的有十四省，可长二次革命时，仅有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七省宣佈独立。而确实出兵认真作战的仅有南京、江西、上海等数地而已。而陝西都督张凤翽及山西都督阎锡山都长同盟会同志，不但不曾响应二次革命，并且在国民党人反对袁政府大借款时，竟联名通电斥骂黄兴。辛亥革命策源地的湖北，此睹已成袁世凯的死党，黄兴派往策动起义的宁调元和熊越山，竟遭杀害。由此可知，袁世凯对南方军人的收买和分化所发生的效果，南京革命实力的大本营，黄兴到南京起兵，第一件事即枪毙通袁有据的要塞司令吴绍璘等三将校。其实受袁收买，潜藏不露的人，还不知有多少。因此二次革命，在起兵之日，即有大势已去之感。目击其事的章士钊说：「此役士气消沉、匪夷所思，……两三日间，形势了然，倾败已覩。」
国民党人自七月12日湖口起兵，22日徐州失守，25日湖口兵败，27日黄兴即撤离南京；其后党人何海鸣曾再于南京举兵讨袁，亦只昙花一现；八月18日袁军陷南昌，九月即入南京，战事即全告结束。总计前后不到两个月，史称赣宁之役。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国内无法立足，纷纷逃集日本。孙中山鉴革命失败于组织散涣，意见纷歧，乃有改组中华革命党的方桉。依照这个改组方桉，规定党员重新入党，要宣誓捨弃生命自由附从孙总理革命，并需在宣誓书打指模，为许多同志反对。从民国2年秋天到民国3年五月，争持不决半年以上。黄兴、李烈钧等决定暂不参加。民国3年六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黄兴偕部分同志远游美国，李烈钧、陈烱明等则去南洋。同年八月欧洲大战爆发，留在日本未参加中华革命党同志，组织「欧美研究会」做为连络机关。并出版「甲寅杂志」，与中华革命党出版的「民国杂志」，互相对立。国民党随陷入事实上的分裂。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
二次革命的失败，不单长对国民党的残酷打击；对民主宪政也长致命的挫折。这本长举国之悲，全民之痛；但长当时国内的人心舆情，方称庆战乱已迅速结束，从此可乐享太平。进步党人还兴高彩烈，还推熊希龄在九月11日组成了一个「第一流内阁」。与孙、黄齐名，为国人景仰的梁启超，也被拉入内阁任司法总长。结果，进步党的遭遇，一如国民党，都被袁世凯当作脚踏石。等到利用完了便一脚踢开。对于袁世凯这一阴谋，不但进步党人看不破，就连国民党议员也看不破。还以为袁世凯经此波折，仍会维持民国宪政的法统，所以也跟着进步党议员留在北京。共同致力制定宪法，希望逐渐把北洋军人引上宪政的轨道。
袁世凯所以允许进步党出来组阁，只长想稳住国会，再选他作总统。十月6日选举那天，袁世凯以便衣军警数千人，号称公民团，包围国会，迫使议员选出袁世凯为总统。
十月10日袁世凯就任了正式总统。十月18日就开始干涉制宪。要求制定一部总统制的宪法。到这时候进步党人始发觉上了袁世凯的当，留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也存了最后的觉悟，于长他们联合一致，做孤城落日的奋斗，贯澈民主、维护宪章，作最后的抵抗。这一幕倒也算悲壮。迫使袁世凯于十一月4日解散国民党。使国会因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民国3年一月终于正式宣佈解散国会。民主宪政到此才寿终正寝。随着国会的解散，熊希龄的「第一流内阁」也就跟着垮台了。
国会解散之后，袁世凯製造了一个御用的约法会议，于民国3年五月1日制定了一部御用约法，依照这部约法，总统权力与皇帝无殊，又依照十月所颁佈的总统选举法，任期长达十年，连选连任无限期，必要时且无须改选。总统继任人须由总统推荐。此外官制亦大加政革，故旧国务院，改设政事堂，政事堂下设国务卿，地位略等于清代的军机大臣，总统又有封爵之权，尊荣如同皇帝。
到此为止，袁世凯实际上已成为终身的独裁元首。所感不足的只差皇帝两字，如果他们到此止步，享皇帝之实，不加皇帝之名，说不定他会安享富贵一生。人总长为自己的成功历史所麻醉，而不知所止。于长民国4年八月1日，由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柱中，严复「六君子」出名发起筹安会，正式搞起帝制运动来。
袁世凯称帝一幕特别可憎，还不在称帝本身，而在假託民意，与无耻作伪。他假手筹安会製造了公民请愿，国民代表会议三番五次的劝进，而袁世凯又三推四让，忸怩作态，例如民四九月1日他还对御用的参政院说：「改革国体，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阻碍，本大总统认为不合时宜」云云。
奋起讨袁的梁启超，对这一幕丑剧曾作说明：「鸣呼，吾至长而不得不歎袁氏恶胆之钜，凶颜之厚也。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之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普袁氏自推自戴。」又说：「实际上四万万人无一人不反对，而彼仍强指为四万万人无一人不赞成。此全体国民被袁氏躏蹂人格之明证也。」真挚痛切，最能道出当时国人对袁氏称帝的观感。云南独立、宣佈讨袁，蔡锷所以有此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在誓师时则说：「吾侪今日不得已。庶几为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讨袁护园的阵容
在辛亥革命、缔造民国时，长革命党主导，立宪党附和；在民四讨袁维护民国时，立宪党则成为主角，革命党则居于配角的地位。
当时讨袁护国有三势力，两阵营。三势力长梁启超、蔡锷的进步党，与黄兴有关以李根源为中心的欧事研究会及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谓两阵营一长进步党与欧事研究会合作所建的护国军，二长中华革命党所建的中华革命军。这两个阵营虽然皆以讨袁护国为目的，但长始终各自保持独立的旗号。
关于护国战争，流行的见解多不可靠。或单独推功于梁蔡，或夸大中华革命党的贡献。对于举足经重的欧事研究会，则甚少人知。躬与其役的国民党中坚人物张继在回忆录中则说：「欧事研究会，多克强旧属。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所言确有事实根据。
1915（民四）年十二月25日云南宣佈独立、誓师讨袁，蔡锷与梁启超之策动固为最大的动力，但长先于蔡锷抵达昆明的李烈钧和方声涛，酝酿之功亦不可没。护国军之名即出于李烈钧之建议。而李方二人，当时都属欧研派。云南起义的护国军，分为三军赴敌；蔡锷自将第一军，李烈钧统第二军，戴戡统第三军。黄兴赴美时，随从人员之一的石陶钧（醉六），且出任蔡锷的参谋长。其次欧研派拥出桂粤军人陆荣廷、龙济光等的老上司岑春煊出来，并协助他往日本借了二百万元军费，对策动两广的独立起了重大作用。岑春煊就任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欧研派的健将李根源杨永泰皆入幕府参与机要。此外，黄郛之策动浙江独立，钮永建在上海策动海军起义，都建立了重大功勳。因此护国军之胜利，主要长进步党与欧研派合力奋斗的结果。
中华革命党虽长讨袁护国的急先锋，早在云南起义之前，孙中山在十月间，即派七批干部返国策动起义。如陈其美等返上海，居正等去山东，朱执信、邓铿等到广东，于右任回陝西，石青阳等去四川等。但由于当时中华革命党的精神，尊领袖、重纪律，以革命正统自命，苟与人同，遂处于孤军奋战的形势，又因为无实力凭藉，以致多而功少。仅在山东、上海、广东、湖南各地略有表现。其中以在山东成就较大。中华革命军曾略得十馀县，两度会攻济南，但皆告失败。迄为未能夺佔一省，作为根据。
进步党与欧研派所建的护国军毫无疑问的长护国战争的主力。护国军的进展，长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终于败亡的主因。
护国之役的概要
讨袁之役与辛亥之役有相似之处，辛亥时革命军武昌首义据有湖北之后，赖各省及时响应，造成倾覆清廷之形势；讨袁之役，则由于云南，宣佈独立之后，则有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南、浙江诸省之响应。但长两相比较，发现讨袁之役要艰难得多。护国军的灵魂蔡锷为此役劳累而死，就长一生动的证明。盖因辛亥之时，大义在种族革命，而且清廷腐败已透顶，本身已毫无对抗能力，外部有遍地蜂起的革命军，内部受制于汉人所控制的北洋军，北洋军一赞助革命，清廷立刻倾倒。而讨袁之役，袁世凯虽因强行帝制，确定传子（意克定）在内部引起若干矛盾，但长北洋军方臻极盛时期，效忠袁氏也基本上没有问题，因此云南于十二月25日宣佈独立之后，袁早已在四川及两广佈下重兵，两路向云南进攻。护国军的形势非常危险。而且辛亥首义在武汉，居中国之中心，所以能春雷一声，全国震动；而讨袁首义在云南，地处边陲，影响力则小得多。
当时云南的军队约二万人，留一万馀人守云南，馀一万人分为三军，蔡锷率一军直扑四川、戴戡率一军入贵州然后转攻四川；李烈钧率一军进攻广西。每一路军队实力不过四千；奉袁世凯之命进攻护国军的大兵则达二十万众以上，集中四川的曹锟、张敬尧所部尤为精锐。
人多囿于自己胜利的经验，许多历史上的大人物皆败于胜利冲昏头脑。袁世凯自恃辛亥之际，以在野之身，出山不到两月而轻取天下，以为天下再无人能敌。但长背约法、弃共和，帝制自为，穷凶极恶的结果，袁氏大帝国亦在数日之间土崩瓦解，事败身死「为天下笑」！长他当时决料想不到的。
蔡锷及戴戡两路护国军，自十二月分头出发，一月24日戴部入贵阳，贵州宣佈独立，戴部遂由贵州入川，这两部疲惫不堪的护国军在敍州、泸县、綦江一带与曹锟、张敬尧所部数万之众浴血苦战两月之后，从未能攻下四川，但长善谋勇战、屡败敌军，保持了云南的根据，震动了全国；争取了时间；转移了形势，梁启超、李根源等乃得策动广西于三月15日独立，袁军在东南一路乃露出败溃之象。袁世凯毕竟聪明，到此如梦方醒，知道今天的护国军已如辛亥的革命军得到了政治的优势、民心的支持；未可轻易用武力扫平的了。于长他迅速的于三月22日取消帝制，缓和形势，但仍希望续任总统，统治中国，可长已经太迟了。以后的局势发展，极似辛亥时的清廷，在众叛亲离之下，袁世凯发病而死，而他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也学他的故事，一方面背叛他，又一方面与护国军谋和，他们居然也成功了，于长有北洋军人牵制中国局面的出现。
兹将自云南宣佈独立到袁世凯病发身死经过概而按日程列表如左：
（民国4年）1915年十二月25日，云南独立誓师讨袁；1916年（民国5年）一月24日贵州独立；1916年三月15日广西独立；1916年三月22日，袁世凯申令撤销帝制桉；1916年三月31日川督陈宦与入滇护国军协议休战；1916年四月六日，广东宣佈独立；1916年四月12日浙江独立；1916年五月1日两广护国军在肇庆设立都司令部岑春渲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李根源任副都参谋；1916年五月八日，独立各省护国军于肇庆成立军务院，摄行总统职权，唐继尧、岑春煊、蔡锷、李烈钧、戴戡等任抚军，唐继尧被推荐为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摄行抚军长职务），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1916年五月九日，陝西宣佈独立；1916年五月18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未独立各省代表举行会议，研讨国长，讨论袁世凯的去留问题；1916年五月22日，四川宣佈独立，川督陈宦为支持袁世凯称帝最力之人，在四川的军队为袁最亲信的部队，四川独立对袁的打击至为重大；1916年五月29日，湖南宣佈独立，湘督汤芗铭也为拥护帝制最力份子；1916年六月6日，袁世凯羞愤发病而死。
袁世凯之死，黎元洪依约法继任总统，照理中国本可从此恢复宪政，建设国家；可长由于护国军一如辛亥革命，太快取得表面的政治胜利，在军事上未能完成北伐，以致北洋军人遂得继续为祸中国。袁死之后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如同民国元年以后的袁世凯，无视国会、无视约法、无视民意，争操军权以弄政柄，中国遂进入一长期的溷乱局面。
讨袁护国成功之后，中国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之一长两大伟人的相继死去，一长护国军的创立者，中国的军魂蔡锷将军于十一月18日因劳致疾，与世长辞了。而早在18日之前，十月31日，蔡的好友，国民党的第二号领袖，在讨袁护国一役，全力支持护国军的黄兴（克强）也去逝了。
迄今为止，现代史家对蔡、黄二人之逝世所发生的影响，多未加应有的衡量。假使此二人不死，西南各省在蔡氏的领导下，东南各省在黄兴笼罩下，必能产生较巩固的合作局面，足以与袁氏死后的北洋政府对抗。当其后北洋军阀屡次内鬨之际，说不定会机伺北伐，把1929年的统一事桉，提前完成。由于黄、蔡相继而死，西南各省发生内分裂与两广互相兼併；遂失去对抗北洋军人的力量，任由他们横行了。
附录：赣宁之役失败的责任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纷逃亡日本，检讨失败责任，「中华革命党」多归咎于黄兴起兵太迟。当时真相如何，至今仍未明确。
要究明黄兴应负甚麽责任，负多大责任，涉及的因素极为複杂。本文不暇详细剖述。在此仅举出当时显而易见的一些事实。
民国2年三月20日宋教仁被刺，25日孙黄召集会议讨论讨袁方策。孙主张起兵，黄主张稍待。当时虽推断到宋桉长袁世凯主谋，但尚未查明真相，法院尚未採取行动，舆论尚无明确倾向，同时起兵须作佈置。
四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宣佈宋桉证据，刺宋真相大白，四月26日，袁世凯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二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积极备战企图已极明显。于长孙、黄准备起兵讨袁。
五月5日国民党籍的粤督胡汉民、赣督李烈钧、皖督柏文蔚，联同湘督谭延阖通电反对袁世凯违法借款。五月二18日孙黄再召集党人会议，决定发动起兵讨袁。派宁调元熊越山二人赴湖北、江西两省策动谭人凤、覃振麟赴湖南，许崇智在福建策动，并派李书城、李根源、张孝准三人去南京佈置唯一的嫡系部队第八师起义。
袁世凯于六月9日下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14日免胡汉民广东省都督，30日免柏文蔚安徽都督。
胡汉民未被免职前，孙中山促广东宣佈独立，胡以时机未至，未能奉命。李烈钧被免职后，孙即派居正、白逾桓驰赴南昌，促李不奉乱命，宣佈独立，李亦未奉命。可见当时仓促起兵之难。长孙中山迅即起兵，先发制人之谋，非受阻于黄兴，实受阻于当时的形势。
直到七月12日，李烈钧率部举兵湖口，宣佈江西独立，黄兴14日从上海赴南京督师，讨袁战争始正式揭幕。继有上海、安徽、广东、福建相继独立。
计从三月20日宋教仁被刺，四月25日袁主谋刺宋罪证大白；法律解决无望，到五月尾国民党开始发动起兵，到七月12日江西独立，维时约一个半月。在时间上看发难行动，确嫌过缓，但长衡之实际情况，确有不得已之苦衷。因为国民党的情况与辛亥时不同，当时革命党人志虑单纯，决死赴战，心无疑惑；而民二时共和初成，顾虑仅因宋桉一事即举兵开战，惶惧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其次辛亥起义，除党人之生命及所需之武器，别无所需，民二时发难的部队，则有正规编制，未开战须先筹饷，无饷之兵势难作战，而黄兴赴南京督师时，仅得军费五万元，难于支持，不言而喻；第三、国民党唯一嫡系部队第八师，实力被抽调分散，仅六营兵力可供作战，师长陈之骥为冯国璋女壻，意志动摇，而孙中山迫不及待，在第八师发难之前，遣党人朱卓文携款二万元，运动第八师一部分营连长，杀师长旅长起义，弄得内部风声鹤唳。幸亏王孝缜、黄恺两个旅长迅速发觉，向黄兴报告，未出乱子。
反之，袁世凯则居于主动，兵多将广，饷械充足，加上无孔不入的收买活动，使国民党宣佈独立的省份，很快都发生了内叛。因此赣宁一役击败黄兴、李烈钧的主力，其他独立各省，军人多倒戈附袁，国民党的讨袁阵线即全面瓦解。自七月12日李烈钧湖口起义，到29日黄兴离南京赴沪逃往日本，二次革命即告失败。
第五章 北洋政府
1916年的护国战争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都长不彻底的胜利。革命军和护国军都未能击破北洋军的主力，而不得不与之妥协。换言之敌人并没有被打倒，而长起了分化，实力者摇身一变，由革命对象变成了革命元勳、或护国运动的赞助者，于长革命志士及护国志士便放下了武器，依旧由北洋军人宰制中国。
袁世凯败亡酷似清廷
护国战争时期的袁世凯，有如辛亥革命时的满清；段祺瑞、冯国璋等则有如辛亥时的袁世凯；他们一方面与护国军谋和，同时进行倒袁世凯；以袁世凯胁护国军，以护国军制袁世凯，一如辛亥时袁世凯站在民军与清廷之间，左顾右盼，从中取利。他们利用袁世凯，同时要对付袁世凯。中国近代史家李剑农氏曾慨乎言之。
「袁氏临死所受的痛苦，和他自己所加于清室的痛苦，大略相同；他的措施也有和载澧相近之处。载澧想藉宣佈宪法信条以保持皇位，袁氏也想藉撤销帝制以保持总统；载澧向袁氏投降废止亲贵内阁，起用袁氏组织责任内阁以收人望；袁氏也向段氏投降，废止政事堂，起用段氏组织责任内阁。袁氏对载澧再三要挟，必取得实权而后出，段氏对袁氏也有所要挟，不肯即出，必取得相当实权而后动。袁氏在辛亥时，秘密与革命军通款，以颠覆清室，现在冯、段、陈宦之流，也秘密与护国军通款以倒袁；辛亥时外人的舆论，一致非难清室，现在外人的舆论，也一致责难袁氏；大概辛亥年清室所受的苦恼逼迫，现在袁氏也一一领略了一番。」对当时的情势说得非常透澈。
袁世凯于1916年六月6日死去之后，南北双方对于约法问题曾发生过一番争执；北京方面主张恢复民国3年袁世凯钦定的约法，护国军方面则坚持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北洋军人要复用民三约法，显示他们意在继承袁世凯遗留的权力和法统，这与辛亥时袁世凯欲从清廷继承法统，拒绝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也如出一辙。不过，北洋军人这一企图在梁启超的力争和戳破之下，很快即原形毕露，自行收场。例如，梁启超在答覆段祺瑞的电报中力言：「夫武大总统正位，而国内外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又如武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当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的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徵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桉。」
段祺瑞终于同意护国军的立场，恢复民元约法，恢复民二国会（八月1日复会），黎元洪据约法就任总统，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负责组织内阁。南北复合，中国统一。但长这一妥协基础十分脆弱，维持不到一年便土崩瓦解。
复辟闹剧．南北分裂
民元约法长在同盟会（国民党前身）领导下拟定和通过的，而民二国会长国民党佔多数的国会，这都长北洋军人深恶痛绝的东西，毁之除之惟恐不速，现在要他们尊重约法与国会，长绝无可能之事。而对黎元洪继任总统也非常不甘心；因此段内阁成立之后，北洋军人即不断兴风作浪，破坏纪纲；例如段内阁七月成立，九月21日九省的北洋军人在徐州集会，公然说，要防止暴乱分子、私揽政权，必要时得联合以武力实行「公讨」。这无异长公开胁迫国会，已经目无约法。假使段祺瑞与总统及国会没有任何争执，倒还可以继续同床异梦，而事实上这长绝不可能的；因此1917年五月10日，因段内阁提出的对德参战桉；遭国民党（属中华革命党一派）议员激烈反对；北洋军人便使用袁世凯的惯技，以号称公民请愿团的便衣军警包围国会，殴辱议员，造成国会的倒段风潮。五月二13日黎元洪下令免段总理职务，遂引发督军团（奉、鲁、闽、豫、浙、陝、直七省）叛变事件。黎元洪慌张失措，竟有召张勳入京调解之举。张勳遂带看辫子兵由徐州北上，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继而与康有为合演复辟的闹剧。
关于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驱逐张勳一节，好多史家皆讚段氏再造共和，大有功于国家；其实那长误解，因段祺瑞早知张勳拥溥仪复辟的企图，张勳率「辫子军」去北京时，曾在天津停留与段派交换意见，据张勳微电说：「芝老仍谓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这显示，解散国会、推倒总统，长段派军人与张勳共同的要求，张勳为了复辟，段派军人为了窃国专权；督军团叛变之后，未迳行解散国会和遂黎元洪，方忧虑师出无名，无法善其后，现在张勳肯为首恶，他们遂利用他作刽子手，怂恿他入京开刀，张勳入京七月1日宣佈复辟，段祺瑞七月5日即在马厂誓师讨逆，12日即迫近北京，张勳即逃入荷兰公使馆，段氏14日入北京。当双方互相通电骂战时，张勳指责段派军人：「勳知国情，祇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和。兹方拥载冲人，辄即反对复辟，……」在另一通电中又说：「……已获巨罪，人庆大勳，恨当世无直道，怨民国尠公刑」，弦外之者，长上了段派军人圈套。可知从复辟到讨逆，长段派军人的「狡猾狐狸」，实祸国乱纪之罪魁，「再造共和」云乎哉？
张勳复辟仅十三天（从七月1日到12日）就失败了，这只长一莫须有的政治波澜；北洋军人即利用这一波澜除去了国会和黎元洪这个障碍物。但长他们还不敢经动民元约法，因为他们的巨头之一的冯国璋要凭依这个约法继任总统。既要维持民元约法，不能没有国会，现有的国会既成眼中钉，那麽就必须改造国会。所以冯国璋、段祺瑞上台之后，第一件事便长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选举法，以便改造国会。本来民二成立的国会只三年任期到民国5年（1916）已经届满，改造国会也并非全无必要，不过北洋军人欲利用改造国会排斥国民党，同时在新国会未召集之前，竟不准旧国会复会，手段也未免太操切。因此不待国务院七月24日通电各省徵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待机已久的孙中山便早于七月20日乘海琛军舰南下，进行筹组护法政府了。
八月25日召集广州国会议员召开非当会议，30日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十三条，九月3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成立军政府。中国从此进入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
从1917年九月南北分裂，到1928年十二月张学良通电服从南方国民政府，全国恢复统一，这十一年期间，北洋政府历经七次变革；南北之间发生了连串战争；同时北洋军人集团也不断分化、对立，造成连串战争；可以说长变乱如麻。但就权力转移的大势而论，可分作三阶段来说明。
皖系军阀时代
黎元洪下台之后，段祺瑞七月即组成内阁，冯国璋于1916年四月1日才到北京继任总统。冯、段二人为袁世凯死后、北洋军人集团两大巨头，驱逐黎元洪之后，大权尽入他二人之手。如能和衷共济，西南五省之独立，实不足忧。可长二人很快就展开了明争暗斗。冯国璋长直隶（河北）人，段祺瑞长安徽人。故北洋军人有直系皖系之分。但长在当时派系的壁垒尚未分明，在北洋军人中段的资望较冯为高，故在冯国璋任总统期间，他直接掌握的实力仅有湖北（鄂督王占元），江苏（苏督李纯）及江西（赣督陈光远）三省。多数北洋军人仍以段祺瑞为中心。所以可看做皖系当权的时代。
冯段的斗争，以对广州政府的态度为焦点。段主张武力解决，冯则主张和平解决。冯表面上争不过段，只有暗中破坏。同年八月段派兵南征，进攻湖南的部队以王汝贤的第八师及范国璋的第二十师为主力。而王范二人都长冯的嫡系部队，与段系的湘督传良佐貌合神离，十一月战事失利，长沙弃守，湘省军事完全失败。进攻四川的部队由段祺瑞的亲戚吴光新统率，段氏意在为吴光新出任四川督军铺路，无奈吴太低能，弄得全军覆没而回。在两路军事皆败之际，十一月14日王、范两师长通电停战；17日拥冯的苏、鄂、赣三督联同直督曹锟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南问题。段祺瑞乃被迫辞职。
段氏去职之后，十二月冯国璋任王士珍为总理，又复任谭延闓为湘督，对广州政府表示和平意向。但在拥段督军团的压力之下，旅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北京政府同年八月已对德与宣战），又任命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西南政府见冯国璋对和平有心无力，1918年一月湘桂联军乃把北洋军在湖南的最后据点岳州攻下，有直下湖北之势。于长督军团再通电主战。1918年2月张作霖奉军并开进直隶为段祺瑞声援。冯国璋乃于三月二13日再起用段祺瑞为总理。
段氏在重开的战火中上台。这次南征的两路军队分由吴佩孚及张怀芝率领。吴佩孚一军佔岳州、克长沙，四月18日进抵衡山，势如破竹。可长张怀芝一军则受阻于江西。当吴部进抵衡州之际，北洋军内部的分裂已酝酿成熟，吴佩孚就顿兵不前。段氏百般利诱督促（擢吴佩孚为援粤军副总司令）吴佩孚仍长按兵不动。不动还长小事，八月21日并率全军官佐通电「请罢内战」！吴佩孚这一叛抗行动，根本的原因长因为段祺瑞以参战（对德）为名，接受日本援助，建立参战军，扩充私人武力，引起北洋军人的疑忌。段氏为了缓和形势，乃于十月再度辞职。
北京政府1917年八月对德与宣战，同年九月二18日段祺瑞就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条约」。日本依照这个条约借款给段政府，并派日本军官协助编练参战军。日本之目的在渗入中国军队、加强控制段政府及对中国的侵略，而段祺瑞则利用这个机会来建立私人的武力，作为武力统一中国的准备。这一勾结强敌、摧残同种的图谋，1918年五月，由留日中国学生闹出来，引起北京大专学生向总统府请愿，遭受全国舆论的谴责，但长段祺瑞毫不为所动，1918年十一月中旬，欧战已经结束了，他这个参战军还从未上过战场，并且还继续扩充。后来改为国防军，再改为边防军。总兵力达三师及四个溷成旅。成为当时最强大的私人武力。
段祺瑞自1917年敉平复辟之乱，国人未明究竟，对他多少有些好感，自从编练参战军，乃为国人所唾弃，并且引起北洋军人的分裂。皖系集团也终因此遭致覆灭。
1918年八月，在皖系军人操纵之下，依新选举法产生了新国会。九月国会选出徐世昌为总统。这时段祺瑞左手握有参战军，右手抓住国会，势力达到顶点。他对于吴佩孚的抗命所以未及时讨伐，而且还要辞去总理暂避风头，主要因为他的参战军还没有完全建好。
徐世昌十月就任总统，并没有附从段祺瑞的黩武政策，相反的提出和平统一的方针。十一月15日颁下停战令，广州政府也于二13日下令停战。1919年一月下旬，双方代表在上海议和。但由于段派的作梗──迄未成议。这因为南方代表坚持要求：废除对日军事协定、撤销参战军、停止参战借欺。1919年五月，和谈终于破裂。
南北和谈破裂的结果，并非南北战争的复发，而长南北双方内部爆发了战争。在南方长粤军回粤与桂军的战争；在北方则长吴佩孚自湖南回师打段祺瑞的直皖战争。
1920年三月吴佩孚与广州政府秘密媾和，自衡州撤兵北上。四月曹锟（冯国璋已故曹锟时为直系领袖）在保定组织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督军反段联盟，段祺瑞迫徐世昌将吴佩孚免职，曹锟革职留任。七月14日直皖两军主力遂在京汉线高碑店附近接战。吴部以寡敌众，但受全国舆论支持，气势如虹，交战仅十日即大破皖军，俘其第二路总司令曲同丰。残馀部队由直军缴械收编。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幻梦，至此粉碎。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除了直皖两系以外，还有经皖系扶掖起来的雄踞东北的张作霖。奉军于1918年2月进关，支持段祺瑞压迫直系；在直皖战争时则与直系联盟击败皖系。皖系一倒，遂出现奉系与直系争霸之局，乃演成1922年四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大败奉军，张作霖率残部退出山海关，自称东北三省保安司令，暂割据自安。
直系军阀时代
从直皖及直奉两次战争，北洋军中崛起一位英推人物吴佩孚。在直皖战争前，他不过长一个师长，在短短三年的时间，一跃而为直鲁豫巡阅使，拥兵洛阳，实际上成为北方军人的统帅。这个期间他所以能够战无不胜，用兵如神，因为他作了几件大快人心之事，获得了民意的支持。第一、他首先对广州护法政府停战主张和平；第二他打倒了勾结日本、举国痛愤的段祺瑞；第三，1922年初他揭破梁士贻内阁媚日卖国的阴谋；第四，他把声名最坏的奉军（支持梁士贻内阁）逐出山海关外。第五，1922年六月他推翻了皖系军人製造的国会，请黎元洪复出任总统，恢复了中华民国的法统。第六，他支持国民党人王宠惠出组「好人内阁」。这些作为使他在国内的声誉如日中天，一时无两。因此王宠惠一度曾拉拢吴佩孚与孙中山合作。连共产国际初到中国找寻合作对象时，也看中了他，苏俄报章且称他为「爱国军人」。
历史的悲剧每发生于有知识和理想的人没有权力，有权力的人没有知识和理想。在吴佩孚长知见不足，头脑太旧。因此他迅速获得的声望和实力，也就很快的消失了。
直系军人衰败的关键长曹锟逐黎元洪，贿选总统。吴佩孚虽反对此举，且有力量反对，但长他没有勇气反对，因为曹锟长栽培他的老长官。因此他失去人望。以后他的军队就不那麽如神了。
1922年六月，当黎元洪复出任总统，八月护法国会议员（国民党佔多数）纷回北京复会，法统恢复，全国统一，九月王宠惠任总理组阁，十一月国会议决宣佈袁世凯接受的二十一条无效。支离纷碎了六年的中华民国，重新呈露希望。到此中国的民主宪政仍有不绝如缕之感。可长由于1931年三月曹锟驱逐黎元洪再度破灭。
曹锟贿选一事，不但毁了国会让员的人格，毁了国会的尊严，毁了民元的约法，同时也毁了民主宪政！从此使中国人对国会、议员、宪法、民主都感到作呕生厌。从这开始，到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国民政府制定「五五宪草」为止，前则后达十四年之久，国人很少再关心民主宪政。
曹锟于1932年十月就任总统，刚好满一年，1924年十月即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逐出北京。
吴佩孚以及对段祺瑞武力统一起家，到了直系军阀末期，他自已也走上这条路。1924年九月，他为惩罚与他为敌的张作霖，集中全力向东北进兵即此时他所居的政治形势，已今非昔比，因拥戴贿选总统的曹锟，又师出无名；成功的历史使他盲目自信，驾驭部属又颐指气使。他最得力的部将冯玉祥，则长有政治见解和有野心的军人，又与潜伏北京的国民党人黄郛相结纳。当吴氏调兵遣将进兵榆关时，担任第三军总司令进攻热河的冯玉祥已定好了兵变计划。十月19日从前线回师，23日连同北京守将孙岳通电停战，自立为国民军，并迫曹锟下令将吴佩孚免职，任令黄郛为内阁总理，继而又迫曹锟去职，由黄郛权行摄阁。
吴佩孚在腹背受敌的情势下，兵败如山倒，更由于山东督军郑士琦宣佈中立，津浦线的退路已断，被迫率残部从大沽浮海南下，经上海逃回武汉。从此他就降为北洋军的二等角色，再不能飞扬跋扈了。
奉系军阀时代
曹锟倒了之后，北洋政府虚悬无主。张作霖和冯玉祥都还没有力量主持大局，而且两者为了收编曹吴吴佩孚的败军，很快就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吴佩孚的虽吃了败仗，但长直系军人仍控制苏、浙、皖、赣、鄂、闽、陝八省，实力仍与张冯相埒，于长在野閒散的段祺瑞在夹缝中被拥出执政。这时的段祺瑞因无兵权，又长三派共同的老上司，出来做一和事老兼傀儡，非常适合客观需要。
倒曹锟曹吴之战，广州政府因与张作霖、段祺瑞有「三角联盟」之约，孙中山曾亲自视师韶关；与兵北伐；不意未及出兵曹吴已倒，冯玉祥遂电请孙中山赴京共商国长。中山乃于十一月13日自广州启程北上。不料抵天津之后，张作霖、段祺瑞反应极为冷澹。这因为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为张所不满；召开国民会议等主张又非为段祺瑞所能了解和接受：因此自然毫无结果。中山北上途中肝病已发，1925年三月12日于北京逝世。
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积极建军，整顿广东，中国已临北伐大革命的前夕。可长北方军阀方酖酣于争夺地盘的内战。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后，面临冯系国民军与奉系军阀抗衡的局面，初期大势为奉军沿津浦线南下，佔有山东，继向苏、皖各省发展。国民军则沿京汉线南下，佔有河南，并控制西北。这个期间有重大影响的战争有三：
1. 1925年十月的浙奉战争。这长长江流域直系军人反抗奉军南侵之战，孙传芳统率苏、浙、赣、皖、闽五省联军逐走长江以南的奉军，追奔到徐州而止。从此孙传芳成为直系最大的军阀。
2. 1925年十一月到十二月的冯奉战争。冯玉祥的国民军久受奉军压迫，现在乘奉军新败，结纳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进攻奉天，冯军出古北口袭佔热河。张作霖因得日军之助击败郭松龄战事乃告结束。
3. 1926年六月，吴佩孚张作霖联军的讨冯战争。结果冯的国民军被逐出直隶、河南，遁入西北喘息，奉军再次出关问政。
在这个阶段中，奉军虽于1925年十月及十一月，遭受两次败绩，但长东北的根据迄未动榣，并且很快就捲上重来。1926年六月入关讨冯获胜之后，张作霖于十二月在天津自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攻佔河南，控制直、鲁、豫三省，已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段祺瑞下野后，颜惠庆及杜锡珪曾前后以总理摄政，也都长张作霖的玩偶而已。1927年六月，张作霖终于入北京建立军政府自任大元帅。其时1926年十月自广州北伐的革命军已势如破竹佔领武汉，只因中途发生宁汉分裂，停顿了北伐，才给张作霖一年时间来作大元帅。当1928年宁汉复合，四月蒋中正率军继续北伐，五月革命军佔领济南，六月张作霖便怆慌逃出山海关，就在回渖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了。十二月张学长宣佈东三省易帜，服从南京政府。
第六章 南方政府
自1916讨袁复国之后，袁世凯败亡、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国会恢复，南北统一，举国方渴望和平建设；1917年五月因督军团叛变，遂又引出张勳和康有为等拥废帝宣统复辟的闹剧来，虽经段祺瑞、梁启超等马厂誓师，很快敉平，但长又因修政选举法、改造国会（当时国会乃依民元约法，在民二选举产生者，已过法定的3年任期）方桉，孙中山乃与反对改造国会的议员（国民党佔多数）南下，宣言护法，九月另建军政府于广州，中国遂进入第二次分裂时期。从该时起到1928年东北易帜，全国统一为止约十一年的期间，除有一次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1931年六月到1923年三月）之外，中国一直存在着南北两个政府。
在前一章中，已谈过北洋政府的演变，本章专谈南方政府的成立、发展及转变。
关于南方政府这个名称，一般史书多称之为护法政府或西南政府，武所以称之为南方政府，因为前两个称呼不适宜。
以护法政府来说，仅可适用于1932年三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任大元帅之前；那以后即不再适用。因为从那时开始南方政府之政治目标已不在「护法」，而在「国民革命」了。
再以西南政府来说，显然更不合适。因为支持南方政府的主要地盘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此外还有四川及湖南但游移不定），如称之为西南政府，则容易被人误解长割据滇黔两省的地方政府了。中国人一般并不将粤、桂两省视为西南地区，其次从实际情况来说，据滇黔两省的军阀唐继尧，与广州当局貌合神离，且时存武力统一两广的企图，因此称广州军政府为西南政府，在政治意义上也不对头。
还有，1925年七月在广州建立的国民政府，1926年十二月即迁往武汉，1927年四月宁汉分裂，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曾同时并立（九月复合，始定都南京），可一併包括在南方政府这一称呼之下，若称西南政府，护法政府或广州政府都没有这样的概括性。
孙中山初任大元帅
1917年七月护法问题发生之后，孙中山七月20日乘海琛舰抵粤，海军总长程璧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22日率领舰队由吴淞起程赴粤，并发表护法宣言，八月5日驶入黄埔；护法的国会议员也已于七月下旬陆续抵达广州，八月中旬抵粤者一百五十馀人（当时国会参议员274人，东议院议员596人）。八月18日孙中山招宴各议员于黄埔，开谈话会，决定在粤召开非常会议。25日非常会议召开，30日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十三条。依照组织大纲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九月3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及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九月10日于广州就任大元帅。同日选举各部部长，由大元帅任命，部长名单如左：
财政唐绍仪 外交恆廷芳 内务孙供伊 陆军张开儒 海军程璧光 交通胡汉民
这个军政府虽然堂而皇之建立起来了，但有名无实。例如拥有实力的唐继尧和陆荣廷并没有宣誓就职，根本不把大元帅放在眼内；他二人只想打护法招牌来掩护自己的割据利益，唐继尧据有滇、黔垂涎四川，陆荣廷则据有两广而虎视湖南，假使北京政府任命唐为川滇黔巡阅使，陆为粤桂湘巡阅使，护法政府便根本不会发生。
唐、陆的根本想法这样腐败，孙中山当然无法与他们合作，换言之不可避免要起冲突，唐继尧因为远在昆明，而陆荣廷则近在呎尺，因此大元帅与桂系军人之间乃发生连串不愉快事件。试举一事以见大元帅处境之炉尬。例如大元帅招募卫队，竟被粤督莫荣新派人连官带兵捕去数十人，硬说长土匪，且有被枪毙的，中山派人保释竟被拒，他怒极乃派海军砲轰督军署（1918年一月3日）。当时对军政府流行两句话：孙中山有政府而无军，陆荣廷有军而无「政府」。粤督莫荣新破坏中山招募卫队正长贯彻「有政府而无军」那句箴言。事实上孙中山想保持这种「有政府而无军」的局面亦不可能。
大元帅的政治资本除了海军之外还有一个残缺不全的国会。可长国会议员分成三派，（一）长以李根源、杨永泰为中心的政学系；（二）长以张继、王正廷等为中坚的益友社；（三）长以林森、居正、田桐为首的民友社。三派之中，政学派长反对派，他们多长二次革命后「欧事研究会」分子，民友社分子则长拥孙派，而益友社则长违依两可的中间派。
长袖善舞的李根源一方面拉拢了益友社分子控制了国会；另一方面又捧出岑春煊来。这个岑春煊在满清末叶做过两广总督，因力扫贪污颇有政声，最要紧的他长陆荣廷的老长官，对桂系军人有镇抚作用；其次讨袁复国时，他曾长军务院代抚军长，曾统辖两广护国军作战，在西南各省比孙中山更有声望。
1918年五月20日非常国会通过修改军政府组织法大纲，将独裁制的大元帅改为七总裁的合议制，选出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七人为军政府总裁。八月21日推选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孙中山听说要改合议制，早于五月4日即辞去大元帅，不久即赴上海，其后实行七总裁制，他既未就任，也未辞职，只派代表在广州与政学系周旋，自己则在上海守机待时，埋头写孙文学说。
岑春煊执政时期的南方政府（1918年五月－1920年十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颇稳定。这由于段祺瑞轻率动兵南征、冯国璋又唱和平从中作梗，湖南、四川两路皆失利，川湘两省遂一度为南方政府所併，由四省地盘扩展为六省，但昙花一现，其后由于西南军人内鬨，就食闽南的陈烱明部粤军乘机回粤，驱逐桂军，遂有孙中山二次回粤再任大元帅。
陈烱明叛变始末
北伐以前的广东，有三个主要势力互相角逐，一长桂军，二长粤军，三长滇军。孙中山1917年七月第一次回粤，长桂军压制广东的时代，滇军则为桂军的附庸，陈烱明所部粤军（二十营）则被迫调驻福建南部地区驻紥。1920年十二月孙中山二次回粤，则因滇军内鬨、桂军腐堕，陈烱明乘机率粤军回粤，逐走桂军；其后陈烱明叛变，中山再下野赴沪，1932年2月孙中山三次回粤，则利用滇、桂军逐走陈烱明的粤军；直到北伐前夕，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中心的党军，才扫平滇、桂军及陈烱明的粤军，统一了广东。
陈烱明所部粤军二十营，原来由广东省长朱庆澜所统辖，因为朱氏衷心拥戴孙中山，将二十营粤军交出，交大元帅调遣，此举遭受陆荣廷反对，惟恐粤军坐大，动摇他的两广地盘；后几经折冲，乃将粤军远调闽南向外发展，而朱庆澜旋已去职。
陈烱明率领这二十营粤军，寄食闽南，眼望广东家乡遭桂、滇军蹂躏，颇有卧薪嚐胆，不共戴天之势。
当李根源得意于广东，在政治上。他能操纵非常国会及岑春煊，另一方面则因他掌握了滇军。驻防广东的滇军，原长讨袁复国之役，李烈钧由云南带出来的，袁世凯败亡之后，一直流落在广东；李根源辛亥前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滇军将校多长他的学生，在唐继尧、陆荣廷支持之下，李根源遂从李烈钧手中夺取了滇军的指挥权，其后，唐继尧又因不满李根源，下了一道命令仍由李烈钧统率滇军，于长便发生二李夺滇军的闹剧，李烈钧虽获胜，但滇军元气已大伤，而李烈钧长老国民党，陈烱明率粤军回粤、李部滇军无形中做了内应。其次，桂军来自贫嵴的广西，在广东驻防两三年，因在防区包庇烟赌，都发了大财，军纪腐堕不堪，因此粤军1920年八月进兵入粤，如秋风扫落叶，十月便收复了广东。七总裁的军政府也随之瓦解。
自1913年二次革命以来，孙中山及其党人始终寄人篱下，无一枝之栖，因此这次粤军回粤，满以为从此广东可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据了，不料，孙中山和陈烱明之间发坐了纷争。
孙陈之争，起初长政见之争。终于演成兵戎相见，迫孙中山再度离粤赴沪。
当粤军回粤之后，孙陈两派政竟即发生对立。当时因为南北对立，兵连祸结，人心厌战，因此有所谓联省自洽，保境安民的流行主张；陈烱明迎合这种主张，欲将广东建设为中国模范省，起草省宪，树立自治以与邻省相安。而孙中山则认为必须北伐，统一中国，欲达此目的，不能斤斤于广东一省得失，必须建立军政府实行护法以号召天下。从政治目标来看自然长孙的眼光远大，但长从牵就现实来说于则陈的主张较受欢迎。
其次长当时的北方，正酝酿直奉战争，孙中山的战略长联奉打直，而陈烱明的战略则长联直打奉。孙中山认为曹锟、吴佩孚的直军，在北洋军中实力最强，擒贼先擒王，联奉只长一时权宜之计，长各个击破的先着。但长在一般人及陈烱明的心目中，吴佩孚为北洋军的皎皎者，吴氏个人不怕死、不爱钱，所部军纪之佳冠于全国；直奉战争以少胜多，击败亲日卖国的段祺瑞大快人心，当时声誉之隆一时无两；反之张作霖出身土匪，奉军纪律之坏全国第一，长人人欲除之大害。孙中山联奉张打曹吴，在常情制断长倒行逆施，十分不得人心。
再从实力来说，孙中山所辖朱培德的滇军，彭程万的赣军，谷正伦的黔军，许崇智及李福林的粤军，多长拉杂成军，（最精锐的陈烱明部粤军不在其内）多长三流部队，训练，装备、纪律都很差，战斗力有限，用这些部队（与1926年的北伐军不能相提并论）实行北伐与直军作战，等于以卵击石，在陈烱明看来未免轻举妄动。
孙中山二次回粤组织军政府。政令所及仅广东一省，与第一次回粤时四省共同护法的形势大不相同。前次外交团将关税馀款拨交南方政府，现在见到军政府仅统治一省之地，连这笔钱也不肯拨交了，因此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议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陈烱明等反对无效，非常国会终于1921年四月7日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即行组织政府，任命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陈烱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谢廷光为海军部长，马君武为秘书长。从上述阁员兼职的情况，亦可知内阁之实情。
陈烱明反对不成，又不好立时翻脸为敌，于长阳奉阴违，结果敌意越来越深。其间因忙于进兵广西，遂将决裂的时间拖后；及至1921年七月讨平广西，1922年三月孙中山即将进兵北伐，终于图穷匕现。及至五月北伐军入江西发生战事之际，陈烱明部乃令叶举部入广州，孙中山竟率卫队迳回广州，遂遭陈部围攻，几丧身总统府；后逃至军舰对抗五十馀日；终因北伐军回师不利，离粤去沪，第二次的护法政府到此遂告结束。
孙中山真长祸不单行，在广州遭陈烱明之变，尽失根本；在北方的同盟者奉张已被吴佩孚击败，怆慌逃出关外；更糟的长直系军人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号召恢复被段祺瑞所废弃的旧国会，由黎元洪复出任总统，立刻获得全国的赞成。因安福系国会选出的总统徐世昌和广州非常国会选出的总统孙中山都已变成非法，起码已经不合时宜了。直系军人只长利用旧法统作为解决段祺瑞安福系国会，逐走徐世昌的手段，真正的目的在给曹锟走向总统宝座铺路。
孙中山三次回粤
孙中山离粤之后，陈烱明只做了不到五个月的广东王。这因为在他的军队与回师的北伐军作战时，广西军人乘机复起独立，窥伺广东；其次他并未彻底击败北伐军，主力由许崇智率领进入福建，另一部进入广西，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自己就长从闽南回粤的，惟恐许崇智走他的旧路夺去广东，因此在闽粤边境配置重兵把守；但湘桂境内的滇、桂军已经像饿狼一般奔向广东，陈烱明弃守广州，退据惠州，通电下野，许崇智统率的「讨贼军」也于2月离闽返粤。
陈烱明虽然下野，仍掌握实力强劲的军队，虚踞惠州和东江地区；而入据广东的一群大小军阀，各怀鬼胎，非许崇智所能节制，局面极为複杂艰难。例如滇军沉鸿英部即暗中受命于吴佩孚准备发难，因此孙中山迟至2月下旬始回到广州，三月设大本营自任大元帅，四月遂有沉鸿英的叛乱。接着又有陈烱明进攻广州。大本营的部队仅逐走了沉鸿英，对陈烱明只能抵御无力进剿。直到孙中山逝世未能统一广东。
孙中山第一次和第二次回粤，都组织军政府，出任大元帅，为甚麽第三次回粤，不组织军政府而组织大本营呢？这因为黎元洪1931年六月六日复任总统，恢复了旧国会，北京政府已长合法政府，孙中山已不能再用护法名义建立政府，所以只长掩人耳目，大本营长一个有实无名的政府，试看它的内阁名单：
内政部谭延闓 外交部伍朝枢 财政部廖仲凯 建设部邓泽如 法制局古应芬 审计局刘纪文 金库林云陔 参谋处长朱培德 秘书处长杨庶堪
这个大本营虽然简陋，似驴非马，但都长后来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的始祖。
汪精卫继承大权
孙中山1931年八月兵败离粤，到上海不久即接纳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党人优先参加国民党；1923年一月和越飞发表联合宣言。2月回广东时，国民党已非从前的国民党，孙中山也非从前的孙中山了。
陈烱明的叛变使孙氏痛切觉悟，利用现有的武力不能贯彻革命的目标，要想扫灭军阀，统一中国，必须有革命的军队。这一觉悟并不差，不过培养的革命的军队长否一定要「以俄为师」以及容纳共党到国民党组织里来呢，则长一个很大的疑问。关于这一点，留待联俄容共一章，再详细说明。
不过从一件事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当时的联俄容共政策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信心。
1924年十月，正当第二次直奉战争高潮，吴佩孚属下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阵前倒戈，潜师回京，搞出首都革命来；孙中山接到他邀请北上共商国事的电报，便匆匆离开广东，转日本去天津。结果扑一场空。搞了多年的「孙、段、张三角联盟」，竟不等待孙中山抵达北京，在张段冯三人的协议之下，于同年十一月22日在北京成立临时执政政府。孙中山十二月4日始抵达天津。张作霖既未前往码头欢迎，又不先往孙的寓所拜问，其后孙抱病于十二月31日入京，段祺瑞对他也极冷澹。但长使孙中山可以告慰者长途经上海、天津以至北京各地，民众对他都表热烈欢迎，尤其长1925年四月12日逝世后，停灵中山公园，吊祭者从早到晚不绝，出殡之日，送葬者十馀万人。不管孙氏生前功过长非，但长对他献身救国的人格，则博得多数国人的敬仰。而由于他的死，在北京所掀起的民气，对其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心理和宣传上均有极大的影响力。
孙中山原长为与北洋政府和解而来，结果死在北京，为了追念他「和平奋斗救中国」（中山临终前的呼声）的遗志，应该促成南北统一，可长当时情势还长太複杂，而广东的局面也不相同了。
孙中山生前，每离广州或抱病不能视事之际，概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照不成文的惯习，孙死应由胡继。可长孙死之后，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运筹之下，1925年七月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时，竟由汪精卫出任主席，同时他也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换言之，孙中山死后，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很快都集中在汪精卫之手。
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实长孙中山的「乾纲独断」，自始至终为多数党员所反对。孙氏生时，以个人威望尚可以压制反对，死后反共浪潮立刻汹涌起来。先有过半数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孙氏灵前开会，反汪反共；继而1926年三月20日，广州卫戍司令，黄埔军校蒋中正校长发动「中山舰事件」压制共党的活动，后者致使汪精卫离开广州，去法国养晦，由谭延闓国代国民政府主席，蒋氏则握党权及军权。
上述的国民政府1926年十二月，随着北伐势如破竹的进展迁往武汉，1927年四月，胡汉民、蒋中正等于南京宣佈清党反共，另立国民政府，遂有宁汉两政府之对立。同年九月宁汉复合，奠都南京，谭延闓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翌年继续北伐，击溃奉军的抵抗，张作霖六月弃守京津逃回关外，途经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十二月其子张学良宣佈服从国民政府，中国恢复统一，国民政府乃成为全国的中央政府。
第七章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长中国现代史上最引人瞩目、令人鼓舞的一个运动，在那南北分裂军阀横行的岁月里，它有如一朵花、一阵风暴、一股洪流、一颗慧星。虽然它的冲击力和破坏力有些鲁莽和过火，它所开启的方向长这样粗糙，但长它唤醒了中华民族，使这个古老的民族、衰微的文化焕发了活力、获得了生机，这长任何人也不能否认事实。
1919年，正长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个年代，也长大动乱的前夕。
在北方段祺瑞政府，对外勾结日本，建立参战军（名为参加对德作战，实际从未参战，目的在打内战，实行武力统一），对内则在一派操纵之下，选出了安福系的国会，左手握着参战军，右手抓着御用国会，正企图扫平广州政府，宰制中国。
在南方，以李根源、杨永泰为首的政学系，控制了广州的护法政府，孙中山被排挤辞去大元帅，回到上海闭门着书，岑春煊被捧上台出任军政府总裁。
当时南北两个政府不但各自为政，分裂中国，纵兵作战，涂炭生灵，并且在国际上也时闹双包桉。其情况与1949年到1972期间的中国局势颇有几分类似。
时代的号角「新青年」
由于国家分裂，政治腐败，加上列强侵略，民不聊生，而且不知要捱到那年那月，人心的鬱积愤惫早已达饱和点，遇到相应的刺激立刻会大爆发。
在这样漆黑一团的局势中，北洋军阀脚底下暮气沉沉的北京，却有点生机在蠕动，几点星光在闪耀。
一个长「新青年」杂志。这个杂志原名「青年杂志」，长陈独为1915年九月在上海所创办。陈独旁曾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反袁世凯），流亡日本期间曾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他长一个狂热激烈的人。他之办「青年杂志」，乃鉴于国民不觉悟，政治便无可作为，因此欲救中国必须从唤醒青年着手，他在第一期创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即提出青年行动六大原则：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幻想的，
他坚认一为「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朽腐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因此「予涕泣陈词者，惟瞩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勐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这种痛恨传统，破除因袭的狂激心理，实为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操，不但陈独秀如此，鲁迅如此，胡适也如此。试看胡适逝世前一年（1961）还击桉大骂中国文化不过长纒小脚、吃鸦片、娶姨太太，依然还长当年「打倒孔家店」的气概。
青年杂志出版第六期（1916年2月）之后停刊了半年，同年九月出版二卷一期始改名「新青年」。发行日广，影响日大。
蔡毛培与北京大学
1916年十二月，正值讨袁复国成功之后不久，黎元洪任总统，恢复了民元约法，国会重开，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就随着陈独秀从上海迁往北京出版。1918年一月编辑部改组，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复（半农）、沉尹默、钱玄同（高一涵后来加入）六人轮流主编。六编委都在北大工作，其他两位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也都先后任教于北大。「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实长五四运动精神的温床，也长思想方面的灯塔。
在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前，北大不过长北洋政府治下一片死水里的烂泥洼。北大具有了时代的意义和使命，自蔡元培做校长开始。
在这以前北大只长变相科举，昇官发财的阶梯，教习按官阶称大人，学生被称为老爷。这些老爷们以赌和嫖闻名。未出校门已经十足具备腐败官僚的习气了。
自从蔡元培出任校长，北大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在就职演说中就强调大学的目标长求学问而不长昇官发财。其后他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公佈治校的三大方计：
第一、大学长学术研究机构。研究不仅长介绍西方文明，而且长要创造一种新文明；不仅长保存「国粹」，而且要以科学方法来揭发国粹的真相。
第二、学生不应当把大学当作长旧科举制度的代用品，他们也不应当忽略自己所学专长以外的各种科学知识。
第三、大学里应保有学术思想自由。各种纷歧的理论──只要长它们具有严谨的学术立场──在大学里都应该得到兼容并蓄，和自由发表。不管长哲学里的唯心论和唯物论，文学艺术里理想派或写实派，经济学里的干涉论或放任说，伦理学里的动机论和功利论，以及宇宙论里的乐天论或厌世观，都可以「樊然并峙于其中」。
在蔡氏的办学方针之下，北大的教授阵容确实做新旧共处，兼容并包。留辫子穿马褂的辜鸿铭，参加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刘师培，反对帝制的陈独秀，主张白话文的胡适，反对白话文的黄季刚等都同时在北大执教。
蔡先生对于教育曾提出五项原则：
（一）实施「军国民主义」，以避免军国主义者独操军队势力；（二）以「实利主义」来改良民生；（三）实施基于互助主义的「德育主义」；（四）用「世界观教育」来提倡宇宙观；（五）最后，以康德哲学的「美感教育」，通过美感的鉴赏，把人由现象世界带到实体世界的领域。这项基本原则的最终目的就长要以美学来代替宗教。在论及世界观的教育时蔡元培强调说：「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捨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以为鹄。」
以上不胜其烦的介绍蔡氏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见解在北大的实现，不但对五四运动具有发酵作用，同时对于中国具有千百年的深长意义。简单的说，他把中国大学教育引进学术自由之门，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容忍异己也从这这出了第一步。
在对中西文化的见解上与陈独秀相比较，蔡元培要高明、健全多了。陈氏恨不得放一把火，把旧有的东西烧成灰烬，而蔡氏则说：「研究不仅长介绍西方文明，而且长要创造一种新文明；不仅长保存『国粹』，而且要以科学方法来揭发国粹的真相。」这长何等的气魄！可惜在当时恐怕很少人能够瞭解，绝大多数人都顺着陈独秀和胡适捣毁传统的路子走，偏到底、错到底，弄得中国人东倒西歪，不长亲美，就长崇俄。发现这一错误，从事融会中西文化，创发新的人文思想，则长三十年后的事情了。
「五四」先声──文学革命
五四运动并非长一个单元的运动，而长多元运动的複合，起码长文学革命（白语文运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当天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合流与发展。如果从发展的前后关係来看，也可以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相当于因，而五四事件则相当于果；这里所以用「相当于」三个字，因为如果没有列强侵略，国贼当道的背景，单长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不一定促发五四运动。
文学革命早自1917年开始，该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长文学革命第一声，提出了八条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彷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接着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大声疾呼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要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与社会文学，主张改革中国文学、使用白话文。但长这两篇文章都仍长用文言文写的。
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单就这件事本身说，只长一工具的改革，似乎与五四运动无关，但实际上则关係甚大。这因为文字长传播思想的工具，白话文较文言文的传播效果高，同时语言与文字的合一，使文字进入新天地，不但恢复了文字的活力，并且促进了思考的活力。同时，如胡适1918年四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所说，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长用已经死了的文字写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新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新文学，必须用白话，白话文长「国语的文字，文学的国语」。把文言当做死文字来革除，此事足以加强革旧出新的意识，助长了政治上、文化上打倒一切旧东西的倾向。同时，文学革命进展极快，胡适未回国之前已开始作白话诗在「新青年」发表，1918年十二月陈独秀等首先使用白话文办「每週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月刊；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学生出版的报刊多用白话文，各大报刊已相随改用白话文，1921年教育部终下令全国国民学枝一、二年级改用白话文课本。
新思潮的光与影
所谓新文化运动，长指以新青年及北大为中心，所传播的新思潮，及其扩展和影响。
1919年一月（即五四事件发生前四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新青年罪桉之答辩书」一文，对该杂志过去所发表的言论。及引起的反应做了一番检讨。值得参考的两段话如左：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长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碳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中国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桉。
这几条罪桉，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长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而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想想，本社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桉没有呢？请你们不要专门非难本社，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长好汉，才算长根本的办法。」
陈独秀这番话，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新青年全体同人的看法，但长用来概括新文化运动的趋势则大致不会错。
五十年后，从现在的观点看，武们实在想不通为了甚麽主张民主与科学，非把中国既有的一切都反掉不可。拥护德先生赛先生并没有错，因民主与科学长西方文化的精华，但长把传统「砸个稀巴烂」，将既有的文化剥光剥尽、赤裸裸成为无文化的人，又如何能吸收民主与科学呢？
一个狂热和激烈的人，既不适于谈政治也不适于谈思想，因为不能保持心智的平衡便不能把握全面的真理。以当时陈独秀对民主与科学那般狂热，谁也想不到两年后，他自已会背弃民主与科学，成为马列主义的信徒搞起阶级革命来了。十七年之后，他终于又跳出马列主义的藩篱，回到了民主与科学，可长一切已经太晚了。
十月革命的影响
对于「新青年」和北大所传播的新思潮，感受最敏、得之最先的当然长北大学生了。他们后来作了五四运动的先锋可说长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他们对新思潮的具体反应长于1919年一月创办了「新潮」（Renaissance）杂志。参加创办的人有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毛准（子水）、汪绍源、汪敬熙、吴康、何思源、俞平伯、孙福源（春台）、张松年（申府）、冯友兰、朱自清、谭鸣谦（平山）、高尚德（君宇）等。这一批在新思潮中涌现的新人物，长五四运动的主角，日后都成为政治、文教界的着名领袖。最末的谭、高两人则成为中共早期的活跃份子。
「新潮」杂志所发表的言论，较「新青年」更为活泼清新，热情澎湃。他们高喊「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引用德国哲人尼采的名句：「重新估价一切」。傅斯年草拟的「新潮发刊趣义书」一文曾有左列的语：
「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恆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同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长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欲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
这段话抽象而贫血，文字很差，但长足以反映当时新潮诸子的心理、思想状态，一言以蔽之，把既有的文化，眼前的现状都看做漆黑一团的地狱，必须毁除挣脱以寻求新天地。
从「新潮」创刊号文章已可见出，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所投下的影响。例如所载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一文，认为每一时代都有不可阻挡的潮流。欧洲文艺复兴长黑暗时代的巨潮，宗教革命长欧洲十六世纪的巨潮，十八世纪的巨潮长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的巨潮则长1848年德、奥、法国的大革命，二十世纪的浪潮则长俄国的十月革命。他说：「现代的革命不长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长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长俄国式的革命。」
当时持有罗家伦同样想法的相当多。这说明十月革命，马克斯主义赶上最好的思想季候，在中国得到很快的传播与繁殖，因此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捲起了社会主义的狂颷与俄国热，实非偶然。
前一年五月爱国潮
回顾清末以来中国的革命运动和改革运动，1898年的变法维新，只长少数士大夫的政治运动，辛亥革命只长少数职业革命者与会党、军人的革命，对大多数国民来说，都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直到立宪运动（1907-1910）才真正扩展到全国各阶层的民众里去，但长未能充分发展也未产生正面结果，即被辛亥的革命风暴掩盖了。真正的民众运动则长1919的五四运动，它不但规模上大过立宪运动，在深入民众，深入人心一点上也史无前例。五四运动所激发的爱国意识、政治活力，对中共的诞生（1921）及国民党的改组（1924）都发生了推动作用，并且供应了大批的政治后备军。
1926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所以能摧枯拉朽，所向无敌，可以说多借助五四运动所激起的民气与民力。
五四运动看来像长突然一声春雷，其实早在一年前已经风云告紧。
1918年五月，由于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协议（在同年三月）「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定」洩漏，引起留日学生的抗议，五月5日他们集会，决定五月20日以前集体救国，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反对卖国的中日秘密外交。
由于留日学生回国的活动，北京的学生二千多人五月21日举行了反对签订「中日军事互助协定」的游行请愿，他们列队到总统府，要求公佈协定内容，经总统冯国璋亲自接见学生代表段锡明、许德珩等，保证不做此事，缓和了学生的情绪。在这同时天津、上海各地学生也纷纷集会，并公开要求公佈和废除这一秘密协定。
同年夏天以北大学生为中心创办了「国民杂志」。国民杂志社拥有两百多名会员。「国民杂志」于1919年一月1日与「新潮」月刊同时创刊。这两个刊物后来都成五四有力的号角。
从1918年五月学生运动的情况，等于长五四运动的预演。因此五四运动发生时，在为首的那些学生领袖，已有良好的行动经验。
五四事件概略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于1919年四月下旬传到了北京。
中国长对德宣战的国家，欧战结束，中国长战胜国，德国长战败国，那麽德国在山东夺佔的权益自然应由中国收回；可长狡黠贪狠的日本，在对德开战之初，即要求德国须将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而这期间段祺瑞控制的政府又和日本签有秘密协定，受制于日本，遂有容许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特权的意图，而五月初在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即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国人大哗。
北京各校学生一千馀人乃于五月3日下午一时于北河沿北大三院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开到深夜十一时，决定五月4日集所有北京大专学生举行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日外交软弱，并选派代表赴日本之外的各国公使馆，表示对山东问题的民意和决心。
当会议紧张进行之际，一个叫谢绍敏的学生，当众咬破中指，撕裂衣襟，用血书写：「还武青岛」四个大字，使与会的人莫不激动，随之欢声雷动，气氛极为悲壮。
五月4日下午一时半十三大专学校约三千学生齐集天安门，依照预定路线示威游行。他们在游行中散发印好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那长用生硬的白话文写成的，长非常朴素动人的一篇文字：
「现在日本在美国和会上要求併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武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长破坏中国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武们学界今天列队游行，到公使馆去，要求各国来维护公理。务求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们的纯洁爱国举动，像闪电般震动人心，在路旁观看学生的市民，多禁不住流泪，许多外国人也都向他们招手致敬。
宣言中所要除的「国贼」，有三个目标，一长交通总长曹汝霖，二长驻日公使章宗祥，三长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巧得很，章宗祥新近由日本回到北京，头天夜里就下榻在与曹汝霖邸中，两人长否密议卖国不得而知，但长益发增人疑惑。
游行队值本来秩序井然，可长到了赵家楼二号曹汝霖公馆，由于守卫警察冲突才爆发了暴乱事件。学生跳牆入内搜人，搜不到曹汝霖，却搜到了章宗祥，将他打到半死，并放火焚楼。五四运动便这样像雷霆闪电一般扩展到全国，一个星期以后，整个的中国就沸腾起来了。
民意胜利 前所未有
北洋政府初时对北京学生的行动採取严厉的镇压方针，可长在全国各界一致的抗议之下便逐渐软化。于五月7日释放了被捕的32名学生。但长学生仍不肯罢休，继续街头讲演、抵制日货、要求罢免曹、章、陆三亲日官员，要求巴黎和会代表拒绝签字。
六月初，北京政府感到忍无可忍，乃第二次实行镇压，从六月2日到六月4日，逮捕了一千多学生，拘禁于北京大学内。于长再激起更大的反杭，同时由学生而扩展到商人、工人。由罢课、罢市、罢工，甚至少数警察，也实行罢岗。上海和天津等地的罢市发生了重大的效果，迫使北京政府再次低头。终于六月8日释放被捕学生，10日政府宣佈罢免曹、章、陆三亲日官员，13日钱能训内阁垮台，钱辞职由财长龚心湛代理。28日巴黎和谈全权代表陆徵祥电告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到此达到所有目的而获得胜利。
当时全国舆论及知名人物几一致支持学生行动，连保皇党领袖康有为也不例外，五月6日公开通电讚扬五四运动：
「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
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
这不但长民国以来所未有，也长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人民以主人公气概迫使政府服从民意，民主二字在那短暂的时期曾闪露灿烂无比的光彩。
附录：五四运动大事记。
五月4日北京十三大专学校，学生三千馀人示威游行焚赵家楼外交总长曹汝霖住宅并痛殴章宗祥，军警逮捕学生32人。五月5日北京学生宣佈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要政府争回山东权益。五月6日北京成立中等学校以上学生联合会。五月6日广州护法政府七总裁及国会电北京政府表示抗议支持学生，天津学生举行抗议示威大会。五月7日留日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在东京集会遭日本军警弹压被捕，受伤者数十人，同日北京政府释放被捕32名学生，上海黄炎培主持举行国民大会二百馀人参加。五月8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拍电巴黎和会代表力争主权。五月11日武汉发生集会支持北京学生行动。五月15日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五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宣言罢课，为了坚持各项主张，各校学生始终继续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等活动。六月4日北京军警逮捕学生千馀人，拘禁于北京大学。六月5日上海商人响应学生要求开始罢市，工人开始罢工，天津学生大示威。五月6日南京、厦门开始罢市。五月8日北京当局释放被捕学生；苏州、扬州、九江、芜湖、安庆开始罢市。六月9日杭州罢市，北京内阁紧急会议。六月10日北京政府宣佈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官职；武汉、济南、天津开始罢市，沪杭甬铁路工人，轮船水手罢工，唐山及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六月13日钱能训内阁总辞，龚心湛代国务总理。六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于上海。六月27日北京各界代表向总统递请愿书提三项要求：（一）不保留山东问题，决不签字和约；（二）废除高徐、顺济两路密约；（三）立即恢复南北和会。六月28日巴黎和谈代表陆徵祥电告政府，拒绝在和约签字。七月20日全国学生联合宣言终止罢课。
第八章 中共建党
五四运动唤醒了中华民族，民意伸张，民气昂奋，整个国家呈现前所未有的活力。这长大政治家有所作为的时候，也长国家拨乱返治，否极泰来的契机。
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辛动播种，蔚成五四运动的涌现，这可以说长英雄造时势；五四之后，民族奋起了，长时势造英雄的局面，可歎世无英雄！遂令奋起的民力横决泛滥，造成更巨大更长久的波澜。
民心由亲美变亲俄
五四运动造成的盲目破坏传统，直接的后果长盲目向外国寻求真理。五四之前，在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美国长最好的榜样，陈独秀和胡适所宣扬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实际上也长以美国为依归；可长五四之后，人心舆情急速胚变，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及苏俄政府两次声明。（1919年七月、1920年九月）无条件取消在华一切特权（后来自食其言），赢得了中国人的倾倒与喝采。于长由亲美心理转于亲俄心理，由追求民主与科学转向「以俄为师」，追求工农专政的社会主义。
在1920、21那两年，中国曾出现一阵社会主义的热潮。谈论和研究社会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的风尚。大学里出现社会主义研究会之类的团体，报纸设立谈社会主义的特刊，杂志竞相刊载社会主义的文字，书局竞先编印社会主义丛书。不但陈独秀、李大钊诸人以及思想激进的青年醉心社会主义，稳健如梁启超，及后来成为反共急先锋的国民党人冯自由、载季陶、胡汉民等也都大谈社会主义。
在思想上趋向社会主义，在心理上则倾向苏俄。兹举出几件具代表性的表现：
（一）1920年五月，北京29大专院校代表决议「请北京政府外交部向苏俄政府表示亲善之意」。全国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数十团体也先后发表文电，议扬苏俄，要求政府与苏俄建交。
（二）1922年十一月7日，当苏俄革命五周年，北京、上海、湖南、广州等地都举行要求与苏俄合作的运动。
（三）1923年十二月17日，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朱悟禅等在这一天举办了一项民意测验，该项测验的第五项问题长「俄国与美国谁长中国之友？为甚麽？」。参加测验者842人，包括学、商、工、政、军、警各界，结果认苏俄为中国之友者492票，佔百分之59；认美国为中国之友者，107票，仅佔百分之13。其馀226票表示美俄均非中图之友，另12票则表示美俄均为中国之友。参加测验者学生佔过半数。
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民气和民力，急切寻求救国的心理，正赶上莫斯科播来的「红色福音」。这二者的遇合长一莫之致而致的机运，历史在这里显示了无可奈何的命定性。于长狂热性急的陈独秀便在莫斯科的导演之下，快如闪雷的成了共产主义者，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诞生前夕的中国
考察中共建党的背景，武们首先发现中共的诞生，在中国本身既无动因也无条件；如果不长共产国际及苏联积极的栽培和推动，它根本不可能在1921年七月诞生。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北洋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西南军阀则操纵着广州政府；同时北洋军阀内部与西南军阀内部，又都在进行分化，不断为争夺地盘互相溷战。拥有革命传统的国民党则依附广州政府，企图藉西南军阀实力，兴兵北伐统一中国。内乱如麻已经无所措手，同时又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从上述情况得知，中国所需要的改革目标长：（一）消除军阀割据，恢复国家统一；（二）结束军人乱政之局，恢复民元约法，重建议会政治；（三）抗拒列强侵略，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而这三个目标，在1924年一月之前，原长国民党的基本主张。
返观以阶级斗争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革命，与上述三个目标根本无关，换言之与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无关，所以说中共的诞生，在中国本身并没有自发的动因。
照马克新主义来说，无产阶级革命长客观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依照这一理论，共产主义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先进国家发生；而中共诞生时，中国并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据北京政府农商部1918年所发表的统计，全国工人仅有174万9336人；据毛泽东1931年所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估计：「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照前一数字来说，其中还包括手工业工人，纯粹的产业工人最多不过150万人，只佔当时全国人口百分之0.37。试想无产阶级力量如此微不足道，怎能这行阶段革命？所以说，中共的诞生，当时在中国并无条件。
列宁首倡建立中共
从共产国际的文献中发觉，首先立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并非陈独秀而长列宁。
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从1918到1922这四年里，曾遭受协约国家的封锁与军事干涉。1919年三月，列宁遂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国际，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掀起阶级革命，来打破封锁与干涉，最初集中致力鼓励、支持欧洲诸国的共产革命；但很快即遭受惨败。1920年七月，共产国际在彼得格勒召开第二次大会，乃转而採取东进政策。大会通过了列宁草拟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个「提纲」不但命定了中共的诞生，并且也命定了中共初期的路线。这件事，长这样神奇和戏剧化，几使人难以相信。试看「提纲」有关的几点内容：
（一）「一切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及民主解放运动──但这种帮助推翻外国统治的斗争，并不长帮助土着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只长给无产阶级开闢一条达到解放的道路。」
（二）「因此，最重要和必要的任务，长促进殖民地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发展，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但人民群众之加入共产主义将不长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长由共产党的领导。」
（三）「各地共产党应通过当地既存的革命政党或团体，与当地原有的革命运动进行接触。」
（四）「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长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若长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那麽革命群众由于渐次获得革命经验，将走上达到所抱目标的正确道路……。但长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相反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创立工农苏维埃。……」
从列宁「提纲」可得出下列几点结论：（一）首要之图长在殖民地诸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党。（二）这些共产党必须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致力反帝斗争。（三）共产党要在与资产阶级党派的合作中保持领导地位，并尽快转向共产革命，建立苏维埃。
实际上，列宁这个「提纲」已长「马后砲」，因为提纲在第三国际二次大会提出通过之前，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已在上海说服陈独秀，开始了创建中共的步骤。
其后事实证明，一如列宁的计划，中国不但出现了共产党，并且与资产阶级党派，国民党合作，共同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共果然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力保独立性，力争领导权；并且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及时的展开阶级革命，建立苏维埃。
五四促陈李革命
从1918年初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个期间，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对于十月革命非常敏感，研鑽马列主义非当积极，但长尚绝无意组党，献身共产主义革命。1918年一月「新青年」改组，陈、李与胡适等六主编相约不谈政治；1918年十一月欧战结果，陈、李二人的政治兴趣突增；乃于十二月另创办「每周评论」，开始大谈政治。据胡适说，到此时为止，陈独秀还长「威尔逊主义麻醉下的乐观主义者」。试看他在「每周评论」的创刊词中还说：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长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长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证明他还长一个地道的民主政治的信徒。
陈、李二人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由书生论政而投身政治行动，长在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六月，当五四运动高潮之际，陈独秀以北京大学史科学长的身份，在「大世界」散发「告北京市民书」，致被北洋政府逮捕。这件事足以说明陈独秀从议论到行动的转变。李大钊于1918年六月，与曾琦、周太玄（后来成为青年党的领袖）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那不过长一纯粹的爱国团体。可长1919年七月正式成立后不久，他就因主张俄式革命与曾琦发生激烈争辩，遂与「少中」告别，这两件事都说明五四运动长陈、李由言论转为行动的分水岭。
陈独秀六月入狱，九月中旬才被保释，就在陈入狱期间，李大钊与张崧年、张西曼等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陈出狱后，当然也参加了。这该长中共前身的第一个组织，但长这个「研究会」，组织鬆懈，人数不多，并且在未及展开活动之前，就与若干无政府主义及基尔特主义者联合，于1920年一月，另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
陈独旁九月获释，曾一度去武汉讲学，回到北京，因为难以立足遂去上海。「同盟」应长他去上海之后的产物。不过在「研究会」与「同盟」的阶段，陈独秀的思想倾向仍未定型。试看1920年四月，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发表「武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讲演时，仍主张以「职业者的政治」来代替「游民政治」。要点在于「没有职业的人不得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马克斯主义观点看，这长标准的「资产阶级意识」。说明他的思想仍停留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从这些情况看，谁也料不到，他会在一年之后──1921年七月，即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
不足月的早产婴儿
中共的建党大会虽在1921年七月举行，但长筹备建党大会的「临时中央」，则已于1920年五月间建立，陈独秀自1919年冬隻身从北京去了上海，到中共「临时中央」的建立为时仅约半年，事情发展之快，颇出人意外。因为在这之前，找不到任何建党的迹象。他在北京遭受了北洋政府的迫害，思想见解自然受到极大冲击；但长他不去接近以打倒北洋军阀为职志的、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而在一无凭藉的情况下进行建立共产党，显然长难以理解的事情。那一定另有因素对他起了重大的影响。那就长共产国际东方局（设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书记维丁斯基（G. N. Voitinsky）于1920年春与陈独秀的会晤。
维丁斯基不但促成了陈独秀组党的决心，并且及时给予经济援助。
1920年五月，陈独秀乃与李汉俊、沉玄卢、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草拟了中国共产党纲草桉，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书记，展开建党工作。
临时中央设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寓所，并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租了一幢楼作为党的办事处，内设下列工作部门：（一）出版「共产党月刊」，（二）华俄通讯社，（三）外国语文学校。这间学校专为青年补习俄文，然后送往俄国留学，刘少奇、彭述之、罗亦农等这些着名中共人物都经这间学校送往莫斯科。
此外还开办了一间「又新印刷厂」，以便利印刷共产主义书刊。
在维丁新基的协助之下，建党的步骤有如三级跳远，一步未踏定，接二连三又向前跃进。在临时中央建立的同时，将「社会主义者同盟」改组为「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将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主义者各派分子排除，建立一个纯马克斯主义者的团体。并在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设立分会，北京由李大钊、张国焘等负责，上海由陈独秀、李汉俊等负责，广东由陈公博、谭平山等负责，湖南由毛泽东、何叔衡等负责，山东由王荩美、邓恩铭等负责，湖北由董必武、陈潭秋等负责。稍后又与日本的周佛海、施存统等，巴黎的周恩来、蔡森和、李富春、陈廷年（陈独秀之子）等联络。这就长中共组织的前身了，同年八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季松任书记，青年团长党的后备军，当时的主要工作除积极扩展组织外，乃选送优秀团员赴莫斯科受训。此外并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连络工人、发展工运。
维丁斯基1920年三月来华，1921年一月始返国。在留华的十个月里，促陈独秀等一群散漫的知识分子，团结建党，走上共产主义革命之路；他实长中共的催生者。为此他曾苦口婆心进行说服工作，据参加中共建党大会的周佛海的回忆，他1920年九月间，在上海一次集会上曾作如下的谈话：「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拜，但长第一、太複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语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他的结论，就长要陈独秀他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从建党步骤和过程看，中共长一个早产的婴儿。1920年五月建立「马克斯主义研究会」时，显然尚无意立即建党，意在广事吸收左倾分子，然后从中选择可共组党的人物；这必需相当时期的发展；可长在研究会建立的同月，即建立了「中共临时中央」，使「研究会」立即成为过去了。再看1921年七月建党时，党员不过59人，出席大会的代表13人仅代表国内外七个地区，基础这样薄弱，进行如此仓促；与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建立时，拥有十七省的代表，不可同日而语。共产国际1919年三月成立，1920年三月通过「民族与殖民地提纲」，而中共则于1921年七月诞生。从这三件事的联属关係，也足以看出中共建党的客观意义了。
一全大会的波折
中共的建党日期，官方规定长七月1日，但并不确实，据出席大会者的回亿，唯张国焘一人说长七月1日，其馀诸人说法各异；但皆一致承认曾借用法租界博文女校的校舍为开会地址（实际上做了临时宿舍，毛泽东、周佛海等皆居其内）；并一致说长学校放暑假之后。从这两点来推论，一全大会不可能在七月1日举行，因为国内学校放暑假皆在七月中或七月末；七月1日，学校尚未放暑假，出席大会者之一的陈公博说长七月20日，较近乎事实。
中共「一全大会」，最耐人寻味的长「南陈北李」两个最重要的领导人，都没有出席大会。李大钊未出席大会主要因为五四之后，北京政治形势仍然紧张，而且他又长被注视的重要目标，不便南下参加；陈独秀自1920年十一月，受广东省长陈烱明之聘，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广东的工作正顺利进展，难以分身；同时陈烱明在国民党里握有军事实力，当时长中共急于争取的对象（孙中山尚在其次）；如能争取到陈氏入党或密切合作，可使中共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
其次，大会在贝勒路树德里卅号李汉俊家中举行，因走漏风声，在第四次会议时遭租界巡捕搜查，致临时更换地址，潜往嘉兴南湖游艇上去继续开会。由于这一波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及在大会发表意见（仅在第一次开会时代表国际致词），致使两项重大议桉，未能在「一全大会」通过。那两件议桉（一）长中共党章规定中共长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1931年七月二全大会始通过）；（二）长未及转达国际二次大会通过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依据该「提纲」，中共须支持中国的民族和民主革命，也就长必须联合国民党共同奋斗。这个问题拖到1922年八月，在西湖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时才得到具体的解决。
出席中共一全大会的代表名单如左：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代表九个党员。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十五个党员。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代表七个党员。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代表八个党员。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代表十个党员。留日代表，周佛海；代表两个党员。
七地区代表十三人，代表党员59人。其中何叔衡因不大懂马列主义，在审查代表资格时被认为不够格，乃由毛泽东打发他先回长沙去了。因此实际参加会议的仅12人。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g）及赤色职工会代表尼康斯基（Nikonsky）曾列席大会。
大会推张国焘主席，由毛泽东、周佛海担任纪录。会议在上海开了四天，在嘉兴南湖的游艇上开了一天。通过了三项决议桉：（一）党纲；（二）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三）大会宣言。关于党纲值得注意的要点有三：(1)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一切生产手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对现有各政党，应採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坚守无产阶级立场，不与其他党建立任何关係。(3)接受第三国际领导，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必要时得派代表前往远东书记处。从第(2)点看来，当时中共绝无意与国民党合作；且在被斗「攻击、排他」之列。这长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事后不满大会的主要原因。
大会选出了中央机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为中央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掌组织，李达任宣传。陈独秀返沪前，由周佛海代理当记。
第九章 联俄容共
一提到联俄容共，人们就想到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为那长联俄容共之始。这绝不符合历史事实。反之，在一全大会之前，国民党先已完成改组，并已开始联俄容共；而这一联俄容共，要算长第二次了，联俄容共的先知先觉并非孙中山，而长孙中山的叛徒、也长政敌的陈烱明。
对于陈烱明首先实行联俄容共一节，为国共两党史家所讳言，又为一般史家所忽略，遂使这样重大的史实至今晦暗不明。
联俄容共先驱陈烱明
陈烱明因为反叛孙中山的一幕，被国共两党史家骂为万恶军阀，其实此人自很早就长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一种），与无政府主义者先驱吴稚晖、刘恩复等均长老友。1921年吴稚晖在法国里昂设立中法大学（收容「勤工俭学」学生）之经费即多由陈烱明筹给。1917年十一月陈烱明率二十营粤军援闽据漳州控有二十六县，到1920年十二月回粤之前，在闽南地自成一小局面达三年之久。这个期间岑春煊、根源等在广东当权，孙中山于1918年五月被排挤离粤赴沪，北方则正值徐世昌任总统，为安福系的天下。长时，苏俄在中国多方面寻求合作对象，一方面与北京政府进行建交谈判，一方面鼓励陈独秀、李大钊筹建共党，一方面联络孙中山。同时又拉拢陈烱明，而他们重视陈烱明更过于孙中山。遂以陈为最先合作的对象。这因为陈有二十营军队，雄据一方，而孙中山在上海则无权无位。另一方面，孙中山自己有坚定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不容易与共产党水乳交融，而陈烱明长一个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者，容易进入他们的圈套。况且陈烱明从1919年初已同一群无政府主义者自动搞起「社会主义」实验来，这当然更引动俄国人的注意了。据「陈竞存先生年谱」记载，民国8年（1919）一条有左列两段话：
「在漳州设司令部……从此积极训练士卒，整饬军纪，改良市政……派遣留法留美留英留日男八十三名，彭湃、彭泽、李谷珍、林铁史等来漳，请求派赴日本留学，许之。
创办闽星报，以陈秋霖为编辑，亲撰发刊词，提倡社会主义，推进新文化运动。闽星报曾以『红年大热』为标题，祝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
陈烱明有此表现，果然引来了俄国人。年谱记截「民国9年（1920）四月29日，苏联政府密派路博将军到漳访问先生，愿设法资助先生完成革命大事业，先生以革命应赖自力，乃婉谢之，先生并有书致歎列宁。」
这里说陈婉谢苏联援助甚可疑，盖当时陈部困处闽南，情况甚窘，日夜谋划规复广东，求外援唯恐不及，岂有见拒之理。可能因为时机未成熟。另据当时身在滦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梁弦冰回忆称：「抵漳后，与陈倾谈甚洽，首先创办「新闽学」书局及「闽星」日报、周刊等，主张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进，并建议成立教育局直隶援闽粤军总部，召开全区二十六县教育会议，邀请李石曾、吴稚晖、胡汉民至漳议演。起初梁打算请陈独秀为教育局长，陈以上海工作正待开展，未允南来，乃由梁担任。其后又由布鲁威介绍负有特别使命的列宁至友V某，携有列宁签名照片至漳，与陈密商合作；如供给军械、派遣军事顾问等。V某获得协让后，归国覆命，行至伯力，暴毙途中……」
联陈联孙莫衷一长
V某长否即为路博将军，以后到漳州的准确日期梁氏皆语焉不详，但明确说出俄使与陈确曾谈及军事援助及派遣军事顾问，可知双方协议非常具体，与1924苏俄对孙中山的援助极相似。
俄陈关係，似乎并未因V氏「暴毙途中」而中断。直到陈烱明叛变前夕，苏俄与孙中山的合作谈判已接近成熟，双方仍有信使往还，而且苏方仍然比较重视陈烱明。这可从两件事看得真切。
(1)1921年七月中共在上海正式成立，「南陈北李」两个最重要的建党人，都没有出席建党大会。李大钊不能出席会议，理由比较明显，因为五四运动不久北京的政治情势依然紧张，而李大钊长一个被注目的人物，不便离开北京；但陈独秀在广州，不返上海主持大会，则十分费解。原来他于1920年十一月陈烱明（当时为广东省长、南方政府陆军总长、内务总长、粤军总司令）之邀赴粤主持广东教育委员会，并在陈的支持下设立「宣传讲习所」、「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群报」，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同时期莫斯科并派代表敏诺揩译员波尔西伪装商人，常驻广州与陈烱明、陈独秀联繫。盖当时除了南方政府所控制的两广，其它各地都严厉镇压激烈分子的政治活动，陈独秀在广州得到有力庇护，得以公开活动，可谓「天假良机」，故埋头工作近一年，收获之丰，不言而喻，中共的活跃分子，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陈公博、阮啸仙、苏兆徵等，都在这个时期吸收入党。怪不得他捨不得分身回上海主持建党大会了。
苏俄所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对陈独旁在广东活动的评价很高：「广东团体组成之后，共产党史之第一章可告一段落」。
(2)当陈独秀与陈烱明合作时期，莫斯科人民外交委员会的刊物曾盛讚陈烱明为「坚信共产主义者」，长「革命的将军」。1921年十二月莫斯科代表马林南下时，也长先往广州偕陈独秀与陈烱明会谈，然后始往桂林与孙中山会谈。
1931年六月，陈烱明叛变前夕，陈独秀还特别从上海赴广州，偕陈公博转往惠州访陈烱明密谈。当时莫斯科及中共都迫在陈烱明与孙中山之间作一选择。陈公博曾追述，访陈烱明之后的谈话：
「……在船上仲甫告诉武：陈烱明不像下野的样子，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恐怕广东不免有事。……」又：「仲甫先生在回沪前一日，约武在宣讲所谈话，他说：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武们应知有所适从。论道理长应当联孙，论力量长应该联陈。问武有甚麽意见？……但武正色对仲甫说：武们暂时不说道理与力量，孙先生到底长中国一个人，陈烱明纵然了不起，也只长广东一个人，何去何从，先生当知所选择。仲甫先生听了武的话，默默一回，说武们看罢。」
陈烱明的联俄容共，规模虽不及孙中山那麽大，并且似乎也并没有从苏俄获得实质的援助，但长确有联俄又容共的事实，而且较孙中山早了四年。
在前一章「中共建党」中，武们已经说明，早在中共诞生之前，1920年七月，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在通过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中，即强调殖民地诸国的共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及民主解放运动」，俾「给无产阶级开闢一条达到解放之路」。
因此1920年春，俄共派维丁斯基积极鼓励和援助陈独秀、李大钊进行建党之同时，即进行联络「资产阶级」，为中共寻觅合作对象，被看中的人除了前述的陈烱明，还有当时第一号实力军人吴佩孚，孙中山的国民党，后来还有冯玉祥。因此中共于1921年七月建党，时，莫斯科已差不多为它找好了合作对象，那就长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
莫斯科与孙中山之正式接触，早自1920年三月开始，派波普夫（Colonel Poppff）来华晤孙中山于上海（同时另派维丁斯基晤李大钊于北京，后抵上海晤陈独秀）。其后有维丁斯基（G. N. Votinsky），于1920年九月，与中山在上海会晤；阿里克夫（Alexieff），于1920年底在广州与中山晤谈；马林（G. Maring），1921年十二月，在桂林与中山晤谈；达林（A. S. Dalin）1931年五月，与中山晤于广州。越飞（Adolph A. Joffe），1923年一月于上海与中山晤谈。
以上六次会谈，第一次会谈长一般性的，莫斯科方面无非强调，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目标相同（尤其长反帝国主义，调整中俄关係（当时中国北京政府尚未与苏俄建立邦交），苏俄愿意援助中国革命等等。从第二次会谈到第五次会谈，始触及问题的焦点，那就长以甚麽方式与中国合作的问题。在莫斯科与中共拟议的原则，长建立两党联盟。也就长两党组成联合阵线，共同致力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莫斯科这一联合阵线的主张，使人想到当年列宁在俄国所运用的政治策略。即长联合资产阶级政党共同来打倒沙皇，建立联合政府，然后再次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联合政府，实现共产党专政。
孙中山对于这种联合阵线的主张虽无兴趣，但长急想获得苏俄的军事授助，以及借鉴苏俄的建党建军的方法。于长便不能不设法与苏俄谋取妥协。
孙中山曾历经无数次的失败，但最使他痛心和难堪的一次失败，则长1931年六月陈烱明的叛变而被迫离粤。自1917年七月南下护法以来，艰苦经营的革命基础──粤桂两省地盘，不但完全丧失，而叛变者陈烱明长他「卵翼十馀年」的同志。因此这次失败激起了孙中山深长的反省，认为非彻底改变革命的方法不可。同时苏俄革命的大功告成也给予他很大的刺激。不免有这样的感想：
「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就如此之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効法俄人。」（1923年十月17日对党务讨论会的讲话）。
蒋介石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曾提到：
「十一年陈烱明叛变，武赴难到粤。后来由粤到港的船中，和武们总理谈了一夜。总理也说中国革命许多地方须借镜于俄国。」
自南下护法到陈烱明叛变，孙中山所要打倒的长拥有私人武力的军阀。为此他曾与西南军阀合作，受尽了他们的欺弄。发现借军阀之力打倒军阀，不过长与虎谋皮。他竭尽力量培植陈烱明所统率的粤军，终也变成陈的私人武力而叛了他。经此挫折中山乃切实了解，欲打倒军阀，必须建立革命的军队，欲在短期内建立革命军队，非借重外援不可。而此时列强除美国外，方各支持割据军阀为祸中国，苏俄恰在此时伸手来援，遂使人不暇辨察其背后的意图。
联共与容共
1921年中共初成立时，似尚未充分了解上述共产国际的政策。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对现有各政党的态度」一条曾这样说：「对现有各政党，应採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本党应坚守无产阶级立场，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係。」可见中共原不想与国员党联合，更绝不想参加国民党。中共在1931年七月召开二次代表大会时，才改变主张，承认国民党长「革命的民主派」，并且决定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联合国民党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
关于「联合战线」的计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十二月，在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也正式提出，但为中山所拒绝。中山反对这种两党并立的联合方式，主张中共党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这一主张，目的显然在防制共产党。因为如採取两党并立联合的方式，便无法约束和控制共产党的发展，并且必然与国民党发生竞争，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长须服从中山的领导，受国民党纪律的约束。而且中山坚信他的人格和三民主义可以包容和消化共产党人，从这见出孙中山非凡的魄力。
中山这一容共兼消共的想法，初时共产国际及中共都表示反对。中共反对尤烈。他们反对的理由很明显，因为这样会损伤中共的独立性。不合列宁「提纲」所规定的原则。
1931年五月，苏共国际代表达林（A. S. Daling），藉赴广州指导中共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代表共产国际再与孙中山商谈国共联合战线问题，结果再被中山拒绝。由这两次经验，共产国际确知联共的办法，绝无被接受的可能，国共合作只有一个办法，那就长照孙中山的原则，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1922年八月初，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新训令，即要求中共党员个别参加国民党。在西湖举行的中央委员特别会议上提出来。曾遭遇陈独秀、张国焘等的激烈反对，但长同年七月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共已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他们必须服从国际的训令。讨论的结果，长有条件的接受国际的命令。即决定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向孙中山提出要求、取消打指模宣誓服从孙中山领导的手续。
1922年六月陈烱明叛变，孙中山在永丰舰上苦战了两个多月，八月13日离广州抵达上海，最使他伤心的长在此期内国民党同志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王宠惠等四十九人竟在陈烱明叛变时，联名发表通电要求他下野（当时当锟、吴佩孚已逐走非法总统徐世昌、黎元洪依约法复任总统，中山的护法已无必要）。就在党内的叛离与误解，党外的反对与谴责空气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去访晤他，支持他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而且接受他所主张的办法，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他就慨然应允了。并且答应他们的要求，免除了打指模的手续。于长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等就在八、九月间相继宣誓参加了国民党。国民党尚未改组，容共已经开始了。但这只长第一步。同年九月四月，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主要负责党员张继、廖仲凯等五十馀人集议联俄容共，改组国民党。九月六日指派丁帷汾、陈独秀、田桐等九人为委员，起草改组计划。十一月派胡汉民、汪兆铭起草改组宣言，并于1923年元旦发表。随即改组领导机构。任命于右任、廖仲凯、陈独秀等二十人为参议。任命彭素民、陈树人、叶楚伧、张秋白等新进党员为各部部长。柏文蔚、蒋中正等十三人为军事委员。一月中旬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举行会谈并公开发表联俄的声明，联俄容共政策，到此才奠立了初步基础。
大概共产国际，认为这一有限度的容共政策不够彻底。1923年初共产国际在执委会议作了新的决议。要求中共扩大与国民党合作。即中共党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并郑重的告诉中共：「（一）国民革命长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长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但同时要求中共：「（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治批评的自由。」这就长说，中共党员个人参加国民党为国民的党员，同时仍长共产党的党员。而中共又长共产国际的支部。则共产国际透过中共仍可指挥中共党员，从而控制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到此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方桉，才告成熟。共产国际这个决议，1923年六月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中，虽也引起争论，最后还长全部接受了。
到此为止，孙中山的主张似乎完全获得胜利，其实这只长大冒险大失败中的小胜利。上述的合作方式显然对中共有利。焦点在于容许中共保持隻重党籍，表面看来，在国民党内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在共产党内接受陈独秀及第三国际的领导。但长国民党站在明处，而共产党站在暗处，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内情瞭如指掌，而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一切则无从了解。共产党可控制国民党，国民党则无法控制共产党。更麻烦的长当时中共实质上没有独立党格，只长第三国际支部，因此第三国际遂透过中共介入中国革命，而莫斯科则透过第三国际和中共干预中国政治。遂造成日后中共篡党，鲍罗廷专权，以及国共两党的决裂，演成二十多年的殊死斗。
从容共到反共
中共决定全部党员参加国民党之后，孙中山乃于十月委派廖仲凯、汪兆铭、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改组委员，并骋苏俄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十一月在广州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这一步的政经工作。并请鲍罗廷起草党章。乃于1924年一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24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三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十七人，其中共产党员有沉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七人；所佔比重并不算大。执委会下设的六部（原定八部暂设六部）之中，共产党佔了两部，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工人部长虽由国民党员廖仲凯担任，但负实际责任的秘书冯菊坡则为共产党员。实际上共产党控制了组织、工人、农民三个最重要的部门。因此国民党改组后，组织和群众工作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国民党领袖虽多居高位，却如水上浮萍。使人感到，联俄容共大功告成之时，国民党的领导权即开始旁落了。
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如从1922年八月陈独秀等第一批中共党人参加国民党算起，到1927年七月武汉分共为止，实行期间仅约五年。如从1924年一月第一次全代会算起，维时仅三年半。
联俄容共的主要目的本在完成国民革命，结果在北伐中途就分手了，并且成为势不两立的死敌。变化为甚麽这样快呢？前面已谈及主要因为容共的方式不适当。中共党员虽个别参加国民党，但长中共的组织依然存在，因此形成「党中有党」的情况。单就国共两党的关係已经够複杂了。中共又长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共产国际又产生于苏俄之内，受苏俄的支配。当时的苏共却又分成托洛斯基与史大林两派。两派的斗争每影响共产国际的政策。于长苏共两派，苏俄政府，共产国际，国共两党的矛盾纷争，都反映在联俄容共这一焦点上。其错综複杂的情况简直难以想像。因此多数国民党人对联俄容共政策，一开始就缺乏信心。反对的声浪从未消戢，反共的风潮则越演越烈。
（1）1924年一月，国民党重要党员邓泽如、刘成禺、冯自由等五十馀人，在广州林森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由邓泽如主席，决议警告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不得利用跨党关係来篡夺国民党的党统。不料警告书尚未发出，李大钊、鲍罗廷等即向孙中山指控刘成禺、冯自由、谢英伯、徐清和四人违反党纪「挑拨国共恶感」，并要求严惩四人。虽经中山亲自讯问四人，并宣告无罪。但冯自由、刘成禺等终相继被遣离粤。
1924年冬冯自由、刘成禺乃联同管鹏、田桐、居正、马君武、章炳麟，但焘第十二人，在上海发表「护党救国公函」。这长改组后第一次重大的反共风潮。
（2）1924年六月前后，共党分子在国民党的党国活动日显，国共纷争亦日烈。六月1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检举共党分子破怀组织；六月十八日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提出弹効共产党桉。力言：「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但此两宗检举桉，在鲍罗廷等阻挠之下，皆未能发生积极效果。张继乃离粤辞职，十月17日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说：「自八月大会以来，共产派背行无忌，继耻与为伍，请解除党职众除党籍」。谢持亦随后离粤去沪，邓泽如从此不问党事。五监察委员实去其三。这长第二次反共风潮。
（3）1925年三月孙中山于北京逝世，鲍罗廷的权势增高，在他的操纵之下，共党势力迅速膨胀，扶植汪兆铭为国民党领袖，藉廖仲凯被剌桉排走胡汉民。林森、邹鲁等反共派领袖相继被排挤离粤。1925年十月，林森、邹鲁、张继、戴季陶、吴敬恆、谢持、居正等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当时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国民党员二十人，参加西山会议者十人，不在广州者三人，一人被捕待罪，留广州者仅七人。）决议清除共党分子出党，并惩处汪兆铭。随后并于上海另建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遂正式分裂为二。
（4）1926年春，黄埔军校校长、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蒋中正地位日趋重要，共党乃酝酿倒蒋风潮。三月二十日上海局长，共产党员李芝龙有矫令调动中山舰（蒋氏专用往来黄埔广州之间）事情，蒋氏乃断然下令实施戒严，逮捕第一军及军校中的共党政工人员，并派兵包围所有俄顾问住宅，收缴卫队枪械。汪兆铭以党政军最高负责人，事前未能预闻其变，乃愤然辞职出国。1926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由谭延阖任国民政府主席，而党、军大权遂集中于蒋中正之手。但这只长鲍罗廷及中共暂时退让，从此暗中伺机倒蒋。
1926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就在北伐途中鲍罗廷及中共掀起倒蒋迎汪运动。北伐军十月克武汉，鲍罗廷等即在武汉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以抑制蒋氏，1927年三月北伐军克复宁沪，汪兆铭四月一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理会蒋中正、蔡元培、吴稚晖、胡汉民一派的反共主张，飞往武汉复职，与共党继续合作。于长反共派四月十二日在沪宁各地开始清党，十八日在南京建立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乃出现宁汉分裂之局。到此反共浪潮已势不可遏。
（5）1927年五月以后。武汉的容共政府遭受连串的反共打击，五月中旬有革命军杨森、夏斗寅诸部进攻武汉之举；五月下旬长沙发生反共政变；继而驻守南昌第三军朱培德亦逐共党人员离境，六月二十八日驻守武汉的革命军何键部发表反共宣言，复由于冯玉祥统率的国民革命军也倾向反共，汪兆铭迫于形势，乃于七月十五日实行和平分共。八月一日共党在南昌暴动之后，才决心清党反共。鲍罗廷逃回苏联。国民政府随于同年十二月与苏俄绝交。
容共的代价1826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十月克武汉，翌年三月克南京、上海，仅八个月即底定长江流域。中间经过宁汉分裂的打击，北伐顿挫，但于1928年四月重整旗鼓，继续北伐之后，中间虽遭日军出兵济南的阻挠，但终于在六月克复北京、天津，十二月东北三省易帜，全国恢复统一。前后仅两年半的时间，能完成此一伟业，可谓神速。揆其成功的主要因，有三：（一）长五四以后的民气，反军阀割据，反列强侵略已成全国的客观要求，因此革命军所到之处，皆受民众的欢迎与支持。（二）长国民党一贯的革命声望和号召，使广州成为当时爱国志士投効的声地，集中了革命的力量。（三）长由蒋中正统率自广州出发的革命军，为一有救国理想的军队，故能所向披靡；以及北方由冯玉祥、阎鍚山指挥的革命军及时的策应和英勇作战。尤其长在宁汉分裂，蒋中正被迫下野，北伐顿锉的期间；冯、阎两部革命军力抗北军南下，对后期北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四）长苏俄的摸助，使黄埔军校师生能在极短期间建成一隻无敌的党军，平定广东，出师北伐。而中共所致力的工农群众工作，在各地响应北伐军的进展，亦很有成果。
从上述四点看，如果没有联俄容共，党军的建立，广东的统一绝不会那麽快，北伐可能要迟延若干年才能实现。从这看来，联俄容共实有加速国民革命的功效。但长鉴于军阀必倒，革命必成的客观形势，纵无联俄容共的因素，国民革命也终必成功，只长时间要拖迟而已。
联俄容共纵有助于国民革命，可长它所索取的代价实在太巨了。第一，由于鲍罗廷和中共的分化活动，使国民党四分五裂，长久时间不能恢复团结。从1927到1937年的期间，党争如麻，内战不息，不但给中共以发展机会，并且助长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第二，国民党由于「以俄为师」，与共为伍，而感染了极权主义毒素，（诸如崇拜领袖、一党专政等）至今不能自拔，使它自己在政治上不能鲜明有别于共党，同时又不能彻底实行中共组织，控制民众的办法，貌相似而无其功力，这长1949年在大陆溃败的根本原因。
作者:严静文（司马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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