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史之道

　　把讲解历史掌故作为拉近距离,促进交流的桥梁

　　毛泽东跟人见面谈话，总是能够找到让对方轻松的话题。比方说，有一次到了河南，他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姓关。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之所以讲这些历史掌故,目的“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这种富有特色的“开场白”，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薄一波回忆说：“l943年春，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他说话非常引人入胜，甚至他的话题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感觉到，还以为是闲谈呢。他问我：你就是薄一波同志?我答是。这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口中反复地说着：“如履薄冰，如履薄冰。”接着就谈到汉文帝母亲也姓薄以及汉文帝曾分封在代国驻守山西的事。薄一波感慨地说：“我当时怔住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翻阅了《史记》，果然如此。”

　　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俄语翻译的师哲说：“1940年3月底，我在杨家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主席见我有些紧张，就问：‘你是哪里人?’我说韩城人。‘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

　　把读史、鉴史作为领导干部提升领导水平和思想素养的重要渠道

　　1965年，毛泽东在《汉书》的《李固传》《黄琼传》上批示“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一阅”，“送陈毅同志阅”。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二人均以国事为重，并以耿直方正、忠言谏君著称，毛泽东推荐阅看他们的传记，意在为高级干部树立正气作借鉴。这些历史传记，曾在不少领导人手中传阅。据工作人员回忆，看到毛泽东批示后，“刘少奇立即认认真真地进行了研读”。

　　谈历史，也是谈工作。毛泽东同领导干部论说历史，主要是为了拓宽思维视野、提高修养境界，以利改进工作。曾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回忆，l957年6月13日，毛泽东找他和胡乔木到中南海谈话。谈到如何办报纸时，毛泽东讲起了历史。他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称赞汉高祖刘邦会用人，认为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并当场背诵了《史记》中刘邦的“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一段话。毛泽东说，史家称颂汉高祖之后的文景之治，其实，汉文帝、汉景帝乃守旧之君，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拓展了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的父亲汉宣帝曾说过“乱我者太子也”。毛泽东认为，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毛泽东和不少学者都有密切交往。建立起领袖与学者的学术对话

　　1940年9月5日，毛泽东致信初到延安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他在延安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演是“头一次”“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鼓励他继续史学研究。这封信让范文澜深受鼓舞，也促使他进一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此后，他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专著。《中国通史简编》出版时，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历史学家吴晗以研究明史见长，1948年底进入解放区，正在西柏坡为平津战役而紧张运筹的毛泽东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吴晗将先前出版的《朱元璋传》修改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仅很快阅读了书稿，还和他“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随后又专门致信讨论书稿并提议：“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毛泽东的建议对吴晗震动很大。1965年2月，花费了吴晗10多年心血的《朱元璋传》再次修订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好评，也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有人评价，在“中国史学专著里，受到毛泽东如此直接和深入影响的，《朱元璋传》大约是首选之作”。

　　毛泽东对史学家的关怀、鼓励和支持，无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延安时期曾涌现出了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金灿然、叶蠖生、尹达、谢华、何思敬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史学事业奠定了骨干人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