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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腐败的遗传密码 刷新               标签: [ 原创 2009-08-03 16:07:22] 作者:水木先生       选择字体 宋体 楷体_GB2312 黑体 幼圆 仿宋_GB2312 隶书 选择颜色背景 黑色 深灰黑 浅灰黑 墨绿 深绿 深蓝 亮蓝 蓝色 红色 粉色 黄色 浅灰 浅蓝 此日记引用地址:http://blog.people.com.cn/blog/trackback.do?wlog_id=1249287044329291 中国式腐败的遗传密码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个国运昌隆、政治清明的盛世，但都没能逃出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其中，腐败问题好像中华民族的附骨之疽，总是让先民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文明成果一次次地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悄然烂掉，操弄这一切幕后之手是“天运”，是人心，还是文化基因的内在缺陷，为何贪腐亡国的教训总能够一次次地复制重演？在贪腐依然猖獗的今天，这是每一个关注自身乃至中华民族发展的人不得不深思的问题。在古代大一统的农耕文化模式下家国一体，自周代起，天下就成了天子之家，邦国是诸侯之家，普通的庶民百姓和他们所在邦国有共同利益，但更多的时候是利益的冲突：天子和诸侯希望开疆拓土，搜刮更多的财富；庶民百姓、士和大夫和则觊觎邦国的财富乃至政权，希望充实发展自己的小家族，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取诸侯之位而代之，这是自周代到秦代基本社会现实。据史记中描述，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场，刘邦就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这些话语传神地刻画了基层小吏和破落贵族对权势的觊觎心态。自秦代取消诸侯分封设立郡县后，专制的中央集权使天子和大臣们的紧张利益冲突更为强韧，大臣弄权营私可以说是古代专制国家无法除去的体制性痼疾。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社会资源是高度集中的统一分配。皇帝、大臣、僚属、胥吏等组成了资源分配的等级管理组织体系，皇帝号称“天子”代天牧民，以上天的名义统治国家，拥有绝对权威，在皇帝的统一领导下各个管理阶层也对下级拥有极大的权威。对于上下之间具有紧张的利益冲突关系，必然需要建构一种精神原则予以调和。于是，与这种权威的等级统治相配合的根本原则是“德”，从皇帝到最基层的官员都以“德”为标杆，从而标榜统治的正当性，这是历代王朝追求的理论规则。但是，从皇位的取得，到现实的政治统治都不是单单通过道德感召和教化能实现的，而是综合实力争衡博弈的结果，这是历代王朝统治的现实逻辑。前者可以称之为“王道”，后者则是所谓的“霸道”。即便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家纯任德治的理论也没有被完全采纳，汉宣帝教训太子时就道出了大实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当最高统治者为了个人和集团利益采用两面手法的时候，上行下效，被统治的大臣、僚属们自然也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应对，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君臣相市”、“上下一日百战”。这样一来，官员们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想方设法进行腐败自然就不可避免。这大概也是国人人格分裂、伪君子、假道学流行的根源所在。对此，仅仅依靠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和严密法网恫吓惩罚，从秦始皇到朱元璋，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相反，一些聪明的最高统治者以身作则，认真依照儒家思想进行道德教化，这是历史上几个主要兴盛朝代崛起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为了建构统治的软实力，从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到汉代举孝廉，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选贤任能的基本依据就是弘扬道德的典范行为和对儒家道德理论体系的精准掌握。倡导德治，消解君臣上下之间紧张的利益冲突关系，进而使官员管理阶层和老百姓形成比较和谐的关系，这是若干治世的历史经验。这是在农耕条件下，中华先民用自己的智慧超越丛林法则，实现超越性追求的文明所在，“立德、立言、立功”，道德追求一直是第一位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这种追求一直是遏制腐败，弘扬社会正气的强大精神力量，儒家的道德准则甚至被宋明理学的思想精英们推演到“天理”的极致，其遏制贪腐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自近代东西文明遭遇之后，中国被强拖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于农耕模式下资源统一分配的儒家倡导的道德教导，已经不适应资本世界的激烈争逐，那些只掌握圣贤道德教条的儒生和官员，对近现代社会的组织和生产一窍不通，遭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和批判，最后运行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孔家店被“捣毁”。清朝灭亡以后几十年的战乱，道德文化建设更是乏善可陈，而建国后政治至上的斗争氛围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让传统的道德文化体无完肤。由于儒学倡导的道德信条被批判和废弃，长期以来家天下的社会文化氛围也很难培育不出能和近现代机器化大生产相适应社会公共精神，类似西方社会刚性的公共原则共识迟迟未能充分发育。在改革开放后，经济活跃，社会财富激增，相当一些技术官僚和行业精英的理想追求却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器物层面，于是在社会的很多领域，其情形正如《潜伏》里的一句台词，“没有了‘主义’，只剩下钱了”，在制度和监督因为缺乏道德自律的弥合而流于虚文的时候，大面积腐败的发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