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至昆山汽车时刻表:沙滩大院系列之二 我所了解的《红旗》杂志社

    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说道，有个办红旗杂志的决定，读一下吧。说罢，看了看身边的杨尚昆。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宣读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创办红旗杂志的决定草案》。之后，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是南宁会议建议的，那时候讲7月1号出版，世界上的事情就那么怪，可以好多年搞不起来，也可以一下子就搞起来，我是主张要搞一个理论杂志，至于哪天出版就没有把握了。今天就要集稿，利用这次大会的稿子，一期还出不完。从前我们谈各省办刊物，这个法子好。每一个省、每一个大市、每一个自治区都可以搞。现在具体解决的是中央的杂志，需要在会上做一个决定。毛主席看了看与会者说道，大家付表决好不好?赞成的请举手（全体举手），放下，反对的举手（稍停），没有，通过！
　　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文如下：
    1、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六月初创刊。
    2、决定由陈伯达同志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3、全党应当积极支持这个杂志，各级党委应当经常供给稿件。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该分别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对决定一致通过。
    在这次会前，毛主席审阅了红旗编委会名单，在大部分编委名下画了杠杠，个别画个框框，也有的画、／符号，还在名单下方空白处写有“文艺部门周扬”、“联络部王稼祥”、“中央党校杨献珍”、“科学院范文澜”。可见他对名单有一些新的考虑，最后还是批准了原名单。

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编委会的阵容颇为强大，第一届编委会有：

邓小平 彭真 陆定一 王稼祥张闻天 胡乔木 陈伯达康生 陶铸 王任重 李井泉 柯庆施 舒同 李达 周扬 胡绳 邓力群 王力 范若愚 许立群。

总编辑：陈伯达

后来，中央又任命了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四人为副总编辑。
    在筹办《红旗》的过程中，党内有许多同志请毛主席为党刊命名。毛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好，发动大家起个好名字吧。于是，中直机关党委号召所有工作人员，提出各自的建议名称，汇总上报中央。当毛主席看到由中宣部韩静提出的《红旗》这个名称，感觉很好，提笔圈定。

毛主席字写得好，举世公认。他继承了晋唐以来狂草神韵，经长期挥洒融创，练就一手运笔潇洒豪放、布局得当、出神入化、气势磅礴的书法。他为《红旗》书写了二十余幅刊头供选用，并说：“刊头写了几张，请审检；不能用，再试写。”他在刊名题字旁注“似可用”、“比较从容”、“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等等。一个“画”字，形象地表现出他的书写灵感：把生动活泼、极富民族特色、上下飞舞的红绸，变为笔下的狂草红字。绞丝偏旁既是传统的，又同草书绞丝偏旁不一样，整个字迹充满了艺术魅力和想象的空间。
    《红旗》第一次编委会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主持，议题是“谈成立编委会和写稿问题”。

《红旗》于1958年6月1日正式创刊。址地选在中宣部办公大楼内。毛主席虽身不至，心却同《红旗》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指导《红旗》一桩又一桩的重大活动。1955年重建中央政治研究室，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为党刊创办做组织、人事准备。1955年3月，毛主席在全国党代会上多次强调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懂得自然科学，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为此要钻、要学，要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

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交流经验。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那时正值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党面临一场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此进行全面探索和实践，创办党的理论刊物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正式提出中央要办刊物，并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把办刊物具体化了。他3月22日说，我很高兴陈伯达写给我的一封信，一个通知（指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定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出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根据本省情况说话，也可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系的话。
    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红旗》创办事宜得以落实。中央领导多为《红旗》审改过文章，毛主席还把自己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交红旗在创刊号发表。创刊号出版后，他仔细审读，发现有一处错误，为此专致函《红旗》予以纠正，并提出“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毛主席细致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影响着《红旗》工作人员，这一优良传统延续至今。
    八届五中全会后，邓小平两次以书记处名义下发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成立编辑小组并上报名单，要求他们及时提供稿件。

党中央对红旗的国际宣传给以特别的关注，红旗成立初期，缺乏研究国际问题的专门人才，也没有设立国际组。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了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于1960年成立了国际组。当年5月，邓小平审阅红旗评论员文章《最后胜利属于日本人民》清样时，批示：“以后遇有国际重大问题，都应该写些评论，而且尽可能要求理论性较高，以区别《人民日报》的评论。”当年《红旗》在中央的指导下，刊发了一批有分量、有影响、能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文章。
    毛主席很关注《红旗》编辑队伍的建设和人员素质的培养，1960年他指示邓小平，可以从各学校各单位抽调一批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到《红旗》工作。当年就调进十几名干部补充到编辑队伍。1961年，又针对《红旗》编辑人员不足的现状，指示中央书记处从部分省、市选拔了一批理论干部，充实到《红旗》，大大加强了编辑力量。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党宣传理论工作的骨干。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邓小平指出，要培养年轻人学会写文章，学写文章到红旗去学嘛，红旗是写文章的地方。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从1960年开始中央军委每年都从各总部、各大军区抽调干部到《红旗》学习，每批四人，时间一年，一直到1964年因“四清”而中断。
    《红旗》杂志的编辑们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读书、写作风气，人人都把研究文章当作重要事情来做。每个人都有读书、写作计划，编辑部定期召开编后会，交流编辑、写作方面的心得体会及经验，举办各种讲座，请专家学者授课，提高编辑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社领导及时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经常就文章的选题、写作、修改给予具体的指导。他们主持每期重点文章的修改，并吸收年轻编辑人员参加，言传身教，推动着年轻人成长的进程。
    1961年为纪念建党40周年，红旗发表社论《发挥党的优良传统》，讲的是党的三大作风。清样送刘少奇审阅时，他指示要用实事求是串起来，说现在有些人自己不实事求是，也不许别人实事求是，不许反映真实情况。毛主席指示，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问题。邓小平看过清样后提出，对“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句改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胜利”，最后由邓小平主持修改定了稿。
    1965年，邓小平布置《红旗》写论述“红”与“专”的文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在1961年以后，中央对1958年开展拔白旗、插红旗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消极影响有所纠正。周恩来、陈毅对“红专”问题，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在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遭到党内极左思潮的反对。林彪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谈专业、钻业务受到很大压力，制约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邓小平针对这一情况，要《红旗》写文章讲清“红”与“专”的关系，指明正确处理“红专”关系的途径，澄清林彪“左”的干扰所造成的混乱，为人才成长创造良好条件。根据邓小平的部署，《红旗》开始收集资料，拟订提纲，经过几次讨论，在即将成文时“文革”爆发，此事便不了了之。
    文革期间，经常在《红旗》上看到池恒署名的文章。池恒是《红旗》写作组的笔名，其他还有程越、方刚、吕真、田春、严章、黎章等笔名，其中以池恒身价最高，都是发表重要文章时使用。那时候的写作组由总编姚文元直接掌握，其中肖木、胡锡涛是从上海调来的。写作组的文章仅限在《红旗》发表，写有50多篇文章，代表作有《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法》（1974）、《学习理论  执行政策》、《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结合评论水浒，深入学习理论》（1975）、《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1976）等。写作组的重头文章从点题、内容、结构、手法、署名到修改，都由姚文元授意和布置。《红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池恒文章发表后，全国报刊多在第一时间、显著位置给予转载。池恒文章多以正面立论，擅长政策性解说和思想、政治评论，很少涉及历史题材，风格趋稳健，具有一副思辨、理论化的架势，但在现实的尖锐性、文风的泼辣性方面均不及同时期的梁效、罗思鼎。
    池恒既是写作班子又是编辑班子，同时还担负着组织工作，与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澜等写作班子密切联系，通报组稿意图，协商修改、润色，并为之提供发表园地，起着某种居间协调的作用。因此它的作品就不仅是自己撰写的单篇文章。
    1978年上半年，全党工作处于徘徊状态，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没有摆脱“文革”错误路线，坚持“两个凡是”；以邓小平为代表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声，努力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党的工作走上健康正确发展道路。这两种思潮集中表现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
    在两种思想的较量中，《红旗》按照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指示不介入讨论，实际就是要《红旗》消极抵制这场讨论，《红旗》的这一立场引起党内外极大不满，使其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此期间，有位大胆的编辑约请谭震林写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总编熊复看后觉得与中央负责人指示精神不符，提出修改，作者不同意，便将此事上报中央。
    邓小平看了这封信后，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实质就是卷入。
   1983年，邓小平为《红旗》题词：“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题词，表明邓小平对党刊的关怀，对党的理论工作的关怀，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实践的需要，党和人民对党刊和理论工作的期望，为党刊和理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然而《红旗》却在1988年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