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科迈罗改装图片:民国军阀桂系二十五年浮沉

来源：2010年08月27日《 南方人物周刊》

桂系：地方实力派的国家观

　　“桂系”是个贬称，主要是指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及后来的黄旭初，但他们并不用这词自称，也不把他们组成的团体视为“系”。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将他们和其他军阀区分开来的方便称呼。从1925到1949年他们始终控制着中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广西，简称是“桂”。

　　我们可以把桂系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25年分为3个阶段。1925-1929年，举兵参加北伐，一度建立跨越4个省的“桂系帝国”；1930-1936年，退守广西，致力建设计划；1936-1949年，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派系活动，而是效力于南京中央政府，投身于全国性事务：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

　　1926年初，国民党的力量扩展到了整个广东，并开始考虑统一中国的宏大计划。经过谈判，桂系同意将自己的军队编入国民党的军队，成为归附国民党的第一支地方力量，同时也是第一支被派遣北伐的部队。国民党没有对其进行实际控制。事实上一路“投诚”的地方军队后来成了“革命军”主体，在北伐结束时仍控制着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将他们纳入旗下，却没有能力改造他们。

　　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分裂为武汉(汪精卫)和南京(蒋介石)两个集团。桂系政治上的巅峰就出现在这时候。因为不愿卷入南京和武汉间的对立，不愿惟一的资本——军队毁于一旦，桂系致力于促使双方妥协。他们推出了极大胆的计划：逼蒋介石辞职。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果真在一次应急会议上辞职，军事委员会控制了南京的军政大权，而该委员会为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所掌握。许多国民党人将桂系视作暴发户。

　　桂系军事上的巅峰在不久之后到来。1928年，他们控制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省。他们事先肯定料想不到，从一个中国最落后的省份出发，几年内他们竟能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地盘“从南面的镇南关到北面的山海关”。对此，白崇禧相当自豪，因为他们的军队比只到了天津的太平军走得更远。这一国中之国得到承认的代价是重新确认蒋介石的最高权威，继续北伐。当年7月，北伐宣告完成。

　　南京政府一直在忍耐着桂系的自负，直到能彻底击溃它。1929年，桂系被打垮，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都躲到了香港。黄绍竑逃亡时想到了广西旧军阀陆荣廷，8年前陆被他们打败时也沿着同一条路逃跑。

　　但不久他们就卷土重来，重新控制广西。第二年他们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对付南京政府，再次被打败。

　　此后黄绍竑转到南京政府一边，他在桂系的位置，由黄旭初取代。这时桂系领袖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实力只足以控制广西，不再试图扩张，而是转向建设。

　　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不值得考虑，资本主义不可行，只有三民主义才符合实际”，自命为孙中山的好学生。李宗仁和白崇禧还派了亲信去意大利和德国学习法西斯主义是如何通过独裁统治实现民族复兴的。但他们的建设计划除在维护地方秩序和使农民免遭匪患方面取得一点成功，几乎全部停留在了纸面上。以经济为例，每年省里收入的50%仍来自鸦片(在正式场合被称为“特货”或“山货”)税。一旦这项收入减少，全省就出现经济危机。

　　桂系领袖把建设广西说成是为中国的复兴做准备——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以众多省份的强大为基础，但他们除了决心把广西带入现代化之外并不清楚要做些什么。他们并没有对历史方向的明确意识。他们想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但又不受国民政府管辖。他们把精力消耗在了完善计划而不是实现这些计划上。而且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实现它们，因为1936年广西丧失了自治地位。

　　此时日本的威胁已经日益彰显，中国如果不统一就难以抗衡。桂系和南京的和解被看作爱国的行为。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官，白崇禧担任国军的军训部长、副参谋长。但他们不能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后被派往北平，担任徒有虚名的行辕主任之职。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却并没有实权。但就个人而言，桂系领袖在抗战中提升了声誉。

　　共产党夺取整个大陆的前一年，桂系最后一次组建反蒋联盟，人称“白狐狸联盟”(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3人姓的谐音)。李宗仁先是获选副总统，在蒋介石辞职后又成为了代总统。但共产党已经不会再给他有所作为的机会了。

　　这是本刊“民国军阀系列”的第二篇。我们试图通过桂系这样一个代表性的群体，考察国民党内何以派系林立，地方实力派怎么看待民族国家统一的大趋势，他们有何抱负，成败得失又如何。

桂系：二十五年浮沉

　　李宗仁的墓地不在故乡，他的骨灰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有个广东人去他的家族墓地看了看，说风水不错，但还差那么一点点。

　　本刊记者：卫毅  发自桂林、南宁、容县

　　李宗仁故居的池塘在雨后的4月下午十分平静。没有鱼或鸭，水边的几株枇杷树长出新叶。在这座已经无人居住的空旷宅院里，稍有声响便清晰可闻。

　　“现在是淡季，来的人少。”在清明节前两天，22岁的李金华坐在售票桌后，百无聊赖。他是李宗仁的堂侄孙，在桂林市完成学业后回到了他出生和长大的临桂县两江镇  头村，在李宗仁故居工作。

　　李金华的父亲李常青到山上清理墓地杂草去了，过两天家族的人来扫墓时，可以轻松一些。李宗仁的墓地不在故乡，他的骨灰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昨天有个广东人来，让我带他到家族的墓地去看了看，他说风水不错，但还差那么一点点。”李金华说。

　　头村至今算不上富足，风景也并无卓然之处。公路从村里穿过，若非有李宗仁故居，不会有多少人在此停留。如同中国许多乡村一样，李宗仁故居的墙上还能看到往日的红色标语，其中比较清晰的是一条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没有做成农夫的少年

　　古往今来许多事没法下断语。临桂地处岭南僻壤，到了清代突然就成了“晴耕雨读”的标本。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的广西在清代出了4位状元，排在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之后，位列全国第5。而这4位状元全部来自临桂，包括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连中三元”的陈继昌。陈继昌的曾祖父陈宏谋是清代理学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封太子太傅。清末四大词人中，况蕙风和王半塘也是临桂人。

　　临桂文风极胜，武风较弱。李宗仁自己说：“太平天国时代，洪杨围攻桂林不下，屯兵我乡，居民为其裹胁者虽多，然终乘机逃亡，卒无一人随洪杨远征以至建功发迹的。在我本人以前，我乡未尝出过一个知名的武将。”

　　李金华经常从村里老人口中听说关于李宗仁的往事。一个故事是：李宗仁的母亲问年幼的李宗仁长大后要做什么。李宗仁回答：“养鸭子。”因为鸭可生蛋，蛋可生鸭，生活就可以有保障。李宗仁的母亲对儿子的回答非常满意。李宗仁曾说：“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决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决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

　　从山上回来的李常青对此很有感触。他翻出了李氏族谱，让本刊记者看李家人都从事怎样的职业。族谱显示，除了李宗仁的堂弟李宗信、表弟黄敬修之外，再无其他亲戚在军队里供职。李宗信、黄敬修毕业于陆军大学。“如果没有进过军校接受教育，李宗仁是不会让家族里的人进入军队的。”李常青说。

　　李常青在族谱里找到对自己的父亲李宗武(李宗仁最小的堂弟)的介绍：终生务农。

　　李宗仁提到过一次回乡省亲的经历。“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

2010年春天的头村田野里，秧苗青葱，农人们在劳作。100多年前李宗仁也是其中的一员，胼手砥足以求温饱的诚朴农夫更像是他未来的命运。

1907年的一天，从山上砍完柴回家的路上，16岁的李宗仁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也许能改变：“路上遇见一位赶圩回来的邻村人，他告诉我说，陆小第二期招生已经发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备取，准可入学无疑。这也可算是‘金榜题名’吧，我立刻敏感到当时压在肩膀上的扁担，今后可以甩掉了，实有说不出的高兴。”

这种人生的转折同样发生在几十里地以外的临桂县会仙镇山尾村的白崇禧身上。他14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全省报名千余人，只取120名，我名列第六。”

还有容县山咀村(今黎村镇珊萃村)的黄绍竑。“宣统二年春，陆军小学第四期招生，我去应考，侥幸录取了。以前我痛哭绝食，要求父母到桂林的惟一目的，终于达到了。当时我是如何的快活呵！”

　　三十而立，统一广西

　　如今的桂林城，能找到的历史遗迹不多，广西陆军小学校址已杳无可寻。16岁的李宗仁到桂林城里报到时迟到10分钟，失去了入学资格，沮丧的他翌年投考才终于进入这所模仿日式教学的新式军校。

　　这已是1908年的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虽然第一条便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但大纲里也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清政府声明9年之后将颁布宪法，并将第一次选举国会。然而这一年的11月，支持立宪的光绪帝突然病死，满清王朝迎来了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统元年，广西举行了最后一次拔贡考试。这曾是李、白、黄3人的父亲最为期盼的事情，他们都是失意的读书人。

　　李、白、黄进入广西陆军小学，意味着一段历史开始生长。中国大多军阀靠血缘关系为纽带，后来的新桂系不大相同，他们的聚合更多是通过乡籍和同学关系。桂系的军官多来自四所军校，有“四校同学会”之说：陆军小学、预备中学、保定军校、陆军大学。而他们又多来自广西两个地区：桂林及其附近地区和容县及其附近地区。

　　在广西陆小，李宗仁第一次见到来校视察的总办蔡锷时，感受到了作为崇拜者的满足。“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副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读古今名人传记，时常看到‘自幼异于群儿’、‘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类的话，总觉得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话。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栖栖遑遑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事，诚恳笃实，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而已。”

　　此时的中国，革命暗潮涌动，本是清廷陆军基干训练机关的广西陆小，反倒成了广西同盟会活动的中心。“军事指针社”吸收了许多陆小学生加入同盟会。李宗仁是他们发展的对象，他记得入会的时候要歃血为盟。“我只把针向手指上一戳，血便出来了，并不觉得痛。而胆小的同学，不敢遽戳，把针在指头上挑来挑去，挑得痛极了，仍然没有血出来，颇令人发笑。”

　　李、白、黄在陆小时并不熟悉。白崇禧更因为患疟疾，入陆小不到一年就退学了，之后转读师范。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火中断了这些年轻人的学业，他们提前走上了革命之路。这一年，李宗仁20岁，白崇禧18岁，黄绍竑15岁。

　　10年之后，老桂系头目陆荣廷被逐出广东，土匪出身的沈鸿英成为广西的霸主。彼时李宗仁和黄绍竑各自拥有数量极少的军队，辗转各地，勉强维生。1922年，身处六万大山的李宗仁找到陆小的同学黄绍竑，决定联合壮大。

　　李、黄二人判断，这支新军肯定为沈鸿英所不容。于是，黄绍竑找到沈鸿英表示愿意做他的下属。沈鸿英委任黄绍竑为旅长，并提供武器和资金。1923年，沈攻打广东失败，李、黄二人趁机解除了这支败军的武装，增强了自己的羽翼。接着，他们又说服沈与其一起扫除陆荣廷的残余势力。当陆被驱逐出广西之后，李、黄再回过头来将沈的部队消灭殆尽。期间，另一位陆小同学白崇禧加入其中。李宗仁记得第一次和白崇禧详谈时的情形：“他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著。”

　　1925年夏天，这些广西的青年领袖们击退云南军阀的进攻后，统一了广西。难以想象，仅仅3年前他们还只是中下级军官，转瞬成了新的主宰者。而此时李宗仁不过34岁，白崇禧32岁，黄绍竑30岁。

　　李宗仁为这出人意料的局面感到兴奋。“统一后的广西，军事、政治都显出一股空前未有的朝气，为全国各地所无。我们三人始终合作如一，彼此为建国、建省而奋斗，毫无芥蒂存乎其间。……我们似确有人所不及之处。而广西也因此薄负时誉。那时联省自治，保境安民之风正炽，于是，川、湘、黔等邻省，都纷纷派员来桂观摩。”

　　桂系巨头关系密切，但从未结拜为兄弟。多年后，当蒋介石提出跟李宗仁换帖子结为拜把子兄弟时，李宗仁其实不乐意。“蒋先生搞这一套封建时代的玩意儿，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拉拢私人关系，希望我向他个人效忠而已，其动机极不光明。我想当时南北双方的要人，相互拜把或结为亲家的不知有多少，但是往往今朝结为兄弟，明日又互相砍杀，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反观我们广西的李、黄、白三人，并未金兰结盟，而我们意气相投，大公无私的合作，国内一时无两。”

　　“当初，我们也是革命青年啊”

　　桂林王城内独秀峰东麓月牙池畔，立有一座中山纪念塔，这座塔初建于1925年9月， 桂系人士为了纪念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和广西统一，特地在孙中山1921年誓师北伐驻足之处兴建此塔。

　　曾任桂林文物工作队队长的赵平，1980年代曾经为修缮中山纪念塔的事情到北京找过曾任白崇禧秘书的刘斐。刘斐当时身体不好，躺在病房里。“我当时跟他聊到桂系，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当初，我们也是革命青年啊。”

　　北伐是国民党多年来主要的军事计划。在孙中山去世后的1926年，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得到壮大，广东成为了根据地，盟友也在不断发展。李、黄、白是积极的响应者。

　　这是桂系和其他军阀的不同之处，他们非常愿意加入到全国统一的进程。

　　为了促成北伐，李宗仁在广州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他对蒋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狠。“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

　　北伐最先由桂系的第七军打响。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一直想借机削弱桂系力量。一些主要的战役都让桂军去打，而他的嫡系则是受保护的对象。尽管如此，他的嫡系部队常吃败仗，而桂系的第七军屡立战功，获得“钢军”之称。桂系和蒋介石的矛盾就此埋下。此后的20多年中，这是国民党内最为主要的矛盾。

　　1927年4月4日的《时代》周刊上，蒋介石第一次成为封面人物。他的头像由粗粝的线条勾画，表情冷酷。文章写道：“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事实，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

　　仅仅过了8天，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国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关系画上了冷酷的句号，众多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和处决，“清党”开始。桂系是其重要的支持者。

　　身在上海的李宗仁没想到的是，“清党”竟让老家的亲戚成为受害者。“在桂林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表弟李珍凤也被杀……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

　　“清党”后，蒋介石定都南京，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形成对峙。给蒋介石帮了大忙的桂系却没有获得多少实质地位。当时的记者观察到了这样的矛盾。1927年的《国闻周报》、《北华捷报》、《晨报》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桂系所在的第七军苦战一年所获得的只是“钢军”的称号和两万人的伤亡。

宁汉之间的矛盾让北伐处于困境，白崇禧提出让蒋介石隐退。蒋十分不悦，但仍被迫下野。后来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如果宁汉分裂，北伐就受阻了。我的父亲可能关心的是这一点，可能蒋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蒋介石辞职后，南京的军政大权落到了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手上。作为外来者的桂系在南京的地位非常不稳固，而后方又开始着火。1927年11月，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身处广州的黄绍竑在家遭到袭击，化装成农民才得以逃脱。

　　广西是桂系的基石，没有广西，桂军就会成为没有主场而四处游荡的“客”军。冯玉祥是个反面例证，他拥有庞大的军队，却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一生坎坷而终无着落。所以桂系必须回军救援。

　　从镇南关到山海关

　　桂林市文明路李宗仁官邸的展厅里，几个挂着相机的女生面对桂系军人年轻的戎装照时，发出不同程度的赞叹声，她们用“是否够帅”的标准决定自己的嗓音。

　　一面展墙上有3张照片，配有1935年2月20日《大公报》文章摘录。报人胡政之写道：“广西是李、白、黄三人合作。李以宽仁胜，涵量最大，白以精干胜，办事能力最强，黄则绵密而果毅，处分政务事务极有条理。要拿军事地位来比，李当然是总司令，白可称前敌总指挥，黄则坐镇后方，保持着能进能退的坚实地位，这是广西最大的特色。”

　　此处，“黄”是指黄旭初，而前一个版本的“李、白、黄”中的“黄”是黄绍竑。

　　当我们提到各地军阀时，往往会想到与之对应的一个头目，提到桂系时，想到的会是两三个头目，李、白或者李、白、黄。三角形是最稳固的结构，桂系领导层的结构也有这样的效果。

　　桂林李宗仁文物管理处副主任韦芳谈到三人结构时说：“3个人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可以互相牵制，如果是4个人的话，就容易在内部拉帮结派。”

　　当桂系所组的第七军出征北伐时，李宗仁、白崇禧北上，黄绍竑留下来管理后方。“我们军队部署完毕以后，接着就要商量由何人率领的问题，北伐是一个新工作目标，有远大的前途，各级干部，都是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不愿意留在后方。白健生因为蒋先生要他去担任副参谋总长的任务，必要离开我们的部队。我因为要主持广西全省行政事务，事实上也很难离开广西。所以领导广西军队出师北伐这个任务，只有请李德邻担任了。”黄绍竑在《五十回忆》里写道。军人出身的黄对行政并不擅长。“在这一个阶段内，每天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不断地从事战斗工作。除此以外，实在没时间去过问政治与研究行政上的种种问题。”

　　广西统一之前，桂系将领将他们控制的地区交给地方当局管理，如有需要，就从地方士绅中挑选县知事的人选。黄绍竑称这是一种“真正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1925年，他们占领南宁后，须设立省级行政机构。“我们仍专心致力于以后军事方面的发展，不愿意过问政治。所以把地位崇高的省长，弃而不做，而由省议会选举当时的议长张一气来担任。”由于滇军的进攻，张一气很快从省长任上离开。1925年9月，黄绍竑担任了第一任民政长。在协调广西的财政时他遇到了无法完成的任务。他在省内必须维持1.5-2万人的军队，还要向在外地作战的第七军提供尽量多的军费。军费开支对广西是极沉重的负担，占全省财政收入的60%。

　　桂系在南京难以站住脚的一大原因也是资金问题。来自上海的资金支撑着蒋介石在南京的地位。1927年，蒋在上海得到了4000万元，而白崇禧只从上海商会得到了30万的捐款。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天忠认为：“桂系最后失败的原因是广西的经济实力不足。”

　　下野的蒋介石1928年从日本回国复出。1928年4月，北伐重又开始。7月初，北伐巨头们拿下了北京，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向孙中山的灵柩宣告北伐完成。蒋介石抚棺恸哭，冯玉祥、阎锡山也频频擦泪。惟一没哭的是李宗仁，他认为他们的举动都出于矫情，“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

　　能和蒋、冯、阎站在一处——桂系的表现让国人吃惊。身处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省份之一的广西，桂系仅用3年时间便一路高歌，地盘从镇南关延伸至山海关。

　　孙中山棺前的4位将领中，有3人极力要维护他们的地方自治，当蒋介石不能让他们服从时，只有付诸武力。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桂系被打垮，丢失了广西之外的所有地盘和大部分军队，惟一保留下来的是黄绍竑留在广西的部队。此时，李、白、黄3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些微妙。

　　1930年夏，桂系在攻打湖南时，黄绍竑表现不力，桂系军队失败而归。这最终导致了桂系高层的决裂。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李、白回到桂林后在叠彩山设宴，请来黄绍竑。白崇禧打算在宴会上处决黄绍竑，李宗仁没有同意。最终的结果是，黄绍竑辞去了广西省主席的职务，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西。

　　尽管黄绍竑把这视作“善美的结果”，心中却仍有悲剧感。“我虽然中途下场，而剧情的后半，还是由其他角色继续表演下去，仍是一个极可悲伤的回忆。然而我读了《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个原则，觉得这种历史的演变，总是避免不了的惨劫。”

　　黄绍竑转到蒋介石一方，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监察院副院长。黄绍竑与桂系关系的破裂并不是绝对的，他们仍保持着私人联系。多年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黄绍竑为其助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建设广西，“送”走红军

　　本刊记者在容县县城里寻找黄旭初的别墅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坐上三轮车在城里转了好几处，最后在县委大院里找到了——现在是县政协的办公室。寻找黄绍竑的别墅则容易得多，三轮车师傅一听，直接把记者拉到了目的地。

　　黄绍竑和黄旭初都是容县人。黄绍竑辞去广西省政府主席后，同样来自容县的黄旭初顶替了他的位置。白崇禧对黄旭初评价极高：“他沉毅谨慎，记忆力极佳，对于国学很有基础，虽文质彬彬恬淡自守，与人无争，但指挥作战时很勇敢，可说是允文允武而极有节操的全才，对于统一广西建设广西贡献均巨。”黄旭初的表现更像是一个听话而能干的管家。李、白、黄的结构有些戏剧性地得以保持。

　　同样是在1930年，北方联盟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阎锡山任主席，颁布了约法。不甘让北方联盟抢去人心的蒋介石在1931年颁布同样的文件，但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强烈反对。结果他被蒋介石扣押。此事导致包括桂系在内的反蒋派在广州也成立了国民政府。局势紧张了起来，兵戎相见似已不可避免。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侵犯满洲。面对这样的局势，李宗仁据守广西，着力建设：“‘9·18’及‘1·28’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等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民国二十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才，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多也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

　　他们在1934年公布了《广西建设纲领》，提出“三自”政策：自卫、自治、自给。之后又提出“三寓”政策：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

　　广西从捷克购入机器建兵工厂，从英、美、日购入飞机建立空军，并将学生派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1934年5月的《巴黎海外布道会会刊》描述道：“看来他们(士兵)跟以前已完全不一样。按照最现代的操典在进行机动训练，坦克和速射炮与飞机配合使用。情况更好的是，军官都有礼貌，举止文雅，可能这是对他们的强制要求，但礼貌终究占了上风。”

　　为了财政上的节流，正规军队的人数受到精简，但是民团纷纷建立，大量的普通民众接受了军事训练。民团还被用来推广国民基础教育。1933年在广西开始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要求年龄在6到12岁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还要求不识字的成年人利用业余时间上课。

86岁的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钟文典是广西蒙山人，他记得很清楚，在蒙山，他们家开过店铺，店员们都是民团成员，训练了回来还比试。“老百姓当时是认可的，一般受训的农民以此为荣。”钟文典在蒙山读小学时，学校还让他们做小先生，给不识字的人上课。

　　在1930年代的广西，随处可见这样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

　　这个时期，广西成为了全国的“模范省”，国内外许多人前来参观，大量有关广西的文章登在报刊上。

　　1934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刘斐回国，本打算在上海多待几日，却被急电召回广西。他曾回忆当时情形：“白崇禧见到我时非常高兴，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广西处在共军泰山压顶的形势之下，老蒋再三来电，要广西和湖南竭力堵截，务须把共军彻底歼灭于湖南、桂北地区，免遗后患。广西兵力单薄，形势险恶，任务非常艰巨，你是陆军大学毕业的，要来显两手才行呀！”

　　相比将要到来的红军，桂系更担心的是蒋介石的势力借口进入广西。白崇禧曾对部下说过：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

　　刘斐回忆：“我们首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主要着眼点，或者说总方针就是‘送客’。在形式上做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

　　白崇禧对红军的策略是“打尾不打头”，堵死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路，开放桂东北通道，促使红军尽快过境。红军到达湘江时，并不知道桂系军队已经让出走廊，失去了快速通过的时机。湘军得知湘江无兵防守，急调部队占全州，堵住湘江防线缺口。红军过湘江之役极其惨烈，8万多人只剩下3万，突围之后转入贵州。

　　刘斐回忆，“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为时约两星期左右。除在灌阳的新圩和马堤街附近有较大战斗外，其余多系地方团队小部队的行动。白崇禧为了抵赖蒋介石责备广西堵击不力起见，大肆夸张战斗激烈程度，并谎报俘虏红军战士七千余人，阵亡数以万计，还拍了一部电影从事扩大宣传，吹嘘广西部队的战斗力，用以压低中央军的威风。”

　　这部电影叫《七千俘虏》。“我没看过《七千俘虏》这部电影，但我看到过红军俘虏被押送经过我们家乡，他们没穿军服，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连续几天，过去了好几拨。”钟文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