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动织布机:余畅:解读诗人北岛 - 有谁共鸣 - 博客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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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畅:解读诗人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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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1986年以前
      诗人北岛的声名远扬于“诗歌”——即读诗和写诗这样一个专业——之外,他甚至成了现当代中国文化的某种代表符号。我这句貌似恭维的话基于一个令人悲观的事实:诗歌在世界范围之内日渐式微。一个诗人达到这样深具象征性的知名度,说明诗歌作为一门艺术,尚可以与她的大红大紫的姐妹们比如小说、散文、戏剧及同类们比如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与诗同病相怜)、绘画(所谓的装饰艺术)、舞蹈等等在进行人类精神大会餐的时候分一杯羹。具体到北岛,我们又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首先,他代表的是“文革”之后中国人的一种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治分离主义的声音;其次,在20世纪后期东西方在政治和价值取向上对立对抗的过程中,北岛处于非常微妙的地位。诗人北岛自始至终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读者就是这样看的。
      北岛生于1949年。这是一个令他的研究者欢迎的日子,“与共和国同龄”,这一句简单的话,就可叫人窥知他的时代背景。从研究时代背景入手研究作家,在我看来是与艺术本身南辕北辙的做法,但是别忘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即屈原所创立由诗而政治并反过来被政治纠缠不休的恶劣传统。——这句“诋毁”不代表我不敬佩屈原的诗艺。时代背景之于北岛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首先,他是时代的正宗“产物”;其次,那个“时代”就像奴隶主一样,喜欢给自己的“产物”打上烙印,以表明其所有权。而另一种传统是《诗经-风》的民间声音,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关于“传统”早期的北岛写过两首诗,《古寺》和《关于传统》,《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和再生进行号脉,《关》则试图触摸到祖先的声音。而北岛近期的诗作越来越私人化,他消解历史和传统这种宏大主题,比如,“永恒,正如万物的耐心/简化人的声音/一声凄厉的叫喊/从远古至今”(《在天涯》)。我个人以为,他的大多数诗歌是清算新中国最黑暗的那一段时光给人心造成的巨大痛苦的,是孤愤的存在主义作品。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谈到中国文学时表明过自己的立场:那里发生过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对他们(中国作家)来说是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再清楚不过了,他们的意思是:中国第一个获奖者,必须是描绘、反思那段历史的人道主义的深刻作品。而在艺术层面上,他们可以略作让步。环顾北岛那一代,似乎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但是高行健获奖也不错,他终于让双方同时解开了一个结。我个人不大同意由国内的作家来获得这个奖项。——当然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
     北岛,原名赵振开,生长于北京。他好像没有插队下乡的经历,留在城里当建筑工人,在近期的散文中,他多次提及这份典型的劳动者的职业,耐人寻味。这是70年代初期的事,其时北京地下还是有一些思想活跃开始写作诗歌的青年人在的,他们共同的特征有以下几点:朦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注重感性和个体经验,开始怀疑一切,通过阅读和地下交流,他们的诗从形式到内容都隐秘地产生了现代化的倾向。北岛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多人提及他1973年前后的一首诗《你好,百花山》(在1986年版的《北岛诗选》中它是首篇),在这首风格清丽的诗中,面对世界的“我”是“孩子”而不是“挑战者”,还有,它的押韵和节奏都相当生硬,带着从内容到表现手法裂变之前的明显的拘谨感,它的情感特征也不是郁积和爆发,我据此判断名诗《回答》不大可能作于同时期,可能要靠后好几年。1976年,他的妹妹珊珊因游泳救人而死,这对北岛的打击非常大。他曾用过笔名“艾(爱)珊”在《今天》上发表诗和小说。因此,我们阅读他的诗作时不能忘记,那种深切的痛苦和哀伤不只是政治上的,它同时来自深刻的个人情感体验。看得出他非常爱她。另一件,他的中学同学遇罗克被“四人帮”杀害了。遇是一个心地高洁的热血青年,他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热忱激烈地反对大行其道荒谬绝伦的“出身论”(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遇是从人民的角度进行反抗的,这也是诗人北岛对自己的定位。北岛有两首“致遇罗克”的诗,《宣告》和《结局或开始》,表达着“我是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这一朴素的人道情感,而“刽子手”、“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等句子传达着北岛难以割舍的政治批判倾向。我认为这两首诗的写作年代应该是“文革”稍后,并在漫长的地下流传期里经过诗人不断的修改。在局部上,它们的艺术性已渐渐成熟,北岛式的技巧已卓尔不群。可以说,珊珊和遇罗克,构成了北岛诗歌内容的基本矿源。
      北岛在圈子里的外号叫“老木头”,他的沉默寡言和这两段经历有关。他的笔名的意思,据一个他的朋友说,是自诩为“中国北方的一座沉默的孤岛”。可参看他的诗《岛》。而芒克另有说法,他说他和北岛的笔名是互相为对方起的。这个应当更为可信些,只是他没有解释其含义。——时间在1978年即创立《今天》的那一年,我个人认为北岛真正的写作始于此时。
      “文革”结束中国进入所谓的新时期,后来有一个更加政治化的语言代码“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学发端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所以那时的文学被称为“伤痕文学”,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开始对那段历史进行清算(更多的是诉苦)。接着是王蒙所代表的所谓“重放的鲜花派”,他们是一批在“文革”前就开始写作的中年作家,新时期来到后,他们以饱满的热情重新“开放”。其基本特征是不对“文革”的痛苦作过多纠缠,侧重于对新时代的欢呼。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历史意识的民族,但这个民族却从来不喜欢过度地清算历史。我们更喜欢遗忘过去和畅想未来。而过度的清算就是第三种声音,北岛、黄翔等,他们对苦难念念不忘,并在政治上具有了后来被定性为“自由主义”的亲西方的思潮。这种“思潮”是一种政治诉求,很容易将艺术变成政治运动。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北岛则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中国不缺苦难,只缺苦难的艺术。”(北岛散文集《蓝房子》)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并不仅仅比较谁呐喊的嗓门大或观点正确,还要比美。
      2000年底在北京,诗人王家新讲过这样一段趣事。他访英的时候,正值国庆节,北岛去中国大使馆前抗议游行去了,回来后就问他为什么不去。这代表了诗人很“憨”的一面。但是,北岛的写作方向却有了新的调整,他要做一个纯诗人(即非政治传声筒)。(王家新语)从他近期的诗来看是这样的。我们还可以从两件文坛掌故(均来自王家新)来说明这一点。北岛很反感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我个人认为布的早期诗作相当优秀,从纯诗的角度讲不在北岛之下);还有,当谈到索尔仁尼琴时北岛不客气地说“他很反动”。——流亡的北岛显然想跟这些“同类”划清界限。

      北岛、芒克们于1978年创办地下文学刊物《今天》。这本杂志至今仍在国外出版并小范围地向国内渗透。有了它,30岁左右的北岛可以将他一直在传抄的诗歌小说源源不断地登载其上并引起世界性的广泛关注。于是诺贝尔文学奖里唯一一个通中文的委员马悦然教授就找上门了——可以不夸张地说,正是此公一手栽培了诗人北岛(他同时还对顾城寄予厚望,可顾却让老头伤透了心,最后杀妻自杀成为反人道的所谓诗人)。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即西方一直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和倾听着民间的或者说是地下的声音。比如布罗茨基,当他在苏联只是个人所共知的盲流的时候,他在美国已经出版了四本诗集(原文和译文),他被驱逐出境后短短几年之内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布氏只有47岁,除了加缪,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年轻的获奖者。
     然而北岛最先获得诺奖的提名却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因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是一种较为纯粹的小说。没有政治呐喊,没有社会意识形态,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反映人民热点话题。有的只是人心里痛苦冷峻的思绪之泉的叮叮咚咚,间或有一些关于人生的常识性的思索——那是时代的影响吧。如果从纳博科夫嗤之以鼻的历史、社会角度来读他的小说,你会认为它们是微不足道的,而这也是我们的文学史的观点。但我想纳氏会在一定程度上欣赏他的小说。北岛的小说高妙地无视社会时代背景的外部描摹,他只让人心如春暖花开之后的化冰的小溪一样涓涓流淌。作者的眼光锁定的是一切有意味而又阴冷的细节,你能看到锋利的刀锋和火焰,也能看到少女美丽纤细的脚掌,她被小说家驱使着走在上面,让人心惊肉跳。这正是我所称道的艺术性。从文学流派来讲,北岛的小说是中国意识流小说的开山鼻祖,请注意北岛的意识流是自发的,是作家内心的需要,是一种诗人的艺术直觉。他不同于王蒙,王是在掌握了一种西方技艺之后开始创造中国式仿作的。
      《波动》是他最有名的中篇小说,我个人的评价非常高。当然,它有那个时代小说的共通的弱点:缺乏与审视对象的必要的距离感以及总想思考一些问题的累赘感。它的体例与现代派大师福克纳的《在我弥留之际》完全相同。全篇用小说人物的名字作小标题,而标题下面自然是此人视角的开阔观照和意识流动。《波动》1979年分三次在《今天》的四、五、六期连载,署名“艾珊”。1981年发表于《长江文艺》,8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中英文本,而大陆版是86年的花城出版社的小说集。另一篇重要的小说是《幸福大街十三号》,这是彻头彻尾的卡夫卡《审判》的具体而微的中国翻版。卡氏于1924年就死了,而他被“发现”则在我们热血沸腾地抗日图存的时候。这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在那个时间段里落后了世界多少个年头。但是,必须说明,北岛的个人艺术风格非常适合这种小说路数,看不出翻版制造的任何痕迹。我自己私下里非常喜欢《稿纸上的月亮》。展示的是一个作家狭隘的个人生活及所思所想,思绪飞扬却不浮夸,情感非常洁净,字句精致透明,令人回味无穷。如果要选一篇意识流的范文的话,它当之无愧。“他”写不出作品,于是胡思乱想跟人——读者、儿子、朋友、隔壁老头、妻子们聊天。引一段吧,是妻子娟暗示想和作家过生活,“‘时间不早了,’娟声音含混地说。这是一种暗示。她在等着我,像原始部落的女人在等着狩猎的男人,不,是打渔的男人。手持着渔叉,腰间裹着兽皮,用整个腔体发出叫声,回答着召唤。”——我在中国文学中从没读过如此优美的与性有关的描写,一切都在诗的高度之上。而“渔夫”的意象,显然又回应着前文作家关于自己出身的文字。——《稿》以石默的笔名发于1980年《今天》的总第九期上。
       1986年,5月新世纪出版了《北岛诗选》;10月花城出版了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小说除了《交叉点》和《幸福大街十三号》之外,都在《今天》上发表过。此书的封底有《内容提要》,我们且摘抄几句,“北岛,是当代青年诗人、小说家,其作品已冲破国界,被译成十余国文字。”——这第一段,告诉我们北岛早已名满天下。没明说的只是诺贝尔奖对他屡屡加以青眼这一事实。——长达400多行的长诗《白日梦》据说就是为冲击诺奖而赶制出来的,因为获奖的诗人必须有长诗的创作。《白日梦》没有什么新东西,他将北岛的诗艺原地踏步地再来了一次。不过,通过阅读,你会发现北岛的意象主义已登峰造极。他纠缠于时代赐给的、也是他所钟爱的一大堆相对固定的诗歌词语原素或者说意象,“太阳,冰雪,世纪、童年,死者,海水”,请注意,这些词在诗中并不呈现它们原初的意义,北岛是在转喻义的层面上使用它们的。还有,他对超现实主义艺术境界的彻底认同已成燎原之势。我最近又细读了两遍这首长诗,才发现北岛后期诗作中的晦涩、语言的相对枯滞、对意义的消解等特征都可以在此诗中找到前兆。北岛后期诗作令国内读者瞠目结舌难以理解,其原因可能在于对这首长诗缺乏细致的品读吧。——我们继续抄《内容提要》,“本书的作品,多是描绘那个到处充斥着背叛出卖、理想危机、道德沦丧、史无前例的灾难时期的畸形世态与心态。”这个概括是准确的。但是应当知道,到了1986年,这种题材一点都不时髦了。——再抄,“作者勇于突破传统的艺术惰性与偏见,以颇为新奇的艺术笔触……”这个评价有所溢美,因为其时别的作家已有了“更为新奇的艺术笔触”。不过,回头看那年头的作品,还是北岛的细节、意象更有艺术价值。最近,北岛在访谈中谈及自己的小说,他说大量的翻译作品出现后,他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于是放弃了小说的写作。但是,《稿纸上的月亮》依然是我这样一个小说作者所渴望写出的纯净的小说范文。
      我们现在来谈谈北岛的早期诗歌。
      第一个话题:北岛的诗歌从艺术上讲为什么比他的同时代人高出一大截?首先,北京的地位非常得天独厚,虽然那时焚书坑儒,但是各种西方文学的书籍还是可以以各种方式被看到。这些是他的诗艺被催生的先决条件。还有,据说北岛的家里古学非常厚,他是认真读过古典文学的人,深厚的文学素养也是保证,不像其它人,在这一点上传统被割断了。而“打倒北岛”的许多第三代诗人们,则只是翻译模仿西方的诗作,根本不会或者说没有能力和兴趣从古典文学中获取营养。第三代的很多诗人给人的感觉是以不读书为荣的,其成就可想而知。——关于“古典”可以从他的近作中看出许多,李商隐的味道是很浓的。
      第二个问题:这种高是否有迹可循?回答是当然的。就是两个字:学习。70年代初的中国诗歌,基本上是郭沫若的那种新体顺口溜。流风所及,就是再天才的人物也别想从中杀出一条血路。我们且看看他的散文集《蓝房子》中的一段话:“八三年夏末……安妮给我一包东西,说是托马斯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包括马悦然的英译稿和一封信。马在信中问我能不能把托的诗译成中文。”而北岛是怎样评价托马斯的诗的呢,“果然厉害。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相比之下,我们当时处于一个很低的起点。”——已经得到瑞典文学院重视的34岁的北岛坦然承认:“我们当时处于一个很低的起点。”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83年之前的北岛也从马悦然那里获得过其它一些西方诗人出色的诗歌作为学习材料。事实上更早些时北岛翻译过超现实主义大师帕斯的诗作。托马斯,姓特朗斯特罗姆,生于1931年,瑞典最著名的影响了全世界诗人的诗人。北岛为他写过献诗,“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无头的天使”应当喻指与诗人博斗的诗艺吧,而托氏的“平衡有术”无疑令北岛极为神往,因为他自己的诗中怨怒之气相当重,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诗艺。
      第三个问题:北岛的诗在多大程度上重新解放了中国新诗?自然是全方位的。包括内容上的个性解放和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树立,形式上的对新格律的突破,表现手法上先进的西方现代派技巧的圆融而又超越的使用等等方面。
      第四个问题:北岛在一百年来中国新诗界的地位?当然是无人可比的第一人。一百年来其实也只有三个半诗人:李金发(象征主义大师,我个人并不认为他比波德莱尔差多少。他写诗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却能成为独具一格的大师级人物。为人诟病的是他半文半白的用语习惯);闻一多(《红烛》没什么,《死水》非常成熟,音调铿锵有力思想远接屈骚。他也被认为有资格问鼎诺贝尔奖);艾青(人民诗人。人民性其实是诗歌非常古老的最纯正的传统,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在它面前是幼稚可笑的);卞之琳(半个吧。他的一些小诗玲珑剔透)。而北岛由于自身的努力,更有赖于时代造英雄这样一个中国文坛所特有的可笑境状,使他在短短几年之内轻而易举地越过了他的前辈们,并使中国诗歌可以比肩于世界同侪。
      第五个问题:北岛的诗歌艺术总的特征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的诗是阐释人类紧张、惊悸、痛苦、冷峻但又有一丝温暖情怀的精神状态的非凡的艺术,它是有世界性和现代性的。这来自于他的思想中彻底的绝望感和怀疑主义精神。——当然,这种思想是任何想伟大一点的作家必备的。它必须是天赐的,东施效颦全然无效。
      我们现在以他的著名的诗作《回答》为对象进行解剖: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这首诗虚拟了世界和人的对话,因此名之为“回答”。世界其实默然无语并不提问,故而诗人的“回答”是一种主动的挑衅性的“回答”,是“挑战者”的“回答”。答话的中心词是“我不相信”,这可以看作是对世界的没有丝毫的妥协和媚骨的绝决。绝决并不代表绝望,还是有希望的,虽然是一种“冷酷的希望”——这同时是北岛一首诗的诗题。其实北岛的所谓绝望中都透露着一丝丝理想主义者的希望,即裴多菲、鲁迅式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绝望。请注意这些词句:“不相信梦是假的”,所谓的梦当然是指好梦;“生存的峰顶”,即陆沉并不可怕;而“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等则不需要解释。
      绕不过去的是“世界”这个词的指向。把它当作是无望的中国政治格局、当作充满了痛苦的生活,都没有问题。结尾有一句“五千年的象形文字”,从诗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它理解为北岛以诗歌反思悠久的中国历史的诗人个人化的野心。我倾向于把此诗看作一个存在主义者对黑暗的生存状态的全盘否定。
      其实所有的诗歌都是对世界的诘问或者说回答。在北岛这里,你还能读到屈原式的悲愤和忧患。而打倒他的那些第三代诗人,则个个都像刘邦。——在北岛的后期诗作中有一首《问天》,已经看不见屈原的影子了。我认为题目大了许多,所谓“帽子大过头”是也。——在《下篇》中我将具体分析它的思想原因。
      开头的两句“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已成为新中国诗歌为人类提供的第一句警句了。必须注意的是,诗人的出发点是善和恶的简单的二元对立,在这对立中一种无比的愤怒被张扬了。这两句诗含有悖论的特征,而北岛是使用悖论这种修辞手法的大师,这使他的诗比别人更为锋利更为有力。稍后我会分析这两句的师承关系。
      此诗的信息量是非常丰富的,或许在现代的诗人看来已不值一提。在一个极端专制和思想单一的旧中国土崩瓦解之后,诗人开始放眼看待自己所处的现代世界。请注意这些全新的词汇,“死海”、“好望角”、“冰川纪”,它们不是普通的使用新鲜世界地理词语那么简单。这三个词刚好集中在第二小节的反问中。冰川纪的过去和冰凌(心里的寒冷),“好望角”所代表的希望和“死海”所代表的无望对比强烈。有意思的是“死海”更和后边的“千帆相竞”对比,更说明无望只是表象。“千帆相竞”这个词令人想到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希望感和***的“百舸争流”的豪迈感。从技艺上来讲,这些词是从非常简单的象征主义角度来使用的。
       第三小节。“审判”是西方宗教思想,“末日审判”也是西方诗人忧患意识的聚焦点。而北岛的出发点是无神论者的,因为在“末日审判”中,被审判者是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利的,只有上帝在给每一个人定罪。而北岛却带着“虽然被判决为有罪但要声辩的声音”。
      这首诗是一曲情绪饱满激昂的呐喊,极具煽动性,非常适合在群体性场合朗诵。事实也正是如此。从诗艺的角度来说,一、北岛的所有诗都有一股子强烈的个人倾诉性,这种倾诉性一方面表明了诗人主体的丰厚和强大,一方面让他的诗排斥“戏剧性”(这一艺术特征北岛之后的诗人掌握得非常纯熟)。北岛的抒情诗是一种单向度的情感倾诉。二、适合朗诵还因为,作为新诗有却近似于古诗的较为严格的押韵特征。通篇一韵。三、关于押韵。熟知古典诗韵的人会知道。在诗的平声30韵中,一东、二冬、三江(以上上平声),七阳、八庚、九青、十蒸(以上下平声)这些后鼻音的韵脚更显得厚重和响亮。而北岛的诗韵,正是在下平声的八、九、十这几个近似韵中自由转换。四、西方诗中有所谓的音步音尺之类协调诗歌内部节奏感的硬性规定,中国古诗中有平仄和断句法作为协调,而在新诗中,我认为,北岛的诗是节奏感掌握得最好的一个。这得自于他对诗歌语言精益求精的调配。
      第三小节押错了韵,这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新诗的韵自然可以宽泛到无比。而唯一的毛病是倒数第二小节。“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这句我有点费解,陆地只有下沉的时候人类才需要重新选择峰顶来生存,而前一句的海洋决堤也正说明有选择峰顶的必要,总之和陆升没什么关系。
      这首诗是横空出世的吗?当然不是。
      先于北岛开始写作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那种新诗的,还有许多人。但是,它们绝对不会被称为“朦胧诗”。因为那些诗从路数上讲是直白的抒情诗,意旨非常明确,意象不具歧义。政治目的也是直接的,而美学旨趣则模糊不清,这使这些诗人更容易被归于一个写诗的民运人士而不是一个带有民运背景的诗人。——当然,我认为“朦胧诗”对于北岛、顾城、江河、杨炼、芒克等人的诗作从来都不是一个准确的概括。但能说明一个问题:北岛等人的写作,对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要求,或者可以说革新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观念。
      如果没有北岛,那么中国新诗的开创者将是另一个北京诗人食指。即便是有北岛,也没有人否定食指的开创性功劳。食指是新诗再生之父。食指,本名郭路生。他的笔名我无从得知其意。生于1948年,比北岛大一岁。他的诗中毫不掩饰的幻灭感和愤怒情绪极大地影响了其同时代及稍后许多青年诗人的写作。他的影响最大的诗都写于1967、1968年。《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的是北京知青告别北京前往上山下乡之地、在火车开动的一刹那青年人丰富的留恋情感。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豪迈,相反全是人性最脆弱最可贵的那种留恋之情。再来看看他写于1967年的《命运》:
                        “好的名誉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请对比他和后来的北岛《回答》的开头: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不仅此诗,请大家再读一下他的《疯狗》一诗,再与北岛的《寓言》相对比。回环的节奏或者说主音符都带有北岛模仿或者说学习的重重的痕迹。再看看他的一些诗,《愤怒》、《相信未来》等,你不但能找到北岛的师承,更重要的是,对比之下,你会感到在精神和诗艺方面他所做的伟大的拓荒者的工作,但也会看到,北岛确实将他的诗提高了许多。当然如此说法对这样一个为诗而生并被他所看到的世界逼迫至疯的诗人来讲是残酷的。食指现在还在北京一家精神病院里,诗友们来拜访对他来说是极为高兴的事。大家围坐在一起,他会突然地但又很胆怯地对大家说:“我可不可以读一首诗?!”

     北岛的诗,在我看来,它就是意象主义的诗歌。为了说明他和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区别,为了表明我的偏爱,更重要的是为了说明北岛比那些意象派诗歌的全面升华,我想称之为“深度意象主义诗歌”。
      意象主义是由庞德创立的。他旗下的大将有艾略特,还有更以小说名世的乔伊斯。——他在其小说中也大量地使用意象派的技巧。意象派不能容纳叙述,注意艾的伟大的《荒原》,本来的文本正是经庞德大量地删掉其叙述性的东西才简洁有力并最终伟大的。在北岛的长诗《白日梦》中就更无任何叙述而言。请注意在开头一节和结尾一节重复过的那一句“你没有如期归来”,如果说这一句表明一种内在的推进过程是客观存在的话,那么通过阅读你就会发现,那种推进是深化到在表面上找不到一丝痕迹的。省略叙述并不是不能处理一个具有相当复杂性的主题的。在此引一段艾略特的话:“乍读之下,这首诗的晦涩是由于略去了‘链条中的链条’,略去了解释性的和连接性的东西,而不是由于其前后不连贯,或爱好写别人看不懂的东西的缘故。这种缩写方式的合理之处在于,意象顺序巧合、汇合进一个未开化的文明的印象。读者必须让意象沉入记忆。这样做时对每一个意象的合理性不抱任何怀疑。这样,到头来一个总的效果就得以产生。这种意象和思想的持续的选择毫无一点混乱。不仅仅有概念的逻辑,而且也有幻想的逻辑。”(《〈埃纳勃斯〉序》)。这也正是阅读北岛诗歌的正解途径。阅读,让那些意象在脑子中停留、组合,最终获得一个总的效果。而这个效果必然包含着精确、简洁和美。
      庞德给“意象”所下的定义是“那在一瞬间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理智和情感,在北岛的早期诗作中正是均衡共存的。请读这句,“自由,不过是猎人和猎物之间的距离”,比较他和崔健的“自由,不过不是奴隶”。崔当然说的是大白话,而北岛的句子则首先在我们印象中绘出了一副“猎取”的图画,但诗人的着眼点并不在于“猎取”的象征意义,即残酷之类的情感,他提请我们注意的是那种晃动的、微妙的、时远时近故而惊心动魄的“距离”。它将“自由”之窘迫和尴尬传达得诗意盎然。诗和歌词就是这样区别的。但意象并不是一个思想,崔健阐述了思想而北岛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在写诗。
      可靠的情感是对现实的直接的感觉或接触的结果。我们从北岛的早期诗作中可以读到,诗人由现实生发的情感相当鲜活有力。这种“有力”,不是《回答》中的“呐喊”的“力量”,或者在一些政治抒情诗中那种宣告式的“有力”。北岛一直在寻找情感和现实的最佳的结合点,这正是他的独创性。从北岛的一些朋友的文字中可以知道,北岛的政治抒情受过苏联“大声疾呼派”的叶甫图申科的深刻影响。首先,其时的中国诗人有太多的理由学习叶氏,这一点不必多说;其次,叶氏的政治抒情需要有时大过了诗艺本身,但北岛受个人气质、文化传统等原因的影响,对此做了创造性的矫正。在给遇罗克的以及其它带有政治味道的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漂亮的意象和抒情语句。比如,“水洼里破碎的夜晚/摇着一片新叶”,“灯光串起雨滴/缀饰在你的肩头”(《雨夜》);“来自热带的太阳鸟/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红帆船》);“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但是我所赞赏的北岛的“鲜活有力”,并不在这些政治抒情诗中。事实上我认为北岛的早期诗歌、也许包括他所有诗歌的价值,其实由他的一些比较纯粹的写景抒怀诗歌完美地体现着。在这些诗中,冷峻的基调并没有任何改变,但给人的感觉相当明快、秀丽甚至有些疏朗。随手拈来一例,“夏天过去了,红高粱/从一顶顶浮动的草帽上走来”(《祝酒》)。这是传统农业生活场景最温暖也最诗意的描述。而且这一类诗通体没有瑕疵,是艺术的最高度的结晶体。当那些政治抒情诗渐渐难以引起我们的共鸣的时候,正是这一类依靠可以信赖的现实情感的诗作支撑着北岛作为一个诗歌大师的地位。我将在最后将此类诗歌尽数挑出并加以点评,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下篇:1989年之后
      1985年,北岛第一次短暂地走出国门,参加进了日益衰落的世界诗歌秩序之中。1986年在国内出版诗集和小说集,其后就是诗集的再版和多次重印。在各种各样“虎头蛇尾”的新诗选集中,都以北岛刚硬的一捆诗打头,后边是一些如同删节号似的诗人及诗作。更早一些,“打倒北岛”的口号就喊出来了,中国新诗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否有质的飞跃还待考。1989年,他又出国了,这一次是“流亡”。我查了字典,“流亡”的意思是“因灾害或政治上的原因而被迫离开家乡或祖国”。——细抠每一个字眼,我感到相当困惑……关于“流亡”状态,布罗茨基在《我们称为“流亡”的状态,或浮起的橡实》里这样说:“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他在流亡中与语言之间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变成了命运。”而北岛表述过意同句异的见解:“(流亡中)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这种“句异”实堪玩味,布氏的表述是西方化的,是带有太多缀饰的学院派(虽然他也不是学院出身)风格的,而北岛只用了一句极简单的比喻。这种对比有必要引而深之:布氏的散论文集《文明的孩子》思考诗和诗人的使命,解读俄国与西方的大诗人及其诗作,谈论书籍和阅读的命运,当然,也谈到了作者自身的遭遇。它将作者“塑造”成一个理性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形象;而北岛的散文集《蓝房子》中谈论的最大的诗人是帕斯、特朗斯特罗姆和“垮掉二帅”金斯堡和施耐德——这些也不算小——其他都是吃喝拉撒之徒,提起来叫人汗颜。但是,更重要的是,北岛文中谈的都是这些诗人与自己交往中的生活琐事,论及诗作,不过寥寥几句东方禅宗式的点到为止,任由读者自行领悟。而作者呢,则全是上英文课、开二手车、玩老虎机、上健身房等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微言大义的鸡毛事件。北岛似乎成了一个老于世故思想钝化的中国旧派知识分子了。对比布氏与北岛,难免叫人大跌眼镜:两人的学识和格局好像相差一个“筋斗云”,的的确确的“等而下”。难怪国内的读者瞠目结舌:“这,就是我们的大师吗?!”
      “八九至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在《蓝房子*搬家记》中北岛写道。而他所从事的“职业”,无非就是,我们再引用布氏的话:“大学教师、讲师、小杂志的编辑或撰稿人——这些都是流亡作家现今最常见的职业。”这职业所获得的收入,布氏刻薄地发挥道:“远远超过了那些从事卑贱工作的人们(打工者或一般的流亡者)。这么说,我们这位老兄是有些不道德的,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北岛正是如此。当然,布氏也在自责,于是才有了下面的这一句:“如果说流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便是它能教给人谦卑。要用人类的无穷来丈量你自己……应该道出这种无穷,而不应道出你的妒忌或雄心。”北岛虽然不喜欢布氏,但他或许会对这几句心有戚戚。当然,北岛以自己的方式“道”出了同样的意思——《蓝房子》是一部典型的东方式的散文集,它关注微末之物,见微而知著,感悟而非精确地剖析世态人生,它有智者的诙谐(之于北岛是难以想象的),也有流亡者的苦涩。在谋篇布局上,它带有叙述性文体少见的讲究,细节的刻画极为传神,言简意赅,人物的动作和神态历历在目,风景描写带有北岛诗歌惯有的阴冷和讲究。无疑地,如果不苛求宏大意义,《蓝房子》绝对是一部散文精品。最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内核不是“妒忌和雄心”,恰恰就是“谦卑”!
        流亡的北岛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了多部诗歌:《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诗选,1972-1994年),《零度以上的风景》(1993-1996年),《开锁》(1996-1998年)以及散文集《蓝房子》(1998年)。我有幸看到了一部分。有理由认为,在1986年《北岛诗选》出版之后,1989年流亡之前,北岛应当还写过诗作,而且有可能就收在《在天涯》或《午夜歌手》之中,但是甄别恐不容易,也无必要吧。所以《下篇:1989之后》其实包含着一部分国内的诗作,但我笼统地称之为“北岛的后期(流亡期)诗作”。我们且看看流亡诗人北岛寄身其间的“世界诗坛”,在为《蓝房子》所作的序中,李陀先生精当地概括道:“诗被从艺术金字塔的顶尖上拽下来,变成了当代文化景观中的行吟乞丐……”总之,诗走向了末路。北岛其实认识到了,在《朗诵记》中,他准确地阐述了自己早期的黄钟大吕式的诗风的成因及其时和现在的诗歌境遇:“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型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自我省察,必须要说的是,北岛面对这样的窘境没有如早年的悲愤和怒火(当然,他也过了愤青的年纪了),而是颇有点达观地表示认命:“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细读《蓝房子》,北岛后期诗作的三个主要特征或曰艺术追求会从字里行间显露出来:一、对宏大叙述的彻底背反。《帕斯》中有这样一段可资佐证:“我找来帕斯的诗集,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失望。在我看来,是他追求宏大叙述的野心毁了那隐秘的激情,这在被称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太阳石》等长诗中尤其明显。”二、于是,他刻意使诗作“小”下去。《盖瑞*施耐德》也有佐证:“亚文化群深深地植根于四万年的人类历史中……他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抹掉政治的疆界,让人们看到本土的面貌,看到山河草木的暗示。”最后一句至关重要,北岛的诗在“隐喻”的层面上进一步深了下去,他要展示人类行为的“暗示”而不是其本身。诗人席亚兵认为北岛的后期诗作走入了禅宗苦禅一路,我认为颇有见地。三、彻底抛开政治,走向纯诗。我们知道,流亡的北岛在人们眼里起码有两个“政治”,即“文革”和“**”,这些大的“风暴”完全可以成为他的新的写作内容,但是北岛拒绝了。《女儿》中也有佐证(真是巧了):“我们那代人就被伟大志向弄疯了,扭曲变态,无平常心,有暴力倾向,别说救国救民,自救都谈不上。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诩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这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访谈中,北岛说得更为明白:“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简直有点幡然悔悟、回头是岸、大义觉迷今是而昨非的味道。——显然,北岛希望(也确实应当)在这三个特征的思想基础之上解读他的后期诗作。
       然而,没有这么简单。北岛前期诗作的辉煌已将人们的期望值吊得极高,人们已很难接受一个暗弱、喑哑和谦卑的北岛。要求北岛再度振聋发聩也许有点勉为其难,但是,要求他在大体同一的水平面上延续其固有的辉煌也许并不为过。面对他现在的“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北岛访谈》)的海外诗作,人们的失望完全可以理解。北岛无疑想追求突破,但是他被要求在人们的阅读心理定势之中突破,否则不予认可。还有,中国诗坛其实依然想“走向世界”,于是面对一个“从世界走来”的北岛,想当然地认为他已经处于须弥山顶,拥有恒河沙数的神通,成为最具普遍意义的“大师”了。可是看到北岛居然有着“人之子”的一切特征,不由得倨傲之心直冲囟门。有论者贬之为“老年写作”,似乎是想说“枯竭和干涩”吧,这一类诗是有的,且数量不少,我将之比喻成风干橘子皮,有药味但无美感。当然,把“老年”和“写作”搭配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批评趣味和标准。就我现在而言,北岛的后期诗作都能看懂,平心而论,我更喜欢前期作品,但后期也有叫我赞叹之处。在具体分析诗作之前,我想将北岛后期作品的第四个特征讲出来:它们依然是想象力的产物,它有说不清的力量和让人晕眩的意味,它是意象的象征的更是超现实的,个人绝境般的孤独体验很难让一般人认同。形式上更加紧凑和洗练,更为冷峭、阴暗和孤苦,它将前期诗作中情绪化的东西(比如戾气)扫除得干干净净——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北岛认同了卡夫卡的观点:“喧嚣是青春的伴随现象,是生命力的充溢,但与艺术无关,相反会损坏艺术。艺术需要严格的冷静和精确的明朗。”北岛的“阴冷”并不与卡夫卡所说的“明朗”相对。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第四个特征,让他的诗在国内引起哗然反对。众所周知,国内现时的诗歌流行松驰的节奏,依赖叙述性的舒展,雍容情调就像魏晋风度一样被所有诗人认为是一种优雅品质。而北岛则反其道而行之,形式和节奏上苦行僧式的自我约束在国内诗歌看来如同寒门下品。

      2003年,国内南海出版了《北岛诗歌集》。集中第三辑以后,收录的就是北岛的海外诗作。为了避免被这些诗打懵,有必要重读第二辑的最后一首即写于1986年的长诗《白日梦》(集中的第一、二辑见于1986年国内版的《北岛诗选》)。宽容一些讲,我认为这首长诗中还是有一些漂亮的句子的,比如,“如同一颗琥珀爆炸之后/飞出的沉睡千年的小虫”;“心如夏夜里抽搐的水泵”;“我注定要坐在岸边/在一张白纸上/期待着老年斑似的词”;“白鹤展开一张飘动的白纸”;“我的水龙头我的积怨”,这也勉强算一句吧。——以上引用的句子,和我下边的解读关系密切,现在且按住话头。当然,失败的更多一点,比如,“在宽银幕般的骚乱中”;“向日葵的帽子不翼而飞”;“毒蜘蛛弹拨着它的琴弦”;“谎言般无畏的人们”等等等等。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拙劣的比喻或者说味恶的象征,而是长诗中的许多片断和单元,其生搬硬套的造句练习,莫名其妙的氛围营造,相当叫人不快的僵硬情绪等叫人近乎绝望的技术特征以及扭曲的意味,一直延续到海外诗作中,且为数不少。总之看了叫人傻眼半天。
      然而,后期诗作中也有并不少见的叫人相当警醒的诡秘意象和漂亮句子,也有通篇均匀的佳作(文后将挑出它们并做点评),那种美感叫人禁不住啧啧称赞。在此我随手挑出来一些以享读者,比如:“那些远道而来的灵魂/聚在光洁的瓷盘上/一只高脚蚊子站在中间”(《晚景》),这才是北岛;“醉汉如雄蕊在风中摇晃”(《布拉格》),除了武松醉打蒋门神,我还是第一次发现醉汉也不乏美态;“大地有着毒蛇/吞吃鸟蛋的寂静”(《过节》),叫人倒吸一口冷气的寂静;“那阳光鞣制的虎皮……”(《四月》),博尔赫斯的“老虎的黄金”意象就逊色太多了;“一首歌/是房顶上奔跑的贼”(《午夜歌手》),简单的暗喻,但又奇又险;“月亮不停地在黑色事件上盖章”(《以外》)以及“日与月,森林里的信号灯”(《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成人的童话语调,与童趣迥异但别有光彩之处;“围栏以外的羊群/如田野开绽”(《进程》),北岛在工业国家里依然能发现农业意象之美;“像一个小官僚/我坐在我的命运中/点亮孤独的国家”(同上),我这样的小官僚,不由得为这样的句子唏嘘半天;“若风是乡愁/道路就是其言说”(《远景》),北岛诗中的理趣,总是依托于形象,显然比所谓的哲理诗高明百倍;再来一句,“笔在纸上突围/河的拒绝桥的邀请”(《教师手册》),我突然间觉得令我们极度恐惧的关于写作的困境找到了最形象的写照;“沿不断开方的走廊……”(《狩猎》),如果走廊能开方生成,那我们还有希望走出人世的迷宫吗?……这样的句子相当多,如果说一首诗能提供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句子或意象即不算失败的话,那么也可以认为北岛的海外诗作完全是成功的。而“生搬硬套”、“莫名其妙”、“拙劣味恶”这些贬抑之词,如果不是不严肃的信口开河,起码也有点苛刻吧。
       以《白日梦》开讲海外之作,并不仅仅在于这首作于国内的最后一首诗的艺术特征被海外那些不成功的作品变本加厉地进行了相同旨趣的重复,还在于一些可以用来解读后期诗作的意象也已存在于其中。比如“我的水龙头我的积怨”这一句,意思很浅显:水龙头滴滴答答的是水,同时是我的积怨。“水龙头干吼的四合院/升起了无为的秋天”(《午后随笔》),在这个午后,去国怀乡的北岛的积怨似乎难以自控,暴发了一回。在《中秋节》一诗中,北岛积怨的水龙头没有干吼,它再次滴答起来,“水龙头一滴一滴/哀悼着源泉”。在佳节之际,却只能“于帘儿下,听人笑语”的落寞之感真是摧残心肝。——中秋节是典型的中国节日,它的意义不需我多言。水龙头滴水的意象,我们并不陌生,在一些警察题材的电视剧里我们常能看到一个万念俱灰的囚徒和一个滴水的水龙头共居一个镜头的画面,通俗文化也能捕捉到一点点诗的本质。通过这几个“水龙头”,我们约略可以感受到北岛日渐囚徒化的生活态度,它是消极的绝望的,这消极和绝望,显然来自于一个失魂落魄的游子对祖国的痛苦的思念之情。北岛海外诸作,大体就是现代版的《离骚》和《怀沙》,或者还有《哀郢》和《惜往日》。
      北岛自比一只“流亡的刺猬”(《画》),刺猬的刺,大概刺伤的只是他自己。“我对着镜子说中文”(《乡音》),叫人想起祥林嫂“我真傻”的喃喃自语。中文是他唯一的行李,也是他唯一的武器,所谓“母语的太阳”(《毒药》)是也。他只能借助母语的光,“穿透乡愁的洪水”(《剪接》),他只能依靠“母语的防线”(《无题》),对抗那些在他的诗句中越来越扎眼的一系列字眼,比如“失败”、“孤独”、“头发白了”、“疯狂”,直至最后的“投降”(《第五街》:“我向月光投降”)。早期“政治的北岛”,到此已没有了任何的政治热情了。而在诗中,“祖国”这个少见的宏大字眼,已经与政治价值判断彻底无关,它成了纯粹的作者情感的唤醒之词了。“临近祖国这个词/所拥有的绝望”(《不》),诗人的绝望就是靠近这个词而产生的。“我们讲的故事/暴露了内心的弱点/像祖国之子/暴露在开阔地上”(《怀念》),这几句拟物又拟人,但直观上还是觉得“内心的弱点”和“祖国之子”这两个词语意义更大一些。
      流亡者北岛对“祖国”的情感,并不是简单的“思念”,似乎还含有屈原式的“弃妇遗臣的忧怨”。我们且看他的《创造》一诗:
                        世世代代的创造令我不安
                        例如夜在法律上奔走
                        总有一种原因
                        一只狗向着雾狂吠
                        船在短波中航行
                        被我忘记的灯塔
                        如同拔掉的牙不再疼痛
                        翻飞的书搅乱了风景
                        太阳因得救而升起
                        那些人孤独得跺着脚排队
                        一阵钟声为他们押韵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
                        霞光在玻璃上大笑
                        电梯下降,却没有地狱
                        一个被国家辞退的人
                        穿过昏热的午睡
                        来到海滩,潜入水底
      我认为这首诗不存在任何难解之处,我们甚至可以恶毒一点,把那只对着未知、迷茫(雾)无望地狂吠的狗看成北岛自己。“霞光在玻璃上大笑”,这种拟人有点“文革”中农民赛诗会上“老汉就着太阳点烟锅”那种句子的伪豪迈味道。但诗人显然不是为了“豪迈”。霞光的灿烂对于一个被雾、夜、孤独所捆扎结实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刺激性太强的“大笑”。诗中最重要的是诗人的自我定义:“一个被国家辞退的人”。你看,主动或者说被迫离开祖国的北岛在此痛苦地抱怨国家将他遗弃了!相同的意思还有许多表述,比如,“我是被你否认的身份,从心里关掉的灯”(《无题》);“让岁月弯成了弓/到处是退休者的鞋”(《岁末》);“我被辞退……是的,我微不足道”(《代课》);被祖国否认和辞退,成为无情岁月中的退休者和鞋(所谓“弃如敝屣”),这样的流亡者北岛,我们还能苛求他像早年那样“大声疾呼”吗?还有,“你这不肖之子/用白云擦洗玻璃/擦洗玻璃中的自己”(《工作》),诗人承认他是祖国的不肖之子。而“白云”这个意象的出现叫我感慨万千,我立即想起了早期北岛诗中的句子,“春天是没有国界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真的》)。在年轻的热情的诗人笔下,“白云”所代表的自由之境是令人神往的,而现在,落魄的诗人只能用它来擦洗玻璃了。“祖国”这个词,成为了北岛后期诗作的情感库。
      去国孤臣的忧伤情感当然真诚可信,但诗人的情感不可能很单一,应该还有其它的维度。没有了政治内容,他依然为妹妹珊珊写诗(《安魂曲》)。事实上细读后期诗作,以下几组关键词相当引人警觉:一、对弈、棋盘、残局等;二、琥珀、铀、煤、矿层、罐头等,这些意象也多见于《白日梦》;三、写作。这些关键词并不是一次性出现,带有随意的偶然的意旨被诗人捕获,而是反复无穷念念不忘,它们构成的音响效果如同僧人的经咒,周而复始地揉搓着读者的神经。比如第一组,在《一幅肖像》、《多事之秋》、《为了》、《另一个》、《明镜》、《紫色》、《嗅觉》等等诗中以不同的句式反复宣讲着争胜负的紧张感残酷性和无奈的失败感(“残局”)。北岛诗作的内在张力完全可以拿一局旗鼓相当的棋局来比拟,不过,在这里我们要谈的是他的思想的紧张感。如果说前期北岛的“对弈”热情是残酷的政治的生成物的话,那么,在后期,“小”下去的、摒弃宏大叙述的、消解“风暴”的北岛“对弈”的痛苦内容显然已被置换。我认为坐在他对面苦苦相逼的,已经不是“政治”而是卑微的流亡生活本身了。再看“琥珀”,这是北岛令人叹为观止的意象发掘。在《白日梦》之前的《随想》中就出现过一次,“东方,这块琥珀里”,如同本体一样,喻体指向的是宏大的东方及其政治状态。而在后期的《完整》一诗中,“琥珀里完整的火焰”,则似乎比喻的只是此诗开头的“一些搜寻爱情的小人物/在黄昏留下的伤痕”。被压缩、封存、变成某种莫名的能量的火焰,属于一些小人物。——要理解北岛诗中的“琥珀”这一意象,有必要重温一下小学的一篇语文课,考古学家以饶有趣味的笔触描述了对一个“琥珀”成因的想象:一只正在树上猎食的苍蝇,突然被上面滴落的一滴松脂沾住了身体,它开始挣扎,但松脂继续下落,最终将它和它的挣扎裹得严严实实……
      我们最后谈论“写作”。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流亡的作家,除了抗议、请愿等借以表明其存在的“政治活动”之外,他与之打交道最多的,无疑还是他的本行——写作。北岛的写作与他人不同,他在创造力最旺盛的30多岁起就被规定了方向:诺贝尔奖。他的写作是一种被莫名的文学秩序所期待的写作。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确信,他所有的写作都为这个方向努力。而他的个人行为和情绪也被限定在某种人为的水利渠道之中,缺乏自然中溪流江河所拥有的丰富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毁了他,也毁了他的艺术。因为铁的事实就是,他一切的努力都劳而无获。付出的越多,失望也就越重。在北岛的幡然悔悟中,除了随着与年纪成反比例增长的对政治、对人生的倦怠情绪,恐怕也包含着对写作本身的深深的厌倦之情。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