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法务销售员工资多少:丝绸之路的奇闻逸事：西域余闻（五）——作者：[日]陈舜臣

求法僧中不只有像法显和玄奘那样从中国前往印度的僧侣，如果把从西域到东方传教的佛图澄和鸠摩罗什等人也看做求法僧的话，鉴真和上也应算作其中一位。

　　唐招提寺的鉴真和上自古为日本人所熟悉。当我读到或听到法显的事迹时，总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鉴真和上。

　　法显六十四岁离开长安，开始前往印度的旅程。经过三年时间，终于踏上印度的土地。

　　鉴真应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的邀请，决定东渡日本传授佛法。那是唐天宝元年（742），鉴真五十五岁。在接到邀请后第二年，鉴真首次东渡，却因遭人告密而失败；第二次东渡又因海难再度失败。这样反复多次，第六次才终告成功。日本的天平胜宝六年（754），鉴真和上抵达奈良都城，这时他已六十七岁。

　　鉴真入住东大寺戒坛院之北的僧房，世人称之为唐禅院。

　　天平宝字三年（759），鉴真受赐故新田部亲王旧宅，他在那里建立了伽蓝即唐招提寺。依照唐朝的习惯，国立伽蓝称"寺"，私立伽蓝称"招提"。鉴真打算隐居于此研究律学，于是以"唐律招提"命名。这里后来成为官寺，所以加上了"寺"的名号。

　　唐招提寺里有著名的鉴真和上坐像。据说是在鉴真七十六岁去世之前，弟子们按照他当时的容貌塑成。这座脱活干漆坐像，双目轻闭，嘴角略带微笑。鉴真六十三岁那年，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失明。鉴真的传记《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写道

　　--时和上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治疗，但眼遂失明。

　　第五次东渡遭暴风袭击，船漂流至海南岛，损失惨重。鉴真一行从海南岛渡海至对岸的雷州半岛，巡锡各地后经桂林到达广州。此前在端州，即以砚台闻名的端溪附近，荣睿不幸病逝。荣睿是当初邀请鉴真东渡的日本僧人之一，他的去世一定让鉴真感到格外哀痛。《续日本纪》有如下记载

　　--时荣睿物故。和上悲泣失明。

　　那么，为鉴真治疗的胡人又是什么人呢？

　　唐代广州有众多阿拉伯商人乘船而至。阿拉伯人在中国被称为大食（音"塔支"）。在阿拉伯语中，商人的发音是"塔支尔"。

　　--你是哪里人？

　　--我是商人（音"塔支尔"）。

　　或许就是这样的对话使塔支（大食）成了国名。

　　西方人来中国也可经海路，并非只有穿越塔克拉玛干的那一条路线。

　　当时的中国人或许还不懂得区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从海路来中国的商人应该不只是阿拉伯人。

　　不知那位胡人眼科医生是阿拉伯人，还是波斯人。但普通中国人肯定都把他们看做是跟自己相异的人种。鉴真在旅途中患病，竟然愿意让一个来自异域的胡人治疗自己宝贵的眼睛。在当时，做手术应该是一件冒险的事。鉴真胸襟宽广，对胡人也没有偏见。正因如此，他才可能毅然前往日本。

　　仔细端详鉴真和上坐像的脸部，会发现他的右眼稍有异样。制作这尊坐像的工匠们一定是坚定的写实主义者，但并不是艺术意义上的写实主义。

　　眼看着自己长期以来视为精神支柱的人即将死去，如果不趁现在把他的音容笑貌原样记录下来，今后将失去精神上的依托。

　　弟子们心怀着这样的忧虑，把师父鉴真和上的身姿容貌一丝不苟地塑成干漆像保存下来。如今在坐像的鼻子下方以及下颚部分，还能看到细密的胡须痕迹。就连这样的细节之处，弟子们都力求惟妙惟肖。

　　鉴真的弟子们犹如被一股强烈的意志所驱使，哪怕一个微妙的细节都不曾放过，连师父眼部手术的细微疤痕也做了忠实的描摹。

　　关于鉴真和上的死因，没有确切的记载。依我们的想象，七十六岁的老僧在去世之前，想必已是形容枯槁。然而直到临死，鉴真和上似乎并未如此，僧衣下包裹的仍是结实的身形。

　　对胡须以及眼部手术留下的疤痕之类的细枝末节，弟子们采取了忠实的写实手法，而从整体上来看，仍有理想化的倾向。他们一定是满怀着祈愿来塑造他们心目中师父"必当如此"的样貌。据说鉴真和上的去世并不突然，身体的不适始于当年春天。

　　鉴真和上坐像的确可说是日本造型艺术的最高杰作之一。这尊塑像向来十分有名，加之最近又归省中国，更加名声大振。其实唐招提寺的鉴真和上身后，还掩藏着一座不那么抢眼但值得注目的佛像。

　　那尊据说是药师如来的立像--因佛像右臂折断，无法断定结印的种类，但大致可判断是药师如来像。一般说来，如来立像通常是右肩着衣，而唐招提寺的这尊佛像却裸露着右肩。

　　另外，衣服沿两脚之间呈Y字形下垂的衣纹，以及眉、眼、鼻、口向着脸部中央较为集中的相貌特征，还有富于重量感的腰部，等等，都是在同时期的日本佛像上看不到的特征。不仅在日本，即使在中国也不多见，但这些特征却常见于西域壁画及板绘。

　　唐招提寺的这尊据推测是药师如来的立像，显示着一种经由唐代与西域相连接的要素。透过这尊佛像，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求法僧鉴真身后西域的影子。

　　鉴真第二次东渡以失败告终。这次东渡的团队规模较大，随行者中，有大量专攻玉石、绘画、雕刻、石碑、刺绣等工艺的匠人。加上僧侣，总共一百五十八人。可是等到了第六次东渡终告成功的时候，人数规模已大大减少，随行者包括扬州白塔寺僧法进等，一共才二十四人。

　　假如第二次东渡计划得以成功，一定会给日本的美术史带来相当的影响。第六次东渡时，同行人员中已没有画工之类的匠人了。纵然如此，随鉴真东渡日本的都是佛门中人，他们应当可以胜任佛教美术的顾问。东渡的人数之所以减少，恐怕是由于经费不足。可以想见，关于佛像、佛具，也改为以指导当地人制作为主的方针。

　　随同鉴真的二十四人中，有三位特别成员：

　　胡国人 如 宝

　　昆仑国人 军法力

　　瞻波国人 善 听

　　很显然，这三名是非汉族成员，他们的人数相当于全体的八分之一。

　　瞻波是位于现在越南南部一带的古国，或写作"瞻婆"、"占城"等，唐代以前被称为林邑。

　　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在此地设象郡，下置林邑县。中国秦代以来设有郡县制度，县置于郡之下。

　　汉时在越南设日南郡，下置象林县。东汉末期，这一带建立了独立政权。如前所述，中国的"县"是下设单位。从"悬"字的字义可知，"县"也可表示悬挂于某物之下的含义，即表示附属于郡、州、府等行政单位之下。当地独立时，不宜再用县名，于是改称象林邑国，或略称为林邑国。

　　越南北部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南部林邑自2世纪末独立之后，多受印度文化影响。来自印度的不只是文化，更有大量印度人迁入该地。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第十卷中，有一段关于瞻波国的记述，但并不是指越南南部的林邑国之后的那个瞻波。瞻波显然是印度一带的国名，位置在现在印度比哈尔邦帕格尔布尔市一带，位置靠近孟加拉国。据记载，瞻波国民风淳朴，国民信仰小乘佛教，也杂居着异道之人。

　　后来东印度的瞻波国人大量迁居至越南南部，从此人们就用同样的名称来称呼这里。

　　唐朝以前，这里的国名还是中国式的林邑，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印度式的瞻波。印度移民人数众多，他们文化影响力逐渐渗透当地。

　　虽说不知从何时起，但在中国，出于惯性，人们还是长期沿用"林邑"这个国名。大约在757年该国发生政变后，国名改为"环王国"。有人认为中国用"瞻波"或"瞻婆"来称呼这个国家是在唐代元和年间，即9世纪之后，然而这不过是从中国的角度所见的国号变迁。对于瞻波而言，很早以前就一直使用着"Campa（瞻波、瞻婆）"这个称呼。

　　撰写于日本宝龟十年（779）的汉文文献《唐大和上东征传》，从时间上看，应该使用"林邑"或"环王国"的称呼。

　　早于鉴真十数年前，有一位名叫佛哲的音乐家，乘坐遣唐使的船与婆罗门僧正一同来到日本。据文献记载，佛哲是林邑人，文中并未使用"瞻波"这个的地名。据说佛哲是在出海捞珍珠时遭遇海难，被婆罗门僧正搭救后一同来到日本。

　　在同一时期，对于从同一国家来到日本的两个人，用统一的名称记录他们的国名似乎是当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不是学者，且做个大胆推理。随同鉴真和上来日本的瞻波人善听，很可能不是越南的瞻波国人，而是来自《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那个位于印度的瞻波国。

　　来自林邑的佛哲是一位音乐家，传说雅乐舞曲中的林邑乐就是由他传到日本的。单从名字来看，鉴真一行的瞻波人善听似乎也是个擅长音乐的人，或许他是鉴真和上为指导日本的佛教音乐而特意挑选的人才。

　　佛哲当初并没有前往日本的打算，是因为遭遇海难被婆罗门僧正搭救才随行来到日本。想必鉴真也不知道日本已经有个名叫佛哲的音乐家。

　　在中国一方看来，天竺在广义上也属于西域。因此，我认为鉴真一行的善听是天竺--西域人。

　　鉴真多次东渡失败，开初曾打算连同工匠也一起带到日本，但最后抵达日本的应该说都是能够向当地人教授佛法的骨干成员。

　　关于音乐方面的人才，如前所述，且推测鉴真选择的是瞻波的善听。

　　佛像制作方面，被给予重任的应该是昆仑国人军法力。传说在唐招提寺讲堂里的丈六弥勒像和胁侍菩萨像就是由军法力制作的，制作时间据推定是在天平宝字（757-765）年间。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这两尊佛像就应该是除据说是鉴真和上带来的不空索观音和八部众像之外，唐招提寺最古的佛像。

　　这位军法力是昆仑国人，但这里所说的昆仑国与横亘在帕米尔高原至新疆南部的昆仑山脉并无干系。

　　"昆仑奴"这个词常见于唐代传奇小说，有一篇小说即以《昆仑奴》为题。有人说昆仑奴是黑奴，应该是来自南方、被卖作奴隶的人。从地理角度来看，不太可能是来自非洲的黑种人，而是东南亚一带的人。

　　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被当做货品一样买卖。与货品一样，奴隶也以产自远地者为贵。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拥有东南亚的昆仑奴和朝鲜的高丽婢曾被看做是富豪的象征。

　　《旧唐书》有如下记载：

　　--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所说的昆仑应指越南以南的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细利洼一带。

　　从这一带前来中国的贸易船被称为"昆仑船"。由此可知，昆仑国人并非单指奴隶。在港口城市，一定会有为做生意而来并从此定居下来的人。另外，昆仑奴因其高价，通常不会受到主人的苛刻待遇。

　　唐代小说《昆仑奴》里那个名叫磨勒的昆仑奴，是个奋力成全主人姻缘的好人物。磨勒的主人爱上官家的歌姬，磨勒冒险带她出逃。追赶而来的家丁包围了磨勒，他却如游隼一般地逃脱了，密密麻麻的利箭也没能射中他。故事结尾提到，十年后有人偶然看到磨勒在洛阳城中买药，面貌一如往日般年轻。

　　既然能在洛阳城中买药，可见昆仑国人并非全都是奴隶，他们也可以因主人的意志而重获自由。

　　昆仑国人军法力的经历我们无法得知。既然能有缘成为鉴真和上的弟子，他一定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也可能是一位为寺院制作佛像和佛具的匠人。

　　鉴真和上曾担任住持的扬州大明寺是一座大规模的寺院，应当拥有相当数量的佛像师。东渡日本时，想必鉴真和上会挑选手艺精湛且身强体壮的佛像师同行，想必昆仑国人军法力就是那个合适人选。

　　不论是乐师还是制作佛像的工匠，鉴真和上并没有拘泥于汉人。只要实力相当，不论瞻波人，还是昆仑人，都无所谓。不由让人想起那个把事关重大的眼部手术交给胡人医生来做的例子。

　　在随鉴真和上来日本的三位特殊成员中，最值得注目的当属胡人如宝。

　　瞻波的善听和昆仑国的军法力来到日本以后的事迹鲜为人知。虽有传说军法力制作佛像，却没有确实证据。包括如宝在内，这三位特殊的成员在东渡日本的团队中还算不上重要成员。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列举着鉴真的随行人员：

　　相随弟子，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讬、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成等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共二十四人……

　　一共二十四名成员，但文献在前十四人处告一段落。这是否意味着这十四人是弟子--至少是直系弟子？而对于其余十人，似乎采用降格的表述。

　　而且这段记述并未全部列举二十四人的名字，包括十四名直系弟子也是如此。也没有记录见于其他文献中的扬州白塔寺惠云、婺州的仁干等人的名字，也许名列其中本是一种荣誉。能肯定的是，至少在表述上是有所区别的。

　　从上述记载可知，胡国人安如宝在鉴真一行中，属于所谓的第二梯队。然而成为唐招提寺事实上的后继者的正是这位如宝。来日本之时名列下等，或许因为他年龄尚小。

　　据《日本后纪》的记载，如宝逝世于弘仁六年（815），享年八十四岁。由此可以推算如宝在二十二岁时随鉴真离开中国，较之常年陪伴鉴真的弟子们，的确非常年轻。

　　也许鉴真考虑到抵达日本后的长久之计，深感让年少有为者同行的必要。这时鉴真自己已经年过六十，常年以来随行的弟子们也都不再年轻。

　　今后将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日本，开始新的宗教事业。而身边的弟子们习惯的是唐朝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在未知的土地上开展新的活动似乎有些晚了。

　　今后在日本的土地上，他们也许很难适应。

　　鉴真一定非常担忧吧。

　　就算身边的弟子们能够协助鉴真在日本的宗教活动，但就承担后事而言，他们似乎难于胜任。托付后事，必须找更年轻的人。

　　需要的是既熟知唐朝的生活，又不会因留恋之心而放不下过去年轻人。可以想见，鉴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会让像如宝那样优秀的青年僧人同行。《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把"安如宝"写作"安宝如"，"安"是姓氏。保留着俗姓，说明如宝还未正式受戒成为僧侣。其他门弟自法进以下，名字前都没有写姓氏。

　　胡国人安如宝是来到日本以后才正式受戒成为僧侣的。为他授戒的正是师父鉴真和上。

　　抵达首都奈良两个月后，鉴真在东大寺大佛殿前为以圣武天皇、皇后、皇太子为首的四百人进行了授戒仪式，如宝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把塞外民族总称为"胡"，意义相当于日语中的"ebisu"。

　　虽然也有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词，以不同的方位来称呼外族，但"胡"却有所不同。所以，要问与鉴真和上同来的年轻人安如宝是哪里人，光说是胡族人不足以判明，只可确定他不是汉人。

　　也有一说，认为如宝是朝鲜人，如《招提千载传记》的记载。

　　不过，关于"胡"这个称呼，说是塞外民族的总称，但因时代不同，用法也各有倾向。

　　在秦汉以前，比如在"胡服骑射"这个词中，"胡"主要指匈奴。而唐代所说的"胡"多指西部的塞外民族，西方天竺的佛教被称为"胡教"，佛陀是"胡神"，"胡商"则多指波斯商人。李白有一首著名的《少年行》，诗中写道：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通常认为，这里的胡姬应当是指波斯美女。

　　如前所述，《唐大和上东征传》成书于宝龟十年（779），相当于中国唐代宗时期。这部书虽然是由日本人淡海三船撰写于日本，但它依然带有唐朝文章的特色。因此，不可能把胡国人理解为朝鲜人，而且此书中还有关于朝鲜僧人的其他记载：

　　--高丽僧如海……

　　这位高丽僧如海在鉴真和尚首次东渡时，曾经是随行成员之一。成员中领头的是个名叫道航的僧人，他说

　　--大家前往外国，为的是传授戒法。成员应该是德高望重且行业肃清之人，而如海那般不学无术者不应在此行列。

　　如海大怒，遂向州官告密。依照唐朝的国法，私自出国是不准许的。鉴真东渡日本，与玄奘西行天竺一样，是偷渡出国。

　　首次东渡失败正是因为如海的告密。

　　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谈及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应不会把一个写作高丽人，而另一个又写作胡人。如海和如宝，两个名字里都有"如"字，或许混淆因此而生。另外，安姓在朝鲜也相当多见。

　　但西域人采用安姓的也不少。汉朝时期，中国把位于大月氏国以西的帕提亚（领有现在伊朗至中亚一带的王国）称为安息，源于开国始祖阿萨息斯的名字。

　　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期，安息国的皇子出家来到洛阳，从事佛经翻译，这位皇子的中国名字就叫安世高。唐玄宗时期发动叛乱的安禄山更是大名鼎鼎，他也是出身于西域的安姓。

　　《大唐西域记》把位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的国家分别称为东安国、中安国和西安国。这里曾经活跃着粟特商人，到中国的粟特人，不少人姓安。

　　鉴真的后继者安如宝是朝鲜人还是西域人？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我们并不知道安如宝何时从西域来到中国，何时投奔鉴真门下。也许他来自西域人的家庭，本人却出生在中国，甚至也有可能是在中国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西域人。

　　西域人来到长安、洛阳等汉族聚居的地方，大都改用汉字姓氏。出生地相同的人通常都采用同样的姓。

　　帕米尔以东的人们，主要有九个姓氏，有"昭武九姓"的说法。粟特诸国（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中亚地区）的原姓音"chub"，写作汉字即"昭武"。 "chub"氏族又分为九个姓，因文献不同，九姓也不尽相同。《唐书》中的九姓是

　　--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

　　而《文献通考》中列举的九姓则是

　　--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

　　据说"昭武九姓"中，康、安两姓尤其显赫，而安姓家族又以凉州安姓最为著名。安姓自北魏起定居凉州，唐代曾出过安抱玉、安抱真两位兄弟将军。洛阳安姓有北周大都督安真健和他的儿子，还有隋朝上仪同平南将军安比失。唐初有官至上柱国的安附国，他的儿子也曾是将军和刺史（州府的长官）。

　　这样似乎显得太过拘泥于"安"这个姓氏，但我仍觉得这位可以说是唐招提寺第二代后继者的安如宝是波斯系的西域人。

　　唐代的胡国人不仅住在长安和洛阳，唐代小说中还时常出现“洪州波斯胡人”。

　　洪州指现在江西省省会南昌市一带。

　　南部口岸广州自然聚集着众多前来交易的胡人。

　　鉴真东渡日本之后不久，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讨伐叛军的田神功率部进入鉴真的故乡扬州。田神功的军队军纪混乱，在城中肆意掠夺。据《新唐书》记载

　　--杀商胡波斯数千人。

　　居住此地的波斯人是否全部遇害不得而知。单被杀者就有数千人，想必扬州的"商胡波斯"应有数万人。

　　在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聚集于贸易港广州的货物，其流通路线可经由水路连接至江西。因赣江的连接，江西南昌，也就是唐代的洪州成为了物资集散的中心地。从洪州至鄱阳湖，再通过长江流域密布的水路连接大运河的起点扬州。也就是说，水路交易的各处要冲均有大量胡人居住。

　　小说中也时常有胡商登场，田神功的军队大量屠杀胡商，大概是因为他们通过交易获得了巨大财富。在日本，芥川龙之介有一篇改编自唐代小说的著名作品《杜子春》，其中说到获取巨财的地方就是"波斯邸"--波斯人的住宅。胡商可说是富豪的代名词。

　　扬州人鉴真应当自幼就有许多接触胡商的机会。说不定胡人安如宝就是扬州人也未可知。

　　话题再回到唐招提寺的药师如来佛像。具有西域壁画某些特色的这座佛像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所谓作者，不只是实际拿着凿子雕刻的工匠，还包括担任指导的人。一定有人先画好样图，再指导工匠们依照图纸进行雕刻，算是所谓的艺术指导吧。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由地浮现胡国人安如宝的身影。

　　在唐招提寺所见的西域的影子，不只是鉴真和上坐像眼部的手术疤痕以及药师如来立像。如果把安如宝的存在考虑在内，可以说，我们所见的唐招提寺本身，就被包容在一层薄雾般的西域氛围之中。

　　如唐招提寺这个名称所示，"唐"才是核心意义所在。如果没有从唐朝渡海而来的鉴真和上，自然也不会有唐招提寺。

　　现在的唐招提寺是一座宏伟的大伽蓝。其实鉴真和上在世的时候，寺院还没有如此气派。相当于伽蓝中心部分的金堂，以流利伸展的屋顶闻名。而今金堂已成为唐招提寺的象征，人们在介绍唐招提寺时，必定要附上金堂的照片。其实金堂建成于鉴真死后。

　　据说在唐招提寺的主要殿堂中，鉴真在世时建造的只有讲堂。

　　寺院的中心通常应该是金堂，因本尊置于其内，金堂也叫本堂。鉴真在建本堂之前，先建了讲堂。讲堂当然是教学佛法的场所。据记载，这座讲堂用的是大内拆除古旧宫殿时分得的旧木材。

　　我可以理解鉴真和上的心境。简素、实用--这才是鉴真和上所重视的。

　　金堂是寺院的脸面，就像家里的客厅，以装饰要素为重。鉴真和上想要建立的是研习律学的道场，最必要的是授课和学习的空间，也就是讲堂。所以鉴真首先建造了讲堂，并且没有使用新木材。

　　鉴真和上抵达日本进入奈良后，最先参观的地方，肯定是东大寺的大佛殿，那座五十尺高的镀金铜佛像是日本的骄傲。东大寺大佛于鉴真抵达奈良前两年举行了开光仪式。带领鉴真和上参观的，是东大寺别当良辩。鉴真双目失明，无法看见大佛的身姿。一个名叫延庆的通译僧陪伴在鉴真左右，鉴真对大佛的了解，不外乎通过延庆的言语说明。除了延庆的通译，还有法进、思讬等随行东渡僧人的讲解，他们肯定也会不断向鉴真和上解说亲眼所见的大佛的情状。

　　--大帝太上天皇，引天下之人共结良缘，铸金铜像，座高笏尺五十尺。

　　良辩讲解道。然后又问

　　--唐中有如此大像乎？

　　鉴真和上通过通译回答

　　--更无。

　　可以想见良辩听后得意满面的模样。连唐朝都没有如此规模的金铜巨像，而且这还是唐朝高僧亲口承认的。

　　对于此事，鉴真和上作何感想呢？这句"更无"，是出于深深叹服，还是出于无奈？关于这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我们只有试着用推理来解答。

　　也许鉴真和上心里想的是

　　--以日本的国力，何当如此奢华……

　　唐招提寺初期的简素可以作为上述推理的一个根据。

　　东大寺是国立寺院，而唐招提寺是私立的，两者在财政基础上一定有着巨大差距。

　　比起金堂，讲堂才是必不可少的，而讲堂的建材来自大内拆除朝集殿时处理的旧木材。这件事成为唐招提寺"贫穷说"的重要根据之一。

　　"贫穷说"的另一个根据，源于国宝"鉴真和上像"的单薄。如前所述，这座塑像采用的是脱活干漆的制法。先塑一个大致形状的泥坯，表层覆以麻布，用漆反复多次涂抹，漆干透之后，再把内部的泥坯取出而成。据说当时漆料十分贵重。漆像当然以涂抹层数多而厚为佳，然而用于粘接的漆是高价商品，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只得减少漆的用量。因此，塑成的漆像自然比较单薄。从表面上或许看不出，听说这尊鉴真和上像因为用漆量少，实际重量比预想的要轻许多。于是有人想象，这私立的贫穷寺院，一定连足够数量的漆都无法保证。

　　塑造这尊漆像时，还有一个特殊条件的制约也应考虑在内。鉴真和上当时已近垂危，弟子们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描摹师父的形象。

　　利用古旧木材建造讲堂，与其说是为了节约预算，不如说体现了鉴真一切从简的无言训诫更为妥当。

　　天平宝字二年（758），鉴真辞去僧职，远离了宗教行政事务。不知是否与权力斗争有关，一年之前，皇太子道祖王被废，取而代之的是大炊王。拥立大炊王为皇太子的是藤原仲麻吕。仲麻吕是这场政治斗争的胜者，同时他也是鉴真的强力后援者。所以鉴真的地位应当更为巩固，而不会有所动摇。

　　保守的佛教界对外来者鉴真和上虽然有着根深蒂固的抵制情绪，但鉴真此次辞去僧职，不应被视为政治上的失势。应当考虑到的是他双眼失明，年届七十一岁。这样的话，以下诏书的内容就很容易理解了。

　　其大僧都鉴真和上，戒行高洁，白头不变。远涉沧波归我圣朝，号曰大和上，恭敬供养。政事燥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

　　朝廷在解除鉴真的大僧都这个行政职务的同时，授予他"大和上"的称号，并号召诸寺僧尼向他学习戒律。

　　除藤原仲麻吕之外，鉴真还有众多强力的后援者。如果鉴真提出要建立戒律专修的寺院，绝不会缺乏慷慨相助的人。

　　唐招提寺在当时之所以是一座贫穷的寺院，我认为多半出于鉴真和上的意志。会不会正因为耳闻了东大寺的奢华，鉴真才把唐招提寺的戒律道场建得简朴质素以作对照呢？

　　鉴真把唐招提寺的后事托付给义静、法载、如宝三人。义静与法载是鉴真的直系弟子，这时已不年轻。所以后事应当更多地落在年轻的西域僧如宝的肩上。

　　不是不理解师父以简素为宗旨的想法，但既然受托后事，也不能不把寺院的兴盛当作自己的义务。

　　正因为有"大和上"称号的存在，寺院才能保持简素而无不妥。鉴真和上离世之后，简素的寺院看起来难免显得破落不堪。如宝为把唐招提寺建成一座气派的寺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唐招提寺的金堂、钟楼以及经楼都是在如宝时代建立的。

　　据古籍《鉴真和上三异事》记载，鉴真和上临终前，抚着如宝的头对他说，二十年后此寺必当时来运转。

　　赴日十年，临终之时，鉴真七十六岁，如宝三十过半，大弟子法进年纪也过了六十五岁。鉴真把唐招提寺的将来托付给新一代的如宝也算顺理成章的措置。

　　为把唐招提寺这座私立的律学之寺改为国立寺院，如宝倾注了全力。这样的"升格运动"，到底是否符合鉴真和上的遗志呢？我感觉尚有疑义。

　　虽然如此，如宝别无选择。

　　如宝少时赴日，在日本由鉴真和上亲自授戒，僧籍置于药师寺。据文献记载，如宝所在的不是唐招提寺近旁的奈良药师寺，而是下野国的药师寺。

　　在当时，东大寺、筑紫观世音寺和下野药师寺被誉为"天下三戒坛"，是戒法的三大据点。鉴真把这个年轻弟子派遣到偏远的东部去修行，想必是出于对他的期望。如宝一定没有辜负师父的期待，在远地建立了显著的功绩。据说鉴真感到死期将近之时，才把如宝从东部召回奈良。

　　如宝的故乡西域粟特，自古以商人辈出而闻名于世。

　　--婴儿出生，必喂之以石蜜，置胶于掌中。以祈愿孩子长大后能说会道，并把利益紧握手中。

　　关于粟特人，中国的史书里记载着这样一条奇俗。

　　他们擅长买卖，追求利润。男子年满二十岁，即被送往国外。有道是

　　--利之所在，无所不至。

　　说不定，如宝虽未必是定居中国的粟特人第二代或第三代，却并未失去故乡的本色。与生俱来的生意头脑以管理才能的形式得到发挥，使他在宗教界崭露头角。

　　--局量宏远。

　　这是《日本后纪》对如宝的描述。也就是说，如宝在人际关系上也是个富有魅力的人。无从查考如宝传授佛法的能力如何，不过，从他的业绩可以推测，他肯定是个具有管理才能和政治手腕的人物。

　　待到宝龟七年（776）鉴真的第十三回忌辰时，朝廷将播磨国的五十户人家划为唐招提寺的施主。翌年，又将备前国的十三町步土地划归唐招提寺领有。这是太政官府下达的正式指令。自此，唐招提寺的国立化得以实现，如宝终于如愿以偿。若当初只是拱手而待，当然不会有如此结局，这是如宝百般奔走活动得来的成果。

　　唐招提寺建金堂正是在这个时期。如宝的奔走也为寺院奠定了经济方面的基础，唐招提寺终于可以建造一座像样的正殿了。

　　此时如宝已年近五十。

　　虽然无法断定如宝是否出生于西域，或是一个出生于中土的胡人，但在唐招提寺壮丽的金堂建成时，他在日本的生活年数已几乎等于他赴日前的岁数。如果把刚出生时到五岁左右这段不曾记事的时期除去的话，他在日本生活的时间则更长久。

　　如宝已不是胡人，也不是唐人，而是一个日本人。如宝后来位至少僧都。然而即便成为日本人，在他的作品唐招提寺之中，我们仍能感受到若有若无的西域气息。

　　道镜被称为大臣禅师是在鉴真死后第二年。晚年的鉴真已洞察道镜的势头。鉴真心知肚明的是僧侣仰仗朝廷的信任，进而干预国政的时代倾向，并非是道镜其人的野心。

　　鉴真对政治向来敬而远之，并非因为自己是外来者，而是出于王法与佛法不可混为一谈的信念。在故国女皇武则天君临天下的时代（鉴真十四岁出家之时，正处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怀义和法明等妖僧出入朝廷，扰乱朝政。鉴真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时局，所以更加了解其无法长久的命运。

　　不久之后，日本进入了僧侣干预朝政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终结不会来得太迟--正如鉴真的推断。僧侣干致大约持续了二十年。

　　当王法与佛法的混同招来世人憎恶的时候，将两者严格区分的鉴真一定会得到人们的赞誉。对唐招提寺来说，这正是振兴的好时机……

　　鉴真的预言变为现实，而且时间比他预想的还早了几年。在鉴真第十三回忌辰的时候，为拂拭朝中政治的"道镜色彩"，朝廷试图唤回人们心中对鉴真的记忆。

　　在这样的时势之下，一个能够振兴唐招提寺的强腕人物--《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作"胡国人安如宝"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于如宝，我还要稍作赘述。

　　当金堂终于完成，唐招提寺即将开始一段新历程之时，朝廷决定把都城从奈良迁往平安京。那是延历十三年（794）的事。刚刚完成一桩大业的如宝，这时又有一份艰难的工作压在肩上。

　　平安京的佛教领袖是从唐朝修得密教归来的空海。如宝不愧是西域商人的后代，他擅长人际交往，政治手腕高超，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空海的信任。从唐朝东渡而来的如宝与从唐朝学成归来的空海，两人之间一定有许多共同话题。

　　迁都后，奈良的唐招提寺有逐渐被朝廷淡忘的危险，如宝为加强与朝廷的联系，只有向空海寻求帮助。于是唐招提寺从朝廷受封了五十户施主。

　　在空海的诗文集《性灵集》中，收录有一篇表文（启奏朝廷的文书）

　　--《为大德如宝谢恩赐招提封户奉表》

　　这是当时佛教界的最高权威代唐招提寺的如宝起草的表文，实在非同寻常。文中写道

　　--如宝，随师远投圣朝，六十……

　　由此可知当时如宝已过八旬高龄。也许正因为高龄，不能亲自执笔，所以才请空海代笔。封户一事大概也是空海尽力的结果。

　　据记载，弘仁六年（815）正月，位至少僧都的"传灯大法师"如宝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四岁。自从如宝踏上日本的土地，已经过六十年的岁月，距师父鉴真逝去也已五十二年。

　　如宝经营唐招提寺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一座曾经只有讲堂的寺院里，建起了金堂、经楼、钟楼以及宝塔。唐招提寺的三重塔本是朝廷于弘仁元年（810）建成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唐招提寺，可以说几乎都由如宝创建。然而无论是谁，只要听到这个寺名，都会联想到鉴真，怀想他艰苦卓绝的旅程。而当年如宝与师父一道历尽艰险，师父去世后，他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竭力完成了这座寺院的建设，这些事迹却鲜为人知。

　　如宝没有留下著作，对他的宗教思想体系，我们连只鳞片羽都无法得知。据《日本后纪》收录的传记，就"咒愿"而言，天下无人能与如宝匹敌。由此可见，如宝擅长念咒祈祷，应该是长于实践，而不是沉湎于思索的人。有人说佛教本是诞生于印度的思索式宗教，传到西域以后，开始带有实践色彩。长于实践，是否可以看成是一种西域的特质呢？

　　如宝能否算第一个来到日本的西域人？因对西域的定义不同，这个问题无法确切回答。如果把印度也算作西域的话，在鉴真一行之前一百多年，来自王舍城的一位名叫法道的僧人应该算作第一个。据说他在播州建立了法华山寺，但关于法道其人，却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

　　在《日本书纪》白雉五年（654）夏四月一项中，有如下记载

　　--吐火罗国之男二人、女二人、舍卫之女一人，被风流来日向。

　　齐明天皇三年（657）一项又有

　　--睹货逻国之男二人、女四人，漂泊筑紫。

　　"舍卫"无疑是指以"祗园精舍"闻名的舍卫城（塞特马赫特）。"吐火罗"与"睹货逻"可看做同一地，至于是否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那个睹货逻，尚有诸多异议。

　　西域的睹货逻所指范围相当广阔，包括现在阿富汗北部至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分。根据玄奘的记述，睹货逻分为二十七国。

　　至于认为《日本书纪》里的睹货逻（吐火罗）不是西域国家的观点，其依据是，与海岸相距遥远的中亚人，不太可能出海漂流。东南亚有一个名叫北榄坡（Paknampho，泰国湄南河下游一带）的地方，或许就是在中国史书中以"堕和罗"等名字出现的国家。也有人主张说，这些男女来自更相近的九州吐噶喇列岛。

　　《日本书纪》成书之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已问世七十余年。对睹货逻这个用字有些奇特的国名，当时日本的读书人应该会有印象。因此两者混淆完全有可能发生。

　　然而玄奘所说的睹货逻国也位于中亚商业民族的地区，如果男子年满二十就到国外做生意的话，他们也有可能在海上漂流。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孝德天皇时期、齐明天皇时期的漂流者不是西域人。

　　波斯不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人种和语言上，都与中亚紧密相连。中亚商人如果想做大买卖，应当都会以萨珊王朝统治下的波斯为目的地。正当这个时期，在阿拉伯兴起的伊斯兰势力开始进攻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军团击败，灭亡于642年。巨大的王国灭亡之后，肯定会有大量亡命者出逃，他们应大多带着家眷。

　　《日本书纪》中所提到的睹货逻国人漂流，是萨珊王朝灭亡后十余年的事。当时正值拜火教徒被强制改宗为伊斯兰教的时期。

　　把漂流的西域人看做亡命者，也不应算是牵强附会吧？

　　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之时，船漂流至海南岛，他们在那里目睹了波斯人的村落。海南岛的波斯人并非漂流而来的难民，他们遭遇海盗劫掠，被迫在那里充当奴隶。

　　在海南岛万安州照顾鉴真一行的那个名叫冯若芳的人，正是一名海盗头目。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有

　　--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

　　文中提到，在南北三日、东西五日的路程中，一路上都是波斯人的村落。

　　遭海盗船劫掠的，应当只是交易船的一部分而已。想必大部分商船都平安抵达广州，并在完成交易后平安返回家乡。如果风险太大的话，海上贸易应该转向衰微才对。鉴真从海南岛前往桂林，又从桂林返回广州。关于广州，《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描写道

　　--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

　　当时海上贸易正呈现一片兴盛景象。书中还写道，广州有三座婆罗门寺，寺中常驻着印度僧人。

　　驻留中国的印度僧人为数众多，来到日本的婆罗门僧正应该也算其中之一。婆罗门僧正即菩提仙那，他于天平八年（736）五月搭乘遣唐使船来到日本。大约比鉴真到达日本早十七年。

　　如前所述，婆罗门僧正在林邑搭救了遭遇海难的佛哲，并一同来到日本。当时奉朝廷之命前往难波津迎接的是行基。

　　婆罗门僧正一行抵达后，来到伏见山麓的菅原寺，那里是行基的寺院。主人设宴欢迎，宾主尽欢。佛哲长于音乐，兴之所至，便用筷子敲击碗盘唱起歌来。婆罗门僧正也通音曲，而且擅长舞蹈。两人高声唱起印度歌谣，载歌载舞。

　　就在附近菅原寺附近，住着一个奇人。

　　他的姓名与出身无人知晓，相貌也异于常人。奇人平时栖身于菅原寺后山，向来沉默不语。只是不时见他抬头仰望东方。

　　人们都以为这个乞丐是个哑巴。因为不知其姓名，于是称他为

　　--伏见翁。

　　因为无论怎么招呼他都不曾回应，所以也不需要姓名。

　　然而，这个伏见翁听到菅原寺传来的歌声以后，竟冒冒失失地冲进寺院的庭园。估计宴会是在面朝庭园的房间里大开着门户举行的。这个被众人当成是哑巴的男人忽然开口大声叫道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时候到了！

　　他当时说的应该是印度语吧。

　　就这样，伏见翁与婆罗门僧正和佛哲一起，尽情歌舞了一番。

　　这个常年沉默不语的奇人伏见翁一定是漂流至日本某处的印度人。从当时的文献记录来看，从事海上贸易的波斯商船比印度商船要多得多，所以才会在海南岛形成波斯村落。

    虽然没有留下文献记录，我想那时一定还有第二、第三个西域人"伏见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