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刷机了能找回吗:中国'深喉"的命运——"深喉"越危险 腐败越安全

　　权威统计告诉我们：中国的腐败案件70%来自群众举报，而70%的举报者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打击报复或者变相的打击报复。这是中国“深喉”的生死劫。

　　两个70%，不能不让我们发出追问：中国“深喉”的命运为什么这样悲壮又这样悲惨?“深喉”举报腐败命途多桀却为何还那般“执迷不悟”?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才能为“深喉”的安全撑起一把结实的“保护伞”?

　　中国需要反腐，反腐需要“深喉”，“深喉”需要安全。因此，这一连串问题，需要我们 来解答。

　　中国“深喉”的三种命

　　中国的腐败多种多样，中国的“深喉“也形形色色;腐败案例的查处结果不一而足，但“深喉”的命运大抵只有三种。

　　第一种是“活”命，代表人物是陈爱武。1980年，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向中纪委举报，反应时任商业部长的王磊在丰泽园吃喝之后少付餐费，前后共16次，他手头上有账可查的两次应付菜钱124.92元，而王磊只付了19.52元。中纪要接到举报后不久就查实了情况，并发出通报，批评王磊，表扬陈爱武。原本这事已经“内部”解决了，没想到，《中国青年报》于10月16日在头版头条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更没想到的是，事件公开后，王磊再次主动向中纪委作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款额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同时，王磊还亲笔写信给丰泽园饭庄，对陈爱武的举报行为，“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随后，其他一些“特殊宾客”也闻风而动，纷纷请求自己就餐的饭店帮助“查一查”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有发现，表示“立即把钱补足”。陈爱武原本以为得罪这样“职高权大”的人物会招来麻烦，没想到这一举报，自己“活”得更风光了，这事一时传为佳话。时隔近30年后，当人们谈论起如今的腐败现象时，仍还对当年的“小厨师勇批大部长，大部长钦佩小厨师”的事儿津津乐道，并赞其为“民主监督的绝响”。

　　第二种是“死”命，代表人物是郭成志。2008年10月15日，河北省邯郸市河东村老支书郭成志等4名村民到北京举报现任村支书白虎林违法占用村里的土地、占用赔偿款数以亿计等经济犯罪问题。丛台区委、区政府领导得知消息后，派信访局、乡领导进京接访，被举报人白虎林随后也带着10多名打手同时追到北京。当着区信访局长、乡党委书记的面，3个打手对郭成志又打又骂，并把郭成志等4人塞进被举报人派来的两辆面包车里往回拉。几番殴打后郭成志被丢弃在路上，造成高位截瘫，最终在医院里含恨而死。70高龄的老支书“打虎不成反被虎伤”，在信访局长、乡党委书记的眼皮底下惨遭毒打，最后被打成瘫痪含恨而死，岂非咄咄怪事!你可能无法想象这样的惨剧会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但事实是，这样的惨剧我们还时有耳闻。这是反腐路上最悲哀的事件，这同样也是中国“深喉”最悲惨的命运。

　　第三种是“苦”命，代表人物是李文娟。李文娟原是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2002年，李文娟实名向中纪委和国家税务总局举报，反应鞍山市国税局中直分局违法违规为企业减免巨额增值税，涉嫌账目造假等问题。自此之后6年间，李文娟历经两次辞退、一年劳教之灾。2005年，法院撤销了对李文娟劳动教养的决定。2008年10月，李文娟举报的问题调查完毕并结案，中纪委、辽宁省纪委和国家税务总局向李文娟通告的调查结果是：李文娟所反映的问题不存在;国家税务总局已责令鞍山市国税局中直分局规范内部操作管理环节;给予时任鞍山市国税局长的刘光明等相关责任人以警告和记过等处分。此时，刘光明已经退休两年，而李文娟也已被安排到另一个陌生城市的国税系统工作。面对这样的结果，吃尽苦头的李文娟既痛苦无奈又苦不堪言，同时也不认同：“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存在的问题，我有所有证据，可没人找我核实情况，这次连以前承认存在的两个问题都推翻了。我被整得太惨了。我再也不举报了。”李文娟的遭遇是中国大多数“深喉”命运的一个缩影，“李文娟现象”对中国“深喉”来说，无疑具有范本意义。

　　“深喉”越危险，腐败越安全

　　除了少数几个像陈爱武那样有运气有福气的“深喉”外，中国“深喉”中的大多数一直生活在危险之中，许多人都有一本反腐“血泪史”，“深喉”反腐的成本和代价相当高。

　　权威的统计告诉我们：现在全国每年因举报腐败遭受打击报复而致死致残致伤的恶性案例高达1200多起，而上世纪90年代每年还不足500起，之前的80年代类似案件很少发生。至于“穿小鞋”，找个茬儿给你个党纪政纪处分、开除、解聘、扣工资奖金、“调整工作”、“考核考评”等等“整人”的把戏，更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可以随手拿来，毫不费劲又堂而皇之地把你整得个灰溜溜、臭哄哄，让你时时感受到举报的可怕与恐惧。

　　还是让我们来温习一下那些让我们难以释怀的典型“深喉”和他们流下的血和泪吧：除了郭成志、李文娟，周伟举报“慕马案”，结果被拘700多天，随后被开除党籍，最后撒手人寰;李玉春举报“下跪副市长”李信，结果害得自己被判包庇罪5年;郭光允举报省委书记程维高，结果被劳动两年、开除党籍，落下一身病痛;吕净一举报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结果被判刑一年，刑释后在家被刺8刀，妻子当场被杀死;于新华举报“国贸城案”，结果被免职，被陌生人砍头砍脚砍屁股，砍得全身是血险些丧命;孟克非举报“国科园案”，结果遭迫害两度被关押，独生子也被绑匪杀害抛尸河中;黄元勋举报“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曾锦春，结果被人出价10万元买他的人头，他被逼无奈只好给省委书记写遗书求救;于瑾举报市委书记周银校，结果被网上通缉后被判刑两年，从一个富有房产商变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龚远明举报县领导，结果左脚脚筋被砍断;汪汉林举报火车站站长刘志祥，结果被人在铁路涵洞推下路基，领教了一顿黑棒黑拳;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鲍宇等3名银行职员举报了一宗腐败大案，为国家挽回了上亿元的损失，结果他们被逼得隐姓埋名在全国各地奔波躲藏，最后他们请求政府帮助他们“消失”……这些“深喉”的命运让我们不寒而栗。

　　人们不禁要问：是谁让“深喉”总是这样处在“危险”的境地?

　　有两个案例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一个是李国福离奇死在监狱里。李国福是安徽阜阳市颖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的举报人，他多次到北京举报颖泉区委书记张治安的问题，最后一次返回阜阳当天就被颖泉区检察院带走，随后被拘留、逮捕，最后蹊跷地死在狱中，检察机关出具的调查结果，说是“自缢身亡”。消息一出，国人一片质疑：这很可能是变相的“杀人灭口”，因为很可能有人要让这个“深喉”自行“闭喉”，不然他们的腐败就玩不下去了。利用行政和司法权力为腐败“保驾护航”，这是腐败者为“深喉”制造险境最高明也是最阴毒的招数。另一个案例是，四川的肖启伟，还有湖南的胡卫民、上海的陈晓兰、黑龙江的王雪原等几位举报者，虽然他们让少数几个“责任人”受到了处理，但因为他们揭开了医疗腐败的黑幕，结果被业界视为“异类”，称作“叛徒”，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们只得或愤而辞职，或远走他乡，个个陷入生存窘境。这种现象揭示出来的道理是：一条狗落水了，岸上的同伙还在。所以，“深喉”怕的不是落水的那一条，而是岸上的那一群;若岸上还有披着人皮的，那就更可怕。因此许多“深喉”就慢慢地噤声了。利用“寒蝉效应”为腐败张目与掩护，这是腐败者为“深喉”制造困境最便利也是最便宜的手段。

　　还有两个案例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生动的寓言：一个是一位化名“魑魅魍魉2009”自称是“上海一名普通的IT技术人员”的人，他偶然捡到了温州、新余的“官员出国考察团清单”，并把它们“晒”到了网上又向两省纪委举报，让人们一看就知道了这所谓的“出国考察”其实就是公费“出国旅游”。结果多名违规违纪的出国官员受到处分。让人最感兴趣的倒不是这种已经让国人见怪不怪的公费出国旅游花了多少钱，而是“魑魅魍魉2009”在选择爆料和举报时所采取的重重保密措施：隐瞒自己的身份，包括“即将成为妻子的女朋友”;临时注册ID，“通过国内的跳板机再使用国外的代理发帖”;给两省纪委邮寄举报材料时，“特地穿上有帽子的羽绒服，并且围上围巾”;与媒体记者联系时，“专门新办了一个手机号码”。顺便说一句，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魑魅魍魉2009”到底是谁，他的神秘，倒是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中国“深喉”的感觉。另一个是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来直接送进精神病院，直到20多天后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才被放出，而且在新泰上访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人还不是个别。左边是“魑魅魍魉”，右边是“精神病院”，你要做“深喉”举报腐败，要么成为“魔鬼”，要么成为“疯子”，“深喉”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左拐呢?这是一个怎样恐怖的暗喻啊!

　　原来，腐败所需要的安全和环境，正是“深喉”的这种危险和恐惧!“深喉”越危险，腐败越安全。面对腐败，“深喉”显得那么胆战心惊和孤立无援，而腐败却时时受到关照处处左右逢源，这是“深喉”反腐的困境，也是腐败队伍不断壮大、日益嚣张的根源。这种状况不改变，依靠群众反腐就不可能有希望;只有情况倒过来，“深喉”很安全，腐败很危险，反腐才能形成真正的好气候，腐败才能真正减少，社会正义和社会正气才能占到上风。

　　保护“深喉”，保卫“良心”

　　中国处于和平年代，现在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已经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唯有反腐败斗争还是一场真正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尤其是举报腐败的“深喉”，更是处在这场“战争”最弱势最危险最没有保护力的“最前线”。不难想象，你举报对方，对方若是真正的腐败分子，如果你举报成功了，那就等于“你活我死”，前途命运完了，既得利益完了，还有牢狱之灾，甚至判个死刑一命呜呼，这岂是一个腐败者心甘情愿的?谁会傻呵呵地坐以待毙呢?于是，腐败者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疯狂地打击报复。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残酷性。

　　看到了“深喉”举报腐败的现实危险性，认清了反腐败斗争的无比残酷性，我们就会懂得对“深喉”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举报腐败的“深喉”，被称作是一个社会的“时代良心”。保护好了“深喉”，就是保卫住了我们的“良心”。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改变“深喉”的悲惨命运，使“深喉”的安全得到有效保护和保障呢?

　　重奖当然很重要。目前我国的纪检部门有这方面的详细规定，而且兑现得比较好，但奖励的比例还不够高，力度还不够大。“重赏之下必要勇夫”，这是一个市场规律，既然对促进反腐有用，我们就要最大限度地把它用到位。

　　法律保护当然更重要。我国对腐败举报者的法律保护，从宪法到刑法，再到法规性的党政和司法文件，都有规定，但现实情况是责任不够分明，落实不够到位，有些规定本身就不具体，很难落实。于是，许多专家和有识之士呼吁国家尽快制订《举报人保护法》等专门法律，以让举报人的保护真正全面地纳入法律保护轨道。但在这样的法律还没有出台前，我们应当根据现实国情和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同时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对举报人的安全实行更有效的法律保护。譬如，我们可以根据案情，把那些有人身危险、有可能遭受打击报复的举报人加以特定保护，在侦查、审查、审判以及审判之后的各个阶段，确定专门的机关或部门和单位加以特定保护;同时，我们要加大检察机关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要让那些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腐败者知道，打击报复的成本和代价是如何巨大。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吓阻和遏制打击报复事件的发生，或者降低打击报复的程度。

　　重奖很重要，法律保护更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彻查腐败，这也是对“深喉”最好最根本最痛快的保护。

　　“深喉”举报了腐败，有时腐败者非但没有得到查处，有的还边腐边升;而举报材料转来转去，有的甚至最后转到了被举报人手里，这是让“深喉”们最寒心的事情。其实，对绝大多数“深喉”来说，他们举报的最大最高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奖金、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责任、一种良知、一种正气、一种正义，为了如何尽早尽快地把那些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因为在做“深喉”的时候，他们已经作出了自己的生死抉择，已经做好了“舍得一生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心理准备，所以，他们在反腐路上才走得那么勇敢那么无畏那么坚忍又那么坚韧，所以许多“深喉”在经历九死一生的苦痛之后面对最后的惨胜仍然无怨无悔，仍然向我们绽放出一个勇者的灿烂笑容。因此，让腐败者付出与腐败相应甚至更高的成本和代价，这是“深喉”们最想看到的结果和胜利，也是对他们英勇斗争和流汗、流泪甚至流血的抚慰和安慰。

　　“深喉”举报腐败，有的甚至成为“勇士”成为“英雄”，我们当然应该为他们打气撑腰、壮胆喝彩，但我们的反腐部门也应该感到有些羞愧和脸红才是，因为我们是反腐的“正规军”啊，怎么能老是“按兵不动”呢!有一句话叫做“民不举官不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基本上是反腐部门的工作信条。有时即使民“举”了，官“究”不“究”还是疑问号，因为他们还要看“究”的难度，还要等更大的“官”的“批示”和“指示”，所以反应总是有些“迟钝”，时不时贻误了时机，或让腐败者从容应对，或让腐败者瞒天过海，或让腐败者打压住“深喉”，或让腐败者溜之大吉甚至溜到海外去了。其实，民可以不举，但官不可不究;其实，所有腐败者的腐败行为，反腐部门比普通老百姓知根知底得多，查起来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因此，只有“正规军”主动出击了，而且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打恶仗打生死仗了，反腐的声势和力量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深喉”才能真正成为反腐的“同盟军”，而腐败分子也会因此不再敢那么贪婪，也不再敢那么疯狂地打击报复，“深喉”的安全也自然不再让人那么担忧。

　　彻查“深喉”举报的腐败，反腐“正规军”主动走上前线，就能不断地培育和壮大反腐民意。只要反腐的民意基础强大了坚固了，“深喉”在反腐斗争中就可以更加勇敢更加安全更加法制化地更加大有作为，不论他们是以“独行侠”、“孤胆英雄”的勇者形象出现，还是以“职业举报人”、“民意代表”的专业姿态行走;也不管他们是以信函、上访、“面对面”的传统方式举报，还是以专门电话、专门网络的现代技术“互动”;同时也不谈他们举报时喜欢用实名还是爱好用匿名，他们都会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创造力地投入到反腐败的人民战争中来，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战果来证明：中国“深喉”，不愧为中国社会的“时代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