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常熟阿缇希工厂地址:彭德怀被打骨折前致信周恩来：红卫兵有3个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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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将军到囚徒，
从战场到牢房，
只有这天翻地覆的年代，
才有这空前绝后的荒唐。
你是将军啊，
战场上功勋卓著；
你是囚徒啊，
牢房里的战果辉煌。
因为你献给昨天的是鲜血，
献给未来的是生命；
因为你倒下去的是躯体，
站起来的是榜样！
时红军：《伟大的囚徒》刊载于1979年12月号《北京文艺》。
彭德怀在囚窗里翘首盼望毛泽东的答复，就此一等8年，直到他的生命结束。
1966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篇气势汹汹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晚上，彭德怀刚要休息，红卫兵进屋叫他写对姚文元大作的看法。
“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你到底写不写？”
彭德怀叹了一口气。他想起来，此时，姚文元有诽谤他人的“自由”，而许多人已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但经过数十年战火考验的彭大将军，还是“自由”地还了姚文元一“枪”。
彭德怀提笔给素不相识的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姚文元同志：
读了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同志要我对其中一段表示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彭德怀在信中叙述了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经过和信的主要内容。
1月6日，彭德怀的这封信被送到彭德怀专案组，成为彭德怀的新“罪行”。
彭德怀又按红卫兵的要求写了4份材料：《挖思想根》、《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毛泽东阅后批：“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中央文革在“放线钓鱼”、“引蛇出洞”，彭德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在小屋里不断自言自语：“把我弄到这里来20多天了，还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光说我上北京住哩，可是叫我来到这里，也不知道干什么。”
红卫兵又提出高岗、饶漱石、“军事俱乐部”等问题，说彭德怀：“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勒令彭德怀：“把你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这自然是借红卫兵之口道出的某些人的要求。
“没有什么俱乐部。”彭德怀瞪眼答复。
“非写不可！”
“啪”的一声，彭德怀的手掌打在桌子上。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大吼起来：“杀掉头也没有！”
这时，彭德怀正受着疾病的折磨。由于心情焦灼，房屋阴暗潮湿，加上没有衣服可换，在朝鲜战场矿洞里患过的神经性皮肤炎复发了，双腿长满湿润和糜烂的斑块，并向上身扩散。
1月30日，彭德怀在一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笔记中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事实却不如此。凡属这样忠实尽职的同志，时常受到打击报复，一些奉迎作伪者，反而受到奖励。”
2月中，彭德怀的腿、臀、背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不能弯腰，不能躺卧，这时他才向监护点的人提出能否治疗一下。
他身上仍然是从成都穿来的一套内衣裤，已沾满了脓血。袜子早破了，棉裤露着棉花。
五棵松营房离市中心很远，出入受限，伙食不好，红卫兵陈××在日记中写道：“真是度日如年”，借过春节之机，“溜之乎也”。
彭德怀从报纸上看到“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刘少奇被打倒，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陶铸成了“大叛徒”。从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导致全国的夺权斗争，各省市纷纷成立“红彤彤”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代替各级人民政府。
形势变化是这样的急速，报纸上“天翻地覆慨而慷”。尽管个人蒙冤，彭德怀和当时的千百万干部、党员一样，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充满了热情和浪漫的希望，想到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总是难免的，何况毛泽东当时已经指出：“对待干部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排斥、一律打倒都是错误的。”
他想把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谈谈。几十年的情谊，毛泽东在派他去西南工作时已表示过，并不愿和他分手。但他已写过3封信都没有回音。于是，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他被红卫兵“抓来北京已两个多月了”。他向周恩来报告了红卫兵要他交代的重要问题和自己答复的内容后，谈了对红卫兵的看法：
红卫兵是新生事物。我自去年8月下旬至12月中旬，历时3个多月，晚上7时半至10时半，即到街上看大字报，拾传单，听他们讲演，并看其他各种活动。成都市许多旧习惯，如茶馆之多，难以数计，许多街道、商店仍是封建和庸俗名称。几天之内，为毛主席语录牌、新式的革命对联所代替。茶馆也无人进门。现象完全改变，看了真使人兴奋。我在这3个多月中，对红卫兵作了比较认真的观察，所得结论是3个好得很：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冲击“四旧”，冲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击官僚主义，冲击铺张浪费，这一切真好得很；比较无私心杂念，一切为革命，认真宣传毛泽东思想，促使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好得很；在运动中锻炼自己，解放自己，将培养出大批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干部，这也是好得很。
彭德怀在信中对周恩来说，近40天来更加深了这一认识。红卫兵“学习毛泽东思想比起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党政民机关干部的学习要认真得多，他们的工作也是严肃热情的”。
彭德怀向周恩来报告自己的情况：
“1月31日以后，红卫兵即无人在我处，现在把我交给解放军某部看管(您久已知，去年12月27日夜半，即有红卫兵告我：总理已经知你到此，并即准备去警备司令部)。
除读毛选和语录外，就只能看到《人民日报》，不准到室外散步，只能在12平方米房内来回走着，见不到太阳，但室内烧了炉子，比较暖和，连上送饭吃，这一切都好。”
看来，彭德怀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困惑。不相信这是中央的意思，甚至怀疑中央是否知道他今日的处境。这封信直接送给了专案组，并没有呈送上去。
监护点内，被监护的人都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怀没有人送。干部问他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他料想浦安修处境不会好。又怕连累侄儿侄女。想来想去，才给梅魁写了一封信。
“不管在哪儿，我都要来看你的。”彭德怀记得侄女彭梅魁的这句话，梅魁也说到做到。到成都看望伯伯以后，彭梅魁常写信问候伯伯。彭德怀把1966年12月份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抄了一份寄给梅魁，让梅魁保存。此后，梅魁即不知道伯伯的情况。
12月29日，景希珍突然来到彭梅魁家里，告诉她彭德怀已被红卫兵抓到北京，现在下落不明。彭梅魁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2月底的一个晚上，监护点的两个参谋按彭德怀告诉的地址来到彭梅魁家里，交给她一封信。
是伯伯写的。彭梅魁心头一震。
彭德怀告诉侄女他已“被抓来北京”，“到京两月，红卫兵对我所追问者，还是庐山会议情形，此事无再谈必要，仍如既往，服从中央决定。其他一切愿受革命群众审查，请你放心吧。”“今冬皮肤炎(痧疹)变为疮疤，痛痒异常，近警卫部队负责人派医生专治，已见成效。”“在成都被抓时很急，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布制服、袜子、布鞋”，“还要寄一点钱”。
后面署名是“伯父清宗”。
清宗是彭德怀在家谱上的名字。只有亲人知道。此时的彭德怀用清宗的署名，表现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彭梅魁激动极了。一个多月以来，她为伯伯担忧，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今天总算有了下落，可又是怎样的下落啊！
红卫兵从监护处撤走近1个月，彭德怀问监护点的人：“老把我放到你们军队里干什么？假装不知道，实际上都知道。”哨兵经过教育，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攀谈。彭德怀说：“红卫兵怎么不来了呢？一天和这些小青年斗斗嘴也不错。”他一再提出要求回家种地，再不然仍回吴家花园，“住到后面的那间小屋子里读书，一切生活我自理。再不行，能不能叫我住党校去学习，找一间房子给我好好读读书。”
他想得太天真了。他真得离开这里，但不是他想去的地方，也不是种地，不是读书。
3月6日，彭德怀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距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部队驻地。五棵松这里红卫兵进驻过，不安全了。
经过一番构筑，这个地方成了关禁党和国家、军队被打倒的领导人物的秘密监狱，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护”体系：北面八里庄驻有一个摩托营，电台与这里直接呼叫，可以随时出动；附近设有潜伏哨；大门口有守卫；“案犯”(《哨兵日记》上对被监护人的称呼)门口各有一个哨兵。彭德怀屋内设有一个哨兵，一言一行都被哨兵记录在案。
到了罗道庄，彭德怀发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他自言自语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是在这里坐监狱。”冬日将尽，他还穿着那身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棉袄，边补边对带班员说：“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个哨兵，特别是晚上，我看大多数都是干部。我是一个政治犯，我也懂这些，我自己能负责自己。”有时他对着哨兵拍腿感叹：“今年我已经撤职8年了，这8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今后的岁月又将如何呢？一天，他提笔给监护点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
部队负责同志：
住在这里增加了你们很大负担，内心惭愧！昼夜两人值班，建议减少一个。现在工作、生产、学习很忙，我可以参加一点轻微劳动，请你考虑。
“负责同志”置之不理。
3月19日，一个参谋拿着彭梅魁送来的衣物和水果。彭梅魁被告知东西送到正义路卫戍司令部转。参谋让彭德怀签收据，彭德怀在上面写了“石穿”两个字。
彭梅魁的物品给他带来安慰，也带来了希望。4月1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被抓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因报纸上有文章，不点名地说他到西南搞翻案活动。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向毛泽东声明：“我到西南区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仍然没有回音。
4月20日晚，又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称呼“总理”，信中谈四川石棉厂矿渣堆积在南岸，流失不少。他曾报告西南局领导人，此矿渣可加工成钙镁磷肥，成本低，肥效高，恐此事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下署名“石穿”。
彭德怀在囚室里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给中央文革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林彪写过信。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文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戚本禹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报纸上已多次不指名地骂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闹翻案等，对他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词。戚本禹此文在报纸上第一次指“彭德怀”之名而攻击之。彭德怀坐在桌旁，先是看到文章中点了一串名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怎么，都成了反革命？！如何置信！？他在这些名字下用红铅笔重重地画了一道又一道。再看下去，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在那一段话下面也画了重重的一道，喘了一口粗气，把报纸扔向一边，躺到床上唱起《国际歌》来：“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宏亮而粗犷的歌声，震动了囚室内凝滞的空气。
哨兵早已被布置观察彭德怀看到自己被点名时的“动向”，哨兵在日记上特别记下了彭德怀以上的“反应”。
“文化大革命”高潮接着高潮，副统帅林彪对专案工作不满意，说：“专案成了悬案，问题是落实。”意即一切罪名都要由不实变成“实”。不久，根据林彪、江青、康生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制定了新的审查彭德怀的计划，把已进行了5年的对彭德怀“背靠背”的审查，升级为“面对面”的“斗争”。江青指示从解放军抽调团以上得力干部到专案组，加强对亲自参与缔造了这支英雄军队的彭德怀元帅的审查。
1967年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华、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
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在她的心目中，元帅、“海瑞”，正需要痛打一下。她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呵”。戚本禹连忙告诉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兵提出没有“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
野蛮的、可悲可叹的历史一页揭开了。
6月21日，“重新武装”的专案组在戒备森严的八里庄审讯室里第一次提审彭德怀，要彭德怀交代怎样“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集团”的。彭德怀说：“你们不了解，小娃娃不懂事！”主审人喝道：“老实点，要坦白交代！”彭德怀无可奉告。
以后许多天，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写自传。他不愿意写，专案组的人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彭德怀说：“既然是组织让写，我服从。”他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专案组代表至高无上的党，代表他一贯服膺的组织。
7月19日早饭后，彭德怀正埋头写自传，被告知，要去“开会”。彭德怀抬头问：“开什么会？带纸笔吧？”
“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彭德怀大大误解了。直到吉普车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他才想到，这是开他的“批斗会”。
中午，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面饼子。下午他被带到北航六系一间教室里，面对着60多个红卫兵。
“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一个红卫兵厉喝一声。
彭德怀态度温和，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显然这是专案组教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听到伟大领袖发了贺电，红卫兵不知怎么“审”下去--这是为开批斗大会而举行的预审会。
北航原党委一个负责干部韩爱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批判彭德怀在华北“搞独立王国”，“背着主席打百团大战”，“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寇引到根据地来，造成很大损失……”
彭德怀怒不可遏，打断韩爱晶的话，讲为什么打百团大战，打得怎么英勇。一部分红卫兵似乎听入迷了。在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份《快报》上，描述了这一场面，说：“他竟恬不知耻，慢条斯理地吹嘘他当时如何英雄，打死打伤多少敌军等，好像讲故事一样。”
韩爱晶赶快扭转局面，喊：“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板起面孔答：“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可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嘛！在庐山会议就打倒了！”
韩爱晶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爱晶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呼啦围上去一堆人，拽的、打的、踢的，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姓陈的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几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70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7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韩爱晶问：“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不是指毛主席？”彭德怀点了点头。韩爱晶把这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拽着昏迷中的彭德怀的手按印、签字。
下午17时50分，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韩爱晶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审斗会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爱晶得知后，即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像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野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彭德怀之死
文革中，彭德怀被批斗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元帅被囚禁了整整八年。但即使身处逆境，他对林彪事件的表态依然是不计个人恩仇，实事求是的。无休止的批斗、审查与铁窗生活的无情折磨，使他不幸患上了绝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想的还是洗清自己的冤案，出来为人民工作，建设好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彭德怀元帅终于被平反昭雪，历史最终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对林彪事件秉公直言
彭德怀被红卫兵用“闪电术”抓到北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一件。他身上的棉衣，还是志愿军时穿的那件，已不能再穿了，可又没有换的衣服，加之当时患了皮肤病，浑身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疼痛。负责监护的士兵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他在北京还有什么亲人，可以通知他们给拿一点换洗的衣服来。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
1971年8月8日(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
1972年11月22日(彭德怀)躺床上哭了一小时。
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的元帅已到了最伤心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就是在如此痛苦的磨难中，彭德怀也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轻易地加害于人。当林彪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之后，专案组于1972年1月8日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问题时，彭德怀冷静地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
当专案组说他不老实，包庇林彪时，他坦率地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专案组再次逼彭德怀写林彪与高岗在东北时的材料，彭德怀说：“我当年没有在东北与他们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彭德怀不愿意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头上，通过揭发林彪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在林彪受到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这个时候，要做到这一点那也是不容易的。
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当然，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大都被囚禁，因此对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了解得也不够全面，但他身陷逆境，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却在此时敢于秉公直言，这也显示了他不计个人恩仇，直言极谏的性格。
无情折磨，“145”身患癌症
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使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彭德怀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
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又同样遭到了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
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不准他写字，不准听广播。彭德怀让医生将窗子上的纸撕下来，以便病室里亮一点，可是却遭到了拒绝。
彭德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什么145，我是庐山上的那个彭德怀！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动了，你们还不放心？”
原来，为了对外保密，对于彭德怀所住的14病室第5床，改称145，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时，还将他屋子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疼痛。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可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1950年，毛泽东、彭德怀在中南海
1973年12月30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审问。
问：“彭德怀，我们看你是不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答：“怎么说清楚，我说是事实，你们偏说不是，偏要给我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公平不公平，讲不讲道理？”
专案组人员无话可答，就问：“我们问你，毛主席说人人都要加强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我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1974年3月24日，专案组在彭德怀重病中对其进行审问。
问：“你和林彪有什么关系？”
答：“什么关系？他惨无人道地迫害过我，整过我！”
问：“你们都是反党集团。”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怀没有反党集团，杀头也没有。”
问：“我们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现在还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
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受尽病痛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
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党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
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它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她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
彭德怀的精神感动了医生，他们又来劝他：“彭老总，你的病情已很危险了，还是尽快动手术的好。”
彭德怀躺在床上，看着医生问：“我这病手术时会不会有危险？”
医生说：“只要动得早，不会有大的危险。”
彭德怀深情地说：“我彭德怀并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干革命了。我这条命也是从战场上捡来的，还能怕什么。问题是我还背着黑锅，我必须活着将我的问题说清楚。”
说到这里，彭德怀的眼里流出了泪水，长叹了一声：“唉———”
动手术前要求见毛泽东
自从1967年元旦那天给毛泽东主席发出那封信后，近七年来彭德怀一直盼望着能得到回信，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信发出后却石沉大海，这使彭德怀感到十分失望。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专案组自然不让他随便走动。彭德怀不屈地大声喊：“背了一身的黑锅，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伯伯，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手术做完后，彭德怀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彭德怀元帅，死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的是，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
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他所有的遗物都被焚烧了，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在送往火化的时候，连火化费都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也就是说，彭德怀死后直至化成灰烬，都没有花公家的一分钱。“四人帮”一伙怕引起人们怀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单上的年龄写的是32岁，籍贯：成都市。
骨灰盒之谜
1978年12月23日，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并决定第二天在北京召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可在此之前，在北京筹备召开的这个追悼大会，还在为找不到彭德怀的骨灰而着急……
彭德怀骨灰究竟到哪里去了呢？1978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一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停在成都郊外双流机场。从飞机上走下两个人来，直奔中共四川省委。
两人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递上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给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一封便函。张振亚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对两位客人说：“彭总来四川三线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啊。”
来人回答：“没有搞错，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
张振亚想了一会，才说：“有这件事情，但那不是彭总的骨灰，而是一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来人兴奋地说：“对，就是‘王川’，那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就是彭总的骨灰！”
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虽然自己中间还去看过几次，但长期无人过问，又无人去办过任何手续，按照当地火葬场的规定，三年之内无人前来认领的骨灰，到时将挖坑深埋，那骨灰还在不在呢？张振亚火速直奔郊外殡仪馆骨灰保管室。
文革被批斗场面
谢天谢地，骨灰还安然无恙地摆放在那里！
据有关记载，1974年冬天，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后来存放在成都郊外的殡仪馆，编号是273号。在接受这只骨灰盒时，成都殡仪馆的工人辛自权老人从来人的神色中就猜想这里一定有冤情，因此在自己退休之后，他又告诉徒弟一定要好好保管好这只骨灰盒。后来因为三年多时间无人来认领，有人提出要将这只骨灰盒挖坑深埋，师徒两人说什么也不同意。没想到今天这个谜终于揭开了，这里面竟然是令他们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的骨灰。他们手捧骨灰盒，放声痛哭。
彭德怀骨灰存入成都东郊殡仪馆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3日，取走的时间是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被迫害死于北京，为什么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呢？
在“四人帮”所控制的专案组有一份材料，上面有着如下记录：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组另一份记录中写着：
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洪文)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
彭德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沉冤整整30年的彭德怀一案终于获得平反，历史最终给这位忠臣良帅以公正的评价。
1959年庐山会议与彭德怀这个人
作者：老田
本来按照历史上打天下拜相封侯的惯例，彭德怀应该是具备足够的战功基础的在中央主持工作的。然而最终在党内政治与国家经济管理工作中，彭德怀一直是靠边的，选择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地方工作和党务工作经验丰富的人，来主持新中国的建设历程，明显是毛泽东在鼎立支持的结果，这个选择应该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而彭德怀所具有的不满，以及他火暴的个性，或者说是直爽的个性，特别是他依仗的自身威望认为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发泄这个不满，应该说是超越了刘周邓等人的容忍限度，1954年参与高岗的密谋，要刘少奇下台的人中就有彭德怀。根据黄克诚的揭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是想要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士做公开检讨的。这才是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被迫明确作出选择，如果继续支持刘周邓执政，必须同意刘等人的要求，排除彭德怀这个重大干扰因素。
而彭德怀的信件内容根本够不成反毛，毛泽东也确实没有对这封信特别重视。最后彭德怀被打倒也与他的信件无关，罪名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余孽在莫斯科朋友的帮助下闹了一场风波。”实际上是因为彭德怀对高层政治权力分配格局的长期表示不满，在1954年和1959年两次公开发作，才导致了自己受到政治处分的后果。
一、庐山会议的具体过程
根据黄克成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交代：“彭德怀同志写信时，估计可能有百分之三十到二十的人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认为如果毛泽东同志7月23日不讲话，同意的还会增多。信发出以后，彭有三个估计：一是毛泽东同志找他谈；二是在中央常委会上谈谈；三是印发传单，并说那样也好，只是多伤一些人。”“彭德怀同志跟张闻天同志早有交往，私下议论，说要中央检讨。”（因为毛泽东当时已经退居二线，实际上是要刘周邓等人检讨）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书中也有所透露：“（1959年）８月１日，常委会上，毛对彭德怀说：‘我６６岁，你６１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１９３页）
下面是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的庐山会议过程（引自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到了1959年夏，严峻的经济形势再也无法完全粉饰为光明。中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了分歧意见。6月底毛泽东由韶山上庐山，7月2日开始主持召开形势座谈会，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结果归纳为三句话：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问题不少。
七月底座谈会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常委们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后面是中央委员。毛泽东张望人到齐没有，我知道他主要是找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写了那个现在人们都知道的意见书。对这份意见书，毛泽东开始并没有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形势座谈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厉害，毛泽东也只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并没有更高的纲。毛泽东站台上一看，嘟囔：‘彭总没来？’我在他身后指指，毛泽东才发现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道坐前排，而且头剃光了。很亮。毛泽东吮吮下唇，没说什么，可以肯定心里不大高兴。他的总结发言主要还是反‘左’，严厉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喜欢放大炮，放卫星的领导。有些批评话讲得相当重。但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毛泽东仍然是亲近保护这些领导同志的。他随后转身望住朱德同志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
……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真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江青为何文革时敢斗彭德怀 主席态度起变化
2011-02-02 20:14:31 楼主 只看楼主 阅读 12783 回复 91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戚本禹叫我到他办公室，气冲冲地(仿佛刚从什么地方回来，很可能是刚刚从江青那里回来，我没问)跟我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我当时也没多想什么，他让我去就去吧？就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我本人的觉悟和认识，我也不会提出什么--我所想的，倒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务，我一定好好去完成？可能就是在戚本禹跟我谈话的当天下午，我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找朱成昭，见面后，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我去不了，可以派我们的王大宾带几个人，他很能干，一定能完成任务？”就这样谈定后，我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他没说什么？几天后，戚本禹收到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份材料，其大意是：他们到成都和彭德怀谈了五六个小时，彭比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历史，说他不反对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因而对要不要揪彭发生了疑问。
就这件事，戚本禹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戚本禹一方面批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上当了，受骗了，同时又直接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的头头韩爱晶打电话，让他派人去揪彭德怀。而这也就是后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两个学校红卫兵互相争揪彭德怀以及联合批斗彭德怀种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所在？在到成都揪彭德怀的问题上，我奉戚本禹之命去通知朱成昭，这是彭德怀在“文革”中遭受厄运的一个重要的具体环节，也是我的一个严重错误。
这个问题，即到四川揪彭德怀问题，对我来说迄今还有不少谜，我认为很多写彭德怀的书，也没完全说清楚？尽管戚本禹当时很狂，我看他也没有胆量擅自决定这件事？当然，他内心是赞成和主张把彭德怀揪回来的？据有的关于“文革”的书上说，早在1966年4月12日，戚本禹、关锋在一份材料中，提出对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有保留”和“反对”。
6月16日，他们又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又说：“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事情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对这些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在审判戚本禹的法庭上，戚的辩护律师说：“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来，要'把彭德怀弄回来'，在这之后戚本禹才指派学生行动的。”
这样说，我觉得符合实际情况。然而，江青为什么敢于提出“把彭德怀弄回来”？说到底，恐怕还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态度起了变化。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到1965年他又亲自点将，让彭德怀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说：“老彭，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经过开诚布公的畅谈，彭德怀欣然领命：“主席，我听你的，我去西南！”
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尽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毛泽东这话对彭德怀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