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抽屉式货架:对苏联改革的再评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0 13:49:24

对苏联改革的再评价

2009-12-23 15: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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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苏联史,有一个印象就是苏联喜欢搞激进式改革,要么不改,一改就可能在短的时间内推出大幅度的新政策。如在我国仍受诟病的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于1985年3月11日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苏联仍是由苏共牢牢掌握一切权力。但仅仅到了1991年底,在经历了公开性、人道社会主义、总统制以及在宪法中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以后,苏共甚至就已不复存在了。

 

其实,不但戈尔巴乔夫,他多年以前的赫鲁晓夫也是一个激进改革的例子。在政治上,他通过作秘密报告,一下子把斯大林从天上摔到了地上,对干部则强制规定按比例更换;在经济上,他把中央经济管理权力大部分下放地方,为了推进改革,他甚至把地方党委强制分割成工业党委与农业党委。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还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目不暇接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其同僚的认可,在实践中也收效甚微。最终,赫鲁晓夫被其同僚罢黜,戈尔巴乔夫虽然挺过了八一九事件并重新复职,但事实上已不能掌控苏联,只能眼看其迅速解体。

 

对这种容易搞激进改革的苏联现象,或许可以从俄罗斯的民族性进行解释。许多人认为,俄罗斯民族有着两面性特征,如体现为:既奔放又内敛,既懒惰又勤劳,既真诚又不乏虚伪,既任劳任怨又不时地表现出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既有“大国沙文主义”,却又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的心理。这种性格上的分裂和对立,使得好走极端成为俄罗斯人的显著特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常常表现为出人意料的急剧变革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除了这一个性化的原因之外,笔者以为还有一个普遍性的原因,那就是在长期停滞后释放出来的强大改革愿望与反弹力促成了激进式改革。要知道,在赫鲁晓夫的改革之前,苏联经历了长期停滞的斯大林时代。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则经历了长期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勃、戈之间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间很短,只能说是过渡)。之所以说是长期停滞,主要是指其体制的僵化不变。如果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斯大林时期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均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固守原来体制,问题也累积得更加严重,并使得后来的渐进式改革变得很难,甚至不可能。继任的领导要走出困境,推进激进式改革似乎不可避免。

 

以戈尔巴乔夫为例,他原来也是想从渐进式改革下手的,如反酗酒运动、加强劳动纪律等。但尝试一番以后,他发现在强大的旧有官僚体制面前,这些改革要么是中途夭折,要么是无果而终,这就促使他另辟路径,即推动激进式的政治改革。

 

这样激进改革的后果我们都看到了,虽然是好是坏仍有争议,但有一点无可置疑的是,其改革过程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承担了不必要的损失。对苏共来说,不但是其执政地位的丧失,还有其本身在历史上的彻底消失。对苏联来说,则是国家的解体与民族分裂。我想,这样的代价不是任何一个政党和国家想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埋怨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话,还不如去指责斯大林与勃列日涅夫。在他们统治时期,国力增长,民心也没有彻底丧失,其实是改革的最好时机。但他们出于个人或集团的权力考虑,沉迷于成绩,看不到问题,从而丧失了改革的最好时机。也正是因为他们长期排斥改革、使得体制僵化,才使得后来的渐进式改革成为一个没有诱惑力的选择。

 

相比苏联式改革,中国有部分理由感到庆幸,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早在30年前就已启动,走上了一条基本还算顺利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但中国也更有理由受到警醒,因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基本停滞状态,积累了太多的问题与矛盾。现在中国有了较充分的国力,民众对于政府也有较充分的信心,是逐步但坚定地推进政治改革的最好时机。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时机,不是永远都存在的!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将对民族与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