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电工包:《资治通鉴》闲谈

从《资治通鉴》中学什么（一）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名臣司马光奉旨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  一直以来，为历代统治者所看重，并且学习借鉴，从中获取正反两方面的统治经验和领导艺术。
　　 中国是个非常注重历史同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的国家。正是这一传统确保了中国文化脉络在不断的王朝颠覆和兴替中不致中断，反而得以不断延伸和发展，并通过一次次内外经验的融入与整合，使得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和庞杂。
　　 历代统治者虽然寄希望于通过 借鉴历史，少犯错误，走一条长治久安之路，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很多事情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或者“知易行难”，最终“事与愿违”。毕竟，好的经验不能照搬实施于现实，即使相同的事情由于环境、人物以及形势的不同，实行起来也可能差异很大，结果难以预料。也就是说，历史的经验固然弥足珍贵，但是能根据现实情况的不同灵活地加以发挥才更为关键。
　　 司马光因编纂《资治通鉴》为后人所推崇，将他和司马迁并列称为“前后两司马”。大家知道，司马光所处的宋神宗时代正值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一个理想化的改革家，他的政治主张是企图以激进式改革来促使国家迅速走上富强之路。虽然王安石有十分崇高的人格魅力、坚定的魄力和“道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大勇气，并且位高权重，深受当时的皇帝信任，但是他的激进式改革既触犯了当时官僚利益阶层的利益，计划中的改革蓝图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又因为各种原因并未达到实际的效果，最终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可见政治的好坏并不能以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为衡量标准，只能以实际的结果来判断。所以，王安石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和想干大事的好官员，但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王安石有很多政治上的反对者，司马光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之一也是借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告诉当时的皇帝，积弊甚深的社会，如果要采用激进式的社会变革往往容易使社会矛盾激化，从而造成社会激荡，社会改革触及方方面面，往往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形势，只有对社会各阶层具有深刻的了解和洞察力，以及以极大的细致和耐力，采取抽丝剥茧之方式，才能逐步引导改革使趋于稳定的方向。这也算是司马光的一种巧妙的“书谏”吧。同时，司马光也通过《资治通鉴》委婉地告诫统治者，统治固然需要“法、势、术”三者并行，但是“术”也就是权术谋略却是一柄十分危险的双刃剑，用之善则善，用之恶则恶，而好的统治则必须沿循一定的治理之道，以诚信治国教化育民，才是正途。所以如果我们把读《资治通鉴》作为学习权术谋略的教科书，就违反司马光老先生的本义了。
　　 近年来，国内有关教人各种谋略的书籍层出不穷、汗牛充栋，给我们造成一种强烈的错觉，即当今时代竞争激烈，人与人之间非谋略无以自保和战胜他人。一个社会充满着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社会弊病。所谓从一个社会的趣味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倾向。台湾作家柏杨先生曾著《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书中论及中国人喜内斗，“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我们想，如果一个社会中到处充满谋略，人与人的交往中充满谋略，那么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悲哀。清初学者陆陇其曾对《战国策》一书有个评语，也很适合那些教人各种谋略的书籍，就是“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这种教人谋略和机变的行为实在不如教人诚实处世的好。所以老子早就提出“灭民智”的思想，他并非是反对***有智慧，而是反对***之间使用谋略。因为老子自己的“智”就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如果他反对开启民智，那么他实际上就否定了自己。再看老子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以及“大智若愚”等思想，真正的智慧是不轻易显露智慧的人，长于使用谋略往往并不一定就给自己带来长久的利益，甚至一个崇尚智谋并津津乐道的民族怎么能让人相信你是诚实的，可以信赖的呢？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谋略作为一种手段，它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利己、利人还是双赢；是有利于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会造成事情的恶化；是通过谋略获得了利益还是获得了人心。譬如，我们把智慧用于那些进一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科学发明方面，用于改善自然和人居环境方面等等，这才是智慧的正途。
　　 最后，我们在这里讲《资治通鉴》，只是一家之言的闲谈，也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要谈到，而是有选择性地捡取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事件、情节与人物，拿来和大家讨论一下，不足为凭。

周威烈王的错误造成什么后果（二）
　　 《资治通鉴》一开始，就是“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司马光为什么要选择从这一年开始写起呢？这是因为，司马光认为，周朝之所以走向衰落，导致中央集权失去作用，任由地方诸侯坐大至无法控制的局面，以至最后政权灭亡，甚至天下混乱争雄，其始作庸者就是周威烈王，起源就是周威烈王任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件事。
　　 司马光老先生针对这件事做了很长的一段论述。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候、卿、大夫是也。”也就是说，做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是设立规章制度，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职责是建立健全各种法律一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设立了规章制度，大家的行为就有了规范，知道什么需要遵守，什么不能违犯，也有了管理的依据。其次要明确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名分。也就是要使领导者有权威，被领导者能顺从。孔子说管理之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这个意思。不要小看这简单的8个字，实际上管理内涵非常丰富，可以说非常实用。特别是在古时候，因为交通的不便利、讯息的闭塞和教育的不普及，官府的管理很多都要依赖各自地方的亲缘宗族关系，使其作为官府行政力量的延伸和实际的仲裁者，也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也是我们素来以“忠”、“孝”衡量一个人的由来，后来甚至发展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样的偏颇论点。所以古代有很多东西都是针对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产物，具有大智慧在里面，不能因为现在时代变了，就完全否定它的重要价值和历史贡献。即使一些错误的东西 ，也表明了当时人们的尝试和探索，要客观的看待；当然也不要觉得是好东西，就照搬硬套拿来试用。第三要确定官职等级，使所有的人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做事情才能按部就班，粲然有序。
　　 为什么司马光认为 周威烈王任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是导致后来诸侯窥视中央政权的原因呢？因为当时周室是“天下共主”，虽然不是十分有实力，但是只有它有仲裁权。而魏氏、赵氏、韩氏做为晋国的臣子，联手灭了晋国，把晋国一分为三，成了魏、赵、韩三国，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有叛篡的意思在里面，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周威烈王却封他们为诸侯，这无疑就肯定了他们的行为，相当于最高法院判决强盗抢劫到的东西归强盗所有，使强盗的行为合法化了，所以大家也就会都去做强盗了，因为你抢劫来的东西法院会判给你啊！所以周威烈王任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的直接后果就是，其他的诸侯、大夫们一看，做下属的夺了领导的权，不但好处多多，而且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下子从大夫成为诸侯了，这么好的事谁不愿意干啊！我们知道，连斯大林也说过“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样有代表性心态的话。于是，你窥视我，我窥视你，你提防我，我提防你，大家都不讲道德仁义，只讲实力和智谋，天下大乱啦。后来发展到老百姓都知道的，“窃钩者洙，窃国者侯”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智宣子和赵简子确定接班人的不同标准（三）
　　
　　 晋国的国君智宣子，也就是当时的诸侯。  智宣子打算立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瑶当接班人。同族的智果劝说他：“你的小儿子瑶不如他的哥哥宵啊。瑶有五项比别人强的优点，一是相貌英俊挺拔胜过别人；二是骑射武艺胜过别人；三是各种技艺胜过别人；四是文墨口才胜过别人；五是刚毅果敢胜过别人，但是瑶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缺乏基本的仁爱之心。如果将来他倚仗自己比别人强，以势凌人，别人会忍受吗？所以你一定要立瑶当接班人，我担心我们智氏一族会毁在他的手中啊。”
　　 大家看，在智果看来，智瑶有五项胜过别人的优点，但是因为他缺乏基本的仁爱之心，所以他的五项长处反而变成了他的短处。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优缺点并不是一定的，而是能够相互转化的。在这一种环境里是优点的，到了那一种环境也许就成了缺点；在那一种环境里是缺点的，到了这一种环境也许就成了优点。智瑶的缺点，我们可以给他下一个结论，叫做“恃才而骄”或者“恃能而骄”。大家都知道，《三国》里的弥衡、杨修都是这样一种人，倚仗自己有过人的才能，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只看到自己的长处，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只看到别人不足，看不到别人的长处，总习惯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就好象一则笑话里，一个人吹牛说自己分别赢了象棋冠军和羽毛球冠军，别人问他是怎样赢的，他说很容易，就是和象棋冠军比赛打羽毛球，和羽毛球冠军比赛下象棋。笑话固然是笑话，但是智瑶的缺点我们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譬如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往往容易看不起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城市里的人 容易看不起乡下人，有些自诩为精英的人物甚至连一般的人都看不起啦。
　　智宣子当然没有把智果的话当一回事，在他看来，智果真是太小题大做啦。既然瑶在很多方面都比别人强，那么他就具有骄傲的资本，何况做为一国之君，地位本来就高于一般人，骄傲一些又有什么呢？智果看到智宣子听不进自己的意见，很失望，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祸患，就打报告脱离智氏一族而辅助太史官去了。我们看到，古时候有很多智果这样的人，是真正洞察先机的了不起的人，对人情世故了解得非常透彻，往往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所以才能趋利避害。但是正因为他们对时世太清楚了，所以往往采取一种出世的不作为的姿态，宛如闲云野鹤，使人难以尽知之。
　　 下来我们看赵简子是如何立接班人的。赵简子是晋国的大夫。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伯鲁，小儿子叫无恤。赵简子打算立一个儿子做自己的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采邑，却不知道两个儿子孰优孰劣，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训戒的话记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伯鲁和无恤，让他们好好诵读学习。过了三年，赵简子考问他俩竹简上的内容，老大伯鲁大概以为老头子三年前只是随口那么一说而已，根本没有往心上去，不但回答不上来，连竹简都不知道丢到哪儿去啦！老二无恤就不同了，不但能很流利地背诵出训戒的内容，而且时时把竹简带在身上，老头子一检查，马上就拿出来啦。大家看看，无恤这个年轻人，他不因为是长辈或者领导随随便便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件小事而不重视它，而是一样认认真真的做好。韩国有一部电视剧《大长今》，里面就借人物之口说出：“即使是准备食物这样平常而简单的事，也反映了一个人的诚心。”以诚心来处理好每一件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这样的态度有什么事情不放心交给他去做呢？现实中也有很多人好象伯鲁一样，不愿意委屈自己做小事，即使做，也是随随便便做两下子，因为他是准备做大事的。可是，人生哪儿有许多大事要你去做呢？而且，“天下大事，必做于细”，你连小事都不认真去做，做不好，怎能放心让你担当大任呢？所以，赵简子看了两个儿子的表现之后，就把无恤定为继承人，也就是以后的赵襄子。
　　 从智宣子和赵简子分别选继承人来看，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贤”的标准。智宣子认为有才能就是“贤”，赵简子则认为待人以诚、做事认真才是“贤”。两个人都是任人为贤，可是因为对“贤”的认识标准不同，选的“贤”也就有了很大差异。

堪当重任的尹铎（四）
　　 赵简子派遣尹铎担任晋阳这个地方的长官。  尹铎是个年轻人，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很多年轻人受到领导赏识，提拔做了官，往往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憋足了劲儿，准备大展拳脚，争取短时间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政绩出来，既显示出自己的突出才干，也不辜负上级的信任。可是这个尹铎却不是这样。任命下来了，他却跑到领导面前要问个清楚：“派我担任晋阳的长官，您是希望我为您多收税赋呢，还是求可靠和保障呢？”赵简子的回答也很爽快：“当然是可靠和保障了。”得到赵简子的回答之后，尹铎心里就有数了。到了晋阳，他就采取了减轻税赋的政策。赵简子下来告诉无恤：“如果以后晋国有危难，千万不要因为尹铎年轻，晋阳路远，一定要把那儿当作根据地。”大家看，赵简子真是一位头脑明白的领导者，他很清楚取舍之道，明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就从这一点上确定了尹铎这个年轻人堪当重任。因为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尹铎很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要达到怎样的目的，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单纯为了显示自己的治理才能而做官的，也不会追求一时一地的利益得失，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形势，把自己和整个全局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以国之兴衰为己任，为将来整个全局的安全保障打好基础。所以说尹铎堪当重任。我们平时衡量一个领导者的层次高低，不仅仅看他的工作能力，更重要是看他的大局意识、全局观念。有的领导者只关注自己部门的利益或者自己地方的利益，有时甚至为了局部的利益损害了全局的利益，这都表现出了其领导视野的局限性。其实如果你能够把自己局部的这个“点”放在全局这个“面”上来运作，把局部的小利益和全局的大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么你就可以以自己局部的这个“点”巧妙地影响全局这个“面”，更可以借助全局的优势来谋求自己局部态势的发展。所以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实在是非常高明的见解。

骄贪自专的智襄子（五）
　　 等到智宣子死后，智瑶继承了位子，就是智襄子。  智襄子当政之后，一天与大夫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会宴。在宴会上，智襄子觉得韩康子有点笨拙，其家臣段规的身体又有缺陷，就拿两人来戏弄逗乐，并且对段规进行了羞辱。这一点可以说需要很多有才气的人有所警惕。很多有才气的人，往往容易欣赏和自己同一类的人，对不如自己的人往往看不上眼，有时候会徒逞一时口舌之快，嘲讽几句啊，挖苦一下啊，或者只是兴之所至，或者博众人一粲，哈哈一笑自己根本不当一回事。可是也许你那一句话给别人所造成的难堪、所引起的羞辱要胜过对肉体的伤害。我们想一想，很多时候小两口感情好得如蜜里调油，也会因为一两句话伤感情，闹别扭，何况是其他人呢？所以智氏家族里有个叫智国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告诫智襄子：“您要早做准备，祸患就会到来了。”智襄子一听，很自大地说：“只有我有能力和实力带给别***患。我不欺负别人就够不错啦，谁还敢惹到我头上？”智国说：“不是这么回事啊。人要注意小节，才不会有 大患。现在您在宴会上羞辱了韩康子和他的家臣，那些蚂蚁、蜜蜂之类的小昆虫都能报复人，何况是一个属地的君相呢？”但是智襄子根本不把智国的话当一回事。
　　 接下来，智襄子又向韩康子索要土地，表面上说是收回一部分私有土地归集体所有，壮大集体经济，实际上是智襄子假公济私。智襄子认为反正我的实力强，又打着公家的旗号，你敢违抗我就派兵打你，真是又贪婪又霸道。韩康子想拒绝，但是段规劝说韩康子：“智襄子这个人既贪婪又刚愎自用，不满足他的要求，恐怕他会攻打我们，不如给他土地。他轻易就得到土地，一定会再向别的大夫索取。只要有人不给，他就一定会派兵攻打。那么我们就可以置身事外，静待事态的发展变化了。”韩康子听从了段规的建议，就割让了一万户人家的土地给智襄子。果然，智襄子得到土地之后非常高兴，认为多容易啊，自己凭借实力只要一张口，别人就把土地乖乖奉送上啦。于是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当然也不愿意把土地给智襄子，但是他的家臣任章也是一位擅长谋略的人，就劝说魏桓子：“智襄子无缘无故向大夫们索要土地，大夫们一定会感到惊惧不安。我们再把土地给智襄子，他一定会更加骄横。智襄子骄横就会轻敌，诸大夫因为害怕则会团结起来，以团结之军队对轻敌之人，智襄子活不长啦。《周书》上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我们干脆把土地给智襄子，使他更加骄横，然后我们再选择盟友来对付他。”于是，魏桓子也割让了一万户人家的土地给智襄子。
　　 中国古时候的言语往往高度凝练，言简意赅，一句话或者几个字就包含了许多内容和经验。我们现代很多人看书往往不太注意这些，匆匆一览而过，结果就好象“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吃是吃掉了，可是什么滋味也没有尝出来。我遇到有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平常说起来，这也看过，那也读过，什么都略知一二，什么都能发议论，一派“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神气，但是仔细一问，不是这个记不清啦，那个时间太久忘掉啦，要么就只是重复别人的话，某某人是怎样说的，某某人又是什么说法，就是没有自己的见解。读书不在多少，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能在生活中运用的，才是真正会读书的人。譬如，大家看“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这两句话多么高明。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多少帝王英雄，都不是败于敌人之手，而是因为身边之人，甚至是所爱的亲人而导致败亡的。就好象历史上很多皇帝都因为宠信身边的奸臣而导致政治混乱的，为什么大家都能看出来的奸臣，偏偏皇帝本人看不出来呢？就是由于皇帝认为他是自己人，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办事的，还觉得他忠心得不得了呢。“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我们看那些行贿受贿的情形，也都是这样子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今天别人送金钱、美女和房子给你，不久就会从你身上连本带利赚回去，那时侯就由不得你啦。真是只因为一线贪念，多少人身陷泥潭。

治理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六）
　　 接下来，智襄子又向赵襄子索要蔡和皋狼这两个地方的土地，但是被赵襄子拒绝了。  于是智襄子生气之下就带兵攻打赵襄子，而且他还要韩康子和魏桓子也出兵参与。赵襄子得知智氏、韩氏和魏氏三家的联合部队打来了，只好避其锋芒，准备选择一处能够防御之地。手下的人说：“到你老哥伯鲁那儿去吧，他的管区近，而且城墙又修得很坚固，一定可以坚守的。”赵襄子却不这样认为，他说：“竭尽民力来修城墙，又强迫他们守卫，老百姓怎么会真的跟随呢？”手下的人又说：“那么到邯郸去吧，那儿的粮仓充足。”赵襄子又说了：“把老百姓的口粮拿来充足粮仓，饥饿的老百姓怎么会跟随呢？”这里想到几年前有一条用来宣传纳税的口号：“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懂得常识的人都知道，从来都是涓涓溪流聚入江河，浩浩江河涌向大海；也从来都是民富则国强，如果国家很富有，而老百姓却很贫穷，那么你这个国家的富有也是坐在火山口上，十分的危险。有人专门做过统计，就好像到清末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GDP总量尚居世界首位，之后由于政府腐败，军队弛懈，受到诸列强国家的欺负，不断吃败仗，于是几千万、上亿两白银，接二连三不停地赔款，国家陷入深刻的危难当中，而***因为贫困嬴弱，精神麻木，对国家和政府的危机则毫不关心，漠然置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常见的情形，老百姓对改朝换代，谁主政权并不感兴趣，只埋首一求温饱。以至于当时很多外国学者误认为，中国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就拿现在来说，一任领导者届满或者因变动离开所管辖的地方或者原单位、部门，如果大多数的干部群众毫不留恋，不置一辞，那么你就需要反省哩。闲话打住，言归正传。好像“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样明显含有欺骗***性质的宣传舆论口号，无论出于多么好的目的，政府用它都是绝不应该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的可信度这样严重的问题。试想，一个政府如果对自己的***都会进行欺骗，怎么来要求***相信政府以及讲求诚信呢？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赵襄子的选择。赵襄子认为：“只有晋阳这个地方，是先父的故地，有群众基础，尹铎又待民以宽，老百姓一定会拥护跟随我的。”于是就到晋阳去了。果然，后来晋阳被智氏、韩氏和魏氏三家的联合部队包围起来，并放水灌城，城墙几乎被淹没，城里的床上、灶台上到处都是青蛙，尽管情况恶劣，但是老百姓无人叛变。
　　 这样我们就看到三种不同的治理方式所达到的不同结果，更进一步的说，就是晓得治理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第一种是赵襄子的老哥伯鲁的治理方式，按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重点发展军事国防力量。这种治理的逻辑就是军事力量发展了，对付内乱或者外患就有了保障。但是，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历史上穷兵黩武的国家和民族，有哪个最后成功了呢？第二种是邯郸长官的治理方式，就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政策根本，而不去考虑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分配制度是否公平，等等，这种政策的重心在于国家或者少数人，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时间久了就会受到人们的不满和置疑。第三种是尹铎的治理方式，就是给老百姓一个宽松的生产生活环境，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和公平，自然获得老百姓的拥戴。我们看象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瑞典、瑞士、丹麦等，虽然国小，但是人民生活富足安乐，社会环境公正平等，道德行为蔚然成风，以此获得尊严和外界的尊重。我们反思，有哪个国家或者个人是仅仅依靠财富或者势力就受人尊重的？财富可能使人羡慕，势力可能使人顾忌，但是都不可能赢得真正的尊重。所以，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如果把财富和势力做为崇拜物，陷入“拜金主义”或者“强权政治”，那么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精神是令人担忧的。

善于观人于微的郗疵（七）
　　 智襄子和韩康子、魏桓子一道视察战况。  智襄子一看，赵襄子所在的晋阳城几乎就快要被大水淹没了，得意之下，感慨地说：“今天我知道了，用水就能灭掉别的国家啊！”听见这话，韩康子和魏桓子在后面就偷偷地做小动作。韩康子拿肘戳戳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因为魏桓子的属地有汾水，韩康子的属地有绛水，所以两人触景生惧了，都想到以后智襄子会不会以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韩康子和魏桓子的小动作被旁边智襄子的臣子郗疵看见了，下来就去报告智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有反叛的意图。”智襄子觉得很奇怪，韩康子和魏桓子很听我的话啊，我要土地他们就给我土地，我攻打赵襄子他们就跟从我一起出兵，现在赵氏灭亡在即，他们也即将得到好处了，怎么会反叛呢？所以他就问郗疵：“你凭什么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要反叛呢？”郗疵回答说：“我是通过对人和事的观察、分析得出这个判断的。咱们合纵韩氏和魏氏两家的军队攻打赵氏，赵氏一旦被灭，局面就会变得对韩氏和魏氏不利。我们和韩氏、魏氏约定好胜利之后，三家瓜分赵氏的土地，现在晋阳城破在即，但是韩康子和魏桓子不但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反而面带忧色，不是想要反叛是什么呢？”智襄子对郗疵的话当然不是很相信。所以，第二天和韩康子、魏桓子见面时，就把郗疵说二人有反叛之意这件事对他们说了。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听，当然是极力否认。两人一边对智襄子表忠心，一边说：“这一定是谗臣在帮赵氏游说，让您对我们产生怀疑，就会放松对赵氏的攻击了。马上就要瓜分赵氏的土地了，难道我们不要快到手的利益，反而做对自己不利的事吗？”韩康子和魏桓子前脚一走，郗疵跟着就进去见智襄子，这次他对智襄子的说话就有点责问的意思了：“您为什么把我对您说的话告诉韩康子和魏桓子呢？”智襄子问：“你怎么知道我告诉韩康子和魏桓子了？”郗疵说：“平时他二人见到我都会打招呼，可是今天见面好象没有看见我一样，快步从我身边走过，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是我对您说了不利于他们的话的缘故。”智襄子有点羞愧了，于是不承认自己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郗疵对智襄子很失望，就请求到齐国出使，和前面的智果一样，避难去啦。我们看，韩康子能够听从谋臣段规的意见建议，魏桓子能够听从谋臣任章的意见建议，智襄子也有谋臣智果和郗疵，可是却听不进任何意见建议，因为他只相信自己的智慧。人固然一定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但是完全依赖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则是一种盲目的行为。人的智慧和经验不可能超出自己实践的范围，这也就是人的认知的局限性。一个普通人的分析和判断出了错误，只可能会给自己、家庭以及周围的亲友邻居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是做为领导者，分析和判断出了偏差，就会导致决策的失误，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结果和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高明的领导者善于运用下属的智慧，群策群力做事；不高明的领导者则喜欢老实听话的下属，以表现自己的高明。后来，赵襄子偷偷派了使臣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暗中结盟，结果三家联手决水反淹智氏的军队，杀死了智襄子，灭了智氏一族，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只有智果因为脱离了智氏一族而没有受到牵连。
　　 我们看智襄子的谋臣郗疵确实很有才能，很会观人于微，但是他的聪明才智不是用来帮助人的，而是用来帮助领导“助纣为虐”了。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也是如此，只要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显露发挥出来，他是不管对与错，帮人或者害人的，甚至把这样做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呢。譬如有的会计师，帮企业做假帐偷税漏税，他的专业技能可能很高明，可是他却以自己的技术来帮助别人损害国家的利益；又好像有的律师，为了钱，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明知请他帮忙的人希望逃脱法律的制裁，也硬是帮别人把黑的说成白的，错的说成对的，教人怎样说谎，做伪证，可能在别人看来他很有本事，本来要输掉的官司被他打赢了，本来要受法律的制裁现在逍遥法外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被称之为律师啦。因为他不但没有维护法律的尊严，他的行为反而是在损害法律的正义的精神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许多很 有才华的人，却很令人惋惜地成了罪人，究其原因，就是错把才能当作衡量和实现自己价值的标准了，其实道德操守才是人最重要的价值标准。遗憾的是，现实生活里很多人往往被才能所吸引，而容易忽视道德操守，这就不免是舍本逐末了。

魏文侯的诚信和胸襟（八）
　　 晋国灭亡之后，原来的晋大夫魏桓子的孙子魏斯，和赵襄子的后代赵籍、韩康子的后代韩虔一起，被周威烈王封了侯，魏斯就是魏文侯。  这个魏文侯，可以说虽富贵而不骄，十分礼贤下士。他拜了三位老师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每次经过老师的住处都要进去行礼。不象有的人才当了一个小官，或者有了一点钱，就觉得自己最了不起，只认比自己官大的，钱多的，老师算什么啊，街上碰到肯打个招呼已经算给你面子的啦。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五大”，即“天、地、君、亲、师”，就是要我们常怀敬畏之心，懂得感恩之理。天地自然予以我们生存之基本，君即国家予以我们生活之安全保障，父母予以我们生命养育之恩，老师予以我们启蒙教育之恩。一个人如果没有敬畏之物，没有一颗感恩的心，那么这样的人是不能够信赖的。正因为魏文侯能够尊重老师，所以他的这种行为使四方的贤能之士很多都来投奔他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看到魏文侯尊重人才不是嘴上说说的，而是以实际行动来表现的。不像有的领导者，总是在嘴巴上说尊重人才，可是人才来了，他和人家吃两顿饭，敬两杯酒，说一通唱高调子的话就算是尊重了，然后束之高阁；或者是你来投奔我，我接受你成了你的领导，你就该服从我，按照我的意愿办事。好比千里马，我希望让你拉磨，你就老老实实地拉；我希望让你驾车，你就恭恭敬敬地驾，我还得意地对别人炫耀：“看啊，给我拉磨、驾车的都是千里马！”如果你不愿意做拉磨、驾车的工作，我就会说：“瞧瞧，因为自己是千里马，就桀骜不驯，不服从命令，还不如一头老实听话的驴子呢！”这种情况很平常呢。
　　 下面我们通过三件事情来看魏文侯的诚信和胸襟。
　　 第一件事：有一次，魏文侯和群臣在一起饮酒作乐，大家正喝得高兴，天气又开始下雨了，这个时候魏文侯却命令侍从为自己备马到郊野去。群臣都很奇怪地问：“现在喝酒正在兴头上，天又下雨，您要去哪儿呢？”魏文侯说：“我和虞国国君约好在今天这个时候一起打猎，虽然现在喝酒正兴，但是怎么能失约呢！”于是践约去了。
　　第二件事：有一回，做为邻邦国家的韩国和赵国关系搞僵了，两家准备开仗。韩国觉得和魏国关系一直很好，肯定会帮助自己，就向魏国借兵。结果魏文侯说啦：“我和赵国是兄弟之国，所以帮不了你们。”同样，赵国也觉得和魏国关系一直不错，也向魏国借兵，结果魏文侯也用同样的话拒绝了赵国。两家当然都很生气，但是也因为魏文侯的态度，仗打不起来了。后来，两家的误会消除了，经过沟通，才知道是由于魏文侯的原因，两家才避免了无谓的战争和牺牲。从这个时候开始，魏国逐渐成为魏、韩、赵三家的老大，其他诸侯无法和他竞争啦。
　　 我们看，魏文侯威信的建立，不是依靠他的强势胜过别人，使人为之屈服，而是凭借他的谦让、宽仁、诚信、助人等自然赢得别人的敬重和信任。相比之下，我们见惯太多依靠强势或者金钱获取威信的情形。譬如有的国家为从战略上削弱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故意在别的国家内部制造内乱，做损人利己之事；像有些人喜欢通过诋毁、贬低或者打击别人来突出自己，等等，这种行径比起几千年前的魏文侯来，真是差得太远啦。
　　 我们再从第三件事来看魏文侯。魏文侯派遣大将乐羊讨伐中山国。这个乐羊是当时很著名的一位将领。他攻打中山国的战例既是一次时间长达几年的持久战，又是一次相当经典的攻心战例。乐羊率师远征期间，国内各种说他坏话的奏章盛了几大箱。魏文侯通通封起来，后来送给了乐羊。乐羊看了以后才认识到，自己在前面之所以能够放开手干事，原来是领导在后面为自己担着很多东西的。乐羊攻下中山国之后，魏文侯把它封给了自己的儿子公子击做封地。有一天朝会时，魏文侯问群臣：“我是怎样的国君啊？”群臣当然都说是好国君。在古代那种君王独操生杀富贵大权的时候，谁会笨到当面对君王说他不是一 个好君王啊？何况魏文侯真是一位不错的国君啦。即使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算是相对民主的环境啦，敢跳出来指着领导者的鼻子直言：“你不是一个好领导”的人也没有几个。可是还真有臣子给魏文侯提意见。这个臣子就是任座。任座说啦：“你得到中山，不封给弟弟而封给儿子，怎么算是好国君呢？”大家看了可能觉得这个任座真是多事，魏文侯愿意把土地封给弟弟还是儿子，纯属他的家务事，轮到你操什么心啊！可是，在古代“以一人治天下”的时候，君王的家事也就成了国事。所以说君王无私事，皇帝都是“孤家寡人”。魏文侯被任座当着群臣的面这样一说，很失颜面，当然生气啦。可是反观任座，既不害怕也不生气，反而象有的人对待争吵的态度似的，对方生气了，就不愿意继续说了，站起身离开了，一点也不给魏文侯面子。从任座的这种举动可以看出，任座固然是耿介之人， 魏文侯也绝不是那种对待下属很严厉，令下属害怕的领导者。任座离开后，魏文侯为了化解尴尬的场面，又问另一个大臣翟璜：“你觉得我是那种国君？”翟璜很干脆地回答：“您是个好国君。”这时魏文侯也有点不自信啦，就问：“你凭什么认为我是个好国君呢？”翟璜回答他说：“我听说，国君宽仁，做臣子的就会率直。因为任座说话的率直，所以我说您是个好国君。”大家看，这个翟璜 真是聪明人，他说话很有技巧，运用的是一种双向推理方式。从话面上看，他是把任座搁在陪衬魏文侯的位置上，就象绿叶衬托鲜花一样，因为魏文侯宽仁所以任座才率直；但是话里又点出，正是任座的率直，才衬托出魏文侯的宽仁。既帮魏文侯挽回了颜面，又帮任座进行了开脱。所以说，讲话是一门大学问。听了翟璜 的话，魏文侯当然挺高兴，同时他也领悟到了翟璜 话里的意思，马上让翟璜把任座请回来，还亲自 下堂迎接，把任座做为上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魏文侯做为一个领导者对待下属的胸襟和态度。我们比较一下，通常当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之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你那么多毛病，还来批评我！”正如耶酥所说，“只看见别人眼中有一颗刺，看不见自己眼中有一根梁。”而且人的毛病多由性格和习惯形成，所以往往看别人的毛病觉得难以忍受，对自己的毛病就感到很自然，更难以下定决心去改正，这就是所谓的“知易行难”。平常人都是这样，做为领导者，听惯了奉承和好话，还能够听得进批评意见，能够经常进行自我反省的，做到象魏文侯这样，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

领导者应该明于什么（九）
　　 有一次，魏文侯和他拜的老师之一田子方一起边饮酒边欣赏歌舞。  饮酒的过程中，魏文侯听出音律的演奏有误，就对乐师指出：“编钟敲击的声音不对称吧？左边的声音高。”旁边田子方就发笑。魏文侯问田子方：“您为什么笑呢，难道我说错啦？”田子方说：“做为国君，应该明于的是乐官称职不称职，而不是明于乐音准确不准确。”魏文侯马上明白过来，谨受教了。田子方所说的道理非常普遍，也是很多领导者经常犯的一种习惯性的错误。人都有这样一种习惯或者说是表现欲，碰到自己熟悉的事情就忍不住要露两手，或者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就好象魏文侯一样，听到乐音不对称，马上顺口指出来。平常人这样子当然是无可厚非，但是做为领导者，有这样的习惯并不好。譬如有的领导者为什么容易陷入具体事物中去呢？往往是因为他对那项工作是内行或者自以为是内行，他把稍微重要一点的事情交代给下属就不放心，非要自己亲自做才安心；或者是见到下属的工作思路、工作方式与自己不同，就忍不住要插手指点，诸如此类，不知不觉抑制了下属的积极性，自己也陷入具体工作中难以超脱。老子说领导者应当“以不智为智”，这个“不智”就是要领导者懂得藏拙，莫要老是显露出高明。高明的领导者是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事，不应该干什么事。即使在具体工作中下属发生了错误，领导者所要考虑的也应该是查找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到底是工作程序有问题还是用了不称职的人，而不是只批评做错的人。

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制度（十）
　　 有一次，魏文侯的儿子公子击乘车在路上碰到了田子方。  公子击赶紧下车行礼，可是田子方却大摇大摆走过去，没有还礼。公子击当然很生气：虽然你是我老爸的老师，但还是魏国的臣子，而我是魏国的储君啊，我对你礼贤下士，你倒对我摆起谱来啦！于是，公子击就忍不住对田子方说啦：“到底是富贵的人有资格轻视别人，还是贫贱的人有资格轻视别人呢？”公子击的这个问话实际上是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从古到今，我们看到富贵的人往往可以轻视别人，贫贱的人也往往被人所轻视。这种几千年的积习，影响至深，一直延续到现在，实在是一种社会的悲哀。现在我们经常耳闻目睹的一些社会现实，譬如一些学校的办学理念，有些老师的教育方式，视学生家境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对待家境好的学生往往就尽心尽力，对待家境差一些的学生往往就马马乎乎，使孩子们从小就产生出等级观念和社会不平等的意识，这实在是教育的失败和学校的责任。一个学校，一位老师，不管你教出的学生学习有多么好，考上了多有名气的大学，但是如果你没有教出他正确的价值观、正直的品格和平等的思想，只是教会他不择手段赚大钱、往上爬，那你这个学校和老师是要为学生变成了这样一种人负责任的；再譬如一些医院和医生，对待有钱的病人和贫穷的病人，态度大不相同，一心从病人身上赚取钱财，没有钱甚至连病都不给你瞧，完全背离了医道这门职业神圣的本质，让人不能不产生感慨。
　　 下面我们看田子方是怎样回答公子击的。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有资格轻视别人啦，富贵的人怎么敢轻视别人呢？一国的君主会因为轻视别人而丧失国家，士大夫会因为轻视别人而丢官败家。国家和家庭失去之后，没有听说再失而复得的。而贫贱之人，话不投机大不了一走了之，在哪儿不都一样吗？”
　　 田子方的这个讲话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富贵之人的社会安全基础是与社会弱势群体休戚相关的。一个社会，无论表面多么繁荣昌盛，弱势群体始终是它的软肋。在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法律和政策上，也直接体现着政府的执政水平和社会的文明程度。现在，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已经在积极关注弱势群体，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社会进步。但是我们还需要从制度上进一步加以推进和完善，譬如说，在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应当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通过政府的权力执法来保障弱势群体能够享有这些基本权利，通过媒体宣传和舆论来保障社会的无歧视氛围。也就是说，一种社会制度要能够充分体现出平等思想，切实保障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始终关爱和维护弱势群体，才可以称之为一种好的社会制度；一个社会要能够通过健全的以人为本的制度来保障社会的公平与公正，通过社会公共待遇方面来体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通过政府的公共权力来创建公平与公正的社会环境，才可以称之为一种好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构建。

观人的学问（十一）
　　 有一天，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您曾经说过：‘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  现在相国的职位有两个人选，就是魏成和翟璜，您认为谁更合适呢？”李克推辞说：“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这样重要的人事问题，我一个身份低微的臣子不好发表意见。”可是魏文侯非常相信李克的人品和眼光，所以他恳切地对李克说：“先生临事勿让！”您就不要再推辞啦，帮我分析判断一下吧。很多事情、很多时候往往是当局者迷，这时候就需要冷静地听一听旁边的人的意见，帮助自己做到理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魏文侯现在就处在这种情况，魏成和翟璜，都是十分优秀的人才，到底谁更适合相国的人选呢？在工作和生活中，不仅仅是领导者会碰到这样的难题，普通人也同样经常会面对。譬如年轻人要选择恋人，身边有好几个追求人选，有的相貌好，有的家境好，有的性格好，等等，各有各的长处，到底选择谁呢？这就碰到难题啦。因为搞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以至于很多年轻人选择恋人结婚不久就后悔啦，然后再闹离婚。可见先要弄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再做出正确的选择实在很重要。同样，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又必须要能够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那么，李克是怎样帮助魏文侯做出选择的呢？
　　 李克说：“您之所以不知道该选择谁，主要是因为您还不懂得怎样鉴识人的缘故。鉴识一个人，只要看他平时和怎样的人亲近，富裕时看他拿钱干什么事，显达时看他帮助怎样的人，处于逆境时看他不做什么事，贫穷时看他不取什么钱。通过这五个方面的鉴识，相国的人选就足以定下来了，何必要我帮助您分析和判断呢？”他这样一说，魏文侯马上恍然大悟了：“先生您请回吧，我已经知道相国的人选了。”
　　 李克所说的通过五个方面来鉴识人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观人的学问。国外也有通过血型、遗传、教育等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的专门学科和方法。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刘勋曾著有一本专门辩识和品评不同人材特征的书，叫作《人物志》，其中对各类人材进行了详尽的品评。清代中兴时期的名臣曾国藩也集传统学识和生平经验著有《冰鉴》一书，专门论述如何辩识各类人材的方法。后来民国期间，又有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邵祖平，总结历代观人的经验、方法和实例著成《观人学》一书，专门详细地论述如何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处世交友以及各种具体情况下的不同反应等综合行为，全面地分析、判断其性情特征和人格品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际价值，与一般相书上单纯从相貌等方面判断人不可同日而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看，这里不再赘言。总之，掌握了观人的基本方法，并在生活中加以运用，无论是对人材的辩识还是对益友的选择，都不会太过偏差。同时，也可以正确地认识到人有所长就有所短，应当用其长而避其短，不能过于苛求的道理。

魏成和翟璜的高下（十二）
　　 李克从魏文侯那里出来，碰见翟璜。  翟璜知道魏文侯召见李克是为了咨询相国人选事宜，所以一见面就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直接了当地问李克：“今天大王召见先生您咨询相国人选，到底定了谁？”李克的回答也十分痛快：“是魏成。”翟璜对自己竞聘相国的职位是抱有很大希望的，现在结果不是自己，心里一下子想不通啦，愤懑得脸色都变了，就对李克评摆起自己的功绩来：“大王寻求善战的将领，我就引进了西河守吴起；大王为治理邺担忧，我举荐了西门豹；大王想要讨伐中山国，我举荐了乐羊；中山攻下之后无人管理，我举荐了先生您；太子缺少一位老师，我举荐了屈侯鲋。您觉得我哪儿比不上魏成呢？”的确，翟璜举荐的吴起和乐羊都是一代名将，西门豹治邺被传为佳话，李克和屈侯鲋也都是品行端方、学识渊博的大臣。翟璜为魏国举荐了这些优秀的人才，确实有竞争相国的资本。
　　 下面我们看李克的回答。虽然翟璜对他有举荐之恩，但是李克并没有在这个时候逢迎翟璜，而是义正辞严地说：“以您的身份不应该说这种话，怎么能为了当大官和别人比功劳呢？大王向我咨询相国的人选，我则本着慎重的态度提出建议。我之所以知道大王会选择魏成当相国，主要根据两个原因。一是魏成的俸禄十分之九都用来帮助别人，自己所用只占十分之一；二是他举荐的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个人，大王把他们视为老师，而您举荐引进的五个人，却是大王的臣子。所以您怎么能和魏成相比呢！”大家看，这就是“第一流的人能够识别第一流的人才，第二流的人能够识别第二流的人才”的道理了。前面说过，通过一个人的言行趣味和所交往的朋友，就比较容易判断和了解他是怎样一种人了。譬如喜欢运动的人往往容易结交运动爱好者，商人往往容易结交生意场上的人，喜欢整日搓麻将的人，赌友一定少不了。如果你往来的都是专家学者，好象《陋室铭》里所说的那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么你本人的学识也一定差不了。所以我们要判断和了解一个人，不是听他自己怎样说，或者别人说他如何了不起，而是要看他所结交的是怎样的朋友。翟璜听李克这样一说，明白自己确实不如魏成，于是十分羞愧地向李克拜谢：“我是个不明白道理的粗人，说错了话，以后愿做先生您的弟子。”这时候，我们看翟璜不因自己职位高，对李克有举荐之恩，反而受到李克的批评有所不快，而是虚心接受，知错就改，实在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这一举动不但无损于他的形象，反而使他显得十分可爱可敬。因为翟璜是这样胸襟坦荡的人，所以他才可能欣赏和推荐象李克、西门豹、屈侯鲋等这样优秀的人才，这就是所谓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领导者，也往往通过他有什么样的下属，从下属的身上来了解看领导者的风格。

吴起的短处和长处（十三）
　　 吴起，我们都知道是一代名将。  过去俗话说“用兵如孙吴”，这个“吴”指的就是吴起。吴起是卫国人，但是在鲁国做官，娶的妻子则是齐国人。我们看，春秋战国时期固然是动荡流离的乱世，但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所有的国家、民族关系都在这种大变局里被打乱，重新整合，以接受时代的严峻洗礼。你这个国家的政策环境、效能机制好，人才就向你这里流动；你这个国家的政策环境、效能机制不好，人才就从你这里流失。真正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时代。
　　 实际上，现在我们也正处于一种社会大变局的时代。即以国内而论，省与省之间，县市与县市之间，也都在各使招数展开着人才、资金和技术的争夺战。过于注重地域界别，讲求本土观念，这种狭隘的视野必然导致政策环境的保守，不利于外向性发展。即使你内部进行整合，也只是效果有限的小整合，好比把屋子里原有的家具重新摆设了一遍。大环境没有改变，你这个地方再说自己的政策好，环境好，引不来人才、资金和技术，不能以结果说话，那么你说的这些好也只能是自我感觉良好。只有积极参与各种新的社会关系的整合，采取积极务实的政策和机制，才能够打破原有的环境关系的局限和制约，创建出全新的局面。
　　 言归正传。齐国和鲁国开仗。鲁国人知道吴起善于作战，是个了不起的将才，想用他为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所以朝中上下反对任用吴起为将的人很多，担心他会因为私情而不能尽心尽力。吴起知道这种情况之后，为了争取这个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就杀妻以表决心。虽然吴起如愿以偿当上了大将，展现了自己的才能，率兵大破齐师，但是他杀妻求将的举动也在历史上留下污名，一直为人所不齿。固然，我们评价吴起杀妻求将这一举动残忍薄行，但是更深入一层地想，吴起为什么会杀妻？他是被迫在事业和嫌疑人之间做出抉择。就好象“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家庭当一方成为“***”时，另一方则主动划清界限并积极揭批。这两者的性质实际上是相同的。很多事情，我们不能仅仅看个人的行为，还要透过这种现象看到是环境影响了个人的行为。
　　 虽然吴起率兵打败了齐师，但是马上就有人在鲁侯面前打他的小报告，说：“吴起这个人，起初跟随曾参学习的时候，母亲过逝也不奔丧，所以曾参和他断绝了师徒关系。现在又杀妻求将，实在是个残忍薄行之人，这种人怎么能重用呢？而且我们鲁国以区区小国打败了齐国这样的大国，名声传出去，恐怕其他的诸侯国会视我们为威胁，想办法对付我们。”我们看，背后打小报告说人坏话的人为什么容易得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从表面上看和他自己一点利害关系都没有，纯粹是站在为大家、为领导考虑的角度上公正无私地说话，所以很容易蒙蔽人，而且一般采取的手法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即只抓住对方的某一方面大作文章，使一个短处遮掩了全部的长处，最后成了“瑜不掩瑕”。吴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害怕鲁侯听信了谗言，祸及己身，就逃往魏国投奔魏文侯这个贤君去啦。大家想，鲁国做为一个文化之邦，孔子曾经赞叹说：“周礼尽在鲁矣！”为什么留不住吴起这样的人才，还要迫使他不得不先是杀妻求将，后又逃走避祸。这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了。
　　 吴起到了魏国，魏文侯就向李克咨询吴起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要了解清楚了才好使用他啊。李克对魏文侯说：“吴起为人虽然贪财好色，但是用兵方面，司马穰苴也不能胜过他。”李克所说的这个司马穰苴，是春秋时期齐国掌管军事的大司马，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曾率军击退晋、燕军，名闻于诸侯。后来，齐威王命大臣整理古代兵法，将司马穰苴的军事论述附在其中，就是《司马穰苴兵法》，又称《司马兵法》。魏文侯听李克这样一说，于是就很痛快地拜吴起为将，和秦国作战并攻下了五座城池。魏文侯能够信任和重用缺点十分明显的吴起，就因为他非常清楚吴起能够为国家做出怎样的贡献，即帮助国家拓展疆土，创建霸业，以及国家应该给予吴起怎样的回报，即满足吴起个人对金钱和美色的需求，使国家和个人都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互惠互利。
　　 实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在经济社会中的人都是经济人，其行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一切社会关系，譬如国家与国家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人与人之间，也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合作的交易关系，不过交易的不一定是钱财而已。但是这种交易关系一定是一种利己的行为。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利益驱动”。所以吴起投靠魏文侯是受利益之诱，魏文侯愿意重用吴起也是受利益驱使。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应该建立在合理的利益驱动的基础上，承认和尊重人的合理欲望，使人的合理欲望通过合理合法的正常渠道能够得以实现和满足，并通过积极引导，使人的物欲提升到道德的范畴。譬如，现在腐败现象作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也都反映这个主题。我们看到，这种腐败现象的具体反映对象固然是个人，但是做为一种普遍现象，它实际上是对社会分配的操作性不平衡的反应。而这种问题仅仅依靠道德和信仰的约束是无法解决的，毕竟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做清教徒。就好象吴起这样的人，当他的欲望通过正常渠道不能得到实现和满足，他的聪明才智就会变成为自己的欲望服务，成为一种毒药。所以，社会分配制度如果不能重视人的合理欲望的实现和满足，这种操作性上的不平衡往往就会使社会精英分子转变成为腐败分子。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有使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机制和氛围，也要有使人才能够干事、干成事的机制和氛围，还要有保障人才利益的机制和氛围，才能使人才专注于事，心无挂碍。

我们需要怎样的执政理念（十四）
　　 魏文侯死后，太子击继位，就是魏武侯。  有一次，魏武侯乘船顺河游览，到中流突然对两岸的天堑地形大发感慨，对吴起说：“这些山川地势壮美险峻，易守难攻，真是魏国之宝啊！”吴起马上回答说：“国家安全在德不在险。昔时三苗氏、夏桀主、商纣王所在的地方都是一些天险之处，但是都因为不施德政而被灭。如果您也象他们一样不修德政，那么这条船上的人都会成为敌人啊！”
　　 我们从吴起这番话可以看出，吴起并不仅仅只会带兵打仗那么简单。他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国家安全系于人心而不在于军事技术。我们综观中国历史就一清二楚，历来农民一造反，形势往往如野火燎原，摧枯拉朽，难以抵挡，成为加速朝廷衰败的催化剂。但是若纯以军事技术力量而言，农民能够与朝廷的军队相比吗？那是绝无可能。譬如中日甲午海战，当时清政府北洋水师的装备均为花费巨资从国外购进，实属先进，要远胜于日本海军，但是日本海军一战而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清兵队伍疲顽，纪律松弛，将卒懈怠，士卒在船上赌博、玩鸟、斗蛐蛐，洗过的衣裳凉在炮筒上，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打胜仗？再深入一层看，当时西方侵略中国，固然有中国军事力量弱的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当时政治落后、政府腐败、人民愚昧，就好比一个吸了大烟的嬴弱不堪又一身恶习的纨绔子弟，身怀万贯家财而盲目无知，强盗、小偷、骗子不来照顾你谁来照顾你？我们常说：“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这个道理放在国家和民族上也是同样的。就象你的国民在自己的国家都得不到应有的公平、公正和尊重，又怎能要求别的国家会给你呢？又譬如我们反思抗战时期中国最惨烈的一个记忆，即南京大屠杀，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国人会精神麻木到好象鸡鸭一般任凭比自己人数少的日本人肆虐屠杀，而平时邻居之间因为一点小的矛盾冲突却可以全然不顾的厮斗？为什么一些国人做了汉奸对待同胞比日本人还要狠？是什么原因造成国民的精神麻木？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民族那样容易就生产出了“汉奸群体”这个畸形的产物？又是什么原因造成“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民族人与人之间那样非理性、非人性的暴虐，以及现在我们的社会上相当普遍的“拜金主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而不是仅仅情绪化的谴责和抨击。这样，才会对我们有实际的益处。我们看象欧洲一些小国家，并不十分重视军备，而是积极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努力营造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精神，却赢得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以及长久的和平。再譬如我们常常从新闻媒体上看到这样类似的报道，一些国人在国内往往表现出缺乏社会公德、漠视公共秩序等行为习惯，但是到了国外却变得认真遵守公共秩序，这很象成语里所说的“淮橘成枳”的情况。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在国外能够做到，在国内却做不到？那么我们的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在互动促进上，还存在什么问题？这都需要我们深思。一个地方的GDP上去了，可是社会道德风尚混乱了，社会治安下来了，那么这个执政结果该如何评价，是成功还是失败？
　　 所以，执政理念非常重要。执政到底“在德还是在险”是每个领导者都常常要面临的抉择。执政理念决定执政方式，执政方式影响执政结果。执政理念的失误必然导致执政的失误。我们现在所提到“执政为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执政理念，但是一定要把这个理念具体细化到执政的每一个环节。譬如象前面提到的，现在很多医院和医生以赚钱为第一，病人没有钱就不给看病；很多学校和老师也把教育当作敛财的手段，这些都是很错误的理念，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要知道，经济的目的是为人和社会服务的，千万不可本末倒置，变成为经济而经济，就不好啦。好的执政，就是要把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渗透到所有行业、所有服务的细节当中；就是要体现出平等的思想，对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关怀和尊重；就是要提高人的精神文明和道德素质，全面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执政理念才是我们需要的。

什么是正确的人才观（十五）
　　 孔子的学生原宪，字子思，在卫国做事。  有一次，他向卫侯举荐一个叫苟变的将领，说：“苟变具有率领五百乘车队伍的能力。”五百乘车，对于一个小国来说也是相当的军队。卫侯却说：“苟变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个将才。但是他曾经在做官吏的时候，收税时白吃了别人的两个鸡蛋，所以一直没有用他。”听了卫侯的这番话，子思感慨地说：“好的领导者使用人才就好象木匠选择木料一样，取其长处，弃其短处。所以好的木材即使有几尺长的朽处，优秀的木匠也不会因此轻易放弃它。现在正是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而您却因为两个鸡蛋那样的小事就舍弃苟变这样的将才不用，这种事千万别传出去叫邻国知道了笑话。”
　　 为了两个鸡蛋这样的小事而放弃一个人才，卫侯的这种迂腐行为固然十分可笑，但是遗憾的是，生活中这样类似的行为并不少见。俗话说：“用人若使器”，不同的器物具有不同的用处。同是用来盛东西的器物，木桶可以盛水，竹篮就不可以；同是锋利的器物，斧子和菜刀又有不同的用途。所以，我们总是根据各种器物的不同特点来选择和决定它的用途。用人也是如此。没有一无是处的无用之人，只有放错了位置的人才。譬如说喜欢好勇斗狠的人，经过军队这个大熔炉的锻炼，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老是对人或者事不满的挑剔者，经过正确的引导和培训，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监督员。相反，让一个做学问的专家学者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或者让一个学习经济贸易专业的人从事农牧业生产工作，这就属于人力资源的浪费。这是从大的方面而言。其次，一个人是不是人才，是怎么样的人才，基本取决于领导者的判断，或者必须符合领导者的标准，这种惯性思维和以领导者为判断主体的用人机制，往往容易导致下属的“唯上思维”。譬如领导者以下属完成自己布置任务目标的好坏程度作为考核标准，那么下属就会以完成领导者布置的任务目标作为工作重心；领导者以GDP指标作为考核标准，那么下属就会片面追求GDP数字。这样，如果领导者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而出现决策失误，也难以得到纠正。而下级也难以充分地发挥其独立性和创造性。因为他只要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就可以考核过关啦，所以一般就不会去做那些没有把握，而且有可能会不符合上级心意的额外工作。就好象什么样的模型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一样，什么样的机制生产出什么样的人才。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政绩，往往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人才机制和采取怎样的考核标准。譬如我们认为在工作中能够不拘一格地创新才是好的人才，那么我们就要把能够创新工作纳入考核标准的第一位，同时还要保证足够的创新条件和宽松的创新氛围，通过这样好的机制促使创新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实际上，一个好的人才就是在工作、生活中有自己的理念和目标，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懂得以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妥善地解决问题。或者一言以弊之，人才就是在一项工作中最适合的那个人。而做为一个领导者，则是要懂得根据每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学识、能力和社会关系，把他放置到最合适、最能发挥其作用的位置上面去。

一贯正确的领导者（十六）
　　 卫侯不论说什么话，朝中的群臣都是完全的迎合赞同。  他说好的，大家都跟着说好；他说不好的，大家也都一致反对。看到这种情形，有一次子思在和另一个臣子公丘懿子谈话时感叹道：“以我看卫国现在的情形可以说是‘君不君、臣不臣’啊。”公丘懿子听了这话，觉得很奇怪，就问啦：“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公丘懿子看来，卫国现在的形势应该是一片大好才对啊。因为卫侯不论说什么话，朝中的群臣从来没有反对意见，这说明卫侯做为领导者十分英明睿智，具有崇高的威望；也说明大家团结一心，思想统一，怎么会是子思所说的“君不君、臣不臣”呢？所以，公丘懿子认为子思在危言耸听。子思就说啦：“领导者自以为正确，就会听不进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了。平时做对事情喜欢听别人称赞，都会影响到别人提意见和建议，何况是不喜欢听到意见呢！不审察事情的对错，只喜欢听别人的称赞，是十分糊涂的；不管有没有道理，只是一味地说好听话让对方高兴，就是十分的阿谀谄媚了。领导者只能听得进顺耳的话，下属们也只知道一味说领导者喜欢听的话，这样的治理怎么能行呢？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国家就没有希望啦！”
　　 于是，子思就到卫侯面前去进言啦。子思一见卫侯就说：“国君，卫国的政事将要愈来愈差啦！”子思不愧是孔圣人的学生，他选择说服卫侯的方式就是当时纵横家经常采用的，对待不同的人要采用不同的说话方式。对于卫侯这样经常听惯了歌功颂德的领导者，如果按照寻常方式向他提意见，他肯定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啦。所以，子思这样给他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产生紧张，调动起他的注意力来，才可以听下去。果然，卫侯一惊之后马上就问啦：“为什么？”子思告诉他：“看情况就知道啦。国君您说话自以为是，下面的卿大夫等一众官员都不敢站出来指正您的错误，提出反对的意见；而卿大夫等对下面说话也象您一样自以为是，下面的士庶人等也都不敢站出来指正错误，提出反对的意见。这样，您和臣子们都认为自己一贯正确，而下面的人也这样附和。顺从说好话的人就会受到青睐，持反对意见的人则会遭到排挤打压，这样的环境下怎么会有正直的言论呢？”大家看，子思所说的卫国这种官场氛围是不是可以用“万马齐暗究可哀”这样一句诗句来形容？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喜欢听好话的，甚至，自觉不自觉的希望在别人面前保持一贯正确的形象，所以，很多人才会经常因为一点小事，为坚持自己的观点正确而争论不已。这都源于人的自恋心理。大家可以想想看，平时经常能够听到有人对环境不满、有人对周围人不满，最了不起是对自己长相不满，但是绝对听不到对自己道德品行、智慧能力等方面有所不满。又譬如，我们经常会在有些朋友聚会或者同学联谊会上看到这样的情形：多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老同学见了面，一番热情之后，往往很多人就会明里暗里进行较量，炫耀自己赚多少钱、做了什么官、住多大的房子、坐怎样的车子，甚至连孩子上贵族学校都可以拿来炫耀，反正希望自己比别人高上一筹。这时候在旁边看，就会深切地感觉到“人生如戏，人如戏子”，大家都好象在戏台上粉墨登场，忘情表演而不自知。再就是根据一项心理测试，绝大多数人都存在这样一种错误的认知，即承认错误会使自己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那么就会威胁到他的自尊啦。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承认错误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的本能和习惯，所以我们才往往能够看到别人身上小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身上大的毛病，而且往往习惯了拿别人的短处与自己的长处比，越比越觉得自己简直接近完人啦。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只看见别人眼里有一颗刺，看不见自己眼里有一根梁”。做为一个平常人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一贯正确，谁都不会真的介意你，大不了你一贯正确，我也一贯正确，大家谁都不吃亏。但是做为一个领导者有这样的思维习惯，就会象子思所说的危险啦。
　　 当然，做为领导者，形象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平常人，所以领导者维护自我形象和威信的本能也就比平常人更为敏感。但是，维护威信并不等于要在下属面前努力保持一贯正确的形象，“人贵有自知之明”，世界上没有事事皆懂，永远正确的人，就连希腊神话里的众神之王宙斯都经常犯错误呢。重要的是，领导者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明白“泰山不辞杯土,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择涓流,故能成其大”，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做到“三个善于”，即善于营造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善于听取别人特别是反对者的意见和建议；善于综合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或者充实完善自己的思想。只有这样把大家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把大家的力量变成自己的力量，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也才能更加正确。

战争与消耗（十七）
　　 战争是人类文明的残酷艺术。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前有发展，后有创新，逝者如斯，继往不绝。自然界的动物因为原始生存本能的关系，往往为争夺食物、水源、地盘和配偶等相斗，人类的争斗细思也不出这个范围，实在让人感慨。
　　 十八世纪，达尔文通过观察研究自然界得出“适者生存”这一论断，他真正所要揭示和表达的，是在自然界里，物种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强弱之分，各物种之间既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面，又有各自不同的适应环境和生存之道。但是后来很遗憾地被人诠释成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观点，并且还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圭皋，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争斗的理论依据。幸而现代世界，文明在不断进步，社会在不断发展，人的素质在不断提高。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共同的主题。这一切确实来之不易。
　　 《资治通鉴》做为一部史书，非以记述描摹战争为主，但是上面对于当时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战役都作了详尽的记载；而对于许多小型的战事，往往则是极为简略地一提。即使通过《资治通鉴》上面十分简略的记录，我们也可以明白地看到，当时的诸侯国之间常常是争战不断，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就相互攻伐，企图以此来扩张自己的地盘，增强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威望。譬如周烈王在位的7年里，有记载的小型战役就有：“元年。韩灭郑，因徙都之。”“三年。燕败齐师于林狐。鲁伐齐，如阳关。魏伐齐，至博陵。”“四年。赵伐卫，取都鄙七十三。魏败赵师于北蔺。”“五年。魏伐楚，取鲁阳。”“六年。赵伐齐，至甄。魏败赵师于怀。”等到周烈王驾崩，其弟周显王继位之后，国际局势仍是如此，一点也没有改变。再看周显王在位的前7年所记载的小型战役：“元年。齐伐魏，取津观。赵侵齐，取长城。”“三年。魏、韩会于宅阳。秦败魏师、韩师于洛阳。”“四年。魏伐宋。”“五年。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斩首六万。”“七年。魏败韩师、赵师于浍。”等等。
　　 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这些诸侯国相互之间一会儿搞结盟，一会儿又开战，打过来打过去，这回你胜啦，下回他胜啦，都在不断地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和国力，老百姓得不到休养生息，生产生活遭受到严重的损害，致使物资短缺，经济动荡，最终导致国力衰竭，一一为秦所灭，真好象《红楼梦》里所说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所以贾谊在他的《六国论》里感慨：“灭六国者非秦也，六国也。”实在是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
　　 很多人以为战争只是敌对双方交战的过程，实际上一场成熟的战争往往是在敌对双方交战之前早就各自进行了各种准备的方案和措施，务求实际的战争越短越好，消耗越少越好，利益越大越好，但是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影响战争的各种未知因素太多啦，充满了变数。所以，《孙子兵法》在其开篇就非常慎重地告诫人们：“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又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伐兵,最下攻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哉!”等等。其实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战争只是解决问题最后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过去有句俗话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可见战争的消耗。更何况在古时候战争以人力为主，每次战争大规模地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往往是军事目的之一。所以，好象“斩首六万”、“坑卒四十万”这样残酷的情形实属当时现实的产物。即使到了现在，战争已经辅以高科技的技术手段，也只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和仇恨，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们看现在世界上一些常年陷入战乱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最初引起战乱的原因是政治分歧、宗教分歧、种族分歧还是利益分歧，战争除了带来伤害、隔阂和仇恨，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因为常年陷入战乱，其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无一例外都受到影响。甚至由于时局动荡，为了保障政权稳定，只能陷入以武力保障政权，政治又向武力妥协的怪圈，真是十分可悲，更加可怜的是被迫卷入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的无辜老百姓。所以我们说和平稳定的环境弥足珍贵，也只有和平稳定才能够求发展。
　　 事无相同其理同。我们看现实中很多商业界的人士，也习惯于相互之间为争夺市场大打价格战、商业间谍战、垄断资源战等等，这种恶性竞争实质上与消耗战的性质是相同的。国内有几部以商业为主题的电视剧如《大染坊》、《乔家大院》等，都很真实的反映了商家之间相互进行恶性竞争，最终导致行业衰落、两败俱伤的情形。其实，“士农工商，国之四维”，商业的根本即在“利国利民”，商人的精神则是“以商济世”。所以做为商人千万不可自己轻看自己，更不可为些许利益贬低了商人的声誉，这种商业的精神千万不可以丢掉。一定要认识到经商是为通天下财富，易天下器物，便天下之人；是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创建***社会服务。因此，商业的竞争应该是产品质量和服务的竞争，是相互促进的良性竞争，同时，商业的重心更在于合作，合作把市场做大，合作把行业做好，合作把产品做精，通过合作，弘扬商人“以商济世”之精神，达成商业“利国利民”之作用。只有牢固树立“以商济世”的大境界，能够和同行业人真诚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这样胸襟博大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商人，才能够做成真正的大商业。

听其言观其行（十八）
　　 这一段说的是齐威王的故事。  有一天，齐威王把即墨这个地方的长官召来，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职以来，朝中经常有人在我面前诋毁你。但是我派人到即墨暗中进行调查，发现农业生产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边防安全。朝中那些人诋毁你是因为你没有向他们行贿的缘故啊！”于是，重重封赏了即墨大夫。接着，又召见阿这个地方的长官，告诉他：“自从你到阿任职以来，朝中经常有人在我面前称赞你。但是我派人到阿暗中进行调查，却发现农田荒芜，百姓疾苦。而且以前我国和赵国交战的时候，赵国的军队攻打甄，你不救援；和卫国交战的时候，卫国的军队攻取了在阿周边的薛陵，你却不知道。朝中那些人称赞你是因为你经常向他们行贿的缘故啊！”于是，处死了阿大夫和那些称赞他的人。这一下，群臣都不敢再进行欺瞒蒙骗啦，开始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齐国由是大治，强于天下。
　　 这个故事既表现出了齐威王的精明，又反映了他的权谋手段，更告诉我们一个鉴别人的重要方法，就是听其言，观其行。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观人学里的其中一种方式。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人所说的话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他的行为，他的行为也不能够完全代表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平时结交人，不仅仅要注重对方的言行，更要注重自己的言行，要保持表里如一的态度，才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而做为领导者，对待一个人，更要保持审慎的态度。从即墨大夫和阿大夫的情况看，阿大夫的官场声誉要远远好过即墨大夫，如果按照民主投票选举的方式进行考核，阿大夫就可能会得到升迁，即墨大夫就可能会得到降黜。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很多时候甚至亲眼所见也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历史上有过不少类似的人和事，虚伪之人凭借欺世盗名，赢得声誉，并利用民主获取利益；忠贞之士一时蒙污受屈，反遭***背弃唾骂。可见民主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在其著名的《放言五首之三》中写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所以，孔子才会很慎重地告诫我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众人共同称赞或者诋毁一个人，就一定要认真核查这种情况。

受排斥的秦国和被轻视的公孙鞅（十九）
　　 秦国因为地处偏塞苦寒之地，交通不便，所以地处中原的各诸侯国都把秦国视为外族，采取比较排斥的态度，甚至开联合国会议时也不通知秦国参加。  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看，大家处于同一个时代，固然有国家、民族和风俗等情况的不同，但是各民族之间完全可以求同存异，相互平等团结互助，共同致力于建设***大同世界，为什么要相互排斥和对立呢？可是须知民族平等、相互团结互助这一理念的产生实为几千年火与血的经验逐渐积累而成，其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民族冲突、动荡和融合。当然，今天的我们因为具有比较先进的理念，和古人相比是高明了许多，但那也只是由于我们比古人多了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可以参考借鉴，而非身在其中之故。而且，即使是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由于执政理念、意识形态的不同，宗教之间由于教派、教义和信仰的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相互排斥和对立的情形也不鲜见。还有好象我们社会上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的歧视现象，譬如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歧视，对不同不同社会身份的歧视以及对不同地域的歧视，等等，都些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我们构建***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言归正传。虽然秦国受到各诸侯国的排斥，但是凡事有弊则有利，当时中原各诸侯国相互之间战争纷纭，国力持续消耗，秦国置身局外，反而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最后始能强于各诸侯国。当时秦国的国君秦孝公胸怀大志，却遭到其他诸侯的排斥，受到刺激的秦孝公于是发了一道求贤令，上面说：“谁能够出奇计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我就任命他做***，给他封地。”正在魏国的公孙鞅听说了这个消息，就到秦国来啦。秦孝公这种摒弃门户之见、以人才为重的做法可以说开创了秦国政治上的新局面，对后来的影响极大，非视野宏大、胸襟广阔者不能如此。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的兴盛实质上与领导者的视野、胸襟是分不开的，但是因为没有建立一种稳定的政策并以长久的机制提供保障，所以象魏文侯、齐威王这样的强势人物成为过去后，其政策、举措不能得以正确的贯彻和延续实在是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的关键。
　　 大家知道公孙鞅就是商鞅。因为在秦国变法成效明显，秦孝公赐给他的采邑在商於这个地方，所以又号称“商君”。也有以其原籍称之为卫鞅的。商鞅还传下来一部著作《商君书》，详尽记述了其治国理念和执政方法，有很多理念和方法即使现在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公孙鞅起初在魏国的相国公叔痤那里当客卿，也就是相当于门客。我们知道，当时***显贵士大夫家里大都养有门客，其中养门客最负盛名的当属战国“四大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一些有本事、有能耐、没身份的人物为了求得不被埋没，只能寄身于门客，伺机以待施展抱负。门客可不是白养的。主家平时所要妥善处理的各种棘手之事，如果遇到困难所需的积极应对之策，主家的传播美名建立功勋等等，往往都与门客的鼎立辅助密不可分。门客中的许多奇人异士也因此而享有大名。魏国的相国公叔痤知道公孙鞅有大才，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选择好合适的时机向魏惠王推荐，就病倒了。公叔痤这一病十分严重，加之他年纪老迈，后事难以卒料。于是魏惠王前往探病时，顺便赶紧进行国事咨询：“相国您的病如果不治，将来国家社稷应该依靠谁呢？”魏惠王虽然话说得很婉转，但是意思很明白，你得为寡人我推荐一个合适的相国人选啊。公叔痤一看，机会来啦，赶紧推荐说：“我的门客当中有个平民出身的年轻人叫卫鞅，身怀奇才，希望大王聘任他为相国！”魏惠王一听，平民出身，年纪轻轻，既无经验，又无寸功，觉得很为难，就不吭声啦。公叔痤看魏惠王的神情，知道他很为难，就补充说：“大王您如果不打算重用卫鞅的话，就一定要杀掉他，千万不能让他出境！”意思就是千万不能让他为别的国家所用。公叔痤可以说是慧眼知人。他知道凭着公孙鞅的才能绝不会长久屈居人下。现在各诸侯之间都在积极寻觅人才，争夺人才，象公孙鞅这样的人才一旦被别的国家发现，迟早会受到重用。而不论哪个国家，若能重用公孙鞅，以公孙鞅的治国之才，该国强盛则是指日可待的事。站在战略角度上而言，这就不是一人一家一国的事情了，因为在当前国际局势保持暂时均衡的微妙形势下，如果有一国变得更加强盛，就必然会打破原有势力的相互制衡现状，国际局势又将产生新的变局，各方势力也将连带进行新的整合。而对于魏国来说，只能够被动地参与整合，这样就会被局面所控制，越来越被动，对将来的发展十分不利。所以公叔痤才会以国家安全这个大局为重，忠告魏惠王，对待公孙鞅，要以非常人待以非常事，不能用则杀之。可是魏惠王不具备这种见识，所以并没有把公叔痤的忠告放在心上，反而出去后对左右感慨地说：“公叔痤病重得都糊涂啦！一会儿劝我聘任卫鞅做相国，一会儿又劝我杀掉他，这不是糊涂话吗？”
　　 魏惠王走了以后，公叔痤又把公孙鞅召来，把自己对魏惠王推荐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告诉公孙鞅，然后表示歉意说：“你一定要理解我啊。做为一国之相，我只能先公后私。现在我把情况如实告诉给你，你快点逃走吧！”这时候就显示出公孙鞅的见识了。公孙鞅认为，魏惠王如果不能听从公叔痤的话重用自己，那么也就不可能按照公叔痤的建议杀自己，理由就是魏惠王根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心上当一回事。真可谓是因为被轻视而不得重用，又因为被轻视而保障了生命无虞。所以说人生有很多事情很难说是幸运还是倒霉，是应该感谢所经历的一切还是应该抱怨。
　　 后来公孙鞅西入秦国，通过秦孝公身边的宦官引见，以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说秦孝公，终于得以重用。这样，一个是受排斥急于雪耻的国君，一个是被轻视欲展宏图的人才，两个人在一起就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为秦国揭开了强盛的帷幕，奠定了称霸的基础。后来，公孙鞅帮助秦国攻打魏国，用计谋俘虏了魏国的大将公子卬，大破魏师，魏惠王不得已献上河西之地求和，并被迫徙都，这才痛悔当初不听公叔痤之言。只因为轻视了一个人，以致于后来丧权辱国，魏惠王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太大啦！

变革的过程与结果（二十）
　　 公孙鞅在秦国想要进行改革，消息传出之后，秦国上下持反对意见的人非常多。  
　　 要知道任何时候变革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变革就意味着社会原有结构的再调整，社会各种利益的再分配，所以无论对于利益既得的团体还是利益未得的团体来说，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说到变革，我们往往会习惯性的首先想到两派，即改革派和保守派。但是不能说保守派就一定是思想守旧，反对变革的；也不能说改革派所做的一切就都是正确的。因为社会变革是一件涉及社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大事，牵扯极广，关系重大，无论变革者的设计、谋划有多好，都难以做到在变革中完全公平的兼顾到社会每一团体之利益，其具体操作实施之过程也难以保证就完全按照变革者预先设定之方案进行。而一旦变革，无论结果如何，首先就要对现有社会结构进行一定的破坏。就好象我们前面说过的北宋王安石变法，便是最初之设计与后来之结果大相径庭，变革固然失败了，可是变革的成本与变革失败后所遭受的损失却不得不由国家、社会和老百姓来承担。这也是导致北宋向南宋过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改革派和保守派往往由于出发点与着眼点的不同，因而意见难以统一。但是时代不断进步发展，社会变革是历史之必然趋势，也只有通过变革才能不断调整社会结构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和社会体制运行中所产生矛盾。所以变革的方式方法、技术手段以及所选择的突破口就至关重要。所谓“事有不同，行而分类”，有些事情要重过程而轻结果；有些事情要重结果而轻过程；有些事情既要重过程，也要重结果，譬如说象社会变革这样的大事。也有人把变革当作一种实验，认为失败了大不了再重来就是啦。因此只要拿出一项自以为是的方案、蓝图来，确定好目标，就开始拍胸脯许诺啦。可是你这个实验失败了由谁来承担成本和后果呢？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任何变革，一是要有非常明确实际的目标。譬如现在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这一理念，既不以政治为主，也不以经济为主，而是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也就是说，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社会和人服务的。二是要有非常完善保障的贯彻执行网络。要从中央到地方、从县市到乡镇、从街道到社区、从面到线到点，都有统一规范的实施方案和操作标准，确保贯彻执行有依据，有参照，不走样，不折扣。同时确保情况反馈渠道的迅速畅通。三是要有非常具体细微的内容。譬如构建***社会，首先要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这个基础，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使农民、城市弱势群体等富起来，可是我们可以维护和保障农民、城市弱势群体等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依法受到相应的惩治；其次要维护和保障社会诚信这个环境，譬如可以设立诚信分级惩治制度，如果你这个企业或者个人有不诚信的行为，那么就会被诚信档案记录下来，并在一定的期限和一定的范围内予以公布，对当事人的名誉、社会待遇等将造成直接的影响。当事人只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再没有发生不诚信的行为，才可以经申请，通过审察之后撤消档案记录，而当事人还必须以行动重建诚信记录。这样，只有不诚信行为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所得利益，社会诚信才能够牢固建立起来；第三要积极营造文明行为和人文关怀这个氛围，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到一个城市进行观光旅游，城市很繁华，景点很漂亮，可是外地人往往一时之间很难找到洗手间，虽然到处都是广告牌，却没有洗手间、休息间的告知标识，不得不很尴尬地求教于人。这都是我们在营造文明城市环境中需要更多关注的地方。其实你这个城市不一定要比别的城市大，也不一定要比别的城市繁华，只要你有很文明安全的环境，很清洁平坦的街道，很完善便利的公共设施，很细致周到的公共服务，让所有的人感到很自在，很方便，就非常好了。一个小店铺的饭菜不卫生、一段道路的交通不方便、一个商场的商品质量有问题、一个社区的管理不负责任、一位病人因为出不起医药费而被医院拒之门外、一个儿童因为家境上不起学，等等，这都是一些很细小的事情，恰恰也最反映出一个城市文明的程度和水平，体现着一个城市的人文关怀。以上只是就构建文明城市、***社会随意举两个小例子，以说明变革的过程必须与结果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过程之每一步骤也都必须切实体现出具体的人文关怀，而不仅仅是重视物质性的发展。

王道与霸道（二十一）
　　 前面说到公孙鞅在秦国想要进行改革，消息传出之后，秦国上下持反对意见的人非常多。  秦孝公虽然很支持公孙鞅，可是也很为难。公孙鞅就鼓动说服秦孝公：“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意思是老百姓不会与执政者共同承担风险，但是乐于分享成果。所以一般人没有必要让其参与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只要让他们分享成果就可以了。只要能够强国，一切陈法都可以破除。于是秦孝公下定了决心，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确定了变法的政策。根据公孙鞅的说话，可以看出他是那种性格坚定，做事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的人，只要认为自己是对的，就一定会排除万难去实行。
　　 变法令尚未公布之前，为了树立政府的诚信形象，公孙鞅策划了一场堪称经典的政府诚信案例，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扩大了政府诚信的正面影响。当时秦国的都城是镐京，到周显王19年，才徙都为咸阳。公孙鞅让人在镐京最繁华的街市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说明有谁把木头搬迁至北门就能获得十金的酬金。当时老百姓都觉得很奇怪，围观的人很多，却没有人站出来搬木头。于是又把酬金提高到五十金。这时，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木头搬迁到了北门，结果真的获得了五十金的酬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徙木立信”。这件事情给当时围观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中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政府诚信的舆论宣传目的达到之后，公孙鞅才颁布了变法令。
　　 变革进行了一年，光秦国的都城镐京反映新法不便的就有几千人。此时正好太子触犯了新法。公孙鞅说：“法令之所以推行不下去，主要原因在于上层。太子是国家的继承人，不可以施刑。就以太子的师傅公孙贾和陪读公子虔代替施刑。”公孙鞅这一手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厉害，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势若破竹”之法，连太子犯法都要受到相应的惩治，其他的人更不用说啦。顿时，政策法令就很顺利地贯彻执行下去啦。
　　 公孙鞅的本事很大，以法家之术治理秦国，所制定的政策实施了十年，秦国就“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人们“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公孙鞅的政治、经济体制变革不仅促使当时的秦国迅速强盛，而且惠及长远。譬如现在的县就是公孙鞅最初开设的，他还废除了当时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井田制，制订了较为标准的计量单位斗、权、衡、丈、尺等等。这时，起初说新法不便的一些人又来反映新法便利，公孙鞅说：“这都是乱法之民！”并将其全部强迁至偏远边境之地。这以后，全国上下再也没有人敢随便议论政策法令的好坏对错啦。
　　 公孙鞅在秦国做相国的十年间，法令苛刻，执法严酷，得罪了很多人。当时有一位名士赵良，和公孙鞅见面之后，公孙鞅很得意地问他：“你看我治理秦国，和从前的五羖大夫相比谁更高明？”公孙鞅提到的五羖大夫百里奚，是秦穆公时期的一代贤相。因为他是秦穆公以五张公羊皮从楚国交换来的，所以被称为“五羖大夫”。赵良回答说：“五羖大夫担任相国期间，秦国秉持道义讨伐了无理挑衅的郑国，三次帮助内乱的晋国拥立了国君，一次拯救了楚国的危难。五羖大夫虽然贵为相国，但是累了不坐高档车子，天热时不张盖伞。平时视察工作不跟从车队和卫士。五羖大夫去世时，秦国上下的男男女女都痛哭流涕好象死了亲人一样，儿童没有心情唱歌，干活的人没有心情劳动。而大人您担任相国以来，法令苛刻，执法严酷，压制贵族士大夫，折腾老百姓。《诗经》上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而您的所做所为恐怕很难说受人拥戴。您出门的时候，随从的车辆前呼后拥，护卫的士兵持矛操戟如临大敌。没有跟从的车辆和护卫的士兵，您就不出门。《周书》上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而您所依恃的恐怕很难说是德行。所以说，您现在可以说是危若朝露啦，如果您还要贪恋权势富贵，继续加深老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去世，秦国上下要对付您的人还会少吗？”
　　 正在得意之际的公孙鞅当然听不进赵良的逆耳之言啦。因为他现在正处在人生的颠峰，就好象从山顶上望下面，往往容易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心境，却不容易发现其中隐藏的危险。结果，几个月以后，秦孝公去世，太子继位，就是秦惠文王。公孙鞅前面得罪的公子虔等一干贵族士大夫开始了反扑，诬告公孙鞅要造反，派官吏捕捉他。而公孙鞅因为得罪的人太多，尽失人心，没有人愿意帮助、收留他，最后走投无路被杀，并遭到车裂和灭族的悲惨命运。
　　 大家知道，中国古时候一直提到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王道”就是以道德仁爱的理念为核心，以较为宽和的法律为准绳进行治理，目的是教化人民知礼知荣知耻，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譬如说，受到教化的人不小心触犯了法律，只要“划地为牢”，在地上划一个小圈子，触犯法律之人就会老老实实地待在里面，等待官府的处理，根本不会出现想方设法逃避法律制裁的情况。还有的知识分子违犯了自己的道德原则，就会“面壁思过”，进行自我惩治。这种事例在古时候有不少。现在很多人看了以后可能会觉得这种人、这种行为很迂腐，其实你是以机巧之心看至诚之心的。以机巧之心处世，则世上处处皆机巧之事。所以，人心里的道德律才是最高的法律，能够正心诚意待人处世才是君子之道。当然，后来这种道德仁爱的理念因为种种原因，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教条式的道学理念，成为中国人精神和人性的束缚，又当别论了。“霸道”则是以权势和手段进行治理，求得明确的功利目的。公孙鞅采用的就是霸道之术。我们前面说公孙鞅这个人非常有本事，十年就能把秦国治理得“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但是他有这样显赫的功绩，却得到车裂和灭族的悲惨结果，不能不说与他的治理方式有关。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感慨地评价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所以，做一件事，无论目标多么正确，理由多么充足，道理多么对，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也非常重要。譬如公孙鞅所制定的法律，也讲求公平、公正，所以才有太子犯法受罚之举，但是好的法律之精神应该是帮助和保护弱势群体，而非一味追求表面的公平、公正，甚至强权势力利用法律来欺凌弱者，或者弱者因被逼受欺以致犯法受惩，这样的公平和公正就不免使人感慨了。又譬如现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但是一些地方的领导者，只求发展的快速和规模，不顾及社会和农民的承受度；只计算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多少，不考虑人们的意愿和感受，这样建立在长官意志之上的新农村建设会不会受到农民的拥戴，会不会伤害到农民的利益，都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总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领导者，是受人敬爱还是使人愤懑，都取决于不同的执政方式；是以道德信仰来凝聚人心，还是以利害关系使别人依附，最终也会影响到其执政结果。

以何为宝（二十二）
　　 齐威王和魏惠王会猎于郊野。  两个人闲聊之际，魏惠王问道：“贵国都有什么宝贝呀？”齐威王回答说：“没有。”魏惠王就有点炫耀地说啦：“鄙国虽然小，尚有能够照亮前后十二辆车子的大夜明珠10枚。以齐国这样的大国，怎么会没有宝贝呢？”却听齐威王淡淡说道：“我对于宝贝的概念和你的理解是不同的。我有位臣子叫檀子，派他守卫南城这个地方，相邻的楚国人便不敢侵犯，同时，泗上十二个小国诸侯都来朝贡；另一位臣子叫盼子，派他守卫高唐这个地方，赵国人便不敢越界在黄河渔猎；另有一位叫黔夫的官吏，派他守卫徐州这个地方，燕国人和赵国人都分别向我国示好以求边境安全，同时，迁徙投靠我国的人有七千余家；还有一个臣子叫种首，让他管理社会治安，则道不拾遗。这四位臣子，他们的光彩可以照耀千里，岂止是区区十二辆车子啊！”一下子，魏惠王羞愧地无言以对啦。
　　 通过上面的对答，我们看到，齐威王和魏惠王各自心里的所重不同，齐威王以人为宝，魏惠王以物为宝，也就显现出了他们之间的观念和胸襟上的差距。道理浅显易懂，但是现实生活中好象魏惠王这样重物轻人的情形却不鲜见，甚至可以说很常见。譬如一些年轻人选择对象的时候，把物质的条件看得过于重要；或者一些人择友的标准，只愿意结交有权有钱的朋友，而对于知识分子、普通的工人农民等，就十分的敬而远之了；还有象前面提到过的，一些医院和学校以病人与学生的经济情况做为服务标准的参考，这都是重物轻人的行为。现在我们提出正确的政绩观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发展的重心和落脚点已经从经济这个“物”的发展方面转变到了人的发展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表明了中央对于社会主体和发展内涵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也就是说，发展经济是为了不断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为了更好的构建***社会，如果你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是以环境污染、失业率上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为代价交换的，那么就是重物轻人的政绩观了。同时，做为领导者，你的视野关注点在哪里，引以为荣的是什么，是城市建筑、旅游景点，还是人才的荟萃等，也反映出一个领导者的境界之高下。
　　 与齐威王和魏惠王赛宝这件事性质相近的还有一件事，就是燕昭王求贤。燕昭王为振兴燕国而求贤若渴，他身边的智囊人士郭隗为他出谋划策说：“古时候有国君派使者以千金购买千里马，但是使者到达时千里马已死，就以五百金购买千里马的首级而归，告诉国君说：‘对死马尚且如此看重，何况活马呢？千里马很快就会得到啦。’果然，不到一年，就获得了三匹千里马。现在大王一定要招徕贤能之士，请先从我开始为榜样。那些贤能之士就会接踵而来啦。”于是，燕昭王便拜郭隗为师并奉以丰厚的待遇。消息传出，贤能之士争相赴燕，象乐毅、剧辛这样的治国大才也闻名而来。
　　 做为几千年前的齐威王与燕昭王，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不拘一格的吸纳办法和大胆的任用，这份眼界和魄力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领导者，虽然时有人才缺乏之感慨，却始终不采取有效的机制和办法加强对人才的发现、吸纳和任用，这就类似于“叶公好龙”的表现了。甚至一些地方或者部门单位，由于领导者“重物轻人”的思维观念和制约人才发展的机制，致使人才不断流失，其不但没有反思人才为什么会流失，自身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激励机制和工作待遇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等根本原因，反而采取堵截人才流动的路径这样一种笨办法来限制人才的流动，就更加的令人叹惋了。
　　 我们还从历史经验知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的积极健康发展，实与人才作用的发挥密切相关，而与国家或者地方的大小和实力强弱并无绝对的关系。譬如前面述及的魏以吴起而强、秦因商鞅而兴等这类“得人兴邦，失人丧邦”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特别是有关文化的创造和传播等方面，只有人才能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金钱绝不可能创造文化艺术。各个国家或者地方往往也都是以其所拥有的文化艺术家为荣，而不是以物欲的富足为荣。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或者部门单位的发展思路过于注重和习惯于依赖政策、资金和资源等“物”的因素，而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作用，这种“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往往造成发展为“物”所役的客观事实。一个非常明白的事例就是中国***在内战时期的发展，若以“物”的因素而言，其实力远不足以逞，然终成大业者，实为人这一宝贵因素的作用。所以，只有象齐威王与燕昭王一样重视人才，以人为宝，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促使人才效益的最大化，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围魏救赵的启示（二十三）
　　 魏国攻伐赵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  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派遣田忌为将，以孙膑为军师救赵。关于孙膑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他本是春秋时期孙武的后人，和魏国的大将庞涓是同学，曾一同师从一代奇人鬼谷子学习兵法之学。后为庞涓因嫉妒陷害而施以膑刑，寄居于齐国。田忌准备率军直接赶赴赵国救援，孙膑说：“想要解开杂乱纠缠在一切的东西不能用攥紧的拳头，想要制止正在斗殴的人不能用武力。只要避开其强硬锐势而对付其虚弱之处，形势就会发生转变，矛盾自然就解开了。现在魏国和赵国作战，其精兵强将必然遣派在战场上，只剩老弱疲兵在国内留守。不如引兵直趋魏国的都城大梁，占据其交通要道，袭击其疏于防备之处，魏师必然会放弃与赵国作战而赶回来自救。这样，我们既一举为赵国解了围，还使魏国处于不利的形势。”按照孙膑的谋略，魏师果然撤兵赶回自救，以疲兵对逸师，战于桂陵，魏师大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例。到周显王28年，魏国再次攻伐赵国。赵国又求救于齐国。魏齐两国的军队也再一次进行了大交锋。是役，孙膑先是继续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再利用魏师的骄悍，因势利导，以“减灶行军”之法欺骗对方，最后集中兵力一举歼灭魏师。这两次经典战役的运用，成就了孙膑一代兵法大师之名。
　　 我们分析这两次战役，都十分清楚的体现了同一种战略思维，即孙膑所说的“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这实际上是解决复杂矛盾的一种非常高明的方法。也就是避开矛盾的尖锐部分，从其虚弱点着手，避重就轻，因势利导，通过使矛盾的形势发生变化来解决矛盾。
　　 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吵翻了脸，连朋友也做不成啦。这就是不懂得怎样处理矛盾的缘故。也有很多人习惯于一种直线性的思维，即就矛盾解决矛盾，似乎只要能够解决矛盾的办法就都是好方法。而我们通过学习研究“围魏救赵”这两次经典战例，则应该深刻认识到，对于矛盾的解决不仅要讲究策略，讲究方式方法，讲究时机和火候，学会运用物理学方面的“杠杆原理”，还要懂得利用矛盾，使矛盾为我所用。譬如我们要解决赌博这个社会问题，不一定非要采取强硬的办法去禁止它。因为“赌性”实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在的人性之一面。可以说商业、娱乐业乃至体育竞赛等很多都是另一种形式的“赌博”。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因势利导，变赌博之害为社会之利。譬如可以通过设立相关法律，向开设经营赌博性质的场所收取高额税费，或者规定其交纳利润之一定比例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并应设立专项帐户以进行监管。做为服务的内容，对赌博者建立个人相关资料和诚信档案，以确定资金的合法性质。同时，设定赌博的相关限制，如最高金额限定、次数限定。等等。引导和规范赌博业成为社会娱乐业的一项正常内容，既健康有序的发展，又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
　　 总之，对于矛盾有硬解决和软解决两种不同的方法。硬解决往往只是注重解决矛盾本身，又可能会出现相关的矛盾；软解决则注重引导矛盾从不利向有利的方面转化，最后变弊为利，这才是高明的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同两面的邹忌（二十五）
　　 中学语文教材里面收入《战国策·齐策》的一篇文章，叫做《邹忌讽齐王纳谏》。  这个故事讲的是邹忌以发生在自己家中的事情为例，巧妙的向齐王进行建议，建议齐王多听取意见和建议，少听取赞美与吹捧。故事既反映出了他的忠诚和智慧，也表现出了他的高明的讲话艺术。
　　 邹忌这个人不但相貌长得很好，而且才能很好，还善于操琴。他知道齐威王喜欢听琴，就借操琴晋见齐威王，借小喻大，以操琴之道谈论治国之道，获得了齐威王的青睐，三个月为相，一年而封侯。但是，邹忌和前面所提到过的打败魏国军队的大将田忌有矛盾，有点儿一山不容二虎的意思，就暗中让人拿了十斤黄金到市集上去卜筮，说：“我是田忌的家人。田将军率军作战三战三胜，名震天下，现在欲图谋大事，想要知道吉不吉？”待到问卜之人走后，就派人抓住卜筮之人，并将其口供呈给齐王，以此来诬陷田忌。田忌无法洗刷清楚，只好出逃楚国。
　　 我们看邹忌这个人，对领导提建议时表现得十分正直无私，对付和自己有矛盾的同僚时表现得同样十分本色，哪一方面都不是他的伪装，真实地反映了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具有人格的两面性或者多面性，而且这些两面性或者多面性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这样才构成了复杂的人本身。西方心理学上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人格分裂。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以此写成著名的复调小说，深刻反映复杂而矛盾的人性。那么象邹忌这样的人物应该如何看待他，评价他呢？可以说，我们很难以标准的社会道德范畴或者行为规范来评价他，甚至世上很多的事和人都可以说是是非难辨，善恶难明，皆在一念。古人说“盖棺论定”，甚至很多时候盖棺都不一定论定，可见要完整、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十分困难。所以，同一个人物邹忌，在只学过《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的中学生的眼睛里是正直无私、富有智慧的贤相；而在只看到邹忌诬陷田忌这个故事的人眼里则又是阴险的不择手段之人。当然，以上两种对邹忌的片面地、不准确的判断和评价都是因为所掌握的资料不完全的缘故。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的所做所为都不能够脱离开他的环境，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那么，我们要想准确的认识和评价邹忌，就只有对邹忌所做过的于国家于别人有益的事情和于国家于别人有害的事情的一一进行了解，一一如实掌握，并且以对当时的贡献和影响来评价，看本质，观大体，这样才能够准确、完整的认识和评价邹忌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或者批判的地方。既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更不能象宣传工作进入误区的少数媒体那样的做法，为了特定宣传的需要，对宣传对象进行随意的拔高或者夸大，造成了宣传对象的严重失真。譬如我们看到有一些经过媒体宣传渲染的“高大”形象，后来却暴露出不光彩的行为，这就很讽刺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了公众对媒体宣传的信任度。

经济利益与社会道德（二十六）
　　 孟子见魏惠王的章节也是很多人都熟知的一篇文章。  因为魏国又叫做梁国，所以在《孟子》里面魏惠王又被记载为梁惠王。我们知道，孟子在儒家学派中,地位仅次于孔子,被称为“亚圣”。所以儒家学说又叫做孔孟之道。孟子是邹国人。邹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邹城一带。有一个典故叫做“孟母三迁”，就是说孟子小时候，孟母为了给他找一处好的学习环境而数次搬家的故事。孟子是子思的学生，也就是孔子的徒孙。学成以后，他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先后到过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等游说。但是当时这些诸侯国所关注的重点都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强国称霸，所以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引不起执政者的兴趣和重视。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做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继承人和发展者，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是社会道德的确立，他提出的“以民为本”的宝贵思想，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前身。另外，我们所熟知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这些对后人价值观有很大影响的名句都出自《孟子》。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从《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句话中引申演变而来。又譬如前国家******同志的名字就取自《孟子》中的“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
　　 下面言归正传。魏惠王见到孟子的第一句话很直接了当：“老头儿，你不远千里而来，难道也有什么利益带给我国的吗？”面对魏惠王这样不太客气的问话，孟子很坦然也很坦白：“国君您何必对我讲利益呢，我有的只是仁义而已！如果国君您成天只考虑有什么利益给国家，上行下效，则官员们成天只考虑有什么利益给家庭，老百姓成天只考虑有什么利益给自己，这样从上到下大家都只重视利益，以利益为本，那么这个国家就危险啦。只有仁爱之人才不会抛弃其亲人，也只有忠义之人才不会对国君口是心非。”以孟子的理论水平和雄辩当然说得魏惠王不能不点头称是，但是还是无法触动追求眼前利益和短期效应的魏惠王，使他改变政策。可见，无论多么正确的道理，多么伟大的思想理念，如果不能正当其时，不能与一定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不能转化为政策得以实行，都仅仅只是一种不确定的设计蓝图。所以理想的东西必须要和现实的东西统一起来才能够得以实践。如果你这个理想不能够和现实的东西统一起来，或者超越了现实，那么你就是不得其时。就好象孟子在战国那样一个整体氛围是急功近利、争强争霸的时代提倡“仁政”、“爱民”等这样超越时代的执政理念，这就是不得其时，不得其时就不得其位，所以他的理念主张自然得不到当政者的重视，只能和孔子一样在现实政治中碌碌无为。所以我们看象儒家学说这样一种十分伟大的思想理念，为什么在当时不能够被当政者接受，付诸于实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得其时啊。因为儒家学说的思想理念从根本上说是为巩固政权统一、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的，所以只有在和平时期它才能够对政权和社会产生最大价值。所以我们看汉代为什么开始尊崇儒术，就是因为汉代自文、景二帝实施了“无为而治”以后，战争的创伤逐渐愈合了，农业生产已经恢复了，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这个时候儒家学说思想理念的价值开始体现出来啦。甚至可以说，虽然自汉以来一直独尊儒术，但是儒家的政治理念一遇到乱世就比较的绑手绑脚，比较聪明的当权者就会把它暂时置之一旁，明示儒术，暗施道法；而一到相对和平稳定的时代再把儒家学说请出来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这也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政治理念都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如果现实情况发生了变化，政治理念也须要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之需求。当然，孟子并非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也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既然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呢？这就是儒家的一个特点，也是很了不起的一点，“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明明知道我提倡的东西现在难以实行，但是我知道它是正确的，那么我就要坚持下去。就好象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为了向世人宣传日心学说，推动科学理念，明知道会受到罗马宗教的仇视和打压，仍然坚持真理的信念，最后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这就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譬如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一生为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和平与民主而奋斗不息，在当时军阀割据的动乱时代，也是实属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先驱人物和先驱精神，才会以他们的坚持换来后人的继承和努力，最终实现其理想信念，也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崇尚科学、和平民主、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先驱人物和先驱精神，就什么也争取不来。
　　 那么，既然魏惠王承认孟子说得对，又为什么还继续追求政策的眼前利益和短期效应呢？前面说过，经济学说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也就是说，追求利益是每个经济人的本性，不能够简单的仅仅以道德来衡量，象魏惠王是这样，崇尚法家之术的韩昭侯也有同样的行为。
　　 韩昭侯计划修建一座高大的门楼。他手下一个臣子叫屈宜臼的对他说：“国君您肯定走不出这座门楼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合时宜啊。人都有顺利或者不顺之时。以前您顺利的时候没有想到修建这个门楼。但是去年秦国和我国交战，夺去了我国的宜阳，今年国内又逢天旱，国君您在此时不以抚恤百姓为当务之急，反而要行奢侈之举，所以我说不合时宜。”
　　 大家看，同样一个韩昭侯，做事却前后出现那么大的差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申不害已经去世啦，没有人指导、鞭策和鼓励韩昭侯了。所以说要坚持一个事情把它善始善终非常不容易。后来宋朝有个诗人徐钧作了一首诗：“敝袴囊中犹惜予，高门旱后忽兴工。如何奢俭初终异，一相存亡事不同。”说的就是这件事。
　　 追求利益的魏惠王和欲作高门的韩昭侯，其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相同的。甚至可以说，做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们的想法和行为都是合情合理的，无可厚非，但是魏惠王和韩昭侯的身份却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人，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政府身份。做为政府，具备市场意识，以经济手段调节市场使企业或者老百姓受益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但是如果一切都以经济来衡量，一切都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特别是政府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就成了完全错误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现实生活中具有魏惠王和韩昭侯一样思维的政府和领导者也不鲜见。譬如以近几年比较焦点的房地产价格来说，特别是去年上海学者易宪容引发了房地产价格的“口水争论”，以及去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稳定房地产的相关政策，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实质上从深处是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对待经济利益特别是政府自身利益的态度。
　　 做为房地产商，在商言商，当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他在进行市场定位的时候，可以建造比较奢侈的豪宅来满足比较富裕的少数人的需求，也可以建造经济实用房满足普通大众的需求，完全取决于利益的驱动，可以说几乎不存在道德的因素。房地产商和建筑商的职业道德在哪儿呢？是在其建筑的质量上，他必须保障自己开发、承建的建筑完全符合统一规范的质量标准。所以，房地产商如果根据计算得出建造商品房和豪宅比建造经济实用房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建造商品房和豪宅就成为他的最优选择。这是完完全全的市场行为。而做为政府，则应该以社会***为目标，既要促进经济发展，又要兼顾社会公平。我们常说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那么促进经济发展对政府来说就是职业技能，而兼顾社会公平对政府来说则是职业道德，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这儿，兼顾社会公平就表现为政府必须关注和重视让普通大众甚至弱势群体都能够基本有能力购买质好价优的房子，做到“居者有其屋”，而不是还象一千多年前诗圣杜甫所呼吁的那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既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鼓励和支持房地产商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又要兼顾社会公平，让房地产商自愿主动地开发、承建普通大众甚至弱势群体都能够基本有能力购买的质好价优的房屋，那么政府的“法宝”是什么呢？就是政策的调节杠杆作用。譬如新的房地产政策规定，新开发的房产必须有70%的房型小于90平方米，这就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当然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的办法。例如可以规定房地产商根据土地的价格、地段等因素必须建造一定比例的经济实用房，然后对剩余的土地才能够建造商品房和豪宅；或者可以对商品房和豪宅进行征收售后高额税，而对于经济实用房则减税或予以其他补贴。总之，就是既要根据市场规律保证少数人的特殊需求，又要根据社会道德原则切实保障多数人群的合理基本需求；既要保证房地产商的经济利益，又要通过政策引导促使其积极健康地参与城市建设，为构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