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绿篱修剪车:创造与自由——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反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05:37:12
创造与自由 ——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反思


 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创造为基础的,创造潜力的发挥又是以自由为前提的,而自由的使命莫过于发展人类文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充满创造与自由的困惑。本文旨在以自由的立场反省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并以这历史为背景审视现代自由理论。 ■董光璧 只有讲出真相才能使世界变好。 ——欧文·查德威克《阿克顿教授》(1995年) 中国现代史实乃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历史。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从“师夷”开始,程序反演地模仿西洋。首先在器物层次,然后是制度层次,最后才进入思想层次。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草率地反演欧洲现代化的历史。这种程序倒置或许是一切后发国家不可避免的,但它所固有的不彻底性导致中国不得不程序紊乱地反复重演欧洲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主张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而他的两个后继者则各有偏爱,蒋中正(1887~1975)的国民政府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1893~1976)的人民政府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后还是在邓小平(1904~1997)首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回到了孙中山。 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属于工业文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历史,本质上是模仿源自欧洲的工业文明的历史。中国政坛领袖们所谓的“创造”,不过是对工业文明的选择性变通。而工业文明或现代化道路乃自由引导革命的成果,即平民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结合对抗专制君主的结果。然而,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对待“自由”的态度,都是“欲迎还拒”。 自由主义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是法国思想家贡斯当(1767~1830)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1816年),它区分了作为公民资格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私生活不受干涉的现代人的自由。真正的现代自由是个人自由,而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英国思想家密尔(1806~1873)以其《论自由》(1859年)最早对个人的自由权利作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自由精神,即“由于自己”的解缚传统,但作为个人权利的“自由”概念则是舶来品。严复(1854~1921)的译著《群己权界论》(1903年)就是密尔的《论自由》的第一个中文版,书中《译凡例》对“群己权界”4个字的解释:“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是中国学者对现代“自由”概念的最初解读。 蔡元培(1868~1940)掌北京大学,倡导“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新风。“五四”新文化运动锻炼了一代青年,《新青年》(1915~1922)、《每周评论》(1918~1919)、《新潮》(1919~1922)、《努力周报》(1922~1923)和《现代评论》(1924~1928)等期刊培育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胡适(1891~1962)等人以《争自由的宣言》(1920年)与北洋政府的专制抗争。 国民政府时期的《新月》(1928~1933)、《独立评论》(1932~1937)和《观察》(1946~1948)等刊物,彰显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在国民政府鼎盛时期的1930年代,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人权论集》(1930年)中胡适等人的呼唤,《伪自由书》(1933年)中鲁迅(1881~1936)的冷嘲热讽,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1933)总干事杨杏佛(1893~1933)之被暗杀。 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之际,当政的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出版《中国之命运》(1943年),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野的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要求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1945年)。偏寓海岛台湾的国民政府,被西方自由世界视为“自由中国”,却封杀了《自由中国》杂志(1949~1960),但终究也还是不能长久阻挡自由化的历史进程。主宰大陆的人民政府,遵奉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曾固守“无产阶级专政”而忽视“人的自由发展”。 以自由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实乃“得也自由,失也自由”。28年的去自由化、去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去政治自由化,经济总量增长8倍和人均GDP年增长率2.3%是以忽视民生和损害自由为代价的。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几年的自由化,权力资本化推进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抑制政治自由化,经济总量又增长8倍和人均GDP年增长率6.6%,是以扩大贫富差距和忽视人权为代价的。 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没收官僚资本和粮食等物资的统购统销,以及没收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土地改革、农民土地收归集体的合作化运动、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这诸多扩大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措施,不仅沉重打击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也控制了城乡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经济自由。中国共产党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自由化尝试,提倡学术自由的双百方针和鼓动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突然转变成去自由化的反右派政治斗争。北京大学的青年学子们的“社会主义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幻想落空了。 作为不断革命的第五阶段,继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私营工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化、政治大跃进和思想战线的革命四个步骤之后的“技术革命”,大跃进以鼓动工农群众的政治热情推进经济建设持续高速发展。大跃进以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为标志的“解放”狂热,不仅进一步限制了人民群众的自由,而且领导工作的分歧也扩大为思想路线上的反右倾斗争。尽管大跃进的奋斗精神也取得了成绩,但3年跃进(1958~1960)导致的3年经济困难(1959~1961),经过5年调整(1961~1965)才得以恢复,延宕中国现代化进程达8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的反自由化,把反右派和反右倾结合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权力与民众联盟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演习,促成新旧权贵们在“牛棚”里结成神圣同盟。文化大革命,革了商品经济的命,革了文化传统的命。 改革开放也是革命,通过产品的剪刀差、土地的剪刀差和权力资本化,扩大财产私有权范围和自由市场范围。1978年底,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和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秘密协议,几乎同时分别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拉开自由化革命的序幕。小岗村的经济自由化被认可,西单民主墙的政治自由化被否定。受农民的经济自由化的启发,经济特区诞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有企业改制。 “自由”这个高尚的字眼,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反对自由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平常生活中几乎就是贬义词。在学术界,由于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辩,使得本来已经演化得纷繁复杂的“自由”概念变得更令人眼花缭乱。 自由、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及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外在的自由与内在的自由、社会自由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这些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立和融合,似乎建造了一座混沌不清的迷阵。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从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到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再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表现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互动对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 社会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被新自由主义取代的历史表明,调和工业文明两种社会制度的理论努力并不成功。依此推论新自由主义左派,如美国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1921~2002)和法国哲学家德沃金(1931~),尽管他们的著作《正义论》(1971年)和《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2000年)颇有影响,但他们将平等渗入自由逻辑的努力可能不会成功。 当代对“自由”理解的分歧可能表明,自由理论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从德国-美国思想家弗罗姆(1900~1980)的《逃避自由》(1941年),到英国政治哲学家葛雷(1948~)《后自由主义》(1993年),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诸多分析表明,自由主义理论需要进行一次大的变革,而对于理论发展的方向却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理论总是在批判现实中曲折发展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轮回的中国现代社会,或许为发展普适的自由理论提供了条件。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努力方向大多跟随国际潮流,亦如从孙中山到邓小平的中国政治家们一样,在调和方向上思考问题。胡适早在1926年就同徐志摩(1897~1931)讨论过自由社会主义问题,他把避免阶级斗争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称作“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中国政治学家萧公权(1897~1981)在1948年曾明确提出兼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长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概念。当代法学家朱高正(1954~)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和互动理论,政治学家崔之元(1963~)推崇米德(1907~1995)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也都是试图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人类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并已开始走向后工业文明时代。葛雷的后自由主义价值多元化提示值得重视,后自由主义的自由理论应该是引导人类走向后工业文明的理论。现在还没有谁说得准后工业文明什么样,但对于它如何形成却有史鉴启示。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文明起源的“挑战-应战”说和英国历史学家韦耳斯(1866~1946)文明演化的“冲突-融合”说,未来的后工业文明必定通过现在工业文明的工商文化与农业文明的耕织文化的融合产生出来。 在创造新文明的意义上,后自由主义的自由理论,可能由现代自由理论与中国传统的自由理论的融合形成,也就是说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融合成一个统一的自由概念。爱因斯坦在其《自由与科学》(1940年)的讲演中强调,“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在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曾为《自由中国》主笔的思想史家韦政通(1927~)和新自由主义大家哈耶克的学生林毓生(1934~)等人,或许沿他们所开辟的方向能发展出普适的自由理论。 创造是人类的使命,自由是理想的目标。中国尝试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充满创造的冲动和自由的困惑。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