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了 高干 下载: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相

一、博大精深的“官文化”

中国帝王和他的官员们在“罢百家，独尊儒”之后，自己并没有真正去学习、执行“儒学”。几千年下来，真正指导古代官僚集团思想、行为的，是个人如何挤身官场做老爷、如何追名逐利用权力、如何勾心斗角耍阴险、如何弄虚作假显政绩、如何拍马吹捧求迁升……这是一门极为博大精深的“官文化”，其学科门类可以分为“帝王崇拜神化学”、“揣摩圣意心理学”、“拍马吹捧语言学”、“官场斗法阴谋学”、“愚弄百姓教育学”、“政绩造假技巧学”、“严刑酷法威慑学”……。
如此看来，孔子等所谓圣贤的学说，都只不过是皇帝和他的官僚们“愚弄百姓教育学”（官文化的一个小部分）的几本教科书。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说而已的东西。其目的是自我粉饰一下，让愚民们相信“他们的君王是仁君、他们的社会是仁义社会”。而官员们本人大多自己都不相信，也决不奉行，他们奉行的只有自私自利的官场学。至于孔子和儒家受到推崇，那是一种（东方帝王官僚体系统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为了推行他们的“愚民教育学”，他们使出的杀手锏就是确立了“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成为天下读书人走入仕途的主要门槛，通过“科举考试”，东方帝王政治成功地把天下读书人推向“愚民化”，天下读书人是民间的思想头脑，愚民了他，整个民间社会都跟着陷入“愚民化”的泥潭。一个读书人在他踏入官场之前，可能是真心信仰孔子圣贤的学说，但一旦科举考中、踏入官场之后，很快就面对一门新的更大学问——现实官场学，于是他不得不把孔子圣贤说的大部分抛到脑后，只留下一点，挂在嘴边，变成说假话、空话、套话的好材料。
就是因为那些所谓儒家圣贤的学说在官场上并没有受到遵循和奉行，而只是说说而已的东西，这样，它就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假大空、两层皮的特点，即干的是一套，说的又是一套。西汉时期，统治者提倡“独尊儒术”，已经把目的说得很清楚，就是“缘饰吏治”。这也就是说，孔子和儒学这一套，就是用来做冠冕堂皇的说辞，其用意是掩饰“严酷的吏治”。这就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很大的虚假性、欺骗性。

二、中国“官文化”的极端化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分上层“官文化”和下层“民文化”。上层“官文化”也称“皇权文化”。它与欧洲古代封建“官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从秦始皇到乾隆帝，中国封建“官文化”取得了对“民文化”的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一种“东方极权主义”，帝王对全国人民掌握绝对的生杀大权,东方的臣民觐见皇帝必须双膝跪地,诚惶诚恐;任何一个再显赫的王公大臣，只要一旦得罪了皇帝，立即就会召来灭门之祸。而中世纪欧洲各国实行分封制，各国大部分的土地都分封给各个封建主，国王的权力仅限于自己的领地，有的封建主的领地比国王的还要大；臣民觐见国王只须单膝跪地,还可以亲吻国王的手,国王和各封建主的关系仅仅属于大哥和兄弟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东方帝王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封建主们团结骑士、市民，还组建古代议会，来分享王权。例如英国爱得华三世（1327-1377年）时，国会已经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每年春、秋季个开一次，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在1302年举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征税。而在中国，分封制仅出现在西周，自秦始皇以后，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帝王绝对控制全国每一寸土地。所以，马克思说，人类历史演化走的不是一条路，古代欧洲走的是一条“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而古代东方走的是另一条“极权社会”的道路。
东方极权“官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它处处表现为它的极端性,所以我们又称之为极端文化。东方极权“官文化”，在处处追求极端专制、极端享乐的本质目标的同时，也显露出极端冷酷、极端自私、极端狂躁、极端虚假的表象特征。由此形成它的六大极端文化病毒——一、极端专制主义；病、极端享乐主义；三、极端冷漠主义；四、极端自私主义；五、极端浮躁主义；六、极端虚假主义。
秦始皇至清王朝的二千年间，这是中国极权政治的兴盛时期，也是极端文化的鼎盛时期。 极端“官文化”必然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去压制下层“民文化”，其直接结果就是“民智”极为受锢。到了明清之际，偌大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欧了。所以说：“极端“官文化”就是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糟泊文化。

三、“极端文化”的今日余渣

由于古代西欧的王权力量弱小，因此它的“官文化”相对来说力量也比较小，所以它的“民文化”留下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欧洲人早在17-18世纪就先后取得了“民文化”对“官文化”的胜利。从此人类跨入一种以“民文化”为主导的新型社会阶段——现代文明社会，俗称“民主社会”或“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充分尊重“人”的权利和自己，所以二、三百年来“公民社会”创造了人类史上无比灿烂的现代文化世界。
20世纪初，孙中山有感于欧美的“公民社会”，立志打破东方极权“官文化”，创建“民国”——以“民文化”为主的国家。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几千年的帝王皇冠被炸的粉碎。历史性宣告“封建极权主义社会”的崩塌。但是崩塌后散落在社会上的“碎片”势力依然很强大。几千年的根深蒂固，岂能是三五日能拔得去的？大军阀曹锟贿选总统等等丑剧，再一次次显示“官文化”玩弄“民文化”于股掌之间。
鲁迅先生那一代人把几千年封建“极端文化”称为“旧文化”；把那些深受“旧文化”思想毒害的国民称之为“旧国民”。鲁迅先生等一批人做梦都想重炮轰粉旧封建“极端文化”堡垒；打造一支新国民队伍,来打造一个新社会。于是激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爆发了。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炮火只轰掉了中国旧“官文化”的虚假外衣——一“孔家店”。丢掉儒家仁义道德的虚假外衣，旧的“极端文化”便比古时更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一、藐视公德的极端自私性；二、享乐主义至高无上的极端糜性；三、缺乏博爱的极端冷漠性；四、表里不一的极端虚假性；五、浮气冲天的极端狂躁性；六、逆来顺受的极端奴性。近30年来，我们再一次把“极端文化”玩到极至：
如此看来，我们今天仍深深地陷入“旧文化的病毒”的重重包围之中。 我们急需一场更大的第二次新文化浪潮，来冲洗这些旧“极端文化”的余渣……

四 、一次次的历史反思
十九世纪以后，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屡屡遭受来自欧美现代文明的来袭，“文明生存危机”逼的国人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大大落后的原因：
第一层面反思——经济技术层面上的反思。洋务运动几十年的努力“移植欧美工业技术”，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宣告“技术救国梦想”破灭了；
第二层面反思——政治体制层面上的反思。孙中山等海归派一眼就看穿陈腐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好端端地“移植现代工业文明”，提出移植欧美“共和政治”，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把“国会”玩弄于股掌之间，“共和救国梦想”也破灭了；
第三层面反思——民族文化层面上的反思。一批文化精英在反思中意识到：文化才是塑造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最深层的力量，民族革新的第一步应该是文化革新，于是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摧毁旧文化。1919年“五四”的“全盘西化”主张，最终遭大多数国人的不买帐，也归于失败。
弹指一挥间——90年过去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似乎又重新拾起“洋务运动”的“技术救国梦想”。而一批文人也不甘寂寞，提出“复兴传统国学”。
对待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复兴儒学”说，都是幼稚之见，因为他们连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构成，都没有搞清楚。
其实，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不是铁板一体，而是明显分化为上层封建“官文化”和下层“民文化”。

五、复兴我们的“民文化”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激情一阵子之后，就偃旗息鼓了，这是因为当时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全面否定自己几千年传统文化，其结果不可能被大多数国民所接受。其实，如果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真的全都是糟泊文化，那么我们传统文化何以能绵延五千年。它既然能绵延五千年，就说明它内部确实存在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我们的“民文化”。
“民文化”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板快，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主动力，主要特征是勤、善、俭。
勤，中华古代文明之所以领先欧洲2000多年，就是因为在黄河流域这块半干旱的土地上，人们生存条件更加艰苦，结果中国人民更勤奋的劳动精神被更早地激发出来，形成先民的勤文化。后来勤文化创造了灿烂的华夏农耕文明。然而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中国的先民勤文化就被套上极权“官文化”的枷锁，从此平民的勤文化就成为极权“官文化”服务的工具，于是雄伟的万里长城、金碧辉煌的唐城、人间仙境的圆明园诞生了……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人的勤文化迅速在一穷二白的白纸上打造出“世界工厂”，2亿多打工者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星期天，中国人民以第一流的勤奋支撑起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然而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成果却都流进极少数人的腰包，社会的不公正极大地压制了民众的勤文化。
善，先民一直都是“与邻为善”。先民生产力低下，大部分生存劳动都需要集体团结合作，在共同生产劳动中，先民们形成了很浓厚的“善文化”，尧、舜、禹的禅让制就是先民“善文化”的一种表现。后来秦始皇发明了极权制“官文化”，“善文化”从此被压制到社会最底层。古代乡村民风淳朴，就是善文化在最基层的保留。春秋时期的孔子辞官，周游列国，四方宣扬儒学“仁爱”思想，也属于周朝末年基层“民文化”中的“善文化”范畴。只是后来汉武帝和御用文人董仲舒推行的“愚弄百姓教育学”玷污了“孔子儒学”的名声。今天我们必须要大力挖掘、弘扬先秦时期“孔子儒学”的善文化——互尊、互让、互爱、互助的淳朴民风民气。
俭，先民生产力低下，生活量力而出，勤劳的民众必定崇尚“俭文化”。20世纪后期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的先后经济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靠民间“俭文化”传统带来的高储蓄率，今天中国人的储蓄率仍高居世界第一位。先秦文化中的墨家文化就是以大力宣扬“俭文化”著称。
几千年来，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文化”奋斗不息，才绵延了五千年的东方华夏文明。

六、积极引进“公民文化浪潮”
200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90周年，21世纪新一代中国人能否再一次释放出“新文化革新”力量潮，能否掀起第二次“新文化革新浪潮”？
另外，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几千年下来，受上层“极端官文化”的极度挤压，我们的“民文化”后来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发展，得了先天性发育不良症。所以，二、三百年前西欧社会就已经实现从古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跨越。而二、三百年来我们的“民文化”仍然在蜷缩着生存。所以我们今天建设我们的“公民社会”,一方面要靠挖掘传统的“民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还需积极借鉴欧美发达的“公民文化”已比较成熟的经验。
如何挖掘传统的“民文化”精神？如何借鉴欧美发达的“公民文化”经验？这显然需要一大批有胆有识的国人来加入“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现代“公民”相对于过去的旧国民来说,就是“新国民”。“公民文化”相对于过去的旧文化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民文化”。所以“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新国民文化浪潮”。
我们衷心地欢迎这场“新国民文化浪潮”——“公民文化浪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