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宁金茂府 百科:黨政領導幹部對2004~2005年中國社會形勢的基本看法

2004年10月，“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對中共中央黨校部分地（廳）級及以上黨政領導幹部學員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50份，回收有效問卷107份，有效回收率為71.3%。本次調查的具體樣本分佈情況是：性別：男性93人，佔86.9%；女性14人，佔13.1%。年齡：45歲及以下11人，佔10.2%；46歲及以上96人，佔89.3%。文化程度：研究生40人，佔37.4%；大專或大學66人，佔61.7%；高中及以下1人，佔0.9%。所屬部門：國家機關幹部58人，佔54.2%；黨務幹部8人，佔7.5%；科教文衛等事業單位幹部20人，佔18.7%；國有大中型企業幹部15人，佔14.0%；其他幹部6人，佔5.6%。來自地區：東部沿海地區35人，佔32.7%；中部地區45人，佔42.1%；西部地區27人，佔25.2%。

一 對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的若干分析

1.對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的總體評價

領導幹部對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的總體評價是：8.4%的人認為“非常好”，60.7%的人認為“比較好”，22.4%的人認為“一般”，7.5%的人認為“不太好”，另外有0.9%的人表示“説不清”。認為“非常好”和“比較好”的合計佔69.1%。值得重視的是，與近幾年相比，領導幹部對2004年社會形勢的評價要低一些。

根據“非常好”和“比較好”兩者合計所佔比例，領導幹部對2004年社會形勢的總體評價，男性（69.9%）高於女性（64.2%）； 45歲及以下年齡者（70.0%）與46歲及以上年齡者(69.8%)幾乎一致；研究生文化程度者（72.5%）高於大專或大學文化程度者（66.6%）；國家機關幹部（77.5%）高於黨務幹部（50.0%）、國有大中型企業幹部（53.3%）和其他方面幹部（34.4%），與教科文衛等事業單位幹部（75.0%）大致差不多；東部沿海地區幹部（71.5%）高於中部地區幹部（68.9%）和西部地區幹部（66.7%）。

2.所在地區居民生活水準的同比變動情況

領導幹部對2004年所在地區居民實際生活水準同比（與前一年相比）變動情況的判斷。

對2004年居民的實際生活水準，與前一年相比，3.7%的人認為“上升很多”，這一比例低於2003年的6.9%，但明顯高於2001年的2.9%和2002年的2.3%；66.4%的人認為“略有上升”，持這一看法的人所佔比例實際上從2002年起都是上升的；24.3%的人認為“基本持平”，這一比例均低於前幾年(2001年為25.5%，2002年為43.6%，2003年為27.6%)；5.6%的人認為“略有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比例為最近幾年的最高點。“上升很多”和“略有上升”兩項合計，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均超過71%，只有2002年僅達到53.4%。

不同組別的領導幹部對所在地區居民實際生活水準同比變化情況的估計存在比較大的差別。總的來講，認為所在地區居民實際生活水準比前一年上升者所佔比例，男性（68.8%）低於女性(78.6%)，46歲及以上年齡者(71.9%)高於45歲及以下年齡者(50.0%)，大專或大學文化程度者(69.9%)與研究生文化程度者(70.0%)幾乎持平，國家機關幹部(69.0%)和國有大中型企業幹部(73.3%)低於教科文衛等事業單位幹部(80.0%)和黨務幹部(87.5%)。值得特別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對所在地區居民實際生活水準同比變化情況的估計，還存在相當大的地區差異。其中，65.7%的東部地區領導幹部估計，所在地區居民的實際生活水準是上升的；中部地區則只有71.1%的領導幹部認為所在地區居民的實際生活水準上升了；西部地區更有高達74.1%領導幹部認為所在地區居民實際生活水準是上升的。

3.2004年政治、經濟和社會各領域工作的進展情況

為了便於比較，與往年的調查一樣，本次調查仍然分“顯著”、“不太顯著”和“很不顯著”三個等級，由被調查的領導幹部對2004年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18項工作的進展情況進行評價。

根據給予工作進展“顯著”評價的人所佔比例，表3所列18項工作的進展情況是不平衡的，有些工作的進展比較顯著，有些工作的進展則不那麼顯著。這18項工作的進展情況可以比較明顯地區分為幾個層次：

第一層次為得到60%以上領導幹部進展“顯著”評價的工作，共有3項，一是“擴大對外開放”，二是“處理國際事務”，三是“保持經濟增長勢頭”，分別得到75.7%、63.6%、和76.6%的被調查者給予“顯著”評價。這説明，領導幹部對上述三項工作的進展情況是充分肯定的。從近幾年的調查結果看，領導幹部每年對這幾項工作進展的評價都是相當高的。

第二層次為得到40%以上領導幹部進展“顯著”評價的工作，共有2項，分別是“減輕農民負擔”（40.2%）和“打擊走私”（46.7%）。在18項工作中，分別居第4~5位。

第三層次為得到30%以上領導幹部進展“顯著”評價的工作，共有3項，一是“處理台灣問題”（33.6%），二是“推進理論創新”(36.4%)，三是“實施住房制度改革”（35.5%）。在18項工作中，分別居第6~8位。

第四層次為得到20%以上領導幹部進展“顯著”評價的工作，共有4項，分別是“整頓社會治安秩序”（23.4%）、“懲治腐敗”（28.0%）、“建設精神文明”（24.3%）和“實施教育科技體制改革”（23.4%）。在18項工作中，分別居第9~12位。

第五層次為僅僅得到20%以下的領導幹部進展“顯著”評價的工作，共有6項，分別是“改革國有企業”（18.7%）、“調整收入分配”（3.7%）、“深化機構改革”（11.2%）、“解決下崗失業問題”（10.3%）、“改革社會保障制度”（15.0%）和“推行醫療制度改革”（14.0%）。

與2003年調查結果相比，給予各項工作進展“顯著”評價的人所佔比例出現了比較大的升降變化。給予“顯著”評價的人所佔比例上升10%以上的工作，有2項，即“改革國有企業”，從8.6%上升到了18.7%；“處理台灣問題”，從23.3%上升到33.6%。給予“顯著”評價的人所佔比例上升幅度較大的還有“減輕農民負擔”，從31%上升到40.2%。給予“顯著”評價的人所佔比例出現小幅上升的工作還有“整頓社會治安秩序”、“調整收入分配”、“建設精神文明”、“實施住房制度改革”、“實施教育科技體制改革”、“打擊走私”和“推進醫療制度改革”等，分別從2003年的15.5%、2.6%、16.4%、33.6%、16.4%、38.8%和12.1%上升到23.4%、3.7%、24.3%、35.5%、23.4%、46.7%和14%。

給予“顯著”評價的人所佔比例降幅在10%以上的工作則有“擴大對外開放”，從81.9%下降為75.7%；“懲治腐敗”，從38.8%下降為28%；“處理國際事務”，從75%下降到63.6%；“推進理論創新”，從61.2%下降到36.4%。降幅較大的還有“保持經濟增長勢頭”，從85.3%下降為76.6%；“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從21.6%下降為15%。

二 對2004年改革的總體評價及對今後一段時期改革的若干判斷

1.對2004年改革的總體評價

領導幹部對2004年我國改革進展的總體評價見表5。除1.9%的人沒有回答外，60.7%的人認為“進展正常”，2.8%的人認為“進展太快”，28.0%的人認為“進展太慢”，6.5%的人認為“沒有進展”。與前幾年的調查結果相比，領導幹部對2004年改革進展的評價高於2000年，但低於2001年和2003年，與2002年大致持平。這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探討的變化。

2.各社會群體在改革中的利益得失

領導幹部對各個社會群體在近些年改革中利益得失情況的判斷見表6。我們在問卷中列出了10個社會群體，加上“其他”項，要求被調查者根據自己的判斷，按受益的多少排出順序，即受益最多的列第一位，次多的列第二位，受益最少的列第十一位，次少的列第十位。往年我們對這一問題的分析，通常只對受益最多和最少者所佔比例進行一些分析，這使很多有用的資訊都損失掉了。2004年的分析，我們改換一種方式，即把受益最多和次多兩項合併為一項，也就是受益多的；把受益最少和次少兩項合併為一項，也就是受益少的。

受益多的社會群體前6位依次是“演藝人員”（79.4%）、“個體戶、私營企業主”（72.9%）、“三資企業員工”（15.9%）、“知識分子”（12.1%）、“機關幹部”（8.4%）和“國有企業幹部”（5.6%）。與前幾年的調查結果一樣，“演藝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仍然是被普遍認為受益最多的社會群體。“機關幹部”、“知識分子”和“國有企業幹部”，也是受益比較多的社會群體。應該説，這一調查結果與往年大體差不多，也與實際情況基本吻合。

3.對2005年改革的關注焦點

領導幹部對2005年體制改革的關注情況見表7。問卷要求被調查者從各項體制改革中選擇三項自己關注的改革，並依重要性排序。調查結果顯示，從三項選擇合計的結果來看，72.9%的領導幹部關注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超過7成的領導幹部關注的體制改革只有這一項。確實，近年來收入差距在持續擴大，收入差距已經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改革焦點。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這一問題，領導幹部自然也十分關注這個問題。列第2~8位的依次是政治體制改革（45.8%）、機構人事制度改革（43.8%）、財稅金融體制改革（37.4%）、國有企業改革（35.6%）、醫療體制改革和勞動就業制度改革（均為20.6%）、教育科技體制改革（13.0%）和住房制度改革（5.6%）。

進一步的分析會發現，領導幹部第一關注（表7第2列）的排序與三項選擇合計結果的排序有比較大的差異。第一關注列第1位的機構人事制度改革和列第3位的國有企業改革，在三項選擇合計結果中分別落到了第3位和第5位；第一關注列第2位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和列第4位的政治體制改革，在三項選擇合計結果中則分別上升到了第1位和第2位。這也就是説，如果要求領導幹部選擇一項自己最關注的體制改革，更多的人會選擇機構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如果能夠增加選擇的餘地，可以選擇三項自己關注的改革的話，更多的人會選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機構人事制度改革。

與前幾年調查結果相比，領導幹部最關注的體制改革的排序，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4.今後一段時期順利推進改革的決定性因素

在今後一段時期，改革的順利推進將取決於哪些重要因素的調查結果。問卷提供了10個封閉式選項和1個開放式選項（“其他”），依重要性排序的調查統計結果顯示，三項選擇合計結果的排序與第一選擇因素的排序完全一致，即第1~4位依次是“保持社會穩定”（79.4%）、“強化宏觀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60.7%）、“緩解一些突出的矛盾（如失業、犯罪、腐敗）”（43.9%）、“保持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29%）。這種一致性，是多年來從未出現過的。

5.今後一段時期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成效的決定性因素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成效的決定性因素的判斷。問卷列出了10個封閉式選項和1個開放式選項（“其他”），第一選擇因素的排序依次是“處理好黨政關係”（29.0%）、“進一步轉換行政機構職能”（24.3%）、“擴大黨內民主”（20.6%）、“提升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9.3%）、“加大反腐敗鬥爭力度”（4.7%）、“精簡黨的機構”（4.7%）、“嚴格推行幹部任期制”（3.7%）、“強化輿論監督”（2.8%）和 “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作用”（0.9%）。兩項選擇合計結果的排序，出現了一點變化。主要是在第一選擇因素中列第2位的“進一步轉換行政機構職能”，在兩項選擇合計結果的排序中下降到了第3位；而在第一選擇因素中列第3位的“擴大黨內民主”，在兩項選擇合計結果的排序中則上升到了第2位。“處理好黨政關係”，則在兩種排序中均穩居首位。

與2003年的調查結果相比，也出現了一些變動。主要是在第一選擇中，根據選擇該因素的人所佔比例，“處理好黨政關係”從19.0%上升到29.0%，在第一選擇因素中從第3位上升到了第1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擴大黨內民主”則從35.3%下降到20.6%，相應地，在第一選擇因素的排序中，從第1位落到第3位。“擴大黨內民主”在近幾年的調查結果中一直居第1位，這次降至第3位。這是沒有預料到的。

6.改革對領導幹部個人利益的影響

領導幹部作為我國改革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改革對他們個人切身利益的影響及其影響的性質和程度，必然會反過來影響他們對改革的看法、態度和積極性，甚至於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改革的成敗。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多年來一直關注著領導幹部對改革與個人利益關係的看法。

問卷列出的10個方面改革，均有超過30%的領導幹部認為對自己“會有好處”，其中79.4%的人認為“工資改革”對自己會有好處，居第1位。超過60%的人認為對自己會有好處的改革還有“政治改革”（60.7%）。超過50%的人認為對自己會有好處的改革有“教育科技改革”（57%）、“社會養老改革”（57%）、“機構人事改革”（56.1%）。位列其後的依次是“住房改革”（46.7%）、“企業改革”（33.6%）、“醫療改革”（32.7%）、“勞動就業改革”（31.8%）和“金融改革”（30.8%）。使領導幹部個人“會有損失”的改革，則主要是“醫療改革”（41.1%）、“住房改革”（22.4%）和“社會養老改革”（20.6%），特別是前者。因為改革與個人利益關係的不確定性和變動性，領導幹部中對各方面改革究竟會使自己有好處還是有損失，“説不清”的情況還比較多，比如“企業改革”（56.1%）、“勞動就業改革”（55.1%），過半數的領導幹部就説不清楚對自己有好處還是有損失。

保持社會穩定的條件1.判斷社會穩定與否的主要標誌 改革發展穩定是黨和國家工作的大局。如前所述，保持社會穩定是今後一段時期順利推進改革的首位決定性因素，穩定也是實現中國發展戰略目標的首要因素。那麼，領導幹部又是怎麼樣判斷社會是否穩定呢，或者説，判斷社會穩定與否的主要標準是什麼呢？

四 對前景的信心和2005年居民生活水準的預期

1.對今後一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前景的信心

在被調查的107位領導幹部中，對今後一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的前景，15.9%的人“充滿信心”，72.9%的人“比較有信心”，只有1.9%的人“信心不足”，但有9.3%的人表示“説不清”有沒有信心。充滿信心和比較有信心者合計，佔被調查者的88.8%，這一比例還是不低的，但不如前兩年，2002年和2003年均達到93%以上。

與2004年相比，4.7%的人估計2005年所在地區居民的實際生活水準會“上升很多”，61.6%的人估計會“略有上升”，26.2%的人估計會“基本持平”，6.5%的人估計會“略有下降”，只有0.9%的人估計會“下降很多”。

2004年的調查數據表明，預期下一年所在地區居民實際生活水準會上升（包括“上升很多”和“略有上升”）者所佔比例為66.3%，低於2001年調查時的72.6%和2003年調查時的76.7%，但高於2002年調查時的50.4%。為什麼隔年都出現這樣大的波動，要用其他相關資料才能做出解釋。

五 若干政策建議

1.必須高度重視完善各方面體制、解決“三農”問題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

在2004年的調查中，我們增設了“當前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內主要因素”這一問題。問卷列出了12個因素，要求被調查者選擇出四項主要因素。

調查結果表明，“各方面體制還不很完善”被認為是當前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主要的國內因素，選中率為81.3%，遠遠超過其他所有因素。列第二位的因素是“‘三農’問題嚴重”。72.0%的被調查者認為，“三農”問題嚴重是影響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第三位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佔52.3%。在所有12個因素中，只有前述三個因素的選中率超過50%。這從一個側面提示我們，在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些因素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第4~11位的其他主要因素依次是：“法制不健全”（49.5%）、“腐敗問題”（32.7%）、“科技創新水準低”（28.0%）、“人口基數過大”（23.4%）、“勞動力素質低”（19.6%）、“資源不足”（15.9%）、“失業率上升”（13.1%）、“人才外流”和“台灣問題”（均為4.7%）。

2.必須優先解決好貧困問題，重視解決腐敗問題

根據國際經驗，人均GDP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這一時期，往往是社會經濟結構發生劇烈變化，社會利益矛盾不斷增加，社會穩定問題非常突出的時期。處於這一時期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有兩種前途：一是進入“黃金髮展時期”，因為順利實現了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條件，可以保持一個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二是進入“矛盾凸顯時期”，因為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各种經濟社會矛盾大量産生卻不能處理好而使矛盾更加激化，經濟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倒退，這就是人們常説的所謂“拉美現象”。目前，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1000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但是，在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保持社會和諧穩定方面，新的挑戰也隨之出現了。目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確實出現了許多從來沒有遇到而又繞不開的矛盾和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是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一個關鍵。

我們在問卷中列舉了16個社會問題，請被調查的領導幹部根據自己的判斷，選擇出當前我國必須特別注意解決好的4個社會問題，並依重要性排序。其中，從限選四項合計的選擇情況來看，有兩個問題均不到10%，這兩個問題不具有顯著性。因此，在多數領導幹部心目中，必須特別注意解決好的社會問題主要是10個,調查結果詳見表15。根據選擇的人數所佔比例，第一位的，或者説最重要的社會問題的排序，比較明顯地區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超過20%的人所選擇的社會問題，只有1項，即“貧困問題”（20.6%）。這是我們當前必須特別注意解決好的第一位的社會問題。第二層次是超過10%的人所選擇的社會問題，有3個，依次是“地區發展差距問題”（17.8%）、“居民收入差距問題”（16.8%）和“腐敗問題”（14.0%），分別居所列社會問題的第2~4位。第三層次是被選率低於10%的社會問題，共有6個，依次是“‘三農’問題”（8.4%）、“農民負擔問題”（7.5%）、“失業問題”（4.7%）、“社會風氣問題”（1.9%）、“社會治安問題”（1.9%），分別居所列社會問題的第5~9位。

從上述情況來看，當前我國必須特別注意解決好的社會問題，如果只能選擇一個最重要的，那麼更多的領導幹部會優先選擇解決好貧困問題；如果能夠選擇4項，那麼更多的人會選擇解決好腐敗問題。

3.必須防範金融危機和貧富懸殊的發生

這次調查中，我們特別就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應注意防範的主要風險徵詢了被調查的領導幹部的看法。

根據選擇的人數所佔比例，“金融危機”是居第1位的主要風險。它被73.8%的被調查者認定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中應注意防範的風險，這樣高的認同率，是其他風險所不能相比的。居第2位的風險是“貧富懸殊”。44.8%的被調查者認為，“貧富懸殊”是我們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應該注意防範的主要風險。其他風險則依次是“政府債務危機”（19.6%）、“高失業率”（17.7%）、“生態嚴重失衡或大規模生態災難”（13.1%）、“糧食危機”（13.0%）、“臺海危機”（8.4%）和“社會保障基金入不敷出”（7.4%）。可見，在領導幹部看來,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應注意防範的風險，最主要的還是金融危機和貧富懸殊。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本文摘自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年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中國網2005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