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作业答案的网站:構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中國——2004～200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2004年全國的經濟社會資源更加朝著有利於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合理配置，從各項宏觀指標來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近十幾年來最好的時期：2004年GDP增長9.5％左右，物價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上漲在4％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以下，農民收入出現多年來未有的大幅度增長。

與此同時，中國的發展進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轉型關鍵時期。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對於一個經濟起飛的國家，這個關鍵時期，往往是産業結構快速轉型、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政治體制不斷應對新的挑戰的時期，是既充滿新的機遇、又面臨著各種社會風險的時期。

國際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曾在20世紀70年代經濟起飛後進入這個時期，但後來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一些發展順利的國家和地區，如今人均GDP已達到1萬～2萬美元，而另一些沒有解決好社會矛盾和發展問題的國家和地區，至今人均GDP還停留在不足3000美元的水準，這是中國應當引以為戒的。

一 2004年的社會發展狀況

1.經濟進入新的高速成長期

繼2003年中國GDP增長出現新的起飛,達到9.1％之後，2004年GDP增長繼續爬高。儘管中央實行了新的宏觀調控政策，控制投資過速增長，防止經濟出現結構性過熱，2004年的GDP增長仍然達到9.5％左右的高速度。這標誌著中國經濟處於新一輪的高速成長期。

2.人口總量達13億，增長已經得到有效控制

中國持續實行的低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再生産類型從“高出生率、高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連續10年低於替代水準，目前降到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7以下。中國總人口2004年突破13億，年均凈增長已經降到800多萬人左右，人口總量峰值的到來，可能比原來多數專家預測的要早、要低。在此情況下，在繼續維持低生育水準的同時，更加注重人口素質的提高和人口結構的調整，成為當務之急。如何利用好目前我國少兒撫養比率較低、勞動力供給充足的“人口機會窗口”，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大國，為經濟增長提供持久的推動力，已成為要著重關注的問題。

3.就業走出了最困難的階段

1990～2004年，中國從業人員規模從6.5億人擴大到7.5億人左右，增加了約1億人。到2004年9月底，全國共實現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74萬人，全年將新增就業人員900萬人左右，有385萬人下崗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全年將有約500萬下崗失業人員實現再就業。

到2004年9月底，全國共有城鎮登記失業人員 821萬，比上年末增加21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 4.2 %，比上年末下降了0.1個百分點。

從2004年第二季度開始，全國城鎮單位從業人員出現自1996年以來的首次同比增長的狀況，第三季度繼續延續這種同比增長的趨勢。到2004年9月底，全國城鎮單位有從業人員10944.3萬人，同比增加37.2萬人。分經濟類型看，公有制經濟單位有從業人員8095.3萬人，同比減少379.6萬人；非公有制經濟單位有從業人員2849萬人，同比增加416.8萬人。非公有制經濟單位從業人員佔城鎮單位從業人員的比重達到26%，比上年同期提高3.7個百分點。

在一些老工業基地，隨著下崗和失業體制並軌的初步完成，積極自謀職業的動力顯著增強，經濟高速成長和農民收入提高使珠江三角洲等少數地區出現局部的暫時的結構性勞動力短缺，儘管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形勢沒有根本緩解，但就業在總體上走出最困難的階段。

4.城鎮消費進入第三波熱潮

2004年1～9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843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3%。分商品類別看，增長最快的是石油及製品類、通訊器材類、汽車類、金銀珠寶類、文化辦公用品類、化粧品類，其零售額都分別增長25％～46％。

2004年1～9月份，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072元，同比增長11.4%，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7.0%，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中，78%來自工薪收入的增長，養老金或離退休金收入也幾乎同幅度增長。與此同時，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同比增長10.9%，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6.5%。在人均消費支出中，增長最快的是文化娛樂服務支出、滋補保健品支出、車輛用燃料支出和交通支出，分別增長40％～52％。

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後，城鎮居民消費結構正在發生新的跳躍性變化，繼20世紀80年代第一波衣食消費和90年代第二波家用電器消費熱潮之後，以家庭住房、家用汽車、交通通訊為龍頭的第三波消費熱潮已經到來。2004年1～9月份，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增長約30％，35個大中城市的商品房銷售價格和土地交易價格上升約10％，轎車銷售180多萬輛，增長18.5%。

5.城市化速度顯著加快

我國城市化水準的提高，近年來進入加速期。城市化率已從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近幾年來，我國城市化水準保持年均1個多百分點的速度增長。我國內地城市數量也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93個增加到660個，其中1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40個，50萬人至100萬人口的大城市54個，20萬人至5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217個。城市經濟對我國GDP的貢獻率已超過70%，城市化水準每提高1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約為1500萬。

200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決定停止執行原勞動部頒布的《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要求各省市必須限期清理限制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政策，取消對企業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職業工種限制，不再干預企業自主合法使用農民工，取消專為外地農民工設置的登記項目，實行暫住證一證管理，取消各種針對農民工和使用農民工企業的不合理收費。

許多省市都加快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如湖北省結束使用了46年的“農業”和“非農”戶口的歷史，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取消進城人口計劃指標，實行戶籍隨就業地遷移辦法，對於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進城務工3年以上、與用人單位簽訂兩年以上勞動合同並辦理就業登記手續的農村勞動力，允許申請辦理戶口遷移手續，在城市落戶。山東省開始實施“戶籍新政”，取消“人口控制辦公室”等各類城鎮人口遷移控制管理機構，不準再收取城市增容費，全面放開縣域內戶口遷移政策，加快發展小城鎮，促進農村人口向小城鎮集中。湖南省將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在全省範圍內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性質和由此衍生的其他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廣州市將進一步放寬戶口限制，凡在廣州10個城區內“安居樂業”滿5年並已參加全市社保的本市農村居民，可申請轉為居住地的城市居民戶口，凡在中心鎮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的本市農村居民，可轉為該中心鎮的居民戶口。

目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繼知青返城、下崗職工安置後，正面臨第三次就業戰略大轉移，即從鄉村到城市的就業大轉移。

6.農民收入八年來首次有較大幅度提高

農民收入增長在七年徘徊之後，2004年出現可喜局面。根據全國31個省（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的抽樣調查，1～9月份全國農民現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價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實際增長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個百分點，是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年份。

中央實行的對農民多予少取政策取得明顯效果。2004年1～9月份農民現金收入得到較大幅度的增長，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農産品價格升高，農民出售農産品的現金收入增長24.9%；二是農民財産性、轉移性收入較快增長，分別增長30.5％和24％，其中轉移性現金收入主要來源於政策性收入增加，前三個季度農民得到的政策性收入人均19元，其中，糧食直補收入人均12.7元、良種補貼收入人均1.2元、退稅收入人均0.6元、退耕還林補貼收入人均3.2元、扶貧款人均1元；三是農民打工收入繼續快速增長，本地打工收入增長23.6%，外出打工收入增長18.8％；四是農民稅費負擔較大幅度下降，1～9月份農民的稅費負擔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減少11元，下降33%，其中農業稅比上年同期下降29.6％，農業特産稅下降79.2％，兩稅附加費下降68.4％。

糧食主産區農民收益增加更加明顯。據2004年對全國9000個農業生産經營單位小麥收益情況的調查，小麥畝均總收入420.5元，扣除生産費用，純收入為199.1元，比上年增加111.3元，小麥價格上漲因素使畝均增收78.6元，政府補貼因素使畝均增收12.6元。

經驗表明，要使農民富裕起來，就必須要投資農業、轉移農民、減少農民。

7.社會保障和生活保障覆蓋面進一步擴大

到2004年9月底，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到16062萬人，比上年底增加556萬人，其中參保職工人數為12037萬人，參保離退休人員為4025萬人；全國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1941萬人，比上年底增加1039萬人；全國參加失業保險的人數10367萬人，共有674萬失業人員享受到不同期限的失業保險待遇，比上年同期增長5%；全國生育保險參保人數為4092萬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萬人；全國工傷保險參保人數5883萬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萬人，全國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人數為37萬人。

社會保險基金保持了增收大於增支。2004年1～9月，全國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2566億元，同比增收18.4％，支出2216億元，同比增支10.5％；失業保險基金收入198億元，同比增長16.5%，支出143億元，同比增長7.5%；醫療保險基金收入768億元，支出595億元；生育保險基金收入21億元，支出12億元，27萬人享受生育保險待遇；工傷保險基金收入35億元，基金支出20億元。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到進一步落實。2004年1～9月份，全國城鎮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共有939.5萬戶家庭和2199.5萬人，比上年同期戶數增長5%，人數減少了1%。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鎮居民中，在職人員佔6.6%，下崗人員佔21.4%，退休人員佔3.6%，失業人員佔19%，“三無”人員佔4.4%，其他人員佔45%。

農村特困戶救助面有所擴大。2004年1～9月份，農村共定期救濟生活困難人員813萬人，471.8萬戶。在已開展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地區，有213.1萬戶、444.6萬村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同期增長11.1%。

二 當前面臨的主要社會問題

1.農民失地引起的社會矛盾加劇

在目前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失地農民的境況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2004年上訪事件明顯增多，其中相當一部分增加的上訪者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補償的農民。按徵用土地量和農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國有約4000萬失地農民，其中那些“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失地農民，已經成為一個需要特別給予關注的社會群體。

農民失地引起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有各種原因，但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土地徵用的法律制度嚴重滯後於發展，造成土地徵用補償安置費偏低。目前實行的1988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規定，徵用土地的，按照被徵用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徵用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及土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土地補償費為徵用前三年平均年産值的6～10倍，安置補償費按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計算，每人補助的標準是，前三年平均年産值的4～6倍。這樣以來，在土地徵用價格和市場交易價格之間，就存在暴利空間，導致開發商對圈地趨之若鶩。而一些地方政府為顯示政績，以低價徵用農民土地搞開發區、工業園區，爭相以最低廉的條件獲得招商引資的成功，並把這種做法視為最後的跨越型發展機遇。另外，由於各級政府制定土地補償標準時都把徵地用途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造成同一個村，同一地塊因公路建設、企業用地、商品房開發用地等用途不同，使農戶得到的補償費懸殊太大，高低相差好幾倍，農民對此反映強烈。

據測算，如果徵地成本價是100%，被徵土地收益地方政府佔20%～30%，開發商佔40%～50%，村級組織佔25%～30%，失地農民佔5%～10%。即使這樣，很多開發商還空手套白狼，對補償費能拖就拖，一些管理部門還雁過拔毛，造成補償費常常不能全額發放到農民手中。

失地農民因失地而喪失雖然低微但相對穩定的基本生活來源，再就業又困難重重，又因沒有社會保障使生活前景充滿風險。而一些地方政府不善於妥善處理社會矛盾，動用行政和司法強力進行強制性徵地，更使矛盾進一步激化。

2.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不同收入組之間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根據2004年全國５萬戶城鎮住戶抽樣調查結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6.7％，是全國平均水準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6％，是全國平均水準的29%。高低收入組人均收入之比為9.5：1，比上年同期9.1：1有所擴大。

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在全國31個省（區、市）中，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廣東（7264元）和福建（5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入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區、市）是寧夏、青海、甘肅、黑龍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0.9％。

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樣呈擴大趨勢。 國有經濟單位中，2004年1～9月，平均勞動報酬較高的行業是：資訊傳輸電腦服務和軟體業、金融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分別為18789元、15982元和15489元；平均勞動報酬較低的行業是：農林牧漁業、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分別為4655元、8057元、8159元。從歷史同期看，行業間平均勞動報酬最高與最低之比2000年同期為2.62倍，2003年同期3.98倍，2004年同期則達到4.25倍。

區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水準和財政收入水準的差距，成為影響當前收入水準差距的主要因素。根據2003年統計資料測算的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指數結果，全國100個最發達縣的分佈，浙江30個，江蘇和山東各16個，廣東10個，福建5個，北京4個，河北3個，內蒙古3個，上海3個，遼寧2個，新疆2個，天津1個，黑龍江1個，河南1個，山西1個。最發達的前10強是廣東順德、江蘇昆山、江蘇江陰、江蘇張家港、江蘇常熟、廣東南海、浙江蕭山、江蘇武進、江蘇吳江、浙江紹興。2003年中國東部地區8477個建制鎮，平均每鎮財政收入2832萬元，全國財政收入超過億元的鎮有538個，而西部地區5748個建制鎮，平均每鎮財政收入只有477萬元。

3.就業局面依然面臨長期困難

從勞動力供求總量上看，目前每年的城鎮新生勞動力加上現存的下崗失業人員，每年城鎮需要就業的勞動力達到2400萬人。按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8%～9%計算，在現有經濟增長就業彈性的約束下，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最多也就是900萬個左右，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另外，在農業與非農就業存在巨大收益差距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農民向城市流動的規模將進一步擴大，中國農村現有的約1.5億富餘勞動力仍將逐步轉移出來，城鎮本身的就業壓力和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的壓力，使就業和再就業的困難局面難以在短時期根本緩解。

而且，大學生就業難成為新的就業問題，2004年全國280萬名普通高校畢業生，到9月份平均就業率達73％，儘管大學生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已普遍降低了求職的初職收入期望，但仍有約74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2005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將增加到338萬人，大學生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增大。目前高等教育的計劃體制與大學生就業的市場體制很不適應，高學歷而沒有高就業能力的情況比較普遍，一方面是大學生就業難，另一方面是市場結構性專業技術人才缺口很大。

4.減少貧困仍然是新世紀的重任

改革開放25年來，中國貧困人口從2.5億人減到290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30％降至3％。中國減貧的歷史性成就，扭轉了過去50多年來世界貧困人口一直上升的趨勢，使得世界貧困人口首次呈下降趨勢。但目前的農村絕對貧困標準是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在625元以下，若按照農民人均年純收入865元的“低收入人口”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就增加到9000萬，佔農村總人口的10％。而若按照聯合國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費不低於1個購買力平價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測算（1個購買力平價美元約折合2.5元人民幣，即人均年收入約900元），中國貧困人口就增加到1億多人。

國際經驗表明，按國際標準10％的貧困率是減貧的瓶頸階段，這是我國正處在的時期。

2003年農村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這説明減貧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除了自然條件，疾病蔓延和教育短缺正成為新的農村致貧和返貧原因。

5.反腐敗要注重政治體制改革

2004年６月，國家審計長在向人大常委會所做的審計報告中，揭露了一些政府部門財務違紀違法行為，如國家林業局、國家體育總局、國防科工委、科技部等四家中央單位因虛報、挪用預算資金的違規事實，一些地方政府虛報、挪用救災款的事實，以及原國家電力公司領導班子決策失誤造成重大損失的情況。2004年審計署還披露了人事部、鐵道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四部委存在建設基金滯留、經費管理違反規定等問題，涉及資金十幾億元。媒體和民眾稱此為“審計風暴”。這是繼2003年審計報告揭露財政部等單位違紀違法行為後，第二次涉及如此多重要單位和行業違紀違法事實的審計報告，令人觸目驚心。

另外，2003年底至2004年，新查處的省部級高級官員的腐敗案件又有多起，包括遼寧省副省長劉克田鉅額受賄案、湖北省原省長張國光鉅額受賄案、黑龍江省原政協主席韓桂芝和五個副省級幹部鉅額受賄案、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鉅額受賄案、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原副主席阿曼哈吉鉅額受賄案等。

從我國紀檢機構、監察機構、檢察機構、審計機構投入反腐敗的大量資金和人力看，反腐敗的力度和成本應當是説很大的，但腐敗大案要案新案仍不斷出現。少數高官貪污腐敗已經從開始的生活腐化性貪污腐敗發展到貪婪攫取性貪污腐敗，成千萬元的貪，這就不能僅僅從涉案高級官員的個人品質變化來解釋，必須從完善制度上來考慮。所以應當漸進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完善幹部任免的公開、公正程式，逐步建立公務人員的財産申報制度、離職資産審查制度及法律形式的以俸養廉制度等。

6.可持續增長受到資源、能源和環境的嚴厲約束

中國的快速發展受到資源狀況、能源供給和環境承受能力的嚴厲約束。我國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佔有量較低，人均資源佔有量與世界平均水準相比，水資源是1／4，石油是12%，天然氣僅為4%，煤炭是55%。而與此同時，資源利用率很低，浪費比較嚴重，比如國內重點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比國際水準高40%，電力行業中火電煤耗比國際水準高30%，萬元GDP的耗水量比國際水準高5倍，萬元GDP的總能耗是世界平均水準的3倍。另外，中國目前污染物排放總量長期居高不下，遠遠超過環境自凈能力，一些流域和城市水和大氣污染十分嚴重，部分地區生態破壞的程度還在加劇，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遏制。土地荒漠化日趨嚴重，我國荒漠化土地已達262萬平方公里，並且每年還在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黃河、長江、瀾滄江的發源地三江源已成為青海省草地退化最嚴重的地區。沙塵暴源頭的阿拉善地區荒漠化面積佔80%，沙漠每年以1000平方公里的面積擴展。全國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鹼化面積達1.35億公頃，佔草地總面積的1/3,並仍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增加。中國作為13億人口的大國，它的快速發展需要難以想像的龐大資源和能源供給，中國要保持持續的增長，就必須特別注意人和自然和諧的問題，建立節約資源的生産和生活方式，保護好脆弱的生態環境。

7.注意快速增長時期的社會心態變化

社會心態反映的是民心人氣，在快速變化的時期，由於影響社會心態的因素比較複雜，在很多情況下社會心態變化與平均化的客觀指標情況並不完全一致，而且人們所處的地域和社會階層不同，心態也會産生差異，這是我們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

近兩年，經濟高速增長，但是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滿意度卻在下降，這主要是因為基本食品的價格在經濟高速增長中也有了較大幅度上漲，這種上漲並沒有影響到中等以上收入群體的生活品質，因為他們消費支出的恩格爾系數已經降到30％左右，而低收入群體食品支出還佔其總消費支出的50%～60％，在他們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食品支出的增加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滿意度，而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更影響了他們的社會態度和信心。

所以，在快速變化和轉型時期，要特別注意對民眾滿意度、信心指數、價值觀變化、行為取向的監測和研究。

三 中國在關鍵時期的特殊國情和應注意的問題

由於中國人口眾多、新的全球化影響等一些特殊因素，中國在進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關鍵時期之後，有一些不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經驗的特殊國情。

首先，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之後，中國的農民數量以及農業從業人員的比重還如此眾多，這是中國的特殊情況。這對中國完成向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帶來困難，因此要特別注重城市化的問題和減少農業從業人員比重的問題，爭取在未來15年再轉移出1億多農業富餘勞動力。

其次，中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後，收入差距沒有按照應有的規律向縮小的方向發展，而是繼續加速擴大。這既有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趨勢限制了初級勞動工資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現代財富積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會組織中間管理階層出現新分化的新情況，還有轉型期腐敗和非法致富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因此，政府應利用財政、稅收、福利等杠桿，對收入再分配進行科學的調控。

第三，中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後，沒有出現勞動力短缺，而是具有勞動力在一個較長時期供大於求的趨勢，就業問題一時難以根本緩解。雖然老人和少兒的社會總撫養比在下降，但勞動年齡人口中因失業造成的撫養比在上升。因此，解決好就業問題，通過大力發展教育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大國，是保持經濟高速成長推動力的重要一環。

第四，與一些國家人口先富裕後老化的規則不同，中國由於人均壽命延長和嚴格的人口控制，人口是還沒有富裕起來就過早老齡化。所以，要關注社會保障水準剛性增長與經濟發展週期波動的矛盾，完善重節約、廣覆蓋的社會保障體制。

第五，中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後，農村按國際貧困標準（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費不低於1美元，約折合2.5元人民幣）還有1億多貧困人口，這也是中國的特殊國情。現代化國家的最有標誌性的指標，就是農民不再是窮人。因此，應實施新世紀的減貧工程，並在“十一五”期間整合農村投入的資源，建立起農村社會保障的基礎框架。

第六，在全球化的新形勢下，我們應當高度關注民主意識的成長，通過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堅決遏制腐敗現象，提高各種管理的社會技術水準，保證長期的政治穩定。

最後，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的興起與小國的興起國際影響完全不同，以往的發展經驗説明，大國的興起和更替往往會改變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並可能引發勢力範圍爭奪的國際衝突。中國在目前快速提高國際經濟社會地位的時候，應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處理好國際關係，特別是處理好大國之間的國際關係，為中國的長期穩定發展爭取較好的國際環境。

四 2005年的若干社會發展趨勢

1.經濟將繼續高速增長

中國繼20世紀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兩次經濟增長高峰之後，目前進入第三個經濟高速成長時期。我們原本以為，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粗放擴張階段的結束、産業結構的升級和買方市場的形成，改革開放以後持續了20年的GDP近10％的年均增長時期已經過去，此後將進入GDP年均增長7％的常規期。但在全球化産業轉移和中國逐步壯大的消費市場的推動下，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GDP較高增長的週期。

2.“入世”保護過渡到限期，壟斷行業改革到關鍵點

到2004年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已經過三年過渡期，國內大部分産業的保護過渡措施到期，壟斷行業的改革面臨新的挑戰，盈利空間較大的銀行業和汽車業首當其衝。

按照入世協議，在“入世”四年內，放開人民幣的零售業務，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居民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到2004年8月底，外國銀行已在我國設立了近200家營業機構，13家外資銀行獲准在華開辦網上銀行業務；我國目前已有13個城市允許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中國的銀行今後面對的是國外的強大競爭對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是一場輸不起的“背水一戰”，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産仍高達20％多，接近2萬億元人民幣，而且資本充實率比較低，實現盈利狀況也不夠好。四大商業銀行共有員工近150萬，比照國際同行，同等的資産規模僅需員工30萬人。一向靠政府信譽托底的國有銀行，能否在“背水一戰”中順利過關，即是經濟也是政治社會問題。

按照我國的入世承諾，汽車關稅將從2004的34.2％最終降至2006年25％的底線，降稅分三個階段進行。降稅的前景造成汽車減價壓力，國産轎車價格將繼續呈下降趨勢，2004年有較大幅度降價的車型不下50款，主流轎車企業如上海大眾、一汽大眾、上海通用等全面參與價格競爭，預計2005～2006年大部分轎車車型價格將逐步與國際接軌。在消費者買漲不買跌心理驅使下，汽車庫存會有所增加。2005年全年汽車總産量估計在500多萬輛，增産幅度18％左右，轎車産量估計在240萬輛左右，增長幅度大約是18％～20％。中國現已有100多家汽車生産企業，要通過規模效益來降低成本，防止中國汽車行業重走當年電視行業過度競爭的覆轍。

3.農民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

到2006年，世界城市人口將從2000年的25億人增加到32億人，佔世界總人口的比例將從2000年的42％上升到50％。許多經濟起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城市化水準達到30％～40％以後，城市化進程會有一個加速期。

中國的城市化加速目前已形成巨大的利益驅動力量。一是農業用地和非農用地存在巨大的價差，土地價格具有很好的升值前景；二是城市聚積經濟效益明顯，一個市民的消費等於三個農民的消費，城市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拉動GDP增長1.5～2個百分點；三是按農村一畝地年均純收入500元，而向第二、三産業轉移一個勞動力的年收入6000元來計算，那麼，每轉移一個農村勞動力的收入相當於增加了12畝耕地，可增加該農民年純收入3500元以上。貴州省2004年上半年農民外省打工收入增長了37％，全國許多地方農民工外出打工匯回家鄉的收入都超過了當地的財政收入。

但在目前城市化的加速過程中，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快於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出現了大量無地無業農民，儘管目前中國市鎮總人口達到了5.2億多，但是非農人口還是只2.5億多。大量的農村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在城市裏享受的公共權利、公共服務，與擁有戶籍的市民相比還有極大的差別。所以加快城市化，最關鍵的還不是擴展城市漂亮的高樓和綠地，而是加快農民的市民化和城鄉統籌發展的步伐，打破和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妥善處理好土地徵用爭議、農民工利益保護等問題，為中國經濟發展保持這一根本的推動力。

4.老齡化問題逐步顯化

我國目前60歲以上老年人有1.3億，約佔總人口的10.2％，今後一個時期，我國老年人口還將以較快速度增長，到2015年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2億，約佔總人口的14％。35年前，中國兒童對老人的比例是6：1，但今後再過35年，這個比例會扭轉為1：2。

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收入平均為4000美元，很多已經達到10000美元，即使是發展中國家如烏拉圭、阿根廷也為2000美元左右，而中國目前人均GDP才1000多美元。人口老化而又沒有進入富裕社會，將會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對社會經濟發展及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提出諸多挑戰。

目前中國養老金制度還主要是覆蓋城市正規勞動部門，農村只有約10%的人口參加了小規模的和自願性質的農村養老系統，總體而言目前全國僅25％的勞動力有不同程度的養老保險。而家庭規模的普遍縮小又對中國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構成威脅，目前老年人通常平均有4到5個孩子分擔贍養，但家庭孩子的減少會很快改變這一切，若干年後就會出現平均3到2個孩子分擔贍養老人的情況，獨生子女家庭會出現一對夫婦照料四個老人的情況。

隨著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和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的養老費問題、醫療問題、照料問題、孤獨問題、社會參與問題、精神健康問題等等，都會逐步顯化。老年人的消費，也會成為一個越來越龐大的市場。

5.勞動關係的緊張會造成普通勞動力供給虛假短缺

近兩年來，隨著勞動關係發生的深刻變化，企業勞動爭議和勞動糾紛事件以及群體性勞動衝突突發事件逐年增加：一是國有企業轉制中的矛盾突出，引發的罷工、靜坐、阻斷交通、集體上訪的事件增多；二是中小型私有企業、港臺企業和外資企業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並在爭議案件總數中佔相當大的比重；三是侵犯農民工合法勞動權益的現象仍然比較普遍，經常發生僱主隨意拖欠工資、剋扣工資、扣押身份證、延長工時、增加勞動強度、任意辭退和不承擔工傷賠償責任的情況；四是徵地農民工就業安置後企業違反協議辭退的問題比較突出。

由於非技術勞工缺乏集體談判能力和不能落實規範的勞動保護法規，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已經有10多年沒有什麼增長。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出現的所謂“民工荒”，實質上是在農民收益有顯著提高情況下企業勞動關繫緊張造成的對勞動力供給市場的扭曲，工資缺乏吸引力和勞動條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珠江三角洲地區12年來農民工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

6.子女教育費用將對家庭消費傾向産生重大影響

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與平均消費傾向呈逐年走低之勢，而教育費用持續攀升大大強化了居民儲蓄意願，影響了城鄉居民家庭消費傾向。全國城鄉居民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佔居民總消費的比重，近幾年有較大幅度增加，而其中增長最多的就是教育費用。而世界多數國家在人均GDP由1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時，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的消費比重反而是有所下降的，特別是教育的費用有所下降。

連續數年多項關於城鄉居民儲蓄目的的調查，子女教育費用都被排在第一位，超過養老和住房，這並不是很正常的。重視教育自然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獨生子女的情況下，人們更是省吃儉用也要讓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因為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子女教育狀況與孩子未來的職業和生活道路密切相關，但教育從幼兒園起就開始交各種贊助費、擇校費、擇班費，大學生的學費、生活費也超出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準，從而導致居民家庭削減當前消費開支，增強儲蓄力度。

目前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教育的競爭仍在使子女教育費用攀高，這會對家庭消費傾向和儲蓄意願産生重大影響。

7.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念將顯示出更大的差異

隨著20世紀後半葉出生的人群成為社會中上管理階層的骨幹，他們新的價值取向越來越大地影響著中國未來的走勢。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況下，在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年齡段、不同居住地域的人群當中，價值觀念出現較大的差異。特別是新一代青年，一是出現價值觀念的多樣化和個性化，他們對成功者的價值判斷呈現不同的理解，更要求自己把握命運，更加認同一些新的社會價值；二是出現新的民族主義取向，他們生活在中國經濟社會國際地位快速提高的時代，容易産生迅速改變現實格局的浮躁和激進情緒；三是注重消費的物質主義偏好明顯，認為經濟地位可以改變一切的看法相當普遍，老一輩的省吃儉用習慣已轉變成新一代流行的超前消費；四是出現文化主流的年輕化，從服裝時尚到流行歌曲、從電視、互聯網到閒暇生活、從企業文化到社會觀念，青年一代正在使主流文化出現年輕化趨勢。 在這種情況下，把握價值觀念新的變化規則，塑造新的社會價值形態，彌合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念差異，也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

五 構建和諧社會的政策建議

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應該是：擴大社會中間層，減少低收入和貧困群體，理順收入分配秩序，嚴厲打擊腐敗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把擴大就業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努力改善社會關係和勞動關係，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各種社會矛盾，為建立一個更加幸福、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全面小康社會而奮鬥！

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經驗以及世界各國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都表明，減少低收入群體，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在鼓勵人們通過合法合理的方式富裕起來的同時，利用財政、稅收、保障、福利和救助等工具進行社會整合和社會調節，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這是加強社會團結和實現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當前，應特別注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扭轉財力過分向上集中的態勢，加強轉移支付力度，緩解基層財政的困難

目前我國縣鄉兩級的財政收入約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20％多,而縣鄉兩級財政供養的人員卻約佔全國財政供養人員總數的70％。中央財政收入和省級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994年分稅制以來翻了一番還多。據測算，全國鄉級財政要支付的鄉公務人員工資、村幹部補貼、公共品維護和建設、辦公費、困難戶補助、債務利息等約2500億元，而鄉鎮能夠合法獲得的財政收入還不到1000億元，所以只能依靠所謂“創收”和巧立名目向下面收費來維持政權運轉，結果造成基層幹群關係的緊張。

現在窮鄉鎮和富鄉鎮財政收入有“天壤之別”，負債運營的鄉鎮財政估計佔全國鄉鎮的2/3。相當多鄉鎮因財政困難不得不依靠“財政空轉”（用貸款上繳縣級財政）、“買稅”（花錢挖其他地方的稅源）和“墊稅”（用個人或鄉鎮名義借款墊稅）過日子，即便如此很多鄉鎮還經常拖欠工資。而中央和省級機關周邊賓館，常常住滿“跑錢”、要項目的地方政府派出人員。據專家估計，縣以下（含縣）的基層債務總額目前已超過8000億元。

因此，控制中央和省級的財政支出、緩解基層財政的緊張局面，是目前調節基層幹群關係的必要措施。

2.繼續加強反腐敗、反賄賂的力度，逐步理順收入分配秩序

要逐步扭轉國家財政供給的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和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之間工資差異甚大的局面，實行透明的和可監測的“陽光工資”，在不同的地區之間，同一級別的工資可根據物價和消費水準進行調整。國家和地方財政要保證政權正常運轉的支出，不允許國家全額財政供給的部門進行所謂的“創收”和進行工資外的收入分配，嚴格“收支兩條線”。國家公務人員要實行個人財産登記制度，並建立公務人員的就職、離職和換崗的財産檢查制度。

3.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強稅收執法力度，打擊非法致富

建立根據收入水準的增長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徵收基線的制度。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變目前所得稅徵收與家庭消費脫鉤的狀況，建立普遍的個人所得稅年度申報制度。增加稅務徵收力量，提高稅務管理和監督的技術水準，加強對偷稅、漏稅、避稅行為高發領域的監管力度。

4.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縮小城鄉和地區差距，減少貧困

要力爭從根本上扭轉城鄉差距過大並不斷擴大的局面，繼續加強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逐步改變目前城鄉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費差距相差20餘年的狀況，連接城市生産和農村消費的鏈條，完善和改革徵用農民土地的補償制度，整合現有的農村貧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及試行的農村老人執行生育政策補貼制度，建立起農村“低水準、廣覆蓋”的社會保障體制基礎框架；配合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實行新的減貧計劃，爭取把農村目前按照國際標準計算的約1億多貧困人口在未來15年中有較大幅度的減少。

5.促進城市化，改變就業結構

抓住我國目前勞動年齡人口社會撫養系數較低、人口年齡結構“中間大（勞動年齡人口），兩頭小（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人口機遇期”(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把擴大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充分利用我國人力資源開發潛力巨大的比較優勢，適應産業結構的升級，促進就業結構的轉型，力爭在未來15年把農業富餘勞動力再轉移出1億人左右，把第三産業的就業比例從目前30％左右提高50％左右，把城市化率從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6.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大國

把“以人為本、投資於人”作為提高人口素質和建立“人力資源大國”的國家戰略選擇；大力發展基礎教育，鼓勵民間資本投資教育，把高等學歷的人口比例從目前的約8%提高到2010年的12%；提高醫療保健和健康水準，把人口的服務醫生比例從目前的1.6提高到2010年的2.0；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制，逐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 要逐步扭轉我國人均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的狀況，生産和生活都要節約使用資源，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大力減少空氣、水源、土壤等方面的環境污染，爭取達到資源、能源消耗速率和生態環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長”。

各種新的發展機遇和影響因素表明，中國很有可能打破10％的平均經濟增長率難以超過20年的以往規律，進入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週期。在未來的15年，只要我們能夠保證社會秩序和政治體制的穩定與不斷完善，不出大的波折，中國就會取得令世界矚目的新成就，為國際發展經驗作為特殊的貢獻。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摘自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中國網2005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