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压缩机原理图:笔记:《墨子白话今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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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天志上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处家者知之。若处家得罪于家长,犹有邻家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非独处家者为然,虽处国亦然。处国得罪于国君,犹有邻国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谁亦有处国得罪于国君而可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犹若此其厚,况无所逃避之者,相儆戒岂不愈厚,然后可哉?且语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2),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于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然则我何欲何恶?我欲福禄而恶祸祟。若我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然则我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祸祟中也。然则何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
  曰:且夫义者,政也(3)。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4),有士政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5),故莫不■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为政于天子者也。
  故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天下之穷富也。故于富且贵者(6),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然则是谁顺天意而得赏者?谁反天意而得罚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7),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称之,谓之圣王。”然则桀、纣、幽、厉,得其罚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诟天,中诟鬼,下贼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别而恶之;我所利,交而贼之。恶人者,此为之博也;贱人者(8),此为之厚也。’故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谓之暴王。”
  然则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于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无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
  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
  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义政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力政者则与此异,言非此,行反此,犹倖驰也(9)。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注释]
  (1)天志即天的意志。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喜欢义,憎恶不义;希望人们相互帮助、相互教导,反对人们相互攻击、相互敌视。可见,所谓天志实即是子墨子之志。它是墨子用以和当时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2)前“而”通“尔”。晏:清明。(3)“政”通“正”。(4)“次”为“恣”。下同。(5)说:劝告。(6)“于”为“欲”字之误。(7)“业”当为“叶”。(8)“贱”为“贼”字之误。(9)“倖”为“偝”字之误,同“背”。
  [白话]
  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只知道小道理,而不知道大道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他处身于家的情况可以知道。如果一个人处在家族中而得罪了家长,他还可逃避到相邻的家族去。然而父母、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戒,都说:“不可不警戒呀!不可不谨慎呀!怎么会有处在家族中而可以得罪家长的呢?”不仅处身于家的情况如此,即使处身于国也是这样。如果处在国中而得罪了国君,还有邻国可以逃避。然而父母、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戒,都说:“不可不警戒呀!不可不谨慎呀!怎么会有处身于国而可以得罪国君的呢?”这是有地方可以逃避的,人们相互警戒还如此严重,又何况那些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的情况呢?互相警戒难道不就更加严重,然后才可以吗?而且俗语有这种说法:“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了罪,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回答是:“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上天不会对山林深谷幽暗无人的地方有所忽视,他明晰的目光一定会看得见。然而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天,却疏忽地不知道以此相互警戒。这就是我藉以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知道小道理而不知道大道理的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上天也喜爱什么厌恶什么呢?上天爱好义而憎恶不义。既然如此,那么率领天下的百姓,用以去做合乎义的事,这就是我们在做上天所爱好的事了。我们做上天所喜欢的事,那么上天就会做我们所喜欢的事。那么我们又爱好什么、憎恶什么呢?我们喜欢福禄而厌恶祸患,如果我们不做上天所喜欢的事,那么就是我们率领天下的百姓,陷身于祸患灾殃中去了。那么怎么知道上天喜爱义而憎恶不义呢?回答说:天下之事,有义的就生存,无义的就死亡;有义的就富有,无义的就贫穷;有义的就治理,无义的就混乱。既然如此,那么上天喜欢人类孳生而讨厌他们死亡,喜欢人类富有而讨厌他们贫穷,喜欢人类治理而讨厌他们混乱。这就是我所以知道上天爱好义而憎恶不义的原因。
  并且义是用来匡正人的。不能从下正上,必须从上正下。所以老百姓竭
  力做事,不能擅自恣意去做,有士去匡正他们;士竭力做事,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将军、大夫匡正他们;将军、大夫竭力做事,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三公、诸侯去匡正他们;三公、诸侯竭力听政治国,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天子匡正他们;天子不得擅自恣意去治政,有上天匡正他。天子向三公、诸侯、士、庶人施政,天下的士君子固然明白地知道;上天向天子施政,天下的百姓却未能清楚地知道。所以从前三代的圣君禹、汤、周文王、周武王,想把上天向天子施政的事,明白地劝告天下的百姓,所以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预备酒醴粢盛,用来祭祀上帝鬼神而向上天求得福祥。我不曾听到上天向天子祈求福祥的。这就是我所以知道上天向天子发号施政的原因。
  所以说天子是天下极尊贵的人,天下极富有的人。所以想要贵富的人,对天意就不可不顺从。顺从天意的人,同时都相爱,交互都得利,必定会得到赏赐;违反天意的人,分别都相恶,交互都残害,必定会得到惩罚。既然这样,那么谁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呢?谁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呢?墨子说道:“从前三代圣王禹、汤、文王、武王,这些是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的;从前三代的暴王桀、纣、幽王、厉王,这些是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的。”既然如此,那么禹、汤、文王、武王得到赏赐是因为什么呢?墨子说:“他们所做的事,上尊天,中敬奉鬼,下爱人民。所以天意说:'这就是对我所爱的,他们兼而爱之;对我所利的,他们兼而利之。爱人的事,这最为广泛;利人的事,这最为厚重。’所以使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子子孙孙不绝,相传而称颂他们的美德,教化遍施于天下,到现在还受人称道,称他为圣王。”既然如此,那么桀、纣、幽王、厉王得到惩罚又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道:“他们所做的事,对上辱骂上天,于中辱骂鬼神,对下残害人民。所以天意说:'这是对我所爱的,他们分别憎恶之,对我所利的,他们交相残害之。所谓憎恶人,以此为最广;所谓残害人,以此为最重。’所以使他们不得寿终,不能终身。人们至今还在毁骂他,称他们为暴王。”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知道上天爱护天下的百姓呢?因为他对百姓能全部明察。怎么知道他对百姓全都明察呢?因为他能全部抚养。怎么知道他全部抚养呢?因为他全都供给食物。怎么知道他全都供给食物呢?因为四海之内,凡是吃谷物的人,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做好粢盛酒醴,用来祭祀上帝鬼神。天拥有下民,怎么会不喜爱他们呢?而且我曾说过,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必遭到一桩灾祸。杀无辜之人的是谁呢?是人。给这人灾祸的是谁呢?是天。如果认为天不爱天下的百姓,那么为什么人与人相杀害,天为什么要降给他灾害呢?这是我所以知道天爱护天下百姓的缘故。
  顺从天意的,就是仁义政治;违反天意的,就是暴力政治。那么义政应怎么做呢?墨子说:“居于大国地位的不攻打小国,居于大家族地位的不掠夺小家族,强者不强迫弱者,贵人不傲视贱人,狡诈的不欺压愚笨的。这就必然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做到这三利,就会无所不利。所以将天下最好的名声加给他,称他们为圣王。而力政则与此不同:他们言论不是这样,行动跟这相反,犹如背道而驰。居于大国地位的攻伐小国,居于大家族地位掠夺小家族,强者强迫弱者,贵者傲视贱者,狡诈的欺压愚笨的。这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者不利,就没有什么利了。所以将天下最坏的名声加给他,称之为暴王。”
  墨子说道:“我们有了上天的意志,就好象制车轮的有了圆规,木匠有了方尺。轮人和木匠拿着他们的规和尺来量度天下的方和圆,说:'符合二者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的就是错的。’现在天下的士君子的书籍多得载不完,言语多得不能尽计,对上游说诸侯,对下游说有名之士,但他们对于仁义,则相差很远。怎么知道呢?回答说:我得到天下的明法来衡量他们。”

二十四  天志中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既曰不可以不察义之所欲出,然则义何从出?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何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曰:义者,善政也。何以知义之为善政也?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1)。此吾所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
  今天下之人曰:“当若天子之贵诸侯,诸侯之贵大夫,傐明知之(2),然吾未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贵且知于天子者,有矣。曰: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子有疾病祸祟,必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则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于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书驯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维天,临君下土。’则此语天之贵且知于天子。不知亦有贵、知夫天者乎?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3)。”既以天之意以为不可不慎已,然则天之将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若国家治,财用足,则内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环璧珠玉,以聘挠四邻。诸侯之冤不兴矣,边境兵甲不作矣。内有以食饥息劳,持养其万民,则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唯毋明乎顺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无以异乎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今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夫岂欲其臣国、万民之相为不利哉!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攻小家,欲以此求赏誉,终不可得,诛罚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将无已异此。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都则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禄于天,福禄终不得,而祸祟必至矣。然有所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则夫天亦且不为人之所欲,而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疾病祸祟也。若已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万民以从事乎祸祟之中也。故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4),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五谷孰(5),六畜遂,疾灾、戾疫、凶饥则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
  且夫天下盖有不仁不祥者,曰:当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也(6),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7)。然独无报夫天,而不知其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
  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为日月星辰(8),以昭道之;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长遂五谷丝麻,使民得而
  财利之;列为山川溪谷,播赋百事,以临司民之善否;为王公侯伯,使之赏贤而罚暴,贼金木鸟兽(9),从事乎五谷丝麻,以为民衣食之财,自古及今,未尝不有此也。今有人于此,欢若爱其子,竭力单务以利之,其子长,而无报子求父(10),故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仁不祥(11)。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然独无报夫天,而不知其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
  且吾所以知天爱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杀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谁也(12)?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曰天也。若天不爱民之厚,夫胡说人杀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之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也。
  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有之;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亦有矣。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尧、舜、禹、汤、文、武,焉所从事?曰:从事“兼”,不从事“别”。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聚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不止此而已,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故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既可得留而已(13)。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桀、纣、幽、厉,焉所从事?曰:从事别,不从事兼。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观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无所利,是谓天贼。聚敛天下之丑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义也。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不止此而已,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太誓》之道之曰:“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务天下(14),天亦纵弃纣而不葆。”察天以纵弃纣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既可得而知也。
  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圜;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是以圜与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墨白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
  

[注释]
  (1)“然后”上脱“贵且知者”四字。(2)“傐”当为“碻”。(3)“慎”通“顺”。下同。(4)“辟”通“避”。(5)“孰”通“熟”。(6)“非”上脱“莫”字。(7)“否”为“丕”字之误。(8)“磨”为“磿”字之误。(9)“贼”为“赋”字之误。(10)“子求”为“于其”之误。(11)“与”同“举”。(12)“不”上脱“杀”字。(13)“留”为“智”字之误,即“知”。(14)“无廖■务”当作“无戮其务”。
  

[白话]
  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想实行仁义,就不可不察义是从哪里产生的。”既然说不可不察义从哪里产生,那么义究竟从哪里产生的呢?墨子说:“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主,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怎么知道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生,而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呢?回答说:所谓义,就是善政。怎么知道义就是善政呢?回答说:天下有义则治理,无义则混乱,所以知道义就是善政。愚蠢而卑贱的人,不能向尊贵而聪明的人施政;只有尊贵而聪明的人,然后才可能向愚蠢而卑贱的人施政。这就是我知道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中产生,而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的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谁是尊贵的?谁是聪明的?回答说:天是尊贵的,天是聪明的,如此而已。那么,义果然是从上天产生出来的了。
  现在天下的人说道:“应当天子比诸侯尊贵,诸侯比大夫尊贵,这是确然明白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上天比天子还尊贵而且聪明。”墨子说道:“我有知道上天比天子还尊贵而且聪明的理由。即是:天子为善,上天能够赏赐他;天子行暴,上天能惩罚他;天子有疾病灾祸,必定斋戒沐浴,洁净地准备酒醴粢盛,用来祭祀上天鬼神,那么上天就能帮他除去疾病灾祸。可是我并没有听说上天向天子祈求赐福的,这就是我知道上天比天子尊贵而且聪明的理由。不仅止此而已。又从先王的书籍训释上天高明而不易解说的道理中可以知道,说是:'高明圣哲的只有上天,将它的光辉普照大地。’这就是上天比天子尊贵而且聪明。不知道还有没有比上天更尊贵而且聪明的呢?”回答说:“只有天是最尊贵,天是最聪明的,既然如此,那么义是从天产生出来的。”
  所以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们,如果心中确实想要遵行圣王之道,以利于人民,考察仁义的根本,天意不可不顺从。”既然认为天意不可不顺从,那么天希望什么憎恶什么呢?墨子说:“天的心意,不希望大国攻打小国,大家族侵扰小家族。强大的侵暴弱小的,狡诈的算计愚笨的,尊贵的傲视卑贱的,这是天所不希望的。不仅止此而已,天希望人们有力则相互帮助,有道义相互教导,有财物相互分配;又希望居上位的努力听政治事,居下位的努力从事劳作。”居上位的努力听政治事,那么国家就治理了,居下位的努力从事劳作,那么财用就足够了。假若国家和家族都治理好了,财用也充足了,那么在内有能力洁净地准备酒醴粢盛,用以祭祀上天和鬼神;在外有环璧珠玉,用以聘问交接四方邻国。诸侯间的仇怨不再发生了,边境上的兵争不会产生了。在内有能力让饥者得食、劳者得息,保养万民,那么君臣上下就相互施惠效忠,父子兄弟之间慈爱孝顺。所以明白上天之意,奉行而施之于天下,那么刑政就会治理,万民就会和协,财用就会充足。百姓都得到
  暖衣饱食,安宁无忧。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君子,如果心中确实希望遵循圣道、利于民众,考察仁义的根本,对于天意就不可不顺从。”
  而且天子拥有天下,就好象国君、诸侯拥有四境之内一样没有分别。现在国君、诸侯拥有四境之内,难道希望他的民众相为不利吗?现在例如居于大国地位的攻打小国,居于大家族地位的攻打小家族,想借此求取赏赐和赞誉,终究得不到,而诛戮惩罚必然降临。而上天之拥有天下,与此也没有区别。现在比如居于大国地位的就攻打小国,居于大都地位的就攻打小都,想以此向天求福禄,福禄终究得不到,而祸殃必然降临。既然如此,如果(人)不做天所希望的事,而做上天所不希望的事,那么天也将不做人所希望的事,而做人所不希望的事。人所不希望的是什么呢?是疾病和灾祸。如果自己不做上天所希望的,而做上天所不希望的,这是率领天下的百姓,陷入灾祸之中。所以古时的圣王,明白地知道上天、鬼神所降福,而避免做上天、鬼神所憎恶的事,以追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所以天安排寒热合节,四时调顺,阴阳雨露合乎时令,五谷熟,六畜蕃殖,而疾病灾祸瘟疫凶饥不至。所以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如果心中将希望遵循圣道、利于人民,考察仁义的根本,对天意不可不顺从!”
  而且天下有不仁不祥的人,即如儿子不侍奉父亲,弟弟不服事兄长,臣子不服事君上,所以天下的君子都称之为不祥的人。现在天对于天下都兼而爱之,育成了万物而使天下百姓得利,即使如毫末之微,也莫非天之所为,而人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大了。然而人们碓独不知报答上天,而且也不知那种不仁的事就是不祥。这就是我所说的君子明白小的而不明白大的。
  而且我知道上天爱民的原因也大有其所,即天分别日月星辰,照耀天下,制定四季春夏秋冬,以为纪纲,降下霜雪雨露,以生长、成熟五谷丝麻,使老百姓得以供给财用;又分列为山川溪谷,广布各种事业,用以监察百姓的善恶;分别设立王、公、侯、伯,使他们赏贤而罚暴,征收金木鸟兽,从事五谷丝麻,以为百姓的衣食之财,从古到今,未曾不是如此。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高兴地珍爱他的孩子,全部精力,一切事务,都为了有利于孩子。他的儿子长大后不报答父亲,所以天下的君子都说他不仁不祥。现在上天对天下兼而爱之,长养万物以利于他们,而百姓得到利用,则可谓厚了。然而人们不报答天,却不知这是不仁不祥。这就是我所说的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
  而且我藉以知道上天爱民深厚的理由,还不仅止此。凡杀戮的人,上天必定给他不祥。杀无辜的是谁呢?是人。给予不祥的是谁呢?是天。如果天不厚爱于人,那为什么人杀了无辜而天给他不祥呢?这就是我用以知道上天爱民深重的理由。
  而且我藉以知道上天爱民深厚的理由,还不仅于此。因为爱人利人,顺从天意,从而得到上天赏赐的人,是存在的;憎人害人,违反天意,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是存在的。爱人利人,顺从天意,而得到上天赏赐的是谁呢?回答说:象从前三代的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又实行些什么呢?回答说:实行“兼”,不实行“别”。所谓兼,即处在大国地位不攻打小国,处在大家族地位不侵扰小家族,强大的不劫掠弱小的,人多的不侵暴人少的,狡诈的不算计愚笨的,尊贵的不傲视卑贱的。观察他们的行事,在上有利于天,于中有利鬼神,在下有利于人,三者有利,则无所不利,这就是天德。人们把天下的美名聚集起来加到他们
  身上,说:“这是仁,是义。是爱人利人,顺从天意,因而得到上天的赏赐的人。”不仅止此而已,又把他们的事迹写于简帛,刻上金石,雕于盘盂,传给后世子孙。这是为什么呢?将用以使人记住爱人利人,顺从天意,会得到上天的赏赐。《皇矣》说道:“天帝告诉文王,我思念有光明之德的人,他不虚张声色,不崇尚夸饰与变革。不知不识,只遵循上帝的法则。”天帝赞赏文王顺从法则,所以把殷商的天下赏赐给他,使他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声至今流传不息。所以爱人利人,顺从天意,从而得到上天赏赐的,已经可以知道了。那憎人害人,违反天意,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又是谁呢?回答说:如从前三代的暴君桀、纣、幽王、厉王就是。桀、纣、幽王、厉王做了些什么呢?回答说:他们从事“别”,不从事“兼”。所谓别,即处于大国地位的攻打小国,处于大家族地位的侵扰小家族,强大的劫掠弱小的,人多的侵暴人少的,狡诈的算计愚笨的,尊贵的傲视卑贱的。观察他们的事迹,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神,下不利于人类,三者不利就无所得利,这就是“天贼”。人们聚集天下的丑名加到他们头上,说:“这是不仁、不义,是憎人害人,违反天帝,得到上天惩罚的人。”不仅止此,又将这些事迹写在简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盘盂上,传给后世的子孙,为什么这样做呢?将使人们记住憎人害人,违反天意,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尚书·泰誓》说道:“纣傲慢不恭,不肯奉事上帝,遗弃他的祖先与天地神祗不祭祀,竟说:'我有天命。’不努力从事政务,天帝也抛弃纣而不去保佑他。”观察上天抛弃纣而不去保佑他的原因,是他违反了天意。所以憎人害人,违反天意,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已经可以知道了。
  所以墨子认为有天志,就象制轮的人有圆规,木匠有方尺一样没有区别。现在轮匠拿着他的圆规,将用以量度天下圆与不圆,说:“符合我圆规的,就是圆;不符合我圆规的,就是不圆。”因此圆和不圆,都是可得而知的。这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是因为确定圆的规则十分明确。木匠拿着他的方尺,将以量度天下的方与不方,说:“符合我方尺的就是方,不符合我方尺的,就是不方。”因此方与不方,都是可得知道的。这其中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确定方的规则十分明确。所以墨子认为天有意志,上用以量度天下的王公大人施行政事,下用以量度天下的民众发布文学与言谈。观察他们的行为,顺从天意的,就叫作好的意识行为;违反天意的,就叫作不好的意识行为。观察他们的言谈,顺从天意的,就叫作好的言谈,违反天意的,就叫作不好的言谈。观察他们的刑政,顺从天意的,就叫作好的刑政;违反天意的,就叫作不好的刑政。所以把天志设为法则,立为标准,拿它来量度天下王公大人、卿大夫的仁与不仁,就好象分别黑白一样明白。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如果心中确实想遵循天道,造福民众,考察仁义的根本,对天意就不可不顺从。顺从天意,是义所要求的法则。”

二十五  天志下

     原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乱者,其说将何哉?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何以知其明于小不明于大也?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以处人之家者知之。今人处若家得罪,将犹有异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处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处人之国者乎?”今人处若国得罪,将犹有异国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处人之国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将无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极戒也(1)。吾以此知大物则不知者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恶。”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恶者,何也?天欲义而恶其不义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为正(2),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为正,有诸侯正之;诸侯不得次己而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于天之正天子也。是故古者圣人明以此说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天子赏罚不当,听狱不中,天下疾病祸福,霜露不时,天子必且■豢其牛羊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祷祠祈福于天,我未尝闻天之祷祈福于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贵于天子也。是故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曰:谁为知?天为知。然则义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为义者,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
  曰: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何以知兼爱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无有远灵孤夷之国(3),皆■豢其牛羊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爱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于楚之四境之内,故爱楚之人;越王食于越,故爱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
  且天之爱百姓也,不尽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国,粒食之民,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详。曰:“谁杀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实不爱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杀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爱百姓厚矣,天之爱百姓别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爱百姓也?吾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之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为从其所爱而爱之,从其所利而利之,于是加其赏焉,使之处上位,立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圣人。以此知其赏善之证。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之兼恶天下也,从而贼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诟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为不从其所爱而恶之,不从其所利而贼之,于是加其罚焉。使之父子离散,国家灭亡,抎失社稷(4),忧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属而毁之。业万世子孙继嗣,毁之贲,不之废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罚暴之证。今天下之士君子欲为义者,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
  曰: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
  为道也,力正。曰:“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则顺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壮则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方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贼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无所利,是谓之贼。故凡从事此者,寇乱也,盗贼也,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敛天下之恶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则反天之意也。
  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为仪法,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轮人以规,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圜之别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为仪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远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远也?今知氏大国之君宽者然曰:“吾处大国而不攻小国,吾何以为大哉?”是以差论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以攻罚无罪之国,入其沟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御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牷。民之格者,则刭拔之(5),不格者,则系操而归(6),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则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义,以告四邻诸侯曰:“吾攻国覆军,杀将若干人矣。”其邻国之君,亦不知此为不仁义也,有具其皮币,发其綛处(7),使人飨贺焉。则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有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为人后子者,必且欲顺其先君之行,曰:“何不当发吾府库,视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国覆军,杀将若干人矣。”则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其邻国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谓大物则不知也。
  所谓小物则知之者,何若?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逾于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乎!与角人之府库,窃人之金玉蚤累者乎(8)!与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乎!而况有杀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为政也,自杀一不辜人者,逾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与角人之府库,窃人之金玉蚤累者,与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罚此也;虽古之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政,亦无以异此矣。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9),此为杀一不辜人者,数千万矣!此为逾人之墙垣,格人之子女者,与角人府库,窃人金玉蚤累者,数千万矣!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
  故子墨子言曰:“是蕡我者(10),则岂有以异是蕡黑白、甘苦之辩者哉!今有人于此,少而示之黑,谓之黑;多示之黑,谓白。必曰:'吾目乱,不知黑白之别。’今有人于此,能少尝之甘,谓甘;多尝,谓苦。必曰:'吾口乱,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杀人,其国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杀其邻国之人(11),因以为文义。此岂有异蕡黑白、甘苦之别者哉!”
  故子墨子置天之以为仪法。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12),而顺帝之则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
  之利者,当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义之经也。
  

[注释]
  (1)“极”即“儆”,“敬”,通“警”。(2)“次”即“恣”,下同。(3)“远灵孤夷”应为“远夷蘦孤”,“蘦”通“零”。(4)抎:坠落。(5)“拔”为“杀”字之误。(6)“操”为“累”之误。(7)“綛”为“总”之误。(8)“蚤”为“布”字之误。(9)“凌”通“陵”。(10)“蕡”,“紊”之假借字。“我”为“义”字之误。(11)“蚤越”当为“斧钺”。(12)“诰”为“语”字之误。
  

[白话]
  墨子说道:“天下混乱的原因,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天下的士君子,都只明白小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从何知道他们只明白小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呢?从他们不明白天意就可知道。从何知道他们不明白天意呢?从他们处身家族的情况可以知道。假如现在(有人)在家族中得了罪,他还有别的家族可以逃避,然而父亲以此告诫儿子,兄长以此告诫弟弟,说:“警戒呀!谨慎呀!处身家族中不警戒不谨慎,还能处身于别人的国里么?”假如现在(有人)在国中得了罪,还有别国可以逃避,然而父亲以此告诫儿子,兄长以此告诫弟弟,说:“警戒呀!谨慎呀!处身国中不可不警戒谨慎呀!”现在的人都处身天下,侍奉上天,如果得罪了上天,将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了。然而没有人知道以此互相警戒。我因此知道他们对大事情不知道。
  所以墨子说道:“警戒呀!谨慎呀!一定要做天所希望的,除去天所厌恶的。”天所希望的是什么呢?所厌恶的是什么呢?天希望义而厌恶不义。从何知道是这样呢?因为义即是正。
  因何知道义即是正呢?天下有义就治理,无义就混乱,我因此知道义就是正。然而所谓正,不能自下正上,必须从上正下。所以庶民百姓不得肆意去从事,有士来匡正他;士不得肆意去做。有大夫来匡正他;大夫不得肆意去做,有诸侯去匡正他;诸侯不得肆意去做,有三公来匡正他;三公不得肆意去做,有天子匡正他;天子不得肆意去做,有上天匡正他。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天子匡正天下都很明白,但对上天匡正天子却不明白。所以古代的圣人明白地将此道理告诉人们,说:“天子有善,天能赏他;天子有过,天能罚他。”若天子赏罚不当,刑罚不公,天就会降下疾病灾祸,霜露失时。这时天子必须要喂养牛羊猪狗,洁净地整备粢盛酒醴,去向上天祭祀,祷告,求福。但我从来就不曾听说过上天向天子祷告和求福的。我由此知道天比天子尊贵、庄重。所以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生,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那么谁是尊贵的?天是尊贵的。谁是聪明的?天是聪明的。既然如此,那么义果真是从上天产生出来的了。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希望行义的话,那么就不可不顺从天意。
  顺从天意应怎样做呢?回答说:兼爱天下的人怎么知道是兼爱天下的人呢?因为天对人民的祭祀全都享用。怎么知道天兼而食之呢?自古及今,无论如何遥远偏僻的国家,都喂养牛羊狗猪,洁净地整备酒醴粢盛,用以祭祀山川、上帝、鬼神,由此知道上天对人民兼而食之。假如兼而食之,必定会兼而爱之,就好象楚、越的国君一样。现在楚王在楚国四境之内享用食物,所以爱楚国的人。越王在越国享用食物,所以爱越国的人。现在天对天下兼而享用,我因此知道它爱天下的人。
  而且上天爱护百姓,不仅此而己。现在天下所有的国家,凡是吃米粮的人民,杀了无辜的人,必定得到一种不祥,杀无辜的是谁呢?回答说:“是人。”给他不祥的是谁呢?“是天”。假若上天内心确实不爱护这些百姓,那为什么在人杀了无辜之后,天要给他以不祥呢?并且上天爱护百姓是很厚重的,上天爱护百姓是很普遍的,这已经可以知道了。怎么知道上天爱护百姓呢?我从贤者必定要赏善罚暴得知。怎么知道贤者必然赏善罚暴呢?我从从前三代圣王的事迹知道这个。从前三代的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兼爱天下,从而造福人民,改移百姓的心意,率领他们敬奉上帝、山川、鬼神。上天因为他们爱自己所爱的人,利自己所利的人,于是加重他们的赏赐,使他们居于上位,立为天子,(后世)以为表率,称之为圣人。从这可知赏善的证据。从前三代的暴君,如桀、纣、幽王、厉王等,对天下人全都憎恶,残害他们,改移百姓的心意,率领他们侮慢上帝、山川、鬼神,天因为他们不跟从自己的所爱,反而憎恶他们,不跟从自己的所利,反而残害他们,于是对他们加以惩罚,使他们父子离散,国家灭亡,丧失社稷,忧及本身。而天下的百姓也都非毁他们,到了子孙万世以后,仍然受人们的唾骂,称他们为暴君,这就是罚暴的明证了。现今天下的士君子,若要行事合乎义,就不可不顺从天意。
  顺从天意,就是“兼”;违反天意,就是“别”。兼的道理,就是义政;别的道理,就是力政。如果问道:“义政是什么样呢?”回答说:大的不攻打小的,强的不欺侮弱的,多的不残害少的,狡诈的不欺骗愚笨的,尊贵的不傲视卑贱的,富足的不傲慢贫困的,年壮的不掠夺年老的。所以天下众国,不以水火、毒药、刀兵相互杀害。这种事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者有利,就无所不利,叫作天德。所以凡从事于此的,就是圣智、仁义、忠惠、慈孝,所以聚集天下的好名声加到他身上。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顺从天意。问道:“力政是什么样呢?”回答说:大的攻打小的强的欺侮弱的,多的残害少的,狡诈的欺骗愚笨的,尊贵的傲视卑贱的,富裕的傲慢贫困的,年壮的掠夺年老的,所以天下众国,一齐拿着水火、毒药、刀兵来相互残害。这种事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者不利就无所得利,所以称之为(天)贼。凡从事于这些事的,就是寇乱、盗贼、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所以聚集天下的恶名加在他们头上。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违反了天意。
  所以墨子设立天志以为仪法,就象轮匠有圆规,木匠有方尺一样,现在轮人使用圆规,木匠使用方尺,以之知道方与圆的区别。所以墨子设立天志以为仪法,我因此而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离义还很远。怎么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离义还很远呢?现在大国的君主自得地说:“我们处于大国地位而不攻打小国,我怎能成为大国呢?”因此差遣他们的爪牙,排列他们的舟车队伍,用以攻伐无罪的国家。进入他们的国境,割掉他们的庄稼,砍伐他们的树木,毁坏他们的城郭,以及填没他们的沟池,焚烧他们的祖庙,屠杀他们的牲口。人民抵抗的,就杀掉;不抵抗的就捆缚回去,男人用作奴仆,马夫,女从用作舂米、掌酒的家奴。那些喜好攻伐的君主,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还以此通告四邻的国君说:“我攻下别国,覆灭他们的军队,杀了将领多少人。”他邻国的君主,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又准备皮币,拿出仓库的积藏派人去犒劳庆赏。那些喜好攻伐的君主又绝对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又把它写在简帛上,藏在府库中,作为后世子孙的,必定将要顺从他们先君的志行,说道:“为什么不打开我们的府库,看看我们先君留下的法则呢?”(那上面)必定不会写着“文王、武王的政绩象这样”,而必定写着“我攻下敌国,覆
  灭他们的军队,杀了将领若干人”。那些喜好攻伐的君主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他的邻国君主,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因此攻伐代代不止。这就是我所说的(士君子)对于大事全不明白的缘故。
  所谓小事则知道,又怎么样呢?比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进入别人的果场菜园偷窃人家的桃子、李子、瓜菜和生姜,上面抓住了将会惩罚他,大众听到了就指责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不参与种植之劳,却获得了果实,取到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缘故。何况还有翻越别人的围墙,去抓取别人子女的呢!与角穿人家的府库,偷窃人家的金玉布帛的呢!与翻越人家的牛栏马圈,盗取人家牛马的呢!何况还有杀掉一个无罪的人呢!当今的王公大人执掌政治,对于从杀掉一个无罪的人,翻越人家的围墙抓取别人的子女,与角穿别人的府库而偷取人家的金玉布帛,与翻越别人的牛栏马牢而盗取牛马的,与进入人家的果场菜园而偷取桃李瓜果的,现在的王公大人对这些所判的罪,即使古代的圣王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治政,也不会与此不同。现在天下的诸侯,大概还全都在相互侵犯、攻伐、兼并,这与杀死一个无辜的人相比,(罪过)已是几千万倍了。这与翻越别人的围墙而抓取别人的子女相比,与角穿人家的府库而窃取金玉布帛相比,(罪过)也已数千万倍了。与翻越别人的牛栏马圈而偷窃别人的牛马相比,与进入人家的果场菜园而窃取人家的桃、李、瓜、姜相比,(罪过)已数千万倍了!然而他们自己却说:“这是义呀!”
  所以墨子说道:“这是混乱我的说法。它和把黑白甘苦混淆在一起有什么区别呢!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少许给他看一点黑色,他说是黑的,多给他看些黑色,他却说白的,结果他必然会说:'我的眼睛昏乱,不知道黑白的分别。’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少许给他尝点甜味,他说是甜的;多多给他尝些甜味,他说是苦的。结果他必然会说:'我的口味乱了,我不知道甜和苦的味道。’现在的王公大人施政,若有人杀人,他的国家必然禁止。如果有人拿兵器多多杀掉邻国的人,却说这是义。这难道与混淆黑白、甘苦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墨子设立天志,作为法度标准。不仅墨子以天志为法度,就是先王的书《大夏》(即《诗·大雅》)中这样说过:“上帝对文王说:我思念有光明德行的人,他不大显露声色,也不崇尚侈大与变革,不识不知,顺从天帝的法则。”这是告诫周文王以天志为法度,顺从天帝的法则。所以当今天下的士君子,如果心中确实希望实行仁义,追求做上层士,上希望符合圣王之道,下希望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对天志就不可不详察。天志就是义的原则。
                                                                                                                                   

二十六  明鬼       

原文】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2),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今执无鬼者曰:“鬼神者,固无有。”旦暮以为教诲乎天下,疑天下之众,使天下之众皆疑惑乎鬼神有无之别,是以天下乱。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以为将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无之别,以为不可不察已。”
  然则吾为明察此,其说将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请惑闻之见之(3),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若是,何不尝入一乡一里而问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若莫闻莫见,则鬼神可谓有乎?”
  今执无鬼者言曰:“夫天下之为闻见鬼神之物者,不可胜计也。”亦孰为闻见鬼神有、无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众之所同见,与众之所同闻,则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4),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5)。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为君者以教其臣,为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僭速也!”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郑穆公(6),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7),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若以郑穆公之所身见为仪,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8)。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心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将驰祖(9)。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祖涂(10),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诸侯传而语之曰:“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其憯速也!”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宋文君鲍之时,有臣曰■观辜(11),固尝从事于厉,祩子杖揖出(12),与言曰:“观辜!是何珪璧之不满度量?酒醴粢盛之不净洁也?牺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选失时?岂女为之与(13)?意鲍为
  之与?”观辜曰:“鲍幼弱,在荷繦之中(14),鲍何与识焉?官臣观辜特为之。”祩子举揖而槀之(15),殪之坛上。当是时,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诸侯传而语之曰:“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诛至,若此其憯速也!”以若书之说观之,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16),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17),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泏洫(18),■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诸侯传而语之曰:“请品先不以其请者(19),鬼神之诛至,若此其憯速也!”以若书之说观之,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是故子墨子言曰:“虽有深溪博林、幽涧无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20),见有鬼神视之。”
  今执无鬼者曰:“夫众人耳目之请,岂足以断疑哉?奈何其欲为高君子于天下,而有复信众之耳目之请哉!”子墨子曰:“若以众之耳目之请,以为不足信也,不以断疑,不识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足以为法乎?”故于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圣王,足以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圣王足以为法,然则姑尝上观圣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诛纣也,使诸侯分其祭,曰:“使亲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为有,是故攻殷伐纣,使诸侯分其祭;若鬼神无有,则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为然也,故圣王其赏也必于祖,其僇也必于社(21)。赏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听之中也。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位(22);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必择六畜之胜腯肥倅毛,以为牺牲,珪璧琮璜,称财为度;必择五谷之芳黄,以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与岁上下也。故古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选效(23),必先[鬼神],祭器、祭服毕藏于府,祝宗有司毕立于朝,牺牲不与昔聚群。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24),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25),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后世子孙不能敬莙以取羊(26),故先王之书,圣人,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则圣王务之。今执无鬼者曰:“鬼神者,固无有。”则此反圣王之务。反圣王之务,则非所以为君子之道也。
  今执无鬼者之言曰:“先王之书,慎无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重有重之,亦何书之有哉?”子墨子曰:“《周书·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且《周书》独鬼而《商书》不鬼,则未足以为法也。然则姑尝上观乎《商书》。曰:“呜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27),允及飞鸟,莫不比方。矧佳人面(28),胡敢异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宁;若能共允,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宁者,以佐谋禹也。此吾所以知《商书》之鬼也。且《商书》独鬼而《夏书》不鬼,则未足以为法也。然则姑尝上观
  乎《夏书》。《禹誓》曰:“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29)!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30),予共行天之罚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尔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赏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言听狱之事也。故古圣王必以鬼神为赏贤而罚暴,是故赏必于祖,而僇必于社。此吾所以知《夏书》之鬼也。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则圣王务之。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于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岁于社者考,以延年寿。”若无鬼神,彼岂有所延年寿哉!是故子墨子曰:“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若以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洁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间,拟乎鬼神之明显,明有一人畏上诛罚,是以天下治。
  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间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若以为不然,昔者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31),祥上帝伐(32),元山帝行(33)。故于此乎天乃使汤至明罚焉(34)。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遂下众,人之■遂,王乎禽推哆、大戏(35),故昔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戏,生列兕虎(36),指画杀人。人民之众兆亿,侯盈厥泽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诛。此吾所谓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为然,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播弃黎老,贼诛孩子,楚毒无罪(37),刳剔孕妇,庶旧鳏寡,号咷无告也。故于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罚焉。武王以择车百两,虎贲之卒四百人,先庶国节窥戎,与殷人战乎牧之野。王乎禽费中、恶来。众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宫,万年梓株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以为天下诸侯僇。故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费中、恶来、崇侯虎,指寡杀人。人民之众兆亿,侯盈厥泽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诛。此吾所谓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玑无小,灭宗无大(38)。”则此言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
  今执无鬼者曰:“意不忠亲之利(39),而害为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虽使然,然而天下之陈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则先死者非父则母,非兄而姒也。今洁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请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请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自夫费之,非特注之污壑而弃之也(40),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虽使鬼神请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今执无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请无有。是以不共其
  酒醴、粢盛、牺牲之财。吾非乃今爱其酒醴、粢盛、牺牲之财乎?其所得者,臣将何哉?”此上逆圣王之书,内逆民人孝子之行,而为上士于天下,此非所以为上士之道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吾为祭祀也,非直注之污壑而弃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欢聚众,取亲乎乡里。若[鬼]神有,则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则此岂非天下利事也哉!”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
  

[注释]
  (1)认为鬼神不仅存在,而且能对人间的善恶予以赏罚,这是墨子的一个重要理论。在本篇中,他列举古代的传闻、古代圣王对祭祀的重视以及古籍的有关记述,以证明鬼神的存在和灵验。从今天来看,这种宣扬迷信的做法显然是落后而不足取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墨子明鬼的目的,主要是想借助超人间的权威以限制当时统治集团的残暴统治。(2)“退”当作“迓”,与“御”通。御:止。(3)“惑”通“或”。(4)“田”通“畋”,打猎。(5)弢:弓袋。(6)“郑”为“秦”字之误。下同。(7)“三绝”疑为“玄絻”之误。(8)“王”字当删。(9)“祖”通“沮”。(10)“涂”通“途”。(11)“■”为“祏”之误。(12)“祩”即“祝”。“揖”为“楫”字之误。(13)“女”通“汝”。(14)“荷繦”疑为“葆繦”之误,即“襁褓”。(15)“槀”同“敲”。(16)“由”为“欲”之假借字。“谦”同“兼”。(17)“之”为“二”字之误。(18)“泏”同“掘”。“洫”同“穴”。(19)“请品先”为“诸诅失”之误。“矢”通“誓”。后一个“请”为“情”之假借字。(20)“董”为“堇”之误,“堇”通“谨”。(21)“僇”通“戮”。(22)“菆”同“丛”。(23)“驯为“僎”,具的意思。(24)“为”后疑脱“有”字。(25)“咸”为“或”字之误。(26)“莙”为“若”之误。“羊”即“祥”。(27)“贞”为“征”之假借字。(28)矧:况。“佳”即“惟”。(29)“且”通“徂”。(30)“葆士”当作“宝玉”。(31)“傲”为“杀”字之误。(32)“祥”疑为“牂”字之误,“戕”为“戕”之假借字。(33)“元山”疑为“亢上”之误。“亢”通“抗”。(34)“犯遂下众,人之■遂”疑应为“犯遂夏众,入之■遂”。“■”为“郊”之假借字。(35)“乎”为“手”之误。“禽”通“擒”。(36)“列”通“裂”。(37)“楚毒”为“焚灸”之误。(38)“玑”为“ ”字之误,“ ”为“祺”之假借字。(39)“意”通“抑”。“忠”为“中”之假借字。(40)“自”为“且”之误。“且”同“抑”。“特”应为“直”。
  

[白话]
  墨子说:“自当初三代的圣王死后,天下丧失了义,诸侯用暴力相互征伐。因此就存在着做人时,君臣上下不相互做到仁惠、忠诚,父子弟兄不相互做到慈爱、孝敬与悌长、贞良,行政长官不努力于听政治国,平民不努力于做事。人们做出了淫暴、寇乱、盗贼之事,还拿着兵器、毒药、水火在大小道路上阻遏无辜的人,抢夺别人的车马衣裘以为自己谋利。从那时开始,这些事一并产生,所以天下大乱。这其中是什么缘故呢?那都是因为大家对鬼神有无的分辨存在疑惑,对鬼神能够赏贤罚暴不明白。现在假若天下的人们一起相信鬼神能够赏贤罚暴,那么天下岂能混乱呢?”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鬼神本来就不存在。”早晚都用这些话对天下之人进行教导,以疑惑天下的民众,使天下的民众都对鬼神有无的分辨疑惑不解,所以天下大乱。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如果实在想兴办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那么对于鬼神有无的分辨,(我)认为是不可不考察清楚的。”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明白地考察(这个问题),这其中的说解将怎样才对呢?墨子说:“天下用以察知鬼神有无的方法,必定以大众耳目实际闻见的有无作为标准。如果确实有人闻见了,那么必定认为鬼神存在,如果没有闻见,那么必定认为不存在。假若这样,何不试着进入一乡一里去询问呢?从古至今有生民以来,也有人曾见到过鬼神之形,听到过鬼神之声,那么鬼神怎么能说没有?假若没有听到没有看到,那么鬼神怎能说有呢?”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天下闻到和见到鬼神(声音)、形状的人,多得数不清。”那么又是谁听到、看到鬼神的(声音)、形状呢?墨子说道:“如果以大众共同见到和大众共同听到的来说,那么象从前杜伯的例子就是。”周宣王杀了他的臣子杜伯而杜伯并没有罪。杜伯说:“我的君主要杀我而我并没有罪,假若认为死者无知,那么就罢了,假若死而有知,那么不出三年,我必定让我的君上知道后果。”第三年,周宣王会合诸侯在圃田打猎,猎车数百辆,随从数干人,人群布满山野。太阳正中时,杜伯乘坐白马素车,穿着红衣,拿着红弓,追赶周宣王,在车上射箭,射中宣王的心脏,使他折断了脊骨,倒伏在弓袋之上而死。当这个时候,跟从的周人没有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有人不听到,并记载在周朝的《春秋》上。做君上的以此教导臣下,做父亲的以此警戒儿子,说:“警戒呀!谨慎呀!凡是杀害无罪的人,他必得到不祥后果。鬼神的惩罚象这样的惨痛快速。”照这书的说法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么!
  不但只是书上说的是这样,从前秦穆公在大白天中午在庙堂里,有一位神进大门后往左走,他长着鸟的身子,穿着白衣戴着黑帽,脸的形状是正方。秦穆公见了,害怕地逃走。神说:“别怕!上帝享用你的明德,让我赐给你十九年阳寿,使你的国家繁荣昌盛,子孙兴旺,永不丧失秦国。”穆公拜两拜,稽首行礼,问道:“敢问尊神名氏。”神回答说:“我是句芒。”如果以秦穆公所亲见的作准,那么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的吗!
  不仅只是这本书所说的是这样,从前燕简公杀了他的臣下庄子仪,而庄子仪无罪。庄子仪说:“我的君上杀我而我并没有罪。如果死人无知,也就罢了。如果死者有知,不出三年,必定使我的君上知道后果。”过了一年,燕人将驰往沮泽祭祀。燕国有沮泽,就象齐国有社,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泽一样,都是男女聚会和游览的地方。正午时分,燕简公正在驰往沮泽途中,庄子仪肩扛红木杖击打他,把他杀死在车上。当这个时候,燕人跟从的没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人不听到,这记载在燕国的《春秋》上。诸侯相互转告说:“凡是杀了无罪的人,他定得不祥。鬼神的惩罚象这样的惨痛快速。”从这书的说法来看,则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吗!
  不仅这部书上这样说,从前宋文君鲍在位之时,有个臣子叫■观辜,曾在祠庙从事祭祀,有一次他到神祠里去,厉神附在祝史的身上,对他说:“观辜,为什么珪璧达不到礼制要求的规格?酒醴粢盛不洁净?用作牺牲的牛羊不纯色不肥壮?春秋冬夏的祭献不按时?这是你干的呢?还是鲍干的呢?观辜说:“鲍还幼小,在襁褓之中,鲍怎么会知道呢?是我执事之官观辜单独地这样做的。”祝史举起木杖敲打他,把他打死在祭坛上。当这个时候,宋人跟随的没有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有不听到,记载在宋国的《春秋》上。诸侯相互传告说:“凡各不恭敬谨慎地祭祀的人,鬼神的惩罚来的是如此惨痛快速。”从这部书的说法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吗!
  不仅这部书的说法是这样,从前齐庄君的臣子,有称作王里国、中里徼的。这两人争讼三年狱官不能判决。齐君想都杀掉他们,担心杀了无罪者;想都释放他们,又担心放过了有罪者。于是使二人共一头羊,在齐国的神社盟誓。二个答应了。在神前挖了一条小沟,杀羊而将血洒在里面。读王里国的誓辞,已完了,没什么事。读中里徼的誓辞不到一半,死羊跳起来触他,把他的脚折断了,祧神上来敲他,把他杀死在盟誓之所。当这个时候,齐国人跟从的没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人不听到,记载在齐国的《春秋》中。诸侯传告说:“各发誓时不以实情的人,鬼神的惩罚来得是这样的惨痛快速。”从这部书的说法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是可以怀疑的吗!
  所以墨子说:“即使有深溪老林、幽涧无人之所,施行也不可不谨慎,现有鬼神在监视着。”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据众人耳目所闻见的实情,岂足以断定疑难呢?怎么那些打算在天下做高士君子的人,却又去相信人耳目所闻见的实情呢?”墨子说:“如果认为众人耳目所闻见的实情不足以取信,不足以断疑,那么,如从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是否足以取法呢?”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自中等资质以上的都会说:“象从前三代的圣王是足以取法的。”假若从前三代的圣王足以为法,那么姑且试着回顾一下圣王的行事:从前周武王攻伐殷商诛杀纣王,使诸侯分掌众神的祭祀,说:“同姓诸侯得立祖庙以祭祀,异姓诸侯祭祀本国的山川。”所以说武王必定认为鬼神是存在的,所以攻殷伐纣,使诸候分主祭祀。如果鬼神不存在,那么武王为何把祭祀分散呢?不仅武王的事是这样,古代圣王行赏必定在祖庙,行罚也必定在社庙。在祖庙行赏是为什么呢?是报告祖先颁赏的均平;在社庙行戮是为什么呢?是报告断狱的公允。不仅这一记载说的是这样,而且从前虞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他们开始建国营都之日,必定要选择国都的正坛,设立作为宗庙;必定选择树木高大茂盛的地方,设立作为丛社;必定要选择国内父兄辈慈祥、孝顺、正直、善良的人,充作祭祀的太祝和宗伯;必定要选择六畜中能胜任肥壮纯色之选者,作为祭祀品,摆设珪、璧、琮、璜等玉器,以符合自己的财力为度;必定要选择五谷中气香色黄的,用作供祭的酒醴粢盛,因而酒醴粢盛随年成好坏而增减。所以古时的圣王治理天下,必须先鬼神而后人类,原因即在于此。所以说:官府置备供具,必定以祭品祭服为先,使尽藏于府库之中,太祝、太宗等官吏都于朝廷就位,选为祭品的牲畜不跟昔日的畜群关在一起。古代圣王的施政,就是如此。
  古代圣王必定认为鬼神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尽力侍奉鬼神很厚重。(因此没有一个敢在暗处放肆,拟度鬼神的显明,担心被诛罚。)(他们)又担心后世子孙不能知道这点,所以写在竹帛上,传下给后世子孙。或者担心它们被腐蚀、被虫咬而灭绝,后世子孙无法得到它来记诵,所以又雕琢在盘盂上,镂刻在金石上,以示重要。又担心后世子孙不能敬顺以取得吉祥,所以先王的书籍,圣人的言语,即使是在一尺的帛书上,一篇简书上,多次说及鬼神的存在,对之重复了又重复。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圣王尽力于此。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鬼神本来就不存在。”那么这就是违背圣王的要务。违反圣王的要务,就不是君子所行的道了。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说先王的书籍,圣人的言语,即使是一尺的帛书,一篇简书上,多次提到鬼神的存在,重复了又重复,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书呢?”墨子说:“《诗经》中的《大雅》就写有这个。《大雅》说:'文王高居上位,功德昭著于天,周虽是诸侯旧邦,但它接受天命才刚开始,周朝的德业很显著,上帝的授命很及时。文王去世后在上帝左右升降。静穆的文王,美名传扬不止。’如果鬼神不存在,那么文王已死,他怎么能在上帝的左右呢?这是我所知道的《周书》中写的鬼神。”而单只《周书》言有
  鬼之事,而《商书》却没有言有鬼之事,那么还不足用来作为法则。既然如此,那么姑且试着回顾一下《商书》。《商书》上说:“哎呀!古代的夏朝,正当没有灾祸的时候,各种野兽爬虫,以及各种飞鸟,没有不比附的。何况是人类,怎么敢怀有异心?山川、鬼神,也无不安宁,若能恭敬诚信,则天下和合,确保国土。”考察山川、鬼神所以无不安宁的原因,是为了佐助禹,为禹计谋。这是我所知道的《商书》中的鬼。而且单《商书》独提到鬼,而《夏书》不说鬼,那么还不足用来作为法则,既然如此,那么姑且试着回顾《夏书》。《禹誓》说:“在甘这个地方举行大战,夏王于是命令左右六人,下到中军去听宣誓。夏王说:'有扈氏轻慢五行,怠惰废弃三正,天因而断绝他的大命。’又说:'太阳已中,现在我要和有扈氏拼今日的生死。前进吧!你们乡大夫和平民百姓。我不是想要有扈氏的田地和宝玉,我是恭行上天的惩罚。左边的不尽力进攻左方,右边的不尽力进攻右方那就是你不听命。驾车的不将马指挥好,那就是你们不听命。所以要在祖先神位前颁赏,在社庙神主前行罚。’”在祖庙颁赏是为什么呢?是告祖先分配天命的公平。在社庙行罚是为什么呢?是说治狱的合理。所以古时圣王必定认为鬼神是赏贤和罚暴的,所以行赏必在祖庙而行罚必在社庙。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夏书》中的鬼。所以最远的《夏书》,其次的《商书》、《周书》,都多次说到鬼神的存在,重复了又重复。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圣王勉力于此。从这些书的说法来看,则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吗?
  在古时有记载说:“在丁卯吉日,(百官)代王遍祝社神、四方之神、岁事之神及先祖,以使王延年益寿。”所以墨子说:“应当相信鬼神能够赏贤和罚暴。这本是应施之国家和万民,确实可用以治理国家、谋利万民的大道。”所以,那些政府官吏不清廉,男女混杂没分别,鬼神都看得见;百姓成为淫暴、寇乱、盗贼,拿着兵器、毒药、水火在路上邀截无辜之人,夺取人家的车马、衣裘为自己牟利,有鬼神看得见。因此官吏治理官府之事不敢不廉洁,见善不敢不赏,见恶不敢不罚。而百姓成为淫暴、寇乱、盗贼,拿着兵器、毒药、水火在路邀截无辜的人,抢夺车马,衣裘为自己谋利之事,从此就会停止,于是天下就治理了。
  所以对鬼神之明,人不可能倚恃幽间、广林、深谷(而为非作歹),鬼神之明一定能洞知他。对鬼神之罚,人不可能倚恃富贵、人多势大、勇猛顽强、坚甲利兵(而抵制),鬼神之罚必能战胜他。假若认为不是这样,(那么请看)从前的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对上咒骂天帝、侮辱鬼神,对下祸害残杀天下的万民,残害上帝之功,抗拒上帝之道。所以在此时上天就使商汤对他致以明罚。汤用战车九辆,布下鸟阵、雁行的阵势。汤登上大赞这个地方追逐夏众,攻入近郊,汤王亲手将推哆、大戏擒住。从前的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拥有有勇力的人推哆大戏,能撕裂活的兕、虎,指点之间就能杀死人。他的民众之多成兆成亿,布满山陵水泽,但却不能以此抵御鬼神的诛罚。这就是我所说的对鬼神的惩罚,人不可能凭借富贵、人多势大、勇猛顽强、坚甲利兵(而抵制),即缘于此。并且不止夏桀是这样,从前的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但他对上咒骂上天,侮辱鬼神,对下殃害残杀天下万民,抛弃父老,屠杀孩童,用炮烙之刑处罚无罪之人,剖割孕妇之胎,庶民鳏寡号陶大哭而无处申诉。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天就使周武王致以明罚。武王用精选的战车一百辆,虎贲勇士四百人,亲自作为同盟诸国受节军将的先驱,去观察敌情。与殷商军队战于牧野,武王擒获了费中、恶
  来,殷军大队叛逃败走。武王追逐他们奔入殷宫,用万年梓株折断了纣王头,把他的头系在赤环上,以白旗载着,以此为天下诸侯戮之。从前的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又有勇力的将领费中、恶来、崇侯虎,指顾之间即可杀人。他的民众之多成兆成亿,布满水泽山林,然而不能凭此抵御鬼神的诛罚。这就是我所说的鬼神的惩罚,不能倚仗富贵、人多势大、勇猛顽强、坚甲利兵(而抵制),道理即在于此。并且《禽艾》上说过:“积善得福,不嫌微贱;积恶灭宗,不避高贵。”这说的是鬼神所应赏赐的,不论地位多么微贱也必定要赏赐他;鬼神所要惩罚的,不论地位多么尊崇也必定要惩罚他。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抑或不符合双亲的利益而有害为孝子吗?”墨子说:“古往今来所说的鬼神,没有别的,有天鬼,也有山水的鬼神,也有人死后所变的鬼。”现在存在儿子比父亲先死、弟弟比兄长先死的情况。即使如此,按天下常理来说,则先死的不是父亲就是母亲、不是哥哥就是姐姐。现在洁治酒醴粢盛,用以恭敬谨慎地祭祀。假使鬼神真有的话,这是让父母兄姐得到饮食,难道不是最大的益处吗!假使鬼神确实没有的话,这不过是浪费他制作酒酒醴粢盛的一点资财罢了。而且这种浪费,也并不是倾倒在脏水沟去丢掉,而是内而宗族、外而乡亲,都可以请他们来饮食。即使鬼神真不存在,这也还可以联欢聚会,联络乡里感情。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道:“鬼神本来就不存在,因此不必供给那些酒醴。粢盛、牺牲之财。如今我们岂是爱惜那些财物呢?(而在于)祭祀能得到什么呢?”这种说法对上违背了圣王之书,对内违背了民众孝子之行,却想在天下做上层人士,这实在不是做上层人士的道理。所以墨子说:“现在我们去祭祀,并不是(把食物)倒在沟里丢掉,而是上以邀鬼神之福,下以集合民众欢会,连络一乡一里的感情。假若鬼神存在,那就是将我们的父母兄弟请来共食,这岂不是天下最有利的事吗?”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如果心中确实想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那么对于鬼神的存在,将不可不加以尊重表彰,这即是圣王之道。”

二十七  非乐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2),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3);非以■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4),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5),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6)?”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7),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8),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9),将必不使老与迟者。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朴(10)。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然奏而独听之(11),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昔者齐康公,兴乐万(12),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绣。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13),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14)。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15);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
  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尝数天下分事,而观乐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布■(16),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是故菽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17),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布■,是故布■不兴。曰:孰为大人之听治、而废国家之从事?曰:“乐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18)。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19),小人否,似二伯(20)。《黄径》乃言曰(21):呜乎!舞佯佯,黄言孔章(22),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23),其家必坏丧。”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24):“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25)。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26),章闻于大,天用弗式(27)。”故上者,天鬼弗戒(28),下者,万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注释]
  (1)本篇主题为反对从事音乐活动。墨子认为凡事应该利国利民,而百姓、国家都在为生存奔波,制造乐器需要聚敛百姓的钱财,荒废百姓的生产,而且音乐还能使人耽于荒淫。因此,必须要禁止音乐。

(2)仁之事者:当为“仁者之事”。(3)本句中“华”为衍字。(4)邃野:“野”通“宇”,即深居。(5)折、坦:疑为“拆”、“垣”。(6)许:所。(7)干:盾。戚:似斧形兵器。(8)延鼎:覆倒之鼎。(9)惟勿:发语词。(10)“朴”字疑为“行”。(11)■然:安静地。(12)万:舞名。(13)掌:通“常”。(14)蜚:通“飞”。贞:通“征”,贞虫即爬虫。(15)蚤:即“爪”。绔:即“裤子”。(16)绪:依毕沅说为“紵”之音借字。綑:织。■:绢帛。(17)“不必”当为“必不”。(18)《官刑》传为汤所制定的律令。(19)卫:为“束”之音借字。(20)否,通“倍”。似:通“以”。伯:“帛”之音借字。(21)《黄经》:失考。(22)黄:即“簧”,大竹。(23)■:同“殃”。(24)《武观》:即《逸书·武观》。(25)将将:即锵锵。铭:当为“铪”。苋:当为“筦”。(26)翼翼:盛大貌。(27)用:因此。弗式:不以为常规。(28)戒:当作“式”。
  

[白话]
  墨子说:“仁人做事,必须讲求对天下有利,为天下除害,将以此作为天下的准则。对人有利的,就做;对人无利的,就停止。”仁者替天下考虑,并不是为了能见到美丽的东西,听到快乐的声音,尝到美味,使身体安适。让这些来掠取民众的衣食财物,仁人是不做的。因此,墨子之所以反对音乐,并不是认为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的声音不使人感到快乐,并不是以为雕刻、纹饰的色彩不美,并不是以为煎灸的豢养的牛猪等的味道不香甜,并不是以为居住在高台厚榭深远之屋中不安适。虽然身体知道安适,口里知道香甜,眼睛知道美丽,耳朵知道快乐,然而向上考察,不符合圣王的事迹;向下考虑,不符合万民的利益。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活动是错误的!”
  现在的王公大人为了国事制造乐器,不是象掊取路上的积水、拆毁土墙那么容易,而必是向万民征取很多钱财,用以制出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的声音。古时的圣王也曾向万民征取很多的钱财,造成船和车,制成之后,说:我将在哪里使用它们呢?说:“船用于水上,车用于地上,君子可以休息双脚,小人可以休息肩和背”。所以万民都送出钱财来,并不敢因此而忧怨,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反而符合民众的利益。然而乐器要是也这样反而符合民众的利益。我则不敢反对。然而当象圣王造船和车那样使用乐器,我则不敢反对。
  民众有三种忧患: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这三样是民众的最大忧患。然而当为他们撞击巨钟,敲打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舞动干戚,民众的衣食财物将能得到吗?我认为未必是这样。且不谈这一点,现在大国攻击小国,大家族攻伐小家族,强壮的掳掠弱小的,人多的欺负人少的,奸诈的欺骗愚笨的,高贵的鄙视低贱的,外寇内乱盗贼共同兴起,不能禁止。如果为他们撞击巨钟,敲打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舞动干戚,天下的纷乱将会得到治理吗?我以为未必是这样的。所以墨子说:“且向万民征敛很多钱财,制作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有利于天下,为天下除害,是无补于事的。”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现在的王公大人从高台厚榭上看去,钟犹如倒扣着鼎一样,不撞击它,将会有什么乐处呢?这就是说必定要撞击它。一旦撞击,将不会使用老人和反应迟钝的人。老人与反应迟钝的人,耳不聪,目不明,四肢不强壮,声音不和谐,眼神不灵敏。必将使用壮年人,用其耳聪目明,强壮的四肢,声音调和,眼神敏捷。如果使男人撞钟,就要浪费男人耕田、种菜、植树的时间;如果让妇女撞钟,就要荒废妇女纺纱、绩麻、织布等事情。现在的王公大人从事音乐活动,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大规模地敲击乐器。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现在的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的乐声等已备齐了,大人们独自安静地听着奏乐,将会得到什么乐趣呢?不是与君子一同来听,就是与贱人一同来听。与君子同听,就会荒废君子的听狱和治理国事;与贱人同听,就会荒废贱人所作的事情。现在的王公大人从事音乐活动,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大规模地敲击乐器。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从前齐康公作《万舞》乐曲,跳《万》舞的人不能穿粗布短衣,不能吃糟糠。说:“吃的不好,面目色泽就不值得看了;衣服不美,身形动作也不值得看了。所以必须吃好饭和肉,必须穿绣有花纹的衣裳。”这些人常常不从事生产衣食财物,而常常吃别人的。所以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从事音乐活动,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大规模地敲击乐器。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现在的人本来不同于禽兽、麋鹿、飞鸟、爬虫。现在的禽兽、麋鹿、飞鸟、爬虫,利用它们的羽毛作为衣裳,利用它们的蹄爪作为裤子和鞋子,把水、草作为饮食物。所以,虽然让雄的不耕田、种菜、植树,雌的不纺纱、绩麻、织布,衣食财物本就具备了。现在的人与它们不同:依赖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不依赖自己的力量就不能生存。君子不努力听狱治国,刑罚政令就要混乱;贱人不努力生产,财用就会不足。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认为我的话不对,那么就试着列数天下份内的事,来看音乐的害处:王公大人早晨上
  朝,晚上退朝,听狱治国,这是他们的份内事。士人君子竭尽全身的力气,用尽智力思考,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往关市、山林、河桥征收赋税,充实仓廪府库,这是他们的份内事。农夫早出晚归,耕田、种菜、植树,多多收获豆子和粮食,这是他们的份内事。妇女们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织成布匹,这是她们的份内事。现在的王公大人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国,那样国家就会混乱,社稷就会危亡。现在的士人君子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竭尽全身的力气,用尽智力思考,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往关市、山林、河桥征收赋税,充实仓廪府库。那么仓廪府库就不会充实。现在的农夫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出晚归,耕田、植树、种菜,多多收获豆子和粮食,那么豆子和粮食就会不够。现在的妇女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织成布匹,那么布匹就不多。问:什么荒废了大人们的听狱治国和国家的生产呢?答:是音乐。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答道:先王的书籍汤所作的《官刑》有记载,说:“常在宫中跳舞,这叫做巫风。”惩罚是:君子出二束丝,小人加倍,出二束帛。《黄径》记载说:“啊呀!洋洋而舞,乐声响亮。上帝不保佑,九州将灭亡。上帝不答应,降各种祸殃,他的家族必然要破亡。”考察九州所以灭亡的原因,只是因为设置音乐啊。《武观》中说:“夏启纵乐放荡,在野外大肆吃喝,《万》舞的场面十分浩大,声音传到天上,天不把它当作法式。”所以在上的,天帝、鬼神不以为法式,在下的,万民没有利益。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诚心要为天下人谋利,为天下人除害,对于音乐这样的东西,是不应该不禁止的。”

二十八  非命上

原文】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2)。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3)?”以上说王公大人,下以驵百姓之从事(4),故执有命者不仁。故当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
  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5),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6)。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7),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8),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圣王之(9)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10)、布施百姓者,宪也;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
  是故子墨子言曰:吾当未盐,数天下之良书(11),不可尽计数,大方论数,而五者是也(12)。今虽毋求执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错乎(13)?
  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覆天下之义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谇也(14)。说百姓之谇者,是灭天下之人也。然则所为欲义在上者,何也?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15),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
  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则(16)。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罢不肖、股肱不利者(17),处而愿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则吾利,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乡者言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
  是故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以为赏罚以劝贤。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坐处有度,出入有节,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则不盗窃;守城,则不崩叛;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此上之所赏,而百姓之所誉也。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是故入则不慈孝于亲戚,出则不弟长于乡里,坐处不度,出入无节,男女无辨。是故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崩叛;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送。此上之所罚,百姓之所非毁也。执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罚,命
  固且罚,不暴故罚也;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以此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为弟则不弟。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然则何以知命之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贫。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18),不顺其亲戚,遂以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于《仲虺之告》(19)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20)。”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于《太誓》曰(21):“纣夷处(22),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23),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24),天亦纵弃之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
  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待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25),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注释]
  (1)本篇的主题为反对命定思想。墨子认为命定论使人不能努力治理国家,从事生产;反而容易放纵自己,走向坏的一面。命定论是那些暴君、坏人为自己辩护的根据。关于检验言论,墨子提出了“三表”法,即通过考察历史、社会实情,并在实践中检验言论,坚决反对误国误民的命定论。(2)有命:即命定思想。(3)此句中“命”,按刘昶说当为“力”。(4)驵:同“阻”。(5)钧:制陶用的转轮。(6)表:此句中用为原则。(7)原:推断、考察。(8)废:通“发”。(9)盖:通“盍”,何不之意。(10)出:此字恐有误。(11)盐:为“■”之误,意为“暇”。(12)五者:疑为“三者”。(13)错:为“措”之假借字。(14)谇:依俞樾说读为“悴”,忧愁之意。(15)移:为“利”之误。(16)本句“则”当为“利则分”之漏。(17)罢:通“疲”。(18)涂:当为“途”。心途,即心计。辟:通“僻”。(19)《仲虺之告》:《尚书》篇名。(20)龚:依孙星衍说,当为“用”之音近假借字,因此意。(21)《泰誓》:《尚书》篇名。(22)处:当为“虐”。(23)禔:“祗”之误。(24)此句有误,“排漏”疑作“兵备”。(25)忠:通“中”。
  

[白话]
  墨子说过:“古时候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都想使国家富裕,人民众多,法律政事有条理;然而求富不得反而贫困,求人口众多不得反而使人口减少,求治理不得反而得到混乱,则是从根本上失去了所想的,得到了所憎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过:“主张'有命’的人,杂处于民间太多了。”主张“有命”的人说:“命里富裕则富裕,命里贫困则贫困,命里人口众多则人口众多;命里人口少则人口少,命里治理得好则治理得好;命里混乱则混乱;命里长寿则长寿,命里短命则短命,虽然使出很强的力气,有什么用呢?”用这话对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阻碍百姓的生产。所以主张“有命”的人是不仁义的。所以对主张“有命”的人的话,不能不明加辨析。
  然而如何去明加辨析这些话呢?墨子说道:“必须订立准则。”说话没有准则,好比在陶轮之上,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之分了。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哪三条标准呢?墨子说:“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于古时圣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如何实践呢?把它用作刑法政令,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有命。为什么不朝上看看圣王的事迹呢?古时候,夏桀乱国,商汤接过国家并治理它;商纣乱国,周武王接过国家并治理它。社会没有改变,人民没有变化,桀纣时则天下混乱,汤武时则天下得到治理,它能说是有命吗?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人认为有命。为何不向上看看先代君王的书呢?先代君王的书籍中,用来治理国家、颁布给百姓的,是宪法。先代君王的宪法也曾说过“福不是请求来的,祸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没有好处,凶暴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吗?所用来整治军队、指挥官兵的,是誓言。  所以墨子说:我还无暇来统计天下的好书,不可能统计完,大概说来,有这三种。现在虽然要从中寻找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必然得不到,不是可以放弃吗?
  现在要听用主张“有命”的人的话,这是颠覆天下的道义。颠覆天下道义的人,就是那些确立“有命”的人,是百姓所伤心的。把百姓所伤心的事看作乐事,是毁灭天下的人。然而都想讲道义的人在上位,是为什么呢?答道:讲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怎么知道的呢?墨子说:“古时侯汤封于亳地,断长接短,有百里之地。汤与百姓相互爱戴,相互谋利益,得利就分享。率领百姓向上尊奉天帝鬼神。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诸侯亲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附他,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治理诸侯。古时候文王封于岐周,断长接短,有百里之地,与他的百姓相互爱戴、相互谋利益,得利就分享。所以近处的人安心受他管理,远处的人向往他的德行。听说过文王的人,都赶快投奔他。疲惫无力、四肢不便的人,聚在一起盼望他,说:'怎样才能使文王的领地伸到我们这里,我们也得到好处,岂不是也和文王的国民一样了吗?’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诸侯亲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附他,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治理诸侯。前文所说:'讲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我因此认识到这点。”
  所以古时候的圣王颁布宪法和律令,设立赏罚制度以鼓励贤人。因此贤人在家对双亲孝顺慈爱,在外能尊敬乡里的长辈。举止有节度,出入有规矩,能区别地对待男女。因此使他们治理官府,则没有盗窃,守城则没有叛乱。君有难则可以殉职,君逃亡则会护送。这些人都是上司所赞赏,百姓所称誉的。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就该赞赏,并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的,不是因为凶暴才惩罚的。”所以在家对双亲不孝顺慈爱,在外对乡里长辈不尊敬。举止没有节度,出入没有规矩,不能区别对待男女。所以治理官府则会盗窃,守城则会叛乱。君有难而不殉职,君逃亡则不会护送。这些人都是上司所惩罚,百姓所毁谤的。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不是因为他凶暴才惩罚的;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该赞赏,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以这些话来做国君则不义,做臣下则不忠,做父亲则不慈爱,做儿子则不孝顺,做兄长则不良,做弟弟则不悌。而顽固主张这种观点,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是凶暴人的道理。
  然而怎么知道“命”是凶暴人的道理呢?对饮食很贪婪,而懒于劳动,因此衣食财物不足,而饥寒冻饿的忧虑就来了。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劳动不快疾。”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就要贫穷。”古时前代的暴君,不能忍住耳目的贪婪,心里的邪僻,不听从他的双亲,以至于国家灭亡,社稷绝灭。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管理不善。”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要亡国。”《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朝的人伪托天命,对下面的人传播天命说:上帝讨伐罪恶,因而消灭了他的军队。”这是说汤反对桀主张“有命”。《泰誓》中说:“纣的夷灭之法非常酷虐,不肯侍奉上帝鬼神,毁坏他的先人的神位、地祗而不祭祀。并说:'我有天命!’不努力防备,天帝也就抛弃了他而不予保佑。”这是说武王所以反对纣主张“有命”的原因。
  现在要听用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则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下面的人不劳作。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则法律政事就要混乱,下面的人不劳作则财物日用不足。对上没有粢、酒来供奉上帝鬼神,对下没有东西可以安抚天下贤人士子;对外没有东西可以接待诸侯的宾客;对内则不能给饥者以食,给寒者以衣,抚养老弱。所以“命”,上对天帝不利,中对鬼神不利,下对人不利。而顽固坚持它,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凶暴人的道理。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想使天下富裕而怕它贫困,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怕它混乱,主张'有命’的人的话,不能不反对。这是天下的大害啊!”

二十九  非命(1)中

原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2),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3)。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4)?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生对之(5)?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6),慎言知行(7),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居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8),身在刑僇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9)。”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10),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11),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亦然:“且(12)!政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13)。”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注释]
  (1)此篇与《非命上》意同。(2)由:当作“为”。(3)于:此处通“乌”,疑问词。(4)此句下失“或以命为有”一句。(5)故:依孙诒让说作“胡”。对:即怼,愤恨意。(6)桀:通杰。(7)知:当作“疾”。(8)厉:即绝灭后代意。(9)用:当作“厥”,丧灭意。(10)居:疑为“虐”。(11)不:疑作“百”。(12)且:通“徂”,往、去意。(13)此句当作:“吉不降自天,自我得之。”
  

[白话]
  墨子说:“凡发表谈话、写文章的原则,不可以不先树立一个标准。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陶轮上。即使工匠很聪明,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然而现在世上的真假,不能得到辨识,所以言论有三种法则。”哪三种法则呢?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怎样求言论的本原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来考察它。怎样推究言论呢?用先王的书来验证它。怎样把言语付之实践呢?用它来作为标准。这就是言论的三条标准。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命是有的,有的认为命是没有的。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没有,是根据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才知道有或没有。有听过它,有见过它,才叫“有”,没听过,没见过,就叫“没有”。然而为什么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见过命的形象,听过命的声音的人吗?没有过的。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听过命的声音,见过命的形体的人吗?没有过的。
  那么为什么不用圣王之事来考察呢?古时圣王,举拔孝子,鼓励他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他作善事,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严明赏罚以奖善止恶。这样,则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若认为不是这样,古时侯,桀所搞乱的,汤治理了;纣所搞乱的,武王治理了。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导了。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在桀、纣时则变得混乱。安宁、危险、治理、混乱,原因在君王所发布的政令,怎能说是“有命”呢?那些说“有命”的,并不是这样。
  现在说“有命”的人说:“并不是我在后世说这种话的,自古时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先生为什么痛恨它呢?”答道:“说'有命’的人,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还是三代的残暴无能的人?”怎么知道的呢?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对下能教导百姓。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声名不会废止,流传到今天。天下人都说:“是他们的努力啊!”必定不会说:“我见到了命。”所以古时三代的凶暴君王,不改正他们过多的声色享受,不谨慎他们内心的邪僻,在外则驱车打猎射鸟,在内则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从事无用的事,对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所以国家空虚,人民亡种,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惩罚。不肯说:“我疲懒无能,我没做好刑法政事。”必然要说:“我命中本来就要灭亡。”即使是古时三代的贫穷人,都是这样说。对内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在外不能好好地对待君长。厌恶恭敬勤俭而喜好简慢轻率,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至使有饥寒冻馁的忧患。必不会说:“我疲懒无能,不能勤快地劳作。”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穷。”即使是三代虚伪的人,也都这样说。粉饰“有命”之说,以教唆那些愚笨朴实的人。
  圣王担忧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所以把它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在先王的书《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代的人诈称天命,宣布天命于世,所以天帝痛恨他,丧失了他的军队。”这是说夏朝的君王桀主张“有命”,汤与仲虺共同批驳他。先王的书《太誓》也这样说,道:“纣很暴虐,不肯
  侍奉上帝,抛弃他的先人的神灵而不祭祀。说:'我有命!’不努力从事政事,天帝也抛弃了他而不去保佑。”这是说纣主张“有命”,武王作《太誓》反驳他。在三代百国书上也有这样的话,说:“你们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三代百国也都说没有命。召公的《执令》也是如此:“去吧!要虔敬!不要相信天命。只有我俩而不能相互诫勉吗?吉利并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在商夏时的诗、书中说:“命是凶暴的君王捏造的。”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对于主张“有命”的人,不能不赶快批驳。主张“有命”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反对他们。


二十九  非命(1)中

原文】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2),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3)。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4)?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生对之(5)?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6),慎言知行(7),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居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8),身在刑僇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9)。”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10),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11),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亦然:“且(12)!政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13)。”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注释]
  (1)此篇与《非命上》意同。(2)由:当作“为”。(3)于:此处通“乌”,疑问词。(4)此句下失“或以命为有”一句。(5)故:依孙诒让说作“胡”。对:即怼,愤恨意。(6)桀:通杰。(7)知:当作“疾”。(8)厉:即绝灭后代意。(9)用:当作“厥”,丧灭意。(10)居:疑为“虐”。(11)不:疑作“百”。(12)且:通“徂”,往、去意。(13)此句当作:“吉不降自天,自我得之。”
  

[白话]
  墨子说:“凡发表谈话、写文章的原则,不可以不先树立一个标准。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陶轮上。即使工匠很聪明,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然而现在世上的真假,不能得到辨识,所以言论有三种法则。”哪三种法则呢?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怎样求言论的本原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来考察它。怎样推究言论呢?用先王的书来验证它。怎样把言语付之实践呢?用它来作为标准。这就是言论的三条标准。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命是有的,有的认为命是没有的。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没有,是根据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才知道有或没有。有听过它,有见过它,才叫“有”,没听过,没见过,就叫“没有”。然而为什么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见过命的形象,听过命的声音的人吗?没有过的。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听过命的声音,见过命的形体的人吗?没有过的。
  那么为什么不用圣王之事来考察呢?古时圣王,举拔孝子,鼓励他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他作善事,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严明赏罚以奖善止恶。这样,则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若认为不是这样,古时侯,桀所搞乱的,汤治理了;纣所搞乱的,武王治理了。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导了。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在桀、纣时则变得混乱。安宁、危险、治理、混乱,原因在君王所发布的政令,怎能说是“有命”呢?那些说“有命”的,并不是这样。
  现在说“有命”的人说:“并不是我在后世说这种话的,自古时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先生为什么痛恨它呢?”答道:“说‘有命’的人,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还是三代的残暴无能的人?”怎么知道的呢?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对下能教导百姓。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声名不会废止,流传到今天。天下人都说:“是他们的努力啊!”必定不会说:“我见到了命。”所以古时三代的凶暴君王,不改正他们过多的声色享受,不谨慎他们内心的邪僻,在外则驱车打猎射鸟,在内则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从事无用的事,对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所以国家空虚,人民亡种,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惩罚。不肯说:“我疲懒无能,我没做好刑法政事。”必然要说:“我命中本来就要灭亡。”即使是古时三代的贫穷人,都是这样说。对内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在外不能好好地对待君长。厌恶恭敬勤俭而喜好简慢轻率,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至使有饥寒冻馁的忧患。必不会说:“我疲懒无能,不能勤快地劳作。”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穷。”即使是三代虚伪的人,也都这样说。粉饰“有命”之说,以教唆那些愚笨朴实的人。
  圣王担忧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所以把它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在先王的书《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代的人诈称天命,宣布天命于世,所以天帝痛恨他,丧失了他的军队。”这是说夏朝的君王桀主张“有命”,汤与仲虺共同批驳他。先王的书《太誓》也这样说,道:“纣很暴虐,不肯
  侍奉上帝,抛弃他的先人的神灵而不祭祀。说:‘我有命!’不努力从事政事,天帝也抛弃了他而不去保佑。”这是说纣主张“有命”,武王作《太誓》反驳他。在三代百国书上也有这样的话,说:“你们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三代百国也都说没有命。召公的《执令》也是如此:“去吧!要虔敬!不要相信天命。只有我俩而不能相互诫勉吗?吉利并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在商夏时的诗、书中说:“命是凶暴的君王捏造的。”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对于主张“有命”的人,不能不赶快批驳。主张“有命”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反对他们。

 

三十  非命(1)下

原文】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2),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3),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4),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戈,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我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5),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6),民不而葆。既防凶星(7),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8),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9):“恶乎君子(10)!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11)。”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
  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統葛绪,捆布■,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12),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13),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抎其国家(14),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注释]
  (1)此篇与《非命上》意同。(2)辩:通“辨”。(3)请:通“情”。(4)此句中“不而”当为“而不”。(5)术:通“述”。(6)允:诚实。惟:于。(7)防:此处为“放”。星:当为“心”。(8)增:此处当为“憎”。(9)于去发:当为“太子发”。(10)恶乎:发语词。(11)帝:当作“商”。(12)虽毋:发语词。蒉:当作“实”。(13)使:依王念孙说为“从”意。(14)共:依王念孙说当为“失”。抎:抛弃、坠落。
  

[白话]
  墨子说:“凡发表言论,则不能不先立标准再说。如不先立标准就说,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我认为虽有早、晚的区分,但必然终究得不到一个确定的时间。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
  什么是三条标准?答道:有考察的,有本原的,有实践的。怎么考察呢?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怎么推求本原呢?要推求众人听见所闻的实情;怎么付诸实践呢?于治国中当作政令,观察万民来评论它。这就是三条标准。
  所以古时候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刚主持天下政事时,说:必举拔孝子而鼓励侍奉双亲,尊重贤良而教导人们做善事。所以公布政令实施教育,奖赏善良惩罚凶暴。认为这样,混乱的天下,将可以得到治理;危险的社稷将可得到安宁。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古时桀时的混乱,汤治理了;纣时的混乱,武王治理了。那个时候,世界、人民都没有改变,君王改变了政务而人民改变了风俗。在桀、纣那里则天下混乱,在汤武那里则天下治理。天下得到治理是汤武的功劳;天下的混乱是桀纣的罪过。如以此来看,所谓安、危、治理、混乱,在于君上的施政;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有命呢?所以古时禹汤文武刚开始在天下执政时,说:必须使饥饿的人能吃上饭,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劳作的人能够休息,混乱的得到治理。这样他们获得了天下人的赞誉和好评。怎能认为是命呢?应该认为是他们的努力啊。现在贤良的人,尊重贤人而喜好治国的道理方法,所以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下面得到万民的称誉,这就得到天下人的称誉好评。怎能认为是他们的命呢?也是他们的努力啊!
  然而今天主张“有命”的人,不知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呢?还是
  从前三代的凶暴无能的人呢?如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则必定不是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一定是凶暴无能的人。
  然而今天以为有命的人,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那时不改正声色的欲望,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在外驱车打猎射鸟,在内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他的国家百姓的政事;过多地作无用的事,残暴地对待百姓,于是失去了国家。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我不努力地听狱治国。”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要失国。”即使是三代疲沓无能的百姓,也是这样。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君长,很嫌恶恭敬俭朴而喜好简慢粗陋,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所以自身有饥寒冻馁的忧患。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不能努力地劳作。”也说:“我命里本来就穷。”从前三代的虚伪的人也是这样。
  古时暴君编造这些话,穷人复述这些话。这些都是惑乱百姓、愚弄朴实的人,先代圣王对此感到忧虑,在前世就有了。所以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盘盂上,流传给后世子孙。说:哪些书有这些话?禹时《总德》上有,说:“诚信不到达天帝,就不会保佑下民。既然放纵自己的凶恶的心意,天帝将会惩罚的。不谨慎而丧失了德,天命怎会保佑呢?”《仲虺之告》说:“我听说夏人假造天命颁布于世,上帝痛恨他,因此使他丧失了军队。”他无中生有,所以叫假造;如本来就有而说有,怎么是假造呢?从前桀主张“有命”行事,汤作《仲虺之告》以批驳他。《太誓》中太子发说:“啊呀君子!天有大德,它的所为非常显明。可以借鉴的不太远,殷王就是:说人有命,说不必恭敬;说祭祀没有好处,说凶暴没有害处。上帝不保佑,九州都亡灭了。上帝不顺心,给他降下灭亡的灾难。只有我周朝,接受了商的天下。”从前纣主张“有命”而行事,武王作《太誓》太子发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史料,从十简之篇以上都没有命的记载,将怎么样呢?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君子写文章。发表谈话,并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劳,使其嘴唇利索,内心实在是想为了国家、邑里、万民的刑法政务。”现在的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政,整日分配职事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答道:他认为努力必能治理,不努力就要混乱;努力必能安宁,不努力就要危险,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卿大夫之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竭尽全部智慧,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征收关市、山林、泽梁的税,以充实官府,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高贵,不努力就会低贱;努力必能荣耀,不努力就会屈辱,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从事耕种、植树、种菜,多聚豆子和粟,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吃饱,不努力就要饥饿,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妇人之所以早起夜睡,努力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答道:她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温暖,不努力就会寒冷,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王公大人若确信“有命”,并如此去做,则必懒于听狱治政,卿大夫必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必懒于耕田、植树、种菜,妇人必懒于纺纱、绩麻、织布。王公大人懒于听狱治国,卿大夫懒于治理官府,则我认为天下一定会混乱,农夫懒于耕田、植树、种菜,妇人懒于纺纱、绩麻、织布,则我认为天下衣食财物,一定会不足。如果以此来治理天下,向上侍奉天帝、鬼神,天帝、鬼神必不依从;对下以此来养育百姓,百姓没有得到
  利益,必定要离开不能被使用。这样于内守国则不牢固,出去杀敌则不会胜利。所以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之所以国家灭亡,社稷倾覆的原因,就在这里啊。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确实希望为天下谋利,为天下除害,面对‘有命’论者的话,不可不努力批驳它。说道:命,是暴君所捏造,穷人所传播,不是仁人的话。今天行仁义之道的人,将不可不仔细辨别而努力反对它,就是这个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