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蓝光文旅集团:贾平凹：我最关心的是人和人性的关系与变化·南方周末数字报·南方报业网

在《古炉》里，贾平凹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用记忆去还原那个时代的色彩，从树的根须处找寻那场浩劫中的人性光辉。基于他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杰出贡献，和长期对中国大地变化的书写，南方周末将他推选为2011年度“中国梦践行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发自西安

2011年，贾平凹捧出了他的《古炉》，一部64万字，以“文革”为背景的书。这是他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

和贾平凹所有小说一样，《古炉》的地理环境和故事背景，发生在贾平凹老家——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棣花村。小说的人物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在现实中都存在，都是贾平凹亲眼目睹。

贾平凹的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他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他用真实的生活细节，把当时中国基层“文革”留在了小说里。他记下自己的个人记忆，也记录下一个国家的记忆。

“文革”是一个大历史事件，但是对于文学，却是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用贾平凹自己的话说，当时他在旁边看着，四十多年过去了，他还在一旁看着，但企图走近和走进。

“文革”结束了，正如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无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而补偿的一样，没有“文革”就没有中国人思想上的裂变，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整个社会的转型和改革。

“英语小写的china是瓷器的意思，古炉也是烧制瓷器的；而英语大写的China是中国，我这本书最大的寓意，即一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在《古炉》里，贾平凹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用记忆去还原那个时代的色彩，从树的根须处找寻那场浩劫中的人性光辉。基于他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杰出贡献，和长期对中国大地变化的书写，南方周末将他推选为2011年度“中国梦践行者”。

“文革”的少年和惹祸的父亲

南方周末：“文革”发生时你多大？

贾平凹：我当时13岁，上到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是“红卫兵”，那时候总有不同的政治事件发生，所有人都心沸腾，都是快乐的，尤其作为孩子，就觉得像节日一样，也不学习了，也不上课了，反正就是特别快乐，特别刺激。

我那时候还是懵懂的，不是说很清晰，但是也跟着外头人喊口号，也跟着刷大字报，这些我也都参与过。引用那个“蝴蝶效应”来说，因为我的参加，起码给这场运动加了一定影响力，起码增加了，那么多人的参与，从而使得灾害的力量不断增大，最后反过来影响更多人，形成一个飓风。

南方周末：你父亲只是一个乡镇学校教员，怎么就变成“革命”的对象了？

贾平凹：“文革”时，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当教员的时候，胡宗南在西安开了一次报告会，当时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职人员去参加，学校把教师花名册就报上去了，我父亲那天去了，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最后没有参加。到了“文革”时期，有人把那场报告讲成是特务训练班，然后查档案，名单里有我父亲，就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亲回村里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地里干活，别人说我父亲回来了，我就往回跑。我父亲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押送回到乡下，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父亲哭，他说，我把孩子害了。当时他最关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

南方周末：对你的影响体现在哪方面？

贾平凹：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那几年，我在农村惟一的愿望就是出去参加工作。当时城市里的企业、单位来招收技术工人，肯定没有我了，不可能叫个反革命子女去当工人。后来收公路上的养路工，整天拿个锹铲一下地面，我也报名，但是也没有收我。后来部队征兵，我又去报名，也不让你去。你表现再优秀，在选人的第一批就把你刷掉。

当地学校招收民办教师，我也报过名，也没有我。后来学校一个老师，回家生小孩了，临时让我代理教了一阵。等人家把产期休完以后，你就结束了。我原来是基干民兵，因为当时准备和苏联打仗，农村的年轻人都加入民兵组织，整天训练。开头我在民兵连里当文书，因为我字写得好，后来我父亲一出事，就把我赶出来。我们那儿学大寨修水利，修一个大型水库，年轻人都去，也是以民兵建制，挣工分，我却被留在村子里和妇女一块劳动。

在水库当宣传员和上大学

南方周末：你当时不是去水库当宣传员了吗？

贾平凹：当时别人都去水库劳动，我没去。但后来我听从水库工地回来的人讲，工地上需要一个搞宣传的，写字的，说你可以去，别人推荐我去，但也没有啥下文。我听了这话以后，就主动去了。

生产队长还不允许我去。记得那天下着特别大的雨，我拿了一些干粮，去干了三天活，特别累，就是从大坝下面扛石头，扛到大坝上。你要扛够多少立方，才能挣他那个工分。我当时在工地指挥部每天晃来晃去的，想引起人家注意，后来工地指挥部的人就发现我了，说，你来了，那你给咱去刷一下标语吧。刷标语就是在山崖的大石头上刷那些“农业学大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大型标语。

我拎着大红漆桶子，握着大排笔满山写标语。他们觉得写得不错，就把我留下来，在工地上办简报。当时办工地简报的有两人，我进去给人家帮忙了一段时间，那两人就退了，后来就我一个人。我可以说是编辑，也是发行员，也是宣传员，每天到工地上去采访，回来写东西，然后在蜡版上刻，拿油印机子印，然后到工地上再散发，再拿大喇叭念这个稿子。

当时我父亲得到消息说大学要招生，他叫我连夜走十里路回家，跟我说一定要去报名。当时工农兵上大学，有三个条件，你自己得报名，群众要推荐，领导要批准，然后学校再考试。

当时我还是可教子女，大家就把我推荐了，他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干活特别卖力，特别踏实，简报也办得比较好。领导也同意我去。

最早推荐我到西北工业大学飞机制造系，我当时压力特别大，因为我是初中二年级毕业的，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县上领导知道我的情况后，就把我改到西北大学中文系。

我一到学校，老师要求每一个新生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首诗歌，老师一看觉得写得不错，就推荐给当时大学办的一份报纸，选了我一首诗，我到食堂去吃饭，大家都指指点点，从此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

毕业分配，我必须回到我们县上，我想回去肯定是一个中学老师，县上我估计还干不成，只能到公社中学去当老师。毕业前，我一共发表了二十七篇作品，有文学作品也有新闻稿子。我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实习过，当时编辑部领导同志对我印象特别好，我就这样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在那儿当了五年编辑，从那儿又调到西安市的《长安》杂志社当编辑。我一辈子都在当编辑，写作和作家反而是业余的。

南方周末：如今社会对你们那批工农兵大学生有很多偏见。

贾平凹：从我们那届开始，基本上六年都是工农兵学员。1977年才恢复高考。我那些同学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歧视，因为后面的学生都是通过正式高考上来的，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议论，好像工农兵学员水平不高，在我看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我后来还考过研究生，当时西北大学招第一批文学研究生，只收两个人，我考第三名，专业知识我是好的，但我英语没学过，是零分，我那个时候不会作弊，老老实实在上面不动一个字。当时学校也想收我，但是报到上面，教育部门有个规定，是见“0”不收的。所以我没有当上研究生，如果当研究生，可能现在也是个留校，在大学当老师吧。

不上班的年轻“老作家”

南方周末：孙犁为什么对你有影响？

贾平凹：我在乡下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书。在水库的时候，从别人那儿借了一本小说，它没有封面，不知道谁写的。扉页上有“白洋淀纪事”几个字。我对那本书特别感兴趣，每天晚上就模仿那书里的，来写身边这些人物，就开始在笔记本上写开了，每天给周围某某画像，都是素描他。上大学后才知道，那是孙犁的一本小说，那本书对我有启蒙教育，影响还是特别大的。

南方周末：1978年，你就拿了全国短篇小说奖。

贾平凹：我分到出版社后，就开始搞创作，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就获奖了，当时社会对文学的那种关注度，比现在不知道强多少倍，大部分人都在读文学作品，一篇作品可以使你一夜成名。

我还记得，当时和我一块领奖的，有王蒙、刘心武、张洁、张承志，所以很多人说我是老作家。我记得那天晚上，王蒙到我房间来，王蒙当时还开玩笑说，“你看你写那么长你获奖，我写这么短也一样获奖。”他当时是五十岁吧，我当时是二十四嘛，很年轻的，不像现在你获什么奖也没影响。

我在出版社当编辑，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你搞创作，怕你影响业务。我搞创作都是下班以后，领导还老批评。我获奖以后，就不在编辑部干了，就调到西安市文联的下属创作研究室搞创作了，基本上干了一两年，就把我选为市文联主席。

南方周末：就不用上班打卡了。

贾平凹：当时我也不想当这个主席，我说我还是搞创作吧，但领导说，你必须要当文联主席，他要求是一个文学方面有影响的人，组织上讲可以给你配一个工作班子，让党组书记把日常工作给你管上，有啥活动你来参加就好。人一生，我觉得最幸运的东西，一个是很自由，再一个就是你的爱好和你从事的职业是一致的，这是最好的，这两件我都能达到。

对“文革”这场运动，人人都有责任

南方周末：你在《古炉》里写了一个“文革”年代的小村，实际上写了“文革”对中国的影响，这和谢晋当年拍的《芙蓉镇》一样，选择的视角都是以小见大。

贾平凹：我只能从这个角度进入，这段历史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关于这段历史，已经有很多书了，从政治的角度、经济的角度进入，我只能从社会角度进入，从基层的一个小村来观察“文革”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

我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文革”最早是从上层发动下来的，毛主席号召了以后，全国人民动起来，但为什么从上面吆喝了，下面就能调动起来，影响到一个偏僻的村庄的日常生活？产生这场灾难的机制在哪里？怎么就能够一下子把角角落落里的人都调动起来，原因在哪儿呢？

“文革”最终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有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原因，但社会层面的原因更重要一些，就像陕西的葱不是很高，新疆的葱很高，是因为土壤气候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同一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基层的土壤是最重要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说对“文革”这场运动，人人都有责任，为什么？

贾平凹：毛泽东说，“文革”这场运动，是迟早都要来的，因为它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我认为，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它实际上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也经常发生矛盾，比如一个家庭里，父子关系不行，夫妻关系不行，在一个家里吵吵闹闹的。“文革”在当时是最主要的政治运动，从上往下的，你不参加运动，你不参加当时的组织，好像你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一样，你就脸上无光，不敢在人面前走动了，它当时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

这场运动实际上是靠几亿中国人的力量发动形成的，利用了全部参与者的力量。大家都是按照当时的政治教条执行的，人人都在浮桥上，走的人多了，它肯定摇晃，摇晃得厉害，桥板肯定翻，道理就是这样。

南方周末：《古炉》的故事是从一个小孩狗尿苔眼睛里的世界讲起的，一个有点智障和灵异的孩子，充满象征和寓意，也是你当时的年纪？

贾平凹：狗尿苔是一个外号，他刚好13岁，正符合我当时的年纪，我熟悉那个年龄段看到的情况，选择一个小孩的眼光来看当时“文革”里发生的事情，有他的灵活性。当时一个地方政权有两派，领导人和支持者全部分成两派，从狗尿苔的角度便于写全部的情况。

狗尿苔出生不好，人长得很丑陋，性格很怪，自卑胆小，不敢说不敢动，政治上的是非曲直，革命和反革命，他都不理解。他生活这个地方是偏僻的小山区，没人跟他说话，只好和动物、树木、花草对话，想象力丰富，对所有人，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想通过讨好人家，能让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

我在写作过程中，收藏了一块明代的佛像，我看那个佛像就想起狗尿苔来了，一个前世的人，可怜，委屈，丑陋，自卑，好像是个怪胎，却符合那个时代。

南方周末：以往文学作品表现“文革”这段历史，一般都充满血腥和暴力，《古炉》也写到两派之间打斗，却非常冷静，几乎不动声色，这个叙事基调和那个时代产生了一种巨大反差。

贾平凹：因为1966年到1968年这段时间是比较血腥的，打砸抢，然后开始对抗，互相打架。我对当时批斗我父亲的那些人也特别仇恨，也想过去报复，但是几十年过去以后，回头来看恨那个人也没用，也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像一场大风一样，风刮过来以后，小草和大树都在摇，人和东西也在摇，也不是某一个人在特定的时候这种爆发。

现在回想那一段历史，我觉得就应该很冷静地来写，在人性、人的问题上多深究一点，才能写得很真切，挖掘得更深一些。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很多写“文革”的作品，如果我还采用激愤、控诉性的写法，再带着几分血腥控诉，只是来回过头骂这件事情，骂完也就过去了。

当时中国社会基层的那种生活很无聊，节奏缓慢，看起来没什么变化的，都是日常琐碎的事情，都是农民的是是非非，突然有一天矛盾就爆发了。写小说也应该是这样，慢慢写，才能把心情、感觉写进去，把小说的味道写进去。基本就是这样来控制的，64万字，写作过程中作家最难把握的就是节奏。

南方周末：你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个传统好像被今天的文学主流抛弃了。

贾平凹：“文革”这么大的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再过十几年，参与这个事情的人都快不在了，这个事件当年不许提，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留下来，总归有人要提，就是当时的人不说，后面的人还得说。这段历史我一直想写，怎么个写法，一直不好动笔。我不是对一个运动或者一个事件做评判，我最关心的是人和人性的关系与变化。

当时我13岁，现在我快60岁了，当年发起、组织、参与的人年纪起码都快七八十岁了，很多人已经去世了。

这段历史以后可能也有人写，但要写的人，他们都没有经历过。当然，那些没参加过二战的人，也能写出很伟大、优秀的二战作品，但他只能从史料、资料的角度出发去想象，没有实际的感性的经验。

贾平凹画梦录

作为一个人来讲，活这一世，我经历了新中国的各个时期，无论是“文化革命”前还是“文化革命”后，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和变化，我基本上摸透了。作为作家来说，我经历的这个时代确实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这个社会也给我提供了一种丰富的想象力。

人一生都是要有希望要有梦想。

但人心是没有尽头的，梦想也没有尽头，一旦实现了这个梦想，就继续着另一个梦想。比如现在作为一个作家，出了那么多书，名气也有，房子也有，政治地位也有。但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我和伟大作家相比差太远了，为什么现在还在写，我老觉得好像自己还没写出满意的东西。

成名不一定就成功。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才学会写作，但是精力不够了。有时想的好得很，表现的时候就写不出来，那种焦虑，那种自己恨自己的情绪，时常影响着我。

这个时代的中国，在我有限的生命经历中，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时候。大家怀着个人的抱负，个人的梦想，在这个社会中实现自己，不断地追求创造，户口并没有把你限制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门，你愿意干你就干，只要你有才，你有才能就能发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如果要更好的人才出现，更好的梦实现，我觉得整个国家要提供一个更宽松、更开放性的大环境，越是这样，良性循环，梦实现得更好一点。

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枪杆性的东西，它和整个社会现实还有些摩擦，有些碰撞，会遭遇到有些不顺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他实际上都在呼唤人活得更好一些，这个社会更美好一点，总是这种愿望。

（采访整理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