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抓捕前夕上海已有商店红纸鞭炮卖空

核心提示：北京的“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上海经营的“第二武装”也开始行动了。社会上有传闻，10月8、9、10日有“特大喜讯”，要准备庆祝。上海一些商店红纸、鞭炮已经卖空。

本文摘自《1975-1982：难忘这八年》，作者：程中原，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在9月30日国庆座谈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这篇讲话全文仅二百字，没有提“批邓”，也没有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可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却依然突出宣传要遵照“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上登了发言的6位群众代表的照片，却唯独不登华国锋讲话的照片。仅有的一张政治局全体与会人员的照片，也是江青居于正中。“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明目张胆地否定华国锋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10月2日，华国锋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修改稿，看到稿中又引用了所谓“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立即警觉起来。本来，“照过去方针办”是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晚听华国锋汇报情况后对华讲的，当时毛写下了三句话，这是其中第二句。当天华即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追悼大会后，“四人帮”在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随后即连篇累牍重复宣传。《人民日报》在10月2日前的十多天里，宣扬这句话的文章有82篇。他们企图用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制造他们才是“正统”，才是毛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并用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在此紧要关头，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成了区分真伪的标志，确定合法与非法的焦点。华国锋这时已无可退让，提起笔来，把发言稿中“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这14个字删去，并在眉头“现送请在京政治局同志审阅”的批语下注道：“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华国锋还注明了已查了计划会议上他的讲话记录，记成“还是按过去方针办”。华国锋当即找耿飚等人商量，让外交部负责人立即打电话给已在纽约的乔冠华，令其将那句话删去。叶剑英坚决支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心怀鬼胎，他们无法反对华国锋的批注，只好以为了“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提出不向下传达此事。但在行动上却依然宣传所谓“临终嘱咐”，更加猖狂地发起进攻。

10月4日，《光明日报》登出“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长文。文章称“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是说，“按既定方针办”才是毛临终前给江青一伙的“嘱咐”，“正统”、“合法继承人”是江青及其同伙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批六个字“错了三个字”就是“篡改”，“篡改”就是“背叛”。文章实际上为讨伐华国锋制造舆论。

“四人帮”这时已经沉浸在夺权“胜利”的迷梦之中。

张春桥已经写好了“怎样巩固政权”的纲领，他要一手拉大旗：“编书”，“纪念”；一手

搞“革命与专政”：“批邓”、“镇反”，“杀人”。

江青10月1日跑到清华大学讲话，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3日又跑到平谷县讲话，说什么“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同一天，江青带着一帮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

北京的“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上海经营的“第二武装”也开始行动了。社会上有传闻，10月8、9、10日有“特大喜讯”，要准备庆祝。上海一些商店红纸、鞭炮已经卖空。

政治局多数与“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决战关头。共和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

10月4日傍晚，叶剑英赶到东交民巷8号院华国锋住所，商量对策。叶提出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十天，视情况再定动手的部署，提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据《叶剑英传》转引叶剑英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集武汉、南京、济南部队和山东、湖北、江苏、上海有关负责人打招呼会上的讲话。见该书，第652页。〕华决定“至迟后天动手”，请叶同汪东兴落实行动计划。叶即到汪处，详细商决一切，使汪东兴提出的行动方案周密、完善、可行，保证决战全胜。随后，汪东兴紧急行动起来，布置进行各种“临战”准备。他同张耀祠、武健华一起商量，从中央警卫局机关局、处、科级干部和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师、团、营级干部中，挑选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都好又熟悉情况的人员，执行这一特殊任务。〔张耀祠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执行任务的人员作了分工。五个行动小组，第一行动小组解决王洪文，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第二行动小组解决张春桥，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第三行动小组解决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第四行动小组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第五行动小组解决毛远新，组长李连庆。现场警戒为：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参加行动的其他人员：黄昌泰（8341部队副参谋长）、廉洁（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孙洪起、孙振发（服务科正、副科长），曹志秀、李合（交通科正、副科长），还有六位司机：史友令、俞桂兴、尚占良、王明臣、吴增彬、张中臣。〕同时，又布置中央办公厅主任副李鑫，起草好三个文件：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二、关于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汪落实之后，即向华、叶作了报告。与此同时，华国锋也已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商定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负责解决“四人帮”几个死党的方案。

华、叶、汪多次商量后确定的具体办法是：事先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华、叶和王洪文、张春桥出席。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5卷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预定在解决了王、张、江之后，用找他来做毛选五卷的文字工作为名，通知他列席。万一不来，再由北京卫戍区派人到他住地按院胡同捉拿。对江青及几个死党，也定了可靠的处置方案。解决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