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国控海南有限公司:李劼：陈独秀革命的悲剧特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0:28:31
陈独秀革命的悲剧特征
李劼
在中国晚近历史上，从曾国藩时代到毛泽东时代的过渡环节，是由两个历史人物构成的，一个是将社会变革重新指向洪秀全造反的孙中山，一个则是将”五四”新文化推出的历史话语交付给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陈独秀。 在本著的前述章节中，我曾指出，读王国维要从他的自沉读起，读曾国藩要从他的事功读起，读章太炎要读出他的童心，而这里的解读陈独秀则要读出他姓名中的那个”独”字。尽管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曾经领袖群伦，尔后又创建了一个政党，但贯穿他一生的却是他所独具的孤独。陈独秀对历史所产生的所有影响都不是因为他的合群或者那种为后来的毛泽东所特有的运动群众的能力，而是他的超然卓立，他那种鹤立鸡群般的孤独。陈独秀的这种孤独在他主办《安徽俗话报》时体现为孤军奋战，在他撰写《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时体现为独抒己见，在他主持《新青年》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体现为独领风骚，在他创建中国共产党时体现为独占鳌头，在他被清洗出党时体现为独往独来，在他晚年客死江津时体现为寒江独钓。辛弃疾当年的”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可谓陈独秀一生的某种写照。事实上，就一种阳刚之气的挥发而言，陈独秀倒确实是和辛弃疾十分相近的，只是辛氏为了爱国，陈氏为了革命。也许唯有象陈独秀那样体会过革命的人，才不会把革命看作是美丽的字眼，而是严酷的现实，或者如同列宁所承认的是不太干净的涅瓦大街。因此，读懂陈独秀的前提是读懂革命。
在毛泽东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陈独秀是堪与孙中山相媲美的革命家。二者的不同在于，孙中山从理性走向狂暴，陈独秀由激情转向沉静。孙中山的革命是明确的具体的，即指向以孙氏为大总统的新的一统天下，陈独秀的革命是理想的抽象的，即为了兑现一个乌托邦并且以俄国的业已兑现作为依据。王国维说的先共和再共产，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两位革命家所从事的两个既不同又相类的革命。革命在孙中山那里标之以共和，革命在陈独秀那里标之以共产，然而，二者的革命又同样具有那种自陈胜吴广到洪秀全的历史承继性。相形之下，孙中山越到晚年越执着于这样的历史承继性，陈独秀却越革命下去越怀疑这样的历史承继性。就革命家而言，孙中山越革命越昏暗，陈独秀越革命越明亮；革命家的革命品性和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之间恰好成反比。在那种历史承继性的潜移默化的左右之下，革命总是走向变质，使其结局与其初衷大相庭径，乃至南辕北辙；于是，革命家就面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投降或臣服于变质的革命，以求名利的成功；要么扭转和改造革命，从而承担为革命所出卖所谋杀的风险。孙中山选择了跟着革命走，革命变质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结果终成”国父”；陈独秀选择了让革命跟我走，革命在哪里转向他就站到哪里阻拦，最后被革命所吞噬；一如法国荒诞派戏剧《犀牛》中的场景，为疯狂的犀牛所杀死。在孙中山成功的地方，陈独秀悲惨地倒下；在蒋介石清共分共的日子里，陈独秀承担了失败的全部罪名。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的悲剧，是由孙中山和苏联顾问共同造成的，可惜的只是，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做了牺牲品，陈独秀那样的革命领袖则当了替罪羊。至于蒋介石，不过是以极端的手段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而已。因为不管陈独秀和一大批赤诚的共产党人如何理解那场革命，革命的实际内容却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理解，而是取决于孙中山和苏联顾问之间的政治交。这种交易虽然披上了主义的漂亮外衣，在实质上却与张作霖和日本人的交易或吴佩孚与英国人的交易是大同小异的，都是一种利益的互惠，而不是正义的同声相求。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今人的聪明则在于把利益的相争挂在了主义的名下，使之看上去仿佛在为真理而斗争一样。可叹的是那些天真的热血青年，在走上刑场的时候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哪里会想到主义从来就没有真过，任何主义都不可能与真理等同。主义和真理的关系就好比牧师和上帝的关联一样，尽管牧师不断地宣讲上帝，但牧师本身并不就是上帝；同样，尽管主义不断地声称自身的真理性，但主义从来就不是真理。因为主义是头脑的产物，而真理是生命的内心话语；主义是头脑想好之后再有声有色地讲说出来的，而真理是经过生命体悟之后由内心无言地领会和交流的，比如拈花和微笑。尤其当一种主义需要用砍脑袋来证明其真理性时，这种主义的真理性就更加可疑了。因为真理没有牺牲作为附加要求。真理象生命一样，具有阳光的明媚，鲜花的芬芳，孩子般的欢笑。因为假如真理要求牺牲来证明，那么就不成其真理而成了吃人的礼教了。中国的礼教要求女人守节，男人当忠臣或良民。同样，革命的主义是个吸血鬼，而且专门吮吸天真烂漫的热血青年之血。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悲剧在于，一方面冲破了吃人的礼教，一方面迎来了吸血的主义。真可谓前门送盗，后门揖鬼。如果说孙中山的革命有一种进化论的冲动的话，那么陈独秀的革命却是来自主义的强暴。应该说，在这种主义的强暴面前，胡适始终是清醒的，当陈独秀责问胡透”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气呼呼地回答：”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周作人也从来不曾被主义弄懵过，在陈独秀指责”信教自由”的当口，周作人断然指出：”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陈氏对信教自由的指责，”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历史以后的发展被周作人不幸而言中，而更为不幸的是，陈独秀本身最后也遭到了以主义和信仰为核心的革命的抛弃。陈独秀的革命之所以走向疯狂，其原因在于主义造成的头脑中毒。尤其当这种主义或革命实际上乃是以占有江山为指归时，这种革命更加离不开思想专制的支撑。
如果明白了陈独秀所从事的革命及其主义的本质，那么所谓的国共合作也就一目了然了。国共合作与其说是主义的携手，不如说是利益的联盟。这种联盟与《三国演义》所说的故事实质上是大同小异的。遗憾的只是，陈独秀不太清楚这种联盟的实质，所以不是不愿加盟，就是与苏联顾问闹别扭，吵着要退出联盟。相比之下，孙中山是清楚的，他的志在成为大总统的北伐需要利用共产党，即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一如他当年需要日本人支持时，不惜允诺割让东三省。当然，蒋介石比孙中山又更清楚，所以他一旦登场，把事情做得比孙中山更彻底，把话也说得比孙中山更直接更坦率。蒋介石不戴绅士面具，不扮演君子，没有儒雅风范，具有一种赤裸裸的真小人的可爱。最后，毛泽东又比蒋介石更清楚，因此他不仅做得比蒋介石更彻底，而且讲得要比孙中山更漂亮，更宏伟，孙中山说来说去无非是海内外侨胞再加上一些革命的同仁，毛泽东一开口便是自称是”代表了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于是毛泽东成了最后的大赢家；一场中原逐鹿，毛泽东既得了好处，又说了好话。倘若再来一次青梅酒煮英雄，那么英雄当在孙中山和毛泽东之间，一个成了国父，一个成了国主。蒋介石太流氓，虽然最后皈依曾国藩也没能改变他的失败形象；而陈独秀太书生，最终走向英雄的反面，成为一个独裁政治的终极反对者，一个同时怒目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见者。陈独秀的这种立场很近于胡适，但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他终其一生都没有背叛过他参与奠定的”五四”理性精神。
读懂了陈独秀的革命，再读陈独秀其人，他的孤独连同他那革命的悲剧特征就可以了然了。陈独秀的孤独不仅体现在他的不同流俗上，而且即便在同仁之间，他也总是卓然不群。这种孤独状态的奇妙在于：不论时代的潮流呈现什么样的流向，陈独秀都能保持他的独立性。比如当胡适十分理性极其温文尔雅地倡导白话文的时候，陈独秀以他的激情一下子把”文学改良”变成了语言革命；而当他所热衷的革命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趋向暴力的时候，他的激情又转化成了坚定不移的理性立场，如此等等。
其实，陈独秀的孤独品性在他”五四”之前的早期活动中就已表现了出来。比如在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时他表现出的孤军奋战，或如在首次使用”独秀”时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表现出的独抒己见。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时的办报经历，蔡元培在数十年之后提及依然称道不已。他不仅独自负责了大部份栏目，亲自写稿作声明等等，而且还负责全部的排版和核对，连同邮寄，还有出版之后的分发、卷封、付邮。按照他自己的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馆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当然，仅止于这样的坚韧不拔，陈独秀还称不上具有了独秀的品性；独秀品性更精彩的体现在于”独秀”这一自我命名开始亮相时的那篇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中。陈独秀在此文中公然倡导国民的自觉心，以人的自觉向传统的爱国主义发起挑战。于是，招来了一片非议，有道是：”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然而，没过多久，袁世凯所接受的二十一条就使舆论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陈独秀之于自觉心的倡导几乎成了某种预言，连梁启超都不由感慨，其时”举国人作此想者，盖十而八九也。”章士钊为此盛赞陈独秀此举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在这场经历之后，陈独秀忍不住对人表达了他的自信：”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陈独秀出言必信，第二年便创办了《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发表了震憾人心的《敬告青年》。该文提出要造就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的新型国民，从而呼唤新青年的涌现。似乎这样的呼唤还显得不够有力似的，陈独秀索性将杂志直接命名为《新青年》，号召青年们做”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的新青年。同时发表论述和介绍西方文化和近世文明的文章，明白无误地提出建设”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者为公仆”的民主国家，从而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而且，仿佛上苍故意要相助这位正在崛起的思想文化领袖一般，正当陈独秀携带着他的《新青年》登上历史舞台之际，蔡元培前来热忱相邀，将陈独秀请到北大校园。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元培的北大的结合，犹如天发之气的交相会融，孕育出了一个全新的”五四”文化，一个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历史话语，同时又聚集了整整一代精英，星光灿烂，照亮了中国晚近历史的夜空。
比之于当年康梁的强学会，北大的《新青年》群体显然更为出色，更有号召力。陈独秀集康有为的构想天才和梁启超的宣讲能力于一身，不仅及时地将胡适在语言上的改良一下子上升到革命，而且迅速地将这场语言革命发展为改观全国思想的思想文化运动，即胡适称之为的”文艺复兴运动”。陈独秀于此充分展现了他那种独领风骚的领袖秉赋，而且不是凭借权杖或暴力呼风唤雨，而是主编一本杂志叱咤风云。中国人一向漠视的语言此刻在陈独秀那里突然显示了惊人的魅力，致使写作和演讲一时间成了极为高尚的行为。语言的这种魅力不仅为先秦时代的先贤游说所不及，而且即便推及古希腊雅典时代的雄辩家们也使之相形见绌。因为先秦的圣贤们虽然奠定了整个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但他们的话语必须通过王者的权力才能产生实际的效应；而雅典时代的雄辩家们虽然将其口才与政治权力直接联在一起，但他们影响的也只是权位的更替，而并不意味着改写一部历史。然而，语言在以陈独秀为标志的”五四”时代，却不仅越过权杖直接诉诸整个社会，而且越过传统重新改写了一部历史。语言在时间空间上所显示的这种能量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致一个新的社会连同一部新的历史几乎是被陈独秀们讲说出来的。整个的中国文化于此仿佛全部化作了语言，变成了一种以言说为中心的语言文化。正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于无言，陈独秀所主导的”五四”新文化的首要特征在于言说：不仅文化的核心在于言说，而且历史的可能性也在于言说。要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也许会永远没完没了地说下去的。
陈独秀主导的”五四”新文化和后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好是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两个转折性座标。”五四”新文化好比历史文化的一个高峰，文化大革命好比历史文化的一个低谷。当年在高峰上创造出的文化传统，后来在低谷消失殆尽。”五四”――”文革”构成一个历史文化的轮回，如同生命的脉动，一呼一吸，一阴一阳，从而使之完成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吐纳运动。同样的讨伐孔夫子，在”五四”是于批判传统的同时创造出一个新的传统，过去的传统是道学的，新兴的传统是理性的；但这在”文革”却是一场在语言文化上的农民起义，或曰身体叛乱，文化与传统共灭，头脑偕内心俱绝，最后只剩下欲望的泛滥，亦即生命在生理学上的蠕动。如果”五四”是一种新生的话，那么”文革”是一种死亡。正是这样的死亡，才导致”文革”以后的权力者统治者丧失了任何言说的能力，不是号召”摸着石子过河”，就是用开枪射杀无辜平民来代替言语上的种种解说。与之相应，当年从语言革命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也由于这种因失语症而导致的暴虐走向终极性的没落，随语言而兴，随语言而亡。当中共这个执政党走到除了开枪杀人说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话来时，其末日也就不可抗拒地降临了。因为这个党的生命核心是由”五四”语言革命而逐步演化成的那个语言神话。
当然，后来那个语言神话的最初成因源自”五四”新文化领袖们对主义的崇拜和迷恋，而在这种崇拜和迷恋中，陈独秀又首当其冲。不过，在此得指出的是，虽然信仰某个主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乃是一种时髦，但陈独秀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并非是趋时，而是基于他自身的”独秀”秉性。因为陈独秀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为其乌托邦理想及其在十月革命中的成功所吸引，不如说是他性格中的那股阳刚之气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理性的批判精神及其正义感的相契合。就个人的秉性而言，陈独秀与马克思是如此的相近，以致几乎就可以说陈独秀是中国的马克思，马克思是德国的陈独秀。两者同样的叛逆，同样的正直，同样的自由思想，同样的富有想象力和独创性；而且，两者的命运也大同小异，马克思因为那个主义而被信徒们奉为精神教主，陈独秀由于创建了一个政党而莫名其妙地被宣布为这个党的罪人。但不管怎么说，精神气质上的相近将陈独秀和马克思主义连到一起，致使陈独秀起先是为这个主义而奋斗，后来则是与冥冥之中的马克思在天之灵同呼吸共命运了。
假如当时陈独秀与马克思的这种精神共振仅止于主义，也许还不至于走向后来的悲剧。但陈独秀不仅是极具言语能力的文化领袖，而且还是一个不甘心于将思想停留在口头上的革命家。一旦信仰确立之后，陈独秀就象唐·吉诃德一样策马出征了。在此，毋需细说陈独秀当年建党的种种艰辛，想当初主办一张《安徽俗话报》尚且那么含辛茹苦，更何况创立一个比孙中山的同盟会还要整齐完备的革命政党。这个政党不仅有明确的纲领，坚定的信念，远大的理想，而且还有严密的组织，灵动的机制，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连同深入到社会最底层的渗透能力。这一切在陈独秀全都有条不紊地做成了。而且，饶有意味的是，正如当年李鸿章崛起时雄踞上海一样，陈独秀也选择上海这个城市作为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南方尤其是广州的革命形势如何诱人，陈独秀始终不肯将中央机关搬出上海。这也许是陈独秀有别于孙中山的特征之一，孙中山的革命不是在南方边陲或沿海地区折腾，就是将目标直指北京；然而这在陈独秀却始终乐意将他的大本营放在上海，包括他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也以上海为最。
如果没有苏联顾问的干预，没有孙中山为革命定下的大一统的基调，陈独秀以上海为基地的革命运动很可能逐步走上议会斗争的和平道路，以合法的形式推进民主政体的形成。然而，遗憾的是，历史在这一时刻选择的不是陈独秀，而是孙中山，连同孙中山所投靠的苏联顾问。
作为一个党的最高领袖，陈独秀最痛苦的也许是其决策权的不能自主。陈独秀及其政党夹在苏联人和孙中山中间，一方面作为政治交易的一个内容听凭苏联人交付给孙中山，一方面又因为实现了这种国共两党的所谓合作而要对苏联人感恩戴德，从而更加顺从地听命于苏联人的指挥。孙中山依靠苏联人是因为自身缺乏主见和实力，而陈独秀听命于苏联却是基于他对主义的信仰。十月革命的成功，使苏联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人世间的化身。主义等于真理，苏联又等于主义；服从苏联就是服从了主义，服从了主义就是服从了真理。据说找到这样的主义这样的真理还是很不容易的，很有点上帝恩赐的福份，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到西方去寻求真理，求了几十年，终于求得了马克思主义；其激动其迷狂，一如黄土地上的农民拜天拜地终于祈得了及时雨。不管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如何强烈的理性精神，但它在中国的传播多少带着一些神话色彩。身为党的最高领袖的陈独秀算得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了，但在马克思主义面前依然陷入了不无惶恐的迷狂。而且，这种对主义的信仰又妨碍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切实思考，尤其在面对来自苏联的种种指令时，总是找出信仰上的理由放弃了革命利益上的得失考虑。按照陈独秀的”独秀”秉性，是不为任何权威所轻易就范的，但对主义的信仰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一想到苏联人的指手划脚来自主义来自真理，即便心中再不服气也只好贯彻执行。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一方面血气方刚，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苏联顾问的颐指气使之下俯首贴耳。而这种痛苦又最集中在陈独秀身上，为陈独秀所承担。这种痛苦的荒诞性在于，一个当时中国最有头脑的革命领袖不能完全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革命，因为他的头脑已经被他自己交付给了主义，交付给了象征着主义的苏联顾问及其共产国际。
不过，就这痛苦本身而言，屈从他人指挥还只是痛苦的一个方面，这痛苦的另一方面在于革命本身的不可捉摸。这种不可捉摸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者是革命的主义性质和乌托邦理想，总使革命显得十分牵强生硬，不是从大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头脑中设计出来之后强行嫁接上去的。再者是革命的合伙形式使革命在利益分配上难以保持均衡，再加上革命的孙中山基调，即暴力和大一统的指向，使革命无法保持陈独秀所想象的那种理性和合法性，革命的最终目标不过是江山易手，朝代更替，皇上变成总统，丞相变成总理，如此等等。
应该说，在主导”五四”新文化时，陈独秀是相当清楚其所作所为的具体指向的，因此有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旗帜鲜明。但在建立中国共产党从事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陈独秀对革命就不无茫然了。虽然从信仰上说，陈独秀为苏联的十月革命所鼓舞，并且因此对苏联人抱有很大的敬意；但在其内心深处，陈独秀却又不是一个孙中山那样的暴力革命论者，他更倾向于一种有组织有条理的和平运动，诸如罢工，游行，请愿，谈判，等等一些相当知识分子化的革命运动方式。按照陈独秀心目中的这种革命方式，他若能生在1989年的东欧诸国，就可谓应运而生，从而有希望成为瓦文萨、哈维尔一类的政治领袖。然而，他实在是生不逢时，身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成了命中注定的一个悲剧人物。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在那样的年代几乎如同一种社会工作的加减法，一方面以提高劳工的觉悟为加法，一方面以对抗资本家的剥削为减法。当这种加减法做不下去时，就走向暴力，让对抗的力量成倍增长，从而扫除一切害人虫云云。而且，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伴随着这种革命的加减乘除，还有没完没了的观点分歧和所谓的路线斗争加上权力倾轧。仿佛既然革命是来自头脑的设计，那么所有自认为有头脑的人物都可以成为领袖。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起初几乎是一种头脑的云集，云集在主义的旗帜之下。除了主义那个总头脑的象征之外，头脑们互相之间谁也不买谁的帐。好在陈独秀在”五四”时代显示过了其头脑的力量，一时上还没有人能与之公开分庭抗礼；但头脑群体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危机却已潜伏在党内尤其是党内的最高领导集团中了。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种危机对于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除掉一个陈独秀那样的领袖人物是多么的不可或缺。不过在当时，人们还没想得这么远，而只是一味地沉缅于主义的讨论，观念的纷争，连同有关革命首要问题的种种说法。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上，人们已经看不到丝毫《新青年》的身影了，有的只是对苏联的讴歌、对主义的崇拜和对各种策略和各种观念的探讨。讴歌是热烈的，崇拜是疯狂的，探讨是气势汹汹的。主义的中毒使政党显得特别好斗，并且竞相以言辞的激烈来表明思想的深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陈独秀扮演了家长的角色，而且是父性的家长。
陈独秀的”独秀”秉性和阳刚气质是根本不适合置身于这种是非氛围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合群的仪态和一套阴柔的太极功夫。尽管聚集在陈独秀周围的不是他的战友，便是他的追随者，但象李大钊那样的知己太少，而象瞿秋白那样的书生又特多。当然，更致命的是在他头上还有苏联和共产国际那个革命的太上皇。有些资历不深的革命青年，开始在陈独秀面前不无惶恐，但一旦去了一趟苏联，逛了一次莫斯科，马上就变得中气十足，昂首挺胸，一览群山小了。于是，陈独秀的家长形象在人们的嘴里便有了双重的含义，尊敬他的人们称他家长是将他视作革命的父亲，贬低他的人称他家长则是暗示一种对专制作风的不满。其实，如果专制也可分出境界的话，那么陈独秀即便有点家长作风也算不上抵达了什么样的专制境界。真正的专制往往以人们心悦诚服的状态体现出来，比如在斯大林的淫威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领袖都感到满意，即便是后来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也不敢公然非议。相反，人们都以指责对专制的非议为己任，仿佛看见一个乡下人在卫生城市里随地吐痰一般。陈独秀晚年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对斯大林的不孝敬，朝这个专制者吐了痰。相比之下，陈独秀做总书记时的那种家长作风在专制境界上是很有限的，人们至少还可以对此表示非议，或者在举手表决时有所保留。一个阳刚之气很足的人，一旦有了信仰，往往变得偏执。但这离专制制尚有一段距离，也许仅仅是一个父亲而已。并且是一个不无迷惘的父亲。
不管苏联人如何强调国共合作，强调共产党先得帮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云云，当北伐在苏联人的顾问之下开始时，陈独秀还是表示了他的保留，并且没有采纳党内有人提出的将中央迁移到广州的主张。陈独秀的这种保留与胡适与章太炎在这上面的政见不谋而合。在胡适在章太炎主张”联省自治”时，陈独秀曾经批驳过；但当北伐真的展开时，陈独秀却感到了深深的不安。相比于胡适和章太炎，陈独秀对大一统前景之于民主政体的危害的认识，显然是朦胧的；但陈独秀对北伐具有的暴力意味，却表示了本能的反感。因为这场征伐不符合陈独秀心目中的革命方式。陈独秀心目中的革命应该是理性的，和平的，通过罢工游行之类的抗议行动而诉诸谈判的。而且，这样的革命在上海已经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但北伐的战事一起，陈独秀的全部努力就将付之一炬。因为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北伐的结果将带来军人的横行。陈独秀由此表达了一个文化领袖对暴力革命的排斥和拒绝。遗憾的只是，即便是陈独秀本人，除此之外也没有对北伐作更加深刻的洞察。而且他的这点保留最后也在苏联顾问和党内同志的夹击之下烟消云散。当北伐成了一个事实之后，即便有所保留，陈独秀也只得接受，而且不仅接受这一事实，还得接受这一事实带来的后果连同这个后果所包含的陈独秀本人的悲剧结局。
历史是绝对不能假设的。然而，为了弄清楚一些被人为地复杂化了的显得云遮雾障似的环节，假设一下历史也许是不无裨益的。比如，假设陈独秀当年索性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带领全党走向农村，展开武装斗争，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莫斯科还会清洗他吗？或者说，他还会接受被清洗的事实吗？人们还会把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加诸他头上吗？当然，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一如假设当年毛泽东在北大时没有受到冷落，而是受到了《新青年》诸领袖的青睐，平步青云，成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那样的教授，他日后投身革命，还会去搞湖南农民运动么？还会跑到井冈山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么？但问题恰好在于，毛泽东不会成为北大教授，一如陈独秀不会将革命推向农村和武装斗争，否则，毛泽东便成其毛泽东，陈独秀也不成其陈独秀了。所以我说，历史是绝对不能假设的。
但经过这么一番假设，人们可以看清楚陈独秀和毛泽东在当时的不同位置，以及他们各自身处这种位置的缘由。正如毛泽东是一个帝王型的革命家一样，陈独秀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崇尚科学和民主的理性主义者。陈独秀的这种理性立场只有在与胡适相比较时才显得偏激，但比之于毛泽东，陈独秀的西方文化的文艺复兴立场和启蒙运动立场就显得十分鲜明和突出了。按照陈独秀这样一种文化立场和精神指向，他绝对不会象后来的毛泽东那样走向陈胜吴广式的武装暴动，不管这种暴动具有多么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多么充沛的民族地气。即便他置身一场他并不十分清楚的政治革命时，他也没有忘记他的文化立场和坚持这种立场所必需具备的理性精神。虽然按照他所信奉的主义，革命的象征必须诉诸镰刀和斧子，但他在具体操作革命进程的时候，他从来不以这两样东西为意。他主持的工人运动不带丝毫暴力倾向，不是举着斧子的恫吓，而是温文尔雅的演讲和风度翩翩的谈判。或者说，他用文化运动的方式操作工作运动，由此培养的工运领袖全都具有一种为现代文明社会所有的文化素质。其中一个叫做刘少奇的，后来就是因为这种素质引起了毛泽东本能的反感，落得一个比陈独秀更悲惨的下场。倘若没有莫斯科的指手划脚，没有孙中山梦寐以求的北伐，陈独秀的这种工人运动或许会象西方国家的工会斗争一样，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历史给出的事实是，陈独秀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承担了一九二七年清共血案的共产党方面的全部罪责。这个血案对蒋介石来说是理所当然负荷一辈子的罪孽，按照释家的因果报应一说，或许正是这样的血债，使之纵横一生，只得了台湾一岛。然而，这个血案于共产党方面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共产国际？莫斯科？斯大林？不，这是不成立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内部纠纷是不能指控到另一个国家的政党或首脑头上的。由共产国际承担更不成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国界可言，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于是有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虽然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指挥，但它只提供指挥，不承担任何失败的责任。这就好比黑社会里的”枪手”代人入赌，他负责操作，输赢得失全由被代者自负。因此假如仅止于此，陈独秀承担罪责倒也是情有可原。然而不能假设的历史事实是，共产国际本身不是一种正义力量的象征组织，而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乃至苏联政府的谋利工具，于是，罪责的指认就不是因为游戏规则，而是来自利益的需要。因为就斯大林的利益而言，让陈独秀承担罪责是一举两得的收利，既为由于大批同志的流血牺牲而愤愤不平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出一个平息众怒的替罪羊，又除掉一个有主见有个性的下属共产党的领袖，从而换上一个比较听话可以任意差遣的傀儡。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是以乌托邦为诱饵以主义为形式的一场政治赌博，一些野心勃勃的革命领袖籍此玩了一种叫着”空手道”的赢利游戏，亦即将主义的信奉者和追随者的生命作为赌注，一押便是成千上万，由此换得权力和江山。万一输了，便找出一个替罪羊，冠之于左倾或者右倾的机会主义之名，送上这张赌桌旁的审判席，然后接着准备下一轮押宝。共产党内的所谓机会主义一词，乃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专用术语，不断地栽到那些失败者被开除被清洗者们的头上。而且即便陈独秀这个不幸的替罪羊本身，也不曾识破这个圈套，从而在被清洗之后，力图辩说自己如何如何不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云云，同时又指责别人又如何如何是××机会主义者云云。这个圈套的奥秘在于，对于主义的信奉者得用主义的罪名来惩处。如果说就信仰而言，主义是一种头脑中毒引起的迷狂症的话，那么就惩罚而言，主义是一种消灭竞争对手的有效武器。正如布鲁诺那样信奉真理的人会遭到教会的宗教审判一样，主义的信奉者们遭受的是主义的裁决。有人责问秦桧，岳飞何罪之有，秦桧只好回答：莫须有。但假如有人去问斯大林，陈独秀犯了什么错误，斯大林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之：右倾机会主义。主义的裁决就有这样一种明确性和具体性。对于莫须有的罪名，人们是不服气的，但对于机会主义这样的罪名，人们却不得不承认这种罪名本身的深刻，象那么回事，从而无可挑剔。人们至多说，这人不是机会主义者，但没有人会去怀疑机会主义一词本身的荒唐和虚幻。因为假如去追究一下机会主义一词的确切含义，那么人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以主义名义闹革命的领袖人物全都是机会主义者，激进的叫左倾机会主义，保守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有左倾机会主义之嫌疑，此著竟然通过一番数学公式那样的推演，断言资本主义行将灭亡。事实上，资本主义寿命比马克思主义还要长。不说《资本论》，且说当年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在公社起义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起义；而在起义后又转向左倾机会主义，赞扬暴力革命，否定普选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可见，机会主义一词是可以随便用在任何一个主义者身上的，马克思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列宁和斯大林。中国有句老话，成则为王败则寇。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凡是成功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者毛泽东思想；凡是失败的，则全都是机会主义，有的是左倾，有的是右倾，有的是先右后左，有的是形左实右；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代表成功，机会主义象征失败；或者用赌桌上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赢家的标志，机会主义是输家的标志。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当权的莫斯科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通过中共党内的同志们贴到了陈独秀身上。陈独秀成了输家，只好自动引退，然后又被诉诸决议，开除出局，从革命的创始人变成了革命的局外人。
然而，陈独秀被开除了，北伐却成功了。这两件事看上去没甚联系，因为陈独秀不被开除，蒋介石的北伐军也会攻占北京，完成孙中山一统天下的愿望。可是陈独秀的被开除和北伐的成功，却共同标志着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五四”的理性精神及其历史话语退位了，历史舞台重新为传统的权力和暴力所占据。由”五四”标记的时代到此结束，接下去的历史交付暴力宰割，统治是暴力的统治，革命是暴力的革命，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一起穿上了军装，投笔从戎，由批判的武器转入武器的批判。科学和民主被人们悄悄地遗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激动人心的口号。教授们纷纷退隐，或者整理国故，或者品尝苦茶；军人们纷纷登台，黄埔军校接替北大成为历史的主宰者。一时间，黄埔出身的身份百倍，北大毕业的不再令人瞩目。在孙中山的革命和陈独秀的革命之间，孙中山赢了，陈独秀输了；一如在斯大林的主义和陈独秀的主义之间，斯大林依然是马克思的，陈独秀却成了机会主义的。作为一笔政治交易的双方，孙中山和莫斯科都不曾赔本，只是具体的收利者在孙中山一方变成蒋介石，在莫斯科一方变成斯大林，两者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空间获得了各自的胜利。或许正是这种胜利在时空上的亲切，使斯大林对蒋介石始终抱有好感，反而把毛泽东看作是陈独秀式的下属党的领袖，只是苦于无法找个借口清洗掉。蒋介石落难之时，斯大林两度援手：西安事变时急电延安不许杀死蒋介石，国共内战时又阻止毛泽东南下，提出与蒋介石划江而治。可见，由孙中山和莫斯科的合作而结下的友谊，并不下于两国共产党之间的亲密。主义的联盟终究以利益的一致为基础。蒋介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屠夫，斯大林出于利益考虑照样保他；相反，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斯大林出于利益的需要，无情地清除了他。虽然历史可以由《新青年》那样的杂志讲说出来，但历史又不得不将自己付诸利益的角逐。这就好比歌德的《浮士德》，一方面渴望女神的导引，一方面又将女神般的女子置于死地。而陈独秀革命的悲剧也就在于：按照革命的初衷是为了真理，但革命的实际运转却取决于利益；于是，利益经由主义的转换和装饰，以真理的名义裁决了革命，将革命的创始人变成了革命的局外人。
由此可见，陈独秀被清洗的命运与其说是在蒋介石清党后呈现的，不如说早在孙中山和莫斯科商定国共合作时就已被注定好了。透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些眼花缭乱的词句，所谓联合革命不过是利益上的合伙。合伙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由不得陈独秀作主，而是取决于合伙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合伙与其说是国共合作，不如说是孙中山和莫斯科的联手。在莫斯科和孙中山谈定之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不想合作也得合作，根本没有商讨的余地。一旦合作到一起，合作到什么程度也得取决于莫斯科的利益。在孙中山仙逝之后，按说，国共合作的危机已经十分明显，但不论陈独秀们如何陈词退出，莫斯科就是不同意。因为中共的利益得服从莫斯科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还以共产国际为名，具有一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威严。假如没有主义的装饰，陈独秀的共产党、莫斯科的共产党、孙中山或蒋介石的国民党，三方仅以纯粹的合伙人相处，那么这中间的利害关系是一目了然的。陈独秀再书生气也不会看不出其中的生意经。但历史没法假设，因为陈独秀就是冲着主义去从事革命的，莫斯科一举起主义的旗帜，陈独秀不得不俯首听命。从另一方面说，莫斯科不举起主义的黄牌，孙中山的革命方式本身也会将陈独秀驱逐出革命阵营；因为孙中山的革命与”五四”毫无关系。陈独秀的革命是从北大起步的，孙中山的革命是以黄埔军校为实力的。孙中山革命的暴力性质和一统天下指向，最终将以黄埔军校的将官代替北大的书生，成为革命的中坚，或曰革命的实际领袖。因此，早在斯大林清洗陈独秀之前，孙中山的革命已经把陈独秀给出卖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陈独秀才对孙中山抱有本能的距离感，从而始终想实践中国人的古训，道不同，不相为谋。遗憾的是，这场革命与其说是初创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实现,不如说是孙中山和莫斯科之间的一笔交易。孙中山在前，斯大林在后，双方合力将陈独秀挤兑出革命，使之退出历史舞台。
虽说陈独秀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位置上退下历史舞台，但随着陈独秀的败北，陈独秀所象征的”五四”时代也相应地告终了。孙中山虽然先于陈独秀甚至先于北伐撒手人寰，但他设计的革命是成功了。北伐将孙中山的革命覆盖了整个中国，一扫”五四”气象，再现王朝格局。从此以后，陈独秀作为一个历史的出局者如同”五四”时代的亡灵一样颠沛流离。二千多年前，屈原式的悲剧以另一种形式在陈独秀身上再度上演。只是屈原怀恋的是楚君，而陈独秀恪守的是主义。一个被主义陷害的人，至死都不愿意放弃主义背叛主义。当年屈原心目中的楚怀王，此刻变成了陈独秀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忠君爱国的传统，在陈独秀身上体现为对共产主义的赤胆忠心。陈独秀对主义的这种信念在被中共开除的时候没有放弃，在被国民党的法庭审判的时候没有放弃，最后在蒋介石的一再利诱之下也没有放弃，真可谓至死不渝，从而以生命而不是以华美的词句写下了一部共产主义的《离骚》。
半个多世纪之后，回首当年陈独秀这种对主义的忠诚，人们很难责备他的固执，一如人们尽可以非议屈原的愚忠，但不得不钦佩这位诗人的高洁品性。或许正是如此高洁的品性，使陈独秀身处十分恶劣十分艰难的逆境却依然泰然自若，并且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风度。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陈独秀因之提前出狱。一次在与北大故人的聚谈之中，一位朋友非常颓丧地对人类前途表示悲观失望，说：”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不意陈独秀昂然回答：”不然，从历史上看，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这位”五四”领袖，历经劫难，依然相信人类的理性精神，相信进化论所说的进化前景，并且表示：”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拔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这样的信念，几乎就是一篇用白话文写就的《离骚》，并且比《离骚》更昂扬，一派纯阳纯刚的浩然正气，以致那位朋友听了感慨不已，向人表示说：”我真佩服
退出历史舞台的陈独秀，其生命状态并不有所委顿。让人稍感难受的只是，一些沉醉于主义纷争的所谓托派共产主义分子们对他的包围和纠缠。因为退位后的陈独秀起初还抱有东山再起的幻想，直到他发现他所聚集的一些青年人跟他过去在党内碰到过的同志们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方面满口主义，一方面野心勃勃，这才最后放弃了重新建党的努力。而且，不无荒诞的是，经受过一次中共开除的陈独秀，后来又经受了托派组织对他的排挤，而且罪名同样又是”机会主义”。其实，所谓托派，从政治斗争上说是斯大林独裁的副产品，从精神根源上说乃是头脑分裂症的产物。正如对主义的信奉是一种头脑的疯狂，有关主义的论争则是一种头脑的分裂。共产主义的信徒无论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都有这种头脑的疯狂和头脑的分裂之症状。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他们要换算成很复杂的概念，然后诉诸冗长的推理和论证。可惜马克思没有生逢电子计算机时代，否则共产主义学说的阐述就可以用电脑来代劳了。有了电脑共产主义，也许就会减少许多无谓的论争，从而将问题直截了当地在利益关系上摊开。说来说去，无非是一个由谁来掌舵，或曰谁来坐庄的问题；为此，大家没完没了地指责别人左了或右了，然后又同样没完没了地证明自己的正确，仿佛谁能证明自己的主义是真理，谁就能当主席当总统一般，谁也不肯相让谁。如果说理性就在于这样的论争，那么这种理性无疑是人类的耻辱，而无以证明人性的尊严和人格的高尚。如此竞相出示真理，与财迷们为了捡拾一块金子而打得头破血流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这种对真理的窥探和对金钱的贪婪乃至对权力的渴求，其实是一脉相通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陈独秀不仅与共产主义的当权者、而且也与共产主义真理的窥探者区别了开来，从而分道扬镳。有人说，陈独秀是一个终生的反对派，这个判断的必要补充在于，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而不窥探真理，占有真理。真理和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真理从来不需要权力和金钱的支撑，而主义则不然，主义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要拥有天下，拥有整个世界，美其名曰，解放全人类。尽管陈独秀将主义误读成真理，但他的正直在于，既然把主义读成了真理，那么就把它当作真理来坚守。陈独秀的革命被开除了，但他对主义的坚守却谁也夺不走。而他所坚守的主义也只有在他坚守的前提之下才有了真理的意味。因为共产主义在其乌托邦的本质上，与其说是一种政权的标记，不如说是一种永恒的憧憬。当这种憧憬不带有任何权力背景时，它所具有的真理性质才如同存在一样地敞开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经由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马克思在天之灵获得了无言的相通。因为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幻想，不管具有多少科学的推演和逻辑的实证，只能在幽灵的意义上成立，而不能变成现实。共产主义在什么地方被号称实现了，就在什么地方飞逝了，只剩下冠之以主义美名的专制制度。
当然，陈独秀与马克思的这种相通也可以这样表达；假如当年的马克思处在陈独秀的位置上，他也同样会遭到被开除的命运，一如马克思假如活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会被执政党以思想犯的罪名抓起来枪毙。因为理性是专制的天敌。马克思基于理性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同样基于理性开创了”五四”新文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理性立场一旦遭遇专制者，无论是斯大林，是蒋介石，还是后来的毛泽东，都将走向悲剧的结局。陈独秀是在斯大林和蒋介石这两个专制者的夹击下出局的，虽然陈独秀至死都没有跳出主义的框框，但他对专制者却具有本能的反感和对抗。人类理性的确具有一种”我思故我在”式的力量。专制者可以使陈独秀出局，或者将他诉诸主义的审判，但无法动摇他的理性立场。这种理性立场使陈独秀晚年变得心明眼亮。在抗战开始之后，一次胡适等人请陈独秀去出席国民党的”国防参政会”，陈独秀断然拒绝道：”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当然，理性的这种澄明在陈独秀更加精彩的体现在于他对斯大林专制的认识和控诉。一九四○年九月，在一封致书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写道：
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陈独秀书信集》 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504页)
从陈独秀晚年的这类书信中，人们不仅可以瞥见当年”五四”理性精神的闪光，而且可以联想到整个人类文化中那种一脉相承的理性立场；朝前可推至马克思的批判理性，朝后可以展望乔治·奥维尔之于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理性批判。从马克思，到陈独秀，到奥维尔，不管是推出主义的，还是信仰主义坚守主义的，还是批判主义的，他们的理性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陈独秀的一生奋斗，到他晚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生命境界，目光如炬，坚如磐石，不怕威胁，不受诱惑，一如友人在给他的赠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侠骨，清尘，鸾凤，高翔。从革命中出局后的陈独秀，展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高尚品性。虽然从事业上说，陈独秀的辉煌在于”五四”和建党，但就生命状态而言，陈独秀的精彩在于晚年。生命的修为并不以事业的淡出为意，相反，在被历史遗弃的地方，展现了空前的壮观。或者说，革命的陈独秀在陈独秀的革命结束之后，获得了生命修为上的辉煌。陈独秀的这种生命景观堪与李叔同的出家相媲美。李叔同修的是律宗，陈独秀修的是理性。李叔同有佛门的大彻大悟，陈独秀有生命的火木通明。生命的火木通明，可谓陈独秀一生的写照。因为陈独秀一生的特征就在于：燃烧。
陈独秀是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一枚精神火炬，在陈独秀点亮的地方，历史展示了重构的希望；在陈独秀淡出的地方，历史诉说了沉沦的悲剧。然而，不管陈独秀之于历史带来了希望还是构成了悲剧，其自身的生命却始终以蓬勃旺盛的气势向上升腾。从早年的留日到辛亥时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从承办《安徽俗话报》到主编《新青年》，从北大的”五四”运动到上海的创建共产党，从党的领袖到党的弃子，从国民党的阶下囚到退隐江津的暮年，陈独秀的生命始终没有停止过燃烧。印度的一位现代圣贤曾援引赫拉克利特的话表达过生命的两种修炼方式，一种是水性的，听其自然，顺流而下；一种是火样的，刻苦努力，蒸蒸日上。老庄的方式和禅宗的方式是水性的，赫拉克利特倡导的方式是火样的。在中国晚近历史的传奇人物中，有两上典型的选择了火的燃烧方式来修炼自己的例子，一个是李叔同，自觉地有意识地成了弘一法师；一个则是陈独秀，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成了精神明灯。生命的这种火一般的燃烧方式不仅惊心动魄，而且气象宏伟。无论陈独秀立足于什么样的地位，最后都不足以显示他的伟大。比起《安徽俗话报》，《新青年》可谓声望卓著，但陈独秀本人比《新青年》更不负众望；北大算是个人杰地灵全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但结果还是装不下陈独秀的心胸；陈独秀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谓不壮大，不可谓不宏伟，但最终还是容不下陈独秀的高洁。至于后来的托派组织，或者蒋介石许诺的劳工部长之类，更不放在陈独秀的眼里。陈独秀如同鲲鹏一般，一展翅就是九万里。北大对他来说嫌小，他所创建的共产党的翅膀再硬也飞不到他那么高。他的名字标志着北大最为灿烂辉煌的时刻，他所标出的历史高度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袖都无以企及。如果说他和毛泽东构成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极端，那么在他的极端上呈现的是历史文化的高峰，在毛泽东的极端上呈现的是历史文化的低谷。不管共产党如何排挤他开除他，党的历史上就是抹不掉他留下的印记；文化大革命将所有的历史伟人都沉入海底，唯独陈独秀的名字照样刻在地平线上，而且还是所谓第一次党内路线斗争的首席代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晚近历史不管如何风云变幻，却始终是在陈独秀的身影下展开的。即便”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陈独秀的学生。陈独秀虽然一生历经坎坷，但他作为一枚精神火炬，其光焰却永世长存。正如李叔同圆寂后留下了许多舍利子一样，陈独秀在他身后留下了理性和光照，使辗转于专制制度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民众时刻不忘对科学和民主的向往。
陈独秀如此大功大德，令人联想起曾国藩。在中国晚近历史上，陈独秀的功德在价值上与曾国藩相近。曾国藩以无言的方式所开创的一切，陈独秀以他的言说作出了补充。这就好比中国传统字画，在曾国藩默默地画出来的图画上，陈独秀题上了文字的解说。这又好比现代社会的电影制作，曾国藩提供了无声的画面，陈独秀提供了准确的配音。就个人命运而言，两者的结局都具有同样的悲剧性，一个为清议所谋害，一个为主义所清洗。这种悲剧的另一种特征又体现于，在曾国藩是能做不能说，而在陈独秀则是能说不能做。曾国藩的事功是做得到而说不出，其事业远远走在他的话语前面。曾国藩修习的是宋明理学，但他所开创的却是现代社会，一部全新的中国历史。这在陈独秀刚好相反，他说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话语，开创了一个以”五四”白话文为话语形式的语言文化；但他所实践的却是一个不可能兑现的乌托邦。相比于陈独秀在言说上的巨大成功，他建党后的政治活动可谓步履蹒跚，而在实际成就上更是一败涂地。上帝仿佛指定了陈独秀的历史角色是新文化的发言人，而不是政治上的操作者。作为《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驾轻就熟；但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手忙脚乱。或许在中国这个国度里，政治和文化是不能两全的，孔子和秦始皇不能由同一个人扮演。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文化上可说一事无成，一如陈独秀作为一个新文化领袖，在政治上书生气十足。
从陈独秀上溯到曾国藩，人们可以看到历史在头脑层面上的延续。或者说，西方头脑文化从曾国藩到陈独秀历经了一个从无声到有声的纵向发展，使传统的天下从无声的社会演化到有声的社会。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从具体的技术引进开始，进化到康梁时代的思想引进，然后由孙中山引进革命，最后由陈独秀确立相应的话语体系。当然，陈独秀随之将这样的话语体系交付给了马克思主义，这不仅为”五四”
正如从陈独秀的理性精神可以上溯曾国藩标出的时代一样，从陈独秀的主义信仰所追寻的则是历史滑向毛泽东时代的踪迹。虽然陈独秀所信仰的主义同样来自头脑文化，但这个主义一旦诉诸实际的社会革命所产生的就不是理性的效应，而是欲望的崛起，从而将历史推入身体的叛乱。当年从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的启蒙运动发韧的法国大革命尚且成了一场身体的叛乱，更何况自妄图包罗万象的黑格尔哲学起源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更不待说，这种主义的革命后来又经过列宁更加雄心勃勃的改造，致使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全部狂妄变成了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极端专横。事实上，如果考察一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明显地带有法国大革命的狂热，带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暴虐。而且，这两种革命又具有这样的差异，法国大革命的狂热最终在拿破仑身上得以终结，而十月革命的暴虐在斯大林手中却刚刚开始。西方的头脑文化的基调虽然是理性的，但这种文化的批判理性传入中国时却是失控的。因为头脑并不等于理智，头脑没有内心作基础，很容易象身体一样失控，致疯。而且，相比于身体，不管欲望如何强烈灼人，但总是完整的；而头脑一旦失控，它会走向分裂，从而显示出种种精神病患者所有的症状。
共产主义的信徒百分之九十以上患有头脑分裂的精神病症状。这种症状在一些刚确立信仰的人那里通常体现为幻想症，如同吸毒者一样，仿佛脚不着地的轻飘飘地漫游于天地之间，不是眼花缭乱，便是沉溺于莫名的幸福之中，脸上带着白痴般的笑容。这种症状在一些历经坎坷的人那里，则体现为一种焦虑症：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将这些患者的心灵折磨得伤痕累累。与这种焦虑症相应，人可以变得极度分裂，有时显得十分狂妄，目中无人，仿佛已经得道，掌握了终极真理，掌握了客观规律，比如当年的王明之流，俨然成了《资本论》的化身形象。这样的分裂有时又显得极为自卑，满脑子劳工神圣，如郭沫若在诗中所表露的那样，看见工人农民就想跪下去吻他们的臭脚。这种自卑在思想改造的年代当然更加盛行，尤其经过毛泽东的诱导，中国知识分子都因为号称信仰共产主义而染上自虐的癖好，使劲地用体力劳动折磨自己，拼命地在日记中检讨自己，揭发他人，如此等等。
当然，作为一代思想文化的领袖，陈独秀虽然信奉上了这种主义，但他又能够很幸运地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健康。这是陈独秀高于许许多多共产党人的地方，既能信仰主义，又能坚持理性。毛泽东可以愚弄周恩来那样的共产党人，征服刘少奇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绝对不可能对陈独秀有所作为。陈独秀的不幸只是在于，当他把新的历史话语交付给主义以后，主义就以此为土壤开始茁壮成长起来，直至最后结出毛泽东那样的语言神话之果实。
陈独秀将历史话语主义化之后，他本人由于自己坚定的理性立场而不为主义所强暴，但主义一旦有了他所提供的历史话语就开始发酵起来，悄悄地酿成了一个语言神话。这个语言神话使陈独秀的历史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同时变质，一方面扬弃了陈独秀确立的”五四”启蒙立场，一方面背叛了马克思具有的批判理性精神。相对于陈独秀的科学和民主的原则，语言神话危言耸听地把革命的首要问题变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相对于陈独秀在政治上的和平议会立场，语言神话推出了湖南农民运动，从而在曾国藩起兵平定身体叛乱的地方，掀起了又一次历史性的身体叛乱。如果说白话文从胡适的倡导到陈独秀的发扬已经由改良变成了革命的话，那么从陈独秀的”五四”白话到毛泽东的毛语体系，以白话文为形式的历史话语则完成了向语言神话的过渡。毛泽东从话语形式上继承了”五四”，却在精神实质上逆转了”五四”的方向，把一场以科学和民主为宗旨的文化运动歪曲成”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由此，毛泽东分别从孙中山革命和陈独秀革命那里汲取了不同的内容，即从孙中山那里汲取了暴力方式和一统天下的指向，作为毛泽东革命的实际内容；从陈独秀那里汲取了”五四”白话文，作为毛泽东革命的话语躯壳；当然，还有继承陈独秀所创建的政党，作为毛泽东革命的本钱。必须承认，毛泽东是一个超级政治伟人，他的超人之处在于，他不仅接过了陈独秀的话语体系，而且习得了曾国藩的无言方式，从而知道什么情形该诉诸言说，什么情形该诉诸操作；知道什么是只说不做的，什么是只做不说的。毛泽东由此把陈独秀说过的重新说了一遍，把曾国藩做过的重新做了一遍。毋庸置疑，毛泽东说出的和做出的已经与陈独秀与曾国藩大相庭径了。
由此可见，陈独秀革命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悲剧特征在于，当他在完成了对曾国藩的补充之后，旋即为毛泽东铺平了道路；于是，中国晚近历史从头脑层面滑入身体层面；不是社会的组建，而是身体的叛乱，上升为历史的主要内容。
此章完稿于一九九五年元月廿九日深夜，严格说来，是卅日，农历的十二月卅，凌晨零点三十分(今天一口气写了一万多 字，创此著写作最高纪录，特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