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嘉宸投资控股:野田：的邻国观

野田：的邻国观

［卓南生］　(2012-01-04)   

　　四个多月前从菅直人手中接管民主党政权烂摊子，无时无刻不面临下台压力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2011年年终开展了密集的邻国外交。先是在12月17日至18日，迎来了韩国总统李明博的到访；接着是在25日至26日访问中国，这是自前年自民党麻生太郎首相访中、也是民主党政权诞生之后日本首相的首次北京之旅；之后的12月27日至29日，野田首相又风尘仆仆到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辛格（曼莫汉星），探讨加强海上的安保关系。

　　与日韩首脑会谈和日印首脑会谈相比较，穿插两者之间的野田北京之行，似乎有令人感到不太协调之处。主要原因是，尽管民主党政权第三任首相明知身陷经济困境的日本（借用一家日本报章社论的话，是“国家财政濒临破产”），不能漠视经济仍处高度成长期的中国，并在上台后迅速表明“在位期间不参拜靖国神社”，以免节外生枝，但不久之后就改弦易辙，露出其超级鹰派的脸孔。他不仅表明要进一步深化“日美军事同盟”的关系，也积极推行当年自民党麻生等鹰派首相想开展而未全面落实的“价值观外 交”。这既反映在野田高呼“忘战必危”和决定放宽“武器输出三原则”限制的言行中，也体现在东京积极插手南中国海问题及野田不顾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对，贸然宣布加入旨在制衡其对手北京的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问题上。

       拉拢首尔 出师不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野田访中前后的日韩首脑会谈与日印首脑会谈，确与其北京之旅大异其趣。因为，正如日本媒体透露一般，前两者的会晤，原本就是“价值观外交”的组成部分。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的如意算盘并不像野田的智囊们预想的那么顺利。被喻为保守派政治家、与野田有共同冷战思维的李明博总统一抵京都，不是和野田高唱其心仪的“民主、自由”进行曲，而是强调“历史问题”应该优先处理。在谈到树立于日本驻韩大使馆附近的慰安妇纪念碑的风波时，李明博不但不理会东京的尴尬处境，他还坚决表示：“如果日本不采取有诚意的措施，每当老太太（指前慰安妇）去世时，第二个、第三个象征前慰安妇的少女纪念碑将会紧跟着建立。如此一来，她们（对日本帝国）的恨是无法消除的。”

　　韩国总统这一强硬姿态，可以说出乎东京的意料之外，不少日本媒体便公开表示不能接受。要不是12月19日平壤宣布金正日逝世消息的夺人耳目和带来的巨大冲击，日韩之间的历史摩擦（特别是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谢罪与赔偿等问题）肯定成为日韩两国首脑间不得不面对与解决的尖锐难题。在谈“价值观外交”与“未来志向”之前，得先处理“历史问题”，无疑是青瓦台主人在韩国民意的强力支持下（或者说强大的压力之下）向东京发出的信号。　

       死盯利益 “友好”演出

　　正是在拉拢首尔出师不利、金正日逝世带来朝鲜半岛不稳因素的背景之下，野田走访了一个他内心里未必一定想去，但又不能不去访问的邻国——中国。

　　对于野田的访中，中日媒体都注意到这是前年9月撞船事件之后日本首相的首次北京之行，也深知今年是中日恢复邦交的40周年。可以这么说，双方若有诚意，两国大可借此良机掀起旧日“中日友好”的气氛和热潮。

　　但平心而论，直到今天为止，双方似乎都还欠缺这样的兴致与情趣。别说是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前夕日本官民渴望恢复邦交、热情洋溢之心声已不再充斥日本媒体、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熊猫热”与“茅台酒热”的情景也不再现，此刻要双方坐下来冷静、客观探讨双边的关系都不容易。两国领导人之会晤与交往，要么就是死盯住眼前的利益，要么就是流于高调的空谈。正如过去几年来的首脑会谈一般，日本主流媒体都将之定位为“友好”的演出。

　　就以这回野田的北京行来说，从日本媒体透露的消息，不难知道他所要争取的具体利益有二。其一是希望中方进一步放宽福岛核辐射事件后对日本食品进口的限制；其二是希望北京早日与东京恢复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问题的谈判。前者牵涉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北京当然不会轻易作具体的承诺，后者则涉及领土主权的敏感问题，北京领导人也仅以“2008年之共识不变”回应而未正面答复。

　　为此，两国这回只能在中方愿意租出两头熊猫慰藉日本仙台灾区灾民、两国建立海上危机管理体制及加强文化交流与人际交往等方面大唱赞歌。至于敏感的领土问题、历史问题和军备问题等都避而不谈。

　　针对两国首脑上述避重就轻的做法，日本媒体颇有微言。《东京新闻》的社论就以《日中首脑会谈／应建立更能直率对话的关系》为题，写道：

　　“也许是因为长期以来两国的冷漠关系，彼此在有关金正日总书记死后的朝鲜半岛问题及东海资源开发合作等与安全保障相关问题的对话上，给人强烈的感受是仅停留于官样文章式的看法。”

        如何扮演“日中交流之子”？

　　不少日本媒体还同时指出，中国媒体这回在处理野田到访的消息时，只停留于报道而尽量减少评论，以免刺激国民的感情。

　　在野田的访中期间，两国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双方领导人就金正日逝世后的朝鲜半岛交换看法及表达对朝鲜半岛和平的关心。除此之外，就是日方有意以人民币结算相当于100亿美元的中国国债（有关具体详情，还有待双方进一步磋商）。

　　也许是为了削弱和改变中国人眼中“鹰派中鹰派首相”的形象，野田佳彦曾自称是“日中交流之子”。因为，他和前首相菅直人一样，是1984年胡耀邦时代应邀到中国交流的3000名日本青年的一份子。对于野田的这一标榜，此间不少评论家都表示还有待观察，不愿置评。

　　倒是日本时事通讯社在野田结束北京之旅的当晚，对行将于第二天至29日首相的访印行程，有如下的报道：

　　“（12月）28日首相将与辛格（曼莫汉星）总理会谈，就明年日印建交60周年，强化两国在经济、安全保障等分野合作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正如日本其他主流媒体在解读有关动向时不忘向日本读者交代一般，该通讯社还画龙点睛地写道：“加深与有共同价值观的印度的关系，目的在于从军事与经济两方面牵制正在抬头的中国。”

　　“自卫官之子”的日本首相野田，能否演好“日中交流之子”的角色？这个谜底，其实在他离开新德里当天（认真而言，应该说是早在他访华之前），就已见分晓。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龍谷大学名誉教授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