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星光面试都能过吗:揭秘：周恩来亲赴印度　三劝达赖回国

   1955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共度藏历年。

　　出发前，他犹豫不决
　　过了乃堆拉山口，他感觉自己彻底成了一根墙头草，被喜马拉雅以西的复杂气流搞得摇摆不定，甚至晕头转向。
　　对于这次行程，从接到锡金王子转达的印度政府邀请那一刻起，他本人就犹豫不决。佛祖升天2500年，作为信徒和藏传佛教精神领袖之一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他没有任何理由不亲往参加印度举行的这次盛大纪念活动。赶赴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陈毅副总理也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达赖喇嘛是西藏一位宗教领袖，也是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让他明年去印度。”与此同时，中央向西藏工委作出这样的明确指示：对达赖、班禅不派任何人陪同，听其来去自由，出国后的一切活动由他们自己掌握处理。
　　既然达赖能完全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动，他又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再三犹疑不决？很显然，让他举棋不定的原因不在东方，而在西方。那些长期活跃在印度，尤其是噶伦堡的“藏独”分子，早已将目光锁定在达赖这面西藏政教领袖的旗帜上，他这次到印度对他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1956年11月6日，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从北京带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建议对达赖赴印度全由其自行决定，自由来去，并劝告他坐飞机、不要经过噶伦堡，以确保安全。达赖对此不置可否。
　　11月17日，中央电示：达赖、班禅和他们的主要官员在国境内的旅程，要尽一切力量做好沿途各项工作，保证他们的安全。外交部同时指示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注意印度接待礼遇，对达赖、班禅不应有高低的区别，以免引起西藏赴印人员内部失和。
　　对如此周到细致的安排，达赖似乎不怎么领情。11月20日，他率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饶杰等52名僧俗官员和40多名仆从乘汽车从拉萨启程，到日喀则与班禅会合后，于22日经亚东出境。

　　回国？还是叛逃？！
　　对于达赖等人的这次出行和两年后的叛逃，毛泽东在11月15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已有了精辟预见：“佛菩萨死了两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 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
　　凡事从坏的方面着想，似乎更容易想到本质上。11月25日，达赖一行在新德里拜会尼赫鲁总理后，就被“藏独”分子的口水淹没了。旅居印度的嘉乐顿珠，专程从美国赶来的当采活佛，长期在噶伦堡鼓捣“西藏幸福事业会”的夏格巴，新近从西藏逃到印度的鲁康娃、阿乐群则等等，一个不落，一拥而上，七嘴八舌，轮翻上阵。
　　回国？还是叛逃？！对这群试图控制达赖喇嘛的流亡者来说，迅速成为争论焦点；对达赖本人，则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与此同时，西藏境内的叛乱分子正在策划一个惊天阴谋，藏军6个团的如本（营长）、甲本（连长）集体盟誓：誓死保卫西藏的各种制度，保卫神圣的宗教，反对在西藏进行任何改革。西藏部分地区的形势一度紧张。
　　生性摇摆不定的达赖，又一次陷入迷茫，难以自拔。

　  与周恩来3次谈话，让他别无选择
　　11月28日，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飞抵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在与尼赫鲁总理会谈之后，彻底打消了印度政治上支持“藏独”的念头。第二天，周恩来召见了达赖。
　　对此，达赖没什么思想准备，仍然是一脸茫然地面对。
　　“西藏地区的改革，都要得到你们的同意，毛主席这次要我转达你。照毛主席看，现在肯定不谈改革，在大家都没有安置好以前不改。而先将自治区成立起来，培养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将西藏的贫困情况予以改变，使大家的生活先好过起来，这点中央一定帮助，而且也帮得起。我们目前不做的事就不谈，免得极少数的人有借口搞乱子。”周恩来显然看透了他心中七上八下的“小九九”。
　　这次谈话，让达赖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内心矛盾到不知如何作出反应。
　　周恩来对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满意。12月30日，周恩来第二次同达赖谈话：“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不谈改革，6年之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话，仍然由你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达赖总算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清了周恩来说的什么。
　　“你是有主见的人，不要听信你两个哥哥和夏格巴那些人鼓吹什么西藏独立。”周恩来接着晓以利害，“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名望，受到别人的尊重，完全是西藏人民赋予你的。你如果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在国内，你在国外，人民不会支持你搞独立，离开人民就将丧失一切。”
　　达赖的眼前亮了一亮，终于开口说：“的确，跟我的这些人有些思想混乱。主要是接触了许多原来在印度的西藏人，他们只说坏的，不说好的，让这些随行官员的思想被扰乱了。”
　　“你能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很好。”周恩来脸上浮现一丝淡然的微笑。“现在佛事活动已经结束了，你还是早点回西藏好。拉萨有些人就是想利用你不在的机会搞乱子，让你陷入困境，回去也不好处理。毛主席希望你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去，对你不利。班禅已决定不去噶伦堡。”嗣后，周恩来特意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宴请了达赖与他的母亲、姐姐和两个哥哥，以及噶伦索康、阿沛等人，对他们耐心解释了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
　　访问巴基斯坦返回时路经新德里，周恩来第三次找达赖谈话，告诉他，印度政府已承诺不容许到印度的中国西藏人从事政治颠覆和危害中国主权的活动，而且会密切注意特务分子在噶伦堡的活动。

当天，周恩来还会见了嘉乐顿珠、当采活佛和其他几个随行官员，严厉地批评了达赖的两个哥哥背叛祖国、搞“西藏独立”的错误，责令他们悬崖勒马，不要再做损害达赖和西藏人民的事。他再次对这群思想混乱的人晓以利害，“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
　　最后，周恩来明确指出：“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等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西藏）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搞独立也搞不成。”
　　这一天是1957年元旦。

　　一拖再拖的归程
　　经过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加上随行官员中阿沛等人的推动，达赖最终决定离开印度回到西藏。但他仍然将行程一拖再拖，显得犹豫不决。
　　在加尔各达参观时，夏格巴等人曾一度用汽车将达赖挟持到美国总领事馆。由于印度方面的干预，阴谋未能得逞。1957年1月22日，达赖由加尔各达抵达噶伦堡，在这个每天上演谍战闹剧和政治阴谋的是非之地逗留了20多天，2月15日才回到亚东，4月1日才回到布达拉宫。而班禅和阿沛已早于1月底就乘飞机回到了拉萨。
　　尽管达赖事后也承认，“这次出国访问，在印度的藏族官员和一些随从人员思想上有些混乱，也影响了我的思想。绕过了许多暗礁，最后总算是回拉萨来了。”但他摇摆不定，缺乏主见，拿不定主意的个性却不可能再改变。这最终将他送上了叛逃的不归路。

　　达赖叛逃线路图
　　1959年初，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活动。3月10日后，局势日趋恶化，叛乱集团开始积极准备出逃，噶伦柳霞等从布达拉宫金库中取出大量印度卢比及金砖金币，征集骡马、鞍具，并向罗布林卡集结。
 　3月17日夜，达赖和索康、柳霞等600余人，从罗布林卡附近南渡拉萨河逃往山南，沿途要地都有叛乱武装警戒接应。
　　3月29日，　叛乱集团逃至山南地区隆子县，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决定以隆子为临时首府，企图以雅鲁藏布江为屏障，以印度为后盾，赢得国际支持，进行长期的叛乱活动，谋取“西藏独立”。
　　3月31日，平息了拉萨叛乱的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击溃山南的“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达赖集团只得率众越过“麦克马洪线”，逃抵印占区。
　　4月18日，达赖到达印度提斯浦尔，当日即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达赖喇嘛的声明”，标明他本人走上了分裂国家的“藏独”之路。
　　1960年初，达赖在穆索里正式成立“流亡政府”，组成了流亡噶厦及其下属机构。不久，达赖将流亡大本营迁到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康拉县达兰萨拉镇。这里一直成为达赖流亡集团的大本营。
　　1960年9月，流亡集团在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宣告成立“岗钦吉雄”即“大雪国政府”，也就是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同时宣布达赖喇嘛为“国家首脑”。这次大会标志着“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成立。
　　1964年12月17日，国务院第151次会议，作出《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根据西藏地方人民的要求，撤销达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