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网七年级: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古老中国：王朝的崩溃-不存在的共和政体

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1)

　　 袁世凯的总统制（1912～1916）

　　 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了临时大总统职务，但却马上食言，拒绝把南京作为首都，而待在他的权力基地北京。8月10日，国民议会举行选举，可是选举权却与个人所受教育的程度以及财产拥有情况相挂钩。这种选举所产生的只能是一个绅士议会，普通国民几乎无法参与这个新民主政体。孙中山的同盟会因此与其他几个团体联合组织了普通国民的党派，即国民党，而且该党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而此刻的袁世凯就像当年背叛清朝一样，又背叛了共和。1913年7月，南方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起义，很快就被镇压。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参与起义的罪名取缔了国民党，并把所有国民党议员从议会赶了出去。1915年，当他试图把事实上的皇帝统治变成世袭帝制、建立新朝代时，他在军队中的许多追随者以及绅士们纷纷离他而去。在各省的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美梦。1916年6月6日，他因急病突然去世。

　　 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8）

　　 随着袁世凯的去世，中国陷入了混乱，一个持续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开始了。中国被那些手握军权的将领们分割成了许多势力范围，拥有自己势力范围的大大小小的将领，或者按照英文称作军阀的就有100余人。他们有的控制着一两个地区，有的控制着一个省，而势力强大的则控制着两个甚至三个省。在北京尽管还有一个国家政府，尽管外国政府也认可这个政府，可是所控制的也就仅仅在北京军阀炮火所能威慑的范围内。

　　 军阀混战，小到磨擦，大到大规模血战，总是不断发生。据历史学家统计，在1916到1928年间共发生140次战争。据一位把小型战争也计算在内的历史学家介绍，仅四川一省在这段时期就发生了400余次内战。除了一些大型内战涉及到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外，其余的绝大部分也只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或者保护自己的控制区。有些军阀在自己势力范围区实施一定程度上的秩序管理，甚至进行改革，包括教育改革。而许多军阀却蹂躏民众，对百姓巧取豪夺，以补充军队的给养、维持战争，与此同时，军阀及其追随者们还中饱私囊。他们大肆掠夺农民的牲畜、粮食，而败军逃亡时更像强盗一般，所到之处鸡犬不留。中国所面临的状况与格里默斯豪森的简单主义笔法下所描述的30年战争时的德国情景相似。在军阀混战时期，总体说来，中国人生活在暴力、苛捐杂税以及洗劫的罪恶深渊之中42。

　　 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所提出的共和根本就没有实现。像以前所有王朝覆灭所经历的一样，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国又进入另一个充满暴力和混乱的时期。也像清朝被推翻时的情景那样，要求结束中国的分裂状态。

　　 竞争中的两党、两军（1921～1949）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共产支部在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相继建立之后，1921年7月12名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开会，以便在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下把中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出席会议的这12名代表肩负着50名党员的重托，28岁的毛泽东是代表之一。共产国际的代表给这个新党设立了一个列宁主义组织结构，党的决定大权集中于最高层的一个政治局，尤其集中在党的主席。当时在法国、德国等国也诞生了共产党支部，隶属于巴黎支部的有周恩来和邓小平。

　　 国民党的新组织

　　 1922年8月，苏联代表与孙中山取得联系，表示愿意给他提供经济和组织上的帮助。孙中山对西方列强失望，而且正面临着被广东军阀赶出广东，处于特别需要帮助的境地。他接受了莫斯科的建议，与他们合作。1923年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按照列宁的原则重新改组了他的国民党。也像中国共产党组织中那样，决定的权力集中于一个很小的高层圈内，也就是常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最后由党主席控制。

　　 自1912年1月宣布共和以来的痛苦教训使孙中山明白，党需要一支军队。在此方面，苏联也从经济、组织和武器上予以援助。在珠江中距离广州20公里的一个岛上，孙中山于1924年5月亲自举行了黄埔军校的开学仪式，他把年仅37岁的蒋介石（1887～1975）任命为校长。蒋是1907年送往东京军事学院去培养的青年军官，也是在那时，蒋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埔军校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专业的军事人才，而同时还要给他们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从而要为党培养一支富有军事和政治头脑的军官队伍。黄埔军校的学生在1925年初，也就是在反击广东军阀的进攻、保卫广东的战斗中，显示出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且他们以此战使国民党终于控制了整个广东省。这些由黄埔军校所培养出来的优秀军官们，在后来的抢夺权力的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4年1月，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党的新机构诞生，揭开了与苏联合作的新的一页。党的纲领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准，并要求进行三大革命，即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

　　 民族革命置于第一位。现在，在推翻了清政府以后，它又增添了两个新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而第二个目标最初这样表述为：打倒帝国主义，这完全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定义的。在党纲中，明确地把中国定义为“外国列强的殖民地”。党的任务就是，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拯救出来，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所有的外国特权。

　　 孙中山在他的理论著作《建国大纲》（1921年）中，把民主革命的实现划分为三个阶段：军事政府时期，训导政府时期以及宪法政府时期。在第一二两个阶段，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由此就可以看出，孙中山所考虑的绝非是西方式的多元制民主，而是在传统儒家框架下的一党统治，这种统治是为人民的，但绝非是通过人民来管理的统治。毋容置疑，党纲也就是这么考虑的。它把党作为高于国家和社会的先锋。而且只要涉及到民主政体的建设，所有的解释都大同小异，即“背叛民族的人，就既不可能承认民主，也不可能承认人权”。

　　 孙中山的第三个革命，即社会革命，作为党纲的内容，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类似。

　　 就这样，两个在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对立的党派产生了。而形成两党根本区别的因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追随者构成：中国共产党以工人和贫苦农民为基础，而国民党则建立在农村绅士、新产生的商人绅士以及军官的基础上。从而，两党追随者的兴趣也无法调和。两党的领导们很快的就引发了生与死的战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1927）

　　 尽管如此，两党在苏联的推动下，开始在反军阀和反帝方面形成了统一战线。1920年，列宁在第三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建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应该与本国的小资产阶级党派联合起来。当革命在西方世界失败之后，他觉得要从根基上铲除资本主义，首先要先铲除殖民地。共产国际代表按照列宁的策略，强迫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其共产党员身份仍然保持。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希望，共产党能渗透到国民党中去，并且最终能够控制它。共产党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1925年发展到不足1500名党员。可是国民党在1923年已经有5万党员。

　　 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孙中山想马上把多年来一直计划的北伐统一中国的战略付之于实施。1924年11月，他借助于北方军阀混战，尝试着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他只身前往北京，可是病倒在港口城市天津，经查是肝癌。尽管他在病床上仍然进行商谈，可是统一的尝试未能成功。同年12月份，一辆特别列车把病魔缠身的他送到北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2)

　　 死后的孙中山成了传奇人物。蒋介石的共和国在南京的紫金山修建了一座宏大的陵墓，并且把孙中山尊称为“国父”。随后在台湾，蒋介石又把孙中山半神话地予以祭祀。北京的共产党政府把孙中山作为一名“革命先驱”予以纪念。台湾在实施农业改革时，面对美国的压力，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为自己的依据。在5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就特别强调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的去世无疑也带走了一些力量，尤其是带走了凝聚国民党内部左、右两翼的力量，以及与共产党持续合作的控制力。围绕着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到了白炽化的程度，最后蒋介石获胜执掌了国民党。初时，由于北伐使得这种分裂不太明显。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从广州出发北上。这是一次极为勇敢的行动。这支由10万余人组成的队伍中，有6000多黄埔军校的学生，这支队伍要攻打的是超过100万人的北洋军阀。通过闪电式的战役，甚至可以说是浴血奋战，国民革命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占领了中国东部、南部，直到长江的整个地区。9月攻克武汉，11月占领南昌，12月夺取了福州，1927年3月又夺取了上海和南京。

　　 在那振奋人心的第一场战役胜利之后，联盟内部的矛盾终于爆发了。随着国民革命军越来越近的消息，上海工人通过起义控制了这个城市除租界地之外的所有地区，并且给蒋介石的部队打开了城门。3月29日，刘少奇这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革命政府。与此同时，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控制了其他的一些城市；在农村，共产党也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国民革命军的西路纵队，也就是占领了武汉的那支革命军，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左派构成。包括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自身，高层领导人也属于国民党的左派与共产党人一起联合起来的。蒋介石对此比较担心，他怕共产党抢了领导权。故此他采取了闪电式的血腥武力行动。在获得西方列强默许的情况下，他在上海采取了行动，1927年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使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被镇压下去。在这场残酷的屠杀中，与蒋介石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上海黑社会组织“青帮”也没少出力。据共产党的统计资料，当时有五千余人丧生。上海的这场突发行动向蒋介石所执掌的所有地区发出了信号，一场镇压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的活动开始了。工人运动在这场打击下进入低潮。

　　 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罢免蒋介石的总指挥，但蒋根本不理这一套，毅然把南京作为与之抗衡的首都。结果，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翼很快就动摇了。分裂已经开始，尤其是在共产党的南昌起义以后，武汉政府把共产党人从他们的权力范围内赶出去。国民党的右翼获得了胜利，蒋介石成为政治领导人。他开始了又一次北伐，1928年7月8日，他进入北京。在一片夺得政权的喜悦庆典中，蒋介石向孙中山的亡灵报告说，他统一中国的梦想得以实现。

　　 经过17年的无政府状态和无休止的混战，和平与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又恢复了。蒋介石政府在南京从其接受政府管理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

　　 江西苏维埃和长征（1928～1936）

　　 在与国民党的联合悲惨、壮烈地结束后，共产党于1927年4月转入地下。党分成了两个联盟体：上海党的领导把北伐军中的左翼将士组织成“红军”，并借助于他们的帮助，在南部许多大城市举行起义。起义一次接一次的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每次失败后都有共产党领导人被砍头。党被鲜血染红。在1927到1937年间，估计有一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它的追随者们丧生。毛这位主张把重点放到农民运动上的共产党人，早在1927年3月就给中央领导写了一份有关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43他在这份报告中证明说，中国革命只有以占人口80%的农民为基础，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农民有4亿，而工人只有300万。可是，党的领导人却以毛的策略与马列主义理论不一致，而驳回了他的建议。并且强调说，农民的本质属于小市民、保守，他们只对自己那一小片土地感兴趣；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本质。农民只能作为联盟的对象，而不能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

　　 毛不理会莫斯科和上海党的领导人所确定的路线，与几个共产党领导人一起依然走着自己的路，继续发动农民。1927年8月，毛按照党的指示在湖南的省府长沙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500名起义幸存者，他们转移到位于湖南和江西省交界处的井岗山，在那里，与两个秘密农民组织一起共同建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此后，南昌起义的幸存者也辗转投奔到他这里来，其中包括后来中共的著名将军朱德、陈毅和林彪。1928年7月，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13日）的幸存者也先后投奔毛的根据地，其中还有后来的著名将军彭德怀。

　　 很快，井岗山作为根据地就显得太小了，另外它也经常受到政府军的侵扰。于是毛把根据地迁往江西省的南部，把瑞金作为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并于1930年8月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红军”。也像苏联军队一样，红军实施双层领导：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到1932年，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到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450万人口。红军当时达到2.5万人，而且背后有大量的民兵作后盾。

　　 蒋介石对江西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每次毛泽东和朱德都是以重创政府军而击退了进攻。他们把政府军引入山林深处，而游击队就在那里消灭他们。毛后来有关游击战所写的文章，属于20世纪最重要的军事论述，并且对后来世界上的游击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击战术之所以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支持红军的部队，而他们“在人民群众之中就像鱼儿在水中”。人民群众支持游击队，不仅不出卖他们，而且还向他们通报敌军的动态。政府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抱怨说：“我们盲人瞎马的打仗，可是共产党的军队却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农民的信任是毛通过红军长期、持续不懈的守纪和帮助群众的行为，以及合时宜的土地改革赢得的。他的土地改革就是解放贫雇农、改善农民生存状况，而不是通过极端行为把富农和地主搞成十恶不赦的敌人，也避免采取影响农业生产的作法。

　　 1933年初，在上海的局势发展到实在待不下去的情况下，党的中央领导们也辗转投奔毛的瑞金根据地，但是他们同时采取行动，解除了非正统的毛泽东的权力。同年10月，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他动用了70万兵力，而且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政府军这次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他们包围了江西苏维埃区，并且修建工事，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一点一点地缩小包围圈，同时对占领区实施纵横交错的防御策略，这就使红军陷入了无望的境地。故此，红军决定冲出包围圈。1934年10月15日，8.5万名士兵、1.5万名家属以及35名高级干部的夫人开始了长征。绝大部分的妇女和儿童，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孩子，以及伤病员只得留下。红军冲出政府军的封锁线，向西撤退，随后杀向中国南部，然后回身向北，以便奔向远在北部的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一路翻过高山，越渡过湍急的河流，走过漫无人烟的草地。长征队伍不断受到政府军和地方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一年的艰辛长征，8000名筋疲力竭、面黄肌瘦的幸存者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成了中国革命的史诗，其意义有些像犹太教中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样。它把“长征的将军们”浇铸成了一体，并且造就了在胜利后执掌中国的领导层。长征途中，毛泽东登上了领导的宝座，同时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朱德三人的保持终生的领导同盟。延安这座位于黄河之滨、中国文化摇篮的农村城市，从而成了新的红色之都和革命圣地。在长期采访毛泽东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之后，美国记者斯诺以虔诚的赞美之声记述了这次长征和延安的简朴生活。他的书以《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为题于1938年出版，深得读者所推崇。

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3)

　　 1935年时，蒋介石也许就已经把自己看作为胜利者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城市已经被根绝，在农村也就只有一点儿。所谓一点儿就是说，只剩下了星星之火。江西的根据地已经被铲除，残留的红军被驱赶到了北部的贫瘠山区。政府军还在准备着在短期内消灭最后的共产主义根据地，尤其是灭掉延安。

　　 所有这些计划却被突如其来的发展所打断。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愈演愈烈。1931到1932年间，日本占领了满洲；1934年建立帝制的所谓的“满洲国”，并且把1912年废除的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作为傀儡扶上了皇位。日本下一步的政治目标就是，把整个中国北部拿下，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对日本的仇恨以及军民的抗日呼声达到了极点。尽管形势如此，蒋介石却还要继续他既定的方针，即先安内，也就是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从民族意识上组织抗日。1936年12月，他前往西安，计划与北方军就进攻延安进行商谈。可是北方军却扣留了他，逼他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使得蒋介石在短时间内投入了抗日战争。

　　 南京政府的经济报表（1928～1937）

　　 借助于北伐的巨大胜利以及中国的重新统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许可以转入国家的重建和现代化中去。当然，说到建设，形势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当严峻的。在国内，他们认为要结束共产党的持续反抗，而国外还要应对日本不断升级的侵略。同时，清朝末期150年来以及共和国第一年所造成的巨额债务犹如泰山压顶。由于历次战争赔款所借的外国贷款每年支付的本息一项就占国家财政的37%，军费开支还需要40%，因而对社会保障和经济建设的资金就捉襟见肘了。在此情况下，这个政府无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国家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蒋介石也只是统一了一部分军阀，对许多军阀他们还得采取妥协、商量的办法，也就是说，承认他的中央政府那些军阀是有前提的，即他们对中央政府有很大的独立性。而政府起初真正控制的也就是江苏、浙江两省。

　　 农村的社会革命在犹豫不决的尝试之后就停滞了。其失败之原因就在于他能波及到南京政府大员们、农村的绅士阶层、城市的商人阶层以及军人阶层的利益，他们占有着国家的土地、山林，控制着贸易和钱庄。可是贫苦的农民却强烈要求改革。在军阀混战时期，他们备受蹂躏与剥削。清代的人口爆炸以及砍伐山林所引起的荒山面积急剧扩大，还有在河流涨水时作为蓄水处的湖泊的干涸，导致了农业的恶性循环。旱、涝灾害连年发生。

　　 地主们不顾农民疾苦，变本加厉地剥削。正是由于这些绅士们的家人在皇帝时代属于上层人士，故此他们在村镇担负着重要角色，他们靠地租生活，成了纯粹的寄生虫。他们不再顾及儒家的道德规范，也不理睬儒家的形象影响，而以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式的精神对农民和佃户进行穷无止境的盘剥。长江以南的情况尤为恶劣。在江南，佃户和农村短工达到60%～90%。据农会统计，佃户不仅要拿出收成的四到六成去支付地租，还得额外再拿出一部分去为地主支付农业税。在此就显示出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它们没有办法改变农村的这种日益恶化的状态，这就埋下了它们必然垮台的种子。每次改革的延误和失败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有助于他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反对政府的农民起义。

　　 孙中山社会革命纲领中所设想的控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在蒋介石领导下却发展成了一副令人厌恶的讽刺漫画。政府是控制着资本家，但不是为了限制其对工人的剥削，而是为了充实他们个人的腰包。一个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扼杀了企业家的自豪感，甚或走得更远：政府和军队敲榨富有的商人，对于那些不太情愿者，他们就指使青帮的杀手们实施绑架，甚至谋杀。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建立宪政的思想与社会革命思想的命运别无异样，因为南京政府发展成为蒋介石的一人军事独裁。孙中山“训政”阶段所设想的借助于反对派对政府施加压力、监督政府的方针被完全废除。新闻检查不仅用以对付共产党的宣传，而且更多的是用以对付民主、自由作家对政府的批评。在此状态下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为什么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国民党而转向左翼。最后，几乎没有哪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不是同情共产党的。鲁迅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1930年以后明确表示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立场。

　　 南京政府更多地把“保持稳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就是通过秘密警察以及青帮铲除反对派。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他试图以此重新唤起儒家的伦理道德延续两千年帝制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并且以它来维持现在的社会结构，规范国民的行为。正是因此，他强烈地反对“五四”运动，并绝对禁止有关它的一切活动。此刻，蒋介石所要做的就是，把一种失去了力量的伦理道德服务于自己的需要。这种“新生活”运动也包含了一些从欧洲法西斯运动传染进来的内容。他们要“使全国国民生活军事化”，并教育市民要“忍受贫苦，时刻准备着为国家而献身”。“兰衣社”这个精英组织更类似于欧洲的纳粹，他们是新生活运动的急先锋，而且宣布效忠于蒋个人。

　　 显而易见，作为党的使命的那场革命已经失败了。蒋介石自1932年以来只是为自己谋利益。南京政府辩解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府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也就是蒋介石从上台第一天就面临的问题，去进行一场民主和社会革命。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也只是在一点上是对的。这种歪理也说明了，国民党上层何以在胜利后即刻腐败并抛弃了其革命使命。这位与亿万富翁之女结婚的蒋介石，尽管其个人保持一种基督教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并不想对自己圈子里所蔓延的收受贿赂进行限制。从而使贿赂之风蔓延到军队、党以及整个国家管理机器之中。政府要员、政治家以及官员们从事经商活动，而企业家和商人则兼任国家官员。他们把国家和个人混合在一起，以便利用国家专权、机构、发展资金以及经济计划，充实自己的腰包。由此形成了一种体制，共产党人把它斥责为“官僚资本主义”。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蒋所关心的更多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的统治阶层范围内的利益。为了保持这个体系的“稳定”，蒋介石雇佣了两千名青帮会员作特务，有人估计青帮会员多达10万。这些人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会领袖，压制工人罢工，对那些面对敲榨不愿痛快交钱的商人实施恐怖，并且谋杀那些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南京政府的这些腐败宣告了自己的垮台。日本入侵只是加速了这个垮台的进程，但是垮台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