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贾跃亭还债: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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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毛泽东之所以选定粟裕指挥台湾战役，是与粟裕在解放战争期间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分不开的。在解放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粟裕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负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战场上粟裕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指挥员，可以说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了。
正当中共忙于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攻打台湾之际，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军队介入了台湾海峡。中共决定暂停台湾战役。
1949年，蒋介石的处境十分不妙。他只觉得自己处身于狂风暴雨中的一只小船上，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对此，他的儿子蒋经国曾作过如下描述：
“民国38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父亲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旌荡；存续沦亡，决于俄顷。我们身历其境，当时也懵懵惚惚，不知不觉，恍如浮光掠影，随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忆起来，闭目沉思，始觉得当时国脉民命系于一发，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进入1950年，蒋介石原指望命运会出现一些转机，可是事态仍令人失望。退台之初的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到处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气氛。身为党政要员的张道藩后来描述从广州逃台后的心情时说：“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性命。希望能有一两个月的安定静养，使精神身体略为恢复或还能再鼓起勇气，为党国作最后的奋斗。如果老是这么拖下去，我真有自杀的可能。”
一部分国民党要员对“坚守”台岛失去信心，纷纷竞相逃往海外，“自己放逐自己”。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弃他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经营房地产。在国民党位居第二、曾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到了美国以后，便称病不归了。政学系重要人员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未敢随蒋赴台，而是滞留香港，以待时局变化，再做进一步打算。非嫡系的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龙云等害怕去台凶多吉少，故而举家迁港。更有许多要员逃得无影无踪。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此时的国民党，真可谓树倒猢狲散。
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的军事危机。国民党残兵败将自大陆撤至台湾、海南、金门、大陆、舟山诸岛约60万人，尽管人数不少，但都是些没有多少战斗力的乌合之众。《陈诚传》的作者认为：“由大陆撤来的军队，不但不能增加防御力量，甚至还有内部的危机。”蒋介石也哀叹道：“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
这些未经整补训练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抵抗人民解政军对台岛的凌厉攻势。许多军事机构官多兵少，或有官无兵。更有甚者，官兵成分极端复杂，在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台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正规野战师团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挥的海上军队仅有3．5万人，舰艇也不过50多艘，且缺乏维修零件。空军方面为蒋介石嫡系周至柔所控制，约有官兵8．5万人，各型飞机400架，实际能作战的飞机仅占总数的一半左右，但汽油储存量也只够用2个月。
上述海、陆、空三军的兵力，分散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装备训练欠佳，供给也十分困难。而此时的人民解放军在占领了大部分大陆之后，集结重兵，随时准备渡海作战。
“外交”方面，蒋介石的处境更加艰难，可以说已到孤立无援的绝境。
世界一般舆论认为，蒋介石集团在台湾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乃至蒋介石最重要的外交盟友美国，也准备对蒋介石采取抛弃政策。
南京政府垮台之后，白宫数度集会，讨论对华新政策。当时白宫会议分为三派意见：
一派以塔兰托·诺兰等人为代表的共和党反对派，力主出兵武力保台。
1949年12月，史密斯同诺兰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在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
另一派以美国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核心，反对武力保台。他们认为台湾的确有很重要的战略价植，失去台湾，菲律宾和日本都将受到威胁。
但美国防守的重点在欧洲，如果将台湾与冰岛相比，显然后者更为重要。战后美国总兵力因复员已减至不足120万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出兵保台实属力不从心，也不足取。他们建议派几艘军舰停泊在台湾港口表示姿态，或给国民党少量的军事援助，以保持台湾的地位。
第三派意见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他认为国民党政权无可救药，主张不再给蒋介石以支持。艾奇逊告诉军方，应当承认共产党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由于他自身腐败无能。他认为援助蒋介石国民党丝毫不能挽救它的灭亡，反而会促使中国仇美亲苏，有损于美国的利益。
在防务上，美国已不那么真正需要台湾了。他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眼光要放远一点，要记取苏联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22年才恢复对中国影响的教训。
三派意见争论不休，各不相让。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表现出举棋不定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在外交上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给予少量的军事经济援助以巩固台湾；一方面，又故意同蒋介石拉开距离，表示要从中国内战中摆脱出去，并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外交接触。
早在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并同中国共产党方面进行试探性接触。这时中共也希望司徒雷登能访问北平，并表示如美国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中美之间可以建交。然而，美国却提出建交的主要条件是新中国“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即承认旧中国的卖国条约并继承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共拒绝。双方的试探性接触无果而终。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美国政府为防止新中国倒向苏联，又表示了一些“不干涉”台湾的姿态。
美国政府抛弃台湾的宣言，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美国还宣布自台撤侨。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后来回忆说：“政府迁台之初，美国只有一个总领事馆在台北。”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而且，美国官员抵台后总是坐在他们的旅行箱上，等候随时撤退的命令。看来，杜鲁门是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在美国对台政策影响下，英国率先正式与国民党政权绝交，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此举影响了许多中小国家的对台立场。《蒋总统的一生》的作者吴一舟哀叹：“所有外国使馆人员及侨民均已离开台湾，认为台湾沦陷的命运，已无可挽救。”
到了1950年5、6月份，国民党台湾当局更为惊恐。江南在《蒋经国传》一书中曾这佯写道：“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1950年的台湾6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
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
自海南岛、舟山群岛失守以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许多人对“坚守”台湾没有信心。一些国民党要员试探着提出到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
这时的蒋介石为了防守台湾，可以说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其中包括求助于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蒋介石特别派遣他在日本军校的同学张群赴日招募从中国被遣返的旧日本军人到台湾当“志愿兵”。蒋介石此举实在有失中华民族的体统。不过蒋介石的这一企图因日本刚刚战败，百业萧条，广大人民包括旧军人在内都极度厌战，愿意应募者寥寥无几。
之后，蒋介石又企图纠集南朝鲜、菲律宾政府一起组织“亚洲反共联盟”，结果因美不赞成，这一计划又告泡汤。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无奈只好求助于美国“老友”，尽管美国已多次公开表示不支持他。为了讨得美的回心转意，
在台岛，蒋介石大搞“哀兵战术”。
“我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
台湾的“中央党部”于此时举行“宣誓式”，宣布：“宣誓效死确保台湾。”从美国飞回不久的宋美龄也亲自出马，前往基隆“慰问”海南、舟山撤退来台的军队。
“你还提到舟山的撤退，使得抱失败主义的人更加倾向于失败，动摇分子，更加动摇。……最可耻的是，就是那些拿不定主张，为了苟且偷安而出卖灵魂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恐怕将是最可惨的。”
接着他又强调，要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他说：“有一天，我们的战争将要胜利地结束，那时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总而言之，事在人为，今天的日子虽穷，生活虽苦，环境虽然险恶，人心虽然浮动，但是只要是有志气有骨气的人，大家肯咬紧牙关，真正能够觉悟，并且体会到环境的危险和困难，一心一意来从事于反共抗俄的大业，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台湾会有新的胜利环境产生出来……我们所争的不是一时的成败利纯，我们所争的是国家千秋万世的大业。”
6月初，台湾又成立“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其宗旨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随后又杀害吴石、陈仪，公布“检举肃谍条例”。条例中强制于机关、部队、学校实行连坐法，迫令密告检举，更加重了台岛的恐怖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蒋介石的上述备战，完全是难于保住台湾的。
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
这个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正在用早餐，当时的蒋氏不禁为之一振，但情况仍不清楚。直到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现端倪，蒋介石分外地欢喜。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遣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
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于南韩，亦必有利于我国，如韩战演成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以由鸭绿江，由东北，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戒，加紧援韩决不致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的确如邵氏所说于台湾“只有百利而无一弊”。危殆中的台湾，由于这场战事的爆发，降临了转机：它使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麦克阿瑟立即在东京盟军总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该计划由国防部长约翰逊转达杜鲁门总统，内容为：
“一、立即援助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二、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三、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四、保卫日本的安全。”
当夜麦克阿瑟在征得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布菜雷德同意后，派“驻台军事联络组”进驻台北。同时电告蒋介石南朝鲜战况和对台派驻军联络组的决定，并询问了蒋介石关于台湾安全防卫情况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并请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
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的“计划”后，立即与艾奇逊商议，决定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借口出兵台湾。
两天以后，第七舰队已进抵台湾海峡，这个舰队共有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艘运输舰。舰队司令为史枢波。
接着麦克阿瑟访台，和蒋讨论了台湾的具体防务和美蒋合作问题。
美国宣布出兵台湾海峡，使绝望中的蒋介石及其左右感到喜从天降，一时台湾军政人员奔走呼跳，认为从此便可得救。
正是美国的武力干涉，使已濒临灭亡境地的蒋介石集团能够在台湾偏安一隅，从此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几十年的分裂局面。对于美国挽救台湾政权的作用，直到40年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的社论也承认说：“民国39年，是国民党政府失去整个大陆而固守台湾一岛，风雨飘摇危疑震撼的时刻。
中共政权建立未久而正酝酿渡海攻打台湾。岛内情形更为紊乱，军队是败兵之众，政府是流亡组合，共产思想像挡不住的洪流，大学生在校园内‘扭秧歌’，事业单位在‘护产待变’，撤退来台的人员打算再度开溜，中共地下党员无所不在，准备起义接收。韩战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一口气。”
美国出兵台湾海峡，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推迟实行渡海作战攻打台湾的计划，可以说是明智之举。
1950年5月，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三野战军及所属兵团番号撤销。
在4年解放战争期间，第三野战军担负的任务最重：面临的敌人最多，全军指战员在陈粟率领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共歼灭有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245万余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战争过程中，第三野战军有43．5万余人流血负伤，115959人光荣献身（其中包括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等195名团以上干部）。全军涌现出“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洛阳营”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军政兼优的英雄周文江”、“英勇顽强的刘奎基”、“优秀的青年指挥员张明”、“射击英雄魏来国”、“反坦克英雄沈许”、“工兵英雄邢全礼”、“侦察英雄齐进虎”、“爆破英雄赵守福”、“女医疗队长李兰丁”等1163名战斗英雄，以及先进模范人物2．7万余人，立功者达56万人次。第三野战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十七、尾声
海南岛及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台湾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唯一的存身之地，因此，蒋介石动用其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力量确保台湾。
由于我军受当时渡海作战条件的限制和后来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没有能够及时解放台湾。
在第三野战军人闽之前，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为了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各项任务及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统一和加强华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领导机关于1949年7月合并（其名义仍保留）。同时，对野战部队的机构先后进行了较大调整：第七兵团兼浙江省军区，该兵团第二十三军拨归第九兵团建制，第三十五军全部地方化；第三兵团部撤销，大部与华东军政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华东军政大学（陈毅兼校长和政委），小部与第三十四军军部合并组成南京警备司令部（含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拨归第九兵团建制：第九兵团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任务（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三十、第三十三军调归淞沪警备司令部建制；第十兵团在福州市解放后，即兼福建省军区。
在五大野战军存在期间，第三野战军是军建制单位最多的一个野战军，有16个建制军。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革命战争任务的完成，为了服从建设新中国和保卫新中国的需要，第三野战军部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十军。第二十军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警卫上海的任务。1951年11月，第二十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十军涌现出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卜广法和于潘宫、车树琴（女）、孙振禄、伍玉祥等英模。1952年10月，第二十军从朝鲜回国。
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一军参加了解放舟山的战役。舟山解放后，担任浙东、浙南和闽北地区的海防任务。1952年3月，第二十一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朝鲜停战后，参加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工作。1958年8月回国。
第二十二军。第二十二军参加了解放舟山的战役之后，准备参加解放台湾的渡海作战。因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任务停了下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
第二十三军。参加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舟山解放后，准备解放台湾。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9月，第二十三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
朝鲜停战后，第二十三军继续坚守“三八线”中线阵地，并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1958年3月撤回国内。
第二十四军。渡江战役后不久，该军暂归鄂豫皖边区联合剿匪指挥部指挥，进剿大别山地区土匪。1950年5月，南进浙西、闽北地区，担任修建上饶至杨州公路和剿匪任务。1952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1955年10月回国。
第二十五军。上海解放后，该军进至皖南执行剿匪任务。
第二十六军。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警卫上海的任务。
1950年1月，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改归第二十六军建制。是月，李耀文任该军政治委员，刘伟任政治部主任。尔后在上海浦东、崇明岛担任海防任务。
1950年11月，第二十六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2年6月从朝鲜撤回国内。
第二十六军。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警备任务。
1950年1月，第三十军第九十师调归第二十七军建制。1950年10月，第二十七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2年10月奉命回国。
第二十八军。该军一部参加解放金门岛的战斗，战斗失利后于同年底，驻防福建前线，执行剿匪和守海防的任务。1952年5月，第二十八军归福建军区领导。
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参加攻打金门的战斗。
第三十军。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淞沪警备任务。
第三十一军。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战役结束后，进军福建，对解放福建省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十二军。该军未参加渡江作战。在渡江作战发起后，该军在胶东军区第一○○旅的配合下，对青岛、即墨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相继攻占即黑、青岛。接着，担任青岛市警备任务。1950年2月，第三十二军调归第十兵团指挥并由青岛南下福建，执行以剿匪为主的海防、警备和作战任务。同年11月，第三十二军番号撤销，军机关大部充实重建的第八兵团团部，第九十四师调归第二十七军建制，第九十五师调归军委空军，第九十六师调归福建军区建制。
第三十三军。该军参加了上海作战。上海解放后，担负吴淞、宝山、嘉定地区的警备任务。7月，第三十四军第一○○师归第三十三军建制。1950年11月，第三十二军奉命改编为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师依次改编为公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师。该军番号撤销。
第三十四军。该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进驻南京，担任警备南京的任务。1949年7月，军部兼南京警备司令部，袁仲贤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以祥、何基沣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张藩任副政治委员，饶子健任参谋长，王德贵任政治部主任。1950年1月，第三野战军教导师6个团调归第三十四军兼南京军区警备司令部建制。同时，军机关一部组建华东军区航空处。11月，军机关及其余部队改编为华东公安第十三师。第三十四军番号撤销。
第三十五军。该军原是由鲁中南纵队和由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合编而成的。该军参加了渡江战役。之后，南下浙江金华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1949年9月，该军第一○三、第一○四、第一○五师分别兼衢州、绍兴军分区和杭州警备区。1950年1月，第三十五军番号撤销，军部及军属炮兵团调归华东海军。
附录：第三野战军序列
中共第三野战军前委
书记陈毅
委员粟裕谭震林
唐亮刘瑞龙
1949年6月以后的三野前委：
书记粟裕
副书记唐亮
委员钟期光周骏鸣邝任农
张爱萍宋裕和
第三野战军机关：
司令员陈毅
政治委员陈毅（兼）
副司令员粟裕
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兼）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唐亮
副主任钟期光
司令部
参谋处处长王德军政处处长张怀忠
第二局局长胡立教
通信局局长曹丹辉
通联处处长李景瑞
行政处处长刘瑞李家益（后）招待处处长滕少峰政治部
秘书处处长谭肇之
组织部部长王文轩胡立教（后）宣传部部长陈其五保卫部部长龙潜
联络部部长吴宪
军法处处长唐亮（兼）
总务处处长刘希泌
新华社分社社长康茅召
后勤司令部
司令员刘瑞龙
政治委员刘瑞龙（兼）
副司令员喻缦云李厚坤
副政治委员谢胜坤
参谋长伊文
政治部主任谢胜坤（兼）
供给部部长胡弼亮
政治委员李芳远
卫生部部长李振湘
政治委员王仲良
运输部部长王公道政治委员王诚
军需部部长白辛夫
政治委员李树关
兵工部部长汪道涵
政治委员罗湘涛
军械部部长伊文李仲麟（后）
政治委员梅少卿
第七兵团（1949年2月由山东兵团改称）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
代政治委员王建安（后）
副司令员王必成
副政治委员姬鹏飞（吉洛）
参谋长李迎希
政治部主任姬鹏飞（吉洛，兼）副参谋长陈铁君后勤部部长任一力
政治委员阎世印
第二十一军（由原第二纵队改称）军长膝海清政治委员康志强
副军长高志荣
参谋长吴咏湘
政治部主任邓逸凡上静敏（后）第六十一师（由原第四师改称）师长胡炜
政治委员王静敏胡炜（后，兼）第六十二师（由原第五师改称）
师长周纯麟
政治委员周世忠
第六十三师（由原第六师改称）
师长吴华夺叶太清（后）
政治委员谢锡玉王绍渊（后）
第二十二军（由原第三纵队改称）
军长孙继先
政治委员丁秋生
副军长彭德清张秀龙（后）
参谋长来光祖
政治部主任刘春王六生（后）
后勤部部长董鸣春
第六十四师（由原第八师第二十四团与胶东军区南海独立团组成）
代理师长马冠三
政治委员李荆山
第六十五师（由原第八师改称）
师长陈士法
政治委员王六生
第六十六师（由原第九师改称）
师长谢斌王明礼（后）
政治委员刘伟
第二十三军（则原第四纵队改称）
军长陶勇
政治委员卢胜
副军长梅嘉生彭德清（后）副政治委员刘文学参谋长梅嘉生（兼）
政治部主任谢云晖
副主任符确坚
后勤部部长王秩然
第六十七师（由原第十师改称）
师长杜屏
政治委员李彬山
第六十八师（由原第十一师改称）
师长张三龙
政治委员陈茂辉
第六十九师（由原第十二师改称）
师长谭知耕
政治委员伍洪祥张孤梅（后）
第三十五军（1949年2月由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与鲁中南纵队合编成立）军长吴化文
政治委员何克希
副军长杨友伯胡大荣
副政治委员张雄
参谋长张荣湘
政治部主任孔繁彬
第一○三师
师长于怀安
政治委员彭胜标
第一○四师
师长方明胜
政治委员严政
第一○五师
师长何志斌
政治委员顾复生宋献章（后）
第八兵团（1949年2月组成，7月兵团机关大部改为华东军政大学校部和南京警备司令部机关）
司令员陈士榘
政治委员袁仲贤
副政治委员江渭清
参谋长何以祥
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兼）
后勤部部长陆慕云陈扬（后）
政治委员张潮夫
第二十四军（由原第六纵队改称）
军长王必成
政治委员廖海光
副军长皮定均梁金华（后）
参谋长赵俊
政治部主任蓝荣玉彭柏山（后）
第七十师（由原第十六师改称）
师长陈仁洪
政治委员谢立全
第七十一师（由原第十七师改称）
师长梁金华黄玉庭（后）
政治委员陈伟达崔文彬（后）
第七十二师（由原第十八师改称）
师长康林
政治委员张闯初陈云飞（后）第二十五军（由原第七纵队改称）军长成钧
政治委员黄火星詹化雨（后）
副军长詹化雨熊应堂
副政治委员邓少东
参谋长熊应堂张怀忠（后）
政治部主任邓少东（兼）萧学林（后）后勤部部长方中林第七十三师（由原第十九师改称）
师长王培臣
政治委员萧学林李正清（后）第七十四师（由原第二十师改称）
师长张怀忠宋文（后）
欧治委员邓清和
第七十五师（由原第二十一师改称）
师长谢锐
政治委员何志远
第二十六军（由原第八纵队改称）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王一平李耀文（后）
副军长钟国楚
参谋长陈宏
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刘伟（后）
后勤部部长钟羽一
第七十六师（由原第二十二师改称）
师长高文然政治委员曹普南
第七十七师（由原第二十三师改称）
师长王建青
政治委员董超
第七十八师（1949年2月组建）
师长陈忠梅
政治委员张健
第三十四军（由原江淮军区第三十四旅、独立旅与淮海战役起义的何基洋部政编成立）军长何基沣
政治委员赵启民何以祥（后）（1949年8月）
第一副军长饶子健
第二副军长过家芳
副政治委员吴宪
参谋长张秀龙
政治部主任王德贵
第一○○师（由起义的何基沣部改编）
师长孙名泉
政治委员王学武
第一○一师（由江淮军区独立旅为主组成）
师长叶道友
政治委员杨汉林
第一○二师（由第三十四旅为主组成）
师长李木生
政治委员廖成美
第九兵团（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
参谋长覃健（壮族）
政治部主任谢有法
副参谋长王彬
后勤部部长廖原官宗礼（后）
政治委员黎同新
第二十军（由原第一纵队改称）
军长刘飞张翼翔（后）
政治委员陈时夫王一平（后）
副军长张翼翔
副政治委员汤光恢
参谋长廖政国
政治部主任汤光恢（兼）谭佑铭（后）第五十八师（由原第一师改称）
师长曾如清黄朝天（后）
政治委员曾如清（兼）张雍耿（后）第五十九师（由原第二师改称）
师长程业棠
政治委员张文碧
第六十师（由原第三师改称）
师长陈挺俞炳辉（后）
政治委员邱相田
第二十七军（由原第九纵队改称）军长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
副军长贺敏学
参谋长贺敏学（兼）政治部主任仲曦东
副参谋长李元
后勤部部长侯青久
第七十九师（由原第二十五师改称）
师长萧镜海
政治委员谭佑铭
第八十师（由原第二十六师改称）
师长张铚秀
政治委员张少虹
第八十一师（由原第二十六师改称）
师长孙瑞夫
政治委员罗维道
第三十军（由原第十二纵队改称）军长谢振华政治委员李干辉谢立全（后）副军长饶守坤
参谋长夏光
政治部主任刘仲华
后勤部部长翟盛
第八十八师（由原第三十四旅改称）
师长吴大林第八十九师（由原第三十五旅改称）
师长余光茂
政治委员王直第九十师（由原第三十六师改称）
师长朱国华
政治委员郑友生第三十三军（由原渤海纵队与淮海战役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
五十九军改编组成）
军长张克侠
政治委员韩念龙
第一副军长张震球
第二副军长孟绍濂
政治部主任欧阳平
副参谋长黄径深
第九十七师
师长朱鹤云（壮族）杨干三（后）
政治委员王忡
第九十八师
师长崔振伦曾旭清（后，兼）
政治委员曾旭清
第九十九师
师长傅继泽
政治委员秦化龙
第十兵团（
司令员叶飞
政治委员韦国清（壮族）张鼎丞（后增加）副司令员成钧副政治委员刘培善
参谋长陈庆先
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兼）萧望东（后）
副参谋长陈玉生周文在
后勤部部长宋季文李厚坤（后，牺牲）
第二十八军（由原第十纵队改称）军长朱绍清政治委员刘培善陈美藻（后）
副军卡萧锋
副政治委员张闯初
参谋长吴肃萧锋（后，兼）
政治部主任吴嘉民李曼村（后）
副主任张缉光
第八十二师（由原第二十八师改称）
师长钟贤文
政治委员王若杰
第八十三师（由原第二十九师改称）
师长朱耀华
政治委员李曼村丁士采（后）第八十四师（由原第三十师改称）
师长冯鼎三毛会义（后）
政治委员王敬群
第二十九军（由原第十一纵队改称）军长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黄火星（后）
副军长段焕兢
参谋长梁灵光
政治部主任惠浴字刘毓标（后）第八十五师（由原第三十一旅改称）
师长朱云谦
政治委员朱云谦（兼）第八十六师（由原第三十二旅改称）
师长张宜友
政治委员刘毓标许家屯（后）第八十七师（由原第三十三旅改称）
师长张强生
政治委员许家屯王义勋（后）第三十一军（由原第十三纵队改称）
军长周志坚
政治委员陈华堂
副军长姚运良
参谋长黎有章
政治部主任方中铎
第九十一师（原第三十七师改称）
师长高锐
政治委员张英勃
第九十二师（由原第三十八师改称）
师长徐体山
政治委员张英（黄文荃）第九十三师（由原第三十九师改称）
师长傅绍甫
政治委员余明
特种兵纵队（兼炮兵司令部）
司令员陈锐霆
政治委员张凯何克希（后）
副政治委员刘述周刘春
参谋长叶超
政治部主任喻新华刘春（后，兼）后勤部部长顾寒星华东海军（1949年4月由华东教导师与苏北军区海防纵队等部组成）
司令员张爱萍
政治委员张爱萍（兼）
副司令员林遵赵启民袁也烈
参谋长袁也烈（兼）
政治部主任康志强
后勤部部长陈玉生
第一纵队（由苏北军区海防纵队改编）
司令员张元培
政治委员高立忠
第三十二军（1949年春由胶东军区武装基干团组成，归野战军直辖）
军长谭希林刘涌（后）
政治委员彭林
副军长刘涌赵一萍
副政治委员仲曦东（后）
参谋长赵一萍（兼）
政治部主任彭林（兼）仲曦东（后，兼）
第九十四师
师长邬兰亭（后）
政治委员熊飞
第九十五师
师长陈奇
政治委员阙中一
第九十六师
师长刘琳
政治委员郭卓辛
引言：猛士如云唱大风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上，第四野战军是闻名天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主力之一。在历时四年的解放战争中，这支雄师劲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喋血疆场，北战南征，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它诞生于抗战胜利之际，由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山东、华中、晋察冀等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组成。然而，它又是一支身经百战的劲旅，麾下的每一部分，都有着足以引为自豪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它们的战斗足迹遍布于北伐途中、罗霄山脉、黄河之滨，平型关下……
这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它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斗争的战略方针，经过艰苦努力和曲折斗争，终于全部消灭了黑土地上的反动势力，解放了东北全境。随后，它又作为中国共产党问鼎天下的战略预备队，挥师入关，决战平津，逐鹿中原，直捣海角天涯。
曾几何时，这支由十余万人组成的部队出关之初，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千里跋涉，飞兵出塞，以其疲惫的身躯和单薄的力量，节节抗击着企图侵占全东北的国民党军：三年之后，当它奉命入关，进军华北战场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百万人的大军：车辚辚、马萧萧，征尘无际，气势如虹！
这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队伍。在血与火的殊死拼搏中，涌现出了千百个慷慨赴死、舍身取义的英雄：董存瑞、梁士英、陈树棠、马仁兴……
翻开第四野战军的战史，从这支队伍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犹如九天银河，群星灿烂！
这是一支猛将如云的队伍。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培养造就了骁勇善战的一代将才。锦州、长春、天津、衡宝、平津……渡江跨海，杰出的将领们导演着一幕幕凯歌高奏的战争。
从这支队伍中走出来的，有共和国的国防部长，人民军队的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和若干大军区的司令……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英雄的时代，铸造英雄的部队，英雄的部队谱写英雄的战史！这支英雄的部队前后共计组建过18个野战军（第三十八军到第五十五军）、一个特种兵纵队和一个铁道纵队。再加上12个野战师、5个内蒙骑兵师、1个警卫师和1个保安旅，规模之大，在全国五大野战军中当属第一。正是凭借这支庞大的野战部队，四野独自发动了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由华北野战军配合发动了平津战役；随后又挥师南下，先后进行了湘赣、赣南、衡宝、广东、广西及海南岛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红旗，一直插到天涯海角。
第一纵队至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是四野在东北期间（当时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组建的。这12个纵队（军）实为四野18个野战军中之主力部队。其中又以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这五个军组建得最早，仗打得最多，战斗力也最强。
东北全境解放后，在东北军区司令部对东北野战部队所作的评价中，称上述五个军“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四野的老人们也常说：“林总手下有五只虎”。指的就是这五个军。
在主力纵队下辖的几十个师中，又有几个师最负盛名，被东北军区司令部称之为“东北头等主力师”，这便是一纵一师，二师（三十八军第一一二、第一一三师），二纵五师（三十九军第一一六师），三纵七师（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四纵十师（四十一军第一二一师），六纵十七师、十八师（四十二军第一二七、第一二八师）。四野的这七个王牌师，全部在五大主力军中。
七个师各有自己的特点，东北军区司令部对它们的评价是：
一师“有连续战斗反复冲锋的精神，有顽强性，战斗士气旺盛，防御、进攻、野战、攻坚均备”；
二师“有突力，对于攻坚突破较有经验，善于野战进攻”；
五师“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
七师“善于夜战及爆破，兼备野战运动及城市攻坚”；
十师“善于打运动战，防御战斗中有顽强的战斗力”；
十六师“该部队自历史以来参加战斗最多，战斗经验丰富，战斗作风勇猛，能攻能守，不怕牺牲”；
十七师“为东北野战部队中攻坚力最强之部队”。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些虎军、虎师顽强的战斗作风，都是靠一代名将带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建国后授衔时，无论是大将、上将、中将还是少将，四野的将领都占了几近三分之一。可谓将星如云！
本书所记述的，就是四野及所属各纵队（军）的光辉战史、主要战绩以及一代名将之雄才韬略，以此来纪念这支英雄的部队。
一、千军万马闯关东
关东军流水落花，黑土地九鼎无归。冀东，李运昌部近水楼台先期出关。罗荣桓组建海上输送指挥部。中共“接收”大员的飞机紧急降落。急电改变了林彪一行的目的地。淮安，黄克诚命部队“重”装上路。营口，杜聿明发现被苏联元帅给“涮”了。
1945年8月，苏联百万红军出兵东北，势如破竹，一举歼灭了日军侵华部队的精锐——关东军，摧毁了伪满政权。
这突如其来的胜利，对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显得有些猝不及防。
原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袭用前朝人“以夷制夷”的方略，把光复祖国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的战略反攻上，准备以美军的力量驱逐日军。再加上国民党军队主力大多在西南、西北。搞得蒋介石有些无措。特别是在东北，随着伪满政权的垮台，出现了行政权力的空白。当然，按照
这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局势，使延安的中共也感到突然。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华东都建有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使中共挺进东北占有了先机之利。英明睿智的共产党人，充分抓住了历史潮流荡迭起伏所赐予的机会。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在接到进军东北命令的上述几支部队中，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及其所属部队，驻扎在冀东，毗邻东北，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共最先出关进入东北的正规武装。
东路，又称为挺进东北的前梯队。由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共4000多人，从冀东的抚宁地区出发，沿辽西走廊，向锦州、沈阳方向进发。
西路，由冀热辽军区十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子光率领，共约2000多人，从兴隆、围场地区出发，向承德方向进发，尔后进入东北。
中路，由冀热辽军区十五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委杨文汉率领，共计3000余人，从喜峰口出发，向热河的凌源、赤峰、朝阳方向进发。
会议确定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热河的任务是：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东北、热河的日伪武装及日伪汉奸势力；接管日伪占领的城市，建立人民政权；收缴敌伪武器、资财，扩大部队；为后续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开辟通道。具体任务区分：东路和随后出发的军区第二梯队，配合苏军解放辽宁、吉林；西路和中路，配合苏军解放热河。
此刻，山海关城内尚有日伪军2000余人，装备精良，凭险顽抗。曾克林和唐凯研究决定：由于北宁铁路沈阳至锦州段已为苏军控制，中段也被八路军切断，山海关无关大局，因此，东进部队应迂回出关，加快进军东北的步伐。
前所，是北宁铁路山海关外的第一个车站。该站驻有伪军400多人。29日上午，曾克林部派代表向驻守车站的伪军送去最后通牒，令其放下武器。
下午5时，前所400多伪军全部投降。当日晚，曾克林、唐凯接到通知：
“苏军一个分队从赤峰方向开来，于明日抵达前所，请注意联系。”
为了庆祝两国军队在中国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历史性会师，曾克林部全体指战员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当晚，决定临时抽调司号员。组成“军乐队”，战士们把手中的武器也擦得锃亮。曾克林、唐凯向苏军提出联手攻打山海关的建议。苏军上校请示上级后同意配合行动。
于是，中苏两国军队在山海关攻坚战中首次联合作战。作战的任务与协同十分简单：曾克林部担任主攻，夺取城垣；苏军则担负火力支援。
上午11时许，中苏双方派出的代表乘苏军吉普车进抵山海关城下。谈判在城外的一栋房子里进行。中苏两军代表令驻山海关的日军和伪军于当日下午2时，率部于山海关南火车站无条件投降。
日方代表表示：
山海关不归“满洲国”管，也不属苏联军队作战范围，更不是八路的受降区域。他们已奉上级命令，只能向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投降。
攻占山海关后，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的部队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出关第一军”。东进部队也决定乘火车进发。山海关车站的铁路工人全力支持，很快，一列由客、货、敞篷等几十节车厢组成的混合列车准备就绪。
正当曾克林、唐凯率东路挺进部队打昌黎、出山海关、进入辽西之际，冀热辽军区其他两支部队也进入热河。
由第十五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率领的中路部队，
一个星期以后，这支部队又相继进入了鞍山、辽阳、抚顺、本溪。至此，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部队，在曾克林司令员和唐凯副政委的率领下，抢到了先机。
一个月以后，即1945年10月，这支最先出关的部队已经发展到6万多人。
1946年元月，第十六分区扩建的各部队，与南满的山东部队、南满纵队合编，建立了辽东军区（南满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第四纵队。第十六分区的供给、卫生、军工部门编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机关。
当晚，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罗荣桓就执行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要求：迅速整编部队，及时向铁路线和大城市进击，以有力的反攻作战，逼使日伪军缴械投降。
山东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倾注了罗荣桓的心血。1938年11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与代师长陈光率师机关和第六八六团组成的东进支队从晋西出发，于1939年3月进入山东，同八路军山东纵队会合。随后，这两支武装发展到8万多人。1943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8月，罗又兼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在六年多的抗日烽火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拥有27万武装和2400万人口。
在大反攻的日子里，罗荣桓抱病指挥部队分五路进军，迅速进入津浦、胶济、陇海等铁路沿线敌占区，收复主权，收缴日伪武装。与此同时，罗荣桓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派部队进军东北的指示。他安排了第一批从海路进军东北的部队，即由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该“挺进纵队”是由滨海支队和胶东军区一部分部队组成，约3500人，万毅任司令员，周赤萍任政委。
万毅是原东北军将领，曾在张学良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中任团长，出生于辽宁金县。他15岁来到奉天城（沈阳），参加了奉军，在十数年的军旅生涯中，因作战英勇，逐次晋升为团长。
1938年，已经随部队撤至关内的万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春，万毅率东北军五十七军六二七团血战连云港，拒敌登陆，歼日军百余人。1939年初，他率部破袭津浦路，生俘日军少将原山方雄。同年秋，已升任五十七军一一一师第三三三旅旅长的万毅，率部袭击鲁东南大店，一举歼日军两个中队。在当地，日伪军据点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毅（一）！”
1940年9月，万毅和其所在师师长常恩多发动了一次锄奸运动，驱逐了与日军勾结的军长缪澂流。1941年2月，国民党清理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万毅遭到关押。1942年3月，蒋介石电令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就地秘密枪决”万毅。于学忠采取拖延态度。7月，蒋介石再次电令于学忠除去万毅，所幸万毅已逃至八路军驻地。随后，常恩多率一一一师脱离国民党，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常恩多病逝，万毅接任师长。1944年10月，万毅率领的东北军第一一一师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万毅兼任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万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罗荣桓、万毅等人仔细研究了部队行动的细节，包括部队的航渡路线、登陆地点、海上可能遇到的情况、到东北后的工作方针等。之后，罗荣桓送走了山东赴东北的第一批部队。
“据胶东区党委派人在大连侦察，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巩固地位，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分散从海路进入东北，并派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前去统一指挥。”
这是中共中央在一个月内，第二次调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到东北，并且是主力部队。
罗荣桓立即电召在博山指挥作战的萧华，命他火速回军区接受任务。
萧华长期以来，一直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任副主任。1938年，萧华奉命率部队挺进冀鲁边。以后，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委，也到了山东。1940年5月，萧华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
接到电报后，萧华轻骑简从，日夜兼程，赶回军区。
罗荣桓在病榻上向萧华交待了任务：“中央指派你立即去东北。你先看看这几份电报。”
电报有三份：第一份是
罗荣桓答道：“立刻。分局讨论决定：由你先期率领司、政、供、卫机关一部分干部去胶东，从海路挺进东北。调去东北的四个师的部队，由我来安排。……
“过海要注意美国军舰捣乱。要改穿便衣，晚上偷渡。沿途的岛屿要控制起来，设立兵站。”
为了保障主力部队渡海，山东军区成立了由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组成的海运指挥部，担负保障任务。许世友征集了胶东沿海30余只海船，140余只帆船，把几万部队运过了渤海海峡，创造了海上输送史上的奇迹。
为了打通海路，胶东军区部队消灭和驱逐了烟台附近崆峒岛和蓬莱以北长山列岛的伪军。占领了濒临辽东半岛的外长山列岛，并在沿途砣矶等岛屿设立了兵站，聚草存粮，保障了海运畅通与军需供应。
位于胶东半岛黄县的龙口和蓬莱县的栾家口是八路军的登船地点，历来山东人闯关东也都是从这里起航。
11月初，罗荣桓一行乘六艘汽船自龙口港驶向辽东半岛。按计划，作战科长尹健率机关人员及特务团一个营乘五艘汽船，在庄河登陆，然后在辽阳与罗会合。罗则带少数警卫人员与参谋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等直驶大连，再乘火车赴沈阳。途中罗荣桓一行在旅顺口附近海面遇到苏军阻拦，于是改道向濒临黄海的貔子窝驶去。
貔子窝是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岸边的一个渔港，座落在中长铁路南端的一条支线上。1904年日俄战争时，日军久攻旅顺口不下，曾派兵在此登陆，迂回到沙俄守军侧后，大败俄军。
罗荣桓一行到达貔子窝时正遇落潮，船停在离海岸一里远的海面，时值初冬，罗一行蹚过冰冷的海水，踏上了东北的土地。在向东北的进军中，从8月中旬到10月底，八路军山东军区共输送了三批部队。这些挺进东北的部队，大部分走海路，一部分走陆路，还有一部分海陆兼行，分别在10月、11月、最迟也在12月上旬，到达东北的指定地区。这些部队是：
由滨海支队和胶东军区一部组成的东北挺进纵队，共3500人，在司令员万毅和政委周赤萍的率领下，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10月到达磐石、海龙、东丰、西丰地区。
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领的军区机关及直属部队约1000人，从海路抵达大连老虎滩登陆，10月初进至安东。山东军区第五师和第六师各两个团约1万人，在第五师师长吴克华、政委彭嘉庆的率领下，走海路，
渤海军区副政委刘其人率渤海军区三个团，经古北口从陆路抵达东北。
以上杨国夫，刘其人部共计六个团，1．2万人。山东军区第二师7500余人，在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的率领下，走海路，11月上旬抵达沈阳以南的庄河与鞍山地区。山东军区第一师7500余人，在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的率领下，于11月中旬经由陆路抵达辽西锦州地区。
山东军区第三师8300余人，鲁中警备第三旅4000人，分别在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警备第三旅旅长胡奇才率领下，走海路，于12月上旬到达辽阳、鞍山地区。
胶东军区海军支队1000余人，在支队长田松率领下，走海路，11月中旬转赴牡丹江地区。
此外，先后进入东北的还有山东军区直属部队与机关人员4000人及地方武装一部，分别进驻安东和沈阳地区。
截止到1946年初，八路军山东军区奉命开赴东北的部队共有八个师（旅），三个支队，合计6万余人，日后成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彭真等人飞离延安，是中共根据先期进入东北的曾克林反映的情况而所采取的部署。
在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克拉夫钦科上将、杜曼宁中将率苏军驻沈阳各军兵种负责人、军长、军事委员会见了他们。席间克拉夫钦科表示了歉意。
随后双方就如何相互配合作战，肃清日伪武装势力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磋商，此次会谈对我军后续部队进入东北，开创东北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分区部队进入沈阳后，一度接管了日关东军的军火库，得到大量武器弹药，部队装备大力改善。中旬，又开赴南满，接管了鞍山、辽阳、营口、抚顺、本溪等城市。消灭了这些地区的伪满势力。然而，国民党势力也在东北急剧膨胀，国共的较量日趋激烈，苏方又不便公开支持中共，今后的局势难以预料。为得到中共中央的及时指示，苏军驻长春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为了与中共中央联系，于是，曾克林同苏军代表卫斯别夫及翻译谢德林乘飞机抵达延安。
眼下，搭乘这架道格拉斯军用运输机的便是几位中共“接收”大员……
飞机准备直飞沈阳。因天气恶劣及飞机故障，飞机在山海关迫降。着陆时飞机冲出跑道，一头扎进田里，翘起了尾巴。陈云被巨大的冲击力推进了驾驶仓，但只吓了一跳，彭真受了轻微的脑震荡，叶季壮的腿被翻倒的油桶和通讯器材压伤，其余的人也都受了轻伤。
中共中央东北局展开工作后，很快便与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党组织——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接上了关系。
东北抗日联军，是日本占领时期中共在东北地区坚持对日斗争的武装。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组成了多股游击队。然而，由于各抗日游击队之间和队伍内部存在矛盾，加上日军的反复清剿，到1933年，各游击队总数减至数万人。与此同时，中共党员李红光、杨靖宇领导的游击队则发展到2000人。1934年秋中共满洲省委着手建立抗日联军，共编成七个军，并于1935年发表了《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1936年冬东北抗日联军又编组了四个军。1937年对这11个军进行了整编，编为：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第三路军，总指挥赵尚志（后为李兆鳞）。其总人数有4．5万人。1938年以后，日军加紧了对抗日联军的“扫荡”，使抗联又一次遭受严重挫折。1940年1月杨靖字牺牲。到1942年底，抗联已不足千人。鉴于形势险恶，中共东北党委会（原满洲省委）决定将抗联的基干人员转移到苏联境内。于是周保中等撤到了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
在1945年8月的苏军远东战役中，抗联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潜入东北绘制日军防御工事图，刺探日军兵力部署。在苏联的三个方面军中组织了先遣作战分队，还有一些人被空投到战略目标担任侦察和向导工作。也可说他们是最先进入东北的中共武装。
1945年9月初东北抗联骨干分四批乘飞机进入东北，这些抗联部队分别是：第一批，
就在彭真、陈云一行飞往东北的当天，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提出了当前的工作方针：“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具体内容是：为实现力争东北、完全控制热察两省的计划，将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调华东新四军主力10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10万人至15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留下一部分力量坚持和发展华东根据地。毛泽东表示赞同。
在颁发给各中央局的《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中说：
“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
中共中央此时还调派了大批干部赴东北，以加强东北党和军队的领导力量。
继彭真、陈云到达东北后，中央又派出了政治局委员高岗、张闻天。其他相继派遣到东北工作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萧劲光等。这些中央领导人中，绝大部分担任和兼任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及其各军区的领导人，为这支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林彪
当到达河南的濮阳时，一行人接到了中央“万万火急”的电报，要林彪、萧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原定去山东的同志，立即转道去东北。
林彪是黄埔四期学员，湖北黄冈人。经历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长和军团长的职务拾级而上。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此刻，再一次被委以重任并昼夜兼程赶赴东北的林彪，正紧张的思索着。
不苟言笑，阴沉着脸，似睡非睡，这是林彪思考问题的外部特征。一路上，这位还未正式就位的总司令，边走边思考，已经进入了情况。
“为掌握冀热辽战略枢纽，准备一切力量，争取粉碎国民党与我们争夺华北、东北的进攻，以保东北的顺利争取，因此，我们为坚决执行军委这一意图和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部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
考虑到争夺东北的需要，林彪特别嘱咐山东部队做好“津浦路之破坏工作”，“除破坏铁轨外，必须挖坏路基”，以阻滞国民党军队沿津浦路北犯。
就这样，冒着绵绵秋雨，边行军走路边考虑问题边指挥部队，林彪一行于10月上旬到达了山海关。东北局的人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从山海关东行，免去了行走与鞍马的辛苦，乘火车顺利地到达沈阳。
正当中国共产党调兵遣将派主力部队和大批党政干部进入东北之际，蒋介石也在利用国民党政府的那些优势，利用中苏条约，打着“接收主权”的幌子，企图在美国的帮助下，从海、陆、空强占东北。
空运的路被堵死，在重庆的督令下，熊式辉再次派代表与驻东北苏军当局晤谈，希望苏军能够网开一面，在撤军之前，允许国民党军在大连和营口登陆。
由于大连是商港，为苏联控制的地区，苏联人一口回绝，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天上海上都走不通，蒋介石只好依靠地面部队，沿平汉、津浦路北上，向东北调兵。10月中旬，国民党傅作义部5万人抢占绥东地区，企图占领热河和察哈尔两省。同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4．5万人，从新乡沿平汉路进抵石家庄，与胡宗南部成犄角势，以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10月下旬，国民党17个军约40万人，在日伪残余的策应下，分批向华北、东北推进。
针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等部队，从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先后组织实施了察绥战役、邯郸战役、津浦路战役，歼灭国民党军7万多人，大大迟滞了蒋介石的北进战略。
利用有利时机，东北人民自治军对东北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共组建了十个军区。这些军区是：
锦热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下辖第二十七旅，第三十旅，第三十二旅及炮兵旅，约3万人。不久，该军区调归晋察冀军区之冀热辽军区建制。
辽东军区，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直属第一、二、三支队和宽甸警备司令部，共3．6万人。1946年1月，辽东军区改为南满军区，部队也作了相应调整，将第二、第三纵队合编为第四纵队；原山东军区第三师、鲁中警备第三旅与第十六军分区第二十一、第二十三旅合编为第三纵队。
辽宁军区，1945年11月底由沈阳保安司令部一部在本溪组建。张学思任司令员，白坚任政治委员。下辖保安第三旅，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1．6万人。
辽西军区，1945年12月由沈阳撤出之原辽宁保安司令部一部与公安大队等组建而成。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下辖保安第一旅，工人纵队及第一、第二、第五军分区，1万余人。辽北军区，1945年11月，以梨树地区为中心组建而成。倪志亮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四六团及西安、西丰、海龙、梨树四个县大队，1万余人。吉林军区，1945年11月组建于长春地区。由周保中任司令员，林枫任政治委员，下辖东北挺进纵队第一、第二支队，吉林、吉东地区保安团23个，3．8万人。
松江军区，1945年11月组建于哈尔滨市。由卢东生任司令员，卢牺牲后，由聂鹤亭任司令员，张秀山任政治委员，下辖哈东、哈南、哈西、哈北和牡丹江等五个军分区，1．4万人。嫩江军区，1945年11月组建于齐齐哈尔。
由王明贵任司令员，刘锡五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分区，850O余人。
北安军区，1945年11月组建于黑龙江的北安，叶长庚任司令员，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8000余人。
三江军区，1945年12月由原冀中军区部队为主在佳木斯组建。孙景宇任司令员，李范五任政治委员，下辖二个团，2000余人。东北人民自治军，除设立上述军区以外，直属总部的部队还有：
原山东军区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七师、鲁中警备第三旅；由原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于沈阳以西地区扩编而成的第二十五旅；由原陕甘宁边区第三五九旅一部于本溪、抚顺地区扩编而成的第三五九旅；
原新四军第三师，下辖第七旅、第八旅、第十旅、独立旅。这些来自冀中平原、胶东半岛、延河之滨和淮水两岸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黑土地的最基本力量。在向东北进军的几路主力部队中，最艰苦、行军最远的，大概要数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
9月下旬，新四军第三师所辖四个旅和三个团，分两路，陆续从江苏的盐阜、淮海地区出发，经江苏、山东、河北、热河，历时60多天，行程3000多里，抵达辽西锦州地区。
1945年8月中旬，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一部，进抵淮南津浦路以西，协同新四军第二师阻止国民党桂系部队东进。当黄克诚得悉苏军发动远东战役之后，一向深谋远虑的他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提议，立即给中央发报，建议中央及军委迅速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要管苏联同意与否，不可错过时机。然而，饶漱石却不同意，黄克诚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
在这份《我对目前局势和我军军事方针的意见和建议》的电报中，黄克诚主张“有决心地、主动地放弃一些地区，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逼迫蒋介石向我让步，取得和平”。在军事部署上，黄克诚向中央建议：
“1、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
2、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0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
3、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5万主力，待敌人缴枪之后，在济、徐、胶、海铁路线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
4、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若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
电报发出的第九天，在刚刚收复的淮安城中，黄克诚接到了命令，要他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开赴东北。
当时李运昌部已在东北接管了苏军缴获的几座军火库，很多人主张留下装备轻装前进。在动员会上黄克诚力排众议，给部队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是要部队带上棉衣，二是要全副武装。多余的武器可以留下，交给地方使用。
离开苏北之前，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指示第三师到达山东后停留一个时期休整部队，补充给养。黄克诚再三斟酌，于
第三师苏北出发时部队动员口号为到陇海线作战。
跨过陇海路后是到平津之间去作战。到达冀东地区，从杨村过了平津铁路，进抵三河、玉田一线后，各部队才正式开始了进军东北的动员。11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三师经丰润、迁安，由冷口出关。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第三师一直把给养供给作为“先行官”。在江苏、山东、河北时一切顺利，但出关后给养发生严重困难。黄克诚为此两次致电中央军委，请求援助。然而，相继出关的部队太多，沿途实在不堪重负。第三师凭着顽强的精神于10月下旬经青龙、建昌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结束了这次历时两个月、跨越五个省的长途进军。长途行军，部队减员3000多人。
新四军第三师到达东北时的战斗序列为：
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政委郭成柱，5900余人；第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6000余人；第十旅，旅长钟伟，政委王凤梧，7000余人；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吴信泉，6000余人；
师属特务第一、第二、第三团，7000余人。
在挺进东北的千军万马中，黄克诚所率新四军第三师部队在数量上仅次于山东军区八路军，成为日后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的骨干力量。
10月下旬，杜聿明衔命飞往上海，会见驻上海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上将。金开德承诺运输兵员任务后，杜聿明又直飞东北。拜会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双方经过协商，马林诺夫斯基同意国民党军在营口登陆，并将一张标好的营口苏军位置图交给杜聿明，上面还标明了营口苏军掩护国民党军登陆地点。
然而杜聿明
第一，请蒋迅速抽调10个军，以美国舰队掩护，在营口或葫芦岛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再回师关内作战。
第二，请批准建立东北地方武装，按九省二市收编伪满11个保安队，准备整训后接替国民党军防务。
第三，委派九省二市11个军事特派员，深入各省市，开展“敌”后活动。
蒋介石表示，第二、第三点计划，交熊式辉和军令部核办：将天津以东划归东北行营作战区，命杜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九十四军先占领山海关。
二、御敌于关门之内
山海关下的较量。无法实现的“辽西决战”。关东大地上的“七无”与“一多”。林彪倡言“等、忍、狠”。四平，苦撑一个月后还要向后转。
东北有广表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便利的交通。“八·一五”之后，捷足先登的共产党武装对迟来的国民党军队，自山海关始，展开了一场节节抵抗的防御战。
1945年9、10月间，国共两党都将目光投向辽西走廊。
辽西走廊，亦称榆关走廊。位于辽宁省西部的锦州市与河北省东部的山海关之间，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西南一东北走向，长约
辽西走廊背山面海，丘陵起伏，形势险要，是沟通华北至东北的重要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鉴于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给东北局发去了一系列指示。
“据锦州地委电称，美军在秦皇岛登陆，并传有中央军200人，请速令曾克林部扩大之新部队，以三个团控制山海关，集结整训。”
同日，军委致电陈毅、罗荣桓、黎玉，请他们速令山东军区杨国夫师“星夜兼程，向山海关、锦州前进。”
中共中央军委分别向东北、华北、山东频繁发电，调兵遣将，把主力部署于山海关、锦州、营口、沈阳一线，准备阻止国民党军的海上登陆与陆上进攻。
成立后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在沿辽东半岛经辽西走廊至长城古北口的绵长战线上，组建了五个前线司令部，组织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其中，李运昌指挥的第三前线司令部，负责封闭辽西走廊和扼守山海关的任务。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为长城东部起点，踞辽西走廊西端，北宁铁路和公路横贯东西，为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冲。它西距北平（北京）
此关北依燕山，南濒渤海，雄视四野。早在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中央政府在此筑关，称为榆关。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大将徐达在此筑城设卫，因其背山面海，故称为山海关。
千百年来，伴随着王朝兴衰，围绕着这一险关隘道，发生过一次次激烈的征战。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
次日，在争夺山海关的战斗中，面临着实力倍增的对手，农民起义军淬不及防，伤亡惨重，全线溃退，清兵长驱入京。明清之际的山海关之战，不仅为大顺政权兴衰的转折，而且也是满族入主中原的标志。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山海关。
……
公元1945年10月，在这古老的征战之地，又在酝酿着一场战争。
10月中旬，隶属冀热辽军区第十九旅的四十六、四十七团和第二十二旅六十四团，3700人，在第十九旅旅长张鹤鸣的率领下，进驻山海关。
张鹤鸣旅长带着作战参谋沿防区视察了一周。
山海关，作为一个横亘于辽西走廊西口的防御体系，南从长城入海处老龙头起，中经山海关城，向东北逶迤至九门口，全长
对于负有守卫山海关任务的张鹤鸣来说，这散布在50余华里的十个雄关险隘，处处需守，然而兵员及装备都将处于劣势。
在作战会议上张鹤鸣宣布了防御部署：
“第一，根据山海关的地形和我旅的兵力，无法实行宽大正面的一线防御，否则，不仅守不住阵地，还会暴露我们兵力匮乏的弱点。
第二，山海关城西之大石河，为屏障关城的天然障碍，第一线防御部队须充分运用之。
第三，山海关城北部山地的石门寨、九门口是扼守山海关的关键，而角山又是防守山海关阵地的支撑点，因此，全旅防御的重点是石门寨、角山、九门口一线。”
根据旅的统一部署，第四十六、四十七、六十四团分别将部队配置在南起山海关城，北至九门口，西达石门寨的三角地域内，凭借互为犄角之势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这场保卫山海关的战斗首先在龙水文率领的四十六团防御阵地打响。
走在前面的，是一辆美式吉普车，上面坐着两个美国军人和三个国民党官兵。吉普军开至四十六团防御前沿50余米处停下，车上的国民党军官向我方阵地喊话，声称奉命进城同八路军谈判，联系接收山海关事宜。负责前沿指挥的八路军营长宋春垠向对方说：
驻防此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已经被人民自治军解放，我们负责守卫山海关，请你方迅速撤离……宋春垠的话还未说完，国民党军便发起进攻。国共在关外的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当日，国民党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向四十六团防御的首山、角山至二郎庙阵地发动了轮番攻击。26日双方又激战了5个多小时，结果，国民党军伤亡300多人，退回秦皇岛。
从
国民党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一度占领二郎庙和角山，但伤亡惨重。杜聿明见正面进攻屡屡受挫，又命：
十三军正面主攻，加强攻击力度，同时五十二军之二十五师从山海关北部山地经义院口、城子峪出长城，占领山海关东面的前所，切断山海关防御部队的退路。
15日张鹤鸣得知国民党军已偷越城子峪关口到达大毛山，正向山海关侧后迂回。防守九门口的七师第二十团也打来电话说：九门口关隘的东北侧发现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在活动。守卫山海关的第七师（张鹤鸣部已编入七师）
召开了紧急会议。师长杨国夫知道，此时再坚持下去怕就走不了了。于是命令：“由于敌人已经迂回到我后方，坚守山海关已经失去了意义。部队应逐次撤退，脱离山海关战场。以后上级追查擅自撤退的责任，由我负责。”
16日天亮时，国民党军再次发动猛烈进攻。这时第七师的各路人马正逐次向山海关以东的绥中方向退去。
山海关保卫战，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东北大门口的首次交锋。
冀热辽军区十九旅和山东军区第七师的部队，在力量悬殊、时间仓促、建制及指挥混乱的情况下，坚守山海关达20余天，迟滞了国民党军向关外进军的速度，掩护了中共进军东北的战略行动和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战略展开。
山海关防御战失利后，杨国夫与张鹤鸣率领着疲惫的部队，沿绥中、兴城方向撤退。
杜聿明则传下命令，荡平东北“匪”患，直指沈阳。石觉亦壮起胆色，紧紧咬住我军，衔尾追击。
东北人民自治军此时处于混乱之中。林彪是10月中旬到沈阳的，身边既无部队，也无全套的指挥机构。彭真是
11月下旬，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到达锦州地区，准备在辽西阻击国民党军队的长驱直进。
数天后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林彪接上了关系，他这才知道中共中央已命令林彪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而林彪的司令部就驻在离黄克诚部不到30华里的地方。第七师撤出山海关的消息中央、东北局都十分关注，纷纷询问情况。林彪答得很干脆：“杨国夫师与我无密本联络，情况不明。”
林彪面临着困境，与自己指挥的部队联系不上，手中也没有军队，他无法执行中央关于要东北人民自治军在辽西与国民党军决战的指示。
林彪为执行中央的命令于
“为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季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俟（国民党军）
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3．5万人，梁兴初7000人，杨国夫7000人，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2万人，共约7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每次歼灭其二至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则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林彪到达锦州的当天，杜聿明的第十三军便占领了绥中，向兴城推进。
而此时林彪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的主力部队在哪里呢？
梁兴初率领的山东军区一师，正由冷口出关，
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因山海关被敌占领，正由承德绕道关外，
杨国夫的七师撤出山海关后，就让敌人粘住了甩都甩不掉。七师的第二十团，担任殿后任务。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他们避开公路，沿山里的大道走。然而每当部队进驻一个村镇，不久敌人便会光临，还常常利用拂晓或黄昏进行偷袭，搞得部队不得安宁。后来才知道辽西的一些大村镇，都有电话通往铁路沿线车站或城市，凡有军队过往或发生任何情况，当地的伪政府人员就向上面报告。
国民党第十三、五十二军向锦州急进，希望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部全力歼敌。处境十分艰难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无法调营口、沈阳的部队，就连走得快一点的梁兴初部也没有赶上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的长驱直入。
22日是林彪进入东北以来最难熬的一天。一份份失利的电报——兴城失守，锦西失守，锦州告急，他经过长时间的踌躇和缜密思考，终于定下决心，唤来机要秘书，字斟句酌地口授了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彭真、罗荣桓的电报：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兴初）师刚到，黄（克诚）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上匪甚多。故迂回（指敌人）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日后之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发出这份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的电报是需要勇气的。后来的形势发展也证明，避免锦州决战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决策。1947年5月，陈云曾指出：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撤退，是中国共产党武装进入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如果在这两件事情的决策上发生错误，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同意林彪22日电报的基本意见，但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应力求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以便争取时间进行各种准备，寻找机会消灭敌人。”
林彪当日决定在锦西、高桥以西地区进行一次歼灭战。他命令梁兴初的第一师、黄克诚的第三师火速赶到江家屯集结；沙克部第二十七旅在高桥、锦西附近正面抗击；杨国夫的第七师以一个团为诱饵，逼近与吸引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杨家仗子、毛家屯一带，准备对进入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进行一次歼灭性打击。
然而，当担任诱敌任务的杨部将敌诱到预定地点后，主力部队尚未到达。
唯一按时到达的梁兴初部已是疲惫不堪。这场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策划的歼灭战，就这样不战而罢。
当天，我军即撤出锦县，放弃锦州。
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东北人民自治军失去了遏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共控制全东北的条件亦不复存在。
杜聿明部从突破山海关到攻占辽西重镇锦州仅仅用了十天。蒋介石发来电报，嘉奖杜聿明部全体官兵，并严令杜聿明，没有他的手谕不准继续向东北腹地前进。
撤出锦州后，林彪将黄克诚部、梁兴初部、杨国夫部和山东军区第二师罗华生部，集结于锦州以西、以南、以北的外围地带，伺机歼敌一部。28日，集结于锦州西南大小虹螺山地区的梁兴初和黄克诚部，向行进于高桥附近之国民党军后续部队进行侧击，但未达到预期战果。11月底至12月初，在北宁铁路锦西至锦州段俟机歼敌，又没能奏效。
1945年11月中下旬，东北人民自治军被迫放弃辽西走廊，退向东北腹地。
国民党“接收”东北，是有关协定与条约确定的，苏联红军完成《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后，必须将东北行政权交还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一面令杜聿明部停止推进，一面与美国磋商，希望利用美国军舰继续运兵北上，同时还利用外交手段疏通苏联，要求苏暂缓撤军，以便更多的国民党军开赴东北。
利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蒋介石将新六军、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源源不断地运至关外。蒋介石的意图是，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与共产党争夺中长路及其沿线的大城市。
面临着国民党军队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进攻，作为处在第一线的东北局领导人，深感形势严峻。锦州失守后，“独占东北”的战略目标已无法实现。
下一步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
林彪是最先发言的。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由于内容比较多，《建议》分两次发往中央。中央在收到《建议》一半时，即刻回电说：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中央完全同意。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北满分局书记陈云起草的这份《建议》，对中央调整和转变关于东北工作的方针以及作战部署，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一时期，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的诣示中，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军事部署作了明确而具体的决定。毛泽东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对东北人民自治军的部署，毛泽东也作了明确规定：
“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著名论断，都是根据地沃土上发育出来的理论硕果。凭借着根据地熟悉的地形，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给养供应，共产党的武装在劣势的条件下以弱胜强，演出了一幕幕战争舞台上精彩绝伦的活剧……
而眼下，10余万部队在开进东北后，饱尝了无后方作战的苦楚。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三师，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北。出关以后，一系列预想不到的困难便向部队袭来。该师自苏北开拔之前，中央曾转发了先期出关的曾克林的报告，说：
“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可是，当部队到达东北后，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苏联红军由于受到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不准东北人民自治军进入大城市，也不准东北人民自治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造成了后续入关部队物资补给的极大困难。
鉴于此，黄克诚于辽西阻击战失败后向中央发去一个电报，直陈部队所面临的困难——“七无”情况，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电文中讲的“新部队，是指先期出关部队扩编组建的部队。因当时苏军还未限制东北人民自治军的行动，所以还算顺利。后续出关的部队则遇上“老大哥”的翻脸，什么也没拣着。
除了无武器之外，还缺少群众的支持和部队的给养，林彪在给“吕正操、李运昌、东北局、并报中央”的电报中反映：
“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老百姓对共产党及其军队不相信，不理解，使部队处于被动状态。给养也成了大问题。部队驻在辽西一些城镇时，当地的商会、绅士或若干头面人物也组织一些“慰问”活动，可送来的“慰问品”尽是一些雪花膏、头油、手绢之类小百货，根本没有能够果腹的食品。新组建的部队兵员成份也有严重不纯的问题。“八·一五”后，先期出关的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控制东北的实际需要，扩编了大量的兵员，使部队迅速膨胀起来。当时参军入伍的，一是工人、学生；二是一些溃散的散兵游勇；三是成建制的伪满军队；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由国民党先遣军组织的武装。许多武装游杂，本是要配合与迎接国民党军接收东北的，那知共产党的队伍腿长，先于国军一步进了东北，他们不得不随机应变，也扯起了“共”字的旗号。准备时机一到，再掉转枪口。
即使是那些真正的工人、学生也有在关键时刻丢下枪不干的。因为，日本人在东北统治了14年，真正的东北老百姓当了14年亡国奴，不但经济上受剥削、压榨，而且，在政治上与人格上亦受到极大压抑。东北解放后，许多血气方刚的年轻工人、学生积极要求参军，有的想通过当兵混个一官半职。
可是，当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这些人受到欺骗宣传，以为国民党军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军队”，而八路军不是“正牌”，加之，“国军”装备的是飞机、大炮等崭新的美式武器，身着整齐的美制军装，足登皮鞋，肩章耀眼，而共军这边则破衣烂枪。于是乎，在战火迫近之时，弃枪逃跑、甚至反水的人渐渐多起来。
辽西阻击战失利后，林彪在发给“东北局、李、吕”的一封电报中说：
“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所见之李运昌部（三个旅），亦元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使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
从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统计，仅10天左右，“先后叛变者有：吉林1．2万人。合江5000人，龙江约3000人，牡丹江3000人，松江1万人，辽北3000人，嫩江3000人，李运昌部亦叛变不少，先后叛变共约4万余人。”
1945年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变战略部署，决定：除将四分之三的主力部队集结于阜新、黑山地区之外，其他部队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兵于西满、北满、东满的广大地区进行剿匪及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其中，由林彪直接指挥的新四军第三师，山东军区第七师和第一师，作为机动作战部队，活动于法库、康平等地。
黄克诚带着新四军三师一部，由阜新北上，分散于西满的洮南、通辽、彰武、库伦；杨国夫的第七师一部及刘其人渤海军区新编师，分散于北满的肇州、肇源、肇东等；罗华生的第二师，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扩编之第二十五旅，分散于盘石、双阳、海龙、敦化等地。由山东军区第三师和第六师及第五师一部组成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第三纵队分散于南满各处。由抚顺抽调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五九旅，则开往哈尔滨、牡丹江和佳木斯之间广大地区，执行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等巩固战略后方的任务。
新改称谓的东北民主联军，仍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罗荣桓、陈云任副政治委员，萧劲光兼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为了前线作战和后方建设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分为“前总”和“后总”，林彪带“前总”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主持“后总”的工作。为了适应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对各部队和各军区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将陆续成立的锦热、辽宁、辽东、辽西、吉林、辽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十个军区，重新调整划分为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四大军区，并下属若干省军区和军分区。此时，整个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除了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第七旅仍归“前总”直接指挥外，其余主力部队均划归各军区指挥。其中，东满军区所属部队有：以八路军山东军区二师为基础扩编的第二十二旅、二十三旅；山东滨海支队为基础扩编的第七纵队，下辖第十九、二十旅；原第二十五旅改编为警备第二旅；以及第二十四旅和吉黑纵队等。
西满军区则以原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为基础，进行扩编和整训，另外还辖有由晋绥部队第三十二团和冀热辽部队第十五团扩编而成的保安第一旅。
南满军区的部队有：以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三师、警备第三旅及冀热辽第二十一、二十三旅合编而成的第三纵队；以山东军区第六师、第五师及胶东地方武装各部合编的第四纵队；另以原晋绥第三十二团一部为基础扩编的保安第三旅。
北满军区则以原冀热辽第十九旅及松江军区一部编入山东第七师，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旅；原陕甘宁三五九旅扩大为六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此外，新成立的有嫩江警备第一、二旅，北安警备第一、二、三旅。
如何组织、协调、指挥这支新组建的军队，这副沉重的工作重担，压在了罗荣桓的身上。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后，罗荣桓的职务虽然从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改任副政治委员，可实际上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工作，仍然由他负责。
自罗荣桓受命后就经常考虑着各部队之间的团结问题。只要见到自己的部属，不管是老部下或新部下，罗荣桓总要告诫他们注意各部队之间、各地区干部之间、新老部队之间、先后到达东北的部队之间、以及总部指挥机关与各部队、各地区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
12月下旬，在罗荣桓的建议下，总部发出了以彭真、罗荣桓署名的电报，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在电报指示中，还特别强调指出：
“先到东北的部队应照顾全局，竭力帮助后到的部队；主力部队应以最谦虚的态度去团结扶助新编成的部队。”随后，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目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了各部队之间的团结问题。
当然，要求下面部队领导做到的，他这个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委员首先应该做到。对于罗荣桓来说，严于律己，不仅是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所形成的工作作风，而且也是数千年中国传统对他的熏陶与染濡。罗荣桓自幼饱读诗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也就是说：领导者或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王道”之术，应该从自身做起，强调以“德行”、“操守”立威，以个人的人格力量去影响驾驭部下。在调整、组编民主联军的工作中，罗荣桓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
一次，他的老部下，山东军区第一师副师长李梓彬来看望病中的罗荣桓。
在汇报工作的谈话中，李梓彬谈到了部队所面临的许多困难：缺少装备、新枪都被别的部队拿走，没有经费、给养严重不足等等。
罗荣桓沉思了片刻，缓缓他说道：“你们是山东来的老部队，是主力，一定要做出好样子，发扬老传统，同兄弟部队搞好团结。不管是对老部队或新扩编的部队，不管谁指挥，都要主动搞好团结，听从调遣。内部团结搞好了，才能打胜仗，打好了仗，什么都有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梁兴初和梁必业同志写封信。”
梁兴初、梁必业分别任一师的师长和政委，是部队的主要领导。罗荣桓写信给他们二人，并不是不相信李粹彬，而是要让下级有个准确的文字依据，完整准确地理解上级的意图。红军时期，罗荣桓在红一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时，梁必业还当通信员。一次，梁必业送一份文件给罗荣桓，罗荣桓收下文件后，梁必业非要罗主任打一个亲笔签名的收条不可。可当时战斗正激烈，手头连张纸都没有，于是，只好让梁必业伸出手来，在他的手心上签了个名才算完事。
今天，罗荣桓在亲笔信的末尾，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好让自己那位十分认真的下级一丝不苟地遵命办理。
正当处在后方的罗荣桓大做部队间团结工作的同时，在前线的总司令林彪，却正为辽西的战事绞尽脑汁。
部队撤出锦州后，在锦州至义县间的小镇——上下齐台，林彪又部署了一次作战。结果，伤亡大不说，还打成了击溃战。
在节节退却的路上，林彪冥思苦想着对付国民党军的良策。
自进入东北始，作战对象与作战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部队由过去那种依托根据地打游击战转变为打没有根据地条件下的运动战。过去打日本鬼子，老百姓全力支持，游击战打得得心应手。如今作战对象是代表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美械部队，不但火力强，情报也准确。在此形势下，部队在作战方针、战术指导和部队编组等各个方面，都必须与当前的情况相适应，才能打败敌人，扭转不利的战局。
12月下旬，为了进一步总结山海关防御战失利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军事斗争的方针，林彪在辽宁阜新召开了一次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林彪首次提出了“等、忍、狠”的作战指导方针和三条战术原则，即：
“一点两面”、“三三制”、“不打主观主义的仗”。
什么是“等、忍、狠”的作战指导方针呢？林彪解释说：
“等、忍、狠”的方针，是指在目前形势下，军事行动要等待一下，等待土匪的肃清、群众的发动和根据地的建立；对于敌人暂时的猖狂进攻，要忍耐对付，避免过早地使用主力进行决战，让敌人占去一些地方，以分散敌人；一俟条件具备，则坚决大举反攻，狠狠地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与扩大解放区。”
三条战术原则的内容是：
“三三制”战术，是指在一个班内，将全班战士编成三个小组，每组3人，由正副班长和军政素质较好的战士担任组长，目的在于加强班的领导和指挥。这种编组，平时便于训练管理，战时利于指挥，且机动灵活，能够避免因队形拥挤所造成的伤亡。
“一点两面”战术，主要是针对辽西作战中各级指挥员不善于集中兵力对敌进行包围迂回攻击的情况而制定的。林彪还专门分析了近期进行的上下齐台战斗，其弊端在于队形密集、一面平推，不敢对敌军分割包围，结果，以较大的代价打了一场击溃战。在“一点两面”这种力求分割包围全歼敌人的战术中，“一点”，指的是应当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当然这一点是敌人的要害和弱点，保证打垮敌人，反对在各个攻击点上平分兵力的做法；“两面”，是指必须大胆地采取至少两面——兵力多时可以三面、四面——的攻击部署，并力求将主攻方向选择在敌人侧面或后面，使其不敢顽强抵抗和不致突围逃跑，避免击溃战的结果。为了保证“一点两面”战术的正确运用，各级指挥员亲自侦察敌情与地形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地形的选择，对主攻方向的确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林彪又提出了“不打主观主义的仗”的原则。
鉴于眼前的对手——国民党军第十三军等部队炮兵、自动武器多、火力强的特点，林彪及其“前指”参谋人员提出：“必须以熟练的夜战、近战和发挥手榴弹与炸药的作用，作为战胜敌军的手段。阜新会议所确定的这些战术思想和军事方针，对东北战场军事斗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但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军事发展顺利，不愿就此罢手，便单方面宣布：
“国共停战，东北除外”，拒绝和中共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任何地位。
就在国共两党代表签署停战协定的当天，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密电，称：停战令将于10日下达，于
平泉，属热河，位于东北与华北结合部，拿下了平泉也就解除了进攻东北的侧翼隐患。1946年2月初，东北国民党军队在得到了新六军、新一军等精锐部队增援后，分兵三路向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大举进攻。南路，为新六军第二十二师，沿沟帮子、大虎山一线进攻。此路为新近调入东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自恃武器精良火力强大，一路快速推进。10日占领盘山、台安，14日进抵辽中。
中路，为第五十二军，从黑山、北镇出发，占领新民后，以其第二十五师继续推进至沈阳市郊。
北路，是第十三军的八十九师，自山海关开始就一直尾随东北民主联军，特别是打过几次胜仗后，各级军官的胆子也大起来。分别由阜新、彰武出动，向阜新东北的骛欢池和彰武、法库间的秀水河子开进。
当东北民主联军“前总”发现国民党军一个团孤军深入后，林彪当即决定：集中位于秀水河子以北、以南的山东第一师、新四军三师七旅和保安第一旅第一团，共七个团的兵力，歼灭秀水河子的国民党军。
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三师第七旅，都是原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老班底，尤其是七旅，同林彪的渊源更深一些，早在红军时林彪就在这个部队当过连长。
13日，林彪从法库到达秀水河子，调整了部署，由七旅十九团和一师二团，担任主攻；七旅二十一团和一师一团做辅助攻击；一师三团为预备队，兼打可能西窜之敌；七旅二十团和一个保安团负责打援。
是日黄昏，东北民主联军再次发起攻击，在秀水河子北及西北高地与敌反复争夺。入夜后，国民党军被压缩于村镇中，逐街逐房负隅顽抗。次日凌晨2时敌一部企图突围，一部退向后街西北角死守，拂晓前我军解决了战斗。
秀水河子战斗共毙伤俘国民党军16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是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以来对国民党军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林彪也在此战中实践了他的“等、忍、狠”的军事方针，并检验了他在阜新会议上提出的战术原则的有效性。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停战谈判所创造的时机，将6个军18个师的正规部队调至辽宁沈阳及其周围地区，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手下的兵力达到31万人，基本完成了在关外放手大干的军事部署。
尽管苏联政府曾多次表示，中国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国民党政府，但国民党政府不敢相信这一承诺。于是，在苏联撤军之际，国民党特务机构频繁组织反苏反共示威游行。在重庆的闹市区和苏联驻华使馆周围雇佣一些人喊反苏口号。
3月下旬，蒋介石密电在北平医院刚动完肾脏切除手术的杜聿明，“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领土主权”。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下达作战训令，命部队以沈阳为基地，分路向南满和北满发动进攻，以期控制中长路两侧和辽东半岛。
此时中共也在东北运筹部署，3月中旬，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将领在抚顺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与斗争方针。
按中央估计，苏军撤出东北后，东北国民党军必然要向中共控制区发动进攻，俟停战前控制战略要地，取得优势地位。中央指示东北局及民主联军总部，一定要在停战前打几个胜仗，争取停战前东北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态势。
由于当时战局变化不定，与会领导人在抚顺会议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多数人主张坚持中长路沿线，并认为在四平堵住敌人在战略上具有很大意义。
然而，林彪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之后认为，东北斗争要作长期打算，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和发动群众上，作战应以运动战为主。
为了更进一步表明自己对东北战局的看法，林彪于
与此同时，在大连治病的罗荣桓也致信东北局和林彪，就东北未来战局及军事方针发表自己的意见：
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部队作战须要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也须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拼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应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更有利条件。
“苏军4月份撤退完毕，国民党必由沈阳出兵向北争夺长春和哈尔滨，我党方针是就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应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四平，地处松辽平原中部，是贯通中长、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铁路交通的枢纽，在军事上有着重要战略地位。该城东北山丘绵延，城西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同时，它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
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时，兵不血刃解放了四平。国民党利用其“接收”东北的“合法”身份，向四平派去了接收大员，收编了当地的伪满武装。
东北民主联军于
此时，杜聿明己将部队集中于两个方向，南攻本溪，北犯四平，四平是用兵重点。
东北民主联军也拉开架式，本溪方向由辽东军区统一指挥三纵、四纵，阻敌南下四平方向。以钟伟率第三师第十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地区，进行阻击，掩护主力部队向四平地区集结，同时，抽调一部分兵力，准备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4月初的辽北地区，正值化雪解冻时节，道路泥泞，国民党新一军和七十一军开不走车，拉不动炮，进展十分迟缓。加之东北民主联军第十旅利用铁岭以南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弄得新一军军长梁盛华心急如焚。蒋介石令其
在新一军进展受阻之时，国民党七十一军的八十七师，从法库出发，沿公路经通江口北进，企图绕八面城迂回四平。然而，这一路部队，却钻进了东北民主联军备下的“口袋”里。
忽遇如此繁华集市，全团像散了伙一样，官兵们四处散开各自寻求快活去了。
突然，镇内外枪声大作，预先埋伏的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整整一个团都被缴了械。前卫团遭伏击的同时，八十七师后续部队也遭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打击，全师被截成几段，溃不成军，师长黄炎落荒而逃。此役，东北民主联军歼敌4500余人，缴获汽车30辆。
蒋介石大发雷霆，责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第八十七师受此意外损失，据报陈明仁并未随军前进，着即查办具报。”杜聿明思前虑后，认为不妥，于是，一面回电蒋介石，谎称在战斗发生前就已派车将陈送到前方，一面通知郑洞国，督促陈明仁速回七十一军，整理残部，继续向八面城攻击。
在杜聿明的督促下，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终于率部队进抵四平城下。
其实，林彪并不想在此与杜聿明打这一仗。
“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四平的当天，林彪报告东北局及中央：“敌已开始直接攻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一场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城市防卫战在四平展开。此役，从
从
5．月初，国民党军在本溪攻击得手，杜聿明将用于南线的兵力全部调往北线，使攻击四平的总兵力达到十个整师。14日，国民党军再次向四平发起攻击。
敌军在宽阔的正面发起进攻，民主联军则在漫长的战线上设防，主动态势逐渐丧失。
塔子山阵地丢失，四平防御的一翼洞开，防守四平的民主联军部队面临被合围的危险，且伤亡人数已达8000。为此，林彪将危急情况报告东北局和中央后，命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
“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电报也明示：“如果你觉得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主动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变为运动战。”
但是，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后，已经很难再组织有效的防御了。国民党军夺占四平后，采取快速急进方式，分三路继续攻击北进。民主联军以钟伟第十旅殿后，分别向北、东撤退。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从大连返回的罗荣桓和彭真，赶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前总”，与林彪、周保中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和作战方针。
林彪主张撤退，撤出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
另一种意见主张坚守长春。
在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罗荣桓发表了意见。他分析道：“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东北局最后决定：向松花江北岸撤退，退到哈尔滨。
“长春人口近90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敌如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进攻，我则可能既不能守住城市，又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故今后主力以打运动战为好。”
5月下旬至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分别撤至松花江以北。华中新四军三师十旅集结于大责，八旅位于郑家屯以北。山东八路军七师，新四军三师七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五九旅则集中在松花江以北之双城、哈尔滨地区。部队一面进行补充、训练，一面沿江设防。
在攻占了长春、吉林及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后，杜聿明也觉察到虽然表面上是胜利了，但是，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机动作战部队锐减。
国共双方都暂时无力在东北决斗了，于是
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林彪：有人以为我跑得太快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
把屁股坐到东、西、南、北。翦除时腋之患：“红胡子”剿除“黑白胡子”。胜负是实力的较量：“东总”先南后北，拉打结合。
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之下，共产党的武装一退再退，终于退到了松花江北岸。
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确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东北民主联军收缩战线，调整力量，在边远地区建立根据地，蓄势待发。
退出吉林、长春诸城市后，东北民主联军据江而守，总算把战线暂时稳定了下来。
6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和民主联军总部转移到哈尔滨。据当地人说，“哈尔滨”一语，在满族话里是“晒网场”的意思。这里原是满族人聚居的小渔村，水陆交通便利，地形开阔，天长日久，发展成一个颇有些规模的集镇，南来北往的物资均在此交易、集散。
进入本世纪，沙皇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派遣15万大军入侵东北，占领了哈尔滨。1931年九一八以后，哈尔滨又成为日本占领地。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除中东铁路南北地区外，还有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西满和以延吉为中心的东满，并经通化与以安东为中心的南满地区保持着联系。
6月上旬，在吉林附近舒兰的一家戏园子里，林彪对团以上干部作了一次讲话。林彪针对撤出长春、吉林以后部队干部、战士间的一些议论，说道：
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丢得还少了。
这不是开玩笑，我讲的是真话，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东北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只有一个拳头，敌人有好几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怎么办？就是要把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怎么变？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城市一丢，我们的包袱就没有了，身子就轻了，敌人的拳头可就伸开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他们了。
解决东北的问题要靠战争。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胜负不能从一时的进退看，也不能从一城一地的得失看。我们力量小，城市只能是旅馆（指短时的过渡），暂住一时。把敌人拉散了，把敌人一股股地吃掉了，城市自然就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城市，和敌人硬拼，那我们只能有两条路：或者被敌人吃掉，或者走抗联的老路——退到苏联去。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气力用到建设根据地去。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有了家，就会要兵有兵，要武器有武器，要粮有粮，要衣服有衣服。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会有全东北。
为了让更多的指挥员和战士懂得这个道理，林彪还专们找人写文章，介绍1812年俄法战争中的俄军莫斯科大撤退。林彪还通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搞到了一部介绍打败拿破仑的俄国名将库图佐夫的纪录片，给部队放映。
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
“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之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罗荣桓不无忧虑他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
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东北的形势是严峻的。
接到就任东北局书记的电报时，林彪正在吉林附近的舒兰——东北民主联军的“前总”里。
几天后，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从哈尔滨起程来接林彪。林彪便带着随行人员上了路。在6月中旬国共两党的谈判中，国民党提出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哈尔滨、白城子等若干城市。周恩来征求东北局意见。林彪、罗荣桓、彭真等经过讨论，将意见报告中央：
我们考虑不能同意将白城子、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等城市给国民党方面驻兵。与其立即支出以上地点，不若在长期战争中力求保持，即令不能保持，亦可较迟的失去。如果为力争和平，准备作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那么，这种让步的限度，则应以国民党能增多少兵来，我即酌量让多少步；估计其军事进攻何时能到达何地，我即准备在何时支出何地为妥。
其实，国民党和杜幸明也有难处。在《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作战检讨》中是这样记述的：
（一）我军以接收之目的，应进出松花江自有必要，惟就作战方针言，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以分进合击包围于四平地区而歼灭之，尔后向松花江进出为当。其次，就本案压迫松花江歼灭之方针，在兵力部署上，与方针又不相吻合，即逐次使用兵力，致四平街久攻不下，其后增加兵力，亦未着重在四平附近歼灭共军之措施。这攻下以后，即为离心推进，而成为广泛之驱逐，卒未获歼灭共军也。
（二）作战初期，我军因兼顾辽东辽南方向之作战，仅以新一军担负四平及解长春之围双重任务，兵力不足，以致四平久攻不下，长春沦于敌手。而后次第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虽获得四平决战之胜利，然已迁延两月以上时间，使敌得以从容脱离战场，未能将敌主力击破，贻尔后东北剿共军事以无穷之后患。
中原战火一起，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区内，国民党军也向中共武装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此时，关外倒相对平静，于是东北的停战局面又稳定了一段时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长期驻在哈尔滨的局面也确定了下来。
6月下旬，高岗和谭政从五常接林彪回到哈尔滨。
早在林彪还未返回哈尔滨时，罗荣桓便与彭真、陈云酝酿过，秘用眼前出现的战争间隙，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确定当前坚持东北的斗争方针，并安排了几项战略部署。
第一项，是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以林彪、彭真、罗荣桓的名义致电各部队，介绍拉法战斗的经过。
这是一场诱敌分散的歼灭战，规模虽小，但为成功之战例。6月初，国民党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及一个营共2000余人由吉林市东进，占老爷岭，
电文说：
可见，敌人愈分散，愈便我歼灭。敌进入山地，尤便我歼灭。因此，我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感觉恐慌，须知我军在现时的作战条件下，在不得已时放弃某些城市，以诱敌人分散，换取歼敌的机会，是有利的。我各部须准备在半月停战期满后，继续组织对分散之敌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应加紧此种作战的一切准备。
第二项部署是明确东北斗争方针和南满的任务。
东北的斗争，我们虽一方面力求争取和平，但应以99％的准备作艰苦的持久的打算，切不可存侥幸的和平心理和企图以一两个恶战解决问题的心理。我们斗争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的斗争，其中分地是最主要的。只要能真正地争取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和一般的群众，则万一城市失去，我仍能坚持斗争，等候国际国内有利的形势策应。如我们不坚决做到发动群众，则我们在东北有不能立足的极大可能。
国民党军占领了沈吉线，我南北满已无铁路联系，我坚持南满斗争，并准备在被分割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战争，就显得特别重要。南满我军应迅速加紧补充，休整，准备对付敌之新的进攻。
第三项重要部署是关于剿灭土匪、稳定后方的问题。7月初，东北局的常委聚集哈尔滨，总结东北十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统一对敌斗争方略并讨论修改常委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全会决议。
在常委的讨论会上，罗荣桓发言：
过去这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在干部思想上有很大的负担，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对自己依托的力量没有明确的认识。主要的是统一今后的思想领导，解决当前的问题。
林彪说：
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者，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会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死无葬身之地。
7月上旬，东北局又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在哈尔滨的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和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以及部分党政军高级干部出席了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经东北局常委讨论的文件并形成题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该文件经中央批准正式公布，简称《七七决议》。
决议严肃指出：
目前东北敌我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国民党仍在积极准备再进攻，必须克服在战与和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扫除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准备通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来争取和平。
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决议确定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原则：
东北民主联军的军事行动，不在于计较城市和要点的一时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为此，应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方针。一般地不打阵地战，而广泛地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决议还对民运、土地、剿匪、财经、交通、城市等工作规定了具体政策。
《七七决议》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战略指导的历史性转变。
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后，罗荣桓作为民主联军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统一部队和干部的思想上去。针对部队中出现的一些消极思想和急躁情绪，罗荣桓对防守在松花江边的山东七师旅长黄荣海说：“你们的情况和别的部队差不多。四平撤退以来，部队思想比较乱，问题不少，集中起来就是对革命前途的看法问题，这也是解决其他思想问题的关键。你们领导干部自己首先要想通，为什么我们要大踏步后退，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还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讲清楚：别看我们的地区暂时缩小了，但我们的主力还在。只要我们把根据地建设好，群众拥护我们，那我们的力量就会一天天壮大起来。将来我们肯定要打回去。”
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二师师长的温玉成也常到罗荣桓这里来。
温玉成早在红军时代就在罗荣桓领导下担任过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委和军团直属队书记。尤其是12年前，罗荣桓到温玉成领导的六十二团的一幕，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中。1934年8月，江西中央苏区。
一天，罗荣桓来到温玉成的六十二团。在动员会上，罗荣桓大讲一至四次反“围剿”中的运动战，反复解释外线作战的必要性，只字未提转移和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会后，温玉成试着问罗荣桓：“是否要转移？”罗荣桓机敏地反问道：
“反‘围剿’作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那天不在转移？！”
温玉成又问：“为什么下发湖南地图？”
罗荣桓则严肃又不失和蔼地对温玉成说：
“这是上级指挥机关的事，你不要多问。我们要主动出击，实行运动战了。不管到哪里，反正是要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你们团要发扬过去的战斗作风，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
此时，罗荣桓望着这位老部下，仔细地询问着：“你说说看，号称国民党‘五大金刚’的蒋介石新一军、新六军的战斗力究竟怎么样？”
“当然，比起十三军和五十二军来，新一军和新六军强。这两个军，除了火力强、装备好之外，战术上也比较灵活。而且部队有一股进攻锐气。但是，它也有弱点。一是狂妄冒进，二是与其它部队协同差，好大喜功。抓住这两点，我们完全可以揍它！”温玉成分析道。“对嘛！”罗荣桓说：“总讲国民党的王牌如何了不得，我就不信。它火力强是事实。可是他们官兵矛盾大，士气不如我们。拉法战斗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利用其孤军深入和分散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战术上搞好一点，打败他们是不成问题的。”
由于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东北局的重要决议得到了认真贯彻。在东北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一个多月内，就有1．2万多干部下乡，深入到东满、西满和北满的广大乡村。
为适应斗争方针的变化，东北民主联军进一步调整了组织。将原北满军区领导机构撤销，高岗、陈云回东北局工作。原来军区所辖的松江军区、牡丹江军区、合江军区和龙江军区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辖。原北满军区所属的嫩江军区、辽吉军区划归西满军区。西满军区以黄克诚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
辽东（南满）军区以萧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辽宁、安东、辽南三个军分区。
吉林（东满）军区以周保中为司令员，陈正人为政治委员，下辖吉东、吉南、吉北和延吉四个分区。
这一时期，东北民主联军的总人数发展到32．4万余人。
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作战部队有：
华中新四军第三师的四个旅、山东八路军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七师的两个旅，第三五九旅以及万毅的东满第七纵队。
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将其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土匪）的天下。“八·一五”之后，在东北，仅蒋委员长委任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在北满地区，国民党国防部收编了四个旅的“胡子”。
东北民主联军在一份“情况通报”中说：
在我南满基本地区，约有匪5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5000人、3000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10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
当时的东北，全境内共计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1946年6月，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松花江以南的行动，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发动骚乱，先后占据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
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县委、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共产党干部20多人，被集体枪杀。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含恨上吊自杀。
“胡子”问题已经发展成共产党在黑土地上生存的重大威胁。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投入主力部队进行剿匪。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前，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就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
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
为贯彻《七七决议》，东北局与民主联军总部7月里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师和旅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并要求各执行剿匪任务的部队作出全面计划，区分轻重缓急，实行集中兵力围歼和追打相结合，除恶务尽，避免以往兵去匪来的现象。为清除时腋之患，东北民主联军对北满的大股土匪进行了重点清剿。
7月间，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刘贤权率主力进剿穆棱、绥阳地区，消灭了在此盘踞多年的王枝林、“吴家三虎”等股匪，毙、伤匪800余人，解放了东宁、绥阳等县城，打通了牡丹江通往绥芬河的交通路线。
在剿匪斗争中，捕获匪首姜鹏飞，平息哈尔滨“八二八暴动”，则是一场保卫“心脏”的战斗。
姜鹏飞，又名姜凤飞，辽宁锦州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黑龙江省程志远部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姜鹏飞率部投日，受训于日伪乙种专科学校、陆军大学，为日本人所重用，历任伪满奉天训练学校教导队总队长、佳木斯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40年，被派往华北任伪绥靖总司令部副司令、唐山行营主任、冀东特别行政区长官等职。在此期间内，指挥伪满“铁石部队”，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华北的“潘家峪惨案”，就是其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而一手制造的。冀东的老百姓，一提起姜鹏飞这个名字，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姜鹏飞还与国民党地下组织秘密勾结。日本投降前夕，他被蒋介石封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又任命他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中将军长。1946年1月，杜聿明命姜鹏飞扰乱我后方，相机占领哈尔滨。姜鹏飞在北满先后收编了伪满散兵游勇、土杂武装、日军残余等十余个师，成为此地实力最大的“中央胡子”。7月，杜聿明命其“配合新一军进攻，同时进驻哈市”。姜遂又潜入哈尔滨，以期里应外合。直至
接着，东北民主联军又穷追猛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捕获了参与指挥这场暴乱活动的大小匪首。此役粉碎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暴乱阴谋，保卫了哈尔滨这个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剿匪斗争，是一场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不同的特殊战斗，所以，有着一整套特殊的规律和战术原则。民主联军根据以往剿匪的经验，提出了“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
在以往的剿匪斗争中，由于土匪多为小股，聚散山林，不易打歼灭战，所以多侧重于击溃。久而久之，土匪亦摸透了我军的战术，他们撤出城市，避免对抗，保存实力，待机反攻。
自从制定了新的剿匪方针，各部队的斗争大见成效。在依南地区的战斗中，合江军区组织了精干的剿匪小分队，采取不停歇的追击与钉楔围困相结合的方法，穷追猛打，最终剿灭了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等股匪徒。其中，剿灭李华堂的战斗，便是一场穷追不舍的恶战。
李华堂，河北栾县人，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1939年2月，李在同日军作战时受伤彼俘，旋即投降日寇。日本投降后李又投靠国民党，被封为“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三五九旅在剿灭谢文东后，转至合江省的勃利、方正等地，兜剿李华堂部。
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歼灭李华堂部1000余人，李仅以随身40余人逃遁。
为了彻底肃清余匪，三五九旅派出了精干的小分队，跟踪追击，锲而不舍，穷追400余里，终于在11月下旬于刁翎山将李华堂击毙。
在围剿杨清海时，民主联军对逃入深山的杨匪实施久围长困，布下明岗暗哨，同时，组织部队进山反复搜剿，使杨清海无粮无宿，疲于奔命，最后彻底被歼。
在追剿实践中，各部队创造了寻踪和破迷两条经验。
寻踪是追剿流窜股匪的重要手段，如同熟练的猎人凭借蛛丝马迹去寻觅野兽的走向一样。
寻踪，包括两种方法：
第一种，为秋末林中拨踪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堪察秋末森林中落叶被踏踩的痕迹，来判断土匪的去向。落叶被踏碎或被搓，且有比较宽的面积时，则证明是有人员走过。反之，如果痕迹凹道狭窄而较深，道面不平，则证明是野兽所践踏。
第二种，是春秋季草甸拨踪法。一般来说，当人和马从草甸上经过时，由于行走踏踩，必定要留下痕迹。而且往往草斜倒的方向，即是土匪逃遁之方向。如若踏过的道中，已有部分草立起时，即说明人马已经过去多时了；如若无草立起，则说明匪徒刚过去不久。破迷是一种识破土匪设圈套的方法。
当土匪遭到追剿打击时，往往化整为零，沿不同方向逃遁，以迷惑对手，这时，如果停止追剿，则正中匪计。所以当遇到此种情况时应向最大一股逃匪追击，将其歼灭后往往可查知其联络记号与集合地点，再一一歼灭之。在北满的广大地区中，合江省是匪患的重灾区。合江省的南部和两南是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合江的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子。在草甸子中，蒿草比人高，蚊虫肆虐。不熟悉路径的人，进去就别想再出来。如此荒芜之地，人迹罕到，成了“胡子”们的栖息地。
然而，在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的领导下，历经半年时间，即基本肃清了这里的匪患。
贺晋年在延安就积累了剿匪经验，1946年12月他同《东北日报》记者座谈时，介绍了合江军区使用的战术。贺晋年说：“根据合江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战术上采取了以下这些办法：
（一）当敌人集中时，我们要开始集中优势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样容易造成消灭敌人的机会，同时，也使敌人失去战斗意志。
（二）当敌人逃入山林时，应立即跟踪追击，力求连续战斗与追剿，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
（三）敌人逃入山林时，应迅速将其包围、在周围钉起钉子来。在土匪必经之路上，应设优势的阻击部队，再派出精干的部队带上干粮和锅，到山里露营，连续反复清剿。这虽然不能完全歼灭敌人，但容易使敌人溃散、瓦解与投降。
（四）为了断绝敌人粮食，必须很好地坚壁清野，使土匪无粮可觅，自行溃散。
（五）如敌人失去战斗意志溃散时，我军部队即可以大胆分散搜山，有时可化装成便衣搜索。匪首谢文东就是这样被捕获的。
（六）在山林中清剿零散匪徒时，不宜使用大部队，尽量以小分队清剿。”
西满军区还将政治攻势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组织工作队开展政治攻势，同时调查土匪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动员土匪悔过自新。
在松江地区的50余股土匪中，投降自新的就达3000余人。除了匪患严重的北满合江、松江等地区外，西满和东满的剿匪工作也取得进展。到1946年底，西满共瓦解土匪100余股，击毙被国民党任命的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副军长王乃康以下惯匪3000多人，东满亦消灭股匪600余人，稳定了根据地的局势。
在分兵剿匪的同时，东北局发出了《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组织大批的军政干部下乡，开展反霸除奸和土地改革运动。
与开展剿匪工作的同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抽调出了数万名干部，组成了大批的农村工作团，深入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剿匪、土改和“反好清算”
三项工作的开展和军事方针、政策获得的成功。使北满、西满和东满的民主联军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根据地一天天巩固起来。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是一场军事力量的较量。
从山海关、锦州到四平、长春，林彪之所以一退再退，主要是苦干手头无兵。杜聿明苦战拿下四平、长春，一举“饮马”松花江边后，需防守城市和交通线，使机动兵力锐减，也失去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于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形成了一个暂时的对峙局面。从1946年7月开始，在东北局的领导之下，民主联军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军队建设，扩充兵员。
此次在扩充兵员的工作中，联军总部、各军区及主力兵团均先后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建军初期收编伪军、土匪部队和成分不纯人员的教训后，作了新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
在扩兵中以基本群众成分为主，大批地吸收经过群众斗争的农民到部队中来，不得吸收伪国兵、伪警特、兵痞、流氓、土匪、会道门等分子；扩兵对象都要经过审查，政治纯洁，来历及其家庭清楚者，方可吸收并进行细致登记；
对来历不明，家庭情况不清者，不得收留。
为了确保新增兵员的质量，合江省委具体规定：“新兵须要经过一定的审查，成分要纯洁，年轻力壮，不能不经审查马虎凑数。”借助着土地改革的威力，扩兵工作波及每一户贫苦农民。据统计，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兼扩军运动中，仅人口稀疏的合江省，就有5000余人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而人口稠密的辽宁省和辽北省，参军人数达到3万人以上。
由于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军，使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获得了比较大的补充。到1946年底，北满根据地共补充兵员3万多人，使得四平保卫战后遭受损失的主力师均达到1万至1．2万人左右，有的师还增编了补充团。各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兵员的扩充，使机动作战部队得以加强。1946年8至10月，为了适应作战需要，更大地发挥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民主联军总部将北满部队编成了三个野战纵队又七个独立师。
新编成的三个纵队，分别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
以原山东军区八路军第一、二师和东满第七纵队合编而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下辖第一、二、三三个主力师，万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原华中新四军第三师主力组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下辖第四、五、六三个主力师，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以原华中新四军第三师之第七旅和渤海第七师之第二十、二十一旅等部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三个主力师，洪学智任司令员。
新编成的七个独立师分别是：
以原八路军三五九旅改编的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以原松江军区之地方部队合编的独立第二师；以原东满军区所辖之曹怀中部及合江军区之地方部队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三师；以原西满军区保安第一旅改编而成的独立第四师；以辽吉军区的三个地方团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五师；以原新四军第三师所属两个警卫团及嫩江军区之一个警卫团合编而成的独立第六师；以东满警备二旅及第二十四旅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七师。七个独立师共约6万余人。
除上述用于机动作战的主力部队外，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区还组建了地方独立团和大量的县区武装，且这些地方部队均经过了比较彻底的改造，成为主力部队可靠的后备力量。这些部队有：西满22个独立团，北满15个独立团，东满有9个独立团，加上各县的县大队、区中队在内，共有3至4万人。
此外，在南满根据地坚持斗争的还有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三、四纵队和3个独立师及一个支队。
到1946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兵力有了相当的发展。
林彪、罗荣桓还十分重视炮兵建设，把炮兵作为骨干兵种来发展。
早在林彪、罗荣桓率部进入东北之初，利用缴获的日伪军装备，开始建立了炮兵旅，下辖二个团。当时人不过千，炮不上百，且都是中小口径的山、野炮。炮兵属技术兵种，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根本玩不转。所以山海关之役后，这个新组建的炮兵旅基本上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1945年11月，延安炮兵学校的1000多名学员到达东北，成为东北联军的首批技术骨干，但当时部队一退再退，组建炮兵困难很大。
日本投降后，关东军在东北的大批军用仓库成为“全民所有”。老百姓抢吃的、拿穿的、搬用的，管这叫“捡洋落”。受当地老百姓启发，民主联军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捡洋落”比赛。
从延安炮兵学校来的人成了“捡洋落”工作队中的骨干，负责发现和鉴定工作。他们翻山越岭，走乡串屯，走到哪问到哪，一旦看见老百姓大车上有汽车、火炮或者是飞机轱辘，就追上去商量，花钱买下来。这些从四野八荒寻觅回来的装备，大都残缺不全。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将其拆散了再重新组合。炮校警卫连的副连长周天才，一个人就搜集了山炮、野炮20多门，被命名为“搜炮英雄”。一次，周天才在镜泊湖边，发现了一座孤零零的新坟，坟前的木牌上写着“战马之墓”。他感到很奇怪，带人扒开一看，是一门日军留下的90野炮，用油布包着，零件一个也不少，是个完整的“洋落”。
正是凭藉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东北民主联军在半年多的时间中拼凑了各种火炮700多门，坦克10多辆，编成了八个炮兵团和一个战车大队。
为了解决炮兵分散、不统一的问题，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了炮兵调整处，负责统一协调。7月中旬，民主联军总部又颁发了关于炮兵建设的第一号命令，强调建设炮兵的重要性，确定了“普遍的分散发展与适当的集中使用相结合”的炮兵建设方针，并提出要把炮兵建设成为一个重要兵种。
除了炮兵建设而外，东北民主联军还加强了工兵和骑兵部队的建设。
工兵，是一个与炸药、地雷和工程障碍打交道的专业兵种。特别是在缺少炮兵的情况下，攻城略地、炸堡毁桥，几乎全靠工兵。所以，民主联军除在少数主力部队中建立了工兵分队外，还大力开展工兵技术的普及工作。
骑兵，是随着剿匪和土改过程发展起来的。剿匪需要长途奔袭，随着剿匪战果的扩大，俘获的马匹也加入到骑兵队伍中，加上土改所获得的部分马匹，使得骑兵总数达到4000余人。9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达了建立与扩大骑兵团的命令，要求把骑兵逐步建设成为能独立进行运动战与配合步兵作战的重要兵种之一。
在这一时期，还成立了护路军司令部，将各地的护路部队集中组编为七个团，共3400余人。
此外，还成立了航空学校，培训飞行、机械、场站等技术人员。这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的成长壮大，特种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和转入反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保证。1946年9月中旬，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特别军事会议，研究、部署各个战区的作战计划，以期实现“三至六个月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会后参谋总长陈诚衔命飞往沈阳，召见杜聿明、郑洞国等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贯彻庐山特别军事会议的战略计划。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磋商，陈诚、杜聿明、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和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骤等人，炮制出一个“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
这一作战方针，一改长驱直入、全线进攻为重点进攻。企图集中主力，首先进攻南满，摧毁南满根据地，然后再北上，夺取北满，最终占领全东北。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拟定了具体计划，于10月初调重兵打通了沈阳至海龙的铁路线，分别攻占了南满根据地的柳河、金川、辉南、清源、永陵、兴京等地。
在用兵南满的同时，杜聿明令新一军及六十军一部防守松花江南岸各个要点，并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向北满边缘区“蚕食”袭扰，形成南攻北守的局面。
日前，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特别军事会议之后，陈诚飞沈，东北敌顽高级将领集会，各地顽军调动频繁，一切象征证明反动派即将向我哈尔滨、安东、通辽等地大举进攻，并在南满、辽西已开始试探性进攻，东北暂时的休战状况即将为大规模的战争局面所代替，我全党全军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粉碎反动派的进攻。
南满根据地面临着巨大压力。这一根据地是在东北最先开辟的解放区，濒临黄海、渤海，背靠朝鲜，处在沈阳、辽阳、本溪、鞍山的东侧，这一地区地形狭窄、城市稠密，又是杜聿明经营东北的重要地区，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南满根据地的部队，主要是由萧华带来的山东部队和冀东曾克林部进入南满发展起来的新部队合编而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四纵队，另加三个独立师，总兵力4至5万人。
面对着多路进逼的国民党军部队，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决定：不以保守城市、看家为主，而以集中兵力以运动战歼敌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暂时主动地放弃一些地方，诱敌深入，迫敌分散，集中优势兵力，攻打敌之一路或小股敌人，求得各个歼灭，达到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
这个方针，使南满民主联军摆脱了单纯防守城市的包袱，大踏步的进退，积极寻找战机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10月下旬，国民党军沿沈海线继续向安东方向进攻。22日，新六军占领盖平、柳木城，五十二军一部攻占草河口，一部攻占碱场并企图迂回安沈铁路，威胁南满根据他的后方。
辽东军区决心以第三纵队和南满独立第一、二师分数路阻击、牵制敌军，集中第四纵队于安沈路以东群众基础较好且地形险要的新开岭地区，预伏歼敌。
新开岭，位于安东省赛马县（今丹东市凤城县）境内，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袋形谷地，两边是高山，一条绥阳河和宽（甸）赛（马）公路纵贯其问，四纵的八个团设下圈套、张网以待。
当日下午，四纵在韩先楚副司令员的指挥下，分三路向国民党二十五师发起进攻，将敌截为数段。“千里驹”师师长李正谊发现被包围时，已经晚了！
该师在抗战期间曾远征缅甸，战功显著，誉为“千里驹”，褒其能征善战。随五十二军开到东北后，这只“千里驹”开始走下坡路，在进攻营口、抚顺、本溪时，连连受挫，特别是抚顺一役，损兵近2000人，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也险些被俘。事后，“千里驹”师师长刘士懋辞职回了家。杜聿明将李正谊由第二师副师长调升为二十五师师长。
李正谊50余岁，行伍出身，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蛮勇有余而精明不足。
李正谊接任后，为了给他的上司长脸，便在这次进攻南满的作战中猛打猛冲，气焰十分嚣张。在被围的前两天，他还召集营以上军官训话，叫嚷着要把南满的“共匪”赶到长白山上去“喝西北风”。
而此时，李正谊看大势已去，便脱下军服，化妆成一名火头军。可是，他脸上的麻子，太明显了，很快便被请到了韩先楚副司令员面前。
新开岭一仗，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毙伤俘敌8000余人，首创东北民主联军一次作战歼敌一个整师的战绩。
萧华：（一）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这一胜仗后南满局势开始好转，望集结主力，争取新的歼灭战胜利。”
“千里驹”的覆灭，虽然打乱了敌人的整个进攻计划，保证了辽东军区机关安全转移，一些医院、工厂和仓库运过了鸭绿江，得以保全，但并没有扭转共产党在南满的劣势。南满联军部队向后撤退，部队的不安气氛也日趋浓厚。共产党控制的地盘只剩下位于长白山麓紧靠朝鲜的临江、蒙江、长白和抚松四个县，巴掌大的地方。辽东军区，辽宁和安东省委机关，三纵和四纵主力都挤到这里。国民党军的四个主力师正向这里扑来。
鉴于如此恶劣的情况，辽东军区已经作了最困难的准备：“由军区机关率三、四纵主力北上，渡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由四纵政委彭嘉庆率四纵第十一师和辽宁独立师坚守长白山，牵制敌人。
就在此刻，辽东军区发出通知，要师以上干部去七道江开会。“七道江会议”是解决南满根据地去留问题的一个重要会议。南满根据地的去与留，不仅为南满根据地领导人忧心，东北局与民主联军领导亦牵肠挂肚，寝食不安。南满根据地的存在，可以迫使国民党军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有利于民主联军“南拉北打”的作战方针实现。可是，南满地区毕竟大狭窄了，缺少回旋余地，没有可资利用的天然障碍，易受合围。
怎么办？东北局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重要决策，成立了南满分局，由陈云兼任南满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副司令、副政委，以加强南满根据地的军政领导。
主张放弃南满的人数不少，理由是；
其一，长白山区地形狭窄、物资匮乏、缺少兵员，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具备进行运动战的客观环境，且坚守根据地困难；
其二，南满主力北渡松花江，与北满主力合为一股，不仅可以壮大民主联军的力量，而且可以避免被敌各个击破；
其三，撤到北满，前有松花江，后有苏联，进退有据，可保无虞。主张坚持南满的人认为：
欲粉碎国民党军“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就必须坚持南满，拖住国民党军主力，让它“屁股后边吊个大冬瓜”，首尾难顾。这是其一。
其二，南满是东北工业的中心，又是海上与华东、华北交通的要道，群众基础好，物质条件较北满丰富，守住南满根据地，可以为日后的反攻创造一个坚固的阵地。
其三，南满根据地目前还有好几万人，形势虽然险恶，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凭这些实力，上山当“胡子”也能坚持几年，何况在坐的都是堂堂的正规军主力部队？
会场内，两种意见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会场外，国民党军两个师已逼近梅河口和辑安。情况紧急，萧劲光立刻命令“各师长迅速返回部队，指挥作战。留下纵队领导，继续讨论去留问题。”
望着满身皆白的陈云，萧华关切地说：“你辛苦了，身体好吗？天这么冷，还请你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