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驭势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12

第七一五团以一个营从卓资山东面向头号北侧高地进攻，尔后向东北发展，从东面配合八团、七一六团歼灭敌人，其主力配置在二道沟西侧高地，准备阻击集宁方向来的援敌，随时准备加入卓资山的战斗。

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把贺总“全歼守敌、活捉何文鼎”的号召传达到了部队，并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听了旅长的战斗布置和余政委的动员，全旅都沸腾了，个个磨刀擦枪，斗志倍增。

晚6时，贺总下达了发起攻击的命令。

三五八旅第八团首先向西山顶高地发起了冲击。战士们发挥了夜战、近战的特长，发挥了刺刀、手榴弹的威力，勇猛地突入敌阵，占领了西山顶。

其他各团也从西、南、东三面展开全面进攻。战士们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动作，以小分队、战斗小组的形式向敌人纵深楔入，互相配合，分割、歼灭敌人。战士们一上阵就向敌人扔手榴弹，压制敌人火力。一接近敌人，战士们就亮出刺刀，杀向敌人。何文鼎的部队

虽然装备精良，但在无所畏惧的三五八旅战士面前，被打得乱作一团。在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在战士们的呐喊声中，三五八旅摧毁了一个又一个防御工事，消灭了一股又一股敌人，战斗发展异常迅速。

这一夜，贺总情绪高涨。他想到战斗激烈，便对警卫班的战士们说：“你们呆在我身边于什么？赶快去参加战斗。我现在用不着你们，一个人也不用！战场上多一个人，胜利就来得快一分，快去！”

这些小伙子，是从基层挑选来的共产党员，虽然总想着照顾好贺总，但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谁不想上战场上去和敌人拼杀呢？首长一开口，一个个都扑向了枪声激烈的地方，连饲养员也缴回了好几条枪！

10月25日黎明，东方出现了一片朝霞。这时东边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国民党驻绥远的精锐一○一师从集宁赶来，企图增援卓资山。独一旅立即占据了有利地形，顽强进行阻击，给一○一师以迎头痛击，使它不能前进一步。在西边的独三旅顺利地攻占了福生庄之后，也英勇地阻击了西来的援敌，有力地配合了攻打卓资山的行动。

上午8时，贺总见最后解决战斗的时机已经成熟，命令三五八旅发起最后的攻击。黄新廷集中主力，在四门山炮的支持下，猛攻卓资山高地集团工事，于10时许全歼残敌。

这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这一仗全歼了何文鼎的精锐新编二十六师，毙伤敌副团长以下官兵2000多人，俘虏少将副师长以下官兵1800多人。敌二十六师中将师长张士智被俘，可惜在押解途中逃跑了。

老奸巨猾的敌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在我军一开始进攻西山顶高地时，就在特务营保护下偷偷溜出了卓资山，逃到包头去了。狼狈之中，他的日记都来不及带走，被三五八旅缴获。贺总得知何文鼎逃掉后，遗憾地说：“这次便宜了这小子！”

10月26日，晋察冀野战军在收复丰镇、集宁后到达了卓资山以东的马盖图地区，两大野战军胜利会师。贺总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聂荣臻司令员和由他率领的晋察冀部队。

四、挥戈晋绥

归绥、包头真是两块硬“骨头”！久攻不下，贺龙果断下令撤出战斗。周士第率晋北野战军进逼忻州，阎锡山为杀一儆百，杀了县指挥李义龙，关了师长王乾元，下令死守。集宁会战，“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没去攻击敌三十一师，结果让傅作义拣了一个便宜。

在贺龙用兵卓资山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说：“如傅作义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逼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卓资山战斗胜利后，傅作义已将其主力撤到归绥。

在这种情况下，贺龙和聂荣臻约定在卓资山以东的隆盛庄会面商定下步行动。

10月26日，聂荣臻到达隆盛庄，然后与贺龙一起进入卓资山。贺龙、李井泉和聂荣臻见面后，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当时，傅作义为避免遭受我严重打击，采取了“一触即退”的战法，他的部队对当地地形熟悉，骑兵部队较多，跑得很快。据此，贺、聂等商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

聂、贺决定的围攻归绥的部署是：晋绥部队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二、三旅等部在平绥以南、大黑河以北地区从东向西肃清什兰代、后不塔气、范家营等各点之国民党军，占领坝口子；晋察冀部队以冀察纵队肃清铁路以北古楼板、哈拉沁、红山口、坝口子及讨速号、鹤心营子等地区之国民党军，占领坝口子；冀晋纵队以第三旅（附第四旅第六团）配属冀察纵队执行任务，其余部队担任对大同国民党军之警戒；冀中纵队集结于陶卜齐地区为总预备队，并以一部进占归绥以东阵地，配合晋绥部队和冀察纵队完成对归绥之合围；晋绥部队的独一旅、骑兵旅与冀察纵队骑兵二团组成挺进军，由王尚荣指挥，沿铁路西进，截断归绥与包头间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按照上述部署，晋绥、晋察冀部队分南北两路向归绥逼近。两大部队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归绥外围的许多据点，于10月底很快完成了对归绥的合围。

归绥是绥远省省会，有新、旧两城。傅作义在决定退守归绥之初，就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在其防御前沿挖有外壕，设置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有些地方还有电网。这时，傅作义已将其主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兵第四师共2.4万人集中归绥，原伪蒙部队扼守归绥外围据点，由傅作义亲自指挥“因新城较小，有城墙，可凭坚固守，而旧城地域较大，没有城墙，城北距山较近，傅作义判断城北可能为晋察冀、晋绥部队的主要突击方向，故以主力守旧城，并将防御重点置于城北，机动部队控制新城，以地方武装活动于外围武川、托克托等地，对晋察冀、晋绥部队进行袭扰、破坏。

11月6日，中央军委就围攻归绥的战法问题指示聂荣臻、贺龙：

（一）如我兵力、士气、技术三方面均占优势，应毫不犹豫一举攻克，今则三者有二，惟技术准备不明。据云：张垣缴有七生五野炮及十生五重炮，附以山炮，备足量炮弹（五千以上），工兵炸药集中使用，破坏要点，只要弥补这一技术缺点，最好采取这一方针，迅取归绥。

（二）敌集五师守城，似准备积极防御，顺应敌之企图，我以一部积极佯攻（使敌认为真攻），荫蔽主力，诱敌出击歼灭之，此种战法似亦可与第一项战法联合运用。

（三）围坚攻弱，即是以小部弹性的困困归绥，主力西进攻萨拉齐、包头、五原，得手后回头再攻归绥。

（四）以上三个办法均不可能时，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主力集结机动位置。小部队不断袭扰，久困重围，使敌粮尽弃城，然后歼灭之。此法需要较长时间，以上四项办法，以何项合乎主客观具体条件，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接到军委的指示后，聂、贺对归绥的敌情进行了具体侦察，决定立即攻城。但由于归绥城防设施坚固，城周有许多大小碉堡，攻击的部队缺乏大口径火炮，也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攻击未能奏效。而守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先后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向坝口子等归绥外围我方阵地发动反扑，经过激战，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按预定计划，在完成对归绥的合围后，晋绥、晋察冀部队立即以晋绥军区独一旅、骑兵旅和冀察纵队骑兵旅第二团沿铁路向包头推进。经过约一个星期的战斗，在击溃和歼灭几批小股敌人之后，西进的挺进军抵达包头城下。

包头市是绥远省两大城市之一，人口十余万，位于平绥铁路西侧，为通向黄河后套重要门户。包头城墙高五至六米，厚二至三米，城周长十公里。

城外东北角禹皇庙有原日军修筑的钢筋水泥碉堡，地势较高，能以火力控制城外东、北两面，并有壕沟直通城内，城南电灯公司及车站设有电网和野战工事，城周四门均筑有坚固的碉堡。日本投降后，该地囤有大量物资，是傅作义的一个重要补给基地。

傅作义在包头集中了第六十七军等部约1.2万人防守，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为防区司令，暂三军副军长王雷震为副司令，包头县长马秉仁为警备司令，统一指挥各部队组织防御。

11月9日，晋绥野战军独一旅二个团向包头外围的禹王庙、火车站等各点发起攻击，未能奏效。因挺进军兵力不足，在包头也与敌军形成了相峙局面。

贺龙在归绥城西接到了王尚荣旅长的报告，甚为焦虑。他在与聂总商量后，令三五八旅两个团（缺一个营）由旅长率领增援包头。该旅于11月11日赶到包头。

11月12日，晋绥野战军调整部署，改变突击方向，以独立第一旅和第三五八旅进攻包头城。攻人城内的四个营英勇战斗，奋力拼杀，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但因兵力不足，在敌人猛烈反扑下，伤亡很大，弹药耗尽，攻城部队被迫撤出城外。在这次战斗中，晋绥野战军伤亡数百人，副团长彭济民在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

当天，贺龙就接到了攻击包头失利的报告。得知这一消息后，贺龙好久没有说话，而是在房间内不停地来回走。过了十几分钟，他要通了聂总的电话。

“聂总吗？我是贺龙。今天进攻包头失利，这块骨头不好啃，看来我们要调整一下部署。”

“是啊！现在归绥、包头两点都相持不下，我们要好好商量下步怎么办。”

聂总说。

“那我们在哪里会面？”

“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我还有些新的想法需要同你商量呢。”聂总放下电话，给身边的人员交待了几句，就上路了。

聂总从陶卜齐绕至归绥城西，与贺龙商定了下一步的部署：由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部队全部西进增援包头，争取一举攻下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的敌人；晋察冀部队由聂总指挥，继续围困归绥，如果敌人出来救援包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晋绥部队攻下包头后，主力即行东转，再共同围攻归绥。

两位老总还就战局谈了各自的想法。聂总说：“我感到，我军兵力在归绥、包头两点虽然都略占优势，但不占绝对优势，攻城不下，对峙久了，则消耗过大，粮食、弹药的供应会更困难。要攻克归绥、包头，必须增加较多的兵力，但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两支部队都很难做到。再加上时值严冬，对我军作战也带来许多不利因素。所以，我军能拿下包头，再回师解放归绥，那当然最好，否则就不宜在绥远地区与敌人长久对峙，或集中兵力打归绥，或主力东调回到根据地，只留部分兵力巩固新开辟的地区。”

“是啊，我也有同感。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部署和想法一同向军委报告，看看军委的意见。”贺龙说。

过了两三天，中央军委回电，下达了主力西进的指示，认为先取包头的意图是好的，但须集中力量。军委指示聂荣臻率晋察冀部队主力与贺龙、李井泉率领的晋绥部队一同西进，留部分兵力控制归绥，做弹性围困，进行封锁、袭扰。电报指出，如果包头不能迅速攻占，晋绥部队全力西进，消灭马鸿逵援兵，夺取五原、临河、陕坝；晋察冀部队主力控制包头至归绥的中间地区，隔断绥、包敌人的联系，并相机攻取包头；晋绥部队完成任务后，留一部分控制五原、临河、陕坝，主力回师东进，与晋察冀部队再攻归绥。

晋察冀、晋绥两区领导人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分别进行了讨论研究。

聂荣臻司令员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取包头的方案，这显然是不妥的”。

聂司令员认为，晋绥军区主力西进后，傅作义曾派骑兵第四师由归绥乘隙出犯，以一个骑兵纵队配合，向归绥、包头之间的萨拉齐方向攻击，妄图隔断我包头地区部队的后路。虽然后来骑四师在萨拉齐地区与我军作战时仍然“一触即退”，没有对我造成威胁，但这个动向很值得警惕。他于11月17日向军委提出报告建议：

第一，如果晋察冀部队主力西进，围城部队即转为劣势，而敌人必然乘机反击，全部战局有恶化的危险。

第二，如以全部主力西进，去夺取五原、临河、陕坝，这样，就分为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相距八百余里，势必兵力分散，三处力量皆弱，难以相互策应。

第三，绥远地区并非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后方补给线，粮食、弹药无法迅速前运，伤员后送也是个大问题。

因此，聂总提出仍按原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请中央军委重新慎重考虑。

11月19日，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也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同意军委十六日电示，首先夺取包头、五、临，使傅顽陷于孤立，估计包头攻下把握较大，干部战士均有信心，但须加强突击力量，配合打马家援军和参加攻城。包头失去，对傅顽是很大打击，五临再失，可能促使傅顽内部发生变化；我们完全处于主动。如攻下包头，并肃清绥包线伪顽土匪，归绥以西粮食运输是可解决的，伤员、弹药运输则较困难，坝子口若能控制则还可设法运输。我们提议晋察冀部队主力即不西移，能再抽三个团协助攻包，则我力量更优势。并且攻下包头后，我主力可继续进行夺取五临。”

中央军委在接到聂荣臻和贺龙、李井泉的报告后，于11月22日复电，再次阐明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发动绥远战役的意义，并提出了具体办法。电报指出：

（一）苏联由于条件限制，必须保证蒋介石接收满洲各大城市，我争取东北大城市暂时无望，因此，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会省，才能使我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翼侧，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之通道（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还有这种可能）。因此，绥远战役实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

（二）目前绥远战局，似已成僵局，现在只能实行以下三个办法：第一、照聂意见执行，现在办法，以冀察晋部队围困归绥，贺李全力攻取包头，但据贺李电攻取包头把握不大，攻城即不能援，而围困归绥似亦无多大希望，短期内不会获得结果。如此可能成为长期僵局，天气渐冷，似非上策。第二，放弃围困归绥，聂贺两部主力集中，攻取包头，并打击可能增援队。如此，攻取包头把握较大，并有力打击援队。在打下包头后可再打五原或再打归绥，但归绥附近要点可能被傅顽控制，我之攻包部队后方可能被顽暂时截断，或受到骚扰。第三，围困归绥与攻取包头两个任务均放弃，战役暂告结束，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整理，等候机会再打。如此我虽暂脱离被动，但战略任务未能完成，冀察晋部队不能解放，不独难子执行肃清同蒲北段顽军任务，且在南口方向紧急时及在蒋军向陕北进攻时，傅顽将仍为我大患大那时我恐须以更多兵力并以更大牺牲来对付傅顽。

（三）以上三个办法，我们意见，目前以执行第二个办法，集中力量攻取包头为好。因为能攻下包头、五原，即在基本上完成战略任务，归绥附近要点，失去一些无关大局，并可回头各个击破之，但两部主力攻包头亦可能还是攻不下，五原更无法攻取，那时实行第三个办法撤退下来，亦不会陷于被动。我们意见如此，但我们对前方情况不了解，望你们特别是聂耿根据情况及上述三个办法决心实行之。

贺龙、李井泉率领的晋绥野战军主力和冀晋纵队第三旅（欠一个团）并第四旅第六团进到包头附近时，归绥守军新编第四师乘隙窜出，并会同骑兵挺进第四纵队进到了二十四顷地以南地区；敌宁夏骑兵第十师也经五原、临河东援。贺龙、李井泉决心先打援后攻城，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

11月23日，贺龙以独立第二旅、第三旅围歼敌新编骑兵第四师，刚与敌接触，敌即向托克托撤退，我军仅歼敌两个连。

同日，中央军委鉴于攻打包头困难较大，遂致电聂、贺：“关于你们部队的行动方针，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就请你们考虑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进行整训，相机再决定今后计划。”

接到中央军委电示后，聂总于24日致电贺龙、李井泉，征询对攻包的意见：“接中央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电后，请考虑攻包头有否绝对把握，我们意见，如经考虑有确实把握，就照原计划迅速动作，否则，照中央二十三日电执行。”

贺龙还是想倾全力攻下包头，实现中央战略意图。他与李井泉反复研究后，决心再次攻包，并于26日将攻包计划报告聂荣臻和中央军委。

12月2日晚，晋绥野战军在零下十几度的塞外严寒中，向包头发起了进攻。但此时，守军已加强了包头城的防御。攻击部队虽然英勇作战，连续发起猛攻，表现非凡，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天寒地冻，病员日增，因而未能奏效。

就在这时，贺龙因长期劳累，胆囊炎复发，又患了重感冒，无法亲临第一线指挥，但他仍强撑着身体，在床上关注着战斗发展情况，向部队不断发出命令和指示。由于攻城部队久攻不下，贺龙经反复思考，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继续攻城，将遭受更大的损失，也没有取胜的把握。因此，他毅然决定停止攻城，撤离包头。

1945年12月4日至14日，参加绥远战役的各部队均先后撤出了对包头、归绥的包围，绥远战役遂告结束。中央军委12月8日给晋察冀、晋绥军区主要领导人的电报指出：“绥远战役虽未消灭傅顽主力，未全部完成战役任务，但由于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已给了傅顽以严重打击，消灭了最反动的二十六师主力，解放了绥东六县，孤立了大同敌顽，减轻了西面对张家口的威胁，创造了发动绥东、雁北新解放区近百万群众的有利条件，在战役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将成为下次战役胜利的基础，应当重视这种经验教训，好好整理作为教材。”

贺龙司令员在攻城不下，处境被动的情况下，权衡得失，果断决策撤出战斗，体现了一位指挥员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品质。曾任傅作义部第一○一师师长、第三十五军军长的董其武在全国解放后，同贺龙谈及绥远战役时说：“贺老总，你那时的指挥确实高明，很快决定撤退，不攻包头了，那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再攻，也不好攻下来。因为我们的部队工事里生着火炉，枪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逸待劳，又有优势装备，弹药充足。包头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坝子。我们部队据守在高处，给周围城墙泼了很多水，一冻成，又滑又硬，不好接近，你们是很难攻下来的。当时，你下令撤退，非常英明。”贺龙听了，笑而不答。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进攻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的是第十战区、第十二战区、第二战区所属国民党军38个师，约26万人。蒋介石的计划是：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尔后以主力夺取张家口，控制平绥、同蒲铁路及平汉铁路北段，分割晋绥、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别消灭晋绥、晋察冀的共产党军队。

为了更有利地抗击敌人进攻，对付即将到来的大内战，中央军委电示晋绥军区：在晋北地区组织一次战役，夺取同蒲路北段的一些据点，以便下一步集中兵力对付傅作义部的进攻。根据军委的指示，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委等晋绥部队首长经过讨论认为，晋绥部队北要对付傅作义，南要打击阎锡山，兵力不足，须在傅作义部尚未进犯之前，争取时间，迅速消灭阎锡山的一至两个师，夺取晋北同蒲路沿线及其两侧的岱岳、宁武、崞县、代县、五台、定襄、忻州等地，使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以利于尔后会攻大同。目前，应对傅作义控制区暂取守势，对阎占区取攻势。贺龙把这一方针称之为“远交近攻，睦傅打阎”。

当时，晋绥野战军的三五八旅、独一旅、独二旅正在北线绥东地区防备傅军进攻，独四旅（1945年11月成立，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正在南线汾阳、文水抗击阎军侵犯，晋北只有雁门军区几个地方团分布在各县。

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贺龙等向军委提议：从绥东抽一个旅，晋察冀抽一个旅，共同完成晋北战役任务。

6月，中共中央决定，贺龙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并担任晋绥分局常委。

并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晋北野战军司令部，由周土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王绍南任参谋长，统一指挥晋绥野战军独二旅、雁门军区地方兵团和晋察冀野战军第十一旅等部发起晋北战役。

周士第又名周士梯、周力行、周平，1900年9月出生于广东海南岛乐会县新昌村。青年时期他与党的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周士第刚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毕业，适逢中共两广区委征得孙中山同意，组建一支革命武装。周恩来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负责组建工作。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这期毕业生中选调了周士第和赵自选两人任见习官，协助徐成章、廖乾五、曹汝谦等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这支部队，名义上属大无帅府，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武装。人员配备和部队行动等都由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决定。

1925年2月，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采取挖地道火攻等办法，迫使两个大炮楼里的敌人于2月13、14日先后缴械投降。广宁各地反动地主闻讯后，相继答应农会要求，解除武装，赔偿损失，同意减租。广宁农民运动获得一个大发展。这次行动后，周士第被提升为铁甲车队副队长。

1925年6月爆发省港大罢工，徐成章调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委员会委员兼纠察队总队长、总教练。周士第升任铁甲车队队长。他率领铁甲车队参加了解除郑润倚等反革命武装的战斗，参加了封锁香港的行动，1925年10月，英帝国主义支持陈炯明、郑润倚残部，到大鹏一带进行骚扰，并捉去驻沙鱼涌王母墟罢工工人纠察队十多人。铁甲车队闻讯，即由周士第和廖乾五带领四个班，赶往沙鱼涌救援。

11月4日凌晨，敌人向沙鱼涌南端小高地铁甲车队阵地发起攻击。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士兵英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沙鱼涌阵地。早7时半，在英帝国主义的飞机掩护下，千余敌人再次向铁甲车队阵地发起攻击。敌人越来越多，所有高地均被敌人占领，沙鱼涌街口也落入敌手。周士第意识到处境已十分危险，遂决定突围。他亲自带队在前浴血奋战，先打垮街口的敌人，杀开了一条血路，又打垮守桥的敌人，冲过桥头，终于突出了重围。突围后，发现有些队员未能跟着突击出来，周士第等商量决定，让农民去沙鱼涌散布说：黄埔军校的学生军打来了。这时，沙鱼涌的敌人正在煮饭，一听说黄埔学生军打来了，顿时四散逃命。铁甲车队成员遂全部突围出来。

沙鱼涌战斗，毙伤敌参谋长以下官兵200多人，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中共两广区委对周士第和铁甲车队在沙鱼涌战斗中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予高度赞扬。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群众团体为铁甲车队组织了盛大慰劳活动，还专门组织了报告会，请周士第报告沙鱼涌战斗的经过，号召人们学习铁甲车队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学员讲话时，对铁甲车队也给予了很高的赞誉。

北伐战争时，周士第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后来，北伐军打垮横行一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由于独立团英勇善战，战功显著，被誉为“铁军”。后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周士第任团长。

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派周士第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战斗。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挽救华北危局，周士第率十五军团东征抗日，行程1000多公里，消灭敌人7个团。1936年12月，中共中央派周士第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协助贺龙总指挥和关向应政委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周士第任参谋长。1937年9月，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一二○师开赴晋西北，在雁门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到年底，歼日伪军千余人。

并在十四个县组织了游击队、自卫军，控制了吕梁山北部地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成立，周士第兼任军区参谋长。12月，周士第同张剑结婚。但他还没来得及与新婚妻子度蜜月，婚后第二天就去前线指挥反“扫荡”作战。1942年1月，关向应、贺龙先后去延安，军区工作由周士第主持。不久，日军发动了春季“扫荡”，采用“铁壁合围”、“梳篦战术”、“集中合击”、“分散清剿”等办法，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周士第指挥部队，经过84天、200多次战斗，毙伤日军3000多人。5月14日，周士第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将窜入兴县之日军村川大队1400多人，包围在田家会，激战七昼夜，歼其大部，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1942年10月，晋绥分局书记林枫从延安返回，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周士第联系实际提出组织武工队。在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武工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打埋伏，袭据点，摸哨兵，捉汉奸，埋地雷，割电线，破路基，断水源，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使敌人草木皆兵，生活困难，如鱼之失水，鸟之无栖，一个个碉堡，一个个据点，或被挤走，或被袭占。到1943年，武工队在主力部队和群众的配合下，挤掉敌据点140多个，摧毁敌伪政权800多个，收复了3000多个村庄，还争取了100多个伪村政权为两面政权。同年8月，周士第升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

1944年6月，周士第因病回延安治疗休养。在病重期间，毛泽东亲自去看望周士第。1945年4月到6月，周士第在延安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因病继续休养。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周士第看到同志们纷纷奔向前线，心里十分着急。1946年，周士第未等病痊愈，即回到晋绥军区，接受指挥晋北战役的任务。

在晋北野战军将要作战的地区，阎锡山占据着从大同至忻州问北同蒲铁路沿线的12个城市，划分为北岳与关南两区，以第四十三军军长楚溪春为北岳区总指挥驻守大同及怀仁、应县、山阴、朔县五城，以第十九军副军长于振河为关南区总指挥驻守忻州及宁武、崞县、繁峙、五台、定襄、代县七城，总兵力达五万多人。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他总揽山西军政大权，实行封建割据，把山西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冒天下之大不匙，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批原侵华日军改头换面为“特务团”、“保安队”，作为骨干兵力配置在重点、支点上，饷粮特殊优待，士兵皆予尉官待遇，官佐委以高衔重权，原日军混成第二旅上校参谋今村升任关南区少将副总指挥。他还把不同建制的部队交叉配置在一个区域内，甚至一个点上，形成错综复杂的指挥关系，与阎保持多样化的联系，相互监督以保证忠实地执行“反共”政策。

晋北野战军司令部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军部署貌似严密，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如点多线长，配置分散，山头繁杂，矛盾重重等，只要在战役过程中坚持集中兵力，逐个拔点，逐段歼敌，变总体的弱势为相对的优势，变全局的被动的防御为局部的主动的进攻，就有把握取得战役的胜利。

晋绥军区首长决定首先攻取朔县，截断敌战争体系中的中间一环。朔县是敌北岳区南端一城，也是北岳与关南两区结合部，约1300人驻守。晋北野战军先期从绥东调回的独二旅三十六团和雁门军区第三团、第一团一部担负攻城任务，同时派出游击部队破击北至岱岳、南至宁武与忻州问的铁路并打击沿线据点，阻敌增援，使攻朔如“瓮中捉鳖”。攻城部队在当地群众支持下，预先深入朔县城周围勘察地形，侦察敌情，在野外进行爆破训练，利用山崖演练攀城，绑扎了大批云梯勾索。

6月17日零时30分，独二旅三十六团和雁门第三团隐蔽而迅速地摸到城下，突然竖起云梯，象天兵天将似地攀上了城墙。守敌见我军已登上城，一时乱了阵脚，虽仓促抵抗，但已是回天无力了。

我军首先夺取了城西北角，仅30分钟就冲入城内，攻击北门的部队用黄色炸药接连炸开两道城门，入城部队一面向纵深发展，一面配合其他方向内外夹攻。不到一小时，主力几乎全部入城，向街心制高点钟鼓楼和敌县公署、公安局及指挥部攻击。至17日晨，攻城部队全部占领朔县城，全歼守敌1200余名，活捉敌团长、县长。

贺龙得知首战告捷，非常高兴。他对周士第说：“晋北野战军要乘胜夺取宁武、原平、崞县、代县，然后攻占五台、忻州，完成任务后再行北上夺取怀仁、应县，为今后会攻大同造成有利形势。”

按照贺总的指示，周士第指挥晋北野战军南下再战宁武。宁武位于内长城以南，属敌关南区第一城，由保安第十二团和第四十师第三团一部约1400人驻守，保安第十二团团长辜仁声兼宁武总指挥。敌人为防我直接袭城，在城周200—300米处构筑了碉堡和护城墩，在北面的大河堡及东面的宁武车站驻有一二个连。

晋北野战军以独二旅三十六团、雁门第一团攻城，由独二旅旅长唐金龙、雁门军区副司令员孙超群指挥。6月29日夜，部队冒雨接近城周据点发动外围战斗，先后攻占大河堡、车站及碉堡、护城墩，扫清外围。30日夜向城内发起进攻，城内守敌乘天黑弃城突围，沿途不断遭到袭击，最后只剩300多人跑到原平镇。

7月1日，周士第司令员、贺炳炎副司令员率晋北野战军司令部进驻宁武城。周士第在城内召集独二旅和雁门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朔、宁战斗的经验教训。部队在攻占朔县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个别单位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和群众生活，擅自没收了一些粮店、面铺、商行等工商企业，影响不太好。贺龙得知此事后，立即给晋北野司发出《对攻朔部队违犯纪律的训令》，对这一错误进行严厉批评。遵照这一训令，野司在这次总结中展开了深入的检讨，责成攻朔部队组成工作团，返回朔县调查违纪现象，逐户退还擅自没收的工商企业的财产，并赔礼道歉，并在所有参战部队和全体指战员中进行了思想教育。

7月8日，周士第、贺炳炎率晋北野司及独二旅、雁门地方部队抵达崞县附近。10日，晋察冀野战军派出的参战部队第十一旅于7月3日夺取繁峙城、7月5日夺取代县城后也抵达崞县附近，加入晋北野战军战斗行列。

崞县城位于大同至太原公路上的崞阳镇，驻有敌第四○师第二团、崞县“爱乡团”和几天前窜来的代县“爱乡团”，共有2270人。晋北野司经过研究，决定由唐金龙旅长、罗志敏政委率独二旅担任攻城，由陈仿仁旅长、王再兴政委率第十一旅作预备队并派一个营担任警戒，雁门地方部队攻击崞县西南同蒲路上的重镇大牛店井破击原平至忻州段，各部队于11日夜统一行动。部署确定后，周士第颁布了严格的入城纪律，以杜绝朔县违纪现象的再次发生。

7月11日晚，独二旅在扫除外围碉堡后，于23时集中火力攻城。各团将山炮与迫击炮、轻重机枪、掷弹筒集中使用，抵进到前沿300—70米内，在统一时间一齐开火，打得城头上的敌人根本无法抬头，爆破组、突击队踏着硝烟扑到城下。三十六团以四个连队爆破组连续爆破的方式仅用十分钟就把北门的两道城门炸开了。第十七团夺取了西门鼓楼；第二十一团在先期入城部队的协同下，也从西门南段登城，团长带五个连堵击南关逃敌。敌人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大部被歼，余敌弃城而逃，出城不远又被我第十一旅警戒部队和独二旅侦察队消灭。这一战斗，全歼守敌2200名，而我军只伤亡71人，以较小的代价夺取了重大的胜利。

晋北野司把攻克崞县情况向晋绥首长报告后，贺龙极为重视，并将其经验归纳为四条：一，集中火力，突破一点；二，登城后，有准备地击退敌人的反冲击；三，预先划分各部队进城后的作战区域；四，敌人将肃清时，我军主力应迅速集中，以便打援和追击。这些经验报军委后，毛主席非常重视并批示：“攻崞经验甚好，望通报张坦、太行及陈赓，以供参考。”

晋北野战军取得的胜利，使阎锡山甚为不安。他自己也意识到原部署的弱点，遂变“分兵把守支点”为“集中固守要点”，立即收缩兵力，急令原平、忻口、五台、定襄、河边等处守军迅速收缩到忻州。忻州的守军增加到8000余人，包括第十九军军部、第三十七、三十九和第四○师各一部及一些保安部队。

晋北野战军主力南下，于7月16日接近忻州。贺龙告诉周士第：阎锡山怕丢了忻州，危及太原，很可能调兵增援，那时，你们可以打援，在野战中消灭敌一部，并力争将敌各个击破。

忻州城即将有一番苦战！

忻州是太原的“北大门”，是敌关南区总指挥部所在地，由第十九军副军长于振河、日本军官少将今村指挥。敌人把日军经营多年的城防工事增修加筑，配以重兵防守。在忻州外围，敌以三分之一兵力配置在匡村、营盘、车站等处，每处数百人至千余人。城周数百米内构筑了大批护城碉堡，每个碉堡直径有一丈多，高三丈多，能容纳约一个排的兵力，敌军称其为“望楼式碉堡”，而晋北野战军则称为“水萝卜碉堡”，在据点、碉堡川城墙外皆挖有深宽各丈余的外壕和护城壕，壕内灌注泥水，据点、碉堡与城内挖有暗道相通，便于相互联络、支援，地面开阔处铺设了大量绊雷、拉雷、触发地雷。忻州四面都是高大坚固的城墙，墙头架设双层电网，筑有掩盖工事，城角突出部挖有高高低低的火力点形成交叉火网，城西门、南门均被堵死，只留东、北两门进出。当晋北野战军向忻州靠近时，阎锡山就十分惊恐。他于7月15日派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缓从太原到忻州，为守城官兵打气。赵承绶到忻州后，向守军训话称：

“如果忻州失守，太原将不保，守忻必守城，否则忻州尤难守。”

他训完话，巡视了一下守城部队，第二天就跑回太原。为稳住军心，阎锡山下令枪毙了首失朔城、只身逃跑的朔县指挥李义龙，禁闭了连丢宁武、繁峙、代县、崞县的第四十师师长王乾元。与此同时，阎锡山急调第六十八师师长许鸿林率两个团北上增兵忻州。

晋北野战军获悉许鸿林率两个团急援忻州的情报后，周士第司令员根据贺龙的意见，迅速作出“围城打援”的部署，以一个旅在忻州外围监视敌人，主力八个团南下打援。

7月22日夜，当敌增援部队进至平社时；我打援部队向平社东南敌山头阵地猛烈攻击，相继夺取了六个阵地。敌军于23日晨向南窜逃，正好遇到预先布置在那里的我三十六团坚决堵击，被打得丢盔卸甲，四处逃散，只有敌师长许鸿林等200多人逃脱。我歼敌约2000人，缴获山炮三门、迫击炮二门和大量辎重物资。

平社战斗的胜利，使太原之敌再也不敢派兵来援，而忻州守敌盼援无望，只得作困兽之斗，一面固守城池，一面向城外我军阵地反击以图打破包围。

阎锡山见地面救援未能成功，改派飞机一日数次向我轰炸扫射，并向城内空投补给。

贺龙决心乘胜攻占忻州，命令在离石的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率两个团即刻北上，加入晋北野战军，增加攻城力量。

7月28日，晋北野司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攻忻部署。根据敌人的部署，晋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于7月31日晚攻打忻州城，由独二旅打南关之敌并从南面攻城，第十一旅攻打匡村、营盘并从西北面攻城，独四旅为预备队并在东南、西南面佯攻，晋察冀第二军分区部队从东北面攻击并牵制敌人。

7月31日晚，下起了倾盆的大雨，我军各部队从预定方向运动，经过激烈的战斗，独二旅将南关之敌扫清，并拔掉了城外几个碉堡，第十一旅攻入匡村、营盘敌军阵地，但因雨大路滑，部队机动相当困难，加上敌工事坚固，待部队接近城墙时天色渐亮，不便继续攻城，野司决定各部队撤出战斗，返回原出发地休整。

天亮后，正当攻城部队有组织地返回时，传来飞机轰轰的声音。一架敌机在我攻城部队头上盘旋、骚扰。第十一旅战士见状，将机枪架起来一齐对敌机猛烈扫射，敌机被击中，迫降在城西我军驻地附近，战士们欢呼着跑过去，发现二名飞行员伤重毙命，飞机却基本完好。

攻城虽未取得成功，却意外地缴获了一架敌机，使部队的情绪一下子起来了。这一天正好是8月1日，也算是为人民军队建军纪念日献上的一份特殊礼物。“看飞机去”成了这一天部队和驻地老百姓的主要活动。

8月4日，野司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攻城战斗的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应当首先消灭城外车站、营盘两处敌军。会议之后，各部队进一步摸清敌情，调整部署，准备再次攻城。

8月11日夜，我军再次攻城，由独二旅、十一旅同时向营盘、车站守敌攻击，接连摧毁了数个碉堡，突入部分阵地，与敌军展开数次冲锋与反冲锋，毙伤俘虏了一批敌人。凌晨3时许，天公不作美，忽降大雨，部队进攻速度明显慢下来，攻城部队到天亮时不得不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后，晋察冀参战部队奉命相继调回，归还原建制。而北面的大同战役于8月14日开始，晋绥军区调独二旅北上大同。晋北野司指挥的部队仅剩独四旅和雁门地方部队，在兵力上与忻州守敌相比已不占优势。贺龙认为，我们对忻州工事了解不多，炮兵不能按时到达指定阵地充分发扬火力，再打下去，成效不大。晋北战役50多天里，已经收复了9座城池，歼灭阎军8600余人，切断了大同、太原间敌军的联系，控制了忻州以北的同蒲铁路，使大同之敌陷入孤立，战役任务基本完成，不必再为忻州多费时日。因此，经中央军委批准，贺龙于8月15日下令结束晋北战役。

晋北战役前，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领导对攻打大同进行了反复酝酿，认为打大同的条件比较成熟。处在第一线的指挥员信心很足，有的甚至打了包票，认为打大同有把握。中央军委根据军区领导的报告与当时情况，同意攻打大同，命令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部队配合，执行攻打大同的任务。

大同是我国著名的煤都，北接绥远，东连察哈尔，是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会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侵略军投降后，阎锡山派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四十二军军长楚春溪率骑兵第四师开进了大同。他们与日伪势力同流合污，把原来的伪军改头换面，编成了省防第五军，并将部分伪军与骑兵第四师合编成暂编第三十八师。他门还把800多名日军加上伪警察部队，编成了保安教导总队。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的骑兵第五、六师，在绥远战役中也退缩到了这里。所以，敌人的这些兵力加起来约二万人，由楚春溪统一指挥。大同守敌虽然建制不一，战斗力不强，但大同城墙厚实，既高又陡，工事坚固，城下有交通壕，从近郊到城墙脚下有3道防线，筑有许多碉堡和暗堡。大同的地形是三面环山，山上山下都有敌人的工事据点，城东有御河，只有城南为平川较为开阔，总的来说易守难攻。

晋绥、晋察冀部队发起晋北战役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曾经乘飞机到大同，亲自作了坚守大同的部署。他们还把大批粮食、弹药运到大同，准备在大同长期固守。

1946年8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在阳高召开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罗瑞卿，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晋绥方面只有张宗逊副司令员一人参加。

会议由聂荣臻主持。多数同志认为，晋北战役后，大同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尽管大同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守敌建制不统一，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而我军经过整编和实战锻炼，战术、技术都有提高，士气旺盛。只要我军在外围作战时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再用坑道作业爆破城墙，大同是可以攻克的。

会议重点讨论了大同战役的组织计划，分析了大同的情况，区分了任务。

估计以十天作准备，十天扫清外围，再用十天即可拿下大同。张宗逊在会上提到我军攻大同，傅作义部队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但大家认为大同属阎锡山管辖，不属于傅作义所辖的战区，估计我攻击大同进展顺利，傅作义可能不会出援。如果我攻击时间较长，傅作义即使出援，兵力也不会很大。最后会议决定：晋察冀军区以第三纵队周彪的第七旅，易耀彩的第八旅，第四纵队邱蔚、傅崇碧的第十旅，第二纵队萧应棠的第四旅，军区教导旅李湘部，第一军分区刘苏部两个小团，炮兵团进攻大同；晋绥部队以第三五八旅，第五军分区两个小团协助晋察冀部队进攻大同西北方向的任务。攻击大同的总兵力约1.6万人。估计到南口方向的敌人三个师可能西援，因此命杨得志纵队隐蔽开进到延庆、永宁地区阻击敌人。为防备傅作义部约四个师东犯，策应大同，所以确定以五个旅（晋绥野战军的四个旅和晋察冀第二纵队第四旅）

的兵力开赴凉城地区准备打援。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决定由晋绥和晋察冀军区的部分负责同志组成大同战役野战指挥部，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1946年8月3日，聂荣臻将会议情况和攻打大同的准备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中央军委批准了攻打大同的部署，要求“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并准备歼灭傅作义可能派出的援军。

就在阳高联席会议召开前，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就已经在7月31日打响。在为时五天的外围战中，虽然歼敌2000多人，但打得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使敌人退到了近郊和城内，增加了最后攻城的困难。

8月5日，参加大同战役的各部队按阳高会议的部署，集结兵力进行攻城准备，大同守敌也趁机增修工事，加强防御措施。

8月14日夜晚，我军主力以13个团的兵力，同时向大同近郊和城关的敌据点发起总攻。但由于我军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打敌人碉堡，效果不好。近郊作战打得十分艰苦，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局面。

当周彪率领第七旅向城北进攻时，敌马占山部的海福龙团240多人在海福龙率领下起义，退出了北郊的白马城，第七旅顺利进占了白马城并乘势攻占了卧虎湾和板本、梅津两兵营及天主堂，后经十几天激战，终于在9月4日将北关车站和西大街、北关操场、面粉公司等地全部占领。

第三五八旅和第五军分区王赤军部在城西与敌人的战斗也十分艰苦，至9月4日攻入西关车站，迫使守敌溃逃，我军占领西关。

易耀彩的第八旅主力和第一军分区刘苏部向城南方向攻击，到9月6日才将南关外据点全部肃清。

邱蔚的第十旅和李湘的教导旅苦战十几天，肃清了沙岭、曹天楼之敌，到9月1日向东关进击。

从8月14日至9月4日，我军用了20多天时间才将敌郊区据点和北关、西关的敌人肃清，实际上不少据点是敌人主动撤出的，我军没能按预定时间向大同发起攻击。

大同危急！

当蒋介石得知我军围攻大同时，他焦急万分。他本来想急令傅作义派兵火速救援大同，无奈大同属第二战区阎锡山管辖，傅作义是不会将自己的兵马去援救别人的防区的。为了促使傅作义增援大同，蒋介石在8月中旬下令将原第二战区阎锡山管辖的大同，划归了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

蒋介石的这一招果然灵验，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傅作义马上将第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三军二个师和四个骑兵师共三万多人于9月3日以平绥为轴，分三路向卓资山、集宁进犯。

大同前线指挥部原来估计傅作义部队出动不会那么快，即使出动少数部队进攻卓资山，独一旅最少也可以守三天，到时派部队打援也来得及。没想到傅作义部队来得快，来得凶，来得猛。张宗逊见情况紧急，立即和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一起，亲率晋绥第三五八旅和晋察冀的萧应棠旅等部驰援卓资山。

当张宗逊司令员率领的部队还未赶到卓资山时，就得到了卓资山失守的消息。我独一旅虽苦战数小时，但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卓资山很快失守。

由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张宗逊组织召开了前线指挥部会议，决定先行北上消灭傅作义的增援部队，以后再打大同。

然而，我军在撤出卓资山之后，未能继续严密监视敌人，派出的侦察不够得力，致使敌人暂编第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于9月7日从铁路北面经火石坝秘密东进，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集结。

直到9月8日晚，大同前线指挥部才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将部队主力转向集宁。9月10日，敌我会战在集宁城下。

我们的战士身穿单衣，不畏艰辛，从四面八方奔向集宁前线，刚到指定地点便投入了战斗。

在集宁城下的会战中，我军包围了傅作义的3个师，敌人一面阻止我军攻击，一面从西南两个方向攻城，企图拿下集宁，固守待援。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这三个师处在支离破碎的境地，我军只要乘势再一猛击，就会全歼这股敌人。当时，敌人赖以联络的电台，也被我军炮火打掉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完全陷入了绝境。

但是，我前线指挥部离战场较远，没能及时了解前线的详细情况，没能在一天时间里组织连续进攻，使敌人有了喘息的机会。

直到9月12日下午，我军再次向城下敌人发起攻击。而此时傅作义的主力第一○一师已赶来增援。我前线指挥部当即决定：主力部队立即西进，先歼灭赶来增援的第一○一师。

当时，各部队接到命令后，都不愿放弃即将被歼灭的敌人，但最后还是很坚决地执行了指挥部的命令。遗憾的是，部队只知道向大脑包山方向前进，去打一○一师，至于敌人的位置、我军的行军路线、作战的具体部署等不清楚，结果打援没有实现，集宁城下的敌人也恢复了元气。

我军部队经过几昼夜鏖战，特别是一整夜的往返调动，已相当疲劳。而敌新编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尾随第一○一师前来增援，我军处于不利的境地。9月13日，我军放弃了集宁，撤出了战斗，16日又撤围大同。

在大同、集宁战役之后，傅作义在一次讲话中曾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后来，张宗逊在回忆大同、集宁战役时，也指出：这一仗虽歼灭国民党军8870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期目的，使张家口处于东西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这一战役没打好。

五、万里回师

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艰难转战，终于回到了延安。毛泽东笑着迎接他：“现在你可要好好刮刮胡子了。”国民党军官胡景铎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策应下率部起义，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下大船上小船”。

王震、王首道率领的以三五九旅主力组成的南下支队1944年11月9日离开延安后，开始了艰难的南征北返。

当时，三五九旅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先行，待与东江纵队会师后，第二梯队继续南下。在南下支队出发前，毛泽东分析了南征前途中的两种可能，并一再嘱咐王震同志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他对王震说：

“你们这次南征，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二、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挥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后，行程2000公里，于1945年1月27日到达鄂豫边的大梧山根据地，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

南下支队在短暂休整后，于2月23日同第五师张体学部队一起最后一批强渡了长江。三天之后，取得痛歼日寇的大畈大捷，威震江南。南下支队随后改换番号，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3月1日，部队向湘赣边进军，初步开辟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把江北和江南联接起来。7月，部队继续南下，于8月底进抵广东南雄县境。当进入五岭山区，与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仅距百里之遥的时候，时局发生了突然变化，出现了南征前途的“第二种可能”。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样，南下支队原可以利甲的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党中央派出的南下第二梯队，由于形势的变化，进到河南就奉命改道向东北去了。这时，蒋介石纠集了七个军、21个师，15万兵力，在从鄂南到粤北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不论白天黑夜，风雨阴晴，对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围追堵截，战斗频繁残酷。

南下支队为了避敌锋芒，于1945年8月17日转入高山丛林的八面山中，不料再陷敌人的重围，全军处于危亡和饥饿之中。8月19日，王震令部队杀开一条血路，才避免了全军覆没。

8月25日，南下支队移兵江西大庾，计划冲出敌人的包围，强越九岭南下。但敌人兵力数十倍于我，切断了我军继续南下的所有路径，部队按原定计划会合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湘粤赣边的五岭山区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了。在前有几路重兵围困、后有九个师追兵的危险形势下，南下支队奉中央电令，为避免内战，回师北返。

9月2日，所有南下部队在江西上犹县黄沙坑地区会合后，同道北返。

国民党军队沿途派重兵围追堵截，均被我军冲破击退。由于连续行军和战斗，部队减员很大，许多同志壮烈牺牲。9月15日，部队回到湘北，强渡浏阳河，进入鄂南根据地，与坚守长江南岸的接应掩护部队会合，月底从鄂城渡过长江。10月3日，在湖北黄安县库基湾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

10月30日，由新四军第五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河南军区部队等在河南桐柏地区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往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朱早观任副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副主任。

中原解放区位于全国心腹地带，雄踞江淮河汉之间的武汉外围，长江自西而东，平汉铁路贯穿南北。境内山地平原交错，河湖港汊纵横，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北背靠大别、桐柏、大洪山脉，面临江汉平原，控武汉，窥南京，扼出川咽喉。抗战胜利后，中原解放区是国民党反动派抢占华中、华北、东北，向全国部署内战兵力，进攻解放区的战略要冲，是我保卫全国解放区的前哨阵地，掩护华中、华北、西北解放区转入反内战准备和战略展开的支撑点。因此，中原地区成了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枢纽。

1946年初，国民党由于进犯解放区失利，全面内战尚未准备就绪，迫不得已于1月5日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10日公布了停战命令。我中原解放军从全局出发格守停战命令，以宣化店为中心，就地停止待命。

然而，蒋介石的“停战协定”只是用来玩弄缓兵之计的政治花招，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执行停战协定，反而加紧调兵，将我中原部队重重围困，而且步步紧逼，欲置我中原六万部队于死地。

自1946年3月中旬起，蒋介石积极对中原部队进行军事围歼部署，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4月底，蒋介石从西安飞汉口，召见国民党武汉行辕党政军要员，直接谋划中原之战，并指使白崇禧在河南新乡秘密召开军事会议，谋划突然袭击宣化店，同时进攻豫皖苏解放区为策应，发动全国性的内战。

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对中原部队十分关心，对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作了周密详尽的部署。5月初，周副主席在得悉蒋介石围歼中原部队这一毒辣阴谋的确实情报后，立即向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美国代表马歇尔提出组成三人小组去宣化店实行监督停火的紧急要求。周副主席与徐永昌、马歇尔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和反复的交涉，在铁的事实面前，美蒋双方被迫接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建议，派出代表，组成三人小组来宣化店视察。

宣化店是鄂北的一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居住着百十户人家，座落在鄂豫皖边的一个小小的盆地里。它四面环山，地形险要，是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中原部队以此为中心，坚持着反围困的艰苦斗争。

三方代表到了宣化店后，看到了国民党重兵集结，碉堡林立。周副主席意识到，现在情况比预想的要严峻得多，只要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在驻马店说一声开始，宣化店便要血流成河。

当晚，周副主席召集中原部队领导同志开会，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全体军民表示慰问，听取了中原部队领导的汇报，最后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从全局出发，考虑到全国战场的形势，决定中原解放军主力要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

第二天，三人小组在宣化店街头的一个祠堂里举行会议，解决中原停战问题。美蒋代表对这次来宣化店本无诚意，因而在会上竭力掩盖企图挑起内战的真相。周副主席在会上严肃地列举了大量事实，揭穿了国民党有计划发动内战，包围我中原解放区的阴谋和罪行，警告国民党军胆敢进攻中原解放区，破坏停战协定，一切后果均须国民党当局负责。

在会上，国民党代表王天鸣作了虚情假意的口头保证。周副主席借题发挥，用诙谐的口吻说：

“诸位都听到了王天鸣将军刚才所做的保证，他说，国民党完全没有意思要消灭抗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没有意思进攻人民子弟兵，那很好，我们欢迎。今后怎样？要看行动。我想，今天在座的人都可以作证。”

周副主席一讲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只是美蒋代表呆坐在一边，脸上哭笑不得。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到宣化店，与美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被围困的中原部队突围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战略大转移的有利条件。

国民党所谓的停战只是口头上的，他们不过是利用谈判来争取时间，部署反人民的战争。6月26日，国民党军在完成了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部署后，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宣而战，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30万的兵力，向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举围攻，企图将中原我军一举歼灭。

其实，刘峙想得太天真了，我军早就对刘峙的行踪和企图进行了分析。

毛泽东、李先念等领导人对蒋介石的企图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知道，中原解放区处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处境越来越危险，但是从全局看，还不能让李先念部过早突围，因为，正是中原6万多兵力，牵制了国民党军30万的军队，使国民党军队不敢贸然北上。中原解放区只要多坚持一天，华北的八路军就能多夺占一些地盘，多缴一些日伪的武装，共产党的实力就能更加壮大。

到1946年5月，中原解放区在敌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只剩下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到百里的狭小的地区。四平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准备在关内放手大打。当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将早就拟订好的围歼中原李先念部的作战计划送到蒋介石面前时，蒋得意洋洋地说：

“杜聿明在东北打了林彪的板子，这回看刘峙老鹰捉小鸡的好戏！”

“共产党人擅长打游击，但与我们打大规模的阵地战，李先念不是对手！”陈诚说。

“那也不能轻视！当年马（步芳）家军重兵围剿，这个李先念不是突围跑了吗？”蒋介石提醒陈诚：“这次可不能让他又跑了。”

刘峙接到蒋介石的电今后，立即调兵遣将，并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

1946年5月23日，第四绥靖区、第五绥靖区、河南省政府、陕西省政府、国民党豫陕两省党部主要负责人和绥署所辖部队师以上军官，云集郑州绥靖公署，研究部署围歼李先念部的问题。刘峙首先发言：

“日前接到委座电令，要求我绥署围剿豫南共匪李先念部。共匪被困已达八个月，我大军进剿，其必惊慌四窜。那时不仅豫鄂要兴师动众，皖、陕、晋诸省也要大动干戈。为彻底根绝我区匪患，须实行军政联剿。”

上午是军政联席会议，下午是师以上军官商讨作战计划。绥署参谋长赵子立在下午的会议上说：“我大军进剿时，共军可能分散成小股，使无法寻其主力决战，然后在江淮河汉间进行游击战，继续牵制郑州、徐州两绥署之国军，使不能全力北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李先念部在突围前，或突围中，北面的刘伯承部向南猛犯，迫使我军南北两面作战，以策应李先念突围。第三种可能性是李先念部兵分两路，一路向东突围，窜至大别山区，一路向西突围，窜至大洪山、桐柏山地区，利用根据地和复杂的地形与我周旋，达牵制我军之目的。在这几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和部署，望大家拿出高见来！”

到晚上8时，经刘峙拍板，决定兵力部署如下：

刘汝明部（整编第五十五师、六十八师和伪军张岚锋部）在曹县、民权、考城、兰封、封邱严阵以待，防止刘伯承部南进，主力在兰封、考城方面。

胡宗南部（整编第十五师、三十二师、三十八师、四十师、八十五师、四十七旅和伪军孙殿英部）据守安阳、新乡、修武、洛阳，主力集中在新乡方面。

孙震部（整编第三师、四十一师、四十七师）由北向南，整编六十六师等3个师由南向北，南北对进，将共产党武装合围于宣化店附近，然后缩小包围圈，步步为营，彻底消灭李先念部。

1946年6月21日，位于宣化店的中原军区司令部里，李先念在院里不停地走动，他开始酝酿新的行动：敌大军进攻在即，必须迅速突围！

李先念想，牵制敌人的任务至此应该结束了，如不果断定下决心，那损失可就难以挽回。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一支铅笔，起草了一份电文，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当毛泽东收到李的电报时，正是晚上8时。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领导人正在讨论问题。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对大家说：

“蒋介石真是咄咄逼人，现在刘峙的30万大军想一口吃掉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来电提出立即突围。”

毛泽东将电报交给朱德等人传阅。彭德怀看完后，嚯地站起来，大声说：

“人家把刀都架到我们脖子上，如果让他们动手，我们就完了，我们必须先发制人，赶快下令李先念先机制敌，在敌人未完成合围之前，先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破网而出。”

朱德和刘少奇也认为，李先念部应立即行动。

毛泽东拿出毛笔，在电文纸上迅速写下电示：

同意立即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月24日，中原军区首长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王首道等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了突围计划和部署。

我中原军区的突围部署是：以宣化店为中心，从礼山（今大悟）、黄安（今红安）两县越过平汉铁路，向西突出重围。军区以下组织了3个纵队：

左路纵队以第一纵队为主，由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王树声率领，经过花园西进；右路纵队以三五九旅为主，由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经鸡公山、李家寨和柳林西进；中路纵队以第二纵队为主，由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文建武和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率领，经过杨家寨、王家店西进。中原区和中原军区司令部同中路纵队行动。皮定均率第一纵队一个旅从黄安出发，向东突围，挺进苏皖；张体学率独一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当天夜晚，突围计划的第一步即摸哨拔点行动悄悄开始了。中原部队为了麻痹敌人，白天就派人到敌方据点进行所谓“谈判”，并带有一些“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传单，给敌方军官一些“好处”，如烟酒之类的礼品。

有的战士甚至提着石灰桶跑到敌方阵地，将碉堡、帐篷、营房等贴满了标语。

国民党军以为我们还会按兵不动，便放松了警惕。所以，当中原军区部队袭击哨兵和敌据点时，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当了俘虏。

这天晚上行动非常成功，近在三四十里外的国民党第二线部队毫无察觉，第二天照样往前线打电话，答话的人没有变，只是声音和口气有些难以觉察的变化。不知情的辎重队照常往第一线据点送给养和弹药，自然这些都成了共产党的战利品。

6月25日，李先念命令部队向敌第二线阵地发起突然袭击。敌人迅速土崩瓦解，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更多的人则向几十里外的第三线阵地仓皇而逃。

25日的战斗引起了国民党郑州绥署的注意。刘峙、赵子立由此判断李先念部的突围行动已经开始了。为了摸清共军突围的主要方向，刘峙派遣飞机到宣化店一带进行侦察。

6月26日，中原军区主力开始突围。李先念见敌机进行侦察，遂决定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他命令皮定均率第一纵队第一旅向东猛烈进攻。当敌机飞临我军上空进行侦察时，向西运动的大部队立即向后转，摆出向东运动的假象迷惑敌人。

刘峙和赵子立一开始估计李先念向西与陕南八路军会合的可能性大，但飞行侦察的报告几乎都称：共军大部分正在向东运动。刘峙有点摸不着头脑。

就在刘峙将信将疑之际，孙震从前线发来电报，说共军向东猛烈攻击，共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正在突破国军防御阵地。

刘峙看完电报，转身问赵子立：

“难道李先念真的想向东突围？”

“这不大可能吧。”赵子立说：“在未清楚共军主力突围方向以前，我们不能贸然行动，以免中敌诡计。”

当天晚上，中原军区部队在皮定均旅向东佯动的掩护下，分北、南两路悄然西进。两路大军分成数十路小股部队，从敌军防御区域空隙秘密穿行，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而皮定均旅当天夜里沿途旌旗招展，部队联络一律用嘹亮的军号，与敌军遭遇时，枪炮齐鸣，声势浩大。

然而，6月27日拂晓后，皮定均旅突然不见了，其他中共部队也不知去向，刘峙派出的侦察部队冲进宣化店，但已是人去房空。

刘峙难以接受这个事实。30万大军围困共军八个月，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建成那么多碉堡，修筑那么多战壕，为的是囊中取物，没想到煮熟的鸭子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走了。盛怒之下，他命令部队全部出动，即使是把宣化店踏平，也要把钻进地缝的共军逼出来！

然而，为时已晚矣！

1946年6月29日，中原突围右路纵队的三五九旅进到九里关附近一座大山树林中隐蔽集结。旅副政委李铨爬到一块高地上，严肃而坚定地向前卫部队指战员说：

“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调了30万大军包围我们，用人民的血汗构筑了3000多座碉堡封锁我们，企图使我们在封锁围困中粮食恐慌，与民争食，让老百姓与我们对立起来，从而不战自溃。他们真是白日做梦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在生产节约的号召下，艰难地渡过了这一难关，老百姓都舍不得离开我们，我们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现在，反动派知道压不垮、困不死我们，就用大规模的军事围歼来消灭我们。为了生存，为了自卫，我们只有用枪杆子对付枪杆子，打破反动派的封锁！

同志们，我们不愿打内战，但国民党将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决不畏惧，决不后退！为了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我们将不借一切牺牲，奋斗到底！今晚，我们要冲过平汉铁路去，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同志们，前进就是生存，后退就是死亡！”

傍晚，部队象一条汹涌的巨流向敌人的封锁线冲去。第八团趁敌人没有防备，发起了猛攻，占领了敌三个据点，其它据点的敌人惊慌混乱，躲在碉堡里不敢出来，盲目地四面放枪壮胆，三五九旅主力部队迅速冲过了铁路。

由于敌人不知道我军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段，所以鸡公山和黄袍山上的工事，敌人大多没有占领，只派了不到一个连的兵力担任警戒，也没有配置重火器，我第七团迅速占领了这两个阵地。三五九旅主力和军区干部队于30日3时前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尾随前卫第七团开辟的道路前进。前卫七团在30日天亮前占领了平靖关，为主力向随、枣地区前进开辟了道路。

蒋介石获悉我军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大惊失色，慌忙命刘峙全力追击。刘峙判断我部队将在平汉路西的桐柏山区立足，遂于7月1日命令各部队从现地迅速向天河口、高城追击，妄图在空军配合下，一举围歼我军于这一地区。但我军冲出重围后，长驱直入，继续西进，当敌人尚未到达指定位置时，三五九旅已进到随、枣地区。

7月正值雨季，大雨连绵，路上泥泞不堪。但为了摆脱大军的围追，三五九旅的官兵顾不上疲劳，日夜急行军。当敌人追到唐河、白河时，我们部队早就脱离了这一危险地带，正大踏步地向秦岭山区挺进。蒋介石见围歼计划再一次落空，大发脾气，严令刘峙务必于7月20日前寻找战机全歼三五九旅。蒋还令胡宗南星夜赶到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险要山隘荆紫关，防备我军进入陕南。

7月11日，正当部队向浙川南面的马蹬附近靠近时，王震出现在队伍中。

指战员们又和自己的老首长在一起，一个个都很兴奋。战士们风趣地说：“只要王胡子在，我们什么也不怕！”

王震高兴地对大家说：“我奉李司令员的命令，和同志们共同战斗，同甘共苦。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打下马蹬，再给敌人一点厉害！”

当天晚上，指战员们在王震同志的指挥下，向马蹬发起了攻击。在马蹬外围堵击的敌人慑于我军的猛烈火力，纷纷弃枪逃走。战士们越战越勇，满山遍野地追击敌人，很快拿下了马蹬。

当中原部队主力开始围攻浙川城时，由于城内守敌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我军未能按原定计划攻下该城。此时，胡宗南部和刘峙部已向我逼近，中原部队主力处境危急，这时中原部队主力改变计划，决定抢渡丹江。当时丹江山洪暴发，江水汹涌，白浪滔滔，我渡江又没有工具，因此，如何迅速抢渡丹江便成为中原部队主力的一大难题。

三五九旅原派徐国贤率第七团强袭浙川县，派贺盛桂率第八团抢占荆紫关。第八团进至离荆紫关五六里处时，抓住了敌五十三师的一个参谋，从这个俘虏口中了解了敌军的行动部署。三五九旅旅部得知这一情况后，旋派九团赶来，协同八团掩护中原部队主力抢渡丹江。九团占领阵地后抓紧修建工事，八团加强进行渡江准备工作。

三五九旅指战员中有一部分识水性的共产党员主动提出参加渡江先遣队。他们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调查了河床情况，冒着生命危险跃进滚滚的洪水，经过几十次往返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勉强可以徒涉的路线。先遣队把收割的敌人的电线扭成绳索，固定在河两岸的树上，然后让部队分批徒涉过去。在渡江中，有10多位同志由于浪大水急，抓不住绳索，被无情的洪水给冲走了。刘峙见我军南渡丹江，估计我将绕道进入陕南，便调动大军对我中原部队进行前堵后追，左攻右击，企图将我包围在鲍峪岭、南化塘附近，全歼我军。我军强渡丹江后，前卫部队越过荆紫关至南化塘大道，进入了陕南山区，这里一眼看去尽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胡宗南早就调集兵力在山梁、隘口构筑了工事。我九团五连连长贾书经率领全连迅速接近敌人，向敌人发起猛烈冲锋。突然，一颗手榴弹在贾连长左侧的山岩上爆炸，连长头部负伤，脸上流满了鲜血。他顾不上伤痛，继续向敌冲去。当冲到敌人阵地前沿时，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这时身边的一位战士焦急地说：“连长，你的伤势很重，我背你下去吧？”“不要理我，我能挺住！赶快向敌人冲锋！”

连长坚定地回答。连长的话鼓舞了全连官兵，他们个个象出山猛虎，向敌人扑去。然而，由于敌人数倍于我，又有险峻的地形利用，我军虽反复冲锋，还是没有摆脱被包围的态势。王震鉴于目前的态势，决定集中力量猛攻敌防御薄弱之点，打开一条血路。战士们奋勇迎战，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搏斗，终于冲垮了敌人。部队冲出重围后，连夜经过相树沟、上下坪地进到贺家庄、王家店一线。

此后，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单独转战在陕南，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

当时，敌人认为我军在突围作战中损失很大，并且错误地判断中原部队主力指挥机关随三五九旅一起行动，已成为一支无援的孤军。胡宗南害怕我军在陕南立足，与陕甘宁边区对其形成夹击之势，因而不惜以主力对我军进行围迫堵截。胡宗南在三五九旅的西、北、南、东四面都布置了重兵，控制了所有山隘、道路，妄图全歼三五九旅于崇山峻岭之间。

在狗头坪战斗中，九团副团长颜龙斌率领前卫营与敌人作战时，右臂被敌人打断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巨痛将伤臂锯断截肢。为了不使已经极度疲劳的战士们再增加负担，他坚决拒绝为他组织担架，顽强地忍受着伤口的剧烈疼痛，和战士们一起行军。在部队转战秦岭的一次战斗中，颜龙斌的伤口又恶化了，但当时药品很少，难以得到及时的治疗，人们都替他担心。

颜见自己快不行了，对团长说：

“团长，我已经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你会好起来的，你会好起来的。”团长此时声音已有些哽咽，他实在不愿让这么好的战友、同事离去。

“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只是我为革命做的贡献太少了，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了，我心中感到惭愧呀！”颜在生命垂危时，仍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几分钟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颜龙斌是三五九旅有名的“李逵”式的英雄，在战斗中总是冲在前头，是打仗的一把好手。王震同志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他：“象他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敌人看见他就要发抖，在革命队伍中多几个就更好了。”

三五九旅的战友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颜龙斌告别，将他安葬在祖国的丛山怀抱里，伴随他的是巍峨的高山和青翠的松柏。

陕南八百里秦岭山脉，到处是高山和沟壑，人烟稀少，加上国民党统治多年，地主和土匪为非作歹，老百姓被迫逃走。三五九旅在转战途中，除了对付敌人外，最困难的就是缺乏粮食，经常一两天找不到东西填肚。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王震依然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树立军队的良好形象。

他用红铅笔写了一张大布告，贴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每个走过的同志都能看见那几个大字：

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

王震

王震自己以身作则，发扬我军爱护群众的优良传统。有一天，战士们买到一些米，大家高高兴兴吃了顿米饭，而王震自己只在伙房吃了几块锅巴。

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越是在环境艰苦的地方和时候，越要严格要求自己。

王震同志还经常鼓励同志们战胜艰险，克服各种困难。在6、7月盛夏时期，山区气候多变，忽冷忽热，同志们经常是衣衫褴褛，甚至没有鞋穿，许多战士脚底下划破一道道口子，走起来钻心似的痛。加上每天翻山越岭，涉山渡河，体力消耗很大，而当时人体必需的盐都难以保障，所以部队处于极度疲惫之中。王震对大家说：“要打漂亮仗，打胜仗，不单是在指挥上、战术上和勇气上要压倒敌人，而且要在克服困难、艰苦行军上同敌人比赛，胜过敌人。”王震自己在转战秦岭的日日夜夜里，经常拄着一根棍子，穿着一双破草鞋，迈着坚定的步子率领部队前进。战士们知道首长不仅要和战士们一样艰难跋涉，而且还要考虑作战指挥及运筹决策，肩上的担子相当重，所以一看到首长充满信心地走到队伍中，心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也增添了战胜敌人和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由于忙碌，王震没有顾得上好好理个发和刮刮胡子，因而头发长得老长，脸上也生满络腮胡子。同志们看到王震，总爱开玩笑他说：“现在的首长可真是王胡子了！”

王震也很随和，当同志们开玩笑的时候，总爱摸摸自己的胡子，点头微笑：“是啊，现在可是名符其实的王胡子了。不过，我己下了决心，等打回延安，见了毛主席，我就把胡子刮干净。”

三五九旅8月15日在华阳地区打退了敌人的两路追兵后，连续几天翻越了几百里无人烟的荒山丛林，到达川陕公路上的五里庙。19日夜，前卫部队已通过公路，这时敌人也向五里庙开来，其先头部队发现我军后卫部队尚未通过，马上埋伏在公路两侧。当我后卫通过时，敌人突然发起攻击。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后卫部队立

即猛烈向敌开火，并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敌不敢恋战，仓皇退走。我军过了川陕公路后，趁敌人来不及调兵控制渭河和布防陇海铁路时，急行军北渡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抵赤沙镇。这样，我军终于将800里秦岭踩在脚下，来到渭水平原，粉碎了敌人企图凭借川陕公路、渭河和陇海铁路围歼三五九旅的阴谋。

战士们一路上由于以野菜、野果充饥，大多数都闹肚子。大家开玩笑地说：“这下可好了，行军不用路标，后面的部队看着稀屎走，一准没错！”

王震也风趣地说：“敌人是属狗的，老是追在我们屁股后面不放，这回可让他们好好闻闻我们的屎臭！”

三五九旅越过渭河和陇海铁路封锁线后，胡宗南又急又气，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十万“国军”竟然斗不过一个小小的支队。为了挽回面子，他决心再调重兵，将一四四师、六十一师运到陇县至平凉和陇县至云山镇的公路两侧堵击我军，急令三十六军二十八师和一二三师、七十六军二十四师和新一师等沿西兰公路、泾河以南地区，层层设防，围歼三五九旅。

而党中央也预见到敌人将大量调集兵力围堵三五九旅，因而决定派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接应三五九旅，迎接二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边区。早在1946年3、4月间，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进行了精简机构和整编复员工作，先后裁减了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共复员2700人。同时调整了部队序列，合并了领导机构，将教导第一旅旅部和教导第二旅旅部合并，改称教导旅；将三五八旅并入警备第三旅。这样，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编为五个旅：

警备第一旅，高锦纯任旅长兼政治委员；

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李鹤邦；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新编第十一旅，旅长曹又参，政治委员高锋；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元发。

经过这次整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有28000多人。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为迎接三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解放区，以新编第四旅为左翼兵团，由长武、彬县之间突破敌人封锁线；以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及第五团一部为右翼兵团，由平凉、泾川间突破；另以警备第一旅在旬邑地区分散游击，牵制敌军。

当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得知党中央为迎接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派兄弟部队接应的消息时，个个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每天以150公里的速度向北急进。

8月28日，三五九旅进到离西兰公路上的瓦云寺20里路的地方，尾追的敌一三五师和三五九旅后卫部队又展开了战斗。而前面瓦云寺和西兰公路各要点已被敌三十六军控制，三五九旅再一次陷入重围。

王震同志见状，高声地对部队呼喊：“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关了，边区兄弟部队就在前面迎接我们，我们一定要打过去，胜利到达边区！”

部队指战员都知道，只要英勇地冲过这一关，就能够与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派来迎接我们的兄弟部队会师，胜利进入陕甘宁边区。王震一声令下，个个都争先向前冲去。王震亲自率领第八团集中火力，向正面之敌猛射，从中央突破敌人封锁。在我军猛烈冲击下，敌人退守村庄，我军乘势占领公路，迅速跑步通过。战士们通过公路后迅速钻人路旁的高粱地里，很快摆脱了敌人。29日，在一片欢呼声中，三五九旅主力在屯子镇和晋绥联防军警三旅部队会师了。三五九旅第七团从8月2日与主力分路行进后，经过30多天的战斗，从平凉以西突破西兰公路，最后从孟坝以北进入陕甘宁边区，于9月8日与旅主力会师于庆阳。

三五九旅主力到达陕甘宁边区的当天，党中央给王震发来了贺电：

王震：

一、庆祝你们到达边区的胜利；

二、你部即在陇东适当地点休整，望与陇东党政军接洽。

中央二十九日十二时

陕甘宁老百姓知道三五九旅回来了，纷纷冒雨赶来慰问，给部队送菜、送肉、送面。部队到达庆阳，陇东地委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刘景范率领地委领导在庆阳城外迎接，老百姓则把街巷挤满了，群众蜂拥上来给路过的战士戴光荣花，战士们早已忘掉了征战中的疲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9月26日，王震提前一天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枣园的窑洞里听到外面王震的说话声，忙走出窑洞，在门口紧紧握住王震同志的手，深情地望着他那长长的胡子，亲切他说：“王震同志，你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可要好好刮刮胡子罗！”

27日，是三五九旅指战员难忘的日子。他们经过艰难征战，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和盼望的延安，回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许多同志由于激动，忍不住流下了一滴滴的欢欣泪。延安人民高举“威震华夏”的巨幅标语，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迎南下支队的指战员。此起彼伏的口号在延水和宝塔山上空久久地回荡：

“毛主席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热烈欢迎三五九旅南征同志们胜利归来！”

“南征殉难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29日，党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三五九旅南征同志大会，全体指战员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见毛主席。当毛主席、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走进会场时，王震带领南征指战员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面带微笑，频频向同志们招手。他健步走上主席台，对同志们说：

“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这次征战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次长征。将来，你们还要把三五九旅的旗帜插到北平城头上！”

接着，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说：“党中央把同志们欢送出去，现在又把你们欢迎回来，同志们辛苦了！中央决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好的环境，让你们好好休息，得到整训和更好地发展。”

中央领导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同志们的心情感到无比欣喜。

下午，党中央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请柬，在王家坪礼堂请三五九旅南征团以上干部。在礼堂里摆了六桌，每桌有四大盆菜。毛主席举杯祝酒：“三五九旅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欢迎你们胜利归来，现在于杯！”

大家心情特别激动，一同举起这庆功酒，一饮而尽。接着，毛主席又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准备接受新的任务。他说：“三五九旅休息不能大久，要重整旗鼓。你们中原突围，就是全面内战的开始。蒋介石要下山了，你们要准备新的战斗！”

朱德总司令在举杯祝酒时说：“这次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共走了两万七千里路，同志们辛苦了！”

王震当即站起来，很谦虚地说：“我们仅仅走了两万两千里。”言下之意，是不能超过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数字。

当天晚上，毛主席和其他在延安的领导同志又陪同南征的全体同志观看了文艺节目。

10月3日，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王震题为《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的讲话：全国同胞们！

从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经过了无数次英勇的血战，打破了国民党刘峙、胡宗南等部的围歼、追击、堵截，现在已经胜利地到达延安了。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在进攻敌伪的战争中，节节胜利。但是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却在敌伪进攻之下，节节溃退，广大国上沦陷在敌伪手里。全国人民把停止敌人进攻、迅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身上。

于是，在南泥湾每人种有30亩土地的三五九旅，就奉令南下抗日了。

在南下抗日征途中，我们冲破了敌伪的重重封锁，消灭了出击堵截的大量敌人。我们作战虽然艰苦，但是，我们却不断地受到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和敌占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慰问、爱戴、援助，使我们感到忠于中华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的行动，是无上的光荣。我们经历了万里的南征，终于打到湖南和广东敌后的广大地区。

三五九旅在两年中间，南下北上，跋涉祖国山河达2.2万里，经过8个省境地，英勇地战败了日寇、汪精卫和蒋介石，艰苦地克服了严寒酷热和江河山岳的自然阻碍。这证明：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领导下的军队，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在打败卖国贼反动派的战争中，经得起严重的考验。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胜利的！

三五九旅休整后，转归晋绥军区建制，增强了晋绥部队的力量。

1946年9月初，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迎接中原突围的我军第三五九旅及第十三旅一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之大部主力尚在豫西、陕南地区，其封锁、包围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抽去堵截、追击第三五九旅后，损耗甚大，疲惫不堪，急需整补。此时，盘踞在陕西北部榆林、横山和陕蒙边区的国民党邓宝珊部，奉令策应胡宗南南线休整，在北线积极袭扰我军。为打击邓宝珊部的袭扰，并策应国民党军陕北保安团队进行反内战起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集中新编第四旅和教导旅、警备第三旅、新编第十一旅各一部，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决定乘隙发起榆（林）横（山）战役。

早在1946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就决定在加强自卫战争准备工作的同时，全党都要做统战工作，要派出久经考验、最得力的干部，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争取一切可能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毛泽东主席曾亲自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发出指示，要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北线工作，拿下榆林、横山，为陕甘宁边区在自卫战争中取得一块回旋余地。

遵照中央决定和毛主席的指示，西北局决定派当时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师源同志，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借口谈判边界问题到榆林我国民党军官胡景锋，尽力做胡的工作。

胡景锋从小受民主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在富平县庄里镇和我党就有密切往来，思想比较进步。1938年夏，胡景锋任国民党高桂滋部野战补充营营长，带兵途经富平时，我富平县工委书记邵武轩将40多名义勇军青年交给他，同时派师源、刘茂坤进入该部，以便长期做胡的工作。后来，师源到西安后，因调于学习暂时离开了胡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景译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他多次在前线坚持抗战，引起上司不满，结果被调离前线。

1944年春，胡任国民党第十七军二五二团团长，率部在甘肃固原驻防。当时师长任子勋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封锁边区的政策，要求胡景锋奉命封锁边区。

胡很气愤，拒不执行命令，并直接拜见军长高桂滋，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大敌，我们不去打日本鬼子，为什么要封锁共产党。共产党的军队对抗日是有功的。”

高桂滋说：“这是委座的命令。从长远看，对我们威胁大的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你要认清形势。”

高景铎也直言相劝：“国民党不得人心，迟早要垮台的。而共产党现在日益壮大，势不可挡，我们还是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留条后路吧！”

“要我与共产党友好相处，那不可能。”高桂滋态度很坚决。

胡景铎一气之下，告假还乡，并在关中一带重新组织军队，并于1945年年初到陕北任职。我地下党员刘茂坤也离开了胡部，于1945年2月进入边区，向淳耀县委统战部汇报了自己在胡景铎部队所做的工作及胡本人和部队的思想状况。

抗日战争刚取得胜利，蒋介石就积极准备进攻解放区，对内排除异己，缩减杂牌，扩充嫡系部队。为了牢牢控制军权，蒋介石还向杂牌部队大量派遣特务，监视他们，这引起了以胡景锋为首的驻陕北国民党官兵的强烈不满。

他们逐渐认识到，跟着蒋介石，前途只有两条：要么被蒋介石吃掉，要么充当蒋介石的炮灰，被解放军消灭。他想：为了生存，只有投靠共产党，实行起义。

1946年4月，师源在中共西北局和绥德地委的安排下，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假借谈判边界问题，到榆林探听胡景锋的下落。在榆林，他通过胡景锋的五哥胡景通得知胡景锋已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在横山波罗堡驻防。

为了尽快与胡景锋取得联系，师源回到绥德后即写了一张便条：

我有要事和你见面，可否？请速回信。

他派武启政化装成小商人进入波罗堡找胡景锋。当胡看过字条后，喜出望外，急忙用毛笔在一张信纸上写了三个字：望快来！

接到回音后，师源即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借谈判边界问题到波罗堡与胡面谈。胡当即表示：“我再不吃蒋介石的饭了，我要跟共产党走，率部队起义，把部队拉到解放区。”

“我早就等你这句话了。我代表共产党欢迎你，欢迎你们的部队。”师源非常高兴地说。

“这次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希望你回去后向习仲勋汇报，并请共产党派人进来，支援我们部队枪支、弹药，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胡说。

“没问题，我们尽全力协助你们。”师源让胡放心，并与胡确定了联络人员及联络的办法。

习仲勋在绥德听了师源的汇报后，立即组织地委的同志共同研究了协助胡景锋部起义的准备工作。根据胡景锋的要求，西北局先后给胡部派进去30多名同志，并提供了一些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派进去的同志，于6月底以前陆续进入胡的部队。他们根据分工，下到各个连队，有的当兵，有的当班排长，从不同角度向士兵和连排军官做工作，联络起义人员，培养起义骨干，掌握部队动态，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胡景铎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对所属部队的人员特别是大队（营）以上军官进行了全面分析，确定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可以争取的对象以及需要提防的顽固分子。他通过多种途径向可以依靠的对象交底，让他们再联络起义力量。而对顽固分子，则封锁消息，监视他们行动，防止他们告密。我党派进去的同志还和保安指挥部参谋姚绍文一起，把思想比较倾向革命的战士、班长集中起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民主和反内战的教育，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训练班结束时，胡景铎还找每个人谈了一次话，使他们心中有数。

6月26日，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央西北局于7月1日在延安花石贬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马文瑞、李卓然、马明方、张德生、贾拓夫、欧阳钦以及范明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和我党对付蒋介石全面内战的方针，并研究了组织横山起义的条件。

多数同志认为，组织横山起义的主客观条件基本成熟。从政治上看，横山起义可以证明人民是要求和平的，就是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饭一块，也有一些部队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从军事上看，洛川以南为胡宗南大军盘踞，随时可进攻延安；北边榆，横敌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队，虽力量薄弱，但如配合行动，也会对我后方造成威胁。特别是横山境内石湾、高镇、武镇三地，像一把利刀直插边区，不仅平时阻我绥德通往三边要道，而且战时部队也少回旋余地。不拔除这个钉子，终必受其影响。从起义部队来看，胡景铎部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依靠我党我军态度很坚决，加上胡景铎在陕北国民党部队中有一些特殊关系，不易引起怀疑，因而起义成功的把握较大。会议决定组织横山起义，派当时任中共西北局自区工作处处长的范明同志直接同胡景锋协商起义的具体事项。7月下旬，范明到绥德，向地委传达了西北局关于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和开展北线工作的计划，并组织做好进入胡部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初，国民党榆林特务机关发现胡景铎频繁与我军接触，并在部队中开办训练班，便向榆林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总指挥胡景通密告胡景铎最近的行动可疑，要求对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胡景通接到告密后，并没有找他的弟弟谈话。他想：即使他弟弟有投靠共产党的企图，找他谈也未必了解真相，要了解实情，只有从部队中调查，才能抓住把柄。

于是，他把驻横山的中层军官逐个召到榆林谈话，了解其弟胡景铎最近有些什么动向，但由于事先工作做得周密，胡景通没有抓到其弟的把柄。不过，针对国民党的注意，起义部队根据党的指示，采取了相应措施，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9月中旬，范明化装成富平县立中学的教员进入波罗堡。他将习仲勋的亲笔信交给了胡景铎，向他传达了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西北局关于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胡听后，完全同意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西北局的决定，表示自己就是在要党暂时困难的时候参加革命。两人商定了起义的十条计划：

（1）起义日期为1946年10月10日。

（2）起义部队番号称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

（3）在起义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由胡景锋提出名单报中央批准。

（4）提出了起义后的干部任职名单。

（5）确定了在起义时由我方派出接应部队。

（6）拟定了起义的行动计划。

（7）决定了起义的口号是：打回关中去，驱逐胡宗南。

（8）制定了起义后的三种方案。一是乘势夺取榆林；二是只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使榆林之敌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我军威胁之下；三是一旦出现不能控制的情况，胡景锋立即撤出原防，率领骨干进入边区。

（9）起义中的其他问题，如扫除地方反对组织，监视、扣压反动军官等。

（10）联络办法。

第二天，范明返回边区，直接向习仲勋和张德生同志汇报了起义计划，并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点头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乘势夺取榆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我西北局与北线总指挥王世泰、政委张仲良等一起研究了配合起义的战役部署，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新四旅、警备第三旅等部队配合。

10月初，胡景通突然召胡景锋去榆林。但胡景通并没有抓到证据，所以胡景铎在起义前安全返回了。由于我军调动需要时间，加上一些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原定计划10月10日起义的计划推迟了。10月11日，共产党通知驻横山境内各点准备起义的部队，起义时间为10月13日。

10月12日晚，驻石湾的部队首先行动。石湾位于横山县东南方向大理河北岸，南与子长县交界，是延安经子长到榆林的咽喉要道，也是伸入我解放区腹部的一个突出部，敌人称其为南线要塞。敌保九团团长张子亚及团部和一个大队在石湾驻防，总兵力600多人。张子亚是总指挥胡景通的亲信，在蒋介石举办的庐山特别训练班受过训，对国民党很忠诚。而保九团少校团副张亚雄和少校军需主任范止英以及机枪中队上尉中队长许秀岐等人，一直对上司不满。起义前，胡景铎曾多次到石湾，向他们了解情况，向他们交底，共同分析研究了要依靠的对象和应提防的顽固分子，对起义的准备工作作了详尽的布置和安排。

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张亚雄等人乘团长张子亚丧妻之际，极力促成他娶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女子。张子亚得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整天与妻子情意绵绵，无心工作，便将军务都交给张亚雄承办。张亚雄对妨碍起义的敌对分子以各种借口能调换的调换，能派差的派走，并将石湾街道上的狗都赶到山上。起义部队在石湾城东门北边，特意挖了一条暗道，供解放军进城用。

10月12日晚，张亚雄出城外和我接应部队的负责人、绥德分区副司令员高朗亭接头。按预定时间，张当晚带两个营的解放军至石湾东门北边的暗道前，范止英、许秀岐已在洞旁等候，互相介绍后，我军即由暗道进城。

当我军成批部队臂缠白毛巾从暗道涌向城内时，被在东门北边的敌一中队一名士兵发现，这位士兵当即返回报告，一中队中队长马上下令部队向我开火。起义部队见事已暴露，一面用火力压住一中队的反抗，一面打开东门。

城外的解放军一拥而进，很快控制了制高点，将所有抵抗分子全部缴械，并包围了张子亚的团部。

第二天，范止英到团部规劝张子亚：“团座，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团部，希望你同我们一道投靠共产党。”

张子亚无可奈何，只好听命。

我绥德分区副司令员高朗亭决定留下一个营，协助石湾起义部队做善后工作，亲率一个营开往高镇。高镇是石湾通往波罗堡的必经之道，是西线起义的中间环节，这里易守难攻，保九团中校副团长秦悦文率一个大队在此驻守，并负责吴家园侧面的防务。

起义前，胡景铎曾到该部找秦悦文，秦表示愿一起行动。10月13日下午，胡景铎派人送一封密信给秦悦文：

现在决定起义，具体行动方案高朗亭副司令到高镇后告诉你。

为了使部队得到有效控制，秦悦文把通信员喊来：“立即通知各据点连以上军官晚上7点到大队部开会。”

晚上7点，连以上军官都到了大队部，秦悦文派士兵在会场外面站了岗，并告诉警卫人员：没有他的允许，不准放任何人出去。

“今天，把各位找来，是要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这项决定，将决定我们部队的前途，也决定你们每个人的俞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坚持打内战，不得人心，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我们决定投奔共产党，今天晚上举行起义。你们当中有没有不愿意的？”秦悦文说完，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没有人吭声。

“我赞成起义！”突然，一位连长站起来，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的话音刚落，其他军官陆续站起来，表示拥护起义的决定。

“那好，我们现在就迎接解放军进城！”秦悦文很高兴地说。这样，高镇、吴家园侧的700余国民党官兵全部起义了。

13日晚上，在起义主要领导人胡景铎指挥部所在地波罗堡，胡景铎将事先确定的敌对分子逐个召集到指挥部，下了他们的枪，将他们软禁起来。并派兵抓获了波罗堡的反动地方头子。随后，胡景铎亲自到波罗堡城外，迎范明、师源和解放军入城，并由解放军换防。至此，横山起义宣告成功，胡景铎发表了《反对蒋胡卖国、内战、消灭异己，拥护邓宝珊将军等为和平建国奋斗》的通电，宣布退出内战。

10月14日，党中央、西北局发来贺电，任命胡景铎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李振华为参谋长，张亚雄为第一团团氏，魏茂臣为第二团团长，杨汉三为第三团团长，姚绍文为副参谋长，范明为政治部主任，师源为副主任。

我配合部队于13日在东线扫清了镇川及武镇外围，14日全部占领以上两镇及鱼河堡，15日攻克万佛洞，完成东线战斗。我包围横山县城的部队13日将驻横山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王勇清骑兵团包围，14日攻击未克，15日胡景锋派人带信劝降王勇清，16日王勇清到波罗堡，表示愿意起义，横山县城即告解放。

波罗堡部队起义后，胡景铎命其攻占了五龙山，海流兔庙新编十一旅杨汉三将一连人马全部拉到波罗堡。而偷袭响水堡的起义部队，因叛徒告密，未能成功，只将敌人包围。

我北线指挥部连夜召开会议，决定用晋绥联防军新四旅、教导旅打主攻，拿下响水堡。

响水堡守敌被包围后，即向榆林发出求救电报。胡景通接到电报，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他弟弟果真率部起义，投靠共产党了，而且这件事来得如此突然。他亲率两个营的兵力增援响水堡守军。

晋绥联防军获悉胡景通亲率军队增援的情报后，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先打援，活捉胡景通，对响水堡守敌暂缓攻击。

20日晚，新四旅、教导旅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包围响水堡，大部分兵力投入打援，歼灭了胡景通两个营的援兵，但胡景通逃跑了。21日，攻克响水堡。

本来，中央原计划继续夺取榆林，给敌以沉重打击。但考虑到邓宝珊部还有争取的可能，加上榆林守敌已作好了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放弃原方案，结束了这次战役。

起义部队按计划，把防区移交给解放军，尔后向武镇集结。10月27日，榆横新区建立民主政权。11月4日在武镇召开了骑六师成立庆祝大会。但是，由于这支起义部队成份较复杂，约5000人的起义部队陆续跑掉一些。党中央为了保存和培养这支部队，于12月初下令南调延安。

12月17日下午2时，起义部队2100多人到了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了骑六师连以上干部并作了重要讲话。24日下午4时，全师营以上干部在枣园小礼堂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康克清、习仲勋、王世泰等领导的接见。

24日晚8时，毛泽东主席出席了欢迎骑六师的大会，他在热烈的掌声之后说：“骑六师的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美蒋那只船虽然大些，但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革命的船现在还小些，但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欢迎你们下大船上小船，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打垮国民党，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说完，又是雷鸣般的掌声。

骑六师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加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增强了我军的力量。

1946年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绥军区之雁门军区，将所辖第五军分区、第十一军分区划归绥蒙军区建制，所辖第二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直属晋绥军区领导。同时还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番号，将两野战军部队统一组成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其编制序列是：

第一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下辖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

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李铨）、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

第三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下辖独立第二旅（旅长唐金龙，政治委员罗志敏）、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盂昭亮）、独立第五旅（旅长李克夫兼，政治委员王赤军）。

11月中旬，鉴于国民党军即将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将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调驻陕甘宁边区，以迎击敌人的进犯。

六、让出“红都”

胡宗南出动两个精锐旅入侵“囊形地带”，企图“引蛇出洞”，为进攻延安做准备，没想到“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当胡宗南的王牌部队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然而为了邀功情赏，胡宗南谎报战功，没想到一场闹剧竟给新闻记者揭穿了……

1946年，是蒋介石最疯狂的一年，也是他开始走下坡路的一年！这年秋天，他突然领着陈立夫、白崇禧等人飞抵西安，还专门到胡宗南东仓门一号官邪去转了一下。他看到，胡宗南会客厅的正面，悬挂着他与孙逸仙当年在中山舰的合影，下面是他的签字：蒋中正赠。他心中很得意，胡宗南这个自己培植起来的亲信是追随他的。

在西安绥署总部，蒋介石一行召集胡宗南、李铁军、罗列、董钊、盛文、刘戡等人进行密谈。蒋介石说：

“今春以来，我们出动数百万军队，对共匪实施勘乱，可以说全面出击，打得共匪无处藏身。将士们都很努力，当然也包括在座的诸位。为了保卫大西北这座堡垒，保卫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你们正在进行艰苦的奋战……”

蒋介石之所以极力鼓吹所谓的大好形势，是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其实，1946年，蒋介石出动大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十来个月的时间，就被人民解放军吃掉了35个旅，机动兵力明显不足。现在，他已决心在西北向共产党的指挥中枢——延安发起进攻。他继续说：

“大西北固若金汤，三十四兵团占领北平，这是我们党国的光荣。但是，我们局部也有些失利，美国在给予军援方面最近也有些麻烦。还有人借口指责我们军事上无能，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四伏……这真令人愤慨！因此，我和立夫以及中常委商定，下一步准备于两件大事，一是准备召开国民大会，搞民主选举领袖，看我们是否还为全民所拥戴？二是下决心攻下共匪最顽固的保垒——延安。我们这次来，就是希望西北将土振起反共精神，负起攻克延安的艰苦卓绝的使命，使西北成为我们反共救国的一个中心。”

蒋介石谈到这里，胡宗南插话说：“委座，我们已制订了一个引‘蛇’出恫，进占延安的详细计划。”

蒋介石眼睛一亮，忙说：“快说说看。”

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马上汇报：“我们总的意图是吸引陕甘宁主力于陇东，形成决战态势，而乘机袭击延安。具体来说，就是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向陇东的庆阳、合水进攻，将延安主力部队引出“洞”来，然后轻而易举地占领延安。……”

蒋介石听完，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针对这一计划说：“对延安作战的关键是消灭共匪的有生力量。据可靠情报，延安兵力加起来，也不过几万人，你们可以出动十倍于他们的兵力，以压倒多数消灭对方。他们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是飞机大炮加机枪，应当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给共匪以重大杀伤。共军就那么几个旅，好打！我看，有三至六个月时间，这战场，这天下，又是另一个样啦！现在你们要着手准备，务求必胜。”

蒋介石早就视延安为“眼中钉”，他觉得现在是拔除它的时候了、为此他寄希望于他的得意门生、嫡系同乡胡宗南。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政策是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因胡宗南集团在陕甘宁解放区南线仅有六个旅，为完成进攻准备，胡宗南决定首先夺取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的突出部，以消除进攻延安时侧背之威胁。

这个突出部是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今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旬邑至甘肃的正宁，形成一个向南的囊形。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国民党军称之为“囊形地带”。

这个“囊形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像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的关中地区，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陇海铁路西段以及陕甘宁公路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而陕甘宁边区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蒋介石、胡宗南对这个“囊形地带”十分头痛，早就想侵占，只是因为时机未成熟，未敢贸然动手。

现在，蒋介石已决定向延安大举进攻，因而夺取这一地带就显得特别重要。蒋介石想，为了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这块“囊形地带”非夺不可。

1946年12月31日，胡宗南以整编第十七师之第四十八旅、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及两个保安团，先后占我关中军分区西坡店、巩家斜、长舌头、武王山等地，后扩大占领区，进占我关中要地。为恢复与巩固关中分区，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新编第四旅及警备第一旅第三团，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向进入关中分区之敌展开反击。

1947年1月17日，警备第一旅第三团攻占旬邑城，歼敌一部。敌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驰援，我即以新四旅及警一旅第三团分三路向宁家至金池之敌碉堡线攻击，26日攻占黄甫、梁庄、白子头、金池、龙高等据点，突破敌70余里封锁线。敌又以淳化第一二三旅第三六八团及进入旬邑之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从南、北向我进攻，企图夺取梁庄，恢复封锁线。29日，敌三六八团抵通润，一四三团进至金池、龙高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三六八团于梁庄附近，遂以警备第七团于魏家机动防御，诱敌至梁庄附近后固守梁庄；以新编第四旅第七七一团于高家方向截敌退路，并侧击其一翼；以新四旅第十六团位于黄甫、腰里之线阻敌一四三团前进。

1月30日，敌向我发起攻击，敌第一四三团被阻于黄甫、腰里，敌第三六八团分两路攻占魏家后，向梁庄攻击前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七团将其诱至梁庄附近展开抵抗，新四旅第七七一团分三路对敌合围，将三六八团包围于宁家、梁庄之间，经激战，将其团直属队及两个营93O余人全歼。敌军攻占关中的计划破产。

胡宗南在第一次攻击关中失败后，又抽调兵力准备再次进犯。1947年2月9日清晨，胡宗南乘专车来到三原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召集参加对“囊形地带”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军官举行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于一、整编第三十六师师氏钟松、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整编第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整编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整编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以及其他高级幕僚共20多人。

胡宗南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

“诸位，我们要消灭共产党，就必须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他的心脏地区延安，消灭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摧毁它的首脑机构。委座已要求我们尽快进攻延安，彻底消灭共匪。我相信，可以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六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解决全国对共军作战的军事问题。

“当前，我们要首先夺取‘囊形地带’，这一战关系到尔后我军向延安进军能否顺利，希望大家努力达成任务。下面请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向大家报告作战计划。”

文于一马上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一张军用地图前，比划着对大家说：

“为了达到消灭‘囊形地带’内共军的目的，我们拟采取四面合围的战术。以整编第二十四和整编第四十八两个旅分别从宜君西北及正宁东南，以果断迅速的行动，插入‘囊形地带’北端，以一部兵力占领要点，封闭袋口，堵截南下救援和从囊内北撤的共军：

以主力控制马栏以北通向延安的主要道路东西两侧，准备截击共军。军主力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的共军而歼灭之。军预备队部署庄宜君附近，以便进出袋口以北地区，联系封锁袋口的部队，截击共军南下救援部队，以期一举而获全胜。

对这个方案，大家有什么意见请提出。”

文于一刚讲完，西安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站起来说：

“我个人认为，这次作战的目的主要在于迅速夺取‘囊形地带’，从东、南、西三面向该地区发起进攻，堵塞袋口似乎没有必要。”

文于一马上解释说：“我们的这个方案主要看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二是夺取战略要地。只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即使夺取了地方，也只是一种不可靠的胜利，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既然我们调集大军向‘囊形地带’进攻，要隐讳下一步必将进攻延安已不可能。同时，对延安的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一战役结束后立即发动。所以，应以歼灭共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采取四面合围的态势，而不应放开袋口，任其撤退。”

薛敏泉还是坚持他的观点，并与文于一争执起来。这时，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起来发言：

“我认为文参谋长讲的有道理，我们应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主，袋口不能放开。”

还有几个师、旅长见会上出现了争论，也私下嘀咕着，有的想站起来发言。胡宗南见气氛不对，忙用手做了一个暂停的动作，接着正言厉色道：

“好了，不要再争了。我看，薛副参谋长提出的意见有道理，就照他的意见办，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军预备队部署在三原附近。所有参战的部队统归刘军长指挥，14日拂晓开始攻击。会后大家立即着手准备，现在散会。”

到会将领都知道胡宗南的脾气，皆相视无语，旋即返回防地做准备去了。

胡宗南之所以不同意军部的作战方案，其用意很明显：他只想在自己的部队不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占领延安，把西北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迅速结束陕甘宁解放区的战事，以显示他的部队的力量，并向蒋介石邀功取宠，提高他个人的地位。

2月14日拂晓，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刘戡命令部队从三面开始向“囊形地带”进攻。当胡宗南的部队进入这一地区时，原在该地区的陕甘宁部队新四旅早就从容主动向北撤走了。除胡宗南的第十二旅在爷台岭一度与解放军掩护撤退的部队发生战斗外，几乎没打什么仗。胡宗南的进犯部队除了占领这块地方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胡宗南旋即命令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该师（欠第一四四旅）和整编第十七师所属之第四十八旅（欠一四四团）向陇东庆阳、合水进军，企图吸引我军西调，然后集中主力袭取延安。廖昂率领的这支部队均系胡宗南的精锐，共15000余人。

廖昂接到命令后，当天下午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他先讲了进攻陇东的战略意义和目的，接着宣布：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第二十四旅进攻庆阳，第四十八旅进攻合水。2月10日，中央军委为了统一作战指挥和提高作战能力，决定以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等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共2.8万人。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除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及延属分区独立团守备黄河以西、咸榆公路以东富县、临真地区，保障延安之安全，警备第一旅收复关中地区并坚持斗争外，野战集团军指挥部决心集中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缺第七、八团）打击进犯陇东之敌，相机出击关中国民党区。

2月28日，何奇率领的第四十八旅进占赤城镇。驻守该镇的解放军主力已安全转移。3月1日，第四十八旅没有经过任何战斗到达板桥，正准备宿营时，突然又奉命向合水进发。由于天色昏暗，人疲马困，夜渡马莲河时有不少人坠河而死。渡河后又沿山沟往源上爬，一路尽是羊肠小道，沟深壁陡，所以行动缓慢，到3月2日下午4时许才进抵合水。何奇的部队到达合水时，只有东北角山头有机枪向部队扫射，但很快就撤走了。何奇令部队搜索全城，结果仅发现一个老汉和一只山羊。到黄昏时，何奇的部队在合水宿营。大约薄暮时分，突然爆炸声迭起，何奇急忙命令部队抢占阵地，做好战斗准备。

整个部队像惊弓之鸟，惶惶不已。过了约一个小时，才发现是几名士兵在搜寻食物时，不慎触发地雷，算是一场虚惊。何奇得知实情后，气得大骂：“真他妈的几个废物！”还没待何奇旅长定下神来，军座又来了新的电令：第四十八旅在攻占合水后仍由原路撤回宁县。

何奇急忙召集旅部负责人研究退路，多数人认为，经西华池到宁县是一条捷径，昼夜兼程一日可达，最后决定经西华池南下。

西华池位于合水县南源上，是陕甘宁边区合水县的一个城镇。镇内南北大街长达2华里多，商号居民共约1000户。该镇北通甘肃陇东各县，南通陕西关中，为陕甘两省货物集散重地，商业比较繁荣，物资丰富。从地形来看，西华池和陇东其他地区一样，具有高源沟壑地区的特点，镇东西两侧都是南北向的大沟，在军事上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

何奇令第一四二团为前卫，先到西华池宿营，了解情况。3月3日下午，第一四二团到达西华池后，所见到的情景大大出乎团长陈定行等人的意料。

只见街上熙攘行人，闲情自若，似乎对国民党部队无所畏惧。何奇得到陈定行的报告后，以为万事大吉，马上率主力于3月4日赶到西华池。何奇夹在人群中到处巡视，显得特别高兴。他走进一家酒楼坐下，毫无戒备之心，并邀请陈定行等几个团长一块吃饭。第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想：国民党部队进入解放区已5天，所过村庄，几乎都是人去家空，而来到西华池情形大不相同，甚至比碉堡线南正宁县城还热闹，而且街道上群众往来川流不息，地方绅商殷勤招待，情形有些可疑。他对何奇说：“旅长，我看这里情况异乎寻常，应该提高警惕，最好马上离开，免生意外。”何奇从来骄傲自大，自夸是日本士官炮科毕业，是胡宗南手下有数的高级军事人才，向爱自我吹嘘，常自比孙吴，有“何大炮”之称。这时听到部下建议，毫不在意。酒过半巡，何奇说：“现在离天黑仅两个小时，即使急行军也赶不到封锁线，我决定第一四二团继续前进至七里店宿营，其余部队在此宿营。”他刚说完，一四二团情报员进来报告：今天中午此地从东北方向探亲回来的人说，在途中遇见从西华池撤走的解放军，解放军叫他告诉西华池老百姓不必逃走，解放军就要回来的，并说距此20余里的山沟里驻满了解放军。

何奇认为此情报不可靠，并说：“陇东共军仅三五八旅和少数地方部队，如果真增加了部队，很可能是由延安方向驰援的，若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声东击西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饭后，何奇让陈定行率前卫先离开西华池。当陈定行启行时，副旅长万又麟说：“何大炮刚愎自用，说不定你我都得陪着他送死哩！”

陈定行说：“是啊，我们还是小心一些为好。”说完就上路了。

我军侦悉敌第四十八旅南撤至西华他的情报后，中央军委于3月2日电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集中全力歼灭其一部，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迅速消灭敌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守备之敌”。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指挥部遂以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和新编第四旅进攻西华池。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除以一个团对板桥之敌防御外，其他部队随第三五八旅机动；警备第三旅第五团向赤

城方向警戒。

何奇这次取道西华他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抢劫粮食，搜掠物资，大发一笔横财。因此，大部队到达西华池后，部队只顾找仓库，掳掠粮、盐及其他物资，谁也没把派遣警戒当回事。

当天黄昏时候，旅属战车防御炮连排长唐清永带士兵数人到镇东沟边场上给骡马弄草，发现沟东边路上行人来往不断。他立即向连长阎进杰报告。

阎进杰得到这一报告后，亲自带了几个人到沟边仔细察看，并立即电话向旅长何奇做了汇报。

很快，旅作战科长王国珩带了几个参谋前来侦察。这时，从沟底走上来一个者汉，王国珩和阎进杰等人立即将其拦住：“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老总，我是老百姓，是奉命给你们部队送草料的。”老汉有点害怕。

王国珩又问：“沟东边有没有解放军？”

老汉说：“解放军正在沟东八里远的九龙川做饭吃，人多得很。”

王国珩说：“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请现在跟我们走一趟。”说完，将老汉带回了旅部。

何奇亲自盘问了老汉后，也来到沟边察看，对阎进杰说：“你们在这里设一个排哨，把住这条路口。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接着，又靠近阎低声说：“刚才西安绥署来电报，据飞机侦察得知，我旅由合水出发后，有大批解放军在我旅东侧10里左右跟进，送草的老汉谈的情况可能是真的，你对沟东边来人要特别注意检查。但这一情况一定要保密，不要扰乱军心。”

当时任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第十七师第四十八旅旅属战车防御炮连连长阎进杰后来回忆：

晚上9时许，排哨所发现有四个人匍匐前进。当发觉时，已接近距哨兵约20公尺，哨兵当即开枪射击，四人投掷了二个手榴弹，即下沟去了。何奇听到枪声，派副官处长张奎武来询问情况。张叫我连人员武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但何奇总认为这是局部的扰乱性质的活动，因而对其他部队没有进行相应的布置。他总是过低估计解放军的力量，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终于造成了全旅在西华池惨败的结果。

当天夜间，阎进杰命步兵排全部进入排哨阵地，二排排长唐清永指挥两挺重机枪在连部后院门外进入阵地，准备以火力支援排哨，封锁东沟的路口。

3月5日晨，排哨突然遭到解放军密集队形的攻击，同时战车防御炮连的后院也遭到解放军炮火轰击。激战三小时，战车防御炮连伤亡大半，排哨伤亡殆尽。阎迸杰即向何奇请求增援。但天快亮时，各部队都发现情况，第一四三团在大街北段奉何奇命令坚守阵地，第一四二团被包围在距西华池约八里的村庄，两部都不可能派部队来援。解放军夺取排哨后，直扑敌辎重营住地，并于天明时打垮辎重营，解放军主力全部突入西华池，大街中部北段街道全被解放军占领。这时敌旅部和第一四二团、一四三团的电话线已中断，完全失去联络，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

战至上午10时，敌旅直属部队已伤亡过半。炮火稍息时，何奇派来通信连的一个步兵排支援战车防御炮连，并令炮连转移到街西，占领旅部北（骑兵排驻地）堡子门坚守；令辎重营和第一四三团放弃街东地区，撤到街西地区固守待援。

当战车防御连向堡子门转移时，骑兵排已全部垮下来了，敌旅部侧背受到严重威胁。

大约11时，解放军发起了第二次攻势，堡子门守兵几乎全部被打死。何奇手头控制不了部队，一时像热祸上的蚂蚁，在院子里转圈圈。他时而登上旅部大院的门楼，想等来第一四二团，但不见影子；时而登上北房房顶观察第一四三团和辎重营等方面的情况。正当在何奇在房顶察看时，一颗机枪子弹射中了他，何奇带伤退回房间。他叫副旅长万又麟把第四十八旅在西华池被围情况立即电告胡宗南，请求速派援解围。

胡宗南接到电报，非常气愤，当即回电：作为旅长，你不听指挥，擅自行动，造成如此被动局面，现在必须死守西华池，别无他路。何奇看完电报，长出了一口气，闭目不语，几分钟后便一命鸣呼了。

万又麟见旅长死了，怕控制不了局面，要求旅部知情人员封锁消息，并立即召开部队军官开会，宣布：“目前战况十分紧张，现在由我负责指挥全旅作战，任何人不得弃守阵地擅自后退，违者严办！”

同时，万致电西安绥署：西华池危急，请从速派援解围。

当天下午，胡宗南复电：先派飞机助战，另有大军前来解围，望固守待援。

5日中午，胡宗南派来的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由于整编第四十八旅被打得七零八落，龟缩镇内，阵地狭小，空投很难准确，部分粮弹落入解放军阵地。

下午1时许，敌第一四二团由南边冲入西华池，第一、二营当时接替了战车防御炮连的阵地，第三营企图击退攻入大街中段和北段的解放军，以便与第一四三团会合。经过反复争夺，解放军主动放弃了几个阵地，但第一四二团伤亡惨重，大部分是被子榴弹炸死炸伤的。

薄暮以后，胡宗南派来的援军还未到来，几位团长都向万又麟建议：夜战是解放军的拿手好戏，晚上解放军很可能偷袭我们，我们最好乘夜突围，保存实力。

但万认为，第一四三团正在包围之中，其他部队突围出去，也不一定能够安全跑脱，特别是绥署命令死守待援，万一突围失败，没法向胡宗南交代。

因此，命令各部队务必坚守阵地，等援解围。

夜幕降临后，我第一纵队和新四旅发起全线总攻，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杀声震天。

敌第一四二团阵地上的守军抵抗不住，很快垮了下来，向南逃跑，敌团长、营长一直在制止，但无济于事，等跑到西华池镇外，才停下来。由于天黑，解放军没有跟踪追击。团长陈定行怕擅自撤离阵地要杀头，又命令各营率领部队恢复原阵地继续抵抗。

第一四三团正面阵地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很快被突破，团长杨荫寰急电向陈定行求援，但陈定行已自身难保，哪有心思和力量去救援第一四三团呢！

解放军愈迫愈近，“缴枪不杀”的喊话声吓得第四十八旅官兵心惊肉跳。

第四十八旅守兵伤亡过半，而援军迟迟没有消息，旅部即将覆灭，万又麟妄图做最后的挣扎。他命令配属的重迫击炮连以两门美式重迫击炮对准西大街中段的解放军占领区，从北向南进行面扫射。他们气急败坏，不仅炮击共产党的部队，而且不管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和商民、百姓、伤员、民夫等人的性命，连续发射了100多发炮弹，其中不少是燃烧弹，一时火光四起，满天通红，人喊马嘶，很多人被炸死炸伤或烧死烧伤。

解放军见敌人野蛮地炮击，再加上地形不熟悉，侦察不周，未能集中兵力连续攻击，暂时撤出村外，敌第四十八旅旅部才转危为安。后因敌顽抗待援，加上敌第二十四旅正赶来增援，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命令攻击部队撤出战斗。

3月6日凌晨，西华池西南角突然出现联络号声，这是留守板桥的第三营已赶到西华池。又过了一会，万又麟接到军长刘戡的电报：“驰援的第二十四旅已过宁县”。万又麟顿觉有了一线生机。正在庆幸之时，枪炮声又在大作。万立即命令各部队顽强坚守，等待援军。但枪炮声响了一阵子后没有了，经侦察才知解放军的大部队已安全退却了。

3月6日上午，当第二十四旅赶到西华池时，解放军已不见了。凶恶残暴的万又麟，在命令各部队撤出西华池之前，下令将镇上的男人一律拉走，抬运伤兵。对认为形迹可疑的老百姓立即送到旅部，经盘问，凡承认是由宁县和合水带来的民夫，并经部队认领后才算没有问题；如果说不出所服务的部队番号，且无部队认领的，就认为是化装隐蔽在镇里的解放军，令特务连把他们拉到后边大沟枪毙了。他在撤出西华池时，对被打死的官兵尸体都未掩埋，重伤兵只抬出来一部分，还遗弃了一部分。

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协同第四十八旅残部，匆匆拖出何奇死尸，离开了西华池。胡宗南曾电问张新：“救出何奇没有？”

张新回答：“已救出来了。”

在路上，胡宗南的参谋又电问张新：“你不是说何奇救出来了吗？胡长官已得知何奇已死，这是怎么回事？”

张新在报话机上说：“胡先生没有指示‘救生不救死”，既死不能复生，我总算完成任务，救出何奇来了。”

胡宗南这次出动两个精锐旅，损失了一个，真是“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

胡宗南虽然痛心，但还是硬着头皮说：“不过是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

对于进攻延安，蒋介石既心急，又心虚。1947年2月底的一天，蒋介石曾在其豪华官邸紧急召见了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

白崇禧和陈城一进屋，蒋介石没待他们坐定就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对延安的攻势准备得怎么样？”

“进攻延安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陈城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一等共产党在各地的人员撤回巢穴，立即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好，要限令他们尽快滚蛋，如果到期不走，格杀勿论！”蒋介石急切地说。

2月28日，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致电中共南京联络处代表：

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南京联络处及代表周公鉴：

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谈之门，责党军队公开在各地进兵，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布谣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护地方治安，请贵处将留居木京人员于本年3月5日前全部撤走，并将驻京人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造名册送往司令部，以便护送离境，特此电达到系！

首都卫戍区司令部

2月28日

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也向共产党联络处发出了类似的“通牒”，几乎都是一样的腔调：诬蔑共产党拒绝和谈，制造内乱，为确保治安，限期3月5日前撤离。

迹象表明，蒋介石要大兵进犯延安了。

2月底，胡宗南同其参谋长盛文抵南京，向委员长汇报进攻延安的情况。

“拿下延安，你有把握吗？”蒋介石无不担心地问。

“绝对有把握！”胡宗南很自信地回答，接着列举了双方的兵力和装备情况。

蒋介石听了胡的汇报，很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又问：“你还需要什么吗？”

“我希望在作战期间，请空军全力支援。”胡宗南说。

“那没问题，我已命令空军尽快制订计划。”

国民党国防部在仔细研究了胡宗南攻击延安的计划方案后，认为比较妥善，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胡宗南得意地回到了自己的指挥所，心里想着：

只要拔掉了延安这个钉子，我胡宗南就名扬天下了。

1947年3月10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偕同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抵达洛川县城。洛川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前方指挥所所在地，胡宗南要在这里召开进攻延安的军事会议。

11日上午，洛川这座平日很平静的小城显得很神秘，全城突然实行戒严，兵车不准高声按喇叭，每天上城赶集的老乡不得通过城内要道。

在洛川城西北角的洛川中学内，停满了雪佛莱、美式吉普等小车，前敌指挥所主任裴昌会、薛敏泉，参谋处和第四处（交通通讯处）的处长，各军的军长、军参谋长，各师的师长、师参谋长，第七补给区、空军第三军区司令，特种兵部队长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一中型石窑里举行。当身体短小，显得十分精悍的胡宗南走进窑洞后，在座的军事要员“唰”地站立起来，一个个身子挺得笔直。胡宗南在门口稍稍停顿了一下，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示意大家坐下。

胡宗南走到会议桌首席，并没有马上坐下，而是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宣布：“奉委员长命令——”

刚听到这几个字，军官们忙不迭地要站起来，准备象往常一样听候委员会的命令。但胡宗南拿起双手，朝下扇扇，让大家不要起来。随后继续说：

“奉委员长命令，我们要立即将久据延安的共匪消灭掉。延安，是共匪的心脏和老窠。拿下它，共匪就彻底完了。……总裁希望我们加倍努力，完成这一光荣使命。”

听到这动员式的开场白，军官们几乎同时呼喊：“愿为总裁效劳！”

胡宗南随后宣布，由薛副参谋长向诸位宣读此次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薛副参谋长起立，走到张挂在室内的作战地图前，介绍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军队兵力和判断情况。

这是一张陕甘宁边区要图，抬头一看，可见两根很粗的红箭头象两条凶恶的毒蛇，从洛川和宜川起步，逐渐向上爬，朝代表延安的红五星扑去！另有两根纤细的红线，从榆林和宁夏向延安扑来。

薛敏泉手执木棍指着延安一带说：“根据绥署掌握的情况，共匪在陕甘宁的总兵力，正规兵力为警备第一、二旅和一个番号不明的旅，共2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不超过5万人。据判断，共匪的正规军主力在临真镇、金盆湾、劳山一线，部分似在延安附近。"

接着，薛敏泉介绍了友军的兵力和部署情况，最后宣布了作战计划：

“我们攻击共匪的总兵力分两路。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为右路军指挥官，指挥所属三个整编师，由宜川经临真镇、金盆湾、南泥湾向延安攻击前进；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为左路军指挥官，指挥该军由洛川沿咸榆公路向延安进攻；另通报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要求派出一部兵力向庆阳、合水附近进击。左、右两路军作战的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道路之线，线上属左路军。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两个旅为总预备队，于进攻开始后策应两兵团作战，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率陈子干旅，由洛川沿咸榆公路向北攻击，并注意公路两侧敌情，到甘泉后，担任富县至延安的护路任务，把公路修通，以便物资运送到延安，整编一四四旅留驻洛川担任后方运输护送任务。”

薛说完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把木棍轻轻地放到桌上，向胡宗南瞟了一眼，然后对大家说：“诸位，看看有什么不明确的，请提出来！”

此时，室内鸦雀无声，谁也没有打算说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宗南做出的决定和计划是容不得别人提反对意见的。

胡宗南见大家都不吭声，忙补充了一句：“这个计划已经委员长和国防部同意，委座认为很满意。”为了活跃一下会议气氛，他侧过身对裴昌会说：

“裴主任，你谈谈。”

裴昌会被点将似的点了名，急忙将交抱的胳臂分开，说：“本人对计划没有什么意见，完全赞同。”先算表个态，然而说：“需要通报大家的是敌军方面的情况。……”

最后，他鼓动说：“我们的人马合起来就是34个旅，20多万人马，我们应遵照蒋委员会的命令，胡长官的意图，努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奠定西北局面。我们胜利有望啊！”

他的讲话很合胡宗南的心意。胡宗南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

看到气氛活跃起来，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胡宗南又发话了：

“都讲讲。董军长，你说说。”

此时，董钊正坐在胡宗南右侧的位置上，他皮肤粗黑，额上有层层迭迭的皱纹。这位关中汉子脸色十分阴沉，自听到作战计划后他更是紧闭着嘴。他在同解放军的较量中已深深体会到共军的厉害，对这次攻击行动他更是觉得把握不大。当胡点到他时，他无奈地应付了一句：“没有啥好说的，干就是了。”

接着，刘戡军长站了起来，提醒大家说：

“我们这么多军队行动，延安是不会不知道的。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认为在抵达延安前，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可能会发生局部战斗，较大的、激烈的战斗将在越过延安之后发生。那样共匪会从山西调来一两个纵队，在他们有利的地形上进行伏击或抗击。对此，我们应谨防中伏，万万不可大意！”

他的发言似乎多少说出了部分人心里的担忧，所以，很多人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胡宗南马上说：“好！好！刘军长言之有理，切中要害，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但是我们也不能顾虑重重，畏首畏尾。目前，共匪处于颓势，我们胜利指日可待。诸位精诚团结，共御国贼。此役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在座军官纷纷起立，表示：愿为党国效劳！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从本月12日开始攻击，祝大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胡宗南与裴昌会交换了一下眼色，想结束这次会议。

“我想谈点意见。”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站起身来。

胡宗南没想到他还要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一时有些发怔。旁边的裴昌会忙向王应尊颔首说：“你讲，你讲。”

“我认为，进攻延安没有什么问题。但战争准备是胜利的先决条件，由于我部刚从晋南移师河西，给养和弹药都在补充当中，12号进攻时间有些紧张。”

正当王应尊要继续陈述其理由时，胡宗南打断了他的话：“其他部队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几个军、师参谋长都说有这个情况，12号进攻有些仓促。

胡宗南见这个场面，便将头偏到裴昌会跟前，同他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宣布：“那么12日再准备一天，13日攻击，三天内占领延安，向总裁报喜，向六届三中全会献一份厚礼。”说完，起身离开座位，朝窑洞口走去。

等胡宗南离开座位，大家也先后站起来，打算回到各自部队，赶紧进行战斗准备。此时，听到裴昌会招呼：大家不要急于走，胡长官要与大家合个影，然后会餐。

听到合影，大家似乎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因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条件下，往往是在重大的战斗行动前合影，但战斗后一些人就再也看不到合影了。

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的兵力共43个旅32万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旅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共34个旅25万人。其中，蒋介石嫡系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集团的20个旅17.1万人；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集团12个旅6.9万人；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集团两个旅1.2万人。

西北我军，共有野战部队7个旅。其中第一纵队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8367人；第二纵队辖第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8650人；教导旅5236人，新编第四旅3441人，共25800余人，加炮营442人，总计26136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辖警备第一旅、第二旅，新编第十一旅，骑兵第六师，共16178人。

由此看来，敌我的兵力对比约为10：1，我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敌我情况后，确定基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消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解放军在其他战场打击和消灭敌人，收复失地。

就在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的兵马悄悄向洛川、宜川运动时，延安枣庄的电台，就用密码向各部队发出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1947年3月6日，中央军委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宫治及大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副司令孙定国，指出：为了确实保卫延安，援救五师（指李先念部队），错乱胡军全部部署，必须出敌不意，袭占阌乡、陕县、渑池、新安，彻底破坏陇海路。要求陈谢率四纵队及二十四旅及王新亭纵队主力共五个旅，于9日全部出动，16日到达黄河北岸，休息两天，19日开始渡黄河，在数日内攻占阌乡、新安等县及洛河以北区域。

3月7日，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内线部队，以警备七团守备交道、茶坊、富县、榆林桥，教导旅守备临真、金盆湾、牛武、九龙泉、南泥湾线，同时在劳山与三十里铺间，南泥湾与三十里铺及其以东构筑第三道防御阵地。

中央军委指示，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但是，要取得外线有效配合，内线防御须有20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

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了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动员大会。到会的一万多人，除了尚未转移的机关职工、学校师生以外，绝大多数是从延安周围赶来的农民和民兵。会场上挤的人山人海，红樱枪、步枪以及千万只高高举起的臂膀，表现了延安人民和我军将士对蒋介石的愤怒及保卫延安的决心！

大会在战斗的气氛中进行。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都讲了话，他们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民兵游击队，配合正规军队作战，把胡宗南打出去，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

彭总在讲话中说：“1935年陕北刘志丹只不过三千人，后来来了一个徐海东也不过三千人，最后中央红军开到陕北，也只是七千人，共计不超过一万五千人。敌人有多少呢？我记得是一百零一个团，三十万人。国共兵力是二十与一之比。可是那时候我们先在南线，再过黄河到山西，后来又回渡黄河到西线，都是无往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肉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逮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败山丢城，最后蒋介石在临潼也受到了教训。今天，胡宗南只有三十五个团，而我们比那时一万五千人就多得多了。”

讲到这里，彭总停住了，大声问大家：“同志们说，我们能打胜吗？”

“一定能打胜。”一万多名群众齐声回答。

“是的，我们一定能打胜的。”彭总望着情绪激昂的群众，显得格外激动。只见他挥动双臂，说：“十一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我们一定要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胡宗南消灭在边区！”

群众沸腾了，他们高呼：“坚决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广大的妇女也不甘心落后，他们表示：男人到前线去，妇女就做好后方工作，做军鞋，搞土改，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一粒粮食！敌人来了，把他们活活饿死！

大会过后，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过了十年和平生活的延安人民，立刻行动起来，他们重新拿起武器，组成农民自卫军，准备打击进犯的敌人。

延安的备战工作进行得有条有理，一点也不乱。非战斗人员沉着地进行着疏散。在著名的国际和平医院的大门口，一串串的驮载队出发了：驴子背上架了两只垫着羊皮的摇篮，里面安详地睡着婴儿；一些重病号，也舒适地躺在担架床上，由四个人抬着，一步一步地走下山坡。农民们也牵着驴，赶着马，带着零零碎碎的东西，心情沉重地向山里转移着。为了坚壁清野，他们不但把米面口袋和家用器具带走，甚至把咸菜缸都搬到深山里去了。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利用其优势装备，气势汹汹地杀向边区。延安处在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情势之中。

3月9日下午，军委一局副局长王政柱正在同几个参谋一起，从获得的各种情报中，分析敌人的行动和敌军兵力等情况，突然彭总推门进来，说：

“王科长，明天到南线去看看，你准备一下。”

彭总称王政柱“王科长”，是在太行山时的称呼。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王政柱从抗日军政大学派到八路军总部当参谋，后任作战科长。从1937年起，共有六年时间，王政柱一直跟着彭总，战斗在晋东南抗日前线。1943年春，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苦时期，彭总让王政柱去延安学习。后来，王政柱在中央军委一局担任副局长。内战爆发后，为了给党中央领导同志提供整理作战情况，军委一局在枣园设立了一个临时作战室，王政柱带几个参谋在枣园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彭总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的那一天，临时作战室的几个同志也奉令迁回王家坪，所以，王政柱又在彭总的领导下工作。

王政柱听彭总说要去南线，忙问：“得几天时间？”

彭总说：“胡宗南快动手了，不可能多停，三两天就回来了。”

3月9日傍晚，教导旅参谋长陈海涵接到电话后，立即告诉旅长罗元发：

“旅长，彭总明天要来金盆湾！”

罗元发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他说：“好！彭总一来可是给我们部队最好的战前动员啊！彭总这次来是为视察我旅战备情况，告诉司令部作好向彭总汇报的准备工作。”

金盆湾是教导旅所在地，当时中央军委指示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延属分区第三团组成防御兵团，在东西长约百余华里宽的正面，纵深七八十里的山地设防，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

3月10日一早，彭总一行就提前吃了早饭，乘坐美军观察组送给的一辆吉普车从延安出发。

汽车沿着咸（阳）榆（林）公路南驶，在延安的南三十里铺，向东拐上延安通宜川的大道，翻越蟠龙山，便进入名扬中外的南泥湾垦区。往前这时候，垦区是一片人欢马叫的生产场面，可现在，由于蒋介石大军进攻在即，部队不得不加紧备战，老百姓忙着坚壁清野，因而在路边很少见到劳动的人群。

彭总望着窗外被誉为“陕北好江南”的块块田园，心情很沉重，一路上很少讲话。由于道路坑坑洼洼，车跑着很慢，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才到达教导旅旅部驻地——金盆湾。

罗元发旅长带领旅、团干部，在大路旁迎接彭总。彭总一下车，他和王政柱就跟大家一一握手。罗旅长对彭总说：“首长一路辛苦了，请先到旅部休息一下吧！”

“天时不早了，咱们争取时间，先到前面阵地上去看看吧！”彭总说。

教导旅的旅、团干部，陪同彭总骑马到金盆湾的山岭上视察。路上，彭总和蔼可亲地问：“现在敌人快来进攻延安了，你们准备得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高吗？”

罗元发说：“指战员的决心很大，情绪很高，各项准备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

彭总点点头：“部队士气高昂，完成任务就有把握。”

走着走着，山势小道越来越难走，大大小小的树木和附近的工事交错在一起，绊得战马连蹄子都抬不起来。彭总跳下马，用手拨开梢林，继续朝前察看。他对罗元发和跟随在身边的其他同志说：“这一带地形看来是很好的，山势比较复杂，作指挥员的要钻进梢林里，对每一条通道，每一处山口，都要认真察看，作周密的部署。要抓紧时间加修工事，各项工作都要做好，要检查落实。平时多流汗，战时才少流血呀！”

彭总还特别嘱咐：“要特别注意封锁消息。敌人的飞机、大炮没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自己思想麻痹。如果防范不好，走漏了消息，被敌人偷袭一下，那可要吃大亏罗！”

在麻洞川、金盆湾、南泥湾以南的大山沟里，浓密的梢林到处都是刺，一不小心，就会挂破衣服，刺伤皮肉。在这段路上，彭总那本来就破旧的棉衣上，又添了几条新的口子。但他不顾这些，仍然朝前走，一边察看，一边作指示。

当走到第一团第一营阵地时，战士们正在加固工事，搬运各种战备物资。

营长连成先见彭总一行来到阵地，一声口令，战士们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彭总关心地问：“怎么样？准备好了吗？”他还特别问陕北籍的指战员：“家里的坛坛罐罐就要被胡宗南打烂了，你们舍得吗？”

有一位指战员说：“那有什么舍不得的，只要打败了胡宗南，还怕没有坛坛罐罐！”

彭总很满意，并鼓励大家保持旺盛的斗志。

回到旅部，天已不早了。吃过晚饭，彭总又和旅的几位领导一起研究作战准备问题。彭总对罗元发说：“你们的弹药情况怎样？”

罗元发回答：“部队子弹太少，平均每人只有10发。”

彭总饶有风趣他说：“子弹少没关系，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会给我们送来的。”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接着，罗元发旅长向彭总汇报了教导旅侦察到的敌情和旅作战方案。彭总若有所思地认真听罗元发的汇报。当罗讲到要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交给的任务时，彭总突然插话：

“你们教导旅能在这里坚守几天？”

罗元发见彭总很严肃，没敢说大话，谨慎他说：“可以抗击5天。”

这时，彭总站起身，凝神静立，象在思考重大的问题。突然，他对大家坚定而有力他说：“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抗击一星期。

你们多防守一些时间，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就有充裕的时间转移。”过了一会儿，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指示我们，以运动防御为主，迟滞、消耗与疲劳敌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我的意思不是让你们死守，而是要采取运动防御，机动灵活地达到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

罗元发等旅领导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抗击敌人七天的光荣任务！

最后，彭总和旅领导一起研究修订了作战方案。

3月11日，彭总一行乘车离开金盆湾，折回到三十里铺，又由三十里铺转向富县。车到茶坊前，彭总说：我们到习仲勋同志那里看看。

当时，习仲勋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兼边区野战集团军的政治委员，张宗逊是野战集团军司令。他们刚率领部队从西华池战斗归来。西华池战斗，给胡宗南整编第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并击毙敌少将旅长何奇。但是，由于我军初到陇东，地形不熟，加上准备不足，部署不周，使这一仗打成了僵局。习仲勋等作战部队到达茶坊，便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总结经验教训。

彭总到达茶坊后，听了习仲勋等人关于西华池战斗的汇报，随后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的侦察战。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这一仗没能打好，部队有些伤亡，这不要紧。打仗总是胜与不胜的两种可能嘛。打了这一仗，摸了胡宗南的底子，对今后作战有好处，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茶坊，彭总向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他针对有些人不愿意放弃延安的思想，说：“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打烂了坛坛罐罐，我们就可以轻装上阵，更好地消灭敌人。”他要求部队坚决贯彻中央指示，迅速抢修工事，配合其他部队准备迎击胡宗南的军队。

3月12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报告了视察南线防务的情况，并临危请命，是否暂时由他统一指挥边区的部队。毛泽东当即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对陕北发动的重点进攻。

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关于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命令边区部队迅速调整部署，组成三个防御兵团：

由第一纵队和警备第三旅七团组成右翼兵团，由张宗逊、廖汉生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劳山、小劳山、清北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坚持抗击；

由教导旅和第二纵队组成左翼兵团，由王震、罗元发指挥（二纵队于3月15日从延水关西渡黄河正向战区迅速开进，在王震未到前，部队由罗元发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新编第四旅为中央兵团兼延安卫戍区，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命令明确指出，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同时，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以陕甘宁边区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

3月18日，胡宗南部兵临城下，延安市内已经听到炮声和隐隐约约的枪声。下午，枪炮声响得更近了。前线传来消息：敌人离延安只有30里了！

我军最后一批工作人员，都已经在掩护下向北转移了。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仍在王家坪。

彭德怀很着急，把毛主席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叫到自己的窑洞里，神情十分严肃，郑重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也希望毛主席早过黄河。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而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你们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最后，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当天下午，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窑洞里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大家都有根深的感情，现在一下子要撤出去，心情都难以平静。

会后，彭德怀、习仲勋等再三催请毛泽东启行。

黄昏时分，枪炮声更近了，敌人的便衣队已经到了七里铺。这时，毛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还没有走。负责掩护他们撤退的部队，每个人都替领袖们捏一把汗，着急的不得了。好多同志请毛主席马上离开延安，但毛主席却微笑着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各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

过了一会儿，从黄河东岸带兵赶来保卫边区的王震将军向毛主席通报了情况后，毛泽东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才坐上汽车离开延安，向瓦窑堡一带转移。

彭德怀和习仲勋送走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转回到王家坪住处。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等着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彭德怀对心情焦急的指挥员们说：你们一定要领会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要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放弃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的，是暂时的。我们的指战员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感情深，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彭德怀派人继续了解延安群众的疏散转移情况，并亲自到杨家岭等地进行检查。随后，他要通了前方部队指挥员的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撤退时间。

这时，延安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延安东的飞机场，从王家坪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困难了。周围的人都催彭德怀赶紧撤，可彭德怀说：

“你们不要催，延安不是一般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影响大。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

直到19日拂晓，在一切部署都安排妥当后，彭德怀在窑洞里来回踱了几圈，看了看他很熟悉的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后招呼部下：走！

他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撤退。一路上，彭德怀发现随行的干部情绪不好，有些悲观。有的沉默不语，有的不时回首看一看朦胧中的宝塔。于是，彭德怀不时做说服工作：

“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进来了。我们虽然苦一点，但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

“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那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我们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

说着，说着，大家的情绪好了起来。

3月20日，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他主持召开了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共五十多人。

蒋介石坐镇南京官邸，守着电台和电话机，希望随时得到攻占延安的消息。因为，胡宗南曾向他作过保证：奇兵突袭，三天可拿下延安。他当时不很相信，便问总统府长官吴忠信：“三天，谈何容易？我看，胡宗南要是五天能攻下延安就很不错了！”

果不其然，三天后接到国防部报告：胡宗南大军遇到共军的顽强抵抗，右路军才到达临真镇、金盆湾，左路军刚攻占甘泉县的劳山。

第五天，国防部报告：胡部在金盆湾、南泥湾裹足不前。

第七天，胡宗南亲自向总裁报告：解放区实行坚壁清野，派出的搜索部队常遭民兵游击队袭击，情况不明，地形不熟悉。七天来，我部已伤亡5000多人。好在，右路第一军的前锋，已到延安城外和宝塔下……

“娘希匹！”蒋介石气得骂出了口头禅。他满心期待胡宗南的好消息，没想等到的却是这样的战报。他咬牙切齿地说：“七天拿不下延安，共产党的首脑机关还不统统撤走了啦？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共匪首脑没撤退。”胡宗南在电话中大声喊道：“毛泽东还在延安会见外国记者，彭德怀也在延安野外指挥所，我们一定尽快拿下延安。”

3月18日，董钊命令第一师和九十师竭尽全力攻击。上午，第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亲自到前线督战，攻至狗梢岭，遭到西北野战兵团教导旅的猛烈反击。下午，我教导旅向北撤退，敌九十师进入狗梢以西地区，敌六十一旅先头部队距离延安城只有15华里，因时已黄昏，只得停止前进。

敌九十师师部在杨家畔宿营。六十一旅参谋长赶来报告说：“我们曾窃听到延安解放军指战员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了命令，要他们迅速撤离战场，撤离延安待命。”

师长陈武听了，兴高采烈地说：这下，我们可以得占延安的头功了！

陈武当下与随行参谋说：“第一师比我们落后15华里，明天若要按规定前进，他们到达九十师位置时，我们早已占领延安了！”

正在交谈时，董钊军长打来电话，转达了胡宗南的命令：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这一晚，陈武象注射了兴奋剂一样，久久难以入睡：明天，我和九十师可以名利双收了……

正当陈武为明天的“胜利”浮想联翩时，警卫员打断了他的美梦：师长，师长，军座电话！

他急忙爬起来，拿起电话，听到军座那坚定不可置疑的声音：根据胡长官命令，九十师明天上午九时开始攻击，攻击目标改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以东地区。

陈武象被浇了一头冷水，一时气懵了。这道命令无疑打破了他的美梦，九十师不能进入延安，而让第一师赶到九十师前面，抢摘占领延安的胜利果实。他一下子被激怒了，真想对军座发脾气，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很不情愿地说：“是，军座。”

陈武实在气不过，让警卫员找来参谋长和有关作战的参谋，传达了军长的命令。他也看出属下的情绪，便发泄了一顿：

“我们九十师从17日连续担任强攻任务，牺牲很大，而第一师只不过是‘跟屁虫’。现在眼看延安垂手可得，却让我们九十师上宝塔山，而让第一师去夺首功，实在欺人太甚，真是岂有此理！”

这一夜，陈武再也没有睡着。

胡宗南之所以突然下达这样一道指令，是有他的如意算盘的。因为，第一师是他当师长的部队，他本来就有些偏爱，这次要第一师攻占延安，可以再显示其“天下第一”王牌军的威风，还可以避人耳目。原来，第一师第一旅在侵犯陇东时全旅被歼，胡宗南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立即由其他部队抽调精锐，重新组成一旅。如果这支部队占领延安，我胡宗南不就可以捞起更多的政治资本吗！

3月19日清晨，胡宗南的第一师争先恐后地插进九十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九十师在杨家畔村边的前进道路。陈武听到汇报后，十分气愤，派一名作战参谋领人前去阻挡。没想到一师部队不仅不让道，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团长竟上前揪住九十师作战参谋的衣领，骂道：“我们奉胡长官的命令攻占延安，你小子挡什么道，难道不要命了。九十师算个×，贻误了军机，不光你的脑袋落地，我看你们师长的脑袋也保不住！”

陈武听了作战参谋的汇报后，气得全身发抖，几次摸身上的短枪，但考虑到军机关系重大，犯不着拿脑袋去赌这口气。

下午3时，第一师的攻城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用两个营的兵力向延安老城的西山顶突击。这个所谓王牌部队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

本来，胡宗南第一师所占领的延安，清清楚楚是座空城。但胡宗南在洛川接到董钊关于第一旅已占领延安的电报后，忙督促洛川前线指挥所的参谋们捏造战绩，上报国防部。

在电报中写道：“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毙敌俘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当时，副参谋长薛敏泉提醒胡宗南：蒋先生和国防部都知道，共军在延安的总兵力不过两万人，这五万怕会引起怀疑吧！

“共军难道不会增援？”胡宗南很快找到了答案。他说：“延安是中央所在地，是共军的心脏，他们不断增援防御，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再说，边区还有大批民兵，这五万有什么解释不清呢？”

薛敏泉无活可说，就是说了，也无济干事。而胡宗南正在兴头上，捏造完战报，让参谋长盛文转报南京并向全世界公布。

蒋介石接到攻占延安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来电嘉奖：

宗南老弟：

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二十余年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

中正

胡宗南收到此电令，兴奋不已，决定亲赴延安前线视察。3月21日，他领着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和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由洛川赶往延安，在那里召开庆功会，奖赏“有功”官兵。第四天，他突发奇想，何不来个双喜临门呢！

他告诉随行的人：“尽快飞回西安，我要结婚了。”

他跟谁结婚？

原来，胡宗南决定与国民党军统人员叶霞翟结婚。他与叶女士其实见面不多，这都是戴笠积极为他俩搭桥牵线的。叶其实是戴笠的情妇。

他和叶的婚事很奇特，用叶霞翟的话说：“我和琴斋的婚恋，既是马拉松式，又是闪电式。马拉松，光恋爱就谈了十年；闪电式，我头天在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就飞西安结婚，婚后第三天，他又送我回了南京。”

南京的国防部根据胡宗南捏造的战报，大肆宣传。一些为美、蒋捧场的反动报刊记者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摇旗呐喊。除了国民党中央社在报纸上造谣外，国防部新闻局还专门编印了一本叫做《收复延安》的书，书中说“共军被俘及投诚者达万余名”、“共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及教导二旅全部全歼”等，这真是一派胡言！

这些所谓“胜利”的消息一传开，蒋管区的一些中外记者都一致要求南京政府组织他们到西安来参观战绩，采访战地新闻。当国防部将这一决定通知胡宗南后，胡宗南倒着起慌来。

他立即召集绥署有关处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积极进行准备，研究了叫这些记者到哪里参观的问题，与会的人一致认为，前方易于捏造情报，以在延安现地参观较为稳妥。胡宗南当即指定绥署第二处处长刘庆曾、新闻处长王超两个人负责连夜筹备，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

刘、王两人和一些有关人员受领了胡宗南的指令后，急得象热祸上的蚂蚁，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派人四处抓来两三千老百姓，成立了一个所谓“爱国青年招待所”，并把这些人编成大队、中队和班。这些被抓来的老百姓，以为胡匪要他们当兵，可是胡匪却给他们每人发了一顶毡帽。敌军队长给大家训话说：“不久外边的人要来参观，他们来了要问你们，你们就说是解放军的俘虏，说错了就枪毙！”

队长还给这些“俘虏”分了工，有的当“三五八旅”的，有的当“教二旅”的。队长还对“教二旅”的一个“俘虏”说：“人家要问你们旅长是谁，你就说是罗亚平，在金盆湾被打死，全旅被歼灭了。如果问起连排长的名字，你们就随便编一个。”

另外，他们还抓来一些妇女，剪短头发，冒充解放军的女同志。以后，人数实在远远不够，就让自己的士兵充数。

对于缴获武器一项，步枪则抽调整第十七师（驻甘泉）的三八式和汉阳造两种来抵充，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抽调，采取白天将枪支送到“战绩陈列室”，黑夜送还部队的办法来顶充，所有武器都贴上标签，注朋缴获时间、地点。此外，还训练一些参谋人员，担任“战绩陈列室”的介绍。不消说，这些解说词，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与此同时，他们还抽调部分人力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国民党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死者”的坟墓，用以自欺欺人。

当中外记者到了西安后，由于所谓“战绩陈列室”一些伪装工作还未完成，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就借口延安方面气候不宜飞行，以迟滞新闻记者的行程。

4月初，由邓文仪领导的“中外记者团”、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领导的“陕西视察团”及“武汉参观团”、“京沪慰问团”等都来了。这下可忙坏了“招待所”的负责人。他们提心吊胆地招待这些团体，生怕这些假俘虏给他们揭了底。

但是，假是难以乱真的，更乱不了众多记者的眼睛。当参观“战绩陈列室”时，一位美国记者问一名俘虏：“你是干什么的？”

“俘虏”说：“我是个俘虏。”

“过去做什么？”

“当民兵。”

“民兵做什么？”

“就是开了两年荒。”

这一句话，惹得参观的人哄堂大笑。

有一位美国记者在“战绩陈列室”看到一些美式火炮和机枪时，就向解说员提出疑问：“你们宣传共军不是只有小米加步枪吗？这些新式的美国火炮和美制轻重机枪，这些新造的中正式步枪，共党部队是怎么弄到手的？是你们配发给他们的吗？还是共产党缴获过去的？有的枪炮还有你们部队番号和代号呢！”

讲解员一时瞠目结舌，陪同参观的新闻处长王超凡也回答不了这许多的实际问题，只得不断地转移话题。

有一位英国记者在给延北俘虏管理处的一些俘虏拍照时，好象觉得有一位俘虏的面孔很熟悉，与前一天在延东俘虏管理处拍的一位俘虏很像，便试探着问：“昨天我们不是见过面，而且交谈过吗？今天，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俘虏”知道露出了真相，怕被上司知道了挨整，便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有一个“俘虏”小声说：“俘虏人数不够，把我们调来调去。”一句话道破天机，记者们议论纷纷。

记者们感到受到了愚弄，就找到刘曾庆，问这些俘虏到底怎么回事？刘支支吾吾，也没能说出所以然来。记者们又找到王超凡，王所解释的与刘所说的相差万里，所以记者们的参观不是宣扬了“收复延安”的战绩，而是暴露了真相！

胡宗南弄巧成拙，真是骑虎难下，他把两位处长找来，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顿。但一切都晚了，不少记者连延安是座空城的内幕也搞到手了，他们将延安这次参观的所见所闻写成披露文章，公布于世……

七、三战三捷

彭德怀在青化砭布下“口袋阵”，“装进”敌三十一旅；羊马河虎口夺食，硬是从敌十个旅中间吃掉了敌一三五旅；蟠龙“啃骨头”，全歼敌一六七旅，难怪人们都说“胡蛮胡蛮不中用”！

胡宗南大军进占延安后忘乎所以，到处扬言西北野战兵团“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随即将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叫嚷“三个月内消灭陕北共军”，“六个月消灭全国共军”。但是，胡宗南自己心里非常明白：

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不但完整无损，而且战斗力还在不断提高，如果不把解放军彻底消灭，延安是呆不长的……

于是，胡宗南便集中主力，四处乱窜，企图寻找我军主力进行决战，妄想“肃清延水以北”共军，但却侦察不到野战兵团主力的动向。

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时，就预计到敌占延安后必然骄横，指示西北野战兵团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以一部兵力同敌军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主力隐蔽延安东北方向待机。彭德怀和习仲勋将野战兵团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地区，以第一纵队独一旅的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诱敌迷敌，并同敌人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上安塞。当胡宗南部发现延安西北我军时，误认为野战兵团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便以整编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九十师五个旅的兵力，由延安沿延河两岸向安塞前进，于24日占领安塞。为保障其主力的侧翼安全，整编第二十七师的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

早在3月21日晚，我野战兵团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发给三十一旅的电报，获悉敌军的行动计划。彭德怀接到电报，意识到战机来了，立即召集习冲勋、张文舟、徐立清到作战值班室查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彭德怀见敌第三十一旅比较孤立，又是敌侧翼，警惕性不高，便决心采取伏击战术，首先歼灭该旅，打好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仗。他对大家说：“好哇！敌人终于送上门来了，一定要把这个家伙吃掉！你们要好好掌握第三十一旅的行动。”

22日上午，彭德怀、习仲勋接连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21日令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进至青化砭筑工据守，限24日到达。“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该旅”。与此同时，野战兵团各纵队、各旅受领任务后，均按指定地点隐蔽集结，并封锁消息。

彭德怀把部队部署在青化砭附近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第一纵队在川之西山，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川之东山，北面新四旅在青化贬东北，构成了对沿咸榆公路北进的敌军张开口的口袋阵。只要敌人进入口袋，那就稳操胜券了！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50余里处，在一条4O多里长东北走向的蟠龙川中。

咸榆公路沿大川而上，穿过青化砭。这条公路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地，便于疏散隐蔽部队，是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为了保证初战的胜利，提高部队的士气，稳定当地老百姓的情绪，打击胡宗南的嚣张气焰，彭德怀率领主要领导到青化砭实地察看了地形，在现地分配战斗任务，具体部署兵力。大家看过地形后，都很佩服彭德怀布下的口袋阵，并对打好这场伏击战充满了信心。

离开布兵现场时，彭德怀交代各级指战员：“这次伏击战能否打赢，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注意隐蔽，千万不要让敌人知道我军设伏了。二是当敌人进了口袋后，要不顾一切地杀向敌人，要猛！要快！干净利索地将敌人歼灭在沟槽子的公路上。”

3月24日，是敌人预定进入伏击地域的时间。这天凌晨，春寒料峭，冷气袭人。可野战兵团的指战员们早已伏在冰冷的山岭上，紧握钢枪，严密注视着河川，随时准备打击敌人。可是，从天明到下午5点，一直没有敌军的踪影，难道敌人发现了我军企图？或是敌人改变了行动计划？彭德怀估计敌人当晚不会进入伏击地域，命令部队下午6时撤出阵地，进行休息。

静待了一天的指战员见敌人未来，开始议论纷纷。有的怀疑是不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有的觉得敌人的情报不可靠？有的战士还风趣地说：“敌人说来就来了，他们又不听你指挥！”

彭总十分理解大家的情绪，向大家作了些解释。他对大家说：“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要坚信根据地的群众是不会走漏消息的。那么，敌人今天怎么没来呢？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情报。很可能是敌人补充粮食推迟了一天。敌人是一定会来的。”

他说：“胡宗南虽是个草包，但是他的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确保其翼侧安全，这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懂的，不然怎么还能捞个陆军上将当当呢！咸榆公路是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走吗？今天伏击不成不要紧，就当是我们的一次预演吧！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不要麻痹大意！”彭总的分析，入情入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当晚，彭德怀和习仲勋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敌三十一旅24日到达拐峁，停止前进，可能是待补粮食，我们明日仍按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

同时，彭德怀和习仲勋电令各纵旅指挥员：明日我军仍以伏击之势，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

原来，胡宗南第三十一旅在川口营地补给，暂时停止前进。第三十一旅进至拐峁镇时，探知青化贬附近有不少解放军。旅长李纪云当即电告胡宗南。胡不但不相信所报情况，反复电斥责说：

“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3月25日上午6时，敌旅长李纪云率第九十二团战战兢兢地由拐峁镇继续向北前进。两架野马式侦察机到青化砭，它们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盘旋，发现有疑点就扫一通机枪，或者投两枚炸弹，在山头上炸起一股股冲天土雾。由于西北野战兵团知道敌人将来了，都隐蔽得很巧妙，所以侦察机在山头上没有发现什么。李纪云还不放心，飞机刚走，又派出侦察队分别沿咸榆公路左右两侧山地搜索前进。两侧搜索队走得很艰辛。偶尔看到风吹草动，就大声吆喝：干什么的？出来？不出来老子枪毙你！

李纪云的大队人马，是在侦察队起程后才上路的。当侦察队已到达青化砭时，他得知这一带确实没有“共匪”，便分两路大模大样地向前走，机枪、小炮裹着枪衣，还捆在驮子上。

10时左右，其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后卫过了房家桥，整个行军纵队完全进入彭德怀布下的伏击圈内。

突然，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嘀嘀达达……”一阵嘹亮的军号划破了山川的寂静，西北野战兵团按预定部署，在石绵羊沟紧紧封住袋口，拦头断尾，东西两侧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夹击敌人，迅速将敌人压在不到七公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川沟里。

敌整编第三十一旅在踏上陕北土地后，还没有遇到过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不光士兵们慌了，就是指挥官们也懵了，全乱了阵脚，被解放军打得晕头转向。彭总站在指挥所的高地上，拿起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敌人占了延安，给他背上一个包袱，我们却变主动了。虽然敌人的兵力多于我们十倍，但我们可以做到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一个局部，具体战场上，我们又比敌人占优势。今天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

战斗快接近尾声时，有位叫尹玉芳的排长带领所属七班冲到河岔，见五六十个国民党军窝在一起向他们开枪，尹玉芳一抬手便将一名正在向自己这边开枪的士兵打倒在地，并高高举起一颗手榴弹大喊：

“缴枪吧，这样可以得到优待，否则你们都别想活。”

看到他手里的手榴弹，这群国民党兵吓坏了，但却不举手投降。尹玉芳发现许多国民党兵都用胆怯而带乞求的眼光望着一个年龄较大，穿马裤的大个子军人。这个大个子虽然没穿军上衣，也没佩戴军衔，但很明显是个军官。

尹玉芳盯住这个大个子军官，厉声喝道：“再不缴枪，我就拉弦了！”

大个子还是没动，但他身边的士兵却把手中武器放在地上，举起双手投降了。

尹玉芳让七班战士焦万山看管敌人放下的武器，自己招呼其他战士冲上前俘虏了这些士兵，并缴了大个子军官的枪。

尹玉芳觉得这个军官的马裤有点溪跷，便大声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是一名伙夫。”

尹玉芳一把抓起他的手，手掌手背都细皮嫩肉的，便问：“伙夫有这么光光滑滑的手？老实交待，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我……是伙夫。”

“放狗屁！”尹玉芳真想上前扇他几个耳光，手刚一扬起来，就想起了俘虏政策，不得不停住了。他只得将他押到团部，并让团部好好审讯这个人。

经过仔细盘问，这个人正是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

这次战斗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敌三十一旅直属队和九十二团2900余人全部被歼灭，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被俘。

战场上的枪炮声停止以后，彭总看了看表，高兴地说：“打了还不到两个小时，敌人进攻延安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他们却是一副垂头丧气、魂不附体的嘴脸。在具体战斗中，就得用牛刀杀鸡啊！”这次战斗，我军仅伤亡265人。

我军撤出延安才六天，就吃掉敌人一个旅，部队首次得到补充，指战员和当地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彭总走出指挥所，边走边说：“胡宗南说‘共军不堪一击’，实际上他才是个不堪一击的蠢家伙。我们先派那么一支小部队，就把他的主力骗到安塞去了。古语中说‘声东击西’，我们这一次是声西击东。青化砭一仗，对我们来说是歼灭战的首战胜利，为今后消灭更多的敌人揭开了序幕。”

青化砭之战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彭德怀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彻底干净消灭敌人的第一仗，既打击了胡宗南军，又振奋了西北野战兵团的斗志，提高了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当时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例之一”。

彭德怀还对张文舟和王政柱说：命令各部队，立刻撤到指定地点休息，告诉大家，这只是一个不满建制的旅，不要把成绩夸大了，不要骄傲，更大的、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头呢！

彭总在看望部队指战员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休息两天等敌人往这边调，然后，我们就照这个样子再打他一两仗。”

战士们听彭总一讲，纷纷说：这就叫做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嘛！有的战士还编了顺口溜：

胡宗南，可真笨，

钻进了彭总的“口袋阵”！

数千官兵当俘虏，

气得胡蛮丢了魂。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经延川至清涧。1947年3月26日，党中央在清涧枣林沟——凳中央机关宿营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个问题上，几位领导同志各抒己见，争论相当激烈。

任弼时说：“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同志从党中央的安全考虑，纷纷打电报来，请党中央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这是有道理的。”

刘少奇说：“也难怪，延安丢了，人心浮动啊！”

周恩来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党中央到底放在什么地方，要从战略的全局来考虑。”

任弼时接过周副主席的话连忙说：“党中央的安全，难道不是战略的全局？我主张大家都过黄河。”

主席见部分同志主张党中央过黄河，便说：“这个时候中央离开陕北，陕北人民、全国人民会怎么想？长征以后，我们的党象孩子生了一场大病，是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使革命站稳了脚跟。前几天，离开延安的时候，一位老房东听说我们要走，便跑来问我：‘延河的水甜不甜？延安的小米香不香？’我无言以对。”

刘少奇说：“党中央留在陕北，我赞成。不过，总司令和弼时同志提出党中央和主席的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千万不能大意。”

主席说：“哪里人民拥护我们，哪里才有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我看安全是有保障的。”

任弼时忙说：“主席啊，要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知道你还在陕北，那就会象疯狗一样扑过来的。”

主席情不自禁地笑了：“看来，我是一块肉，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苍蝇飞过来，让他们来好了！”

周恩来说：“从军事上讲，中央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的主力，可以大大减轻山东和华北战场的压力。”

此时，任弼时站起身，坚决主张将党中央放在晋西北。

见争论一直没个结果，毛主席有些冲动，便说：“要走，他们走，恩来和我在陕北，给我们留下一个班……”

顿时，大家都不说话了，各自的心情都很不平静。任弼时此时的心情最复杂，他既为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担心，又被主席那种胸怀大局、临危不惧的精神所感到，他也不好再坚持了。

周恩来见出现这个场面，认真考虑了一下主席和大家的意见，决心打破僵局：“如果我们五个人都不过黄河，中央坚持在陕北还没等周恩来说完，少奇就表示赞同：这样比较好！

而主席此时却反问道：万一蒋介石把我们一网打尽呢！在刚才沉默的时候，他认真考虑了任弼时等人的意见，所以设想到了最坏的情况。

刘少奇微微一笑：“这不大可能吧！”

正在这时，传来了彭老总在青化砭歼敌两千余人的消息，周恩来兴奋地把这一仗称为“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奠基礼”。他说：“要是我们五个人分成两半，一部分坚持陕北，一部分过黄河，怎么样？”

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最后，决定中央分成两套班子，由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当天，毛主席给彭德怀、习仲勋发来贺电：“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青化砭战役的失败，给胡宗南当头一个闷棍。他不敢吭声，总结教训时认为第三十一旅被歼是由于分散兵力所致。西安绥署在其“得失检讨”中认为，三十一旅之所以被歼，一因兵力单薄，二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用川道，遇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是为前车之鉴。

胡宗南指示部队采取“方形战术”，实行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

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互相策应，防止共军各个击破。他们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夜间露宿在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胡宗南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歼，又可以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进行决战。

彭德怀识破敌人采取的新战术，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那就是组织小部队在敌兵团的前后左右不断进行袭扰，长时间地疲惫消耗敌人，而将主力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点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弱点暴露和兵力分散时再行聚歼。

彭德怀说，你大部队滚筒式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动中推磨转圈，把你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

胡宗南在青化砭战斗后，断定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为了尽快消灭共军主力，他于3月25日命令其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共11个旅，由安塞、延安、临真镇地区，兵分三路，经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企图在这一线寻歼野战兵团主力。

彭德怀见敌人来势汹汹，我军不能与之硬抗，只能采取疲劳敌人，待机歼机的方针。3月26日，他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目前寻我主力决战，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以隐蔽我军主力。

胡宗南由于受到西北野战兵团新四旅两个营的抵抗，以为遇上了共军主力，便以大部队进行大扫荡，先后占领了延川、清涧、瓦窑堡（子长）三城。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野战兵团主力，而自己却被拖得疲惫不堪，给养也十分困难。

4月初，毛泽东根据彭德怀所部进行青化砭战斗的经验，给彭德怀、习仲勋来电提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

彭德怀接到文电，认真领会主席的意图。他认为，主席希望西北野战兵团能寻机继续歼敌。但是，由于敌人已经改变战术，重兵集团密集行动，而西北野战兵团兵力少，装备差，很难象青化砭战斗那样围歼敌军。为此，他找习仲勋等人商量，如何理解主席的意图，如何向主席复电。

彭德怀说：“敌人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道山梁，不在房屋内设营，多在山头露宿，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列，纵横三四十里以10个旅布成方阵，所以三面伏击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沉着冷静，耐心长期地疲困敌人，迫其分散，寻找弱点而歼之。”

大家认为彭总说的有道理，支持彭总如实向上汇报意见和建议。

毛主席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非常高兴，他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只有这样的指挥员，才能多打胜仗！”他当即给彭德怀、习仲勋回电：敌10个旅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胡宗南的大批军队为了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就从延安到延长、延川、清涧、子长，来了一趟四百里路的“武装大游行”。敌军一路上不但未见我军主力的踪影，而且还常常遭到我游击队的袭击。几万军队在这次“游行”中，被拖得精疲力尽，粮草断绝。于是，胡宗南除以整编第七十六师驻守清涧县城、整编第一三五旅守备瓦窑堡外，其余都退回延安附近，进行补给。

彭德怀见敌主力南撤，觉得是个好机会，决定进行一次伏击。4月6日，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率整编第十二旅，经永坪撤退时，被我军狠狠地揍了一顿，损失600多人，其余的向蟠龙、青化砭方向逃窜。我军歼敌后，为避免与敌大部队纠缠，迅速撤出了战斗。

敌整编第十二旅虽在永坪挨了打，但胡宗南竟得意起来了，因为他觉得：

这下可抓住共军主力了！他认为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移到牡丹川、李家川地区，遂决定彻底“扫荡”牡丹川以北并摧毁我游击队根据地。他命令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向蟠龙西北方向推进，并要一三五旅自瓦窑堡南下，企图集中10个旅的兵力将我军一举包围，然后歼灭我军于瓦窑堡以南地区。

就在这时，我西安地下党获悉重要情报：清涧敌第二十四旅一个团于11日开往瓦窑堡接替一三五旅防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调动。当天，中央军委便收到了西安来的情报。由于此情报十分重要，中央军委当即将情报电告彭德怀。

彭德怀接到情报后，迅速派人侦察敌人的行踪。12日，野战兵团司令部查明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的主力，分别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

彭总了解此情后，沉思了很长时间，他心中已开始酝酿重大行动。下午，他通知旅以上干部：明天到野司参加紧急会议。

当时，野司机关驻在瓦窑堡西南的桑树坪。13日天亮不久，各纵队和各旅的首长们，就把彭总住的那孔小土窑挤满了。这是一个十分简陋的窑洞，门窗都让敌人拆去做了工事，门上只挂了一幢草帘遮挡风雨，屋角支着一张木床，铺着简单的被褥，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四周放着几条破旧凳子。大家坐不下，只好紧紧地挤在一起。

会议一开始，彭总用一根树枝指着墙上的地图说：

“刘戡由清涧调出一个团到瓦窑堡，目的是接替一三五旅的防务，让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下，同正在向北推进的主力靠拢，企图围歼我军。现在，从敌军主力前进的态势来看，一三五旅很可能沿着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我们的决心，是要在一三五旅同主力靠拢之前，在这个地方——”彭总右手里的树枝指着地图上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左手有力地向下一挥，继续说：“把它一举歼灭。大家讨论一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各纵、旅首长各抒己见，讨论热烈。有的说：“这是一场速决战，时机必须把握好，要打得利落，速战速决。”

有的说：“要注意敌人的援军，夏祝年那小子是胡宗南的干将，胡宗南会拚命增援他。”

还有的说：“要尽量把向北推进的敌9个旅钳制住，使他们不能增援，以保证攻击部队全歼敌一三五旅。”

在大家发言的时候，彭总坐在一旁一直没有插活，而是静静地听着。等大家的意见讲完了，彭德怀站起来说：“同志们讲得很好。这次羊马河战役必须将敌主力吸引于西，歼灭一三五旅于东。消灭一三五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坚持阻住南线敌军主力的进攻，不让它同一三五旅会合；一是要速战速决，不能拖延时间。否则敌人增援上来，不但不能歼灭一三五旅，我们自己还会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境地。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战役思想，向部队干部讲清楚。各部队要好好配合，坚持打好这一仗！”

随后，各部队受领了任务：三五八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地带积极防御，把敌第一军吸引向西；独一旅和警七团在元子沟、云山寺一线，坚决阻击敌第二十九军；羊马河地区由第二纵队、教导旅（在东）和新四旅（在西）设埋伏，担负歼敌一三五的任务。

纵队和旅首长们离开司令部后，彭总立即起草给毛主席的请示报告和给部队的作战命令。这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上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每次下达给部队的作战计划、方案、命令、总结，只要时间允许都自己亲自起草，很少让别人代劳。写好电报稿后，他交给王政柱，并交代说：“送给其他同志看看，如果没有意见，就马上发出去。”刚说完，彭总就走出窑洞，喊作战参谋带上地图，亲自同部队指挥员到羊马河察看战场地形去了。

羊马河的地形是两边两道山梁，中间夹着一条大路，有利于我军伏击。

估计敌人接受青化砭教训，不会再走公路，要走两旁山梁，各部的埋伏阵地都设在三至四道山梁里，使敌人看不到、打不着。等敌人进入伏击圈，迅速向敌人发起猛攻，缩小包围圈。

4月13日，西北野战兵团的第三五八旅和新四旅与北进的敌整编第一军接触，他们按照“每天只让敌人前进五至十公里”的命令，将敌人五个旅阻于李家岔、上白家坪、宋家沟一线。而敌人受到顽强抗击，误认为阻击部队是我军主力，就死死咬住不放，全力攻击前进。第三五八旅边战边退，硬是把敌整编第一军五个旅牵向蟠龙西北的凉水湾、孙李家沟一线。

4月14日，野司向羊马河方向移动了十五里，指挥部设在张家土沟。这天一早，司令部接到了敌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的情报。彭总和王政柱马上跑出窑洞，飞身上马；前住独一旅旅部，一边查看阻击地区地形和作战部署。

他询问了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关于阻击准备情况后，一再向王旅长强调了打好阻击战的重要意义。他指着地图上蟠龙西北的榆树峁子、云山寺、元子沟一线说：“第三五八旅已经把敌整编第一军的牛鼻子死死牵到西北方向，你们今天就在这一线摆出一个决战的架势来，把敌人一大坨坨引过去。如果你们能把二十九军阻在羊马河以南，这次歼灭一三五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只要你们能坚持到下午两点钟，就算完成了任务。”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彭总问。

“请首长放心，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完成任务！”王尚荣表示。

彭总满意地点了点头，离开了独一旅。

敌一三五旅14日凌晨在瓦窑堡南郊集合完毕，即采取战备行军方式沿瓦蟠大道向南行进。第四○五团为前卫，并派一个营为左侧卫，旅部、特务连、通信连、工兵连、化学炮连、第四○四团、辎重营和卫生队为本队，由第四○四团派出两个连，一个连为右侧卫。一个连为后卫。9时许，旅部到达三郎岔以北地区，突然听到枪炮声，随即又接到搜索部队的报告：在大道以东、以西约千余米的高地上，发现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双方在对峙中。代旅长麦宗禹立即带领旅直和第四○四团登上西北半坡，此时，全旅已进入解放军的伏击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