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火歌词: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13

麦宗禹即刻传令：第四○五团占领三郎岔以北的河川东山，掩护旅主力向蟠龙攻击前进，待旅主力通过后，即迅速脱离战场，作旅的后卫，随旅主力行进；第四○四团以一个营向蟠龙方向攻击前进，与旅主力保持联系；第四○四团所余两个营兵力，占领三郎岔以北的河川西山各制高点，巩固、加强现有阵地；旅指挥所即设在西山的半山坡上；通信连迅速架设电台，与延安指挥所取得联络，报告遭受伏击的情况，请求胡宗南速派援兵解围；化学炮连立即进入阵地向东山射击，阻止解放军向第四○五团猛烈冲击。

旅部命令下达后，第四○五团在正面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将全部兵力投入战斗。由于兵力悬殊，解放军形成了以四个旅围歼敌人一个旅的绝对优势，加上解放军攻势猛烈，使得一三五旅前不能进，后不能退，阵地相继失守。

彭总上午10时返回指挥部，不一会，就得知第二纵队已和自瓦窑堡南进的敌一三五旅开始接触了。战斗打响后，彭总一会儿用电话询问前线情况，一会儿要身边人员汇报敌刘戡、董钊两路主力的动向，随时作出判断，不断向前线主攻和阻击部队发出指示，显得格外紧张和繁忙。

下午两点左右，彭德怀到前线的一个团指挥所，具体观察战斗进展情况。

他看到三五九旅和独四旅打出去的炮弹不断在敌群中开花，胡军象丧家犬一样乱跑乱窜，连声赞道：打得好！打得准！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下午四时左右，敌第一三五旅旅部及所属两个团，即被我第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紧紧包围在羊马河西北高地。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军很快土崩瓦解，4700多人全部被歼，创西北战场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这时候，敌二十九军一部虽然已接近了羊马河，但在我独一旅的顽强抗击下，终于未能挽救一三五旅的覆灭命运。

当身边人员将消灭一三五旅的概略情况向彭总汇报以后，彭总的表情显然比战斗时轻松了许多，但仍然一言不发。长期在彭总身边工作的人知道彭总的性子，只报告了消灭了敌人，如果抓不到敌军的主要将领，他是不会满意的。果然，隔了不大的功夫，前线传来了报告：敌一三五旅少将代旅长麦宗禹、四○四团上校团长成耀煌、四○五团上校团长陈简全部被俘。彭总听了，哈哈笑着说：“好啊！这才叫全歼！刘戡、董钊带那么多兵，连一个旅也救不了。我看胡宗南还能神气多久！现在麦宗禹再也不需要代理旅长了。”

羊马河战役，我军在敌人的十个旅中间，挖掉了一个整旅，全军士气大振，指战员都称赞彭总的神奇指挥，说：“彭总指挥的羊马河战役，可真是虎口夺食呀！”

中央军委接到彭德怀、习仲勋全歼一三五旅的报告后，向各战略区发出通报说：羊马河战役的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

4月15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根据前一段作战经验，提出西北战场“蘑菇战术”的作战方针，强调这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

彭德怀接到电报后，深有感触地说：贯彻毛主席的方针是采取不即不离，把敌人缠住，找准机会消灭它。

经过青化砭和羊马河两个胜仗，大大振奋了我西北军民斗志。当时。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

红旗呼拉拉飘，

喜鹊喳喳叫，

青化砭，羊马河，

两仗打得好，

把敌人两个旅消灭掉，

胜利的消息人人都欢笑。

4月17日，新华社在《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中说：“一三五旅的全部被歼，说明胡军战斗力的下降与西北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上升，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胡宗南军队就要走下坡路了。”

而这时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里，却还在那里不害臊地大说梦话：“国军在瓦窑堡以南，歼灭共军贺龙主力一万多人……”

胡宗南接连吃了两个败仗，着实气的不轻。不过，气炸肺的还要算蒋介石。蒋介石原想把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的全部人马，统统投到陕北战场上，企图一下子把共产党的首脑机关打碎，把西北人民解放军消灭掉。哪知道胡宗南到了陕北被解放军拖来拖去，

净吃败仗。此时，山东战场的蒋军也连吃败仗，山西、河南也纷纷告急。

我陈赓将军率大军横扫晋南，先头部队已经挺进黄河边上的永济县城，严重威胁着胡宗南的安全。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频频急电，催促胡宗南尽快歼灭共军主力，完成“戡乱大业”。胡宗南也被逼急了眼，下狠心要找到共军主力“决一死战”，赶快结束陕北战争。

主意一定，胡宗南便拼凑了九个半旅的兵力，于4月26日从蟠龙出发，经瓦窑堡向绥德、米脂一带急急进犯，并让榆林的邓宝珊军和二十八旅（胡宗南的一个主力旅，为了监视邓宝珊的杂牌

军，而驻防在榆林）也由北向米脂、葭（佳）县窜犯，并答应与他们“会师”。胡宗南这次神气十足，他吹牛说要打通延（安）榆（林）公路，把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去。他还夸下海口说：五月里要在绥德接见中外记者。

事实上，对胡宗南的处境，我党我军领导人早有研究。毛泽东曾亲自我周恩来、彭德怀交谈过。毛泽东说：“看来，胡宗南正向咸榆公路集结大军，大概想彻底吃掉我们，或者把我们赶到黄河去，然后腾出手来招架晋南。”

周恩来幽默地说：“德怀同志应该成全他，胡宗南不识路，你应该派人给他引路。他不是要找你的主力较量吗？那得派一个旅把他们引到绥德方向去，人太少了不行。你们的主力仍留在青化砭，想办法再吃掉胡宗南一个旅，最好是胡宗南的心腹旅，如盘踞在蟠龙镇的一六七旅。如何？”

“对！就选一六七旅。”彭德怀接着说：“这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是胡匪‘四大金刚’之一，曾当过胡宗南的参谋长。这小子骄横淫侈得很，蟠龙镇的老百姓都恨他。加上蟠龙是胡宗南的补给地，把它拿下来了，我们的补给不就有了吗！”

就在董钊、刘戡率9个旅4月26日从蟠龙、永坪出发的当天，彭德怀、习仲勋即派出了侦察队了解敌人的去向。

4月27日19时，彭德怀和习仲勋向毛主席报告：董、刘两军27日15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企图。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

主席迅速复电：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蟠龙镇位于延安东北45公里处，座落在两条川汇合的三角点上，镇东边有一道由北向南延伸的山梁，最高点为集玉峁，西边有一道平行的山梁，称庙梁，上有磨盘山等山头，两道山梁拱卫着镇街，地险易守，所以敌军在此搞了一个战略补给站，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胡军在每次“武装大游行”后，都要到这里进行补给。驻守该镇的敌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嫡系第一师的主力，装备精良。该旅加上地方反动武装第三总队，兵力近7000人。为了守住这一重要基地，胡军利用蟠龙的特殊地形，修筑了许多大、小地堡，组织了交叉火力网，明碉暗堡星罗棋布。

攻打蟠龙是西北战场第一次攻坚作战。彭德怀分析，如果西北野战兵团攻打蟠龙，敌军必然回援。因此，攻打蟠龙的关键是尽可能远地引开敌军主力，在敌军可能回援之前攻下蟠龙。

为了调虎离山，彭德怀派三五九旅一部，并从其他各旅中各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部队，扮演主力向北撤退。这支部队在蟠龙附近故意暴露了一下，就虚晃一枪，向北“败退”，沿途故意丢掉一些部队的臂章和符号，还有一些破旧鞋袜，制造假象，把蟠龙地区的敌军主力，引向绥德和米脂一带。

彭德怀为了“投敌所好”，规定这支“调虎”的部队只许打“败”，不许打胜，并且要装得真，“败”得象，使敌军相信我主力真的败退了。

胡宗南接到前线的情报，又开始得意起来，他深信：共军主力部队已被迫北撤，并有东渡黄河的企图。于是，他再次由西安飞往延安，召集第一军、二十九军的将领开会，并下达了第三号作战命令：

第一师的一六七旅紧守蟠龙镇，负责保卫这一补给基地，并与延安、瓦窑堡保持联系，确保咸榆运输线的安全；

董钊、刘戡两个兵团的七个半旅，向绥德前进，会同从榆林南下的各军，将共军主力压在咸榆公路以东、黄河以西这一狭长地带，将其歼灭。围歼不成，就驱使共军东渡黄河，完成陕北戡乱大业命令下达后，胡宗南又在做着全歼共军主力的美梦，他万没有想到，这次他又被彭德怀牵着鼻子走了。

就在董钊、刘戡的大部队向北疾进时，彭德怀率领野司机关，驻扎在敌“方阵”边的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里。彭德怀好象若无其事地躺在炕上，不时有手下人员急匆匆地进来汇报敌人的行踪。每次汇报完成后，他就把手一挥，示意手下人员出去。此时，他正根据不断送来的火急的报告筹划着如何打击敌人。当侦察员报告说：敌人已经过去了。他突然从炕上一跃而起，说：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向北，我们向南，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噢！”

他命令部队向蟠龙进发。

4月29日，彭德怀、习仲勋发出了围攻蟠龙的作战部署：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之独四旅及新四旅攻歼蟠龙之敌，三五九旅一部和教导旅分别阻击南北可能增援之敌。

4月30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包围了蟠龙镇。

5月1日，彭总冒雨在蟠龙镇周围的山头上，观察了敌人的主要阵地和工事，并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作了攻击蟠龙的部署和动员。

随后，天天下雨，但集中在蟠龙附近的我军主攻部队，战士们整天忙着作战斗准备，干部们更是顶着雨，踩着泥，反复查看地形，研究敌人的工事，讨论战法……

5月2日，天气转晴。这天，敌军主力已“游行”到绥德，他们要返回来还得七天，我军可以从容攻击蟠龙。当天黄昏时分，对蟠龙镇的攻击开始了。尽管野战兵团官兵英勇顽强，但由于缺乏攻坚火炮，主要靠土工作业和爆破作业来摧毁敌人的坚固阵地，所以激战一晚，只夺取了敌人的前沿据点，几次向外壕发起攻击，都未成功。

西北野战兵团这次确实碰到硬骨头了！彭德怀见强攻不行，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主力进行休整，寻求新的战各攻击部队在受挫后召开了广泛的军事民主会，讨论如何夺取主阵地。

指战员们纷纷献计献策，提出采用对壕作业逼近铁丝网、外壕和敌堡，攻击部队编组轮番佯攻，以消耗敌人火力等多种方法。根据这些建议，彭德怀调整了攻击部署，集中火力，改进战术，再次发起猛烈攻击。

5月3日下午三点钟，开始对蟠龙东面集玉峁主阵地发起攻击。这是一座最高的山，山上有最强固的工事。占领了它，就可以控制整个蟠龙镇。战斗一开始，我军炮兵便进行准确、猛烈的射击，一颗颗炮弹落在敌人的工事里，整个山头漫起了烟雾。

防守这个山头的敌四九九团二营五连连长，在我军的炮火下被“报销”

了，敌军全连马上慌乱起来，敌人急忙调四连来换防。我军突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勇敢地冲上山去。约十分钟时间，突击部队就接近敌人的外壕工事。接着，又一鼓作气地冲过外壕和铁丝网，一阵手榴弹，解决了机枪掩体和堑壕里的敌人。

攻下集玉峁制高点后，指挥员又下达了命令：“活捉李昆岗，收复蟠龙镇！”

野战兵团于5月4日夺取了蟠龙之东山、北山主阵地，蟠龙之敌成为瓮中之鳖。这时，直接指挥蟠龙作战的王震将军写信给敌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劝他放下武器，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但李昆岗接信后仍不听劝告，率部依然顽抗。于是，我野战兵团黄昏后从四周居高临下向蟠龙镇猛攻。镇里的敌人乱作一团，像一群没头苍蝇似的乱冲乱撞。但是，敌人挣扎了半天，还是没能逃出我军的包围。除了被打死的，其他的都乖乖的当了俘虏。这一仗除了全歼一六七旅守敌6700多人，活捉旅长李昆岗外，还缴获山炮六门，大量的武器弹药，军衣14万余套，面粉1.2万余袋，骡马千余匹，还有其他军用物资。战士们高兴地换上了崭新的单军衣。敌人用作“剿共”的补给品这下子部成了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战利品了。

再说胡宗南的九个半旅，由董钊和刘戡率领，从蟠龙出发后，按照他们的新战术，摆成长宽好几十里的方阵，缓缓地向绥德开进。当时，我军准备攻击蟠龙的指战员，隐蔽在山头上看到敌军官兵背着武器、干粮，走起路来笨得像狗熊。由于老天不作美，天老下雨，所以董、刘大军跌跌滚滚，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来到绥德城。但此时，绥德城已和延安一样，也是一座空城，几乎连一个老百姓的影子都见不到。但董钊似乎还很欣赏上次胡宗南让第一师先“进占延安城”的“经验”，硬让第一师第一旅抢先进城，让“天下第一旅”再建奇功。接着，董钊用长途电话向延安的胡宗南汇报战绩：一旅猛攻绥德，毙敌两万，残敌向东北方面逃窜。

胡宗南上次出了次洋相，它根本不相信董钊的鬼话。他厉声质问董钊：

“是不是又占领了一座空城，让共军给溜了？”

“空城，空城倒不是。”董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但他已经明白：这次想欺骗上司是不可能的了，便说：“不过，我们歼灭的好象不是共军主力。”

“那共军主力哪里去了？”胡宗南紧紧逼问：“各种情报都说共军在向绥德撤退，现在你把共军到底弄到哪里去了？”显然，胡宗南已经在发火了。

“或许共军已经过了黄河？”董毫无把握地说。

“放你妈的狗屁！”胡宗南实在气不过，粗话脱口而出，随即挂断了电话。

5月4日清晨，薛敏泉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走进胡宗南的房间。

“不好了，胡先生！一六七旅出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李昆岗亲自来电，共军主力已包围蟠龙镇，正发动猛攻，请求火速增援解围。”

这真是晴天霹雳！一六七可是他的精锐旅。胡宗南一下子脸色都变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稳住自己，指示薛敏泉电告董钊、刘戡二部火速增援蟠龙，要求李昆岗死守蟠龙镇，并指示航空队立即起飞援助李昆岗。

接着，他颓然倒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已经没救了！

当董钊率领第九十师赶到蟠龙镇时，镇上早已空无一人。西北野战兵团早已转移到延安西北的真武洞一带进行休整。胡宗南的主力撤回蟠龙，可害苦了榆林出来的敌二十八旅等。他们满以为可以与董、刘二军会师，这回却高高地吊在半悬空中，上不得上，下不得下。新华社记者在评蟠龙大捷时，作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胡蛮胡蛮不中用，

延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丢绥德，

一趟“游行”两头空；

官兵六千当俘虏，

九个半旅象狗熊；

害得榆林邓宝珊，

不上不下半空中。

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撤出延安后不到两个月，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下，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我党首脑机关和将我西北野战兵团歼灭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狠狠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坚定了西北人民打败蒋介石胡宗南军的胜利信心。为了庆祝我军取得的胜利，检阅边区军民的战斗力量，彭总指示各部队认真总结作战经验，评选战斗英雄模范，并要求司令部派人在真武洞办一个战利品展览，准备在那里召开一个盛大的军民祝捷会。

5月13日，周恩来副主席和陆定一同志，由安塞以北的王家湾，来到了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的驻地——真武洞西五里的马家沟。周副主席是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来参加祝捷大会，并向西北野战兵团和西北人民表示祝贺的。

周副主席一下马，就紧紧握住前来迎接的彭德怀的手，说：“你们辛苦了！这几仗打得很漂亮，我们听到胜利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啊！”

彭总笑了笑，说：“你们也辛苦了。我们一直担心主席和你们的安全呢！

主席的身体好吧！”

“很好，都很好！你们放心好了。”周副主席说。

14日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彭总陪着周副主席，由马家沟来到了真武洞的马王庙滩。这里已经聚集着来自方圆百余里以内的5万多军民。老百姓敲着锣鼓，扭着秧歌，抬着整猪整羊，提着鸡蛋、粉条，兴高采烈地慰问解放军。

彭总和周副主席一起检阅了野战兵团，地方军和新诞生的一支支游击队，参观了战利品陈列处，频频向边区人民致意！

夜幕快降临时，响起了七声礼炮。随后，周副主席走上讲台，会场上立即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周副主席接着说：“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自从放弃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全体军民共同作战。”这个消息，使全体军民狂欢起来，有的在地上跳着，有的把帽子扔向空中，人们得知毛主席还没走，中央还没走，都激动得热泪盈框，他们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是啊，自从撤离延安以来，边区的老百姓们，都在关心着党中央、关心着毛主席。中央虽就此事发了个文件，但那是专门通知各野战军和各解放区的首长们的，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一直还不知道党中央、毛主席在哪里。

现在，周副主席向大家一宣布，大家知道党中央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怎能不欢呼，不跳跃呢！

周副主席讲完后，彭总走上讲台，会场上同样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听到彭总那洪钟般的声音：“陕甘宁边区和平了十年，现在蒋介石的走狗胡宗南打进来了。边区军民坚决自卫，狠狠打击了蒋胡敌军。从3月19日至5月4日，我们平均每半月消灭敌人一个旅。现在入侵边区的蒋胡军尚有二十八个旅，照过去的速度推算，再有十四个月，就将其全部消灭。只要我们不犯错误，共同努力，这个目标一定能达到。”

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能够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他号召全体指战员永远不要脱离人民。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习仲勋副政委和劳动英雄刘玉厚、战斗英雄王有福等。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广大军民对彻底粉碎蒋介石、胡宗南的进攻充满了信心！

八、过坳

靖边小河村会议后，西北野战部队定名为西北野战军。沙家店大捷扭转了西北战局，毛泽东高兴地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笔架山上火光冲天，清涧城内一片漆黑，廖昂翘首待援，求卜问卦，但还是被西北野战军活捉。

1947年7月16日，彭德怀和习仲勋一道，从张家畔出发，急匆匆地赶往靖边小河村，出席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靖边小河村是个绿树掩映、依山傍水的小山村。一顶用柳枝、草席搭成的不起眼的凉棚，便是这次会议的会场。参加会议的许多将领来自陕北、晋绥和太岳地区。

这次会议，史称“小河会议”，是我军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它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作战形势，并决定我军进行全国范围的战略进攻，部署了各解放区的协同作战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消长趋势，指出：从敌方建制人员、武器来说，敌军损失了约三分之一，若从质量

上来说则更不止降低三分之一，这就为我们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根据战争第一年的作战经验和战果，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目标。会议研究了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针，研究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及各个战场配合作战的问题。

军委决心组织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并据此作了具体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强渡黄河后，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边区实施战略展开。为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原拟转用于陕北战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新组成的第九纵队，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改自晋南强渡黄河，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的六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以上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主要任务是：挺进中原，在中原地区以“品”字阵势协同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军主力回援，以此策应内线兵团作战。

中原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面对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统治区，人口4500余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我军只要能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氏江，直接威胁敌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迫使敌人的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以华东野战军四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继续在南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策应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中央突破行动；在敌人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即逐批寻歼留下的敌军，收复失地，并扩大山东、陕北老解放区。

这次会议还研究决定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早在靖边小河村会议前，毛泽东等人分别同前来参加会议的彭德怀、贺龙、陈赓等，研究太岳纵队的使用方向。中央军委原先准备调陈赓纵队由晋入陕，和西北野战兵团一起歼灭胡宗南部集团，解放大西北。鉴于晋冀鲁豫刘邓野战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已有重大变化，所以，靖边小河村会议改变了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南渡黄河出豫西，协助刘邓经略中原，从相反的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的进攻。

毛泽东指出，现在决定边区、陈赓两部分打开，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西北战场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与财政上均以依靠晋绥为主。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解释。敌人寄希望于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彭德怀完全赞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他在发言中说：“陕甘宁、晋绥两个区统一，很有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精简非厉行不可，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他还建议，野战部队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讨论重大方针政策和执行战略任务。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7月31日，中央军委给彭德怀来电，同意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5同志组成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为书记，同时宣布西北野战部队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翌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第二副司令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西北野战军成立之初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原晋绥军区第三纵队，8月调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及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等部队，约4.5万人。

第一纵队由张宗逊兼任司令员（后由贺炳炎接任），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王绍南任参谋长（同年12月7日，陈外欧升任参谋长），冼恒汉任政治部主任，张国声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

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是湖北省洪湖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过红三军第九师营长，第四师十二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过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

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是湖北省石首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人旅七一五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四军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

第二纵队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绍辉任副司令员（1948年3月19日，郭鹏接任副司令员），唐健伯任参谋长，王恩茂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独立第四旅、第三五九旅。

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原名叫顿新银，是湖北省石首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军第六师十六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独立第四旅旅长。

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是湖南省醴陵县人。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红三十二军参谋长。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参谋长、副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武装部部长，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干部大队大队长、支队副司令员，湖南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员。

第三纵队由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李夫克任参谋长，杨尚高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五旅。该纵队是于7月下旬奉军委之命由晋绥军区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的。

独立第二旅旅长唐金龙是湖北省汉川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第五师十五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副团长，独立第二旅四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三五八旅副旅长。

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是陕西省兴平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特务团团长，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第三纵队参谋长兼独立第五旅旅长李夫克是江西省莲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队大队长，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同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军事教育科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处处长兼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教导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参谋长。

以上三个纵队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

除此之外，野战军还辖有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等部队。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副政委饶正锡，参谋长陈海涵，政治部主任刘绍文。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堂，参谋长程悦长，政治部主任赵光远。

10月9日，以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组建成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政委徐立清，副司令员张贤约，参谋长王政柱。教导旅，旅长陈海涵，政委关盛治，参谋长谢正浩；新编第四旅，旅长程悦长，政委黄振堂，政治部主任赵光远。

第六纵队司令罗元发是福建省龙岩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福建龙岩列宁青年队队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政治委员，一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雁北支队政治委员兼中共雁北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纵队副司令张贤约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四军军部通信队队长、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副团长、团长、十二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团长，先遣支队支队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副旅长、旅长。

西北野战军成立的同时，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西北地方军区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及对后方工作的领导，决定将晋绥军区再度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翌年2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仍

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下辖晋绥军区及直属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一旅兼）、绥德军分区、延属军分区、三边军分区（新编第一旅兼）、陇东军分区、警备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

贺龙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周士第、续范亭任副司令员，陈漫远任参谋长，甘泅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吕梁、绥蒙两个军区。9月中旬，由警一旅、警三旅、骑六师组成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委，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宗贵任政治部主任。警一旅，旅长高锦纯，政委左爱，副旅长刘懋功，参谋长李振华，政治部主任胡友之；警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高维嵩，参谋长刘殿英，政治部主任刘昌汉；骑六师，师长胡景铎，政委李宗贵兼，副师长杨拯民，参谋长张涛，政治部主任师源。

彭绍辉任吕梁军区代司令员，罗贵波任代政治委员，马佩勋任副司令员，解学恭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兼，政治委员刘长亮）、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李文清，政治委员朱明）、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孙超群，政治委员梁仁芥）、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马佩勋）、第八军分区（司令员侯俊岩、政治委员甘一飞）、第九军分区（司令员黄忠学，政治委员贾长明）、第十军分区（司令员何辉燕）。1948年7月彭绍辉出任第七纵队司令员，该纵队下辖独立第十旅，独立第十二旅。纵队成立后先留山西作战，1949年6月从晋西开往西北。

姚喆任绥蒙军区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张达志任副政治委员，樊哲祥任参谋长，饶光任政治部主任，曹正之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左齐，政治委员李登瀛；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黄立清，政治委员沈毅忱；骑兵旅，旅长康健民，政治委员王再兴。1948年9月成立第八纵队，姚喆任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王长江担任，政治部主任由斐周玉担任。下辖晋绥十一旅、十四旅、骑兵旅。纵队成立后配合华北野战军进行了绥察战役。

第八纵队司令姚喆是湖南省邵阳县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军团特务团营长，第一师三团团长、师参谋长，瑞金保卫局总队部总队长，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大青山支队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

西北野战军成立，标志着西北战场的我军无论从编制体制上，还是作战形式上，都朝着正规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这支部队将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积极配合全国范围的战略进攻，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牢牢牵制在西北地区，并且逐步地、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地歼灭敌人。

“小河会议”后，彭德怀经常在盘算：西北战场是战略牵制区，一定要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在这里，把敌人拖住在陕北，不让他走。我们拖他，毛主席、党中央也在这里拖住他，胡宗南的部队就难以走脱了。

因此，彭德怀决心攻打榆林，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以策应陈赓、谢富治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并取得兵员、物资补充，巩固解放军后方。

榆林是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张垣绥靖公署晋陕绥边区总部”的所在地，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相呼应，北与绥远傅作义相依托，是绥远、陕西的重要门户，该地有“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胡宗南的一个旅及地方团队等部共1.5万多人守备。

1947年7月30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大、小理河向榆林开进。8月6日，对榆林外围进行攻击。战至7日，肃清了敌军外围据点，但攻城战斗一度受阻。

蒋介石得知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后，坐立不安，担心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而胡宗南一旦失去北面的作战配合，将会影响整个西北战局。即令榆林守军坚守待援，急调在安塞、保安地区的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八个旅，分两路开往绥德、佳县方向。又命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组成“快速兵团”，日夜兼程，进抵榆林。

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主力师之一。它共编有三个整编旅，即：整编第二十八、一二三、一六五旅。每旅各辖三个团，为半美械化装备。进犯延安时，该师只率领着整编第一二三、一六五两个旅，而每个旅亦只带着两个团。胡宗南的整个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后，被解放军牵着鼻子在陕北高原上、山坳里乱撞乱窜，尤其是第三十六师，从无定河到三边，从西兰路到古长城，每个角落都几乎窜到过，有的地方还到过三四趟。

全师官兵被拖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士气一天天低落。该师想同解放军决一死战，但大部队打不上，小部队被吃掉。大队人马深入山区，交通困难，给养不足，于是到处抢夺老百姓的牲畜作运输工具，挖掘群众埋藏的粮食补充给养，拆毁民房作柴烧。边区民众对其恨之入骨。

敌整编三十六师接到援榆命令后，马不停蹄赶奔榆林。该师师长钟松十分狂妄，声言：“共军可以吃掉别的军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决心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

8月9日，彭德怀获悉援敌急速赶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请示：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沙漠，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现钟松增援甚急，决心以两个旅继续围城，集中六个旅先歼灭援军再攻城。当天，中央军委同意彭总作战方案。

随后，西北野战军得悉整编第三十六师在8月9日进抵距榆林320里之龙州堡，10日继续向横山前进。于是，彭德怀决心争取先拿下榆林，而后再打援。8月10日和11日，西北野战军对榆林进行两次爆破与强攻，但攻击未能奏效。

此时，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绕走长城外的沙漠地驰援，避过西北野战军的阻援部队，于8月11日进抵横山以北地区。敌军逼近，围城打援的战机已失，西北野战军的处境变得险恶了。为争取主动，另行寻机歼敌，彭德怀决定部队12日撤离榆林。有的指挥员要求再攻一次，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说：“说不打就不打，再有一个钟头能打下也不打了。再打下去就要被动，撤出来是主动的。撤出去，打的机会有的是，还可以打援兵，问题不在邓（宝珊），而在胡（宗南）。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把敌人来回拖，找准时机再钓他上来。”

我军虽未能攻下榆林，但达成了吸引敌军北进的战略目的，给陈、谢渡河南进造成了有利形势。我军从榆林撤围后，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戡、钟松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赓、谢富治集团行动。彭德怀为了保障后方机关安全，并进一步迷惑敌人，诱使胡宗南在指挥上再犯错误，摆了一副东渡黄河的架式。他命令中共西北局和各后方机关从佳县移至黄河以东，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带一些电台过河，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佯动。

敌军果然上当。胡宗南的测向电台及侦察兵报告说，西北共军正“仓皇逃窜”，共军到了佳县已经弹尽粮绝，把大炮都埋了。胡宗南断定西北野战军主力将渡河东去，严令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令刘戡率五个旅向佳县急速前进，于8月16日进到绥德义合镇地区；又令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南下，与北进主力会台。胡宗南企图迫使我军于两河（黄河、无定河）之间决战，在榆林、米脂、佳县三角地区歼灭西北野战军。

敌三十六师这次援榆，经过长途的急行军，沿途掉队人马很多，到达榆林时官兵极度疲乏，打算在榆林附近“喘口气”。但在第二天的下午又接到胡宗南的命令：迅速从榆林南下，以便南北两面部队配合行动，把解放军主力压迫到米脂、佳县地区，一举围歼。命令还说要派飞机于翌日早晨将熟食给养空投于榆林飞机场，补给三十六师。该师当时既缺粮又缺钱，临时向驻榆林的国民党中央银行分行借了一部分急需款，并把各旅的辎重营和团的运输部队留在榆林接受空投，而后追送前线。可是，三十六师眼巴巴盼到的给养却少得可怜。西安只是在14日的早晨9点钟左右，派出四架运输机，投下一些发酵酸臭的熟食大饼。这点给养，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三十六师只好饥肠辘辘地踏上南下的道路。当行至归德堡附近，遇到我军抗击。该师处在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民情不了解的情况下，既不敢进，又不敢退，亦不敢留在原地，怕中了解放军的圈套。钟松只好决定当晚全师赶至鱼河堡附近露营，并严禁部队闯入堡内，以防不测。第三天，三十六师在南下的途中，与我当地武工队打了一阵后，才攻占了镇川堡。使钟松兴奋的是，堡里还有没运完的一部分存粮。然而，钟松万万没有想到，得到这一部分粮食，使他改变了原先准备在镇川堡等待补给的计划，加快了三十六师的下一步行动，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彭德怀对这个三十六师特别“关注”，下令准确侦察其编制、兵员实数和轻装程度；部署部队严密监视它和刘戡部队的行动方向。他认为这个师虽是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但经过长途行军，严重减员，已是疲惫之师，而且钟松利令智昏，孤军冒进，成为一支“骄兵”。彭德怀说：“‘骄兵必败，！

要利用三十六师的弱点消灭它。”彭德怀把野战军主力隐蔽集于镇川堡东北地区待机，命令各部观察地形，准备战场，计划首先吃掉这个师。

南北对进的刘戡、钟松两军加快了行军速度，相距只有百里左右了。如南北之敌会合：东向封锁黄河各渡口，并控制无定河及米脂、佳县之线，我中央机关和野战军主力便会被挤压在米脂、榆林之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内。这片地区，北面是浩瀚的沙漠，东面是滚滚黄河，西、南是无定河和敌军，我军将处于侧水侧敌，回旋余地很小的困难境地。中央领导的处境则更危险。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彭德怀有些担心。他在与参谋长张文舟等人研究如何保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时，不禁满头是汗。他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子上，时而细看地图，时而来回踱步，沉思了一会对张文舟说：“必须切实保障党中央的安全，要给中央以安全感。”

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命令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到乌龙铺、曹庄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然后，他又急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请他们向佳县西北方向转移，靠近野战军主力。

8月14日8时，中央军委来电询问彭德怀：钟松明日进攻目标是米脂；刘戡五个旅16日上午可到绥德，我明日可集中八个旅在归德、镇川线以东、以北的山地歼灭钟松，不知部署来得及否。

同日14时，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刘戡令第三十六师向米脂前进，我们准备歼击该敌，总的意图是，集中二、三两纵，教新两旅，由西北向东南歼击第三十六师于李家沟、鱼河堡、上盐湾及其以北地区。

按此意图，我三纵14日晚集结于庙儿梁附近，二纵15日晨集结于石窑坪附近，均在镇川堡西北。教导旅15日集结于西岔东北地区，一纵在归德堡、鱼河堡之线，另派出小部兵力在三岔、归德一线节节佯败，引敌前进至上盐湾东北高地。

8月17日，刘戡率主力北进至吉镇以南地区。同日，钟松将第三十六师分为两个梯队，以第一二三旅为第一梯队，由镇川堡向佳县西的乌龙铺突进。

依据钟松分路前进情况，彭德怀断定其主力必将经过沙家店地区，便决心在其未与刘戡靠拢前，运动中将其歼

8月18日3时30分，彭德怀发布“以伏击姿态歼灭该敌三十六师”的命令。命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区分区两个团）以一部兵力吸引钟松的第一梯队。该纵队主力抗击刘戡所部，阻止该敌与三十六师会合。集中一、二两个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先歼灭三十六师的第二梯队，再歼第一梯队。

当天上午，野战军主力与敌交锋，因天降大雨，敌第二梯队仓皇撤至沙家店地区。

当日晚，野司接电报得知，葭芦河因大雨水涨，不能徒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无法向北转移，已冒雨改行西北方向，尚未脱离险境。这几天，彭德怀每天只喝几口小米粥，很少睡眠。他长时间坐在指挥所里，用手指在地图上估量着两路敌军相距的里程，板着脸一言不发。指挥所里鸦雀无声，参谋们进出窑洞，都轻手轻脚，生怕打断他的思路。

据敌军将领回忆，整编三十六师18日进至乌龙铺以南地区，同我军约一个旅的兵力发生战斗。我军且战且退，不即不离，紧紧牵住三十六师。将近黄昏，敌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前进到乌龙铺北山，与刘戡指挥的整编第五十五旅取得了联系后，在北山露营。第五十五旅在距离第一二三旅右翼约20里的山梁上露营，此时，钟松认为万事大吉了，于是率领着他的指挥部和第一六五旅大部人马由镇川堡进至沙家店。

当晚1点钟的时候，敌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突然接到钟松十万火急的电报，说解放军分几路逐渐向沙家店靠近，命他迅速向师部集中。第一二三旅与师部的驻地相距虽仅30余里，但中间须经过几道大山梁和深沟，沿途又没有部队掩护，况且旅的正面还处在战斗接触状态下，因此刘子奇不敢夜间行动，怕中途遭到解放军伏击。他同旅参谋长研究了一下，决定由本旅掩护，把配属的第一六五旅四九三团先行撤走，按指定的路线到师部归还原建制；第一二三旅在天明之前撤下，随四九三团跟进，相互掩护，避免意外。

实际上，8月18日上午，敌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及第一六五旅第四九三团进至乌龙铺以北之刘家沟，已被我第三纵队一部及绥德军分区第四、第六团箝制于该地。钟松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第、一六五旅（欠四九三团）由镇川堡取道沙家店向乌龙铺前进，进至常高山时，受到我第二纵队及教导旅的攻击。但因攻击时机过早，迂回部队未赶到，我未能歼敌。敌退至泥沟以北、张家坪以南地区构筑工事。我第一纵赶至沙家店附近地区隐蔽集结。

18日战斗后，刘戡并未增援钟松而率主力五个旅继续北进。19日占领神泉堡和佳县城。彭德怀分析两部敌军态势，判断敌军并未摸到西北野战军意图，决心仍先行歼灭第三十六师。同时，适当调整了部署，以新四旅抗击回援之敌一二三旅。

19日，彭德怀报告中央军委：“拟于明天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击之”。20日3时，毛泽东亲拟中央军委复报：“完全同意你对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已转移至镇川堡正北80里之梁家岔地区（老苏区）与主力会合，从而结束了自小河出发以来19天艰苦的长途行军。

8月20日拂晓，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向敌整编三十六师发起攻击。

该师第一二三旅为解其师部之围，由乌龙铺折回，被教导旅和新四旅包围于常高山附近。彭德怀命令：坚决把一二三旅消灭掉，不能让它往西靠。就这样，三十六师的两个旅被分割两地，全部被包围，敌前后两个梯队无法相顾。

为了在刘戡赶到之前迅速消灭被围之敌，彭德怀发出指令：“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要发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完成战斗任务！”西北野战军主力如猛虎下山，挟着万钧之势，向钟松部扑过去。战斗异常激烈，下面是敌第一二三旅中将旅长刘子奇的一段回忆：

19日早晨6时左右，孙团（指整编第一六五旅孙铁英团）已到达乌龙铺南面山梁，整第一二三旅的第三六八团及旅部刚通过乌龙铺，第三六七团还在后面的北山坡。这时候听到了沙家店方面的枪炮声，知道战斗发动了，而且枪声愈来愈紧，战斗形势发展得很快。刘子奇认为时机急迫，即就地召来各团长研究当前情况和地形，为急求解除沙家店师部之围，决定全旅离开孙团行动，取捷径直接向进攻师部的解放军感受威胁最大的左侧翼急进，当即将部队重新部署行动，以第三六八团为先头团，并派一个营为先遣队（大约是第三六八团第一营）占领常高山北面的制高点，以掩护旅主力进出常高山。

先遣队将进至常高山山麓时，突然遭到正前方和右侧方的解放军猛烈射击，前进受阻。这时旅主力已进到一处地形狭长而比较低洼的山梁上，亦稀疏地受到解放军的火力射击。预定夺取的制高点，已被解放军占领，这是两方的关键性地点，我旅一定要夺到手才有活动余地。在严令第三六八团迅即攻占制高点的同时，也考虑到防守的问题，当令各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作好防卫准备。由于解放军居高临下，先遣队几次冲锋都被打垮，旅山炮营的3门山炮以齐射火力支援亦无效果。山炮营原有12门日式山炮，因在陕北山区窜扰半年，人员大减，驮马倒毙很多，9门山炮先后被送进了后方仓库，随营携带的3门炮只剩下40余发炮弹，火力不够，起不到支援步兵的作用。先遣队攻击受挫后，发现解放军逐渐向两翼延伸战线。为顾虑旅的侧背安全，由第三六七团派出一个营占领左侧方山梁担任掩护，并配合正面先遣队的攻击，另派出一个加强排占领后方的一处最高点担任掩护，并同刘戡部取联络。

但是派到左侧的那个营将要到达目的地时，就遭到隐伏在山梁后面的解放军的猛烈冲击，营长当场被击毙，官兵死的死，散的散，全营瓦解。

这时已过中午，同师部联络中断，只好直接发电与胡宗南和刘戡联系。

当时已经看出自己在地形和战况上都处在不利的形势下，我想此尚有转圜余地的时机撤退，经同两位团长研究，第三六七团团长同意，第三六八团团长反对，意见不一致。原来他们各有打算，因为向后撤退，按当时部队部署具体情况，须要第三六八团担任掩护旅的撤退任务，该团长怕以后不能脱离接触，部队撤不下来，所以反对。

正在这时，接到了胡宗南电报，指示固守待援，并派飞机参加战斗。随后又接着刘戡电报说，已令整编第五十五旅就近增援，他率主力随后就到。

从此战况愈来愈紧，形势急转直下，各个阵地俱遭到解放军猛烈炮击，工事多被摧毁，守兵不断伤亡。先遣队队长被击毙，残余官兵被俘。解放军由正面和右侧同时发动反攻，以泰山压顶之势从两面高山杀下，向第一二三旅全线阵地猛冲，有的阵地被连续冲击发生白刃肉搏，死伤枕藉，炮兵营长亦遭炮火击毙，山炮一门被击毁，两门因无炮弹已成瘫痪，骡马被打得四散乱奔。派往后面任掩护并与援军联络的一个加强排也无影无踪。

在战斗紧张时候，虽由西安派来三架飞机参战，投下几枚小炸弹，对英勇善战的解放军丝毫没起作用。

首先第三六八团阵地全部被摧毁，团长失踪，官兵无一人撤回。由于一个团被消灭后，旅只残存三个小山头的阵地，解放军的火力更加猛烈地集中在块狭小的阵地上，更显得锐不可挡。第三六七团的大部官兵伤亡，阵地失守，电台被炮弹打得粉碎，同各方联络断绝，情况不明。各路援军均被解放军阻击未到，而解放军则不断向阵地周围涌来。这时，我们看到前途已经绝望，立即带着残部突围，多次冲击俱未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绥德警备区四、六两团，在司令员吴德峰的率领下，于乌龙铺以西的石板村和沙柳滩，跟刘戡派出支援钟松的整编十二旅、五十五旅展开激战，一举击垮刘戡的警卫连，若不是刘戡跑得快，差点做了俘虏。

直到黄昏前，刘戡的部队距离钟松的阵地还有30多里。孤军深入的整编三十六师，只能束手就擒了。

骄横一时的钟松，盼援军无望，暴跳如雷。眼看形势急转直下，阵地相继丢失，电台亦被击毁，各方联络断绝，便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等换衣化装，乘黑夜逃跑了。

西北野战军经过激战，当天黄昏歼灭了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战斗结束后，敌整编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身着士兵服装，混在俘虏队伍里。这位国民党旅长，是典型的行伍出身，从二等兵到旅长，戎马生涯几十个春秋，来一二三旅前，曾是汤恩伯的参谋长。

他被认出来后，在我军几名士兵看押下，步行18里路，来到一个村子里的破窑洞前。只见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中等个子，黑红脸膛，腰里扎根皮带，脚下穿双布鞋，大步迎上来。

刘子奇万万想不到，这就是使自己成为败将的大名鼎鼎的彭德怀。

刘子奇见过彭德怀之后，得知《晋绥日报》有一条消息说，被解放军俘虏的李昆岗、李纪云、麦宗禹联名致电，向刘子奇和所属官兵表示慰问。

电报原文如下：

闻兄等在陕北沙家店战役被解放，在兄等或懊丧莫名、恐惧终日，但弟等闻讯之后，却深为兄等庆欣，因弟等来解放区之后，倍受优待，生活毫无痛苦，而且亲身体验到民主自由生活的愉快，既不做蒋介石反民主内战的工具，也不做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解除了内心与精神上无限桎梏，认识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甚愿等剔除烦恼，携手共进，为实现我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而奋斗。

电报后面的署名是：前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一二三旅三十六团副团长何于林，三十一旅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九十二团团长谢养民，一三五旅参谋主任祖舒，政治部副主任王交云，四○四团团长陈简，四○五团团长萧伯廉，八十六师二五六团团长李含芳，团副康俊昌，陕西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察师。

刘子奇同这些老相识见面了，他的原部下何干林风趣地说：“我是先来给旅长打前站的，现在房子也号下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旅长也到了。”

此后，刘子奇参加了革命队伍，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参谋，主编《野战军》杂志。

毛泽东十分关注沙家店一仗。他心里很清楚，这是争夺西北战场主动权的关键一仗。如果打好了，就会迫使胡宗南收缩兵力，西北野战军可以外线出击，从根本上改变西北战局。如果打不好，我军就只有北走神府，进入晋绥。这是一步死棋。

通往西北野战军的电活铃响了，一直守在旁边的毛泽东一把抓起。

“你是李德胜吗？”彭德怀在电话里问。

毛泽东已经预感到胜利，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说：“不，我是毛泽东。”

彭德怀开始有点诧异，可他突然意识到，毛泽东放弃自己的化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说明西北战局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央机关再也用不着躲躲藏藏了。他兴奋地说：“毛泽东同志，我向你报告，我军已全歼钟松整编三十六师。”

第二天，8月21日，毛泽东兴冲冲地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他握住彭德怀的手说：“打得好，你们打得太好了。”

然后，他坐下来，掏出火柴点着一支烟，笑着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他使劲吸了一口烟，挥了挥手，用一种非常坚决的口气说：“现在我们要打出去，到胡宗南的家门口去打，还要吃他的东西。”

在西北野战军发起沙家店战役，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进的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陈、谢集团乘隙由晋南、豫北交界处南渡黄河，出击豫西，直逼潼关，严重地威胁着胡宗南集团的指挥中心——西安。

胡宗南为解关中之危，遂令其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主力八个旅南下应急，仅留少部兵力在陕北战场担任防御。

1947年9月17日至20日，敌先后将榆林之第二十旅、延安之第一六七旅以及运城的第八十三旅、第八十四旅等部空运西安。作为延安外围据点的绥德、于长、清涧至延长的100多公里交通线上，只有廖昂率整编七十六师师部、第二十四旅及一六五旅残部等不足两个旅的兵力担任守备。黄龙山区仅有6个团的兵力分散防守。

彭德怀看出了这个破绽，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利用胡宗南在延安以北兵力薄弱的机会，用拔钉子的办法，夺取他们控守的据点。

彭德怀把作战目标选在延川和清涧之间。他决定野战军各部内、外线配合作战，先攻延川、延长，同时准备打援，得手后再攻清涧、子长。

9月24日，彭德怀令王震率第二纵队由甘（泉）、富（县）、洛（川）线节节击敌，逐渐转向关中，与王世泰第四纵队靠拢，进行外线作战。第二、第四纵队会合后组成外线兵团，统归王震指挥，开辟黄龙山区工作。这个部署既可以适时转向外线，解决粮食困难，又能迷惑敌人，使胡宗南部误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意欲南进，以牵制其兵力，有利于野战军在内线各个歼灭延安以北的孤立据点之敌。

遵照彭德怀的命令，王世泰率领第四纵队由白水县北上黄龙山，第二纵队于9月23日巧妙绕过延安，一举攻下劳山，然后到南泥湾休整。

第二纵队的指战员再次回到他们曾经洒下汗水的南泥湾，这块被誉为陕北“小江南”的地方，已被国民党军队糟踏得不成样子，那块镌刻着毛泽东、贺龙题词的碑石被推倒了，刷在墙上的标语被铲净了，当年“鲁艺”为他们演出《打渔杀家》和《三打祝家庄》的礼堂，到处都是粪便和尿迹。

在二、四纵队向黄龙山发展的时候，彭德怀在安家集部署“延清战役”。

他命令第三纵队和教导旅于10月1日从文安驿出发，夺取延长和延川；第一纵队从金沙镇出发，夺取清涧城南的三十里铺。

当日，第三纵队及教导旅行动神速，攻克延长、延川两城，全歼守敌。

第一纵队攻占清涧城南之三十里铺，割断清涧、子长、绥德守敌与延安之敌的联系，创造了围攻清涧的有利条件。

清涧城是国民党整编七十六师师部所在地。它位于延安、绥德之间九里山以南，是北上绥德、榆林，南下延安、西安的交通要冲。清涧河夹城东西，在城南汇合，向东南流去。城西的笔架山与城东北部的制高点隔河相望，构成东、西屏障，地形险要。

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虽是一名军人，但生性“儒雅”，很珍爱书。

进驻清涧后，他听说一个叫黄翰林的清末秀才家中藏有许多古书，便以整理古籍为名，从中翻出一部分珍贵古籍据为已有，悄悄装上汽车，派重兵押解，将其运回西安，后转运回四川老家。此人还十分迷信，一有闲暇就占卜问卦，预测吉凶祸福。他的手气不错，每投一卦，得到的多是“大吉”。

廖昂曾是彭德怀的手下败将。1936年11月，彭德怀在红军西征中指挥山城堡战役，全歼了他的部队。廖昂落荒而逃，只身幸免。

他率领的整编第七十六师原为陆军第七十六军，系蒋介石、胡宗南的嫡系部队，1946年调到陕西，驻防宝鸡、虢镇。整编后，改为整编第七十六师，隶属于整编第二十九军。该师辖三个旅，即整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辖第七十和第七十二团；整第一四四旅（旅长贾贵英），辖第四三○和四三一团；新编第一旅（旅长黄永瓒），辖第一、第二团。各旅直属部队计有特务、工兵、通信兵各一连，辎重兵一营及卫生队。

七十六师占领清涧后，全县城空街净巷，这个2万人口的县城已经是“有户无口，无民可安”。廖昂为了把居民弄回城里，张贴了绥署为他们拟定的“分得田地继续有效”、“交易不征税”、“按户慰问、计口救济”的标语。

为此，胡宗南还给清涧分发了几万块法币做救济金。可是，回城的居民寥寥无几。

为了长期固守，廖昂进驻清涧后，便在城周围2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修筑了57座碉堡，并为城墙修筑了横墙和掩盖，在南关和北关的民房墙壁上开凿了枪眼，还用交通壕加以联接。他把城东北的制高点作为核心阵地，构筑了坚固工事和炮兵阵地，还在城门口摆放了许多大石头，作为阻止我军攻城的障碍物。

但被我军打怕了的廖昂，总是感到“底气”不足，他也深知清涧防御的弱点。

他在7月中旬曾召来参谋长刘学超、旅长张新谈到自己的忧虑：“清涧、瓦窑堡两地虽然重要，但守备兵力均不多，只有防御兵力而无机动兵力，一旦解放军进攻，只能招架，难以还手，且两地相距60里，平时小部队不能自由往来，仅靠无线电互相联络，战时更难互相应援。同时，两地距延安均远，对延安既不能起外围支撑的作用，如果发生战斗，由延安派队增援亦不易，与其如此，不如撤出清涧、瓦窑堡两地，巩固延安近郊外围据点。”

他将这种意见电报胡宗南，但胡宗南没有理睬。

10月2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两延得手后，我军似宜迅即以主力打清涧，以一部打瓦市，以期同时歼灭两地之敌，使绥德之敌无法逃跑。然后两路北进，歼灭绥德之敌。”

同日，中央军委又电示彭德怀：“清瓦两处可先打一处，再打一处，不必同时打。”

10月3日，彭德怀根据军委精神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会，研究攻打清涧的部署。他认为收复清涧是收复瓦窑堡和绥德，巩固后方，夺取榆林，向关中进军的关键。清涧的位置特殊，我攻清涧，敌必来援。彭德怀决定以第一、第三纵队坚决夺取清涧，新四旅、教导旅分别阻击南、北来援之敌。

10月4日，我军完成对清涧的包围。

彭德怀根据清涧守敌纵深配备、并有相当强的工事，我军则缺乏攻坚火器和攻坚经验等情况，向部队指示：必须准备数日的连续战斗，要不怕疲劳，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攻击每一据点事先要有充分准备，隐蔽运动，突然攻击与短促火力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割裂敌人阵地，各个包围歼灭。各部队必须协同动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争取在敌人援兵到达之前歼灭守敌。

他还向一些参战的指挥员说：“清涧是座石头城，攻坚我们缺乏火器、缺乏经验，因此，大伙要周密侦察地形，发扬勇敢战斗的精神，打下清涧，我请大家吃肉！”开完前委会之后，彭德怀向参谋长口授一份给军委和贺龙的电报：

（一）清涧敌人工事不弱于蟠龙，我大部已有相当充分准备，班排以上干部均看好了地形，讨论攻击办法均有信心，因天雨时间关系，小部准备仍不充分，不便延迟，决于6日黄昏攻击，估计三天可得手。

（二）一、三两纵东西夹攻、教旅位置于廿里铺骆驼铺，打绥德南援之敌及清涧北退之敌，新四旅一个团主力在河家山岔，一个营在拐峁东北阻敌援军争取时间，旅直及另一个团，于清涧卅里铺。

（三）清涧得手后拟以新四旅与警区四、六两团攻占瓦市（为争取时间，亦可不攻瓦市，均攻绥榆），以教导旅及一、三两纵队取绥德，得手后北取榆林，不知粮食有无办法，请贺龙考虑。这是向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也是彭德怀关于清涧城的战斗方案。依照彭德怀的方案，我军攻城部队于10月6日黄昏向清涧城发起攻击。

听到城外愈来愈激烈的枪炮声，廖昂如坐针毡，原有的喜读诗书的儒雅风度已荡然无存。他一日数电向胡宗南求救，为了保命，防解放军炮火袭击，还把他的指挥所一移再移。胡宗南接到廖昂的求救电报后，一时六神无主，他不相信共军的主攻目标会是清涧。因为，彭德怀派出的二、四纵队一直把胡宗南的注意力吸引在延安方向上。于是，他复电廖昂：“据侦察清涧外围仅有敌一旅之众，并非主力，着再详查具报”。这个电报充分说明胡宗南当时仍妄想实现他的“钓鱼战术”，在未确实判明我军主力时，不肯出动自己的主力。

廖昂和参谋长刘学超看过电报，想到自延长发现情况已有一周，飞机参加战斗也有两三天，连日不断报告情况，但胡宗南迄今还是不相信，感到非常气愤。他俩商量后决定再发一份电报，除将连日情况作综合报告，说明清涧确系解放军主力外，还引用了一句古语：

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宁，不能守则走，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又不能走，唯死与降耳。

廖昂以此作为既不准撤离清涧，又不准调绥德、瓦窑堡两地兵力增防清涧的抗议，最后再求速派援兵。

这个电报确实起了作用。胡宗南在西安读着告急电报，见所求甚切甚哀，不能见死不救，便令刘戡率领五个旅赴清涧驰援，并派出飞机助战。

其中一架飞机10月8日飞到清涧上空，并未投下廖昂急需的弹药补给，而是空投30亿法币。廖昂一阵苦笑，因为30亿法币在这四面楚歌，城里没有一个老百姓的清涧城，简直是一堆废纸。

他现在最急需的是援兵、救兵！可他整整望了三天，脖子都望疼了，救兵依然无影无踪。

10月9日，刘戡援军进至永坪，距清涧仅一日行程。此时，我野战军攻城部队尚未肃清清涧外围的据点，特别是可以瞰制全城的城西高地笔架山尚在敌手，对我攻城部队构成很大的威胁。

笔架山耸立于城西，当地老百姓又称其为“耙子山”，它像一整块灰色的岩石，周围是数丈高的陡崖峭壁。廖昂进清涧后，不仅改造了山上原来的工事，还将山壁削直了一次，使其更为陡峭。

担任攻击的我三五八旅由于炮火不足，加上开始时选定的目标不正确，连续数次攻击受挫。如不及时拿下这个屏障县城的山峰，必将影响整个夺取清涧的战斗。

彭德怀十分着急，打电话给现场指挥战斗的纵队副司令员贺炳炎，命令道：“你要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

贺炳炎回答说，攻击部队伤亡很大，非常困难。

彭德怀压下火气，立即带了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几名参谋、警卫人员，直奔三五八旅指挥所，尔后同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等，来到攻打笔架山的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和敌军火力布署。

他所站立观察敌情的堑壕，常遭到敌人火力袭击，十分危险。

余秋里劝道：“彭总，这里危险，快换个地方吧！”

彭德怀说：“你们经常在这里观察都不怕，我怕什么！”

黄新廷、余秋里见时间长了要出事，只得上前把他硬架了下来。他们刚离开，敌人一梭子弹就打在彭总刚才站的位置上。

彭德怀风趣地说：“看来任务没完成，马克思不要我。”

从前沿回来，彭德怀和三五八旅指挥员一起，重新调整部署，集中组织了攻击火力，于10日上午一举拿下了笔架山，全部肃清了清涧的外围据点。

眼见城西笔架山的守备部队蜂涌而逃，廖昂一筹莫展，他原想组织反攻，夺回笔架山，但怕我军占领的笔架山阵地已得到巩固，难以夺回，遂放弃了反攻企图。

这时，面对笔架山的敌师指挥所已受到我军的火力威胁。为安全起见，廖昂赶忙指挥警卫部队，在师指挥所前面修筑一道遮蔽墙。

10日上午10时左右，西安派飞机空投了20个降落伞，上面装带有廖昂急需的粮食和弹药。但因敌防御地区极狭窄，廖昂只收到八个，其余全为我军所得。

援兵无望，粮弹告罄，廖昂整日躲在城内坚固的窑洞中，利用扑克过五关，摆上牌九卜吉凶。他的兵将骂道：“廖昂廖昂，吃饭拿饷，万事不管，毫无主张，惟有四库（指《四库全书》——作者），一心思想。”

一个被我军俘虏放回的士兵，推开廖昂窑洞的门，递给廖昂一封信——这是一纵司令张宗逊的劝降信。

廖昂看充信后，用眼光询问一圈站在周围的属下，迟疑了很长时间。

张新接过信看了看，试探着说：“师座，现在处境危急，投降也是一条出路。”

“那怎么可以！”廖昂马上回答，他不想让部属看出他的犹豫。

参谋长刘学超一言下发。他的思想也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张新言行不一，另一方面，又希望廖昂能同意张的意见。但是，考虑到他不是胡宗南的嫡系而是“外牌”，他不愿也不敢有“求降”愿望的流露。他想，万一侥幸援军赶到解围，传出去说他曾赞成放下武器，不仅有损“声誉”，而且胡宗南知道了还可能“杀鸡吓猴”，赔上性命。

当张新问：“师座，你意见如何？”刘学超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将眼光投向廖昂。

廖昂望了刘学超一眼，还是那句话：“那怎么可以！”

刘学超接着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希望师长详加考虑，权衡利弊，早下决定。”他转对张新说：“你是师长的部下，我是僚属，师长决定如何办，我们就如何办吧！”

廖昂迟疑了一下，说：“再怎么说也不能放下武器。”

下午，廖昂命参谋用报话机与延安指挥所联络，询问援军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援军先头部队已接近清涧西南高地。延安指挥所还告之了联络号音，并嘱咐廖昂派人前往联络。

不多时，西南方果然有联络号音传来。廖昂高兴万分，赶忙集中司号员按联络号音接应，并派人前往联络。结果，派出的人遭到解放军猛烈射击，负伤而归。

廖昂急盼的援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一时兴奋，又成泡影。

入夜，我军又开始猛攻。廖昂急忙命令实行灯光管制。清涧漆黑一片，成了一座死城。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到敌指挥所：

“我们与城外部队失去了联系。”

“城东已被共军突破。”

此时，廖昂的城外部队已全部丧失，城内仅有师、旅特务连和旅工兵连较完整，第七十团和七十二团第二营仅有极少数的残余部队，其余均系非战斗部队。

廖昂咬咬牙，命令部队准备突围。他脱下皮大衣，换上一套士兵服装，然后，把胡宗南空投的30亿元法币倒在地上，付之一炬。

他的部下望着熊熊的火焰，十分痛心，心想这人真是糊涂透顶，如果将这些钱作为奖励，还可收买官兵卖命。

拂晓前，我军的攻势更加猛烈，战斗以东南面最为激烈。

廖昂走到参谋长刘学超的窑洞前，问卫士：“参谋长呢？”

“正在休息。”卫士回答。

廖昂径直走进刘学超的窑洞，说：“参谋长，你看看这个电报。”

这个电报稿，大意是：敌已开始攻城，战斗益加激烈，所有兵力均已投入战斗，万一城被突破，恐难恢复固守。

电报发出后，廖昂命令参谋处第三科科长龚敬民通知译电室和无线电排焚毁密码本和呼号表，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泄露机密。

廖昂无法控制战局，只得听其自然。

由于实行灯火管制，一片漆黑。参谋长刘学超因久病后过于疲劳，竟一时睡着了。

突然，一些残兵游勇闯进了敌师指挥所。廖昂心里一震，猛然意识到什么，惨叫一声：“赶快顶住，打呀！”“快，把门顶上。”

只听见一阵拖桌椅顶门声音，尔后，室内霎时沉寂。

室外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愈来逾近。

跟着传来“缴枪不杀”的喊声和“我们不打了，愿缴枪”的应声，接着是收缴武器的撞击声，上下楼梯声和喊“外面集合”声。

室外逐渐静寂下来。过了很长时间，廖昂听见有人叫“开门！”

只见一个解放军战士走进来，用枪口逼住了他。此时的国民党中将师长，穿着一身破旧的士兵衣服，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廖昂先见到了他的黄埔同学许光达。他一下子变成老同学的手下俘虏，别有一番滋味，但经许光达开导，似乎对前途有了信心。

廖昂被带到野战军司令部，见到彭德怀后，怀着敬畏的心情，特意递上一支香烟。

彭德怀阴沉着脸，把他递来的烟拨在地上，气愤地说：“廖昂，叫你投降，为什么不投降？”

“你看看，清涧城里城外死了多少人？”彭德怀感情外露地训斥道：“死的有一个外国人吗？嗯！”

廖昂有些不服输地歪了歪头。他认为共军战法不正规，自己失败是因为共军人多，国军人少。

彭德怀看出了他的想法，用手点了点他说：“你们人呢？进攻陕北不是二十来万部队嘛？刚进延安看你们神气的样子，又是授勋，又是慰劳。”他语气变得轻蔑，“刘戡就在二十公里之外，五个半旅，人不少，为什么救不了清涧城。”

廖昂一声不吭，无言以对。

彭德怀发完一通火后，还是以礼相待，留廖昂吃饭。

廖昂看到警卫员端来一盆面条，惊讶地说：“共军副总司令太艰苦了。

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简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的饭有的是。我彭德怀吃这样的饭已经是享受了。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正说明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

廖昂唯唯喏喏，连声赞叹。

在我军攻打清涧的同时，野战军在外线作战的两个纵队，在王震、王世泰指挥下，于9月下旬至10月下旬进行了黄龙战役。南北两军相互策应，内线反攻与外线作战密切配合。黄龙战役歼敌3000余人，一度解放了黄龙（石堡）、白水、韩城、宜川等县，俘宜川守敌中将指挥官许用修，打开了开辟黄龙新区的局面。随后，第四纵队撤至固临地区，第二纵队由宜川东的圪针滩东渡黄河休整待命。

10月11日，中央军委向各军区、各野战军通报了西北战场的情况和作战经验：

西北我军在彭副总司令指挥之下，包括三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

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

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部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

这个通报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它是对半年多来西北解放战争的评价和总结。

国民党将须对这次作战失败的感受更为深刻。他们认为，清涧战役是胡宗南部进犯陕甘宁边区在西华池、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及岔口村等地遭失败以后的又一次失败，这次失败损失的兵力虽不如前几次战役多，但关系之大，比前更甚。首先是胡宗南军队原以为解放军缺乏重武器，只能打运动战，不能打攻坚战，妄想继续使用碉堡政策来扼杀解放军，经过蟠龙镇战役，特别是这次清涧战役，充分证明解放军不仅善于打运动战，而且善于打攻坚战。其次在防御战斗中，胡宗南的好几个师旅长被生俘，坚强的工事被摧毁，这就使胡宗南军队官兵对凭工事以固守的信心发生动摇，军心涣散，士气更加低落。更重要的是胡宗南为了实现他所臆造的“钓鱼战术”，在延长、清涧、瓦窑堡、绥德等地遍设若干守备点。经过这次战役，延长、清涧两地兵力被全歼，迫使胡宗南不得不电令刘戡派出部队将孤立守备绥德的整第一六五旅李日基部和守备瓦窑堡的整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团（欠一营）高宪岗部仓皇接走，尔后既无力也不敢再越过延安之线，这就不仅彻底粉碎了他的“钓鱼战术”，而且完全转变了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的形势。

清涧战役结束后，敌军调整了在陕北的部署：第一军南调；榆林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二十八旅空运回西安；第二十二军及保安第五团防守榆林；整编第二十九军分散守备延安、甘泉、富县等地区。敌军完全处于守势。

1947年10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对西北野战军下步行动提出了三个方案：

（一）现地寻找打刘戡，如能歼一、二个旅意义很大，但不知能寻得机会否，粮食有办法否；

（二）以两个纵队打榆（林）、神（木）、府（谷），一个纵队南下会合二王（王震、王世泰）开辟渭北；

（三）不打现地之敌，也不打榆林，全军南出洛（川）、中（黄陵）、宜（君）、同（官，即铜川）。

以上三个方案何者为宜，请考虑电告。

彭德怀根据敌军部署情况，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执行中央军委三个方案中的第二方案，北上消灭邓宝珊集团第二十二军，夺取榆林、神木、府谷，扫清北线障碍，巩固后方，解除南下作战的后顾之忧，并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有可靠保证。估计再攻榆林时，胡宗南集团远道增援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来援，则便于我军在运动中歼敌。为此，彭德怀于13日和14日接连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攻榆林的作战计划。

中央军委复电：全军北上很好。同时指出，行动时间待刘戡南下到达延安附近时，我军开始北进较为有利。

西北野战军主力于20日集结于绥德城周围。22日至24日，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及绥德军分区第四、第六团，先后向榆林地区开进。

国民党驻榆林部队得到我军由绥德、米脂沿咸榆公路北进的确实消息后，对自己的力量做了估计和安排，决定：如我军来攻榆林，必须坚守城垣及南门外凌霄塔高地和北关靠城的解宅两个据点，城外其余据点一律放弃。

25日，当发现我军大部队集结于旧寨、鱼河堡、归德堡之线后，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和第二十二军军部急忙采取措施，部署防务。当时，邓宝珊总司令已离开榆林，去了北平，遂由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和总部高参胡景通等组成临时指挥所，统一指挥驻在榆林的部队。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为城防总指挥。新编第十一旅第一团团长王永清指挥该团和军辎重营防守西城，新第十一旅第二团团长石佩玖指挥该团和旅直属部队防守南城，以上两部统归新编第十一旅旅长于浚都指挥。陕北警备司令张之因指挥军特务营之机枪连、军补充营、师炮兵营、旅工兵连、新编第十一旅第一团第一营和陕北保安第五团之一部防守北城（包括北关解宅据点）。第八十六师副师长张云衢指挥新补充起来的第二五六团补充营防守东城。城南凌霄塔高地由第八十六师第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

担任防守，归指挥所直接指挥。

沙家店战役后，胡宗南将其嫡系整编第二十八旅徐保部运走，董、刘两军节节向南猬缩，使榆林成为一座孤城。此时，守城敌军的粮秣弹药和装备也极为缺乏。当我军将再次进攻榆林时，守敌急电蒋、胡，要求从速补充械弹。于是10月26日，南京军政部开始派出一架飞机，由西安向榆林紧急空运军用物资。第一天，飞机虽然安全抵榆，但运到的枪械很少。

27日晨，我军已接近城郊，炮火可直接威胁到敌飞机场。但是，西安当天仍派飞机一架抵榆。该机在榆林上空没有绕城飞行，而是放心大胆地直接冲向跑道。不料想，飞机正在跑道滑行时，被城南五里墩和西沙梁的我军炮火击中，正驾驶员被击毙，副驾驶员被俘，所运械弹均被焚毁。

说来可笑，这架飞机“遇难”的原因，竟然是敌人内部有人故意报复所致。原来，敌城内军政人员的许多家属，眼看我军攻城在即，都争着乘机逃跑。飞行员则借机向每人索要黄金一两。榆林地勤人员见钱眼红，要飞行员分赃，双方争执不下，结果飞行员驾机空返西安。榆林航空站因此怀恨在心，明知我军已临近机场，但就是隐情不报，结果，导致第二天来机“自投罗网”。

10月27日拂晓，我军开始向榆林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10月27日下午，我军将凌霄塔南方之五里墩和“九一八”高地一带有利地形完全占领，并开始挖掘坑壕，向凌霄塔节节进逼。敌守军曾不时派小部队出击，但均未获效果。因此，敌守军的士气，随着我军坑壕作业进展的速度加快而愈益低落。30日傍晚，我军不仅对凌霄塔阵地发动了步炮协同的猛攻，而且向其他方向，特别是北城，也发起猛攻。

当日夜里12时后，我军各种炮火更猛烈地轰击凌霄塔阵地的碉堡和二义庙据点，掩护步兵进攻。激战约1小时，敌前线碉堡多被摧毁，敌守军官兵伤亡很多。这时，敌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一面调预备队投入战斗，一面向指挥所告急。敌指挥部急调两个连的兵力增援，但均被我炮火击退。夜2时左右，敌前线碉堡全被摧毁，敌团指挥所和第一线部队均失去联系。敌军为巩固内城防守，命凌霄塔的守军于拂晓前开始撤退。由于撤退的队伍十分混乱，相互拥挤，加之南城门堵塞，仅容一人进出，敌军拖延至31日午后，才撤退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敌军受到城西南被我军占领的碉堡内火力射击，伤亡惨重，损失兵力达一个营以上。榆林战事紧张，邓宝珊在北平坐不住了，他接到左世允告急电报的同时，也接到傅作义的电报，邀他赴张家口计议榆林战事。邓立即赶赴张家口见傅作义。他们认为胡宗南当时已自顾不暇，无力援榆。傅作义本身的察绥防线过长，亦抽不出较大的兵力援榆。想空运美式装备的交警队增援，但因榆林机场已失，无法实施。最后，他们根据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认为只有宁夏马鸿逵部还可以出兵解救榆林之急，于是决定：

一面派暂编第十七师副师长梁泮池率一个加强团，乘汽车随邓宝珊由包头进抵扎萨旗，相机援榆；一面傅作义亲飞宁夏，要求马鸿逵派兵援榆。

榆林守军得到这些消息，接着又收到傅作义由宁夏飞返途中在榆林上空投的一封慰问信，多少受到了一丝“鼓舞”。但是，当我军攻占凌霄塔后，破城已近在眉睫，敌守军指挥官左世允不得不考虑眼前的情况，他电令驻府谷、神木的杨仲璜团强行军赶回榆增

防，以救危急。

敌杨仲璜团接令后，迅速向榆林靠拢，突破了我军榆溪河警戒线，接近了城垣。敌城内守军除以火力支援外，立即由北城派出部队出击，接应该团。经过激战，我军在西沙梁俘虏了敌后卫补训营大部，但该团主力却冲进了北门。

11月2日晚，我军又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时间较长，战斗最为激烈的攻城战，主要目标是东北、西北城角和解宅据点。

战斗一开始，我军步炮密切协同，轮番攻击，战至深夜1时左右，轰塌了东北城角。敌解宅据点工事多被摧毁，碉堡也中弹多发，硝烟弥漫。敌军防线开始动摇。就在此时，敌增援部队赶到，大批敌机也前来助战。这种情况下，我军只好暂缓攻城。

彭总分析了此次攻城受阻的原因，认为敌人在我军8月第一次进攻之后，对榆林城防御设施进行了加强和改造，增加了一大批暗火力点，而我炮兵火力太弱，不能给予有效压制。于是，他及时改变决心，下令停止进攻，改用坑道爆破攻城。

在我军围攻榆林的日子里，敌人每天由归绥（今呼和浩特）、太原、延安、西安派出的各型飞机，不下五十架次，对我围城部队进行轰炸和扫射。

我军指战员为了争取早日破城，冒着枪林弹雨，在城东南角的魁星楼附近，坚持坑道作业。

后来由于榆林城守敌加强防御，宁夏马鸿逵集团倾巢出动远道援榆，榆林城没能攻下来，西北野战军停止了进攻，这一战役遂告结束。

九、横扫千军

彭德怀想在宜川钓“鱼”，而且想钓“大鱼”，果真让刘戡这条“大鱼”上钩了！西北野战军进迫宝鸡，逼得敌整编七十六师长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一命亡”。壶梯山下，钟松发誓要一雪前耻，没想到新“组装”的三十六师再遭歼灭性打击。西北野战军发动荔北战役重创胡宗南部三个整编师；冬季攻势，在永丰镇一口吃掉敌七十六军。

入冬，我军战略进攻的形势十分有利。处于战略外线作战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已在中原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内线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

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点线收缩，实行分区防御。胡宗南先后从陕北调三个师至潼关及其以东地区，连同整编第六十五师统归裴昌会指挥，企图配合顾祝同集团打通陇海路和平汉路，与解放军争夺中原。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经过数月苦战，已经收复大部分陕甘宁解放区的失地，敌我兵力对比已由约10：1变为5：1。虽然总形势仍是敌强我弱，但西北野战军已开始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此时，彭德怀开始思考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的战略进攻方案。他考虑了二个进攻方向，并对每个方向的利弊得失，作了仔细分析。一是收复延安，可扩大政治影响，但是，敌人在延安盘踞近一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又有1万多兵力守备，攻打延安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得不偿失。二是向陇东出击，可狠狠教训“二马”，但是，陇东偏远，粮食难以接给，并且同“二马”骑兵打仗，不易打成歼灭战，而胡宗南的力量又没有损失，敌人两头一夹击，对我极为不利，三是南出陕中。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的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黄龙山道路崎岖难走，如敌人增援，便于我们伏击，并且可以得到在山西的王震第二纵队配合。

彭德怀分析了敌我态势，经过认真权衡后，认为咸榆公路和黄河西岸的中间地带，是实施战略进攻的最好方向。他决心率领西北野战军南出陕中，向黄龙山进军。

当时，胡宗南军队在陕中的兵力部署是：整编七十六师一部守备韩城及禹门口，阻挡在晋南的我第二纵队西渡；第二十四旅防守宜川；整编第十七师两个旅及陕西保安十一团守备延安及延安至富县的公路线；刘戡率主力整编第二十六、第九十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宜君、临真镇地区机动，随时准备北援延安，东援宜川，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并保护其后方补给。

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彭德怀制定了一个“围城打援”的战役方案，把刘戡“钓”出来，在运动中加以歼灭。这个方案有两个关键之处：一是要攻敌必救，打在敌要害上；二是敌增援的路线有我可选择的伏击战场。因此，彭德怀决心打宜川。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胡宗南视之为关中屏障。宜川象是黄龙区同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一个钉子。拔掉这颗钉子，解放黄龙山诸城，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按彭德怀的话说：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们打宜川，胡宗南必然派兵来增援。敌人一向对我军实力估计不足，刘戡还有股蛮劲，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就便于我军以逸待劳，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各个歼敌。

彭德怀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作战要求，如：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

彭德怀根据各方面获得的情报，认为敌军从黄陵、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可能走三条路：一条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虽然这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沿第一条道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

彭德怀判断敌军会走第一条路，因为胡宗南要兼顾守军与援军，经瓦子街往宜川，既近又好走，可以迅速解围。另外，胡宗南这个人刚愎自用，必然会严令刘戡走第一条路线。于是，彭德怀决心把打援的重点放在第一条路线上。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准备“如敌不援，则夺取宜川后继续南进，夺取韩城、白水、合阳、大荔等城”。

主意已定，彭德怀对野战军的其他指挥员说：“围城打援，钓大鱼。我们钓刘戡，钓来钓不来有两种可能。刘戡只要进来，就别想出去。”

按照彭德怀的命令，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948年2月12日，分别由志丹（保安）、米脂、绥德、清涧地区向南开进。16日到达甘谷驿、延长待机地域集结，进行战役准备工作。同一天，第二纵队由晋南曲沃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河，参加宜川地区作战。

2月20日，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联名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令各纵队于24日到达指定位置。

为了不暴露野战军的企图和考虑到敌军增援的多种可能，彭德怀把打援部队集结于离顶伏地区20多里之外，待确实弄清敌情后，再令各纵队急行军进入伏击地区。

24日，担负“协同歼灭宜川守敌，夺取宜川并准备打援”的我军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完成了对宜川城的包围。

宜川城周围环山，山势险峻，多悬岩绝壁，攀登不易，十分有利于防御。

城西的外七郎山与城内内七郎山相连，正北是老虎山，西北角上是太子山，东北是风翅山，几个山头都有100多米的高度。宜川城四周有坚固城墙，城东南有一条小溪，形成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配合强固的工事，真有一夫守关，万夫莫开之势。在整个地势中，尤以内外七郎山与风翅山最为重要，成为防御的核心。

防守宜川的敌二十四旅，在内外七郎山各部署一个营，在凤翅山部署了两个营。宜川的守敌约有2700余人。

2月25日，也就是包围宜川的第二天。彭总一吃过早饭，就叫警卫员把副参谋长王政柱喊来。

不一会，王政柱走进彭总的屋子里，见彭总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王政柱没有打扰他，静静地在旁边站着。

彭总抬头时，发现王副参谋长已来了，就说：“你把宜川方面的敌情再介绍一下。”

王政柱指着地图向彭总作了汇报。彭总听完后说：“咱们一块到前边看看去吧！”

王政柱知道前边有危险，但彭总已养成了习惯，每次重大战役战斗前都要亲自到前边去看看，所以，彭总一说，他只好马上通知有关人员稍加准备，就来到了彭总住的地方。

那时，野战军司令部住在宜川城北塬上的上绛头。塬的尽头就是宜川城，中间隔着紧靠城垣、东西向的一条川，名叫银川。上绛头村子不大，因为在打仗，加上这一带又是新区，村子里的老百姓跑不了少。

彭总、王政柱，两个作战参谋和四名警卫员从上绛头出发后，沿着一条崎岖小路往南走。尽管带了好几匹马，但由于是看地形，加上路不好走，所以没有怎么骑，基本上是步行。

走了约一个小时的功夫，彭总一行来到一块较高的地方时，彭总停住了脚步。他拿起望远镜观察宜川城。看了好大一会，彭总说：“雾太大，看不很清，咱们再往前走走。”

为了避免暴露目标，王政柱让饲养员留下来看马，其他人跟着彭总继续往前走。

大约走了约一里路的样子，敌人发现了目标，并向彭总等人所在的地方开炮。这是从宜川城西南七郎山打来的野炮炮弹。开始的两发炮弹，是敌人校正目标，落在了离彭总等人较远的地方。彭总坚持还往前走，王政柱忙劝说：“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就在这附近找个隐蔽的地方看一看就行了吧！”

彭总见王副参谋长说的在理，就同意了。

彭总站在一个土堆上，用望远镜继续观看宜川城。在他观察宜川城的很短的时间里，敌人打来了好几发炮弹。然而彭德怀仍然全神贯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名警卫人员突然听到一种低沉而带有嘶嘶的响声，经验告诉他，这颗炮弹将要落在近旁！他边喊：“彭总小心！”边猛扑上去拉了彭总一把。就在这一刹那，一发炮弹在距彭总十几米远的左后方爆炸了，几片弹皮，擦着从他们身边和头顶上疾飞而过。几个人都被炮弹卷起的尘土笼罩了。

彭德怀拍拍身上的土，说道：“敌人的炮镜到底比我们的望远镜强些。

我没有看见他，他倒看见我们了。你耍什么威风，你们很快就要完蛋了。”

当彭德怀回到安全地方后，一位守候在此的随从人员不安地问：“前边一个劲地打炮，我真替你们耽心啊！”

彭总听了，笑着说：“敌人打炮，你担心什么？我当了一辈子兵，也打过不少的仗，炮弹、子弹都同我打过好多交道，可我一次也没负过伤。”然后，他又笑着说：“我见到过有的人怕死，可敌人的子弹偏偏打中了他，不怕死的人倒没有事。”

可能是司令部的同志，把彭总去看宜川地形和敌情的事告诉了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当彭总刚回到上绛头，王政柱就接到了许光达打来的电话。他询问彭总的安全情况，并且关心地说：“彭总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要好好注意彭总的安全，不能随便让他到太靠近敌人的地方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好交代了。”

王政柱放下电话机，彭总就问：“怎么回事？”

王政柱把许司令员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话音刚落，彭总哈哈笑着说：“哎呀，他又在管闲事。我到前边去看一看，有什么好担心的嘛！”

歇了没多久，彭总又率人来到瓦子街一带察看地形。

瓦子街地区是个非常理想的设伏打援战场。它是洛（川）、宜（川）公路咽喉，由此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长约15公里。在狭窄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便于野战军隐蔽集结，进行野战。

彭德怀察看地形后十分满意，说：“敌军如走这条路，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夜已深了，彭德怀仍放心不下，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推敲作战方案，检查是否还有什么漏洞。

当收到宜川前线有关我军的动向报告后，屡遭败绩的胡宗南，这次在判断我军作战意图上，又犯了错误，又一次低估了西北野战军的力量。他认为彭德怀只有五个纵队，加之部队连续作战伤亡很大，又无重炮，故不能攻坚。

他判断我第二纵队渡河后必先夺取韩城、合阳，不可能用在宜川方面；其余四个纵队，可能以三个纵队兵力围攻宜川，只有一个纵队用于阻击援兵。因此，胡宗南命令宜川守敌借助宜川的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坚守待援，同时令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约四个旅的兵力，即日前往解围。

刘戡是蒋介石极为赏识的一位将领。他1906年10月13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朝阳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虽然贫寒，但他祖父刘景范嗜好诗文，有时以卖字画贴补家用。刘戡的父亲刘运焘因受到其父的熏陶，擅写文章，并与同乡宋教仁私交很好，后随宋教仁从事民主革命宣传活动，并致力于法学等学科的研究。

刘戡早年读过《四书》、《五经》以及其他一些“立身涉世”和讲圣贤之道的古书籍。1917年，刘戡的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旁系亲属中只有孀居的姑母穆淑本，而他自己年幼不能自立，穆淑本深明礼义，挑起了抚养侄子的义务。这样，刘戡才得以继续上学。后投考黄埔军校如愿如偿，成为第一期的学生。在校期间，刘戡参加了敉平商团叛乱的战斗。1924年12月毕业时，刘戡被分配到新成立的教导二团。1925年春，教导一、二团奉令东征，攻打陈炯明，刘参加了战斗。在攻打淡水县城时，他奋勇冲杀，初露锋芒，被提升为第二团第六连少尉排长。是年8月，又参加了平定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的叛乱，因功晋升为上尉连长，旋升为上尉副营长。

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刘戡所在的第一军攻打江西孙传芳部。

在进攻孙传芳重兵据点乐化车站时与敌军鏖战几个小时，负伤后奉命退出前线。1927年1月，升为教导团第二营营长，并率部进入浙江，随后转向江苏，参加会攻南京之战。4月，沪、宁相继克复后，北伐军渡江继续向退至安徽北部、苏北地区和山东南部的北方军阀进攻。在上海、龙潭、和县、临沂、蚌埠、徐州战役中，刘戡率部长驱克敌，战功卓著，特别是在徐州战役中，刘戡营毙敌甚众，刘戡两次负伤，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不久，第二营奉命守备徐州。此时，他就国民党改编部队等问题向国民党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因其所见“颇为中肯”，且有一定远见，被晋升为教导团第二团团副。

1928年，刘戡调任第九师第二十六旅第五十一团团副。1929年秋，刘戡部受命兵出豫西，继而转鄂北，侧击冯玉祥军于老河口，追至武胜关。不久，升任第五十一团上校团长。1930年5月，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挥师东进。刘戡团随师部转战确山、襄阳一线，与阎、冯军激战，继而又转移至陇海线。在野鸡岗战斗中，刘戡眼睛、肺部、喉咙等处均受重伤。1931年1月，升任第九十师第二十六旅旅长。

1931年2月，刘戡率第二十六旅赴江西参加“围剿”红军，在赣南与红军对峙。8月，被调任第十师第二十八旅旅长，奉命至鄂北黄安、枣阳一带“围剿”工农红军。他将当地民众和红军战士一起诬为“共党赤色分子”，一概格杀勿论，因此枣阳、黄安一带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同年11月，刘戡升为第八十三师中将师长。

1936年6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陈济棠等，以抗日为名，组成“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发动反蒋战争。刘戡又奉命率部挥师南下镇压。沿途所至，刘戡一面以武力进攻，一面策动两广军阀部队倒戈，向蒋介石投诚。不久，李宗仁、白崇禧在刘戡等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下，被迫向蒋介石妥协，陈济棠下台。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戡率部北上冀晋抗日，与日军在紫荆关、阳泉等地血战，不久奉令调守晋南中条山，坚持抗日。1938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守卫此地的第一战区为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他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地进行游击战，与日军周旋。刘戡率部在中条山附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因他能以“军事推动政治，以政治发展经济”，动员所部开垦荒田，自给自足，颇受蒋介石赏识。1939年3月，刘戡升任第九十三军军长，不久荣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国民党军队在“反共”、“限共”方针的指导下，不断制造与八路军的摩擦事件，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发展，致使日军多次乘机向中条山侵犯。

刘戡第九十三军由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致使其军事力量受到极大限制。虽然刘戡升任第十四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但他的游击根据地却一步步缩小，兵力损失极大。

1941年4月，日军分两路向孟县、济源猛攻，并以飞机滥炸。刘戡率第九十三军顽强抵抗，激战数小时，全军阵地被攻破，第十四集团军主力陷入日军重围，后被迫突围。中条山会战失败后，刘戡转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七分校任十三总队队长，并任教官。1942年，刘戡被授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

不久被调往中原战场。1943年底，刘戡的第九十三军被调往陕北前线，进攻陕甘宁边区。

1944年5月4日，日军坦克部队向洛阳南方门户龙门进攻，并陆续增加兵力。5日，日军8000名步兵骑兵在战车100多辆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同时发动进攻：一路攻击东龙门山；一路攻西龙门山；另一路渡过伊河进攻河西岸的各阵地。此时，刘戡已接替牺牲的李家钰任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他下令部队全力抵抗，但最终还是不敌日军的猖狂进攻，刘戡部奉命转入卢氏县境。

日军在进攻龙门的同时，又分兵三路向西，欲彻底打乱中国军队退往豫西山地的部署。刘戡率兵利用灵宝、卢氏一带复杂的地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进抵灵宝一带的日军被迅速击退。

1944年10月，日军向西南推进，蒋介石令将刘戡调任重庆卫戍副司令，策划守卫重庆事宜。刘戡加紧部署，准备全力迎击日军的再度攻击，以护卫川、黔等后方各省。日军后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供应困难，无力前进，只好退兵。

日本投降后，刘戡晋升为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驻防陕北，归国民党西安绥署指挥。1947年2月，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秘密调动其在关中和晋南的嫡系部队，至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洛川至宜川一线，企图在三至六个月时间内解决陕甘宁边区，把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总部逐出西北。

3月中旬，进攻延安的主力董钊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延安开进。刘戡所部占领延安空城后，始终侦察不出解放军主力的动向，而自己军队的给养却又跟不上。这时，胡宗南从主观臆断出发，想在安塞以东、蟠龙以西地区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刘戡奉命率整编三十六师和七十六师共四个旅向延安东北蟠龙以西地区“扫荡”，协同董钊兵团企图在蟠龙以西地区歼灭解放军主力，但屡遭失败。从占领延安到蟠龙失守为时不到两个月，刘戡的第二十九军丧失四个旅，只剩下整编三十六师之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以及第十旅。

1947年8月，刘戡率第三十六师主力欲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但解放军不与其正面接触，而是寻机歼灭小股敌军，再以优势兵力围困国民党军主力，刘戡部在解放军“蘑菇”战术打击下，被拖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士气一天天低落，战斗力一步步下降。1947年8月间，刘戡部主力整编三十六师在沙家店战役中全部被歼，师长钟松化装潜逃。这次战役，刘戡损兵折将，一筹莫展。

这次增援宜川，刘戡心里十分害怕，但又想侥幸打一胜仗，挽回以往失败的面子。

刘戡接命令后，连作战会都没有来得及召开，就下达出发命令。2月26日，他率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共四个旅八个团的兵力，由洛川、黄陵开进，沿洛（川）宜（川）公路驰援宜川，27日到达瓦子街。

我军除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个旅继续攻城外，主力九个旅全部集中在瓦子街公路两侧的高地上，准备打援。

刘戡觉察到了我军的动向，再看看前面的地形：由瓦子街到宜川西南铁笼湾之间的公路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两道山脉，地势险要。他不敢再往前走了。刘戡的参谋长刘振世此时建议：“不要直往东走，可先向北走，绕开共军一翼。”刘戡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担心西北野战军打伏击，也想从左侧向观亭绕进。

可是，胡宗南却丝毫不容商量，一再严令：“宜川紧急，按原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他还说：“平时找共军大队找不到，现在他们到了你们面前了，不打还行？！”

2月28日晨4时，彭德怀根据敌情变化又适当调整了作战部署，以三纵、六纵各一个旅继续围攻宜川，诱使援敌深入就范，全军集中九个旅的兵力，在瓦子街至铁笼湾之南北高地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同时命令二纵队集结于讫台街与瓦子街之间，准备由南向北侧击瓦子街及以东的援敌。

我军严阵以待，布好了“口袋”，就等敌人往里钻了。

就在这一天，刘戡十分“顺从”地钻进了这只“口袋”。当在任家湾、丁家湾地区遭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与第六纵队部分兵力阻击时，刘戡还判断我军只有一个纵队的兵力，依然命令部队继续攻击前进，并限于当天到达宜川。这样，刘戡的浩浩大军进入了瓦子街以东的隘路之中。

此时，老天似乎也要凑凑热闹，过了中午，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毛毛雨，尔后变成小雪，入夜，漫天飘扬着鹅毛大雪，2月29日晨，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进到宜川西南之王家湾、任家湾以南高地。昨晚大雪数寸，本晨敌未动。我无粮不能等待，故决向该敌围攻。”

经中央军委同意后，彭德怀指挥部队开始合围该敌。

负责扎口袋的第一纵队于瓦子街以西尾敌前进，攻占瓦子街，断敌后路。

当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发现第二纵队因距离远，雪路难行，不能如期完成合围任务时，便当机命令三五八旅一部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攻击，以完全切断敌人南逃退路。三五八旅的七一四团加强有七一五团一个营，与敌五十三旅一个团的兵力相遇，经过激烈肉搏战，将敌击溃，占领了阵地，关死敌军回窜的道路。

与此同时，第一、第四、第三、第六纵队多次粉碎敌人突围企图。第二纵队亦及时赶到投入战斗。

黄昏，我军已将敌人压缩在乔儿沟、任家湾、丁家湾之间的东西长约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

3月1日拂晓，彭德怀下达总攻命令。刹那间，枪声、炮声、军号声、冲杀声，震天动地。

第一纵队沿公路及其两侧高地由西向东，二纵队由南向北，四纵队由北向南，六纵队一部分由东南向西北，三纵队一部由东北向西南，从四面向敌人发起冲击。

刘戡拼命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作战的焦点是争夺位于公路南侧、居高临下的东南山。

彭德怀在当天的一份文电中描述了战斗的激烈程度：“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

彭德怀一直注视着战斗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阻击部署，把能够掌握的兵力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全部压上歼敌的攻击前线。他在前线指挥所观察到，敌人死守丁家湾的一个山头阵地，我攻击部队多次进攻受阻，而附近担任“阻敌东进”的一个旅，未能给予支援。他马上命令该旅组织出击。

彭德怀发出命令后，又踏着泥泞直奔该旅指挥所，对在场的旅参谋长说：

“把机枪布置好。你带人顺山沟下去，再往对面敌阵地冲击。”

他回过头对该旅首长不满地说：“打仗，战机非常重要，指挥员要有战场的全局观点，善于协同配合，狠狠打击敌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激战至3月1日下午4时，我军攻占瓦子街四周的全部高地。

敌人被驱赶到一条沟里，毫无回手之力，等待他们只有一条路一缴械投降。

刘戡看到大势已去，慌忙从丁家湾山梁的土寨子往外跑，眼见周围全是解放军的身影，自知已无路可逃。他无可奈何地躺在一个土坡上，闭上眼睛沉思了一回，嘴角抽动了两下，伸出一只瑟瑟发抖的手，拉响了揣在怀里的手榴弹。

西北野战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刘勘的尸体。彭德怀念他在抗战时有过功劳，交代说：“要把尸体包裹好，在掩埋的地方做个标志，我们还要通知胡宗南和死者的亲后来认领。”

3月2日，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的部队发起总攻。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跳山逃跑时，腿摔坏被俘。至此，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集团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五个旅共29000多人，取得了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

宜川战役败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恼怒，给胡宗南以撤职留任的处分。

蒋介石悲叹：“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国民党在其所谓的《戡乱战史》中写道：“是役，自刘勘军失利后，关中空虚，被迫抽调晋南、豫西大军进至关中，以致造成晋南开放，临汾被围，洛阳失守，伏牛山区共军坐大之局面。”

刘勘部被歼后，西北野战军大举南进，胡宗南不得不将位于潼关以东的裴昌会兵团向西安回调。这就减轻了中原野战军的负担，有力地配合了中原战场和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正如毛泽东在3月7日发表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所说：“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

3月10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祝捷大会。

宝鸡位于古称“西府”之地。西北野战军会攻宝鸡这一仗，在我军战史上亦称为“西府战役”。

西安以西径河和渭河之间地区，古称西府。该地区的宝鸡市和咸阳等市县，地处陕西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

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六师在清涧战役全军覆没后，胡宗南又委任第二十八旅旅长徐保为该师师长，前往宝鸡重新组编。

徐保是胡宗南的“四大金刚”之一，极为骄横。

他还是个有名的赌棍。在当团长时，他有一次亲自到师部领了全团的军饱，然后，一夜间将其输个精光。

早晨回到团部，军需主任来取钱发饷，徐保说：“叫值班官把队伍集合起来，今天团长亲自发饷。”

到了操场，他说，“这个月的饷团长我领来了。”

士兵听了喜形于色，等着发钱，可徐保把话头一转说：“他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本团长耍钱，给输光了，弟兄们，不要着急，本团长今晚再去把钱赢回来，明天全团发双饷，好不好？”

如此荒唐之事，胡宗南只是斥责一番，补发军饷，不了了之。

师部成立后，驻在宝鸡东十里铺。徐保把所有事务和部队整训全部交由参谋长袁致中负责处理，他则在西安市通济南坊公馆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每日非嫖即赌。

我军围攻洛川，将敌裴昌会兵团调动于渭河以北、洛河东西地区，造成敌西府一带兵力空虚：宝鸡只有敌七十六师师部率一个团2000余人防守，其他地区只是布署了一些地方民团。

彭德怀瞅准了这次机会，马上召集作战会议研究转兵攻打宝鸡的作战计划。他说“我们要去吃肥肉。西击西府，提胡宗南的这个‘宝鸡’。这样既可消灭他的分散守敌，获取大量战争物资，吸引其主力西援，调动延安、洛川之敌，又可开辟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

他还称这次攻打宝鸡的西府战役为调虎离山，说“我们威胁胡宗南的战略后方，搞他的补给基地，他就顾不上延安了，可以逼敌人不战自退，撤出延安。只要能把敌人调过来，就可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他。”他最后专门强调：“这次西府战役，是相机攻取宝鸡。”

有些人对“相机”二字还有些不解。西北野战军赵寿山副司令解释说：

“不可过于乐观，我们可是从胡马的夹缝中打出去的，不能陷得太深，太深了有一定危险性。”

彭德怀点点头说：“赵副司令员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攻不攻宝鸡，要积极争取，根据战局发展情况而定，这里不作硬性规定，我们还是用‘相机’二字。”

决心定下，彭德怀迅速向各纵队发出兵分三路进军宝鸡的命令：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4月7日由黄陵、澄县地区西移，4月12日集结于马栏、转角、照金地区。张宗逊率第二、第四纵队为左路兵团，由高王镇南渡径河，首先攻占永寿县址监军镇、乾县，之后一部夺取醴泉、兴平，向咸阳佯动，主力向武功、扶风、歧山，相机攻占宝鸡。第一纵队为中路兵团，攻占旬邑后经张洪镇渡泾河，夺取彬县，向麟游、凤翔发展进攻，协同第二纵队相机攻打宝鸡。第六纵队为右路兵团，扫清太峪镇、世店镇等地的敌地方武装后，渡泾河待机。

4月17日拂晓，中路兵团第一纵队攻击旬邑城，全歼守敌陕西保安十九团两个营600余人。歼张洪镇敌第十九团一个连100余入。18日晚强渡泾河，攻击彬县，19日全歼守敌暂二旅第五团二营及伪第七专署部队共2000余人。

之后，以急行军直逼麟游、凤翔及敌后方基地宝鸡。

右路兵团第六纵队于12日攻占织田，18日肃清淳化至长武问、泾河北岸之敌据点，歼陕西保安第十九团及世店、大峪镇等帅的敌地方武装，乘胜渡过泾河，直逼长武、灵台。

我左路兵团第二纵队及第四纵队一部，于18日攻占永寿县东之常宁镇，全歼守敌第二○三师第一旅第三团、第六旅第六团2000余人，解放永寿。之后，直逼监军镇、乾县。第二纵队于乾县以北之铁佛寺地区歼敌第二○三师搜索营一个连，击溃西进敌整三十八师第一七七旅第五三一团，进占乾县、醴泉之间的洋红店及陇海路绎帐车站，歼扶风守敌，22日进占扶风城。

至此，我已截断了西安至宝鸡路线，控制了一段铁路。

西府告急，徐保于24日匆忙赶回宝鸡师部，在他的休息室召集袁致中研究军情，并与宝鸡警备司令刘进商讨对策。

当时刘进的意见是：宝鸡的兵力不足，难以防守，可以放弃宝鸡，将所有的兵力撤到宝鸡以南的宝成公路（由宝鸡到成都）的秦岭上，占领要地，抵御来攻的共军。

徐保则决心固守，并作了部署：

（1）急电胡宗南，报告共军来攻的情况，决心固守，请速派援兵；

（2）以该师现有兵力，决心击退来攻的共军；

（3）刘进的一个步兵团撤至宝鸡南20余华里的益门镇待援，并确保渭河桥的安全；

（4）宝鸡专员公署、警备司令部、县政府及其他行政人员，一律随刘进撤到益门镇以南地区。

徐保又对七十六师兵力作了具体部署：

（1）师部由东十里铺连夜撤到宝鸡城内的中央银行大楼；

（2）工兵营的三个连即行进入宝鸡以东的东堡子，占领阵地，阻止共军前进；

（3）特务营的两个连随师部作战；

（4）凡非战斗人员一律由副官处长丁国光率领，连夜撤至益门镇，其中包括师辎重兵营、通信兵营的一部、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械处、军法处等人员。

当日夜10时左右，徐保接到胡宗南电报，命他以现有的兵力，竭力坚守，并告之，援军立刻就到。

接到这封电报前，徐保虽然口头上表示坚守室鸡，并大骂过刘进胆小怯敌，但他私下已经把吉普车准备好，加足汽油，捆好行李，随时准备“开溜”。

在接到胡宗南电报后，他才鼓起勇气来，决心死守宝鸡。

徐保命令将师部转移到金台观。这里地势较高，一眼可通观宝鸡全景，指挥比较有利。

徐保还命令特务营赶筑工事，同时命令军需部门备足粮弹，准备决战。

坐镇西安的胡宗南这些日子吃不香，睡不着，当他判明我军的真实意图后，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十分明白，我军一旦夺占宝鸡，切断川陕联系，再挥师东进直捣咸阳，威逼西安，他这个“西北王”将失去全部地盘。

他急忙给裴昌会挂通电话，命他火速赴宝鸡救援。他又向南京国防部求救，请调青海马步芳整编八十二师给予增援。

接到胡宗南的命令后，裴昌会兵团由北上增援洛川转而沿陇海线西进。

马步芳整八十二师也向长武地区进攻。

为保障主力攻击宝鸡，我右路第六纵队教导旅在长武、彬县地区阻击西线敌军，第四纵队及第二纵队独立第六旅在武功至凤翔地区阻击东进敌军。

4月25日夜，宝鸡四周枪炮声大作。西北野战军第一、二纵队向宝鸡发起猛攻。面对我军强大攻势，徐保感到自身难保，急切地寻觅一块“保命”

的地方。正在此时，从西安来的装甲列车队长向徐保建议：将师部迁移到装甲列车上，便于指挥。他还说：“装甲列车上装有小型炮，弹药充足，还有三天的给养，凭借装甲掩护，东冲西撞，可确保安全。”

徐保听后即令参谋通知工兵营坚守东堡子及车站一带阵地，掩护师部向装甲列车转移。

徐保简单收拾一下东西，带上一个连，钻进了装甲列车。他先是指挥装甲列车向西开，但开出数里，发现大批解放军已将铁轨拆毁数根，无法前进。

遂又令往东开，刚开到车站以东的木桥附近，桥东的路轨也被拆断，又不能前进。这时，司机、司炉已被打死四人。

徐保后悔莫及，躲在车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桥头附近的解放军迅速冲来，爬上铁甲车的车顶及车底下，高喊：“立刻投降，优待俘虏！”

在这种情况下，徐保惊魂落魄，不知所措。他权衡再三，决心弃车逃跑。

他匆忙换了一身士兵服装，又给胡宗南拍了电报，言称“我决心尽忠”。

接着，他将无线电密码烧毁，又将身上带的《党员守则》、《军人读训》等，一本一本的撕毁，边撕边说：“不想我徐保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

徐保把该办的事都处理完后，站起身来，提着手枪，刚走到装甲列车的门口，只听轰的一声，一颗炮弹把他炸翻在车厢内，满身是血。

此时，我军在铁甲车底已满积柴草，并再三警告，如不投降，就要放火烧车。

车里的人害怕被烧熟了，急忙高喊“我们投降”，扔出武器，举着双手跳下车来。

胡宗南知道徐保被打死的消息后，又急又气，在办公室里一直转圈，并自言自语地说：“我决不相信徐保会叫共军打死。”

后来，蒋介石来西安曾召集胡宗南所属的将官们在翠华山祭奠刘勘、严明和徐保，他伤心落泪地说：“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祭奠他们，如果你们不努力作战，恐怕我们死后，就没有人来掩埋，更谈不到祭奠了。”

当时西安的一位学生，曾作了这样一幅对联：

刘戡戡内乱内乱未平身先死，

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一命亡。

我军在攻击宝鸡之际，东西两线增援之敌向我猛烈攻击。

西线马家军八十二师以步骑兵四个团袭击我冉店桥、亭口。我教导旅对敌袭击估计不足，抵抗不住，于25日被迫撤出。该敌26日袭占张家坡，又向雀木镇前进，威胁到我军侧后方。

东线敌胡宗南主力裴昌会兵团，以整一、整三十六、整三十八、整五十六师及整二十师第二十七旅共十一个半旅，沿陇海路西进，于4月26日攻击我杏林镇第四纵队防御阵地。我阻援部队防守不力，在敌从右侧突破后，又擅将部队撤至歧山东北山地，致使敌军长驱直人。第六纵队新编第四旅虽然顽强抵抗，将敌阻于凤翔城东十里地区，但我军主力已无时间组织打援，并受到两面夹击威胁。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彭德怀忍痛下令毁坏了足够西北野战军两年用的弹药、物资，于28日拂晓仓促撤出宝鸡。

这次驰援宝鸡的敌两路兵马，异乎寻常地积极，发疯似地攻打我阻击部队，其主要原因是接到蒋介石的严令。蒋介石看到，彭德怀率部西进后，西北野战军的正规部队远离解放区，处境不利，乃命令胡宗南“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究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部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各部“勿因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

27日，彭德怀率野战司令部驻在凤翔南的屈家村，与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相距只有几十里，依稀可闻前线的枪炮声。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极力催促他转移。他作了一个手势，表示还要呆上会，同时命令电台不要关闭。他为四纵队抗击不力而震怒，为足够野战军使用两年的弹药物资未能及时运走而痛惜。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当机立断，使野战军主力迅速摆脱危险的处境。

彭德怀让电台接通每一个纵队，亲自布置撤离的路线和集结地区，并指示：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

天已渐黑，从传来的枪炮声判断，敌人更为逼近了，但有的部队还未联系上。彭德怀背着手踱来踱去，坚决地说：“电报发不出去不能走！”

警卫营开始紧急构筑工事，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彭德怀把警卫员的左轮手枪要去，带在身上，说：“只要部队撤出去，我个人没有什么。我还可以带警卫营打游击。”

直到所有部队都联系上，发完撤出战斗紧急电报后，他才让电台撤天线，率司令部向北转移。

蒋介石觉得抓住了歼灭西北野战军主力的有利战机，命令南京国防部制定了一个聚歼我军于屯子镇、荔镇和泾川地区的作战计划，并迅速下达给西北战区的部队。按此计划，敌各路兵马加快速度，凶狠地扑向西北野战军。

马步芳猖狂冒进，28日进占永寿城，29日占旬邑、彬县城，并向麟游、宝鸡方向急进，企图与东线敌军夹击我军于宝鸡地区。

彭德怀决心摆脱胡宗南军，转移陇东，歼灭马军于平凉、泾川地区，收复陇东，争取时间休整，以便尔后集中力量歼灭胡军。

5月3日夜，我军经平凉、泾川间花锁镇、王村渡过径河，4日抵达泾河北岸之东白家、汝家庆附近，准备以第一纵队夺取萧金镇，六纵策应；二纵夺取荔镇，四纵策应；尔后以一、四纵队夺取西峰镇。

马家军依仗骑兵优势，紧紧咬咬住我军第六纵队不放。担任阻击任务的六纵教导旅打得十分艰苦。张家坡一战后，全旅只剩下300余人。

彭德怀为吸引敌军北渡泾河，粉碎敌人两面夹击的企图，命教导旅北上占领屯子镇。

当六纵教导旅进抵屯子镇后，马军第八十二师的三个团从镇原东进，包围了该旅。

彭德怀命教导旅坚守该镇，吸住敌军，然后迅速集中野战军主力，消灭该敌。按照彭德怀的命令，一、四纵队于5月6日由党原镇、玉都庙（距屯子镇30公里）向屯子镇进攻，二纵向荔镇进攻，但因各部协同不好，逐次冲击，仅杀伤敌千人，未能围歼该敌。彭德怀只好放弃原作战计划，命教导旅突围。西北野战军此时处境十分危险，随时都有被敌包围聚歼的可能。彭德怀亲临前线，率部队经荔镇向东转移。转移途中，在萧金镇以西与敌整八十二师两个团遭遇，六纵新编四旅、一纵独立一旅遭受损失。5月12日，西北野战军经过苦战，转移至老解放区的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终于摆脱了敌军围堵，化险为夷。

当我军西进西府、威胁西安之时，胡宗南为收缩战线，令延安守敌整十七师于4月20日晚弃城南撤。延安于4月21日上午又回到人民手中，洛川也于25日解放。第三纵队于4月26日、27日，在洛川南吴庄镇、石头镇地区追击逃敌，至白水城郊，歼敌第六十一旅第一八二团、整十七师师部及第四十八旅第一四四团各一部，共3000余人。

这次西府战役，我军共毙伤俘敌21900余人，收复延安、旬邑、洛川，一度解放永寿、灵台、歧山、咸阳、宝鸡等14座县城。

胡宗南自1947年3月向延安发动进攻，可以说到处碰壁，做了不少亏本的生意。这一年多时间内，他的部队共被歼灭11个旅以上，约计10万人。

我军宜川大捷之后，于4月初直下关中泾渭河谷地区。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被迫率主力应战。在20多天的运动战中，西北野战军又给胡宗南以严重打击，攻占过关中重镇宝鸡，击毙敌师师长徐保，共歼灭胡军2万人左右，然后回师黄龙山区休整。

兵损将折的胡宗南，既要守备撞关以东地区，又要应付西北野战军的强大压力，他不但没有力量进攻西北野战军，就是严密防守住关中平原各要地，也感兵力不足，捉襟见时。

胡宗南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机动防御”的战略。

所谓“机动防御”，就是以渭河北岸的三原、蒲城、大荔这三个重镇为中心，充分利用这三个地点的地势险要、城高墙厚、交通便利等条件，在三镇之间的100公里范围内，构筑工事，集结主力，或东或西，或攻或守，相机应付。这样既避免了主力分散，又巩固了西安外围，也便于屏障关中，有机会时，也可向澄、合、同、耀之线扩张。

胡宗南在此地区部署的兵力主要有整编第一、十七、三十六、三十八、九十师。后来，整编第六十五、七十六师也调到这一地区，其他可临时调来参加作战的，还有整编第三十、一三五旅等。在这一地区内，经常保持7—10万人的兵力。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西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仍很悬殊。胡宗南集团，加上分布在陇东的青、宁二马和榆林邓宝珊部，共有正规军19个师，50个旅，31.8万人，特种兵2.3万人，非正规军5.9万人，总计40万人。而我军，仅有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野战军直属队，总共6.8万人，加地方主力两个旅，8个军分区3万人，总计不超过10万人。

根据中央军委解放战争第三年计划，西北野战军需要再歼敌12个旅，牵制胡宗南及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使其无法增援中原。

为实现这一目标，西北野战军决定，从1948年8月初起，在渭河以北、洛河东西地区，连续进行攻势战役。但从5月下旬到7月中旬，胡宗南乘我军休整之际，首先发难。他命三十八师、九十师等部队向我进攻，占领了澄城、合阳、白水，在“扫荡”关中分区后，又攻旬邑、马栏等地。7月底，胡宗南令裴昌会率四个整编师10个旅，另一个骑兵团，共7.8万余人，分左右两路由白水、澄城、合阳一线向黄龙解放区进犯。其中以整编第三十八、十七师为右路，由合阳进犯韩城，占领禹门口，企图切断西北野战军与晋南的联系；以整编第三十六师为左路，由白水进犯石堡；另以整编第一师，由铜川北犯宜君，并随时准备东援。

彭德怀即刻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分路北犯，西北野战军决心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于石堡镇（今黄龙）、韩城等地予以抗击，四纵南进秦关镇。

彭德怀认真分析了敌情，决心首先消灭敌三十六师。具体作战部署是：

第四纵队骑兵第六师为右翼集团，于宜君南节节抗击，吸引敌整一师北进，并阻其东援；以第三纵队独立第一、第二旅各一个团，第二纵队独立第六旅一个团，黄龙军分区一个团组成左翼集团，抗击敌三十八、十七师之攻击，保障主力左翼安全；集中主力于石堡东南、西南地区，准备在石堡以南山地诱歼由冯原镇北犯之敌整三十六师及第一四二团。

敌三十六师在沙家店战役中已被我军歼灭过一次。胡宗南为了掩饰败绩，强充硬汉，命逃出的钟松使用原有的番号，再组编一个三十六师。

钟松率领这支已不是“原装”的三十六师，仓促开上战场，发誓要一雪前耻，挽回面子。

7月底，三十六师前进到白水县东北之冯原附近。

西北野战军闻讯，主动放弃韩城，向石堡移动，准备伏击即将进入黄龙山区的三十六师。

钟松连吃败仗，变得狡猾了。他虽不战而占韩城，但不敢向黄龙山区冒进。他命第二十八旅在左，于澄城之魏桥、冯原、壶梯山之线占领阵地；第一六五旅居右，在西接壶梯山东侧，东至熊村、刘庄之线占领阵地；师直属队位置于壶梯山南约3里的东柳村；第一二三旅为师预备队。

胡宗南和钟松心里都明白冯原地区的地形及战略价值：冯原是黄龙山的门户，介牌山是冯原的屏障，壶梯山是冯原的锁钥，如果壶梯山失守，则冯原镇以南无险可守，解放军就可以由介牌山居高临下，直扑富平、蒲城以及渭南等地，包围西安。因而冯原一战的胜败关系非常重大。

为了加强防御，钟松命三十六师在冯原镇、壶梯山、刘家凹正面宽12公里、纵深长6公里的地域内，构筑了要点式的防御体系，而以壶梯山为主要支撑点。

8月3日，工事构筑完毕。钟松亲率部下到壶梯山视察核心工事，并于玄武庙中召集第三十八旅连长以上军官训话，颇有声色地夸耀他往年身任团、旅长时，追击红军万里长征的经过，但对他在沙家店“走麦城”的历史，却只字不提。

看到敌三十六师仍在积极构筑工事，没有丝毫向前移动的迹象，彭德怀马上改变作战计划，由诱引敌至山地作战变为直接向冯原镇攻击。

8月8日，我军除以少数部队阻援外，集中5个纵队11旅的兵力，围歼冯原敌三十六师。具体部署是：主力第一、第二两纵队首先东西夹击敌主阵地壶梯山及其西北魏家桥之敌第二十八旅；第四纵队向冯原镇及其以南地区第一二三旅攻击；第三纵队向镇东第一六五旅攻击；第六纵队攻击刘家凹第一四二团。我军采取的是中央突破、两翼包围迂回的战法，中央突破的目标壶梯山地形十分险要，加上由许多明碉暗堡组成的防御工事，成为敌人整个防区重要屏障，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担任攻打壶梯山的部队，是由王震指挥的第二纵队。

8月7日拂晓，西北野战军虽然分三路由介牌山南下，但并未引起钟松的重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解放军一些小部队进行牵制与扰乱，故稳坐师部，下令死守。

战斗越来越激烈，钟松这才发觉是解放军主力进攻，但各部队都已遭受到西北野战军的威胁牵制，前后左右，寸步难移。

此时的钟松黔驴技穷，束手无策，不断用电话询问各部队的战斗情况。

他在电话中说话时非常急躁，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失去常态，只是大喊：

“各处阵地要守、要死守！”

敌防守壶梯山主阵地的是三十八旅第八十二团。

8月8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向壶梯山主阵地先后发动两次攻击，战斗非常激烈。敌八十二团副团长宋清泽率两个连出击，遭到西北野战军炮火猛烈射击，伤亡惨重，落败而归。

西北野战军的优势炮火向壶梯山主阵地集中射击。敌阵地上尘土飞扬，硝烟弥天。

敌派出飞机助战。飞机飞到战场上空，无法识别敌我，竟滥行轰炸，使敌守备部队受到很大伤亡，电台也被击毁。

壶梯山敌守军见我军愈攻愈猛，情势紧张，急电向钟松求援。不料钟松不但不增兵力，反用生硬的口气说：“没有部队增援，无兵也要守住阵地，如果放弃阵地，就以违犯军法论处！”

中午12时前后，我军已分割包围敌壶梯山全部阵地，陷敌于各自为战、不能互相策应的局面。下午，敌八十二团伤亡更重，无力再守，团长董文轩只得收拾残余官兵数十人，逃下山去。

彭德怀特别关注壶梯山方向的战斗，因为这是歼灭敌三十六师的关键。

他沿着野战军司令部通向二纵队司令部的电话线路，到了王震的指挥所。

这里距敌人的前沿部队相当近，只构筑了一些防弹掩蔽部之类的简单工事。战斗已经打响，指挥所外面，到处弹片横飞。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敌人阵地的王震，一见彭总到来，大吃一惊地喊道：“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太危险，你们快到后面去。在这里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

彭总举起望远镜，一边看，一边说：“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在这里就不行？你死得，我就死不得？”

呆了一会，王震见彭总还不走，焦急地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指挥？”

彭总笑着答道：“准不相信你的指挥？我看我的，你指挥你的。我到你的指挥所，保证不干预你的指挥。”

事后，王震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彭总这个人，我们对他真没有办法。他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打起仗来，哪里是前方，他偏偏就往哪里钻。”

敌前线总指挥裴昌会觉察到我军意图后，连忙命第三十师放弃韩城，向王村镇附近的第三十六师靠拢；还命驻澄城的整编第三十八师第十七旅王栋部北进至王村镇归钟松指挥，加强兵力。

壶梯山失守后，钟松怕再遭沙家店厄运，命全师后撤，作梯次配置，对解放军的攻势，采取逐次抵抗。他将第二十八旅撤至塔虎村至露井之线，将第一六五旅速撤至王村镇，利用寨子构筑中间阵地工事；师指挥所及备直属队转移至王村镇南四里之外杨家凹；整编第一二三旅担任师的撤退掩护任务。

后撤过程中，敌师部与第二十八旅失去联系。后来钟松得知，第二十八旅不遵命令，竟擅自撤到了澄城。钟松为此气得咬牙切齿。

原来，敌二十八旅旅长与钟松有前嫌，对钟松分派给该旅掩护、驰援任务不满，并怀疑是挟嫌报复。因此，为了保存残余势力，故关闭电台，撤向安全地方。

钟松的三十六师被打得溃不成军，撤退中，第一二三旅、一六五旅、师直属部队都拥挤在一条道上，人马践踏，混乱不堪，无法收拾。

西北野战军乘胜追击，歼其第一二三旅第三八六团于杨家凹地区，将第一六五旅包围于王村镇，除该旅旅部及第四九五团一部突围漏网外，均被我消灭。

在我围歼三十六师时，距整编三十六师仅25公里之敌三十八师、十七师，因惧歼，于8月8日撤离韩城，向合阳集中。

我军于锁子头、段庄附近击溃整编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留守白水的第三六九团，及整编第十七师第十三旅、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二团，乘胜收复韩城、澄城、合阳。

11日，第四纵队一部继续追击，于杨家城、玉皇庙地区击溃敌骑兵第二旅的骑四团，占领露井镇，12日在交道镇以南杨家岭击溃敌第一六五团一部，13日攻占大峪河以东马村镇。

敌在大浴河以南的寺前镇、永丰镇地区转入防御。我停止追击，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我歼敌近万人，收复县城三座，敌三十六师再次遭到厄运，有三分之二被歼灭。

胡宗南得知前线败绩后，大发脾气，亲自率执法队气势汹汹地来到大荔，召开所谓冯原战役的检讨会。说是“检讨”，实是问罪。胡宗南来大荔之前早在西安作出了决定，撤去第二十八旅旅长职务，并且预先把一切有关的刑具（囚车、脚镣、手铐等）同时带来。

会上，胡宗南先大骂钟松指挥无能。钟松不服，反说胡宗南的绥署情况不明，指挥无方，气得胡宗南打茶怀，掀桌子。

尔后，胡宗南又斥责说：“第二十八旅旅长李规，图谋不轨，既不固守壶梯山的主阵地，又不听从命令解刘家凹之围，擅自将部队撤离主阵地达20余里，在该师前线战斗紧急的情况下，不派部队增援出击，以致该师遭受重大损失，影响整个战局，这些事实，绝对不能容忍。着即将李规逮捕交军法会审。”

话音未落，几名武装执法队的士兵把李规两膀架起，摘下手枪，监押起来，准备处决。幸好，李规命大，他在西安狱中，得到了中共及民革地下组织的营救，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

澄合战役消灭了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大部，粉碎了胡宗南企图封锁西北野战军于黄龙山区的计划，又乘胜收复了澄、合、韩三城，扩大与巩固了黄龙新区。在这次战役中，毙伤俘敌9079名，敌三十六师少将副师长朱侠被击毙，少将参谋长张先觉、少将高级参议李秀、国民党国防部战地少将视察官马国荣和第四九四团少将团长陈定等被我军俘虏。

8月22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北野战军第二次歼灭胡宗南整编第三十六师的重大胜利，指出：这一胜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战役中曾获得胜利的胡说，并继续使胡匪陷于被动，便于我开展关中的胜利局面。

澄合战役后，胡宗南为防西北野战军南下威胁撞关，于8月11日急调部队增强蒲城、大荔地区防御，并以机动兵力置于交通线上，以堵击我军南下和再出西府。

敌第十七师奉命守备韦庄，第三十六、三十八两师调到大荔附近。

第十七师于8月中旬到达韦庄后，以第十二旅及第四十八旅的一个团担任韦庄外围守备。第四十八旅配置于韦庄正北约5公里的一个村寨附近，并派出一个团于韦庄东北方向约8000公尺的寺前镇，占领警戒阵地。按事先作战计划，第四十八旅受到我军正面攻击时，即由指定道路退到韦庄南门外集结，担任师的预备队；第十二旅第三十六团撤回韦庄机动使用（或担任韦庄防守，或作预备队使用）。

敌十七师利用大荔以北到永丰镇一带砖石结构的村落和土围子，布置了一个南北30公里长、东西20公里宽的纵深防御地带。在这个纵深防御地带内，敌军又构筑了很多工事，几乎把每个村庄和每一房舍，都变成了他们防御我军进攻的支撑点。

9月中旬，胡宗南和裴昌会专程到韦庄检阅了第十七军（自9月份起，国民党军队改换番号，整编第十七师改称第十七军）。胡宗南检阅部队后，还把军官们召集起来训话。听他训话的人明显感到，他的底气不足，不像以前那样趾高气扬了。

我西北野战军再歼敌三十六师后，在澄县、合阳地区进行一个多月整训。

9月12日至23日，西北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秋、冬两季继续向胡宗南集团攻击，以配合中原作战。根据大荔以北地区敌军部署相互间隔大，易于各个击破的情况，西北野战军首长决定发起荔北战役，歼灭敌十七、三十八两军。

彭德怀预定的荔北战役作战方案，是由一纵队沿澄城大荔公路攻击敌人正面，二、三纵队在左，四纵队在右面配合。一纵队在讨论这个方案时，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认为，从敌人防御正面攻击比较困难，不易得手，如从敌人侧翼打进去，插入敌人心脏地区，出敌下意，行动突然，可以减少伤亡，又利于消灭敌人，会加速战役进程。当时：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曾率领侦察人员进入敌人心脏地区做详细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分布、据点工事结构和地形特点，也建议把正面攻击改为侧翼楔人，然后割裂包围，各个歼灭敌人。

彭德怀认真听取了一纵队的汇报，然后赞许地说：“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谁提的方案好，就用谁的方案。在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能搞将帅尊严。黄新廷同志的意见很好，就照这个主意办。”于是，彭总改变了作战方案。

9月底，敌人的各级司令部也明显感觉到，解放军的活动频繁起来了。

敌第十七军得到情报和兵团部的通报都说，解放军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军事行动。

10月2日，敌十七军又得到情报说，韦庄东南20公里的朝邑以北地区，发现解放军二三千人的活动。

该军军长康庄感到情况不妙，估计解放军可能会大举进攻，于是急忙派出三个营，向合阳、澄城方面搜索、警戒。

10月4日晚，在这三个营的搜索方向上响起一片激烈的枪声，所派出的人马有去无回。

接着，第十七军军部又同前沿的几个团失去联系。前往联络的部队，也被西北野战军阻住。

敌十七军的指挥官这时完全明白了，共军的目标是要吃掉他们，一场恶战就在眼前。

天刚破晓，敌十七军的指挥官用望远镜看到，解放军对第十七军主阵地的攻击开始了，重点在韦庄北面和第三十四团东家庄阵地。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部队，对东家庄的攻击尤为猛烈。激战至12时左右，东家庄敌守军第三十四团的伤亡很大，一、三营营长负伤，其他连排长负伤的很多，指挥系统被打乱，阵地被突破，第三十四团陆续退到韦庄外围阵地，在韦庄寨墙上的火力支援下，继续顽抗。

到下午5时以后，战斗逐渐沉寂下来，攻下东家庄的我军部队逐次向西延伸，除西南角外，对韦庄形成了包围态势。

这时候，敌指挥官急忙把情况告诉裴昌会，要求第三十八军立即向第十七军靠拢，共同作战。

裴昌会考虑夜间在敌前部署困难，没有应允。

敌十七军军长康庄心里明白，第三十六团撤不回来，第三十四团垮了，韦庄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下，光靠军师直属部队守备是决然顶不住的。

于是，他顾不上许多了，逃命要紧，决定向西南方向突围。

同时，该军部发电报告知第三十六团，命他们自行突围，但过两个钟头以后再联络，已是音信全无了。后来得知，敌三十六团遭我第四纵队的攻击，伤亡甚大，弹药也快用完了，当接到突围的指示后，即向西北逃窜。团长率70多个散兵游勇跑到韦庄东北约20多里的一个小庙，被我游击队全部俘虏。

经过30多个小时的战斗，第十七军遭到歼灭性打击，损失了一个师部，三个整团，第三十四团损失半数以上。

这次战役，我军的侦察工作做得非常好。第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立了大功，他化装深入敌区，在敌军戒备森严的防御地带内开展侦察活动，将敌人的工事、火力、兵力部署以及该地区的地形情况，调查得十分清楚。

按照彭德怀的作战计划，一纵要派出一支部队，芽插到敌防御纵深，切断敌军部与四十八师的联系。这是取得整个战役胜利的关键一步棋。刘桐树按照他侦察好的路线，带领穿插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敌人心脏，使第一纵队顺利地完成了对敌军分割包围的任务。

战后，彭总亲自起草表彰刘桐树的电报稿。他写道：“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在荔北战役之前，亲自查明敌人的情况；战斗中间，又亲自为部队带路。他机智勇敢，为这次消灭敌整编十六师和三十八师作出了贡献。

这次战役的胜利，有他一份功劳。”在消灭敌第十七军的同时，我军向大荔北郊的第三十八军和第三十六军的进攻也开始了。经过一天的战斗，第三十六军的第一二三师被击溃。

10月7日晨，西北野战军除以四纵继续围攻永丰镇外，主力由围攻敌十六军转攻敌三十八军。一纵攻击乌泥村、唐守堡第五十五师，二纵攻击东西窑头、汉村第一七七师，六纵逼近大荔，三纵攻击敌侧背。

15时，我军歼灭第一七七师第五二九团全部及第五十五师一部。我二纵紧追残敌至老君寨以西之洛河岸。敌人纷纷向洛河对岸逃散，胡宗南在洛河东岸的主力，大有陷于全线崩溃之势。

紧急情况下，胡宗南不得不急调驻宝鸡附近的第六十五军李振部前来增援。这时，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完成战役预定任务后，主动向北撤出战斗。

这一次战役双方都使用了大量兵力。战役结果，胡宗南部除了第十七军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外，其他各部都受到轻重不同的打击，被歼灭和溃散的兵力达2万人以上。胡宗南的兵力，再次被大大削弱了。

在此期间，由第三纵队独立第五旅第十五团三营和黄龙分区地方兵团组成的南进支队，于10月6日争取了朝邑县国民党地方武装1100余人起义，解放朝邑城，7日解放平民城。至此，黄河以北、洛河以东广大地区除大荔城外全部获得解放。

胡宗南不甘心这次惨败，在调来六十五军增援后，紧接着集中了13个旅9万余人，向我反扑过来。

10月10日15时，敌一个营进至大荔北柳池营、中山地区，被我六纵击退。11日8时，敌又派出两个旅经吕村向我进攻。我第二、第三、第六纵各派出一部兵力进行阻击，并掩护主力在杏子河、窑头地区展开。

彭德怀命令部队连续作战，乘敌精锐第六十五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主力歼灭该敌于东西汉村、李家坡、大壕营等地。

西北野战军在大战过后十分疲惫的情况下，又与敌第六十五军展开一场血战。

敌六十五军军长李振对当时激战的场面仍然记忆犹新。他回忆道：

11日夜，解放军向我大壕营及东、西汉村之线进行猛攻，特别是在李家坡的第五六○团，因位置突出，而又在源上解放军直接瞰制之下，解放军对该团采取了围攻，战斗激烈。该团支持到12日，一再求救，由第一八七师派第五六一团张营前往增援。因解放军进攻猛烈，该团及张营死伤惨重。第一八七师几次派兵增援，均为解放军所阻，不能前进。尔后因东汉村正面遭受解放军强力压迫，第一八七师再难抽调兵力往援，该团及张营被迫于下午强行突围，除小部官兵逃出外，大部被歼灭，该团团长冯直夫被生俘。

解放军对东、西汉村猛攻后，第一八七师在东汉村的主阵地，经该师所属各级预备队的增援，尚能稳住。但西汉材方面第一二三师的阵地一再被解放军突破，均由军预备队进行恢复后再交该师据守。下午2时后，情况更为严重，突破第一二三师阵地的解放军一部，已包围到军指挥所所在地东汉村以南几百公尺处；另一部在歼灭第一八七师的第五六○团占领李家坡后，乘胜由东汉村右侧插入，两路对军指挥所所在地形成合围之势。我即使用军预备队第四七九团及军直属部队并配以战车队进行强力反攻，始将插入的解放军击退，恢复并稳住了阵地。我并派辎重兵营营长李一太组织督战队在第一二三师阵地后，用“枪毙”来威胁第一二三师官兵进行固守。

大壕营远在由大荔通合阳的公路右侧，由于战斗激烈，军指挥所与固守该地的第一六○师之间的有线电话联络，早被打断，因而尺有以无线电话用广东话联络。午后3时，解放军攻到大壕营北门与该师发生争夺战，战斗异常激烈。该师师长黄植虞不断用无线电话求援。当时因军预备队已全部投入战斗，无兵可派。我只有以无线电话用“退却枪毙”的威胁办法严饬该师长自行设法，抽调兵力，恢复阵地，进行固守。因而稳住了右翼阵地。

军指挥所与胡宗南大荔指挥所之间的有线电话联络也被打断了，甚至中断竟日，因情况危急，且弹药消耗殆尽，几次想用电话向大荔指挥所请求增援和补充亦不可能。如使用无线电报，因拟稿译发需时，又难救急。幸而与左邻友军第一军尚能用无线电话以广东话直接联络，遂将我军危急情况及缺乏弹药情形通报该军，并请该军借步机弹20万发，手榴弹1万枚救急。黄昏时第一军军长陈鞠旅派副师长一员用骡马送来步机弹10余万发，手榴弹5000—6000枚，因天已昏黑，大壕营距离较远，无法立即补充第一六○师，当晚仅补充了第一八七师和第一二三师。

入夜后，第十七军杨师长（番号和名字忘记）到东汉村，据称该师奉命归第六十五军指挥。我即将该师控制在西汉村，并饬第一二三师尽全力加强阵地。同时将第一六○师的第四七九团抽下，仍作为军预备队。饬其他各部利用解放军进攻的间隙时间乘黑夜加强阵地，因而在大壕营和东、西汉村拆毁了许多房屋。是日夜，解放军的进攻，更为猛烈，阵地争夺反复进行，幸阵地尚能保持。

13日，解放军仍不断向我猛攻，第一六○师师长黄植虞请求补充弹药更急。上午，派军预备队第四七九团配属战车掩护两辆卡车给他们运送弹药，途中与插入的解放军发生激战，战车被打坏一辆，第四七九团亦多伤亡。该团在完成任务后，仍返回东汉村。

下午4时许，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派人到东汉村联系，据称该军奉命归我指挥，请指定位置。我命该军开至东、西汉村南面1500公尺处之村庄控制，准备留待反攻时之用。

入夜后，战斗仍继续进行，接胡宗南和大荔指挥所电报：已饬第三十六军及第三十八军向大壕营及其以东地区推进，饬我军固守阵地。午夜，解放军再度发起猛攻，据判断可能是准备撤退。尔后正面解放军果然后撤，仅在源上阵地留置少数兵力迟滞我军行动，以掩护主力远撤。我命第七十六军进行追击，军长李日基以该军在清涧及宝鸡两次遭受歼灭，虽经整补，而战斗力薄弱，不愿接受任务。而第六十五军被猛攻两日三夜，伤亡惨重，也无力进行有力的追击，因而迟到14日下午，才由第六十五军将源上解放军少数阻击部队击退，恢复原第十七师所占阵地。

15日，奉令继续向澄城前进，16日进驻澄城，荔北战役遂告结束。

荔北战役胡宗南动用了第十七、三十八、一、六十五、七十六、三十六军共6个军的兵力及重炮、战车等特种部队，结果各军均遭受重大损失，仅第六十五军即损失一个整团和一个营，全军伤亡达5000余人，而解放军在取得重大战果后安然后撤。胡宗南为了鼓舞士气，欺骗人民，竟将荔北战役渲染为“大捷”，强迫西安市民举行“祝捷大会”，真可谓无耻之尤。

荔北战役，西北野战军取得了重大战果，创造了平原作战的经验。它为西北野战军今后作战创造了条件，并有力配合了中原解放军在平汉路的作战。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西北野战军荔北战役取得的巨大胜利。

1918年11月，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强大攻势，进行战略决战。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东起海州、西到商邱、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开始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是一次决定蒋家王朝命运的重大战役。

蒋介石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决心把全部的赌注都押上去。

他急电胡宗南抽调兵力驰援中原。

紧紧拖住胡宗南，成为西北野战军当务之急的战略任务。彭德怀在野战军前委会上斩钉截铁地说：“为了配合淮海战役，决不能让胡宗南抽调一兵一卒到中原战场！”他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要给胡宗南以狠狠地打击。我们对胡宗南的压力愈大，愈使他感到自身难保才行。”

胡宗南此时还是依靠渭北地区较为便利的铁路、公路条件，集中了第九十、第一、第三军等部队，在合阳、蒲城、同官、耀县一带实施机动防御。

其余部队，如第三十八、六十五、三十六（欠一六五师）、十七等四个军，均遭我军歼灭性打击，其残部分别在三原、富平、大荔，临潼等地补充。

彭德怀决心向集中在渭北地区的胡宗南主力发起冬季攻势。他根据敌人兵力部署和作战地区的地形，确定冬季战役要改变以往的打法，将我军五个纵队的兵力组成两个“拳头”：第二、三、六纵队组成左兵团，位于洛河东岸；第一、四纵队组成右兵团，位于洛河以西。两个“拳头”积极调动和分散敌人，创造歼灭敌人的有利战机。

彭德怀把他的这种战法形象地比喻为打乒乓球。他说：“打敌人要象打乒乓球一样，来回都能打他。那边打过来，这边打过去，过来也打，过去也打，不使他清醒，不让他喘息，而要他乱蹦乱跳，兵力分散，各个被歼。”

他这次交给西北野战军的歼敌任务是：“争取歼敌二至三个军，改变渭北战局”。

11月15日，我军的冬季进攻战役开始了。胡宗南的几个军，正象彭德怀预先设想的那样，象一只乒乓球，在我左、右两个兵团之间，来回蹦跳挨打。

15日当天，西北野战军的左兵团，在合阳以东的临皋和以南的乳罗山两地，吃掉了敌一四四师。胡宗南闻讯后，急忙集中主力由蒲城、富平向东赶来增援。

此时，彭总率领野战军司令部西渡洛河，长途跋涉二百余里，在铜川的上店和富平的底店一带，指挥我右兵团，先后在富平以北的草滩、康庄和铜川东南的军台岭、店子坡地区，歼灭敌十六师大部和二五四师一部，并炸毁了咸同路铁桥一座，占领了黄堡火车站。

敌受我右兵团之迷惑，误认为我军主力要在咸同铁路上作战，急忙将一军、六十五军西调，并令盘踞在澄城、合阳以南地区的第七十六军、九十军及三十六军之一六五师向南撤退。

歼敌的机会来了。彭德怀迅速将西北野战军的两只拳头收拢，全力向敌第七十六军狠狠地击去。

第七十六军的前身是整编第七十六师，曾屡败于我军手下。该师于1947年冬在清涧被歼后，第二次在宝鸡重新成立，师长为徐保。1948年4月间，该部在宝鸡战役中，第二次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徐保被击毙，同年6月间，胡宗南又在鄂（户）县附近第三次重新将该师补充起来。9月间，整编师改为军，李日基为军长。当时该军辖新一师和第二十四师两个师。两个师除了个别团尚在四川接领新兵外，其他部队的兵额只有七八成。

当我军突然在合阳地区发动攻势后，胡宗南急令第七十六军放弃阵地南撤到马家河（韦庄镇北不远的河流弯曲地带），然后越过大浴河向东北方向增援和家庄的第九十军。到达时，解放军已后撤。次日，第七十六军又奉命由和家庄向合阳及其东北方向进犯。当第七十六军主力部队到达贺碱上附近时，与我军相遇，其先头连当即在金水沟北岸被消灭。

李日基判断我军主力可能就在附近，连忙命令部队在原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并向北派出搜索部队。

胡宗南接到李日基的报告后，令七十六军停止进攻，就地坚守。他随即又将部队作如下调动：第一军由尧头撤到蒲城以南地区集结；第九十军撤到大荔以北地区整补；第七十六军并指挥第一六五师在和家庄、贺碱上、王善庄地区占领阵地固守。

当我军右兵团向铜川守敌发动攻势后，胡宗南又忙不迭地命令第七十六军放弃阵地撤退至韦庄镇（大荔北40华里）及其附近，准备向西增援。三天以后，胡又命第七十六军主力进驻永丰镇（韦庄西10余里），并以一个师在洛河西岸桥头堡占领阵地。

永丰镇在洛河东岸，围寨相当高而坚固。大荔到蒲城有一条公路通过此地，西距蒲城约25公里，南距大荔约15公里，洛河上架有浮桥。从联系两个重要城镇说，这确是要地，从交通和距离上看，各方面策应也很方便。

但是李日基强烈反对将他的部队跨河部署在永丰镇地区。他始终坚持认为，解放军主力一定在洛河以西、永丰镇以北地区，企图歼灭第七十六军。

如果第七十六军西进，解放军则由洛河西岸利用与第七十六军行进路线相平行的山地作隐蔽，由其右侧袭击而将他消灭之；如果第七十六军在永丰不动，解放军则乘其立足未稳时，一举而歼灭之。

李日基在电话里同兵团司令大吵大闹，气急败坏地喊道：“这样跨河部署我不干，请你另派人来接替军长！”

兵团司令裴昌会在电话中对他说：“这个部署是西安绥署的意思。”

李日基认为胡宗南既不清楚解放军的主力所在，更不了解解放军的意图，只是盲目要求控制永丰镇附近的洛河渡口，以便保持部队向西向东的机动自由。于是，他直接向胡宗南陈述自己反对的理由。胡宗南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坚持认为解放军的主力要夺占铜川，严令李日基按照他的计划行动。

事后，国民党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第七十六军之所以摆在永丰，确是西安绥署指定的。一名西安绥署的参谋把地图上永丰镇的等高线看错了，低地看成了高地，因而就把第七十六军摆在永丰镇。战争中的偶然性似乎对胡宗南开了一个玩笑。一个参谋的微小的失误，却断送了他的一个军。李日基如果能见到这位参谋的话，不把他生吞活剥了才怪呢！

李日基为命令所迫，只得作了如下的部署：第二十四师在洛河西岸以桥头堡为核心占领阵地；新一师占领永丰镇及其附近外围要点；军部位于刘家沟（永丰镇东一华里半处）。各部队即时加紧构筑阵地，并派出小部兵力远出搜索。

李日基把军主力部署在永丰镇寨墙内和附近几个小据点里，两边高地上也布署了相当多的兵力为支撑点。这种布署是考虑新兵多，容易溃散，若把多数兵力控置在围寨之内，掌握就方便些。

11月25日下午3时许，李日基在刘家沟军部听到河西岸第二十四师方面枪声很密，同时接到该师师长于厚之报告，说解放军已向他部阵地右翼发起进攻。他让参谋长高宪岗向上报告情况，自己立即亲赴第二十四师防地。

当他到达时，该师阵地前担任警戒的一个步兵营，已被我军消灭，其右翼团遭到攻击，守军纷纷溃退下来。

他当即令预备队加入战斗，但无济于事，该师的情况越来越糟。

李日基回到军部时天已很黑（此时军部已由刘家沟移到永丰镇），他马上要通了兵团司令部的电话。兵团司令裴昌会要他把第二十四师撤到永丰镇。

李日基说：“永丰镇面积很小，全军集中在一个地方，兵力太密，一个炮弹可以杀伤很多人。”

裴昌会却说：“我晓得。你的部队都是新兵，没有作过战，如不把他们圈在寨里，在夜间敌人一冲就要垮的。至于伤亡么，共军能有多少炮弹！只要能支持过今晚，我叫第九十军明早前来解围。”

李日基接受了命令，指挥第二十四师撤过洛河，并令部队撤退后，即将洛河上半永久性的桥梁炸毁。

晚10时许，敌第二十四师撤到永丰镇。但由于爆破准备的不足，敌人没有把桥梁破坏，我军迅速跟踪而至，将永丰镇铁桶般地团团围起来。

永丰镇正北两条凹道口的阵地和正西一条凹道口的阵地，也很快被我军占领。这些阵地都建在高地上，可以瞰制前面的沟川。

敌第七十六军由于过去两度被歼。军官中有的是被俘受训后放回来的，士兵都是被强迫抓来的，没有经过训练，因此，当遭到我军的勇猛进攻时，一打就垮。永丰镇的防御只是依靠寨墙而没有做工事，弹药粮食，特别是饮水都成了严重问题，也不能长期坚守。可是，李日基侥幸地想：固守一夜，总不会有问题吧。于是，他作了困兽之个的准备，下令把最后留下逃跑用的西门也用土袋堵死了。

晚上12时，李日基接到友邻第九十军军长陈武派人送来的一份命令，内容是：“第九十军于夜12时开始向大荔撤退；第七十六军接到命令后即向大荔撤退；第九十军已派出一个步兵营在义井北高地掩护第七十六军撤退。”

李日基接到这个命令后完全傻眼了。他先是愣了一会，然后大发雷霆，破口骂娘。他先骂胡宗南，说胡宗南竟指令他归陈武指挥。他接着骂裴昌会，说裴昌会先要他全部集中寨内，等明早派队来解围，致使寨门完全堵死。他又骂第九十军不该老早逃跑，在距他军20多里外的地方派掩护部队，起什么作用？

这时李日基的思想乱成一团，他想到：其一，突围可能被打或打伤，如不死，胡宗南还要我继续于。再于的话，还不是继续这种生活？其二，胡宗南提拔我当军长时，一些资格较老的人曾一致反对过。在户县整训时，胡宗南一再替我吹嘘，逢人便说我如何努力，如何能干，如今打了败仗回去，不仅自己面子不好看，而且也给胡宗南脸上抹灰。其三，守在这里固然是死路一条，自己虽然不愿意死，但死了总比这样拖着活受罪强，何况解放军政策宽大，即使被俘不一定会杀头。

李日基想好主意，便让参谋长把两个师长请到军部商讨，究竟是突围好还是固守好？结果，所有人都不主张突围。

见此情形，李日基故意装出服从民意的样子说：“现在我们要突围，固然要有些损失，但还是能突出去的。守在这里是死路一条，一个也跑不了的。

你们既然都不愿意突围，就下去吧，死了报答国家，报答胡先生。”他还想着说：“不死，就去吃小米吧（做俘虏的同义语）！”可是这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了。

我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即向城四周进逼，准备攻寨。

李日基也命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在寨内空地挖掘掩蔽部，作巷战准备。

26日，李日基沿着寨墙脚走了一圈，视察各处的工事和官兵的情绪，结果非常失望。这些官兵昨晚都是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并没有做工事。

这天上午，李日基又接到胡宗南电报，要他撤退到大荔附近。

李日基当即复电说：“撤出现阵地，中途被全歼，敌人损失小，补充多。

守在这里，纵然被歼，敌人损失大，补充少，而且能给大荔以较充分备战的机会”。

胡宗南考虑了一下，勉强同意了这个意见。

当天夜里，战斗十分激烈，我军攻击时使用的“棍炮”，给予守兵十分惨重的杀伤和精神上的打击。“棍炮”是利用迫击炮筒发射出一根小于炮筒口径的木棍。这根木棍下端装上炮弹的底火药包作为抛射的动力，上端用布捆绑炸药十余斤，发射距离100—200公尺，杀伤力很大。我军夜间利用事先做好的工事，把炮推进到有效距离发射，守兵难以对付。

此外，我军的爆破队利用黑夜，英勇地冲到寨墙，实施爆破。西门北侧被炸一个很大的缺口，双方在此地反复争夺三次。

胡宗南出尔反尔，举棋不定，在27日又接连拍出两个电报，令李日基突围。

这位军座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突然又接到兵团司令部参谋长的电话和胡宗南的电报，令他固守待援，并说马上用汽车运送援军。

永丰镇的守军象打上一针强心剂，精神陡然振作起来，以为援军很快就可来到。谁知一盼再盼，盼到天黑，援军的消息渺茫，而当面激战又起。

当天下午，敌机前来空投弹药，但落在寨内的少，落在寨外的多。

天将黎明，永丰镇北面东段又被我军突破一个缺口，接着东面南段也被突破一处。这时候，李日基手中一点预备队都没有了，他只好带几个卫士跑到北面东段的突破口指挥守兵挣扎，企图挨到天明。

我军从永丰镇东西两面缺口潮水般地涌了进来。

李日基看到大势已去，马上回到军部，令参谋长把电报和底稿全部焚烧。

正在焚烧中，我军冲进了敌军部所在的窑洞。李日基还想蒙混过去。不曾想，冲进来的解放军战士中，有一人曾在他的手下当过兵。他被指认出来后，只好乖乖俯下脑袋，承认自己的身份，跟着解放军“吃小米”去了。

当我军围歼永丰镇之敌七十六军时，敌九十军和三十六军的一六五师，距永丰镇只有五公里，因惧我歼灭，除以炮火支援外，连一名步兵也不敢前派。待敌第一军、六十五军、三十八军、一三五师和守备蒲城的十七军，奉胡宗南严令倾巢西援到达永丰地区时，我军已经结束战斗，胜利转移了。

我军向北撤去后，敌第九十军和第十二师向北搜索了一段，但也是摆摆样子，连合阳、澄城一线都不敢去。

就这样，在胡宗南苦心支撑半年之久的洛河以东防线上，他的第七十六军被歼灭，第三十六军和第十七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其他第三十八、六十五军等也受到轻重不同的打击下，总数损失达5万人左右，力量大为削弱。

我西北野战军这次冬季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我淮海战场的军事行动。在我军接二连三的打击下，胡宗南愈来愈感到自身难保，他不但无法抽出兵力支援中原，甚至还把豫陕边李振指挥的第十八兵团也调回西安附近，以保其老巢的安全。

彭总对冬季战役中我军干脆利落的军事行动，非常满意。尽管十几天来他跟着部队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往返行程四百多里，常常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但他仍是精神饱满。

战役结束之后，他高兴地对部队说：“当初，胡宗南占领我们一个延安，他是那样的神气八担。他没有想到今天，不但延安又回到我们手里，连他的老窝——西安也自身难保了！”

冬季战役期间，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随着部队，曾经进到了蒲城地区。

11月26日深夜，当野战军司令部到蒲城北面的林皋镇时，当地的老百姓早就睡下了。为了不惊动百姓，部队冒着严寒和雨雪，在房檐下、街头、树底下露宿过夜。

第二天一清早，老百姓发现街上有军队，一开始都吃了一惊。

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在那么冷的天，战士们衣服淋得都湿透了，就是不进老百姓家的门。他们心里明白了：这不是前些天在这里烧杀抢掠的国民党中央军，而是早有所闻的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于是，老百姓纷纷从家里出来同部队打招呼，并且让部队同志进自家房子去住，想方设法把战士们淋湿的衣服给烤干。

蒲城地区的材镇比山区的要大，农家的房子也比较宽大，富裕人家庄的多是前后两院，就是生活比较差一些的人家，住房也并不怎么紧。

部队刚到林皋时，指战员们发现一件难以理解的事，那就是老百姓总是把部队住的房子和他们自己住的房子明显地划了一个分界线：有前后院的，就让部队住在前院，自己住在后院里，后院成了“禁区”，不让部队的人随便进去；没有后院的，房东家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住在堂房里，让出耳房来给部队住。

部队吃饭，基本上自己动手做，但也有老百姓给做饭吃。帮部队做饭的，有些是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她们在后院把饭做好，叫家里的男人把饭送到前院来。如果家里的男人不在，她们就悄悄地把饭送到二门外，让部队的司务长或管理人员到二门去取。部队吃完饭，再把锅碗放在二门上，好让房东端回去。

很多战士不懂得这是什么规矩和风俗，有时冒冒失失地往人家的后院找老乡借东西或搞社会调查，结果都碰了钉子。

原来，不知从哪个朝代起，这个地区养成这么一种风俗习惯，就是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不出来见生人。加上国民党军队经常在这一带胡作非为，年轻媳妇和大姑娘非常害怕欺压百姓的国民党官兵，所以这种“规矩”更加重了。

这些规矩给部队官兵的生活也带来很多不便，吃饭是这样，吃水也是这样。房东老乡先把扁担和水桶放在二门上，要担水的战士们，在那里把扁担和水桶取走。用完了，再把它放回二门。

这可苦了部队的司务长，麻烦也多一些。有一回，一位司务长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彭总那里。他对彭总说：“这里的老百姓真怪，不准我们进他的后院，彭总，老百姓把我们的军队当成什么军队啦。如果让部队到后院去吃饭、做饭，那多方便呀！现在担一挑水也那么费事。”

“小伙子，有些不耐烦吧！”彭总耐心地解释说：“你首先要了解一下，人家为什么这样？这里是新解放区，老百姓知道你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就是不一样，人家把那么多的房子让出来给部队住，这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一定要到人家的后院去？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我们应该尊重。同志，不能怕麻烦，不要责怪人家太封建。人家不让进去，就不要进去，一定要这么办！否则就会违反群众纪律，影响军民关系，这可不是小事啊！”

彭总对司务长的教育，很快在战士中传开了。打那以后，战士们自觉地遵守老百姓的这一风俗。随着老百姓和部队的相互熟悉，老百姓的那些“规矩”也逐渐少了。

冬季战役后，胡宗南的机动防御已被彻底粉碎，开始向汉中、四川作战略退却的准备。西北野战军在连续作战后，为休整和补充部队，创建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以利在新的一年里转入全面进攻，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前委决定集结于宜君、白水、澄城、合阳地区，进行冬季整训。

12月4日至6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的钱儿村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冬季整训和开展地方工作问题。前委委员、各纵队和警备第四旅、骑兵第二旅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队中攻坚战经验还不普及、不熟练等问题，提出了分两至三期（每期半月）整训部队的计划，强调各部队要把。在攻坚作战中创造的新经验，通过示范渲习，加以坚持和贯彻下去。

12月6日，根据彭德怀的讲话和会议精神，前委发出了《关于冬季群众工作的指示》，责成各部队于当年冬着重做好几项工作：

（1）领导群众进行反恶霸、反特务、反贪污以及反不公等斗争，改造乡村政权，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

（2）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年关逼债等斗争。在具备了平分土地条件的地区，即进行分地工作。

（3）吸引农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农会小组，扩大农会组织，成立村、乡、县农民协会委员会。

（4）重视培养当地干部，与他们一起进行各项工作，帮助他们学会工作方法。

按照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从12月上旬到1949年2月中旬，各部队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整训。政治方面，主要以培养干部、开办党员训练班与溶化两万名俘虏兵为主要内容。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各部队普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以战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

整训期间，西北野战军各部按照前委会议的决定和彭德怀的讲话精神，还抽调干部和战士，在洛川、宜君、铜川、韩城、合阳等地，配合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广泛开展群众工作。解放军官兵帮助地方抓住提高阶级觉悟这个中心环节，深入发动群众，普遍组织了农会、再由农会领导贫雇农与豪绅恶霸、地方富农作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废除了一部分高利贷者压在贫苦农民头上的“子孙帐”，使一些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恶霸豪绅在农民面前低头认罪。

贫苦农民终于扬眉吐气，他们高兴地说：“天晴了，世事成咱们的了！”“若不是共产党这个救命的政策，我们爬在地上一辈子也起不来。”

西北野战军经过整训，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继续发展解放大西北的胜利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战晋阳、得西安

1949年开春，第一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歼灭敌二十师和一个保安旅。彭德怀太原“带兵”，第十八、十九兵团和第十九军划归第一野战军。胡宗南见势不妙，决定全线退却，第一野战军乘胜占领胡宗南的老巢——西安。

1949年2月10日，西北野战军正式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历史注定这支威武雄壮之师，将担负起解放祖国大西北的重担。

西北五省，大部分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峰峦叠蟑，高原、平川互相交错，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面积达32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仅2000余万。地域辽阔，土地贫脊，部分地区为戈壁沙漠。山峰终年积雪，平原雪水积聚，形成许多盐湖和沼泽。交通不便，粮食匮乏，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当时，西北地区之敌总兵力仍有约40万人，而第一野战军只有15.5万人，所以单单依靠第一野战军现有的兵力，要消灭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完成中央赋予的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力量是不够的。彭德怀将自己关于这方面的考虑向中央作了汇报，请求华北部队增援。

1949年1月中旬，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等你们来中央时面商。

2月8日，彭德怀在赴中央开会前致电毛泽东，报告西北敌军动态和野战军概况，提出本年春、夏的作战方案，并说明：如三、四月间在山西的第一野战军部队能归还建制，徐向前、周士第部能人陕西夺取潼（关）渭（南），并进逼西安，则一野四五月间即可攻击西府、宝鸡。如此，胡宗南必弃西安，退汉中，我军可乘敌撤离之际，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

毛泽东12日复电说：先拿下太原，太原解放后，华北三个兵团中，至少两个兵团17万人可以用于西北。中央的意图已十分明确，暂时让西北的胡马集团多活几天，待华北问题解决后，即调两个兵团加强第一野战军，那时，再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解放大西北。

此时的胡宗南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在继续摆出经营西北战场的姿态的同时，已经暗暗做好逃跑的准备。

1948年11月下旬，他将兵团部撤到蒲城，准备在蒲城地区撑持一些时候。他仔细盘算了一番，把部队作了如下部署：第一军和第三十师驻蒲城，第九十军扼守蒲城东北5—6公里一带高地，第十二师防守在蒲城东10公里的孙镇。

12月初，由于我军活动于洛河以西地区，南下可以威胁蒲城，西向可以插入同、耀地区并直下三原，进而隔断胡宗南向西逃跑的退路。因此，他还不得不集中相当多的兵力于该方向。

这时，胡宗南的兵力已转为劣势，再加上淮海战场的失败，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搞光。胡宗南感到情况不妙，开始将后方的仓库物资，非战斗人员向汉中大量迁移。

12月底，胡宗南又将兵团部撤到咸阳，再一次对前方的部署作了相应的调整。他留下第九十军等部守备蒲城地区，由第九十军统一指挥。第九十军下辖三个师：第五十三师（师长袁致中）、第六十一师（师长陈华）、第十二师（师长李继唐）、第三十师（师长王敬鑫）。胡宗南将这些部队作了具有掩护性质的部署：第九十军军部率第五十三师驻兴市镇及其附近村庄，第六十一师驻蒲城与兴市镇之间，第三十师守备蒲城，第十三师驻蒲城东南五六公里的村庄里，掩护主力侧背的安全，并作了向高陵互相掩护撤退的计划。

1949年1月中旬，第九十军奉命又撤退到高陵附近，与左翼守备三原的第六十九军取得了联系。其他部队，都调到径河以南地区，大有很快就要撤走之势。

1月下旬，胡宗南不甘心轻易丢弃自己苦心经营的西北地盘，又突然命令第六十五军进驻富平，其他部队又向北全面推进。此时，胡宗南的部队与我第一野战军经常保持接触，双方的侦察搜索部队常有小规模的战斗。

为了在华北两兵团人陕之前，紧紧抓住胡宗南，并积极配合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1949年春季攻势。由于彭德怀、王震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春季攻势由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负责指挥。

1949年2月18日，战役开始，第一野战军决心先以第四军向铜川之敌第七十六军第二十师、耀县敌第六十九军攻击，吸引敌主力西援，继以主力第一、第三、第六军围歼蒲城、兴市地区第三十六军第三十师及陕西保安第四旅。

18日，第四军进至铜川西马鞍桥地区，19日夜开始攻击，20日扫清铜川外围据点，歼敌一部。铜川守敌，一触即溃，当天逃至耀县，又马上同耀县敌第六十九军一起逃至三原。

我军于21日进占耀县城。

驻守美原镇、兴市镇敌第十二师及第三十师，闻风丧胆，毫无斗志，生怕自己逃得慢。他们一枪未放就于2月18日、19日向富平、三原逃窜。蒲城只留陕西保安第四旅据守。

20日晚，一野第一军附骑兵第二旅秘密进至高阳镇地区，第六军进至白水城，第三军进至马湖一带，第二军进至孙镇及其以东地区。

21日，第一军准备围歼兴市、美原地区之敌三十师，截断蒲城至富平公路，然后以主力向蒲城进攻。但由于敌人先行退却，第一军顺利进至兴市集结。

当晚，第三、六军联合向蒲城发起攻击，战斗至22日2时，将守敌陕西保安第二十六团、蒲城自卫团等全部消灭，俘第十一专署专员、保安第四旅少将旅长赵国珍以下千余人。

这时，胡宗南主力已退守西安至宝鸡一线，企图保存实力，待机反扑。

敌第一军退至泾阳以南，第六十九军撤至泾河以西，第六十五军及十八兵团司令部退到泾阳，第九十军主力退至永乐镇，还有一部留守三原及其附近地区。

根据战场敌情的重大变化，第一野战军对准备撤退之敌采取大胆深入、迂回敌后、断敌退路、突然袭击的战法；对敌地方武装据守的城镇，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歼灭敌人。

2月22日，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追歼胡宗南部的行动部署：

拟以一、二、三、六军于明日向富平推进，首先歼富平地区之敌，得手后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以四军向淳化追击，首先歼灭该地区分散之第十四师，得手后威胁西兰路，以骑兵旅活动于下邦、孝义、关山、交口、渭河北岸地区，消灭团匪，摧毁保甲，掩护地方工作。

23日，军委批准了一野的这一计划，并指示张宗逊等要依当面情况酌定之，强调应告诫干部不要轻敌，防敌反击。

第一野战军按照作战部署向富平、淳化、口头镇之敌发起了进攻。2月24日下午，第三、六军主力向富平推进，准备围歼富平之敌。第一、二军阻击三原可能来援之敌，并切断富平之敌的退路。第四军十师三十团攻占石桥，师主力向淳化攻击，守敌第十四师四十团弃城逃跑。我第十师奋勇追击，全歼逃敌，解放淳化。

此时，敌第九十军由永乐镇南移高陵，企图在瓦窑头地区与我作战。

野战军遂改变部署，除以第三、六军备一部继续攻歼富平守敌外，第一、二军和第三、六军各一部集结待机。

25日晚，我第三军九师进至富平攻占县城后，继续向南关车站及连城堡攻击，26日全歼敌富平自卫团。第六军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在富平以西也歼敌一部。胡宗南急调南撤之第七十六军二十师连同第十四师四十团残部，在淳化西南地区布防，企图阻止解放军南进。

敌二十师是由陕西省三个保安团编成的部队。师长褚静亚在接受胡宗南的这一任命时，不知是嫌部队兵员素质差，还是日暮途穷的蒋家王朝的高官已无吸引力，着实勉强了一番。

1948年底，他满腹牢骚地冒着严寒雨雪，前往耀县、白水等地接收保安团队。1949年1月15日，他将保安团接收完毕，陆续集结在三原附近地区，准备整补训练。在接收点验中，他发现陕西保安团队腐败透顶，名义上虽有三个团，实际官兵人数不满3500名，而师编制定额却为12000人。许多士兵在数九寒天，还未穿上棉服，欠饷数月未发，官兵形同一群集团乞丐，令人望之寒心。他一面将情况报告西安绥署请拨补兵额，一面领发更换武器。

该师在工兵、通信、医疗器材及运输工具尚未领回，师直属营、连尚未组成之际，胡宗南竟命令他们星夜开往铜川，接替第六十九军，担任守备铜川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诸只好硬着头皮，带领数千残缺不全的乌合之众开往前线。

二十师出师不利，刚到铜川不久，就遭到我军三面围攻，危在旦夕。正在此时，胡宗南急调该师的一纸命令，算是救了褚静亚的命。命令上说：“你师应于本晚沿铜川一陈炉镇一富平大道向富平县附近撤退，尔后在三原待命。”

这时的二十师，与开往前线时的情景大不相同，特别“服从命令”，并且“兵贵神速”。他们扔掉胡宗南刚配发的大部分装备，一律轻装，在不到两天时间内，就跑到陈炉镇。

可他们却没料到，解放军追击部队已赶至陈炉镇，咬住师后卫团的尾部。

诸静亚忙今后卫团派出一个营，占领有利地形，阻止我追击部队，并令师主力速向陈炉镇东南山口逃遁。

夭已渐亮，二十师后卫团且战且走，拼命抵抗，掩护师主力继续南逃。

该师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行李面粉，到处抛弃，军官怨言不止，士兵携械潜逃。

最后，该师总算逃到了三原地区。褚静亚似乎觉得脱离虎口，安全一些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全军覆灭的厄运已经临近。

2月24日，褚静亚在三原将部队情况告知了第六十九军军长谢义峰，要求让部队休整几天。不料，25日午后5时，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由咸阳亲自用电话命令二十师即刻开往泾阳王桥镇，担任龙首山防守，阻止解放军由淳化方向南进。

褚静亚又将部队实际困难报告一遍，请求改变命令。

裴昌会训斥道：“你如违抗命令，我当以军法从事。”

褚静亚怨气冲天地带着部队连夜开往泾阳，于26日拂晓占领龙首山阵地。

龙首山位于泾阳县以北约15公里处，右起淳原公路口头镇，左至泾河左岸，东西全长30余华里，地势南陡北平，到处可以攀登，利于攻而不利于守，因位处醴（礼）泉县唐陵上方，故名“龙首”。

这个“龙首”之地，并没有保佑褚静亚，却给他留下一段痛苦的回忆：

我们占领龙首后，感到兵力单薄，阵地辽阔，便采取了重点防御。一面令部队迅速构筑工事，一面派人侦察解放军情况，除发现解放军零星部队活动外，无其他险情。27日午夜，解放军的小部队，开始向本师阵地进攻，从阵地左方一直打到右方，便停止了攻击。以情况判断，可能是解放军的搜索部队向木师阵地作武力侦察，探明虚实，决定进攻。我即指示部队，严加防范。但是28日白天，风平浪静，据派出的侦察人员及前方守兵共同报告，均未发现解放军主力部队活动。入夜，解放军突然向本师发动全面进攻，以右翼阵地攻击最猛，战斗十分激烈，我即将情况电话告知三原谢义峰，请派兵支援。不料3月1日午前2时左右，我右翼第三团阵地，被解放军突破，守兵四处溃逃，我即派师预备队第一团团长刘奉学带领两个营赶往增援，并责成务必恢复阵地，维持原线，固守待援。不料刘团在前进中，被解放军伏兵包围歼灭。5时许，解放军已攻至师指挥所，与我警卫部队发生战斗，其一部已深入本师后方，占据了王桥镇，切断了师的退路。

6时左右，我同师参谋长张凌汉在王桥镇以北的麦田中被解放军包围活捉。

7时左右，师左翼守备部队第二团亦被歼。至此，国民党军第二十师，寿终正寝。

我军揪住胡宗南不放，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揪住胡宗南不放。青海马步芳集团惧怕胡宗南集团被歼后自己孤立，同时也企图向陕西扩展，一反常态，积极请战，出兵配合。

胡宗南得马增援后，暂时打消了撤退的念头，于3月5日集中主力第一、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六十九、第九十军等部共11个师向我军反扑过来，主要突击目标是铜川、美原镇地区。

青马出动第八十二军第二四八师四个骑兵团向淳化发起猛攻。

在淳化以北地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的部队，与马家军再次相遇。真是冤家路窄，我第四军的将士们决定狠狠教训一下眼前的狂妄之敌，为牺牲在马家军枪口下的死难烈士们报仇。

马家军第二四八师在师长马得胜的率领下，自陇东出发，约定与胡宗南部会师同、耀之间。当胡部第九十军向耀县以南地区攻击前进时，马得胜率部于3月11日经淳化以北地区向耀县前进。

一野第四军经过当天八个小时的战斗，把胡部第九十军吸引到耀县附近后，迅速北进隐蔽起来，井以神速行动，转移兵力到耀县西北地区，伏击第二四八师。

敌第二四八师进至暮坳村附近的大沟，遭到第四军的猛烈袭击，伤亡惨重，师长马得胜当场毙命。随从人员拖着马得胜的尸首，且战且走，拼命向耀县方向逃窜，然后狼狈地逃回了陇东。

马部骑兵师撤走后，胡宗南派了第一三五师进驻耀县，归第九十军指挥，并命第九十军向铜川推进。

3月16日，第九十军到达铜川后，以第六十一师占领铜川城西高地，构筑工事阵地；军部率第五十三师占领铜川以东约30华里的陈炉镇构筑阵地。

这时敌第一军、第六十五军位于在富平、蒲城之间，三个军互为犄角。

胡宗南的部队，在这一地区一直紧紧张张地摆了20天左右，可前线却非常平静，甚至连警戒部队都没发生战斗。

原来，我军在达成预定战役目的后，于3月5日至19日，主动撤离淳化、耀县、富平、铜川、蒲城等城，尔后转至黄陵、宜君、白水、澄县及大荔以北地区休整去了。

这次春季攻势作战，第一野战军经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以西的广阔地域连续作战，共歼敌（不含地方部队）约7000人，再次解放并巩固了大荔、朝邑、平民地区，并一度解放了铜川、耀县等城，狠狠打击了这些地区的反动地方武装。胡宗南集团第七十军第二十师、第十四师四十团、第八十四师二五二团第二营全部被歼，并给企图奔袭关中地区的青马第八十二骑兵部队以沉重打击，另歼陕西保安第四旅旅部、保安第二十六团、第八专署突击大队和几个县的保警队等地方武装，争取了两个县保警队投诚。

春季攻势，打乱了胡宗南的退却部署，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扩大了解放军的影响，为以后作战和更好地发动群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季攻势期间，第一野战军前委于2月28日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由张宗逊主持。会议就部队作战、休整问题和开展地方工作等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会议决定：

（一）派第六军执行攻取大荔、平民和朝邑的任务，另派小部队袭扰三原地区敌人。第六军攻占大荔后留一个团驻守，主力西移。第三军位于富平附近，第二军位于关山、田市、康桥一带，第一军从庄里西移，野战军主力除第六军外，其余部队休整待命。

（二）各军分片负责开展地方工作，主要任务是：筹集粮食，肃清反动武装，登记民间枪支，建立区乡政权，以秘密形式建立游击队。

（三）迅速稳定物价。物价以地方市价为准，粮食交易由贸易局负责，各军不得进行。

（四）筹备设立西北军政大学分校。地址设在蒲城，方仲如任校长。

（五）部队整训以政治为主，继续深入城市政策纪律教育。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各军一面进行休整，一面抽出人员开展地方工作。

第六军和骑兵第二旅协同东府分区部队开始攻歼大荔、朝邑、平民地区之敌。3月3日晚，第六军十六师经伍家、官池子，十七师经羌白镇，向马坊头、石槽线攻击，守敌第八十四师逃到渭河以南，留守的第二五二团二营未战即逃，被我在追击中歼灭。4日，我第十七师攻克大荔。东府分我部队第二十二团也先后占领朝邑、平县。至此，石川河以东、渭河以北地区全部解放。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告诉彭德怀，解放太原后，可将华北几个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同时决定，彭德怀暂时到太原前线协助患病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

1949年3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到达太原前线。他和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总前委书记徐向前司令员在峪壁村见面了。

彭德怀和徐向前虽相互熟悉和了解，但由于紧张的战事，见面并不多。

1948年中央召开“九月会议”，彭总没参加；1949年3月召开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徐向前又因病请假，所以算起来，两人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两人一见面，主要的还是谈工作。

彭德怀说：“去年你打完临汾战役，我就向中央请求让你去西北，当时没能得到批准。现在中央已经决定，等拿下太原，把十八、十九兵团调给一野参加解放大西北，以后，咱们一起去消灭胡宗南和马匪军！”

徐向前笑着说：“我很希望能在彭总领导下工作，也很想去西北，只是身体不行，恐怕去不了哇！”

彭德怀说，“你应好好保重，身体好些再去也可以。我这次到你们这里，也是来学习的。在西柏坡，毛主席特别给我讲了你指挥的晋中战役，他非常赞赏呢！”

徐向前忙说：“彭总太客气了，毛主席那是过奖。我们还没有完成包打太原的任务，正需要彭总多指示呢！”

接着，徐向前向彭德怀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

徐向前还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实在没有办法到前边去。彭总，我看您还是留下来攻城吧！等打下太原再走。”

“我同意，你现在确实需要休息，这件事我立即报告中央军委。”彭德怀爽快地答应了。

军委认真研究了徐向前和彭德怀的意见，同意彭德怀留在太原前线为徐向前分劳。

4月5日，彭德怀在太原前线总前委扩大会议上说：

“这次我来太原前线，任务有两项。一是学习太原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后，中央军委准备调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到西北战场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任务。”

会后，彭德怀亲自深入前沿的主要阵地，检查部队作战准备，察看地形，殚精竭虑地指导总前委准备发起总攻。病中的徐向前，这时不能走动，躺在担架上，日夜关心着最后的总攻。有彭总在，他对取得总攻胜利很放心。

太原前线党的总前委是1949年3月17日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的，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八人组成，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为副书记。中央军委还决定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以第十八兵团司令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

4月5日，毛泽东主席给徐向前电示：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允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部队出城两星期至三星期后开始改编。你们应即派人进城接洽。

徐向前接到这一电示后，当即与常委研究，并请示彭总后，给太原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写了一封信，派赵承缓和被俘的高斌、曹近谦进太原城试谈。当他们进入敌六十一军防区时，军长赵恭派人持信回见。信上说，阎锡山临走前有命令，不许被俘人员返城，请赵承缓等仍返回等待，待电报请示后再接见。

为了力促敌人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太原，减少人员生命财产损失，太原前线司令部连续发布了《告困守太原的蒋阎军官兵书》、《最后警告阎锡山书》。但是太原城的敌人，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11日早上向解放军阵地发炮，并在广播中宣称“坚强意志，奋斗到底”。

为了再给太原守敌一次机会，太原前线司令部当天下午再给太原守敌送去《最后通牒》，同时命令部队完成攻城的各种准备。

4月14日，徐向前和周士第、罗瑞卿致电军委提出：敌方对我们的最后通牒并无回音，而封锁更严，我们再送信入城，亦不能进去。敌近日调整部署，加强战备，广播中仍宣传要坚决抵抗。我炮兵增加，均已进入阵地，侦察及各种准备工作已完成，按目前条件，争取在外围切断、歼敌几个师，而后乘胜攻城，则太原之敌可能容易就范。如16日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和谈为烟幕，拖延时间扼守长江天险，造成“南北分治”的阴谋已充分暴露，毛泽东主席于4月17日给徐向前复电：“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太原前线总前委当即决定，按照军委批准的作战方案，20日开始对太原发起总攻。

此时的太原守敌，在我军事攻击和政治瓦解下，已成惊弓之鸟。但孙楚、王靖国仍想负隅顽抗，还印发阎锡山从南京发来的公开文告，其中说：“保卫太原之战，关系国际视听，你们能参加这个战争，真是荣幸。”阎锡山要求所有军政要员，“本成功成仁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