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赴缅甸解放人类发现人家是小康生活2

[导读]王曦：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 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

解放区的人跑得差不多了

最初的战役，令王曦印象最为深刻。1970年7月1日，王曦由新兵连补充到4045部队枪炮连2排。他在一周后写给朋友明月的信中说，“现在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了，暂（崭）新的政治环境和暂（崭）新的生活环境都要求我彻底地改造世界观……从初中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色恐怖’，从‘炮匪’到山区农村接受‘再教育’，从弄安到石屏，从石屏又回到弄安的这些岁月里，我真是尝够了‘被压迫者’的滋味，当然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里，还存在着阶级，所以压迫的乱象是必须的，但是我是一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革命青年，却总被一些顽固不化的人们压迫着，我在许多事情上不能和大家享受同等的权利，这是我因之而奋斗的一个方面。为了这些，我坚决地走上了这条生命飘摇的但是前途光明的道路。我相信我的意志能使我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王曦1970年7月9日日记）

十几天后，经过艰苦的夜行，王曦在奶蒙山顶迎来第一场战斗。“以前从没有摸过枪，现在开始把枪口对准人，扣响时，心情不一样。当时青春热情，认为这是报效国家的机会。缅甸成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内心有光荣自豪的感觉，这种兴奋感驱使我去战斗，动力有点畸形。”王曦说。

他当时的日记更能还原初战时的情景：“我扛着炮架跃上了工事，敌人的枪炮和我们的枪炮都分不清，只觉得枪弹在空中‘丝丝’飞过，‘叭叭’爆炸，我觉得手脚都不听使唤，炮架打开得太慢，指挥员在营地催促着。炮架好了，炮弹塞进了膛，我还没反应过来现在该干什么，‘轰’！山摇地动的一声巨响，我们的‘五·七’炮开火了，炮弹底火从我身边喷射过去七八公尺，硝烟泥土翻腾，炮弹落在敌人堆里，敌人四散奔跑。‘轰、轰’，接连打了五炮，敌人的重机枪也打哑了，敌人溃逃了，4048配合着守在山顶的二营向敌人猛冲猛打，我们在这边紧张地注视着这场激烈的战斗，我耳朵里边‘嗡嗡’地响着，刚才在身边响过的震天动地的‘五·七’炮声。”

王曦亲历的第一场战争，以大获全胜告终。打死敌方八九十人，俘虏19人。（王曦1970年7月21日日记）

缅共的战争，曾在某个时段节节胜利。但随着对缅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内心却产生了其他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 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按照缅共的革命理论，该国存在阶级差别，在此基础上，需划分贫农、地主等，进行阶级斗争。王曦认为，缅甸本是佛教国家，信仰宗教的民众对互相杀伐批斗并不习惯，虽然有被煽动起来的参与者，但毕竟是少数。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区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

军队整肃

康国华也曾经历与王曦类似的困惑。“开始我没考虑，到缅甸一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虽然对革命本身没有怀疑，但开始考虑革命会带来什么。百姓的生活和此前从电影、书本上看的不一样，他们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里物产相当丰富，百姓吃的都是最好的大米。”康国华说，和缅共区内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他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

1970年初，康国华被从前线派去后方近半年，协助地方政府搞减租减息和征兵等工作。“当时缅共在解放区已经建立了县、乡、村政权，那边民族地区山寨，大的山官、土司的土地比较多，但缅共进来后，他们都跑掉了，小的地主和普通百姓在生活、居住上基本没大差别。我去的时段，没像土改那样激烈，还是比较温和地减租，一年五担的地租，给减为四担。等我回到部队后，听说工作还有反复。”

征兵的工作并不好做。康国华初到缅甸时，缅共人民军大概有10个营加3个县大队的兵力，需要不断补充兵力，但当地百姓对参军兴趣寡然。征兵虽名为“动员”，但有具体指标，“村里一家有两个男子，就必须一人当兵。如果村里有50个男子，就至少要出20个兵。”康国华说，他第一批参与送16人去参军，“睡了一觉后，跑了五个”。在派去后方之前，康国华刚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审查。

康国华爱好文学与政治理论，他和来自腾冲的知青张连达、龙浩能，以及北京知青刘闯，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国际形势和政治话题。在1970年缅共乘胜而进的南下战争之后，他们谈及刚刚牺牲的解放军顾问团在该营的副营长朱尚修。

“张连达和龙浩能说，朱营长是工兵出身，在炸大桥时亲自布置TNT雷管的安放，大桥被成功炸断，差不多一个营的守军被打死，他死也值得了。结果被其他人报告营部，说他们诅咒革命干部‘该死’，完全是反革命言论，惊动了军区司令部。他们俩人都被抓起来，我也被隔离审查了4天，说我和敌人站在一起，没有站稳立场。刘闯因是北京知青，网开一面，受了点牵连但不重，写了个检查就过关了。”康国华说，他们四人被打成“小资产阶级集团”，他本来在南下战争后要被批准入党提干的，因此延期了几个月。

后来，被关押起来的张连达逃跑，不知所终。龙浩能则被关进后方的监狱，坐了约两年牢放出，开除军籍，回了中国。康国华说，在押送龙浩能去监狱时，还特地让他协助另外两人一同前往，在回来的路上，那两人告诉他，组织上曾交代，如果康国华有解救或帮助龙浩能的意图，就告之狱方，将他也一起关押。

正是南下战役失利后的休整期。这件事，导致缅共人民军军部派人来康国华所在营里蹲点，战士们互相监督、揭发。“中国国内的极左思潮，都过来这边了，甚至被放大。如果谁有政治性的不满言论，就会被上纲上线。”康国华说，现在回顾起来，缅共高层也有内斗，只是当时底层的他们并不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