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长乐市医院地址:毛泽东，你将如何写入正史？（

相信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人，如此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与民族心灵，在他治下，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你无处回避来自他的影响，即使在他死去三十年后的今天，现实生活中也好，网络论坛也罢，关于他的任何话题，都会引起两方对立的无休止论争，并且这种论争很容易演化为彼此间的谩骂与人格诋毁，他似乎成了最有效的政见风向标，贬褒之间一切便已鸿沟豁然。褒贬双方针锋相对非此即彼无法调和之际，停止论争，千秋功罪，任由后人评说的论调适时而生，功罪当然任由评说，史实却必须得到忠实的记录，通过具体的历史史实，通过基于人格平等与心灵自由的思辨，才能引导我们走向真实的他，不应偏面夸大他的祸害，更应不听到反映他阴暗面的说法就跟被人抽了筋似的耿耿于怀。

尽管，罩在毛泽东身上的神一般的光环已经渐渐消褪，然而充斥坊间的野史杂记非但无助于还原他的本来面目，更且加深我们对他的迷惑与误读，剩下的问题便就是——毛泽东，你将如何写入正史？

木瓜僻居乡野，不知天下之大不晓天下之事，我就说说本乡本村的那些事吧，这些社会最底层百姓，他们的命运，与庙堂之上的他，息息相关。尽管我无法通过这些人的这些事，对全国的情形作由此及彼的推测。

1949年4月22日，隆隆炮声中，解放军过江了，后来我的父老乡亲，被宣告从这一天起，获得了解放，同时为配合全国解放，向富户“借”粮两万余斤（出自84版乡编内部刊物XX乡志记载，以下简称乡志），也是从这一天起，他们才真实地感受到了毛泽东。

1950年冬，土地改革开始了，“在土地改革的同时，为了安定民心，保卫胜利果实，根据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经人民法庭审判，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乡志）。” 此事小时候常听人说起，只是有点毛森森的感觉，前阵子特意就此事跟村里一些65岁以上老人聊天，得知农历三月二十四日那天全乡集中枪毙的有23个“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其他日子各村还陆续枪毙了一些“反革命”，所谓人民法庭也就是公判大会，提前两天扣押或当场传唤，会上当场宣判就地正法，也是的，民国的那些虚伪的司法程序，早已如风卷残云般跑爪哇国去了，公判大会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新生事物，直到1966年8月23日老舍被揪斗前一天，还被先生充满激情地认为是一种彻底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好方法，在我们这个偏僻的乡村，当然也会被大家所接受，甚至连被镇压者也普遍认同。老人们说过两件事，一件是集中镇压的23个反革命分子之一，“恶霸地主”，当天午餐时跟同时在押的其他反革命分子说：“吃吃饱吧，今天可能要大挂红呢，明天就没得吃了。”另有一件，集中过后，我村也召开公判大会，其中一个“反革命”（根据老人们的说法，俺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开明乡绅，办学铺路修桥民间纠纷还少不了他，可是偏偏民国时当过乡议员），临时被传唤开会，知道大限已到，换上干净长褂，请一个以前在他家做过忙工的村民，用独轮车推他去了会场 … … 他向行刑者请求搞干净点，行刑者告诉他要干净的话，听到执刑命令得快步从公审台走向行刑点 … … 飞快跑去，果然干干净净，后脑进，鼻前出，不象边上两位，脑壳飞一边，别的村民涌上，麻糕蘸将起来！跟这两位“反革命”的坦然赴死相比，我村另一批三个“反革命”的事就有些搞笑了——唉，这么血淋淋的事我怎么用搞笑这种滥词呀——因为对土改政策不满，18个半村民（中途一人退回因此算半个）聚而赴乡政府责问，结果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攻打乡政府，其中三人被判死刑，一死囚幸其堂兄为监斩官（具体职务老人们说不清我就只能这样表达了），临刑隔夜，监斩官为他找到了个替死鬼，同村同姓年龄相近名字只差一个字，第二天代吃了枪子，那个本来得枪毙的“反革命”从此又偷活三十年，村上上都说，唉，谁让他有过强奸的案子呢。我估计，在这个偏远的乡村，死谁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村庄得完成“反革命”指标，以确立新威权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如果说新威权来自于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帝国，那么我不想多说，可偏偏是一个共和国，共和国的合法性需要靠如此血醒的镇压来取得？

通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得以顺利展开，“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封建势力，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房屋、农具、耕牛；征收了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无田少地的农民（乡志）。

我从乡志上找到一段反应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的文字，摘录如下：

“土改前，共有2462户，9900人，占有土地13085亩，人均1.32亩，其中地主48户，213人，占有土地1509亩，人均7.8亩；富农27户，132人，占有土地680亩，人均5.1亩；雇、贫、中农2387户，9555人，占有土地10896亩，人均1.14亩”。

从中看出，即使经过多年战乱，本地土地兼并现象还是比较轻微，雇农租种土地，“每年每亩交租'四麦六米’（一斗米合现在的市称十八斤）（乡志）”，遇灾荒另议，而且据老人所说，那些地主大多勤俭持家宽厚待人乐善好施的。

51年10月，血醒的土改总算胜利结束，流过的血，权当社会进步必要的成本，忘了吧，只愿我的乡亲从此能过上安稳日子。

是过了几年安稳日子，接下来的几年里，耕者有其田，精耕细作，加上政府主导下开展的互助型生产组，除去公粮农税加劳役，乡亲们日子还算安稳，57年反右，也没有反到田间地头的村民头上。

可是好景终究不长，互助组变低级社，低级社改高级社，高级社一步跨进人民公社，农民的土地、生产工具全部收归集体！

大办公共食堂。因为余粮收归集体食堂，起初村民不愿意，一声令下，公社召开拆灶现场会，现场会一开，全乡一个样，于是村民都进食堂，“敞开肚子吃饱饭，鼓作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哪有那么多粮食！很快出现的那种生存智慧让我直到今天还赞叹不已，明知饭不多，却有人只打半碗饭，当别人端着满满一碗饭满腹狐疑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又打上了满满一碗——比大多数人多吃半碗！

大积农家肥。上级领导说，陈壁土肥田，便把社员家干土墙全部拆光；上级领导说，千脚泥肥田，便深挖社员家室内泥土，日子本来清苦，一些社员居然能够苦中作乐（没有恶意的恶作剧），床前深达一米的大方塘，看你如何去睡觉！上级领导说，河泥塘肥田，便要社员搞深翻，誓把公社粮田变成河泥塘，有“打擂台”者发誓深翻一丈六，架上绞轨（犁头吃进土层太深，耕牛没有战天斗地的坚强意志，拉不动，只好架绞轨动用无穷的群众力量），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大干社会主义；上级领导说，烟火土肥田，便把翻起的泥土，垒成土窑状，点燃柴禾烟薰，劳力不够，发动学生，让星星之火，燎燃田野。

大炼钢铁。砸掉家中铁锅，拆光窗户铁栅，连大门上的铁环也别想遗漏，公社抽调两千多名强壮劳力，支援XX大炼钢铁。有一家住路边的邻居寡母带孤儿，特向大队书记请求保留窗栅，默许，可是过往社员看着这唯一保留的窗栅莫不奇怪，怎么会这样？最后还是得拆，有趣的是窗栅拆了两天之后，拆窗栅的社员又回来了，环视一圈，见墙角一捆豆秸杆，拎了就走，说是那天拆窗栅没能记上功分，算是补偿——尽管大灶已拆，但家家都搭了个小土灶，家中啥时候有人生病也可去食堂申请些粮食回家用陶罐煮食，看来老人家狠批私字一闪念真有必要，如果没有小土灶，我想就不会有这出无厘头的把戏。

大放卫星。本来年产八百的目标社员私下已经理解成连草八百了，可是很快，墙上出现了“朝迎太阳夜披星，粮食亩产一千斤” 的标语，可是又很快，其中的千改成了万！擂台越打越高，谁缺乏想像力谁就得背黑旗见其父老。让我纳闷的是傻子都不相信的事，他老人家怎么就偏偏能够相信，并且赶超英美的豪情由此而生！

这一年，1958！

接下来，“三年自然灾害”来了！

如果到现在我们的认识还停留在“三年自然灾害”上，那么历史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反思的价值了。

本人祖籍苏南农村，有着八百年历史的村庄地势平坦沟塘遍布雨量充沛，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通向扬子江中，根据我的观察，这地方应该是无旱涝之忧的，我问过村上老人，没人会说那几年有什么自然灾害（母亲原籍苏北农村，也没听说过什么特别的自然灾害），老人的回忆普遍是，由于58年秋的深翻，地力明显不足，粮食减产，但国家公粮征收标准特别高，余粮本来就少得可怜，一般来说首先还是要考虑来年的种子，于是很快，老百姓只能靠挖野菜舂稻草根果腹，一种黑色的粘土（说是叫观音土）也成了充饥之物，全公社344人得浮肿病（乡志，我爷爷、外婆也相继浮肿），后来由于看起来饥饿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这些人被集中起来，特供健康粉——据说就是青糠伴少量麸皮），有几个本来看起来应该算是健康的邻居直至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在呻吟：我要饭吃！我无法证实这样的人是不是饿死的，不知道哪位高人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告诉我这种案例死因如何。

60年春，幸亏生产队地里为积肥而栽种的红花草长势特别好，还积什么肥呀，吃了吧，大家变着法子让这种本来要当作肥料的植物好下口一些，还发明了一种用少量的面粉（当然在今天的眼光看来那是不能被称之为面粉的）做大量的糰子的办法，红花草煮过切细以后挤干水分，先做成糰子状，再在平摊于桌上的面粉中滚上一薄层面粉，手段巧的主妇——错了，那时没有主妇，大家伙都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劳动者，而且大饥饿一过，他们就会很快进化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者——做上百个糰子只要一斤粉，我曾怀疑这样的糰子只是摆桌上看起来象糰子，一下锅就成一锅煮！然而我却从根本上低估了乡亲们的智商——根本没有傻子会去煮，蒸笼里蒸！夏季冬季各家自留地上的南瓜胡萝卜也帮了大忙，不然那场灾不知怎么才能挺过来。母亲说，现在想来，就是光喝水，也比当年幸福一百倍——有调查称中国农民幸福感最高，这一点至少我是确信的！

这里还有两个相关的问题应该说明一下：

1，既然说城里也存在饥饿现象，既然有青糠有麸皮，那么大米去哪了面粉去哪了？

2，当年的农民因为户籍制度即使断粮也不允许外出逃荒，一般来说逃荒者都会被抓回挂上“逃亡地主”牌子进行残酷的揪斗（反正老百姓也没啥文化，只要是逃荒者，三代贫农也就成了逃亡地主），这种古今中外没有过的制度加深了当年农民的灾难！

我们不应该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地讲大饥饿死多少人，我不相信我们还有能力拿出一个让大家信服的全国范围的大饥饿死亡人数，但是我们每个人现在还有机会对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作一些调查，记录这些人这些事，他们会告诉我们什么叫真实，什么叫谎言，更会告诉我们什么叫正义，什么叫邪恶！

又过了几年，一场触及所有人灵魂深处的革命开始了，我的家庭，以及我周围很多这样的小百姓，都经受了这场革命的冲击，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命运彻底改变。

今年上半年，村上两老太同一天过世，其中之一临终前反复要求儿子帮她多挂些药水，她要看着另一个老太死在前面，照例说是其言亦善的时候了，是什么让她如此无法释怀？原来是个富农家庭，当年“生产队里开大会，受苦的把冤申”，革命者让她家的一个长工实话实说把苦诉，那个长工倒也真的实话实说：东家往往给他一碗打上四个糯米糰子，米饭下帮他藏块大肉也是常事 … … 去去去，换长工女儿重诉，一把鼻涕一把泪真的好苦哇，富农老婆儿子当然少不了被恶斗；对待阶级敌人嘛，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不仅要在肉体上进行斗争，还要从政治上摧毁他们。结果，除长子娶同出身女子次子过继外省三子倒插门均能成家外，其余三子直到帽子摘除多年，年过四十后，才相继与寡居女子成家，本来聪明勤劳敦厚的男子，个个变得木讷讷的。老太入殓的那天晚上，村子里响起五个中老年男人（长子已经先去）的痛哭，那声音让人想起，就觉撕心裂肺！

一个当年武北地区地下党负责人，49年前因为父亲被民国政府扣押而宣布脱党，文革中被污为叛徒、军统特务，打得死去活来，要他招供枪支弹药的埋藏之所，昏迷之中，便是张三家床底下李四家屋顶上王五家猪圈里总之平时常在一起的朋友家中一个个都成了窝藏枪支的地方，接着当然掘地三尺屋顶通天，枪去哪了呢？只能继续打，打更多的牛鬼蛇神！我爷爷兄弟俩，也因他而有幸成为三青团分队长兼军统特务，从此，党内出现走资派，陪斗，批林批孔，陪斗，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永垂不朽，要斗，一举粉碎“四人帮”，更要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事斗没事也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由于不服，小爷被罚站上凳子，双手反绑，绳子跨过树丫拉紧扣上，双手高高掀起以保持低头认罪的姿势，可是这样根本不算，一阵义正词严口号过后，还会有革命者从他背面猛地踹掉凳子，那凄惨的叫声才让革命者听得过瘾！照例说祖上给人的印象是勤俭持家宽厚待人小积家财乐善好施的（当年在我家的做忙工的邻居忆苦思甜时表达的意思，为此他被会议主持者赶下讲台，现在村上还有很多人可以作证），可是如今必须经受如此残酷的专政，爸爸说小爷的苦，要怪就要怪他一张不服气的嘴，意思大概就是说不能怪这大革命的残酷吧，一个大暑天，从午间到傍晚，被罚跪太阳下，脖子上还要用铁丝挂上一块不算太小的上书“四类分子”的木质黑板，不过那一次的一个细节让我今天还觉着人间还残存一丝人性之光，接近傍晚的时候，一个复员军人趁革命者不注意时给偷偷地给小爷一木勺子水，要知道当时，在革命者眼中，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只是资产阶级虚伪的反映，一切地富反坏都要被打倒并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外婆家所在小镇的两个“四类分子”的“批判的武器”与小爷相比稍有创新，相同的是双手反绑，不同的是不站凳子不吊树，绳子跨过戏楼屋檐，突然高高拽起，惨叫，放下，再高高拽起，再惨叫，再放下 … …

同胞相残，手段之毒辣，丝毫不亚于当年日本人残害中国人，今天我们口口声声谴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可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民族所犯的罪，国家只消简单的拨乱返正就能继续显示他的伟大光明与正确，不但没有一个人作出忏悔反而很多人竭力掩盖否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直面历史而不是粉饰历史掩盖历史，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全面实现和解，从而建设宪政的和谐社会，尤为重要！

1976年9月，我记不清是9号还是10号的下午放学路上，一个噩耗传来，我们一直以来喊惯了万岁的老人家，在这一天，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了，小小年纪的我直接就是惊呆了：失去了舵手，国家将走向何方！接下来的几天里，全村防震棚里的老老少少都是同一件事，折白纸花，大家伙还不断比较着谁的纸花重瓣漂亮谁的纸花圆润丰满；再过了几天，大队会场设起灵堂，面有菜色的乡亲们抽泣不已，更有悲痛欲绝者当场“昏倒”，站在学生队列中的我，也一声声嗅动着鼻子。

庆父虽死，民难未已，1958年1月9日，毛泽东签署1号主席令，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然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剥夺了农民的自由迁徙权，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同年10月起，土地农具收归集体，全面实现公社化，从此，城乡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这道墙，彻底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多数国民，排斥在国家的公共福利之外，束缚在他们曾经梦寐以求的土地上，成为纯粹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道墙，至今未倒！

多少年如一日，农民在集体的土地上日夜耕作却收获微薄，不论生产成本如何，国家长期以平均每斤1毛钱的价格向农民强制征收稻麦（公粮），除此之外，农民还要长期无报酬承担水利工程道路交通厂矿建设的土建劳役（国家提供伙食，所记工分由各生产队在出售公粮所得中进行分配），根据乡志记载，1951年至1977年间，单援外水利工程就累计征用民工17108人次，累计完成土方785962方，平均每年633人次每人次46方，援外人数最多一次2450人，援外土方最多一次120000方，近则邻乡远则跨县；本乡的筑堤开渠挑高塞低修路建厂则无一不花费大量的劳力，动辄三千五千人次最高年份达七千人次，他们肩挑手推，稍有不慎还要被绑起批斗（73年冬父母在离家不是太远的工地上挖河，因为全家出动，所以我跟妹妹也一并带去，一天下午跟其他小伙伴正在父母挖出的平台上玩的时候，突然听到口号声，原来一个五十来岁的邻居被五花大绑批斗呢，那情景让我今天想起心里还是忍不住发麻）。

父老乡亲的血汗终究没有白费，它凝结成良田万顷、凝结成河道沟渠、凝结成厂矿企业、凝结成公路桥梁、凝结成我们国家在一张白纸上构建起来的现代工业体系、凝结成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出售转化为GDP的国有资产，可是我的父老乡亲，你得到了什么？

从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的近乎二十个年头，夏季分配约0.18元/工分，冬季分配约0.4元/工分（均含外出劳役工分），除去口粮，部分社员就要超支（就是说一年劳作不抵一家口粮，倒欠生产队），全家年收入在几十到两百就是让人很羡慕的家庭了，我村年收入最多的家庭就是刚才所说的那家富农家庭，托毛主席的福，三个年副力壮的儿子个个讨不到老婆提前为咱国家人口政策作出贡献，一个女儿在那年代当然也是战天斗地英雄，富农老婆虽说年纪大了些许可还是没到失去劳力的时候，因而全家个个是劳力，并且大多强劳力，年初三干到大年夜，常常还要开夜工（双抢季节过后的雨天除挑选粮种等等适合的农活之外也偶有休息），全家一年竟然超2000工分，打掉折扣（一般“四类分子”家庭折扣大），年收入四百出头；我家虽说是个大家庭，一家九口三代同堂，但是我跟妹妹非劳力，再扣半个老太的口粮钱，全家年收入常年在三百元左右。

或许有人会说，收入低了点，但是国家也有一些农村福利政策，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国家的福利政策吧：

无子女老人享受五保待遇——五保待遇实际是生产队内部统酬互助，没有国家一分投入。

农村合作医疗——只听说过这个名词，普通社员没听说有谁曾经享受。

低收费水平的教育——小学教学用房，基本上都利用原来的庙宇或者祠堂，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危房实在不堪再用，改造经费仍要靠村民捐助，教师基本上都是代课或乡民办，人员经费由本乡解决；中学建了些简易平房也分配了一部分公办教师；也就是说，除了少量的公办教师工资及少量的公用经费，农民的教育，基本上要靠农民自己去办。

或许还有人说，农民不是拥有土地么？自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民土地收归集体，属集体土地，我们看看集体土地的性质吧，所谓集体既不是指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或一些人，也不是指集体中的所有的人（与人民这个崇高而又神圣的概念一样！），所以集体土地不属于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人，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或所有的人，都无权处置集体土地、变更土地使用方向，即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分田到户，实际名称叫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依然没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土地，对土地而言，农民拥有的只是有限制的临时的租种权。新千年来日新月异的城市化以及高速增长的GDP所依赖的，正是这些权属模糊的大量的廉价的集体土地！农民拥有的，除了通过劳动提供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产品以及廉价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农民才是我们国家最彻底的，无产者！

毛泽东是农民的大救星，别逗我了，除非你能证明我所说的全是谎言，或者证明我家乡的情况只是特例，再或者你就干脆直接告诉我，让农民以这样的方式做农民，就是拯救了农民！

毛泽东，你将如何写入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