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副市长陈若杨简历:我为病重的中医开处方(下)

◎王世保
处方5
调整战略 由客返主
现代医疗作为维护全体国民健康的公共事业，其管理必然要由国家机构来负责。我国目前从事医疗管理的公共机构主要有卫生部、科技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其他相应的地区管理机构，这些机构负责为我国的医疗事业制订定发展战略、目标和相关的方针政策，分配那些推动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和进 步的社会资源。因此，我国医疗事业的成功与否是直接由这些国家公共管理部门来决定的。
中国的医疗事业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就是中、西医 两种医疗体系并存，共同维护国民的健康。既然是两种医疗体系并存，我们的国家医疗管理部门理当分别按着各自的特征进行有效的管理，推动两种医疗体系的进步 与发展。但作为这两个医疗体系之一的中医却在现代社会中日趋式微，走向衰败。本是健康的两条腿走路，现在却变成了一腿独大的局面。既然中医归于国家的公共 医疗管理部门管理，那么中医出现今天这样的生存困境必然与其制定的发展政策有关，包括那些发展中医的法规、资源分配方式、发展战略方向和路线、研究环境等 诸多方面。我们必须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与研究，指出这些有关中医的公共管理措施存在的缺失和不当之处，进而为中医的发展明确正确的发展战略方向。
“反主为客”、“中医科学化”导致中医异化
任何政策的制定，其方向与具体内容是由制定者的意识形态来决定的，谈到中医政策的制定，我们就必然想到中医政策制定者所具有的具体意识形态。
中医科学化的发展路线是在1950年的全国第一次卫生会议上决定的，并上升为国家发展中医的指导方针。对于这次对中医的兴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我们必须详细了解其参加者的时代背景才能理解这次会议所制定的中医发展思路。
在近代，中国悲惨地遭受了已经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面对日益走向强大的西方国际社会，民族生存的危机感导致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普遍 地怨恨和蔑视自己的固有文化，他们需要在中国传播方西方文化知识，尤其是科学，进而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固 有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中国固有文化从此退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而以科学和民主为主流的西方文化思潮便取得了主流地位。中国近代悲惨的遭遇使得中国人产 生了一种文化自卑感，这种文化自卑感既而导致一种民族虚无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的固有文化是落后的，是需要被淘汰掉的。出于一种文化的自卑，我们不仅在经济 上要向西方国家看齐，而且在文化上也要向西方看齐。西方文化也就成了中国人衡量自己文化的标尺。由于中医并不符合西方自然科学的衡量标准，为了能够继续生 存下去，在来自诸如余岩等西化人士要求废除中医的强大压力下，中医学界自己提出了科学化中医的发展思路，要求中医接受科学的改造，进而达到符合科学要求的 标准。
然而中医科学化发展路线并没有顾及中医理论与科学具有本质性差异的特征，完全是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而提出的。因此，中医科学化只是当时的中医学界在一种文化自卑的心理作用下，把科学作主、反中医为客，对中医进行异化性改造的苟且求生的做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便把当时中医学界内部那些已经具有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医人士提升为主导中医发展的核心成员，如陆渊雷，让他们为中医的发展制定方针政策。这就是当时全国第一次卫生会议召开的有关中医的时代背景。
在那些具有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医人士的主导下，1950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卫生会议把中医的科学化路线上升为国家发展中医的政策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中医科学化的政策对中医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提出了中医的发展方向和几个具体的内容：
中医药理论必须在科学和西医理论中得到合理的阐释；
中医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必须按着西医的路线走；
中医药理论必须按着西医理论的形态进行改造。
这三方面的内容，决定了建国后中医的发展趋向，也正是这三方面的内容导致了以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医西化与异化。
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去反思一下中医已经走过的半个世纪有余的发展历程，就不难看出这种当时出于苟且求生的目的而提出的“中医科学化”路线对中医的消极作用：
它通过对中医药理论的现代科学阐释，一方面占去了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一方面淡化了研究者的中医理论思维方式，这两方面都减弱了研究者自身的中医特征；
它按着西医的管理体制来管理中医，违背了中医自身的发生规律，结果把一些合格的中医工作者排除在行业之外，导致中医队伍和医疗阵地严重萎缩；
它按着西医的教育模式，采取学院化教育，对广大中医院校的中医学生教授大量的西医知识，以致教授出来的学生不能很快发挥作用，多数转行成为西医或者另谋他途；
它对中医理论进行西医形式化的改造，违背了中医自身的特征，导致了中医优势的丧失；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改变那种有着严重缺失的发展中医的路线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只有改变这种中医科学化的路线，中医的发展才能回到自身的轨道来。
树立文化主体意识，走复兴-发展战略
中国固有文化的衰退导致了我们偏离了自己的文化中心，反主为客地从西方文化去审视中医，导致走向那种名为现代化实为异化中医的中医科学化之路。中医的衰败 要求我们改变中国当前的文化一元论的现状，实现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兴，做到多元文化并存，树立中国固有文化主体意识，从文化自卑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彻底改 变人们对中医的西化意识，既而让中医走向符合自身文化特征的复兴-发展之路。
要彻底改变中国人对中医西化的态度，就必须要树立起中国固有 文化的信心，这就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重新认识。我们不仅要充分地认识到中国近代的悲惨遭遇是东西方文明差异导致的，并不是中国固有文化落后的原因； 而且还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医与科学是一种并列的认知体系。
有了对中国固有文化这样的充分认识，我们才能走出近代文化自卑的心理阴影，对中国 固有文化树立起自信心，既而把中医从那种异质的西方文化氛围中拉扯出来，由客变主，从中国固有文化的角度提出符合中医自身文化特征的复兴-发展(生存形 态)模式。这种复兴-发展战略将会与那种异化中医的现代化思路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如：
根据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制定宽进严管的相对自由的行业准入制度，而不是完全照搬西医的执业医师模式，让那些师承和自学的民间中医可以在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的前提下合法行医，让其继承着中医自身的特征。
制定合乎中医自身文化特征的研究机制，废止那些毫无意义且浪费国家资源的科学性证明研究，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扶持中医教育和中医临床研究之中。
彻底改变各大中医院校西化教育的现行模式，加强中国固有文化和中医经典的教育，回归根本，为中医的发展提供扎实的文化基础。
废止中医标准化研究，让中医回到个体化治疗的状态之中。
处方6
放宽准入 壮大队伍
中医救死扶伤的社会功能最终是通过中医理论的载体——— 一支有着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中医队伍来实现的，他们既是中医生存的基础，也是中医创新 与发展的根本。推动中医发展的最根本因素还是人才，而中国目前的中医工作者由新中国成立前的80余万锐减到现在的20余万，这种不断萎缩的现象表明了中医 不是在发展，而是逐渐成为中国边缘化的医疗体系。
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进行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其他一些文化环境和教育体制的问题之外，中医现行的管理体制是一个主要因素，照搬西医的行业准入制度导致了大量民间中医不能行医。
民间中医是发展中医的主力军
在现代社会中，每一种行业都要根据自身的特征制定自己的行业准入制度，这种行业准入制度通过一些设定的条件限制行业人员的数量，进而提高本行业的技术水平 和人员的素质，达到对本行业的保护。但是，中医的行业准入制度并不是根据中医自身的特征来制定的，而是完全照搬西医的模式，比如必须有中医执业医师证的中 医工作者才能够开办中医诊所，进行合法的行医。必须要有正规的中医院校中医专业的毕业文凭，也就是必须要有学院教育。这种规定事实上是出身于中医院校的学 院派中医对中医行业的无理垄断，它把大量的依靠师承和自学成才的中医排除在外，而这批中医工作者往往却是继承中医的主力部分。
中医执业医师必须考西医知识。大量的西医知识也是对那些师承和自学成才的中医工作者的限制。
这种中医执业医师制度也是那些接受学院教育出身的学院派中医占有了国家中医药发展资源的支配权力后，按照西医的行业管理模式从学院教育意识出发制定的行业准入制度，它完全违背了中医不同于西医的发生规律。
首先，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师，必须要先掌握一定的中医理论知识，然后在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具有个性化特征的临床诊疗经验。由于中医理论不象西医那样纯粹 是从实验室和临床上经过试验总结出来的抽象的理性的知识，它更多地是来自于对自然万物的直观体悟，因此掌握中医理论就不象西医那样需要具有一定的实验资 源。“秀才学医，笼中抓鸡”，这就是说只要一个人掌握了大量的中国固有文化知识，如果他对中医有兴趣，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中医理论，学到在临床上所需的知 识，既而从事中医临床诊疗。
在我国的中医学发展史上，推动中医发展的中医大家多是来自于那些具有深厚的中国固有文化理论并对中医感兴趣的 自学中医者，他们虽然没有经过师承训练和象现代学院教育那样的正规培训，但他们却具备了比接受学院教育的中医学生所掌握的范围更加广泛的知识，具有理解和 领悟中医理论知识的优势。所以，无论是从领悟能力还是从知识范围方面来看，他们都要胜于那些中医院校的学生，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另外，由于中医的四诊简单，不需要西医那些昂贵和专业的仪器，并且所用的中药皆为天然植物，那些自学成才的中医也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中医知识给病人看病，这就为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医疗经验。
从这两点来看，那些具有深厚的中国固有文化基础，并对中医感兴趣，通过自学中医，进而在生活中给身边的病人看病的自学成才者，也是中医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个群体往往是中医队伍中最具有创造力的，因此他们往往也是推动中医发展的主动力。
学院派中医以自己狭隘的意识排除了那些通过自学成才和师承的中医工作者，他们因没有接受过中医的教育被排除在行医的队伍之外，但他们对中医的发展而言却是最具有活力的。发展中医的主力军应是这些通过师承和自学成才的中医群体，而不是那些已经被异化的学院派中医。
因此，中医要想得到有效地振兴，中医的行业准入制度就必须打破这种学院派中医垄断行业的行为。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必须重视这支对发展中医而言最具有活力的民间中医，必须建立有效的准入制度和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这是振兴中医的关键。
放宽准入，多种途径壮大中医队伍
振兴中医是一件利国利民、造福于人类的事业，尤其是在面对西医医疗体制所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困境局势下，我们更需要壮大中医队伍，充分发挥中医简、便、廉、验的优势，既而解决我国的医疗民生问题。
为此，我提出以下几条可行的措施：
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应当给这些刚从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学生处方权，让他们能够直接进入临床实践，积累经验，及早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诊疗特征，既而做一个合格的为民众健康服务的中医师。
打破学院派中医从学院意识出发制定的行规，允许那些没有医学文凭和西医知识的自学成才者、师承者在民间自由行医。中医既是一门理论性学科，也是一门技术性 较强的学科，后者强调的是经验性，在临床实践中那些理论性较强的医生在疗效上往往不如那些经验性较强的医生，而资格考试往往倾向于前者，对后者却不利。这 就是为何有些是主任医师的医家疗效也是平常无奇，而那些不能通过资格考试的土中医却能疗效卓著。中医行医自古就是自由的，民间中医自发地发挥着基层医疗的 作用，这符合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采用西医的管理体制对中医行医设限，导致大量的祖传中医和自学中 医者不能行医，这是中医队伍的一大损失，也是广大疾病患者的损失。由于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下的医学，所以在治病方面各有优势。一些在西医看来是 大病难以治愈的，往往在中医这里并不是难治，一个治疗水平高的中医往往能让得大病的患者花费很少的费用就能治愈。我们今天要振兴中医不可能依靠那些逐步西 化的学院派中医，而是要依靠千千万万的民间中医。没有民间中医的兴起，中医的复兴也无从谈起。为了促进民间中医的发展，既而壮大我国的中医医疗队伍，国家 应该废止那些效仿西医强加在中医头上的行医限制，允许民间中医行医自由化。
行医自由化并不是一种绝对地自由化，不是让那些毫无医疗知识和 医疗经验的人对患者进行任意坑骗，它与“宽进严管”的政策是相须的。行医自由化必须依靠法规限制在具有一定的医疗知识和医疗经验的人士范围中。对于这些民 间中医的准入，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那些为了谋财而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这就需要：
申请者必须有当地患者被治愈的证明，这种证明应由当地管理部门证实，如果出现虚假，当地管理部门要负连带责任；对其进行基本的中医知识笔试和口试，考察其掌握的基本知识。
允许中医自愿开诊所。医疗资源属于稀缺资源，那些患有疾病的患者(尤其是那些患有重病和急危病的病人)往往需要就地就医，我们必须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多的 医疗资源，否则会不利于国民健康的维护。为了丰富我国的医疗资源，改善国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国家应该根据国情和中医自身的发生规律允许各地中医 自愿开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