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乐国民村镇银行:20世纪30年代～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形态(6)_马克思主义哲学_C...

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哲学思想深受张申府的影响，但他更进一步“企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构造一个‘三结合’的体系”。[53](P自序4)在抗日战争岁月，张岱年在困居北平的艰难环境中，完成了由《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所组成的《天人五论》，建构了一个新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在于通过对本体观念所作的重新解释，唯物而辩证地说明世界的存在。
张岱年认为，人们常说的存在，既与“凡有”同指，又与“实有”同指。“凡有”与“实有”，是蕴含与被蕴含的关系。“统所感所思之一切，谓之凡有。……凡有之中，虽为所感所思，而可证其为不待感思而有者，谓之实有。”[54](P327-328)“实有”就是由经验所证明的离人的感思而独立的有、存在，是一个客观世界。张岱年指出：“实有之究竟有四，即事、理、道、天。”[55](P131)所谓“理”与“事”，就是共相与个体实在的关系；所谓“道”与“天”，就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这都是本体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张岱年认为，“实有”起于“事”，是由“事”构成的，“实有”之一切皆是“事”。就“实有”而解析之，至于无可再析，则见一切皆“事”。“事”来自怀特海、罗素哲学中的“事件”(Event)范畴，而经过张岱年的吸取与改造，成为“实有”即客观世界最小的个体存在。张岱年认为，在“实有”中，“事”与“事”是相续的，这即是“事”与“事”相异。相异之“事”，不仅一“事”，而为多“事”。这种种不同的“事”的相续，就构成了“实有”，构成了客观世界。在这里，“事”起为“实有”；“事”过则由现存转为非现存，但并非由“实有”转为“非实有”，而仍属“实有”。也就是说，“实有”包含了历史性。所谓“理”，就是“事”“事”相续中之恒常，多“事”同有之共通。因此，“理”又称之为共相。由于“事”“事”相异，存在着种种不齐，因而其异中之同，亦有种种。此诸“事”共有此常，彼诸“事”共有彼常，常与常不同。这种常，是“理”的表现。因此，“理”有多而非一。此诸“事”共有此常，即此“理”显于此诸“事”；彼诸“事”共有彼常，即彼“理”显于彼诸“事”。此“理”显于此而不显于彼，彼“理”显于彼而不显于此。总之，“理”以“事”为本，总是体现在一定的“事”中，不能超乎“事”之外，更不存在于“心”之中。这样一来，张岱年就通过“事中有理”、“理在事中”，强调了共相即寓于个体实在之中，不能离开个体实在而独存，而先在。
张岱年认为，所谓“道”，指永显的恒常。“道无所不在，为一切事物所共有之恒常。……道统贯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皆具涵道。”[56](P126)因此，“道”统涵一切“事”与“理”。“道”又可称之为“至理”。所谓“天”，就是“大一”，即统合一切“实有”，又叫做“全”。“大一”之“全”，不是传统形而上学讲的那种绝对的不变的物质实体：一方面，“大一”之“全”是一切“事”与“理”的总和；另一方面，“大一”之“全”更是尚未定成的，且永无完成之期。因此，“大一之全，乃至全之全，而亦是不全之全”。[57](P130)这样一来，“天”所包括的一切事物，都有起有过，有始有终，因而是有待的、相对的；“道”作为一切事物永显的恒常，无起无过，无始无终，因而是无待的、绝对的。统一切有待谓之现象，无待谓之本体。现象与本体有别，但皆是“实有”。张岱年说：“天为事之全而涵理于中，道为理之极而贯一切事。天与道皆可谓统乎事理。而道实在天之中。”[58](P131)这样一来，他就把“道”寓于“天”，把本体还原为现象，在有待中见无待，在相对中见绝对，对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作了崭新的说明。
张岱年进而指出，“实有”的客观世界是一个历程。“事起起不已，谓之事之相续。事之相续，谓之‘历程’，亦曰‘流行’。”[59](P121)“事”的流行犹如川之永续的大流，“事”逝逝不已，亦现现不已，前“事”甫逝，后“事”即现。“事”与“事”继续不已，即时间继续不已；随时间之继续，空间亦继续不已。宇宙就是永久无息的由过去到现在、由现在到将来的历程。离开这“事”“事”相续、生生不已的历程，就无所谓“实有”，无所谓“全”。在他看来，既然宇宙是“事”“理”浑然俱在的永恒历程，那么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就已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也就是说，共相即在殊相之中，本体即在现象之中，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者之中。
张岱年的这些论述，对于世界的存在作了唯物而辩证的说明，特别是对当时在中国哲学界颇有影响的新理学主张的“理在事先”和新心学主张的“心即理”，都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上提出了具有中国哲学意味的深刻批评。这不仅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即使是在今天看来，其间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黄枬森把《天人五论》称为“中国式的辩证唯物论”[60](P19)，确实是中肯准确的评价。
五、局限与启示
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所做的这些探索，当然也有时代的和思想的局限。其中突出一点，就是他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解释，往往采用从西方哲学史中概括出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与联系作为框架，来发现中国哲学史中与西方哲学史相近似的内容，而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质，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许多合理的活东西是难以用这个框架作出发掘的。这些局限性，在最近十年中受到了多方面的诘难和批评，以致演成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