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坐车到白水镇:[转载]文革：海归交响乐指挥哼着《英雄交响曲》与《庄

   怀着深深的敬意读完了这位音乐人狱中难友的缅怀文章，无比沉重。故转载。 

                             缅怀音乐家难友陆洪恩

    奥地利是音乐之乡，踏上这片土地许多人都是带着轻松、兴奋的心情，而我的心却是特别的沉重。因为当年文革中被残酷迫害死的难友、上海交响乐队副指挥陆洪恩从入狱起那天经常吟唱着贝多芬的乐曲向黑暗挑战的画面，至今还深深地烙在我记忆的深处。从他身上，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对正义的渴望。

1968年4月陆老师临赴刑场前，托我帮他完成二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第二件，帮他寻找文革初被“扫地出门”去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这位1954年由陈毅市长任命的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兼副指挥陆洪恩，在监狱苦难的生活里经常跟我讲起在维也纳这座音乐摇篮里发生的故事，常常幻想着这片音乐之乡，希望自己的灵魂也能飞到这个一生向往的音乐摇篮。我这次走访奥地利，就是想帮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

真言获罪

    1966年5月28日那天，上海交响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16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天学习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陆老师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放心吧，爸爸明白。”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他的人格，并大肆的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老师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又说了真话。他表示，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我认为邓拓讲对了。”“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简直如捅了马蜂窝。为此，陆老师被单位革命派以“现行反革命罪”押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众所周知，那时的革命样板戏，是自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亲自缔造的。抵制、反对革命样板戏，岂非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罪？这位饱学经纶的天主教徒音乐家可说是自投监牢了。别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音乐家关入牢房后却依然非常乐观，不以为然，照样我行我素，耿直地批驳革命样板戏。

    67年至68年间，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纷纷到一所来争夺一些有名望的人，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以显示各派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老师，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却顾不得自己伤痛，慷慨激昂地告诉我们，他是贺绿汀的陪斗对象。他一向尊重贺绿汀，所以虽是师兄弟关系，后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革命师生责令他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绿汀表功，说贺绿汀是大好人。怒不可遏的红卫兵对他拳打脚踢、狠毒施暴。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毫不记恨在心。后来又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这位音乐家却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革命造反派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造反派们疯狂叫嚣：“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当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脑袋被打得红肿起来，嘴唇被撕裂开，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我们劝他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但他却苦笑着，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由于他被打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他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全身被打得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造反派看守还要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背铐是很重的惩罚，血液循环受阻，长期血管会又肿又胀，痛起来钻心刺骨。有时，他刚松铐几天又被立即铐上。就这样他长时期地遭受着内外摧残，看守却还在牢房中狠狠地训斥：
  “每次批斗，每次都不老实，还要放毒，非得反铐不可！”

    批斗、毒打、反铐，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陆老师这位身体本来纤弱的中年学者背已弯驼，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他是个天主教徒，我发觉他在学主耶稣，在监房里经常祷告、交托主。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我是音乐家“邻座”，二年中难友生活我一直把他当“良师”，也知道了他的一生经历。陆老师出身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从教会徐汇中学毕业就考进上海音专。他曾当过《时事新报》记者，1950年1月，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步入了人生的辉煌期。”在上海交响乐团，陆洪恩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开始他担任的是定音鼓演奏员，1953年任上海乐团副指挥，第2年被上海市长陈毅任命交响乐队副队长，这时他才36岁。他曾为招待国际级人物经常与苏联、捷克、波兰等音乐家代表团频繁联合演出。1959年国庆十周年，陆洪恩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成功地创作了大型管弦乐《年年欢》。当时电台实况转播了《年年欢》，那欢快明朗的旋律在上海上空回荡，把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赤罩奶宦对谇f万人民面前。他的指挥艺术和他的音乐作品令当年上海的许多交响乐爱好者久久不能忘怀，他成了市政恊委员。

    1951年陆洪恩和黄贻钧都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毛泽东发起全国批判《武训传》时，俩人都写检查受批判，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
          巳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
          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
           .............................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
          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
          活鬼闯祸，带累死人。
          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
          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
          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作者注：该诗宜用上海话念！）
   这首诗后来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1957年反右整风时，陆洪恩又跟黄贻钧跳出来主张乐团“指挥负责制”和“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他俩都要为“争取在十年后（1972）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陆洪恩甚至向党委提出：“乐团每天5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他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当时，他与黄贻钧有意识地常常借故让乐团停止一些政治活动，不开会，所以避免了该团任何人被打成“右派”！但是，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也都被认为是“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1962年，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直率地说：“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这在后来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

     我是他二年中最知心的小兄弟难友，一直在照顾他生活与关心着他的不幸遭遇，可我发现他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他告诉我，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人间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虐。他所在学院的红卫兵学生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音乐家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我的师兄与老师，他是我国爱国爱党的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灭绝人性的凌辱与暴虐，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他对江青很熟悉，听他说见过江青多次，他一针见血地抨击她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音乐家告诉我：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艺名“蓝苹”，充其量只是一个二流明星，并有过多次风流新闻。后来同当时文汇报副总编马纪良（笔名唐纳）结婚没几天，竟出走“投向革命”来到延安解放区，这个巫婆不知用什么手段得宠于毛泽东。当时党中央政治局明文规定她只照顾毛泽东起居生活，而不准参与党中央高层的一切政治活动，所以直到解放初她还是个无名之辈。谁知这个一向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女人一旦得到毛的“令牌”、被封为“旗手”后，第一是报复，第二是掩饰。她千方百计掩饰自己过去的丑恶行径，对当年稍知内情之人极尽打击报复。文艺电影界首当其冲，上官云珠含冤跳楼自杀，郑君里惨死狱中，顾而已悬梁自尽，舒绣文被逼死，赵丹被囚牢笼，甚至连帮助过她的保姆都不放过，秘密抓进秦城监狱 ……所有她二、三十年代的朋友同事都遭殃遇难。这时她双眼已发红，成了一个肆意复仇的“女魔”、随时可咒人致死的“巫婆”！毛泽东指使她搞的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知识分子的命”，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遭遇的一场空前的反革命劫难。讲到这里，这位音乐家、指挥家情绪极其激愤地：“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斩钉截铁地说完，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好似吐出了一肚子恶气，嘴里还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的美妙乐曲之中。

狱中亦歌

   音乐家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他每天都会哼唱《英雄曲》与《庄严弥撒》，他说这二首作品最能代表大师向黑暗挑战、不屈不挠的英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曲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陆老师还跟我讲起他在奥地利学术交流期间的美好情景，说起维也纳的美丽、高雅和繁荣，是全世界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非常向往的“音乐之都”。整个城市，不管富人、穷人都热爱音乐、市民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聚集在公园，广场或者街角，观看各类艺术表演，如音乐演奏、流浪艺人的各种表演。

     陆老师还生动告诉我音乐神童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故事，莫扎特4岁弹琴、5岁能作曲、6岁跟父亲到维也纳举办音乐演奏会、10岁时整个欧洲都知道他大名。他写过几十部交响乐、协奏曲、歌剧、弥撒曲——到20岁的时候，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的伟大名声响遍世界。1781年少年贝多芬前来维也纳拜访求教，开始考试没有引起莫扎特注意，当贝多芬自由即兴演奏时，莫扎特对客厅里几位音乐家说：“请你们注意这个少年吧，有一天他会让全世界对他刮目相看的。”陆老师还特别喜爱哼唱莫扎特35岁那年，终因积劳成疾、病死前完成的最后一首《安魂曲》。

      陆老师告诉我意大利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历史的进步。人文主义者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在各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产生了无数杰出的音乐家。他详细地介绍了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尽管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听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众多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无不使我肃然起敬、大开眼界。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所谓“摧毁一切封资修”的残暴言行那样刻骨气愤与极端反抗，为什么无比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对江青一伙灭绝人类进步文化、赶尽杀绝优秀知识分子的反动恶行洞若观火。所以他宁做他们所说的“反革命”，也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批斗部门认为他越顽固越反动就越要狠斗毒打，就这样，音乐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头发快速变白，四十九岁的人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衰老。但是无力动弹的他还常翕动嘴角，低哼着《英雄交响曲》、《庄严弥撒》，似乎想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强劲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在我看来，音乐家没有了音乐等于断了他的经脉。


 夜留遗愿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把陆老师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老师，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我主动上前去喂他，谁知看守凶狠地训斥“不许！谁喂他饭就惩罚谁！”
     陆老师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眼见奄奄一息的音乐家委实不想活了，我无数次悄悄劝阻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忍着一时之辱，不要公开抨击‘文革’，是有机会出去的。”我坐在他旁边，一直在照顾他，关系又好，同监牢友知道我的话对他可能有用，要我几次劝他：“为了儿子，你应该活下去。”可音乐家对我的好心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

      反铐着双手是无法着地睡觉的，所以每当夜深大家睡后，我都会悄悄地帮音乐家把反铐转成正铐。那天夜深帮他转铐时，他悄悄地告诉我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二件事，第一帮我找到‘扫地出门’、被迫去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么样死在监狱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奥地利，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陆老师的话里，我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我发觉他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疯了，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开始精神意识失控了，医生给他吃药退烧都无用。我们也无法阻止他，大家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大义危言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训导员把我们监房里关的14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责令个个席地而坐。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老师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言论罪”，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
   “1144（陆老师在监狱里的编号），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我们同牢房的13位犯人个个提心吊胆，惊恐莫名。照这几个月陆老师的态度，根本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能表什么态呢？

    训导室内仅仅沉默了一、二分钟。陆老师这位铁骨铮铮的音乐家像一个临死人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他根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热血沸腾地冲天长啸、滔滔不绝地直抒胸怀，发表了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他口若悬河，激扬慷慨，句句惊心，不仅震撼了我们所有的人，而且连主持逼审他的三个人也目瞪口呆地听他连珠炮似的演讲。其中一个沙沙不停地记录，竟谁也没有打断他的话。

     这位音乐家痛快淋漓地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他说，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搞专政。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国家还为人民搞过什么好事？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老师话音刚落，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他足足演讲了15分钟！这在一所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特异场面。我们所有政治犯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我想陆老师与我辉哥一样，又是个不怕死的铁骨义士，誓死“尸祭文革”，英勇抗争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似乎坐在我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他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一直在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你1144死到临头了！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我们都记录在案。”“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都为知识分子，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老师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我们被赶回牢房时，陆老师还坐在地上，似乎恶气一吐为快，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我们大家深深为陆老师叹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我们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吐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比起他来，我们是胆怯的，是苟且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我们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我与3座胡懋峰（一年后在文化广场同样走上死路）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我躺在老陆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